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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想象的昭君价值

日期:2020-12-06 来源:昭君文化 浏览次数:109次 字体大小 关闭

李莉


[作者李莉,女,汉族,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


两千多年来,历史、文学、政治、民间各界在不断解读、阐释昭君,从而形成流传不朽的“昭君现象”、“昭君文化”。据网络可查的官方正史、民间野史、文艺作品以及政治文化各项资料显示,对于西汉王昭君出塞与匈奴和亲建立民族关系及其产生的影响,人们的评价态度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昭君是悲剧人物,作为政治婚姻的牺牲品,背井离乡远嫁异族,尝尽孤独的思乡之苦,忍受父子同夫的婚姻之辱,最后客死大漠。这种态度在古代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居多。一种认为昭君是民族英雄,凭弱女之力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文化交流做出了永垂青史的贡献,历史资料、民间传说和现代文学作品大多持这种态度。


其实,叹悲抑或赞美,两种态度并不矛盾,却从不同视角证明:昭君是一个悲剧式的民族英雄。她的出塞和亲,无论是主动请缨,还是被迫服从其行为在客观上产生的意义和影响巨大而深远。牺牲自己,维护民族国家社会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表达了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


历朝历代的作家们纵情联想,从不同理解层次,不同审美角度,不同人生观念,不同价值观念来想象昭君,刻画昭君,评价昭君,从而塑造了千姿百态的昭君形象。昭君,作为古典杰出女性,文学想象建构了丰富价值,本文抽取三个方面予以阐释。


一、昭君美艳形象蕴藏的艺术价值


历史学家范晔凭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优雅的审美眼光,在《后汉书·南匈奴传》中用骈体句描画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这是以场面描写和皇帝“大惊”的情绪遽变衬托昭君之丰仪。史学家以尊重事实、客观叙述的态度写史,少虚美浮夸,人物的“丰容”之美真实可信。这段话也成为刻画王昭君容貌的经典依据,为后来者的研究探讨提供了参照。画家们描摹的昭君形象风姿绰约,据一些图案资料显示:昭君五官精美,发髻高耸(或是头戴银狐);身材婀娜,红裳飘逸;琵琶抱怀,凝神沉思(或昂首向前,憧憬未来)。再配上中国画的山水背景,让人回味无穷。流传于世的许多昭君塑像也多取这类姿态。当下各类影视剧塑造的昭君形象更是千娇百媚,仪态万端。


如果说历史靠事实记录人物,书写的是真实美;图画通过线条、色彩和空间展示人物,抒发的是意境美;影视剧靠色彩、音像表演人物,呈现视觉美;那么,文学创作主要通过语言、动作和心理来诠释人物,赋予想象美。不管叙事文学还是抒情文学,优美的人物形象总会让作家们殚精竭虑。昭君作为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与西施、貂蝉、杨玉环并列为中国四大古典美女。她的美貌引发了无数文人的无限遐想,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事实上,信息传媒并不发达的汉代,见过昭君真容的人数不会很多,其美只能靠口述、文字和画像传诵。然而,各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有对昭君美貌的刻画,那种惊鸿落雁之美全凭作家驰骋想象。在各类以《王昭君》为题的诗歌中,李白描绘其“蛾眉憔悴”,骆宾王形容其“愁眉柳叶颦”,庾信夸张其“围腰无一尺”;王安石(《明妃曲》)品味其“意态由来画不成”,魏鑫归纳为“才貌旷世绝”……基于篇幅与字数的限制,诗歌语言须简短洗练。故诗人只聚焦身体的某个部分,或画龙点睛,或轮廓勾勒,或以形传神,或言尽意余地描绘昭君形象。戏曲则可利用唱词长短随意的优势评点人物。马致远《汉宫秋》(第一折)借画师毛延寿口吻对昭君之美直接抒怀:“生得光彩射人,十分艳丽,真乃天下绝色。画师之眼是审美之眼,寥寥数字,形神备至!郭沫若的戏剧《王昭君》通过毛延寿之女毛淑姬之口评价昭君:“她那天生的美质,真好像雨落过后的明月一轮,我站在她的面前,自己觉得就好像只是一点闪烁的星子。”郭沫若采取散体的诗语言,通过年轻女子之口的相互对比,用比喻和反衬等修辞想象昭君之美。曹禺戏剧《王昭君》则是作者直接描绘:“一双秋水似的眼睛,神采清明,顾盼多姿,有时眉宇间含着一种不可言说的沉思的神态。”文学家们调动各种修辞手段想象昭君之美,不但丰富了修辞,而且丰富了昭君形象,为文学创作留下了灿烂瑰宝。


当然,“红颜薄命”也是很多文人对昭君的哀叹。如石崇《王明君辞》就有诗句为:“仆御涕流离,辕马为悲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父子见凌辱,对之惭且惊。……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李白《王昭君》诗有:“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杜甫《咏怀古迹》有:“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庾信《昭君辞应诏》:“片片红颜落,双双泪眼生。”绝世红颜原本就是文人们喜爱歌吟的对象,若加上孤傲悲怨的情感,坎坷奇特的婚姻,千回百转的命运,其红颜就非同寻常。昭君之颜不但惊动了天子,轰动了异族,而且书写了一段千古流传的历史,即便是薄命,其价值也无与伦比。


昭君的红颜价值是女性性别资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她全部价值中最基础的部分。有了红颜,昭君才有机会进入汉宫,进而出塞和亲,并赢得单于宠爱,在胡地深得民众拥戴。反之,没有或单有红颜,而没有昭君的出塞和亲,没有她的才情智慧,没有她的个性精神,文学史上就产生不了那么多精彩的文学作品。昭君的红颜价值就失去了依托,如同千千万万个普通女子随风飘逝于历史烟尘。是故,昭君的红颜价值最终体现于她的精神价值和文化价值。


二、昭君叛逆性格彰显的精神价值


美艳的容貌得之天赋,而优雅的气质和刚毅的性格则是后天习得。


天生丽质决定了昭君的命运不由自己掌控,而自信好强的她又力图驾驭自己的命运。这就形成一个悖论:女性的性别要求迫使昭君恪守各种生存法则,而她的刚毅个性和叛逆思想又想摆脱束缚特立独行。这种悖论必然埋下悲剧的种子。童养媳流行的时代,16岁的昭君还待字闺阁(若是普通女子早为人妇),首见她不同寻常,有胸怀高远之目标。进宫后,昭君容貌虽是“后宫第一”(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却不愿随俗行贿画师毛延寿,乞求皇帝恩宠,于是遭受冷遇。再见她孤傲之心性。然而,“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后汉书南匈奴传》),容颜得不到赏识,才华得不到展示,昭君不免“积悲怨”。在“怨”的累积中,昭君没有绝望自杀,没有疯癫失神;反倒是念书习乐,提高自己的内涵,由此培养了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思想素质。第三见她涵养之丰富。曹禺的《王昭君》前半部分对昭君的自我修炼有尽情发挥。待诏中,昭君常与宫女们练习琵琶、箜篌一类乐器,练唱《长相知》一类的爱情歌曲;同时接受姑姑的指导修炼“德言工容”。天生的容貌、封闭的环境和单调的生活熏陶了昭君“善应对,举止闲雅”(《西京杂记》)的才能与气质。这些为她后来的出塞储备了优质资本。昭君不满后宫平稳乏味的生活,时常念叨父亲“男儿为国死”的遗训,念叨边境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向往“大鹏乘风飞上天,一飞就是九万里”的生活(曹禺《王昭君》)。单于到来,改变了昭君命运,也改变了一个时代的命运。古代边境要停息战火,求得安宁,最为和平的方式就是统治者之间和亲联姻。史载单于求亲,无人应诏,昭君挺身而出。第四见她胆略之宏伟。出塞后,她入乡随俗,且接受夫死嫁子的婚姻。第五见她胸怀之宽广。对此,有很多文人学者持反对态度。在他们的笔下,昭君出塞就是悲剧。然而,也有很多文史资料赞赏昭君出塞。最具代表的是马致远的《破幽梦孤雁汉宫秋》,他把汉元帝塑造成一个怜香惜玉的重情皇帝,把昭君塑造成一个顾全大局、勇为爱情献身,又不甘屈辱出嫁异族的坚贞女子。戏曲第三折叙写昭君与汉元帝告别的情景,“妾这一去,再何时得见陛下?把我汉家衣服都留下”。皇帝见状云,“明妃你这一去,休怨朕躬也。我那里是大汉皇帝”!这个对话细节的虚构,真实地描述了昭君对故土的留恋之情,也刻画了皇帝为保江山稳固而痛失爱妾的矛盾和无奈。最后昭君随迎亲队伍走到番汉交界的黑龙江边,趁借酒祭奠之际投江而死。马致远想象的这个结局大胆改写了历史,也突破了前人嗟叹“红颜薄命”的窠臼。其可贵处在于:方面,他将皇帝当做真正的人来写,而非一个玩弄女性的统治者,故其情义和伤感发自内心。另一方面张扬了昭君的刚烈性格和民族气节,也体现了马致远对真挚爱情的肯定态度。今天看来,这种以女子赴死维护爱情忠贞的方法未必可取,暴露出马致远的思想局限。郭沫若的《王昭君》把她塑造成一个具有鲜明叛逆精神的女性。昭君对毛延寿索要润笔费的斥责,以及剧本末尾那段对皇帝言辞犀利的挞伐,都显示了她的叛逆个性。“你深居高拱的人,你为满足你的淫欲,你可以强索天下的良家女子来恣你的奸淫!你为保全你的宗室,你可以逼迫天下的良家子弟去填豺狼的欲壑!……你的权力可以生人,可以杀人,……豺狼没有你丑,你居住的宫廷比豺狼的巢穴还要腥臭!”显然,这段话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的,无论怎样强悍的女性,都不可能在宫廷中直面皇上说完这么长段话。郭沫若借昭君之口揭露、控诉以皇帝为首的统治者的荒淫、丑陋、昏庸、残暴,表达强烈的谴责与批判,影射当时的社会现状,是“五四”精神中追求民主、平等、自由思想的体现。郭沫若之所以能发挥想象,除了他自身受“五四”洗礼接受新思潮反抗旧制度的思想基础外,还有作为历史剧所需要的昭君离开汉宫毅然出塞和亲的客观事实。就此而言,他塑造一个19岁的弱女子不贪恋汉室皇宫,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不拒外族,不惧异乡,这样的刚强果敢性格和浩荡气魄实在令人敬佩。此时,郭沫若彻底否定了马致远那种女子为忠于爱情而赴死的价值观,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和个性解放色彩。郭沫若弘扬的人道思想和叛逆精神也由此彰显。


三、昭君出塞和亲创造的文化价值


昭君的叛逆性格使她勇于牺牲自我。远嫁边塞,首要的就是克服环境和语言障碍,适应匈奴的游牧生活。依据曹禺剧本,昭君很明确自己的使命,“千里迢迢,天子派我来,千里迢迢,你迎来了我。我来,是为了两家百姓的欢乐”。所以她努力克服困难,人乡随俗,与人为善,而且积极消除呼韩邪单于的戒备心理,深入他的情感世界,与单于同心同德,识破了温敦的挑拨离间计,平息了内乱。然而,好景不长,昭君与单于结婚仅两年,呼韩邪单于去世。昭君便依照胡俗,与单于长子雕陶莫皋(前妻之子)结合。据《汉书·匈奴传》(班固)记,“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这段婚姻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一女从父子,违背了汉朝的道德伦理,使昭君蒙受莫大委屈。其实,若换一个角度,这种婚姻远比汉族的守灵抱节后再立贞节牌坊要人性得多。当时只有21岁的昭君就遭遇了丧夫之痛,她希望返回汉地,未获批准。即使回到汉宫,依汉礼俗,她也不可能改嫁他人,只能守着丈夫亡灵苦度余岁。这对一个年轻的生命来说,更是摧残!在这人生的又一关键时刻,昭君果断选择了胡俗婚姻。尽管后来的婚姻生活也只维持了11年,随着复株累单于的病逝而结束,对昭君来说,这应该是幸福的婚姻生活。何况,这个继子只比她大一岁,就年龄而言,做夫妻更匹配。他们有女儿承欢膝下,即便昭君有思乡之苦,也会被家庭亲情所淡化。


尤为重要的是,在这段相对稳定的时间里,昭君大力传播两地民族文化,开创了文化交流的新局面。曹禺剧本中描述道:中原给胡地送去“铜、铁、盐、茶,养人的粮食,美丽的丝锦”,胡地给中原送去“异兽珍禽,高大的骆驼,神速的骏马,和云朵似的羊群”。集市兴旺,百姓欢乐。昭君和亲后的六十多年时间里,边境安宁。“不藉雄兵千百万,琵琶曲静胡尘。”(高标逸韵《王昭君》)“何如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年。”(翦伯赞)张仲素在《王昭君》中描述了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昭君为汉胡民族文化交流和民族团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昭君死后,阴山一带修建了许多昭君墓。翦伯赞又在散文《内蒙访古》中深情地赞美昭君墓:“在大青山脚下,只有一个古迹是永远不会废弃的,那就是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因为在内蒙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多个昭君墓的出现,“反映了内蒙人民对王昭君这个人物有好感,他们都希望王昭君埋葬在自己的家乡”。翦伯赞不只是文学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是在实地考察时发现了昭君墓群现象,他的感叹和评价是真实的,中肯的。


如今的昭君墓,成为文化交流的符号,旅游纪念的媒介。昭君墓向世界人们宣示:放弃战争,热爱和平,维护和平,是世世代代人们的心愿。正如董必武《谒昭君暮》所言:“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这就意味着:不论人们怎样评价,昭君为民族团结所做的贡献都是否定不了的。


昭君传奇的一生印证了中国的古谚: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其实,生活中福祸无常,福祸轮转。人的生命历程中会经历无数的福与祸,若能巧妙地转换视角,貌似祸的东西就会转化成福。转化常发生于偶然,而偶然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必然。如果没有昭君的绝世容貌和宫廷生活,没有毛延寿的破相画图,没有单于主动和亲,没有昭君的积极应诏出塞,她的容貌和身体价值也许就同其他宫女一样,悄然埋葬于宫中,一生无声无息。必然因素产生下的偶然,使得昭君能顺应时代,泽被后世,成为一个流芳百世的女英雄。


综观之,昭君不只是流传千古的美人,还是民族团结的贵人,国泰民安的强人,文化交流的高人。她的价值应该代代传承并发扬光大。




编 者 按:文章来源《昭君文化》2013年 第2期,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曹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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