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莉

[作者李莉，女，汉族，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

两千多年来，历史、文学、政治、民间各界在不断解读、阐释昭君，从而形成流传不朽的“昭君现象”、“昭君文化”。据网络可查的官方正史、民间野史、文艺作品以及政治文化各项资料显示，对于西汉王昭君出塞与匈奴和亲建立民族关系及其产生的影响，人们的评价态度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昭君是悲剧人物，作为政治婚姻的牺牲品，背井离乡远嫁异族，尝尽孤独的思乡之苦，忍受父子同夫的婚姻之辱，最后客死大漠。这种态度在古代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居多。一种认为昭君是民族英雄，凭弱女之力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文化交流做出了永垂青史的贡献，历史资料、民间传说和现代文学作品大多持这种态度。

其实，叹悲抑或赞美，两种态度并不矛盾，却从不同视角证明：昭君是一个悲剧式的民族英雄。她的出塞和亲，无论是主动请缨，还是被迫服从其行为在客观上产生的意义和影响巨大而深远。牺牲自己，维护民族国家社会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表达了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

历朝历代的作家们纵情联想，从不同理解层次，不同审美角度，不同人生观念，不同价值观念来想象昭君，刻画昭君，评价昭君，从而塑造了千姿百态的昭君形象。昭君，作为古典杰出女性，文学想象建构了丰富价值，本文抽取三个方面予以阐释。

一、昭君美艳形象蕴藏的艺术价值

历史学家范晔凭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优雅的审美眼光，在《后汉书·南匈奴传》中用骈体句描画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这是以场面描写和皇帝“大惊”的情绪遽变衬托昭君之丰仪。史学家以尊重事实、客观叙述的态度写史，少虚美浮夸，人物的“丰容”之美真实可信。这段话也成为刻画王昭君容貌的经典依据，为后来者的研究探讨提供了参照。画家们描摹的昭君形象风姿绰约，据一些图案资料显示：昭君五官精美，发髻高耸(或是头戴银狐)；身材婀娜，红裳飘逸；琵琶抱怀，凝神沉思(或昂首向前，憧憬未来)。再配上中国画的山水背景，让人回味无穷。流传于世的许多昭君塑像也多取这类姿态。当下各类影视剧塑造的昭君形象更是千娇百媚，仪态万端。

如果说历史靠事实记录人物，书写的是真实美；图画通过线条、色彩和空间展示人物，抒发的是意境美；影视剧靠色彩、音像表演人物，呈现视觉美；那么，文学创作主要通过语言、动作和心理来诠释人物，赋予想象美。不管叙事文学还是抒情文学，优美的人物形象总会让作家们殚精竭虑。昭君作为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与西施、貂蝉、杨玉环并列为中国四大古典美女。她的美貌引发了无数文人的无限遐想，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事实上，信息传媒并不发达的汉代，见过昭君真容的人数不会很多，其美只能靠口述、文字和画像传诵。然而，各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有对昭君美貌的刻画，那种惊鸿落雁之美全凭作家驰骋想象。在各类以《王昭君》为题的诗歌中，李白描绘其“蛾眉憔悴”，骆宾王形容其“愁眉柳叶颦”，庾信夸张其“围腰无一尺”；王安石(《明妃曲》)品味其“意态由来画不成”，魏鑫归纳为“才貌旷世绝”……基于篇幅与字数的限制，诗歌语言须简短洗练。故诗人只聚焦身体的某个部分，或画龙点睛，或轮廓勾勒，或以形传神，或言尽意余地描绘昭君形象。戏曲则可利用唱词长短随意的优势评点人物。马致远《汉宫秋》(第一折)借画师毛延寿口吻对昭君之美直接抒怀：“生得光彩射人，十分艳丽，真乃天下绝色。画师之眼是审美之眼，寥寥数字，形神备至！郭沫若的戏剧《王昭君》通过毛延寿之女毛淑姬之口评价昭君：“她那天生的美质，真好像雨落过后的明月一轮，我站在她的面前，自己觉得就好像只是一点闪烁的星子。”郭沫若采取散体的诗语言，通过年轻女子之口的相互对比，用比喻和反衬等修辞想象昭君之美。曹禺戏剧《王昭君》则是作者直接描绘：“一双秋水似的眼睛，神采清明，顾盼多姿，有时眉宇间含着一种不可言说的沉思的神态。”文学家们调动各种修辞手段想象昭君之美，不但丰富了修辞，而且丰富了昭君形象，为文学创作留下了灿烂瑰宝。

当然，“红颜薄命”也是很多文人对昭君的哀叹。如石崇《王明君辞》就有诗句为：“仆御涕流离，辕马为悲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父子见凌辱，对之惭且惊。……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李白《王昭君》诗有:“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杜甫《咏怀古迹》有:“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庾信《昭君辞应诏》:“片片红颜落，双双泪眼生。”绝世红颜原本就是文人们喜爱歌吟的对象，若加上孤傲悲怨的情感，坎坷奇特的婚姻，千回百转的命运，其红颜就非同寻常。昭君之颜不但惊动了天子，轰动了异族，而且书写了一段千古流传的历史，即便是薄命，其价值也无与伦比。

昭君的红颜价值是女性性别资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她全部价值中最基础的部分。有了红颜，昭君才有机会进入汉宫，进而出塞和亲，并赢得单于宠爱，在胡地深得民众拥戴。反之，没有或单有红颜，而没有昭君的出塞和亲，没有她的才情智慧，没有她的个性精神，文学史上就产生不了那么多精彩的文学作品。昭君的红颜价值就失去了依托，如同千千万万个普通女子随风飘逝于历史烟尘。是故，昭君的红颜价值最终体现于她的精神价值和文化价值。

二、昭君叛逆性格彰显的精神价值

美艳的容貌得之天赋，而优雅的气质和刚毅的性格则是后天习得。

天生丽质决定了昭君的命运不由自己掌控，而自信好强的她又力图驾驭自己的命运。这就形成一个悖论:女性的性别要求迫使昭君恪守各种生存法则，而她的刚毅个性和叛逆思想又想摆脱束缚特立独行。这种悖论必然埋下悲剧的种子。童养媳流行的时代，16岁的昭君还待字闺阁(若是普通女子早为人妇)，首见她不同寻常，有胸怀高远之目标。进宫后，昭君容貌虽是“后宫第一”(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却不愿随俗行贿画师毛延寿，乞求皇帝恩宠，于是遭受冷遇。再见她孤傲之心性。然而，“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后汉书南匈奴传》)，容颜得不到赏识，才华得不到展示，昭君不免“积悲怨”。在“怨”的累积中，昭君没有绝望自杀，没有疯癫失神；反倒是念书习乐，提高自己的内涵，由此培养了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思想素质。第三见她涵养之丰富。曹禺的《王昭君》前半部分对昭君的自我修炼有尽情发挥。待诏中，昭君常与宫女们练习琵琶、箜篌一类乐器，练唱《长相知》一类的爱情歌曲；同时接受姑姑的指导修炼“德言工容”。天生的容貌、封闭的环境和单调的生活熏陶了昭君“善应对，举止闲雅”(《西京杂记》)的才能与气质。这些为她后来的出塞储备了优质资本。昭君不满后宫平稳乏味的生活，时常念叨父亲“男儿为国死”的遗训，念叨边境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向往“大鹏乘风飞上天，一飞就是九万里”的生活(曹禺《王昭君》)。单于到来，改变了昭君命运，也改变了一个时代的命运。古代边境要停息战火，求得安宁，最为和平的方式就是统治者之间和亲联姻。史载单于求亲，无人应诏，昭君挺身而出。第四见她胆略之宏伟。出塞后，她入乡随俗，且接受夫死嫁子的婚姻。第五见她胸怀之宽广。对此，有很多文人学者持反对态度。在他们的笔下，昭君出塞就是悲剧。然而，也有很多文史资料赞赏昭君出塞。最具代表的是马致远的《破幽梦孤雁汉宫秋》，他把汉元帝塑造成一个怜香惜玉的重情皇帝，把昭君塑造成一个顾全大局、勇为爱情献身，又不甘屈辱出嫁异族的坚贞女子。戏曲第三折叙写昭君与汉元帝告别的情景，“妾这一去，再何时得见陛下？把我汉家衣服都留下”。皇帝见状云，“明妃你这一去，休怨朕躬也。我那里是大汉皇帝”！这个对话细节的虚构，真实地描述了昭君对故土的留恋之情，也刻画了皇帝为保江山稳固而痛失爱妾的矛盾和无奈。最后昭君随迎亲队伍走到番汉交界的黑龙江边，趁借酒祭奠之际投江而死。马致远想象的这个结局大胆改写了历史，也突破了前人嗟叹“红颜薄命”的窠臼。其可贵处在于:方面，他将皇帝当做真正的人来写，而非一个玩弄女性的统治者，故其情义和伤感发自内心。另一方面张扬了昭君的刚烈性格和民族气节，也体现了马致远对真挚爱情的肯定态度。今天看来，这种以女子赴死维护爱情忠贞的方法未必可取，暴露出马致远的思想局限。郭沫若的《王昭君》把她塑造成一个具有鲜明叛逆精神的女性。昭君对毛延寿索要润笔费的斥责，以及剧本末尾那段对皇帝言辞犀利的挞伐，都显示了她的叛逆个性。“你深居高拱的人，你为满足你的淫欲，你可以强索天下的良家女子来恣你的奸淫！你为保全你的宗室，你可以逼迫天下的良家子弟去填豺狼的欲壑！……你的权力可以生人，可以杀人，……豺狼没有你丑，你居住的宫廷比豺狼的巢穴还要腥臭！”显然，这段话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的，无论怎样强悍的女性，都不可能在宫廷中直面皇上说完这么长段话。郭沫若借昭君之口揭露、控诉以皇帝为首的统治者的荒淫、丑陋、昏庸、残暴，表达强烈的谴责与批判，影射当时的社会现状，是“五四”精神中追求民主、平等、自由思想的体现。郭沫若之所以能发挥想象，除了他自身受“五四”洗礼接受新思潮反抗旧制度的思想基础外，还有作为历史剧所需要的昭君离开汉宫毅然出塞和亲的客观事实。就此而言，他塑造一个19岁的弱女子不贪恋汉室皇宫，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不拒外族，不惧异乡，这样的刚强果敢性格和浩荡气魄实在令人敬佩。此时，郭沫若彻底否定了马致远那种女子为忠于爱情而赴死的价值观，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和个性解放色彩。郭沫若弘扬的人道思想和叛逆精神也由此彰显。

三、昭君出塞和亲创造的文化价值

昭君的叛逆性格使她勇于牺牲自我。远嫁边塞，首要的就是克服环境和语言障碍，适应匈奴的游牧生活。依据曹禺剧本，昭君很明确自己的使命，“千里迢迢，天子派我来，千里迢迢，你迎来了我。我来，是为了两家百姓的欢乐”。所以她努力克服困难，人乡随俗，与人为善，而且积极消除呼韩邪单于的戒备心理，深入他的情感世界，与单于同心同德，识破了温敦的挑拨离间计，平息了内乱。然而，好景不长，昭君与单于结婚仅两年，呼韩邪单于去世。昭君便依照胡俗，与单于长子雕陶莫皋(前妻之子)结合。据《汉书·匈奴传》(班固)记，“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这段婚姻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一女从父子，违背了汉朝的道德伦理，使昭君蒙受莫大委屈。其实，若换一个角度，这种婚姻远比汉族的守灵抱节后再立贞节牌坊要人性得多。当时只有21岁的昭君就遭遇了丧夫之痛，她希望返回汉地，未获批准。即使回到汉宫，依汉礼俗，她也不可能改嫁他人，只能守着丈夫亡灵苦度余岁。这对一个年轻的生命来说，更是摧残!在这人生的又一关键时刻，昭君果断选择了胡俗婚姻。尽管后来的婚姻生活也只维持了11年，随着复株累单于的病逝而结束，对昭君来说，这应该是幸福的婚姻生活。何况，这个继子只比她大一岁，就年龄而言，做夫妻更匹配。他们有女儿承欢膝下，即便昭君有思乡之苦，也会被家庭亲情所淡化。

尤为重要的是，在这段相对稳定的时间里，昭君大力传播两地民族文化，开创了文化交流的新局面。曹禺剧本中描述道:中原给胡地送去“铜、铁、盐、茶，养人的粮食，美丽的丝锦”，胡地给中原送去“异兽珍禽，高大的骆驼，神速的骏马，和云朵似的羊群”。集市兴旺，百姓欢乐。昭君和亲后的六十多年时间里，边境安宁。“不藉雄兵千百万，琵琶曲静胡尘。”(高标逸韵《王昭君》)“何如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年。”（翦伯赞）张仲素在《王昭君》中描述了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昭君为汉胡民族文化交流和民族团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昭君死后，阴山一带修建了许多昭君墓。翦伯赞又在散文《内蒙访古》中深情地赞美昭君墓：“在大青山脚下，只有一个古迹是永远不会废弃的，那就是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因为在内蒙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多个昭君墓的出现，“反映了内蒙人民对王昭君这个人物有好感，他们都希望王昭君埋葬在自己的家乡”。翦伯赞不只是文学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是在实地考察时发现了昭君墓群现象，他的感叹和评价是真实的，中肯的。

如今的昭君墓，成为文化交流的符号，旅游纪念的媒介。昭君墓向世界人们宣示：放弃战争，热爱和平，维护和平，是世世代代人们的心愿。正如董必武《谒昭君暮》所言:“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这就意味着:不论人们怎样评价，昭君为民族团结所做的贡献都是否定不了的。

昭君传奇的一生印证了中国的古谚: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其实，生活中福祸无常，福祸轮转。人的生命历程中会经历无数的福与祸，若能巧妙地转换视角，貌似祸的东西就会转化成福。转化常发生于偶然，而偶然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必然。如果没有昭君的绝世容貌和宫廷生活，没有毛延寿的破相画图，没有单于主动和亲，没有昭君的积极应诏出塞，她的容貌和身体价值也许就同其他宫女一样，悄然埋葬于宫中，一生无声无息。必然因素产生下的偶然，使得昭君能顺应时代，泽被后世，成为一个流芳百世的女英雄。

综观之，昭君不只是流传千古的美人，还是民族团结的贵人，国泰民安的强人，文化交流的高人。她的价值应该代代传承并发扬光大。

编 者 按：文章来源《昭君文化》2013年 第2期，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曹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