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存柱,男,蒙古族,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王昭君给不同阶层的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唤起了他们的广泛关注、同情和赞美,以至形成昭君文化现象、昭君和平文化的理念,那么昭君的魅力到底在哪里?昭君和平精神是在中华民族心理和文化大背景下产生、发展、演变的。昭君魅力之源在民间。自古以来,民族间,特别是较大民族之间的或战或和、或友或敌都能直接导致人民的苦乐和政权安危。昭君出塞客观上联系着汉匈两族人民的切身利益,造福两族人民,所以人民不会忘记她。

一个伟大的文学、文化形象的产生,往往受到集体无意识的深层影响。昭君现象久盛不衰,正是由于其中体现了某种原型,作为一种民族心理积淀,她深深地触动了民族之魂。从原始人类就把年轻美貌的少女作为祭品献给神或大自然作为牺牲开始,中国古代神话中不断出现女娲补天、精卫填海、鲧禹治水的故事,还有昭君的同乡屈原等先哲的出现,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劳动人民不顾个人的艰难困苦,甚至不惜献出生命,为全民族全人类谋福利的牺牲精神。王昭君为这种民族心理积淀的链条又增加了新的一环,而且她本身也逐渐成为后代所歌咏和向往的这类原型之一。从这种社会环境和心理积淀来说,王昭君的魅力长存,就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种选择和支配。古往今来无数的作家和诗人不约而同地垂青注目于昭君,并不是完全由作家自己决定的,而是根植于一种超个人的、更加深厚的、全民的集体无意识。他们不自觉地选择了昭君,因为昭君触及了他们的民族之魂。广大读者在读到这类作品时,也触动了他们潜在于内心的集体无意识，从而获得了共鸣。

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不是文学家们创造了王昭君,而是王昭君始终吸引着文学家们。尽管昭君出塞的故事两千年来一遍又一遍地被人们加以再创造,但始终是耐人咀嚼的。这种现象,正像弗莱引用罗伯特格雷夫斯的一句诗所云:“有个故事,而且只有一个故事,真正值得你细细地讲述。”中华民族正是细细讲述昭君的故事,而且是越讲越细,越讲越有滋味,并且还会继续讲下去。从女娲、精卫、鲧禹、屈原、昭君一直到现代文学中的《牧马人》一类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最能牵动文学艺术家们神经的主题,一个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基因,即热爱自己的祖国,即使在祖国受到过委屈和伤害(如屈原之被流放,昭君之不得见御),但自己对祖国和民族的赤心却永不改变,宁愿为它牺牲、贡献,从而青史留名。这个基因不断繁衍,并且在每个时代的文艺作品中都深深地打上它的烙印,一脉相承,绵延不绝。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而献身的悲剧的英雄,永远能够唤起中华民族的崇高感和解脱感,这也是昭君故事魅力长存的原因之。

体现和合文化及大同理想王昭君魅力长存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她永远能够契合中华民族的“和合”精神以及憧憬各民族友好相处,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就是由许多民族和民族集团结合而形成的。从黄帝、炎帝部落联盟到夏、商、周都在不断吸收、整合着周边民族和民族集团,如“北狄”、“西戎”、“东夷”、“南蛮”等,从而形成了华夏民族。春秋战国至秦汉,民族的同化趋势加快，终于形成汉民族。此后汉族仍然不断吸收和同化各少数民族；与此同时,各少数民族也在吸收和同化汉族的成分。正是由于这种长期的历史现实,造成了汉族不大重视以血缘和地域来划分民族,而更强调以文明程度和思想意识来划分民族的特殊心理,并直接导致和积极要求各民族友好相处,进行民族文化交流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和为贵”心理和“世界大同”的理想。尽管各民族存在着不少隔阂,甚至由于剥削阶级的挑拨而发生流血战争,但“和合”的民族心理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王昭君和亲的成功,正是这种潜藏至深的民族心理的体现,于是她自然也成为这种民族心理的集中体现和民族理想的寄托。

昭君美感信息系统具有多种潜质昭君和平文化之所以能称之为“文化”是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庞大的世界,我们姑且称这为“王昭君和平精神”,这个系统包含了很多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和整个系统都具有多种潜质,是动态的、开放的。

王昭君作为一个审美客体,它所以是美的,首先是由于其本身具有某种性质,然后才能够作用于审美主体。美的生成过程是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不断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审美客体与能够欣赏它的主体系统在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有同步和耦合关系。昭君故事本身作为一个美感信息系统，具有多种性质,例如:真实性一历史上实有其人,其事迹也基本符合事实;传奇性一可以说昭君经历集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于一身,有浓郁的传奇色彩和异域情调;动情性一昭君的遭遇容易激起人们的哀怨、悲愤、喜悦、壮烈等多种感情,而人物命运的波澜曲折最易造成文学作品情节的戏剧性黑白和感情抒发的跌宕起伏。这样,昭君故事就可以向审美主体(历代读者、作者)释放出多种不同的信息流,作用于欣赏的审美心理结构,分别刺激他们的知觉、想象、情感、理解等功能,使他们产生认同感、新鲜感和感情宣泄的快感。人类的审美尺度存在着共同性,这首先是由于人类知觉有着共同的规律,而人的认知过程是一个注意中心按事物特征进行转移的过程,任何审美对象要被人注意和欣赏,必须具有一定的审美外观特征。而昭君故事的真实性、传奇性、动情性等鲜明特征，很容易吸引审美主体,唤起他们共同的审美认知表象,因而也容易吸引历代文学家,成为他们进行创作时的选材对象。从社会和人生哲理来说,作为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王昭君现象凝聚着中国两千多年来广泛、丰富而又深刻的社会内容,而且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而使它具有了丰富的艺术启动力、唤起象征机制的能力,它能激起接受者的想象和联想,引起他们的共鸣,对故事进行再创造,从而使故事进入认识和审美系统的超稳定结构,具有普遍和永恒的魅力。王昭君故事中蕴涵着深刻的哲理、心理内涵,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在封建社会中具有典型性和概况性,她的行为具有理解的弹性和意义的广泛性,各个时代、各个阶层、各个民族的人均可从好的故事或经历的某一阶段中找到与自身心路历程的契合点,引发出各种联想和感慨,启发着人们与自身经验和情感进行平行比较,产生人生哲理的沉思。这种包蕴丰富、充满多方面哲理和启示的内涵,使昭君故事成为一座可供人们数千年开采的“富矿”。

昭君故事的关键是出塞,由于出塞,使昭君这位“良家子”无可回避地牵扯到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的纠缠纷争不息的民族关系问题中。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无论是汉族王朝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无论是统一时期还是分裂时期,无论是在中原还是在边陲远疆,民族关系都是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或敏感问题。这个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重大事件,不仅引起当时两族朝野上下的共同关注,而且对于一个数千年直为民族矛盾所困扰、又不断急迫地寻找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办法的多民族国家来说,总是会给人们提供种种有关民族问题的思考。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王昭君更成为进行民族友好教育的绝好史例。可以说只要国家还在,王昭君就一直会成为人们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时永远不能忽视的课题。

历史资料所记载的昭君故事,仅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不详细、很不清楚的史实框架。信息论有一个公式:在得到信息之前,对其内容知道得越不清楚(如昭君自请出塞的动机,出塞之后的情况等),则得到信息后所获得的信息量就越大,反之就越小。昭君本身对后人提供的信息量是比较小的。这就使后人有可能、有条件进行大量的推测和想象,从而产生出花样繁多的观点和文艺作品。反之,如果历史上昭君故事的记载非常详尽,则后人所能据之进行再创造的余地就很小,也就不容易或不允许进行更多的想象和虚构。接受美学指出,作者赋予作品发挥某种功能的潜力,而读者则实现这种功能。任何功能都不能由作品自身实现,必须由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实现;实现功能的过程,就是作品获得生命力的过程。这种理论要求作家不可肤浅显露,而应具有深邃意识,以便留给读者补充想象的余地和审美再创造的思维空间。而《汉书》和《后汉书》正是不自觉地实现了这一点,因而为后人留下了广阔的审美再创造空间。

正是由于昭君和平精神具有上述几个方面的特征,所以它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历史学家把求真放在第一位,伦理学家把求善放在第一位,文学艺术家把求美放在第一位,政治家把实用放在第一位……昭君在不同领域内都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且能够达到真、善、美、用的统一,所以她自然能引起各方面的倾心和赞美。

人民群众以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创作和丰富了王昭君的艺术形象和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创建并保存了许多古迹文物又使得历代的诗人学者、画家、文豪得以登临凭吊、寄托怀抱、抒写性灵、指摘时政,竟相留下名篇绝唱,成为文坛词苑中的珍奇。于是昭君的芳名又得与这些不朽佳著相互辉映、与世长存。据不完全收集,至今留传下来的有关昭君的诗词在一千三百首以上。这些诗章,虽然都从昭君事件感发,但内容丰富、立意各异、风格多样、蔚为奇观。如李白的“丹青能令丑者妍,无盐翻在深宫里。自古妒峨眉,胡沙埋皓齿”(《于间采花》)。“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王昭君二首》之一)这些脸炙人口的名句,鎔铸了诗人对过去和现实的多少忧伤和愤慨!杜甫的“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咏怀古迹五首》之三)。委婉曲折地描绘了明妃生前寥落、死后悲凉的情景。而这一切何尝不是诗人一生身心苦事的写照!李商隐的“毛延寿画欲通神,忍为黄金不顾人”(《王昭君》)。愤怒之情,呼之欲出,真是痛快淋漓!范静妇沈氏的“早信丹青巧,重货洛阳师”(《王昭君叹二首》)。虽然委婉含蓄,深得风人之旨,但怨恨之情亦能于言外得之。明人唐龙的“自古馋险皆如此,上官鼓舌三闾沉,宰喜游辞子胥死……方正倒值天地塞,蔽人之贤将奈何”(《明妃篇》)。愤慨之情隐然可见。白居易的“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昭君怨》)。言简而意尽,一语中的。王安石的“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人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明妃曲》)。一个荒淫无耻、愠喜莫测、成毁须臾的昏君形象被勾勒得惟妙惟肖。欧阳修也愤慨良深:“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明妃曲和王介甫作》之二)司马光的“目前美丑良易知,咫尺掖庭犹可欺。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和王介甫(明妃曲)》)。史家的春秋之笔,直言而理达。宋人徐钧对元帝的铸成大错也别有见地:“画工虽巧岂堪凭,妍丑何如一见真。自是君王先错计,爱将耳目寄他人。”(《王昭君》)明人罗洪先的看法又深一层,从昭君的不幸想到宫女的不幸:“黄金纵买毛延寿,玉貌当如薄命何?多少佳人怨憔悴,算来不属画图多。……贾谊尚含哀,而况峨眉子?但垂塞上名,何似宫中死!“(《明妃篇》)清人刘献廷的“汉主曾闻杀画师,画师如何定妍嗤。……”均用轻松之笔调,写沉痛悲伤之情，别有一番韵味。读着这些诗篇,仿佛历代诗人的喜怒哀乐、音容笑貌,一一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因此，昭君的形象也随之更添光彩,感人至深。

还有大量的诗是自发凭吊昭君古迹的幽思，唐代诗人白居易有《青冢》诗:“上有饥鹰号,下有枯蓬走。茫茫边雪里,一掬沙培楼。传是昭君墓,埋闭峨眉久。”胡曾也有“玉貌元期汉帝招,谁知西嫁怨天骄。至今青冢愁云起,疑是佳人恨未销”(《青冢》)。崔涂有《过昭君故宅》诗:“骨竟埋青冢,魂应怨画人。不堪逢旧宅,寥落对江滨。“蒋冽《从巫山之阳香溪之阴明妃神女旧迹存焉》诗云:“神女归巫峡,明妃入汉宫。捣衣余石在,荐枕旧台空。行雨有时度,溪流何日穷。至今词赋里,凄怆写遗风。”宋代王安石也留有“青冢”佳句,他大胆地别开生面地表露自己对昭君出塞的见解：“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明妃曲》之二,曹禺新编《王昭君》剧似曾摘句于此)欧阳修在见过唐崇微公主手痕——翠崖遗迹后,也留下含有无恨感慨的弦外之音：“古来人事尽如此,反复纵横安可知!”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身临逆境,国处危亡的关头,对昭君出塞也颇有感触。“塞上明妃马,江头渔夫船。新雠谁共雪,旧梦不堪圆。遗恨常千古,浮生又一年。何时暮春者,还我浴沂天。”(《二月晦》)人们歌颂昭君道:“看取娥眉妒宠,身后谁如遗冢,千载草青青，有芳名。”(元·张翥《昭君怨》)明代李晔:“明妃冢前青草肥,宫衣化作彩云飞。“(《王昭君歌》)明代侯方域:“马首孤墙日暮云,烟陵霜草吊明君。琵琶无补和戎策,帷幄空高报主勋。腊尽龙城终汉社，春回雁塞竟青坟。可怜不似中行说,死向王庭将一军。”(《王嫱故里》)清人戴亨:“忠节岂劳传画史，巍巍青冢壮胡山。”(《昭君》)

以上所略举的这些诗作中,不管是咏史、述怀、登临、怀古,也不管是着眼于国家大事或个人际遇的小事,他们都是从民间流传的昭君故事和古迹文物中来引发开展的。画工毁貌、吏治黑暗也好,世道坎坷、怀才不遇也好,君主昏聩、忠良被害也好,佳人薄命、妇女不幸也好,都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昭君的形象,使她变成更加风姿婀娜、光彩照人、有血有肉的艺术典型。这好比是一株小树苗,经过精心浇灌培育成长为繁枝密叶的参天大树,绽开光辉夺目的奇葩,又经过巧匠的剪接移植,蔚成姹紫嫣红的满园春色。

昭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发展和创新的科学选择。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创造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开放的民族文化。人类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具有共同的基本属性,融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之中。不同的民族文化间是可以相互沟通交流,取长补短的。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全面繁荣的时代,也是该国对外文化交流频繁的时代。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曾经有过多次对外交流,正是在这种文化交流、冲击与整合中,展示出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也一再证明,利用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丰富和充实自己,是实现本国或民族文化发达、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条件。“东方和平天使”王昭君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就在于此。新世纪我们正在进行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实践,必然孕育着与小康社会并驾齐驱的创新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要求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积极进行文化创新,把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当做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我们才能创造出具有强大吸引力和感召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昭君文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受到社会现实、民族心理、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冲击,在多元的全球化时代中不断与接受者的心理期待相融合,将在世界人民的心中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

编 者 按：原文载于《昭君文化》2014年 第1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