刘妙

[摘要]昭君出塞的线路，史书没有记载，所以难以确认。昭君出塞路线需把握五点：一是把握汉匈官方交往的线路。昭君出塞是官方行为，如果《汉书》记载中确有一条官方交往的线路，那么，这条道路就有可能是昭君出塞的线路；二是昭君出塞之前，匈奴曾处于分裂状态，匈奴分裂和一统的历史时期是重要的历史背景因素；三是《汉书》中对朝贺西汉的匈奴右皋林王东渡黄河返回匈奴的这一记载，确认为汉匈官方交往线路的重要节点；四是《汉书》关于奉车都尉班伯到定襄护卫昭君夫婿复株絫单于入境的记载，作为推论的重要线索。五是根据昭君于正月出塞的时间背景，认为东渡黄河的线路海拔较低，相对温暖，可以避开春寒料峭的气候。

[关键词]昭君出塞线路；线路前提；线路节点；线路背景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8）06-0012-09

今天，昭君出塞的历史，不仅是民族关系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昭君出塞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与昭君出塞相关的地区，逐渐开始从交通地理学的角度研究考证昭君出塞的线路。由于史书对于这一线路没有明确记载，所以，专家们的相关论著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尽管史书记载汉匈出入往来的道路很多，可是，从长安到匈奴王庭，或从匈奴王庭到长安，都必须要渡过黄河，翻越阴山。东西走向的阴山，主脉坐落在内蒙古自治区，长达千余里，从东到西，有十多个主要塞口；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无论是东西流向，还是南北流向，都有众多渡口。可是，因为昭君出塞，是汉朝和匈奴的官方行为，所以，需要选择一条当时汉朝与匈奴官方交往的这样一条线路。当初，呼韩邪单于在西汉甘露年间，多次从匈奴经秦直道往返长安朝贺西汉，是因为匈奴分裂，秦直道是唯一选择。到昭君出塞时，匈奴已经结束分裂，成为一统，汉匈官方交往，不是仅有秦直道方向，笔者尝试考证昭君出塞的这条线路是：从长安出发-至蒲反（今山西永济县黄河风陵渡过黄河）-经山西北上到杀虎口（今山西右玉县）-入定襄郡（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过境漠南（今呼和浩特市）-出阴山塞（出阴山白道或东西塞口）-进入匈奴辖区-至匈奴王庭（今乌兰巴托附近）。

一、把握推论昭君出塞线路的重要前提

林幹先生分析昭君出塞，随呼韩邪返回漠北单于庭的路径是：从汉都长安出发，过左冯翊（长安东北），然后经北地（今甘肃庆阳）、上郡（今陕西榆林）、西河（今内蒙古东胜市）、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至五原（今包头市），出五原向西至朔方郡临河（今内蒙古临河市东北）、渡北河（今乌加河），向西北出高阙（今石兰计山口）、越过长城，便离开汉地，进入匈奴辖区，到达单于庭。

林幹先生分析昭君出塞，从汉都长安出发，走的就是秦直道。

秦朝统一天下，为了加强全国陆路交通，秦始皇大修驰道、直道，著名的秦直道即是。

《史记·匈奴列传》：“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云阳，古县名，秦置，治在今陕西淳化北。九原为古代战国时赵国的城池，秦置九原郡，西汉元朔时复置九原郡，治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

《史记》中司马迁说的直道，就是秦直道。《史记·蒙恬列传》：“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

《史记·秦始皇本纪》：“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

秦直道在西汉时一直沿用。《汉书》中记载公元前52年至元前50年的三年中，匈奴呼韩邪单于几次从匈奴往返长安朝贺西汉，秦直道都是他的必经之路。

公元前52年（西汉甘露二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归附西汉，先住在五原塞。

公元前51年，正月，呼韩邪单于从五原入朝。西汉征调沿途七郡两千名骑兵陈列于道旁，护卫和迎接单于。呼韩邪完成朝贺任务，驻光禄城一月有余，西返。

公元前50年，呼韩邪单于又入朝晋见汉宣帝，朝贺完毕，因为已经有军队驻扎在匈奴，所以没有再派军队护送。

也就是说，公元前50年之前，呼韩邪单于入长安，均从阴山的西部塞口，鸡鹿塞、光禄塞，走秦直道方向。由此证明，秦直道是当时匈奴与汉朝官方交往的一条线路。所以，林幹先生分析昭君出塞，随呼韩邪返回漠北单于庭的路径，在西汉境内走的是秦直道。

秦直道闻名天下，据考，从汉都到包头，宽30米，全长700多公里，今天被誉为“古代的高速公路”。

林幹先生依据匈奴呼韩邪单于在公元前52年到公元前50年前，多次往返于秦直道的历史记载，来推定昭君出塞线路，这个推理非常正确。

山西历史学家靳生禾、山西地方历史文化专家刘志尧、山西历史文化学者刘溢海共同坚持东渡黄河北上，经山西等地，经蹄窟岭至山西右玉县杀虎口出塞。

蹄窟岭位于山西右玉县城东25公里与左云交界处。据《山西通志》记载：“相传明妃出塞经此，石上有马蹄痕。”

刘志尧《昭君经武州塞出塞考释》一文，认为昭君出塞走通塞中路，过雁门关北行，到达山西平城（大同）和右玉县杀虎口。

刘溢海《昭君出塞路线考》论定：“昭君出塞只能走山西境的通塞中路。”

持此论点的还有多位山西专家学者。

目前，国内专家肯定了靳生禾、刘志尧、刘溢海等专家学者在学术认识上的意义，认为他们所进行的讨论也应当有助于深化对王昭君北上路线这一学术主题的认识，同时指出他们的论证均存在文献史实的不足。笔者认为，专家所指出关于他们“文献史实的不足”的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学习地方历史，写作历史昭君来说，尤其值得借鉴。

二、匈奴的分裂和一统是重要的历史背景因素

公元前60年，匈奴虚闾权渠单于去世以后，匈奴分裂长达24年，直到公元前36年才恢复一统。从分裂到一统的这个历史时期，是考证昭君出塞线路的重要历史背景因素。

《汉书·匈奴传》：“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发过所七郡郡二千骑，为陈道上。”意思是：公元前52年，即西汉甘露二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归附西汉，住在五原塞（在今内蒙古包头西北），恳求愿奉国宝朝贺三年春节。《汉书·纪宣帝》：“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朝三年正月。”《汉书·匈奴传》：“明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朝三年正月。”

《汉书·宣帝纪》：“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狦来朝，……二月，单于罢归。（之）［遣］长乐卫尉高昌侯忠、车骑都尉昌、骑都尉虎将万六千骑送单于。单于居幕南，保光禄城。”

意思是：二月，呼韩邪单于完成朝贺任务，愿居住在幕南（阴山以南），军队驻扎光禄城（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固阳县一带）。住一月有余，西返。汉朝发兵送出鸡鹿塞（在今内蒙古磴口西北）。朝廷派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骑都尉虎，带领一万六千人的卫队护送单于。《汉书·匈奴传》：“以有屯兵，故不复发骑为送。”这时，匈奴郅支单于在匈奴西部建都，成为呼韩邪单于的劲敌。

笔者认为，由于当时匈奴严重分裂，亲近汉朝的匈奴呼韩邪单于，与汉朝官方往来，单于多次入长安朝贺，只能从阴山的西部塞口，鸡鹿塞、光禄塞入塞，走秦直道方向。

匈奴自公元前60年，呼韩邪单于的父亲虚闾权渠单于去世以后，而他的儿子稽侯狦因没能被立为单于，于是开始了单于继位无序的问题，使匈奴全国上下埋下离心离德的祸根。《汉书·宣帝纪》：“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公元前57年，匈奴同时存在的五位单于分别是：呼韩邪单于、屠耆单于、呼揭单于、车犁单于、乌藉单于。《汉书·匈奴传》：“明年秋，屠耆单于使日逐王……乌藉都尉亦自立为乌藉为单于。凡五单于。”

直到公元前36年，即西汉建昭三年，匈奴与呼韩邪单于对立的郅支单于被陈汤杀死，匈奴才开始一统，结束了分裂混乱的局面，恢复了对匈奴全境的统治。匈奴一统以后，匈奴与西汉官方交往，无论出境入境，线路选择有了余地。公元前33年，匈奴一统已有三年。所以，汉匈交往的线路不可能孤独的一条。

《汉书》记载的关于汉朝和匈奴之间出道有很多。从长安到匈奴王庭，或从匈奴王庭到长安，都必须要翻越阴山，渡过黄河。阴山无论走东部塞口，还是走西部塞口，黄河无论东渡或北渡。都可以到达匈奴王庭或匈奴某一个地方。当时匈奴单于庭在龙城东，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但目的不同，走的线路就不同；季节不同，走的线路也可能不同。比如战争，一般出道荒远、崎岖、隐蔽，需要携带大量辎重。

昭君出塞的线路，必须是官方交往的线路。而官方交往的线路，一般分布有较多的行政治所，在交通信息、生活供给等方面，有较好的行途保障。昭君出塞的时间，正值春寒料峭。所以，比较温暖的地域，也是昭君出塞的线路的一个参考因素。

三、朝贺西汉的匈奴右皋林王东渡黄河

返回匈奴是我们推定的重要节点

按照史书记载，当时不是仅有秦直道方向的唯一的一条官方交往的线路。公元前28年，匈奴右皋林王伊邪莫演，到西汉朝贡朝贺完毕后，从今山西永济县黄河风陵渡东渡黄河，返回匈奴。《汉书》中这一记载，应是在秦直道方向以外，探寻与判断汉匈官方交往线路的重要史实与记载，而风陵渡应是我们推论昭君出塞线路的重要节点。

公元前31年，呼韩邪单于在与西汉和亲 两年后去世。呼韩邪生前已将他与大阏氏所生的儿子雕陶莫皋，立为单于的继承人。按照匈奴的习俗，父亲死去，儿子娶后母为妻。雕陶莫皋即位单于后，提出要娶昭君作为他的妻子。《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昭君遵命汉朝，随俗匈奴，继续了她和平辉煌的人生。

公元前28年，匈奴复株絫单于派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到西汉进贡，并参加元旦的朝贺大典。《汉书·匈奴传》：“河平元年，单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献朝正月。既罢，遣使者送至蒲反。”汉朝使者据实奏报。汉成帝让公卿讨论。大臣光禄大夫谷永认为，单于称臣，匈奴成为中国北方的藩国，派遣使者朝贺进贡，无有二心，汉朝对待匈奴的政策，就应当不能再有招降的规定。同时光禄大夫谷永、议郎杜钦，赞扬复株絫单于是一位仰慕仁义的君王。他们将此意见上奏，获得采纳。《汉书·匈奴传》：“遣中郎将王舜往问降状。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

蒲反，即蒲坂，《辞海》：“见‘蒲坂’”。蒲反，即蒲坂，在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黄河拐弯处。相传虞舜都此。春秋属晋，战国属魏。秦置永济县。西汉作蒲反。有风陵渡，隔河与陕西潼关相对。为河东通往关中的要冲。潼关在陕西潼关县北。潼关以西号称八百里秦川。

蒲反在《汉书》中有明确的记载。《汉书·地理志》：“河东郡……猗氏，解，蒲反，有尧山、首山祠。雷首山在南。故曰蒲，秦更名。莽曰蒲城。”《汉书》中还有记载“蒲反”是河东蒲反。《汉书·艺文志》：“《河东蒲反歌诗》一篇。”河东在秦汉时在山西南部，所以，蒲反与河东的地域关系相互吻合。

蒲反历史悠久，远古为尧都之地。西周初年，周成王封自己的弟弟叔虞于唐，称为唐叔虞。唐这个地方，曾是尧的都城。《史记·晋世家》：“唐叔子燮，是为晋侯。”晋侯，叔虞本封唐侯，其子燮父以尧墟南有晋水，故改国号为晋《史记正义》：“《毛诗谱》云，‘叔虞子燮父以尧墟南有晋水，改称晋侯。’”唐朝杜祐的《通典》记载：“河东，唐虞所都蒲阪也。汉为蒲阪县。”

春秋时期晋国骊姬之乱，就讲到晋国的蒲地。晋国国君晋献公宠爱骊姬，骊姬欲立自己的儿子奚齐为太子。公元前665年，骊姬贿赂左右，让他们对晋献公进言。《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与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无主。……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与屈，则可以威民而惧戎，且旌君伐。’”蒲地在今山西永济。南北二屈，北屈在今山西石楼县东，南屈在山西吉县。

战国时期，昭襄王四年（公元前303年），攻占了魏国的蒲阪。《史记·秦本纪》：“四年，取蒲阪。彗星见。五年，魏王来朝应亭，复与魏蒲阪。”应亭，地名，在陕西大荔县境内。此时魏国的都城在大梁，即今河南开封。

蒲反、蒲坂、蒲阪，阅读《史记》《汉书》，查阅《辞海》和相关文献，都解释为是同一个地名。《辞海》：“坂，‘阪’的异体字”。

匈奴右皋林王伊邪莫演到西汉进贡，并参加元旦的朝贺大典，是在昭君出塞后的五年多的时间里，是属于匈奴一统的同一时空。匈奴右皋林王从长安到潼关过风陵渡，这是一条非常古老的道路。

昭君从长安出塞的时间是公元前33年，即汉元帝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到西汉长安。《汉书·元帝纪》：“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汉书·匈奴传》：“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昭君出塞的时间是农历正月，长安的正月称得上温暖如春，是名副其实的春天。

唐朝诗人韩愈作《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韩愈这首清新别致的七绝，脍炙人口。因为秦川大地春天来得早，所以，从长安至潼关，春意浓浓，柳色轻轻，麦田泛绿，碧波相连。虽是初春，这是一条春意盎然的大道。渡过黄河，是春光明媚的三晋地域。昭君与单于在燕语春风中，一路温暖，行进在出塞的路上。昭君出塞，东渡黄河，从气候节令来说，这条线路是比较理想选择。

四、班伯到定襄护卫复株絫

单于入境是推论的重要线索

公元前25年，即汉成帝河平四年，复株絫单于到长安朝拜正月，单于从阴山入塞，将要途径定襄。《汉书》关于奉车都尉班伯到定襄护卫复株絫单于入境的记载，对考证有很大启发和帮助，是推论昭君出塞线路的重要线索。《汉书·匈奴传》：“明年，单于上书愿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赐锦绣缯帛二万匹，絮二万斤，它如竟宁时。”

定襄郡位于阴山以南，史称漠南，属于塞下。定襄郡南，与雁门郡的马邑、善无接壤，西北与云中郡为邻。定襄东境南起山西杀虎口，接蛮汗山余脉东，北到今呼和浩特市东境以东。定襄郡最北端的军事重镇是武皋、武要二县，与匈奴交界。武皋、武要位于今呼和浩特市东的蛮汗山与阴山阙口的大黑河上游。武皋、武要治在今乌兰察布市卓资县。武皋县治在卓资县旗下营镇，武要县治遗址在今卓资县梨花镇土城子村，距离呼和浩特市分别约40公里～50公里。塞下，即边塞，相对阴山以南的地域，即为塞下。

定襄郡地处西汉边陲，郡治成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正北方是阴山白道，定襄是北方的门户。当时，西汉朝廷派遣原为奉车都尉的班伯，到定襄护卫复株絫单于入境。

后来班伯上书表示自己愿意暂任定襄太守一个月，处理民事纠纷。《汉书· 卷一百上》：“河平中，单于来朝，上使伯持节迎于塞下。会定襄大姓石、李群辈 报怨，杀追捕吏，伯上状，因自请愿试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将王舜驰传代伯护单于，并奉玺书印绶，即拜伯为定襄太守。”关于王舜，就是前往蒲反询问匈奴王伊邪莫演归降情况的中郎将王舜。

复株絫单于过境定襄的记载，证明在汉匈官方交往的线路中，定襄处于线路的节点之上。所以，定襄这个节点是推论昭君出塞线路的重要线索。

在定襄郡境内，推论昭君出塞有三条线路可选。一是从马邑向西北行约100多公里，到西汉定襄郡骆县，再向北行约30多公里，到达定襄郡治成乐，可从阴山白道出塞；二是从雁门郡善无县（在山西右玉县）的杀虎口，向西北行约20公里，经定襄郡武城（在和林格尔县新店镇榆林城村），向西北行约30多公里，到达定襄郡治所成乐，向北从阴山白道出塞；三是从雁门郡善无县的杀虎口，向北行约20公里，到达定襄郡武城县，向北行约25公里，到达定襄郡武进县（在和林格尔县黑老窑乡），再向北行约45公里，到达定襄郡定襄县（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再经定襄郡定陶县（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向东北行约50公里，经定襄郡武皋县或武要县出塞，进入匈奴辖境。

从1975年7月25日的一篇报道中获悉，呼和浩特二十家子古城出土了西汉铁甲，还有“定陶丞印”“定襄丞印”“武进丞印”“平城丞印”等泥封。认为这里是西汉定襄郡属县县城。据考，这座位于今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二十家子村的古城为西汉定襄郡定陶（常误为安陶）县城遗址。

定襄郡的武皋（中部都尉治）、武要（东部都尉治）、定陶、定襄、武进（西部都尉治）、雁门郡的平城，沿蛮汗山余脉一线相连，是定襄东部通道。泥封密集一地出土，证明西汉边防郡县交通信息很畅通。同时东道沿途有三个都尉治。都尉辅助太守主管军事，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级别相当于两千石的官员。所以定襄道是理想的官方线路。

从定襄这个节点，也可以从白道以西的阴山塞口出塞。

五、推论汉元帝要为昭君出塞

选择一条温暖的线路

根据昭君于农历正月出塞的时间背景，东渡黄河的线路海拔较低，相对温暖，可以避开春寒料峭的气候。推论精心“打造”胡汉和亲的汉元帝，要为昭君出塞选择一条温暖的线路。

汉元帝有独到的治国韬略。他解决了匈奴的分裂，实现胡汉和亲，延续了边境的安宁。这是汉元帝在西汉治国史上非常有所建树的大事。汉元帝把昭君出塞放到重要议事日程上，做出周详安排。具体有这样几个方面，使我们非常关注：

第一，西汉建立以来，与匈奴和亲的女子，都是无名氏。而此次昭君远嫁匈 奴，名、字、号都有；

第二，将和亲列入国家大事，精心安排，下发诏文，决定赠送的礼物翻一番；

第三，更新年号，改为竟宁；

第四，为昭君出嫁隆重举行婚礼大典；

根据《史记》《汉书》记载，关于西汉与匈奴和亲的无名氏女子分别是：

第一次，汉高帝刘邦因为“平城之围”，订立和亲之约，将宗室的女子，出嫁匈奴单于作阏氏，史书称翁主。翁主没有名字。

第二次，汉惠帝三年，将一名宗室女子为公主，出嫁匈奴单于。公主没有名字。

第三次，汉文帝七年，匈奴老上单于继位不久，汉文帝修复和亲，将宗族人家的女子为翁主，嫁给单于为阏氏。翁主没有名字。

第四次，老上单于死了，他的儿子军臣单于继位，汉朝再次与匈奴和亲。一年多后，匈奴又断绝和亲关系。此后，汉景帝又派人与匈奴和亲，互通边境贸易，送给单于财物，嫁公主给单于，照以前的盟约办事。《史记》《汉书》虽有记载，但公主没有名字。

第五次，汉武帝元光二年下诏问公卿说：“朕曾装饰美女以配匈奴单于，金币文绣赏赐甚厚，而单于承诏之后表现傲慢，侵掠不已。……”这次和亲是否成行，没有记载。究竟是谁，难以推断。

汉元帝与匈奴和亲，彻底改变了从前和亲女无名氏的历史。

在《汉书·元帝纪》中，第一次出现王昭君的名字，是初入后宫掖庭待诏时的名字，为王樯。我们从《汉书》《后汉书》中知道，王昭君是西汉南郡人。《汉书· 地理志》记载：“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为临江郡，五年复故。……县十八：……秭归，归乡、故归国。”《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南郡治所在郢（今湖北江陵东北）。西汉辖境相当于今襄樊以南，洪湖以西，长江和清江流域以北，西至巫山。根据历代有关史书记载，王昭君是今湖北省兴山县人。兴山在汉朝时属于秭归，三国时孙吴永兴三年始置兴山县。在南朝、隋唐、北宋时期，其归属都有变动。到明朝成化时复置兴山县。史料和有关方面考证均显示，湖北省兴山县高阳镇是王昭君的出生地，今更名为昭君镇。王昭君在出塞之前，已经选入汉宫。根据史书记载，也就是西汉元帝刘奭即位以后，她以民间百姓人家的女子选入掖庭。《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掖庭在汉初以前叫“永巷”，汉武帝时改名掖庭。掖庭是皇宫的旁舍，与帝后的寝宫相辅相成，护卫帝后寝宫，通常为嫔妃、宫女所居。《汉书》没有记载昭君入宫之前的名字。笔者认为王檣是由汉宫掖庭按照其家乡地域特点给她起得名字。昭君出生在长江北岸，香溪水边。江河湖泊，轻舟风帆，用檣字作为她的名，形象鲜明，意涵高雅，具有南郡地域文化的特点。生活在汉宫掖庭的王昭君，王檣是她正式的名字。

汉元帝竟宁元年，昭君出塞，不仅有重要的议事日程，而且为昭君的名、字、号都赋予新的内涵。汉元帝还就昭君的身份、地位都使她名副其实，赋予国家使命。

《汉书》第二次出现王昭君的名字是王墙。《汉书·匈奴传》：“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这处记载证明，王昭君出塞时又将王檣一名改为王墙。把“王檣”改为“王墙”虽然一字之差，却赋予新的内涵，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那就是比起坚固的万里长城，昭君出塞，更是一道无形的长城。

昭君初入后宫为掖庭待诏，待诏在这里是等待诏命的妃子、宫女。汉元帝把当时宫中为妃子的昭君，改为汉朝良家女子嫁给单于。《汉书·元帝纪》：“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汉书·匈奴传》：“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良家子是古代家庭出身好的男子或女子的称谓。昭君的“昭”字，在古代是光明如日之意。《说文解字》：“昭，止遥切，日明也。”昭君的“君”字，是古代上层妇女地位的尊号，《说文解字》：“君，举云切，尊也……”在汉元帝的时候，用“昭”和“仪”规定为皇宫增设昭仪的称号，地位相当于丞相，爵位相当于诸侯、王。汉元帝使这种号位从汉武帝时增加到十四种。《汉书·外戚传》：“……而元帝加昭仪之号，凡十四等云，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根据这一记载，王昭君出塞时，汉元帝用最尊贵的“昭君”二字为她的字，奠定了王昭君在汉宫的身份和地位。《后汉书》不以昭君为字，而把“昭君”视为王昭君地位的尊号，而以“嫱”为昭君的字。

历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王昭君呼之欲出。他依据“昭”字的含义，深究昭君和汉元帝这两个人物，完美地诠释了历史昭君的光辉形象。

在昭君与单于隆重的典礼大会上，风姿卓越的昭君，亮丽的盛装，与汉宫相映成辉，这使她更加美丽传神，光彩夺目。《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范晔的这段叙述，从字面看上去和《汉书》差异很大，实质紧扣住了《汉书》的内容。

汉元帝高度重视胡汉和亲，精心“打造”昭君出塞，既突出了民族和合的政治高度，又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丰厚内涵。

汉元帝对昭君出塞的这件大事，可以说无微不至。昭君于正月出塞，尽管长安已很温暖，如果北上，海拔渐高，乍寒乍暖。

《袖珍中国地图册·陕西省》：“关中（渭河）平原，东起潼关至西宝鸡，号称八百里秦川，海拔320米-800米。……一月平均气温……陕北、关中–10℃～0℃。”

秦川东部海拔320米，一月份气温摄氏零度。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汾河流域，最低海拔我250米，比秦川还低。山西省全省一月份平均气温为–12℃～–2℃，海拔最低的汾河流域一月份气温为零下２度。

《袖珍中国地图册·山西省》：“高原山间多盆地……晋中为长达700余公里的汾河所串联的太原、临汾、运城等盆地海拔由1000米渐降至250米。……一月份（全省）平均气温–12℃～–2℃”。相关资料显示，位于山西汾河流域的临汾，二月份平均气温在摄氏零上10度左右。

参考现代地理、气象资料，相比之下，从陕西东渡黄河的线路，海拔较低，相对温暖，可以避开春寒料峭的气候。

推论汉元帝，关于昭君出塞的路线也做了具体的安排。这条线路是：从长安出发，向潼关方向，走关中平原，即八百里秦川的东部，至蒲反（在今山西永济 县）。在黄河风陵渡过黄河后，有山西长达700多公里汾河流域。所经过的运城、临汾、太原等地，都是海拔较低、气候温暖的盆地。然后经雁北至杀虎口入呼和浩特境。

昭君出塞的线路史无明文。可是《汉书》有足够的记载，可以让我们推定昭君东渡黄河出塞的可能性。

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南，有一处郁郁葱葱的园林，著名的青冢-昭君墓。昭君墓最早记载于唐朝的《通典》。唐朝时，单于大都护府（遗址在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是漠南最大的都市，昭君墓在单于大都护府的辖境之内。《通典》是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由唐朝官员杜佑（735－812）撰，历时35年，于公元801年完成。《通典·州郡·单于大都护府》记载：“有王昭君墓。”

昭君陵墓，高大巍峨，堪比帝王陵墓。昭君出塞巩固了匈奴和汉朝和好的关系，使百姓安居乐业，牛马遍野。历史记载昭君的人生，攸关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所以昭君能名垂千古。作为宁胡阏氏的昭君，也为匈奴的国家、人民做出了奉献，所以，昭君是一位和平的使者。昭君获得世人的永久怀念，所以，昭君永远留下一座民族和睦，民族团结的丰碑。随着昭君文化的广泛传播，其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所以昭君文化与一带一路倡议研究，也引起各地专家的重视。笔者认为对于昭君出塞，只要考证有据，多一条昭君出塞的路线，无论对于研究历史昭君，还是研究文化昭君，是很正常的；同时，也是值得重视的现象。

[注释]

①西汉·司马迁.史记[Ｍ].中华书局，1959；南朝宋·裴骃.

史记·集解（1959年版《史记·注》）；唐朝·司马贞《史记·索隐》（1959年版《史记·注》）；唐朝·张守节《史记·正义》（1959年版《史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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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原文引自《语文学刊》2018年12月，第38卷第6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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