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东，袁怡

[摘要]内蒙古地处中国的正北方，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民族繁衍生息、劳动创造、生存发展的乐园，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内蒙古地区是中华文化产生的直根系和原生型，是中国游牧生产方式的发祥地与核心区。内蒙古地区各个历史时期游牧民族间对草原的争夺及对农耕民族的南下冲击，都加速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内蒙古地区的匈奴、契丹、蒙古等众多民族，都曾对促进祖国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上，内蒙古人民坚持游牧生产方式，保护了祖国北疆绿色的生态环境。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民族构成，内蒙古地区形成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的多元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增添了内涵，提供了动力。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内蒙古地区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内蒙古；游牧民族；农耕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1-7623(2020)05-0027-07

中国的历史是由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古往今来的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每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许多民族在结合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１]。内蒙古位于祖国的北疆，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12.3％。自古以来，内蒙古地区就是我国北方各民族繁衍生息、劳动创造、生存发展的乐园。内蒙古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元。

一、内蒙古地区是中华文化的直根系与原生型

由于受农耕文明优越论和中原王朝中心论的传统影响，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中华文化的原生地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北方地区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较晚，属于边缘和后起文化。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的新发现和历史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认识到，中华文明起源不是只有一个中心，然后向四周辐射扩散的历程，而是在中华大地的不同区域同时或先后产生，如满天星斗般闪烁出文明的火花，然后经过彼此间的碰撞融合，形成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在诸多文明星斗中，以内蒙古地区为核心的北方，“是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２]。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内蒙古地区都有人类活动的遗迹。发现于呼和浩特东郊的大窑文化，是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的一个石器打制场，时间大约为70万年前到1万年前，延续时间如此之长的人类活动的文化遗址，在国内外都是十分罕见的。此外，还在鄂尔多斯发现了距今5万年的萨拉乌苏文化，在呼伦贝尔发现了距今1万年的扎赉诺尔文化。在新石器时代，西辽河流域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是先人活动的集中区域。发现了距今8200多年前的赤峰市敖汉旗小河西文化、距今8000－7000年前的赤峰敖汉旗兴隆洼文化、距今7200－6500年前的赤峰敖汉旗赵宝沟文化、距今6700－5000年的红山文化、距今5300多年的赤峰市巴林左旗富河文化、距今5000年的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的海生不浪文化、距今4000多年的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老虎山文化等，形成了传承有序、链条较为完整的人类活动遗迹。进入青铜时代，则有在赤峰地区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大汶口二期文化、朱开沟文化、鄂尔多斯青铜器等。

将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如果从夏代算起，仅仅有四千年，如果从有文字和考古实物的商代算起，则仅有三千多年，晚于其他文明古国。以苏秉琦先生为代表的新中国考古工作者，通过对内蒙古、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探索与研究，认为八千年前的内蒙古兴隆洼文化遗址已经表明社会到了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特别是紧邻内蒙古赤峰地区的辽西牛河梁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及精美玉器，体现了中华文明发展不同于西方的路径。“红山文化在距今5000年就率先跨入了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器为标志，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的发展已经达到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组织形式。而与此同时的中原地区迄今还未能发现与红山文化坛、庙、冢和成套玉器相匹敌的文明遗迹”[３]。苏秉琦先生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其中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属于中国的原生型文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不仅秦以前如此，就是以后，从‘五胡乱华’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２]。内蒙古地区所在的北方，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过程中，都起到过重要的甚至核心的作用。

二、内蒙古是中国游牧生产方式的发祥地与核心区

游牧民族生活在以蒙古高原为核心的北方地区，那里气候寒冷干旱，土地贫瘠，昼夜温差大，只能适应多年生、旱生草本植物的生长。按照农耕民族的认识，属于难以生存的“不毛之地”。在这片环境恶劣的草原上，游牧民族充分发挥了人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驯养羊、牛、马、驼等食草类动物，通过牲畜啃食牧草获取营养，人类再从牲畜的肉、奶、血、骨、毛、皮、粪中获取生活资源。为了驯养大群的牲畜来满足牧民的生活，还要保护草场不被过度啃食，只能采用“逐水草迁徙”[４]的游牧生产方式。游牧生产方式使广大北方草原地区成为牧民生活的天堂，不仅创立了新型的生产方式，也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大大拓展，无疑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５]。

东胡和匈奴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游牧民族，他们采取“逐水草迁徙”的生活方式和“马上骑射”的战争手段，与定居劳作、稼穑而食的农耕民族形成了鲜明对比。内蒙古林西县的井沟子遗址年代大约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考古发现说明当地居民主要饲养的是马、牛、羊等适合大规模迁徙移动的牲畜，没有发现农业生产工具和农产品，说明井沟子墓葬遗址的居民已经过上了游牧生活。朱泓先生认为：井沟子居民“在经济生活方式、生存年代、地理分布等方面，也与文献记载中的东胡颇为近似，因此，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他们或许就是学者们探寻已久的东胡”[６]。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说明，东胡是西辽河流域最早采用专业化游牧生产方式的民族。从战国时期就出现于文献记载并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匈奴，被认为是游牧民族的早期代表。对于匈奴的起源地，学术界多有争议，但大家都承认匈奴是在阴山地区发展壮大起来的。发现于阴山南麓鄂尔多斯地 区的桃红巴拉墓地、呼鲁斯太墓地、西沟畔墓地、阿鲁柴登墓地等被认定为属于匈奴人的早期墓葬。这些墓葬中除了发现成套的马具外，还有大量的马、牛、羊等牲畜的殉葬及铜镞、骨镞及骨弓弭的存在，游牧色彩十分浓重。

考古资料说明，内蒙古的西辽河流域和内蒙古中南部的阴山———鄂尔多斯地区几乎同时形成了中国最早的以专业化游牧方式生活的民族。无疑，内蒙古地区是中国游牧生产方式的生成带。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西辽河流域和鄂尔多斯地区生产方式的发展演变，都是随着气候的干冷化变化，经历了从采集狩猎到农业经济、到半农半牧、到游牧业为主的过程。这说明内蒙古地区的先民顽强地适应着环境的变化，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游牧生产方式的发展道路。东胡和匈奴，作为中国最早走向专业化游牧生产方式的民族，其成长壮大的核心地区，都在内蒙古地区。特别是匈奴建立的草原帝国，打败了月氏、东胡，征服了西域，统一了北方草原。“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４]。正如晓克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匈奴政权的建立和其统治范围的扩大，使北方草原各游牧部落、部族获得了在相当大范围里相互交往的必要条件，随之而来的就是各游牧部落、部族之间经济、文化空前规模的交流。在这种经济、文化的交流中，游牧文明得到了互相交融，迅速发展。匈奴则成为这种游牧文明的当然代表和重要先驱者之一”[７]。

发源并成长壮大于内蒙古地区的拓跋鲜卑政权，从森林走向草原，又从草原走向中原。在这期间，他们主动适应由游牧生产方式向农耕生产方式的转换，积极学习汉族文化和政治制度，并将自己勇健尚武、蓬勃进取的文化特点注入农耕民族的文化之中，很好地实现了游牧民族之间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间的交汇、交流与交融，为隋唐时期进一步的大一统与大融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拓跋鲜卑的带动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成为中国历史上范围最广、程度最深、影响最大的一次民族融合。虽然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和西魏又被北齐和北周所取代，但民族融合的趋势并未中断，全国统一的潮流愈加不可阻挡。可以说，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矛盾冲突、交汇融合，也就没有随之而来的隋唐盛世。唐朝的自由性、开放性、平等性和包容性都超越了以往各代，这无疑是农耕文化受游牧文化的影响，两种文化交汇融合并加以升华的产物。

大唐政权衰落后，契丹辽政权走上了历史舞台。整个辽代，始终以内蒙古地区为统治中心，将呼伦贝尔地区，通辽南部地区、赤峰，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一带，阴山南北及河套地区纳入统治范围。辽朝统治下的人民，既包括北方游牧民族，也包括中原部分地区的农耕民族。为了更好地在这些地区进行统治，辽朝采取南北面官制度，“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税、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８]。这是适应辽朝统治下北方各族“畜牧畋 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８]的游牧生产方式的状况。同时，随着向周边的扩张，辽朝的统治范围急剧扩大，将大量汉族及渤海人纳入政权之下，其生产生活方式与游牧人群迥然有异。他们“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８]。为了有效地对农耕人群进行管理，辽朝采取了中原政权传统的方式进行管理。辽朝的五京制、四时捺钵制都体现了游牧文化的鲜明特色。

蒙古族从最初的一个弱小部落，滚雪球般地发展壮大。呼伦贝尔草原是蒙古族的摇篮，经过不断的征讨厮杀、顽强奋战，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于1260年在斡难河被诸王和群臣推举为“成吉思汗”。“自1195年至1227年的三十余年间，成吉思汗崛起于漠北，收服内蒙古东部诸部，统一了蒙古高原，建立了蒙古汗国。建国数年间成吉思汗及其麾下蒙古军东征西讨，相继收服金、西夏所辖内蒙古地区，并重新进行了分封和规划，从而把内蒙古地区真正纳入了蒙古汗国版图”[９]。成吉思汗的蒙古汗国征服欧亚的广大地区，借助游牧民族的强大征服力，打通了世界各地间的联系，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幼子托雷的儿子，蒙哥登上蒙古大汗之位后，命忽必烈总理漠南汉地军国重事。忽必烈在金莲川设置幕府，形成了谋臣侍从集团。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设计修筑开平城，建成了这座具有蒙、汉二元特色的草原城市。1206年，忽必烈在开平城被蒙古忽里台贵族会议推举为大汗。1263年，忽必烈将扩建改造后的开平城，正式加号为上都。元上都位于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是当时蒙古草原的政治权力中心，在元朝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外交及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蒙古民族将游牧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影响了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游牧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始终是中国游牧文化的核心区。

三、内蒙古在推动民族交融中的作用

内蒙古处于农牧交错带，土地面积辽阔，地理位置特殊，自古以来这里就成为北方各民族繁衍生息、纵横驰骋的历史舞台。鬼方、土方、猃狁、山戎、东胡、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古代民族，在内蒙古地区演出了一幕幕精彩纷呈的历史话剧，经历了各民族冲突、碰撞、交融、发展的重要历程成为中国历史上民族交融较为典型的一个缩影。

与地处寒冷干旱、资源贫瘠的北方游牧民族相比，中原农耕地区气候适宜，物产丰饶，有充足的财富和粮食积累，对游牧民族充满了诱惑。游牧民族常常产生南下的冲动与欲望，中原农耕民族则通过修筑长城、建立军事堡垒等方式加以阻止。为了以强大的力量冲破农耕民族设置的防线，游牧民族常常通过内部的联合、兼并、交融，形成草原游牧帝国。匈奴、鲜卑、突厥、柔然、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都曾在内蒙古及其周边地区融合了众多的游牧部落，建立起强大的草原政权。他们也曾反复地南下中原，叩开长城的壁垒，与中原汉民族征战、交融。游牧民族的冲击也加速了中原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间的流动与交融。位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草原、西辽河流域、阴山地区，都曾是游牧民族积蓄力量、壮大声威的后院，“不仅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而且是他们的武库、粮仓和练兵场。他们利用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繁殖自己的民族，武装自己的军队，然后以此为出发点由东而西，征服内蒙古中部和西部诸部落或最广大的世界，展开他们的历史性的活动”[10]。内蒙古是古代各民族交错杂居、相互对抗、相互学习，乃至共同生活的地方，并由此产生了广泛的民族交融。

历史上，在内蒙古地区生活的北方民族大多采用了游牧生产方式，游牧生产方式本身具有脆弱性和对外依赖性的特点。也就是说，仅靠牧业生产难以实现生活自足，需要得到农耕民族的粮食、手工业品、丝绸、酒曲等，才能更好地满足生产生活需要。多余的畜产品也只有通过与农耕民族进行贸易交换，才能变成游牧民族需要的、可以储存的财富。同样，农耕民族得到游牧民族的畜产品和大牲畜，不仅有利于改善生产生活质量，也有利于提高中原政权的整体实力。可以说，农耕生产方式与游牧生产方式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在内蒙古地区始终存在着北方民族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出土了商代的铜甗、陶甗、陶箪等器物[11]，说明当时内蒙古地区和商王朝就有着经济上的往来。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内蒙古地区与中原地区都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许多出土文物印证了这一点。在包头麻池古城发现了安阳布的钱范，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范家窑子发现了铜戈、铜鼎，可以看出这些地方的商业非常发达，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极为密切。在凉城地区发现的大批刀币中，内含了大批燕国的明刀钱。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赤峰宁城地区，出土了许多战国时期 燕、赵、韩、齐、魏等诸侯国铸造的钱币[12]。“说明这些内蒙古地区西部、东部和北京地区早在两千多年前经济上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3]。秦始皇北击匈奴，派大量军人和劳动力到内蒙古地区戍守并修筑长城，并在这里设置郡县，“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山为塞”。为了加强对新设郡县的开发，还向这里调发人口，“徙谪，实之初县……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河南地”[4]。内蒙古西部河套地区郡县的设置，加强了这一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有利于这里的经济开发。汉代前期，与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双方互通关市，汉朝每年供应匈奴不同数量的絮、缯、酒、米、丝绸、食物等。从关市贸易中，匈奴得到了中原地区的粮食、布匹、酒曲和铜、铁等手工业产品，汉朝也得到了匈奴的畜产品和大牲畜[14]。西汉时期，汉王朝在内蒙古地区修筑朔方镇、受降城、光禄城、支就城、头曼城、宿虏城等。当时的成乐（今和林格尔）、云中（今托克托县）、五原（今包头麻池）、平刚城（今宁城县右北平镇）等都是比较大的军事、政治和商业贸易中心。

魏晋南北朝时期，乌桓、鲜卑活跃于内蒙古地区。随着游牧民族的大量南下，纷纷建立政权，内蒙古地区也成为各政权争夺的焦点地区。各个民族、各个政权之间，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往来和贸易关系。北魏政权建立后，库莫奚族“岁常朝献，至武定以来不绝。齐受魏禅，岁时来朝”[15]。契丹族也与北魏政权保持着朝贡关系。“真君以来，求朝献，岁贡名马”[16]。契丹政权还与北魏在和龙（今辽宁省辽阳市）、密云（今河北省丰宁县）建立关市，贸易往来，互通有无。东魏孝静帝武定二年（公元544年），室韦开始与东魏政权建立联系，“始遣使张乌豆伐等献其方物”[15]。魏晋时期内蒙古地区的各民族与中原政权及北方民族政权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

607年与608年，隋炀帝两次出塞北巡内蒙古地区，行宫制作精良，功能齐全，展示和传播了中原的制作工艺。唐朝将内蒙古大部分地区纳入统辖范围，开设的商道密切了内蒙古与内地的联系，促进北方民族之间及唐朝与各北方民族间经济贸易往来。辽与中原经济交流主要是通过辽与宋朝间的政治馈赠及辽宋边界地带的榷场贸易和走私贸易实现的。元代重视商业，实施轻税和免税政策，并在交通要道上派兵保护商旅往来，吸引了大批蒙古贵族、色目商人及意大利商人到元上都从事商业活动。元代还建立了四通八达的驿站系统，加强与全国各地特别是与边疆地区的联系。明朝虽然修建了长城，但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长城一线的许多关口成为蒙汉人民交往贸易的通道和场所，如大同得胜市口、宣府张家口堡都成为蒙汉交流贸易的重要集散地。俺答封贡是明蒙关系史上的大事。明蒙开始以封贡互市的形式友好往来，开创了明蒙之间以和平交往为主流的新局面。清代，边口互市与“旅蒙商”贸易，是蒙古各部与中原互通有无的主要途径。内蒙古地区的城镇，如归化城、多伦、赤峰、包头等，都是各条驿道的中心，又是交通台站的枢纽。城镇和商业的发展，活跃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流通，加强了中原地区与北部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四、内蒙古对促进祖国统一的贡献

中国的统一是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有时战争与和平、分裂与统一交织，但大的趋向是民族凝聚力增强，并最终走向了全国的统一。在中国大一统的道路上，内蒙古地区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

先秦时期，在蒙古高原及北方地区生活着众多的游牧民族，他们“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4]。以内蒙古地区的阴山为“苑囿”的匈奴冒顿单于，灭东胡，败月氏，征北蛮，服西域，将“诸引弓之国，并为一家[4]”，建立了强大的游牧政权，几乎在秦始皇统一中原地区的同时，统一了大漠以北的草原地区[17]。匈奴通过与汉朝的和亲，加强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以后的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契丹、蒙古等北方民族，都承担过统一北方草原的任务。北方草原的统一，是中国统一的前提。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草原的各个民族南下建立政权，加速了民族交融。

隋唐的统治者具有突厥人的血统。他们起源于内蒙古武川地区，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很深，具有更加平等的民族意识。629年，唐太宗命李靖率十万大军出击突厥，先后在定襄、白道川大败突厥军队。唐军乘胜追击，俘获颉利可汗，随后东突厥灭亡。摄于大唐天威，“四夷君长诣阙请上（唐太宗）为天可汗”[18]，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皇帝”与“天可汗”双重身份的统治者，实现了华与夷、胡与汉之间的深度融合。唐朝的“胡化”和“汉化”交织，是形成“大唐盛世”的重要因素。

以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为首都的辽代政权，以强大的实力与中原地区的五代及北宋政权相抗衡，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对中原政权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1004年，辽与北宋订立“澶渊之盟”，双方建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相互承认、和平往来的密切关系。将“自古以来南、北方民族长期对抗，纷争不已的形 态，转换到了圆融共活的新时期”[19]。随着辽政权的扩张，将燕云十六州等广大农耕地区纳入统治范围。通过“因俗而治”“南北面官”制度，不仅很好地统辖了辽阔的游牧区和大片的农耕区，而且将历史上两种对立的生产方式与文化形态置于一体，塑造了一个游牧与农耕兼治的强大政权，为后来元朝的大一统探索了路径。蒙古民族建立的元朝政权，使中国的疆域得到空前扩大。“自封建变为 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20]。于逢春先生认为：“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合路疆的王朝，同时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将全国路疆-大漠、泛中原、辽东、雪域四个板块统归于中央政府管辖的政权。”［21］清朝统治者通过政治笼络、血亲联合、宗教影响等措施，与蒙古贵族建立了较为稳固的统一战线，扩大了统治基础。清朝依靠蒙古马队开拓疆域和镇守边疆，不再依靠长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而是把蒙古人作为更加坚固的长城对待，打破了南与北、农与牧的隔阂，奠定了现代中国疆域的基础。

内蒙古地区的游牧文明所具有的生命力与冲击力，为中国的统一提供了重要动力。正如李零先生所说：“中国的两次大一统，一次是周克商，西北征服东南；一次是秦灭六国，也是西北征服东南，怎么这么巧？原来西北有个‘高压槽’，有个以骑马民族为背景的‘高压槽’，就像冬天的寒流，总是从西北横扫东南。中国历史大有胡气。秦汉以后的隋、唐也是依托关陇和西北地区而崛起。”[22]在祖国统一的发展历程中，内蒙古地区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五、内蒙古与中华民族生态环境的保护

蒙古高原的很多地区可耕可牧，由于地处农牧交错带和气候敏感带，降雨量少且时间集中，风力大且风速快，依靠植物的腐殖层形成的土壤很薄，土壤下面是漫漫黄沙。在这样的地区进行农业开发，容易造成水土流失、草原沙化，出现沙进人退、文明毁灭的恶果。而在蒙古高原采取游牧生产方式，则实现了人-畜-草场之间的动态平衡和良性循环。游牧民族对自然环境有高度的依赖性，他们通过迁徙移动、游牧轮牧的方式，确保了草场、水源及草原上动植物的生生不息和永续利用。

历史发展也充分证明了在蒙古高原实施游牧生产方式对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先秦时期内蒙古地区生活的主要是游牧民族，生态环境十分美好。秦汉时期，特别是汉武帝将游牧民族赶到了大漠以北，并对内蒙古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农业开发，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环境，不仅出现了“黄雾四塞”的沙尘暴记录[23]，而且黄河多次出现重大水患。从东汉时期到唐朝前期，农耕民族从蒙古高原南撤，草原得到了休养生息，黄河也出现了800年的安流局面。唐代中后期对内蒙古地区再次大兴屯垦，这里又出现了沙丘扩大的情况。辽、金、元时期的300多年间，蒙古高原基本上由北方游牧民族所有，没有形成过度开垦的局面。明及清代前期，由于边禁政策的实施，草原生态依然处于可控的范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王朝正式开放蒙禁。民国时期实施“移民实边”及新中国初期对草原的过度开垦，造成了持续的草原荒漠化的恶果。近年来，通过退耕还林、退耕还牧、植树造林、治理沙漠、草畜平衡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内蒙古的草原生态又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治理。

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长期成为草原的主人，他们普遍具有的节制欲望、适度索取、崇尚自然、敬重生命、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文化传统，使北方草原千百年来能够保持生态的平衡和勃勃的生机。草原生态的保护，“不仅为牲畜游牧提供了良好的牧场，而且保护了生物的多样性，防止了草场因过度开发而导致的荒漠化，制约了黄河的泛滥，受益的不仅是游牧民族，而且也包括整个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的人民”[5]。值得关注的是，内蒙古地区地广人稀、可耕可牧的自然环境，还使得这里成为中国人口增长的蓄水池。每当中原地区人口繁盛、人地矛盾尖锐的时候，内蒙古地区就成为中原人口迁徙的重要地区。对人口的调节，无疑具有缓解阶级矛盾与环境危机的价值。

六、内蒙古与中华文化的交汇融合

内蒙古地区地处民族聚合带，也是文化聚合带。内蒙古高原艰苦的生存环境，需要游牧民族去适应和克服。有学者认为，很多时候，有缺陷的环境反而会激发人类的勇气和智慧，在与自然界的抗争中，创造出新的文化成就。游牧民族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需要放弃定居的生活方式，不断迁徙移动。“生活的流动性使得草原民族具有与生俱来的忍耐力与冒险精神，常常需要跨越高山大漠寻找水草丰茂之地，奔驰上千公里而不息。迁徙中经历的各种磨炼，养成了草原民族坚毅、进取豁达的民族性格”[24]。草原游牧民族具有的开放、豪爽、崇尚英雄、注重实效、贵壮贱老的文化风格，与农耕民族重视伦理、讲究秩序、崇尚传统、封闭保守，善于忍耐的文化特点形成了鲜明对比，两种文化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内蒙古所处的地区，农牧交错，生态多样，北方民族南下，中原民族北上及北方民族内部之间的融合不断在这里发生，从而使这里的文化具有多元性、交融性的特点。农耕文化、游牧文化、长城文化、边塞文化、移民文化、商旅文化等在这里同时并存，“这些文化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其个性特征，它们始终是在碰撞-融合-再碰撞-再融合的互动过程中发展的。每一种文化都对中华文化的丰富、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25]。草原民族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历史上交织出现的“汉化”与“胡化”，正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碰撞交融的反映。秦朝源起西北，吸收了戎狄文化的特点，以崇武尚战、功利进取的精神统一了全国。“汉承秦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盛世。魏晋南北朝时期，“胡风”刚劲，社会分裂、战乱频仍伴随着文化的激荡与民族的交融，为中华的重新统一注入了动力。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26]实际上，在游牧文明的冲击之下中华文化重现 活力的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唐代，北魏、辽、金、元、清等王朝皆然。正是在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交融中，中华文化得以升华，并显示出丰厚的内涵与强大的生命力。

地处农牧交错带和欧亚草原东段中部的地理位置及游牧民族经济上的脆弱性与对外依赖性，都使内蒙古地区在文化交融中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文化优势。草原玉石之路、青铜之路、丝绸之路的存在时间远远早于绿洲丝绸之路，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匈奴的北迁、西辽的建立，以及蒙古帝国对欧亚大陆的征服，不仅把中华文化推向了世界，而且加强了与世界的联系。茶叶之路更是将南方与北方、农耕与游牧密切联系起来。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一部中华文化史，差不多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交互作用、融会贯通、共同繁荣的历史”[27]。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也是各个民族交汇融合的过程。以内蒙古地区为核心的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通过迁徙、杂居、战争、贸易、通婚等多种形式的交流，在血缘上彼此融合，在文化上相互学习，逐渐形成了共同的稳定的文化心理特征，产生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匈奴、鲜卑、契丹、蒙古等北方民族在内蒙古地区波澜壮阔的历史创造，不仅影响了中华民族与中国历史，而且影响了世界民族与世界历史。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内蒙古地区从未缺席。准确认识内蒙古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的作用，增强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对增强内蒙古地区的文化软实力，加强民族团结，实现习总书记提出的“把祖国北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的要求，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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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原文引自《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9月第49卷第5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