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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君籍贯诸多异说及其成因述论

日期:2022-05-09 来源:三峡论坛 浏览次数:1301次 字体大小 关闭

王前程


[摘要]关于昭君籍贯问题,历来存在诸多说法。“南郡秭归”说始于汉末三国时期,是古代文献资料记载最早的说法,“建平兴山”说始于三国以后。秭归说和兴山说实为一说,乃是行政区划发生变化一分为二所致,三国以前可谓昭君为秭归人,三国以后应谓昭君为兴山人,即今湖北宜昌兴山县实为“昭君出生故里”。“齐国”“成都”“巫山”“荆门”“越州”等说法,主要源自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的描述,可谓“昭君文化故里”。


[关键词]王昭君;籍贯;兴山;诸多异说;形成原因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20)02-0001-06


昭君出塞名满天下,两千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颂。然而,关于昭君故里在何处,却存在诸多说法,如秭归说、兴山说、齐国说、成都说、蜀女说、巫山说、荆门说、越州说等,诸多相异观点都能找到一定的文献依据,或来自历史地理著作的记载,或源于文学作品的描述,或源于民间传说。今学术界普遍认同昭君籍贯为湖北兴山县,但其他说法仍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以致网络上众说纷纭。笔者拟从昭君籍贯诸多异说形成的时代和历史原因入手,谈一点个人浅见。


一、秭归说和兴山说


最早记载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文献是《汉书》,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元帝纪》和《汉书•匈奴传》等传记中均简略记录了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王昭君远嫁呼韩邪单于的过程,但并未提及昭君籍贯。最早述及昭君籍贯的学者是汉末三国时期的文颖,文颖注释《汉书•元帝纪》中“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一句云:“本南郡秭归人也。”[1]虽然只有简短的七个字,但指向十分明确:王昭君为汉朝南郡秭归县人,即“南郡秭归”说,确定王昭君的家乡在今湖北省宜昌市西部。


文颖的说法是目前所见早期文献中最可信的观点。第一,文颖是注释《汉书》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而且在所有述及昭君故里的学者当中,文颖距离昭君的时代最近,所提供的信息最有价值,因为“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2]。第二,文颖是东汉荆州南阳郡人(辖今河南南阳市等地),汉末做过荆州牧刘表的从事,后在曹魏政权中任职。汉代“从事”实为州刺史属 吏之总称,分为别驾从事史、治中从事史等,每人主管一郡(国)的文书档案。文颖作为刘表的佐官,当熟知荆州官府的档案资料,而且文颖曾经奉刘表之命从长江水道西行入川出使益州,与益州牧刘璋接通关系,往返路过三峡腹地,他说昭君是秭归县人,绝非虚妄。南朝刘宋人范晔著《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曰:“昭君字嫱,南郡人也。”[3]虽未指明秭归县,但说昭君为汉荆州南郡人,实是对于文颖“南郡秭归”说的认同。而唐人李贤注《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则云:“前书曰:‘南郡秭归人’”[3],进一步确认了昭君籍贯为南郡秭归县。


“建平兴山”说始于三国以后,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之一百四十八云:“兴山县:北八十五里,旧五乡,今七乡。本汉秭归县地,三国时其地属吴,至景帝永安三年分秭归县之北界立为兴山县,属建平郡。隋废之,唐武德初又置。香溪在邑界,即王昭君所游处。王昭君宅,汉王嫱即此邑之人,故云昭君之县。”[4]由此可见,南郡秭归三峡文化研究说和建平兴山说并不矛盾,只是行政区划发生变化一分为二所致。兴山县的设置在吴永安三年(260),其时文颖已不在人世,他注释《汉书》时只有秭归县而无兴山县,故而他指昭君为秭归县人。吴永安三年(260)以后,兴山县虽偶有并入秭归县之时,但多数时候独立存在,一直延续至今。而王昭君出生地处在汉秭归县北界即后来之兴山县境内,故而乐史的“兴山”说得到了更多学者的认可,后世权威历史地理著作如《舆地广记》《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湖广通志》等等均沿袭其说法。因此,秭归说和兴山说实为一说,魏晋以前可谓昭君为秭归人,魏晋以后应谓昭君为兴山人,即今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人。


二、齐国说


魏晋隋唐时期,王昭君为“齐国人王襄(一作穰、攘)之女”的说法颇为流行。梁朝著名学者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琴操》云:“王昭君者,齐国王穰女也。年十七,仪形绝丽,以节闻国中,长者求之者,王皆不许,乃献汉元帝。帝造次不能别房帷,昭君恚怒之。会单于遣使,帝令宫人装出,使者请一女,帝乃谓宫中曰:‘欲至单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视之,大惊悔。是时使者并见,不得止,乃赐单于。”[5]《琴操》还叙述了昭君在匈奴生子后自杀等事。


《琴操》是一部为琴曲解题、介绍琴曲来源的音乐文献,最初盛传为汉末著名学者蔡邕所著,但今天学术界普遍认为蔡邕不过是托名,东晋学者孔衍才是《琴操》的编集者,也就是说《琴操》中诸多故事乃孔衍编集文人著述和民间传闻而成。孔衍,东晋初年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孔子第二十二代孙,少好学,通诗书,以博览广闻著称,著述百余万言,《晋书•儒林列传》载有孔衍事迹。《琴操》所述昭君故事,显然是采录齐鲁之地的民间传闻并杂糅《汉书•元后传》所载王政君入宫事而成。


王政君,西汉济南郡东平陵县(今山东济南市章丘区)人,为汉元帝皇后,王莽之姑,做过三代皇太后,身世经历颇富传奇色彩,是西汉宫中著名女性之一,汉晋时期齐鲁之地民间应有若干关于王政君的传说。《琴操》所录民间传说之所以将王昭君与王政君混为一人,一是因为二者姓字极为相近,又都是汉元帝时期的著名女性,一为汉元帝皇后,一为汉元帝宫女,被赐为单于阏氏(相当于汉之皇妃),而且王政君之父名王禁,“禁”字与“襄”字形体亦近似,故而民间故事传王昭君为“齐国王襄女”;二是因为二者早期身份颇为近似,王昭君以“良家子”即清白普通人家子弟的身份进宫,而《汉书•元后传》载:“(王禁)乃教书、学鼓琴,五凤中,献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为家人子。”[1]什么是“家人子”呢?唐人颜师古注《汉书•外戚传》中“上家人子、中家人子施有秩斗食”一句云:“家人子者,言采择良家子以入宫,未有职号,但称家人子也。斗食谓佐史也。谓之斗食者,言一岁不满百石,日食一斗二升。”[1]汉元帝时期,后宫女子分昭仪、婕妤等十四个等级,家人子、良家子均在十四等之外,家人子的地位和待遇比良家子略高,但均属于后宫最底层的宫女。可见,王昭君与王政君早年入宫的身份和经历十分近似,民间口口相传容易引起混淆讹误。


事实上,后世史籍、戏曲小说、民间故事等多有将王政君事迹移入昭君故事中。《汉书•元后传》记载汉元帝为太子时,其宠爱的妃子司马良娣病死后他极为悲伤沮丧,并迁怒于其他妻妾,一概摈弃不见。汉宣帝令皇后顺太子心意,从后宫家人子中选拔五个出类拔萃的宫女,让太子挑选,王政君在五人之中,太子不敢违背母意,便随意指了指坐在离他最近的王政君,王政君便被掖庭令送入太子宫,最终成为元帝皇后。范晔著《后汉书•南匈奴传》曰:“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3]五名宫女是一起赐给单于为阏氏呢?还是赐昭君为单于阏氏,其余四名宫女为昭君侍女呢?范晔没有说明。班固《汉书》记载仅赐昭君一人为阏氏,一次赐单于五名宫女显然不符合和亲惯例,当是范晔杂糅元后王政君事拼凑而成,实不足为信据。而元人马致远《汉宫秋》第一折写昭君自述身世云:“父亲王长者,平生务农为业。母亲生妾时,梦月光入怀,复坠于地,后来生下妾身。”今兴山、内蒙等地民间故事亦多言昭君生于八月中秋月圆之夜,是“月亮的女儿”,故“取了个乳名,叫做‘皓月’。”[6]民间故事传说多半是受到《汉宫秋》等戏曲的启发,而《汉宫秋》等戏曲则明显接受了《汉书》关于王政君出生之记载的影响:“李亲任政君在身,梦月入其怀。及壮大,婉顺得妇人道。”[1]所说“李”,即王政君之母李氏;“任”,即怀孕;是说李氏梦月入怀而怀上王政君。


有意搜罗著名历史人物的神异故事,是中国古代史籍叙事的传统。可见,魏晋以来文人创作昭君题材的作品和民间有关昭君的传说故事,大多杂糅了王政君的经历。然而,王政君籍贯为西汉济南郡东平陵县(今山东济南市),即齐国女子,王昭君籍贯为西汉南郡秭归县(今湖北兴山县),即楚国女子,一南一北,一东一西,相差甚远,不可混为一谈。


三、成都说和蜀女说


“成都”说和“蜀女”说可视为一说。指王昭君为成都人,始见于元人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剧中人毛延寿说:“昨日来到成都秭归县,选得一人,乃是王长者之女,名唤王嫱,字昭君。”剧中人王昭君回禀汉元帝说:“陛下,妾父母在成都,见隶民籍。”成都为郡名,自古以来就是蜀地(今四川省)中心地带,于是昭君可谓成都女子、蜀中女子。明确称呼昭君为“蜀中女子”的是明人凌濛初的小说《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蜀中女子从来号称多才,如文君、昭君,多是蜀中所生,皆有文才。”今之学者祁和晖力主“成都”说和“蜀女”说:“我们可以认为王昭君为四川人,为蜀女。”[7]


祁和晖先生认同王昭君是“蜀女”,其中一条重要依据是《汉书》文颖旧注原文是“本蜀郡秭归人也”,清代学者将《汉书》文颖旧注改为“南郡秭归”了,但康熙三十二年(1693)仇兆鳌进呈的《杜少陵全集笺注》殿本、康熙五十二年(1713)《杜少陵全集笺注》印本等,“都作了这样的注释:‘《汉书注》文颖曰:昭君本蜀郡秭归人也。’”[7]祁先生进一步说:“元代马致远在著名的历史题材杂剧《汉宫秋》中,借剧中人之口,四次肯定昭君是蜀女。……乃至有的读者,读《汉宫秋》后发生联想,认为昭君可能生在秭归,后来全家迁居成都了。马致远创作时总有一些特别的根据,才这样三反四复地强调昭君是‘成都秭归人’吧?他这些台词至少是参考了文颖的《汉书》注文,不过把‘蜀郡’径直改成了‘成都’。明代冯梦龙、凌濛初两大文豪也直认昭君为蜀女,如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初刻拍案惊奇》应为《二刻拍案惊奇》)中说:‘只因蜀中女子从来号称多才,如文君、昭君,多是蜀中所生,皆有文才’,能说凌濛初等人毫无根据吗?”[7]


蜀郡历来为蜀地中心郡国,成都为蜀郡郡治。东汉初期,公孙述割据巴蜀,曾改“蜀郡”为“成都郡”,东汉政权平定公孙述后又恢复蜀郡之称,两宋时又改蜀郡为成都府,所以,“蜀郡”亦即“成都郡”,“成都郡”亦即蜀郡。《汉书》文颖旧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文颖注为“蜀郡”是因为身在曹魏做官,而秭归县时为蜀汉集团所控制,故“蜀郡”含有“蜀汉所辖之郡”之意,并非实指成都郡,因此后人将“蜀郡秭归人”改为“南郡秭归人”则顺理成章。而马致远说王昭君为“成都秭归人”,应由行政区名的移位所致。中国古代一地多名、一 名异地的现象十分突出,多源于族群迁徙活动和战争割据局面,即中国古代普遍存在地名移位现象,如“鄂”这一地名从今山西南部移至今河南西南部再移至今湖北东部、“丹阳”从今河南西南部移至今湖北西南部再移至今江苏西部等等。西晋初期由于蜀地动乱不息,西晋王朝便在荆州南郡境内设置了一个“成都郡”,《晋书•地理志》载曰:“时蜀乱,又割南郡之华容、州陵、监利三县别立丰都,合四县置成都郡,为成都王颖国,居华容县。”[8]元人马致远博学多才,他应读过《汉书》文颖旧注,自然也读过《晋书•地理志》,荆州境内的成都郡国本为南郡旧地,而王昭君为南郡秭归县人,将昭君视为成都郡人又何尝不可呢?由此可知,《汉宫秋》指昭君籍贯为“成都秭归县”,实为历史上地名移位所致,并非因为昭君“全家迁居成都”在四川长大成人的缘故。


四、巫山说


“巫山”说也强调王昭君为“蜀女”,但它直接将昭君籍贯确定在夔州巫山县。如今之学者王辉斌说:“我们认为,昭君的故里在夔州巫山,即今四川省的巫山县。”[9]巫山县现今隶属于重庆市,秦汉时期称“巫县”,自古多属巴蜀地界。


王辉斌先生列举了昭君籍贯在巫山县的两大理由:其一,昭君旧迹在巫峡之滨。如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八载:“王昭君宅,汉王嫱即此邑之人,故云昭君之县,村连巫峡,是此地。”[4]证明昭君村和昭君宅位于巫峡之滨。又如中唐诗人蒋冽作记游诗《巫山之阳香溪之阴明妃神女旧迹存焉》,神女峰是巫山十二峰之一,在今巫山县东,其南有神女庙。从蒋冽记游诗诗题可知:“明妃旧迹”在长江之滨,与神女峰相连,而且在巫山与香溪之间,非在香溪之中。其二,古代文人创作歌咏昭君的诗作多指巫山为昭君故里。如北宋司马光作《和介甫明妃诗》有云:“自嗟不如住巫山,布袖蒿簪嫁乡县”;南宋王十朋作《昭君村》有云:“十二巫峰下,明妃生处村。至今粗丑女,灼面亦成痕”;明代黄幼藻作《题明妃出塞图》亦云:“早知身被丹青误,但嫁巫山百姓家”,等等,都是将巫山作为昭君故里加以歌咏的,王十朋还做过夔州知州,熟知三峡地理,他说巫山脚下有明妃村应是可信的。


王辉斌先生所提供的论据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首先,古代文人著作中所说的“巫峡”“巫山”等地理概念,大都是泛指巴楚之间较为广阔的地理范围,“巫山”“巫峰”往往指巫山山脉,“巫峡”则是概称巫山之峡,涵盖了三峡大部分区域,严格意义上的三峡概念(即瞿塘峡、巫峡、西陵峡),是在明清以后逐步形成的,其起始点和具体长度、范围等是到了近现代才最终得以确定。清同治四年(1865)编纂《兴山县志》卷一云:“兴山县,在巫山下流。”[10]说明直至晚晴人们心目中兴山县地处巫山之境。因此,乐史、司马光、王十朋、黄幼藻等古代文人所提及的“巫峡”“巫山”“巫峰”等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巫山县境内的巫峡、神女峰,否则就会犯下“以今证古”的失误。北宋初期乐史在《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八中虽然说昭君故里“村连巫峡”,但明确指昭君为兴山县人。北宋末期欧阳忞在《舆地广记》卷二十八中与乐史说法一致:“兴山县:有昭君村,汉宫女王嫱此乡人也。”[11]南宋范成大在《吴船录》卷下亦明确说:“兴山县,王嫱生焉,今有昭君台。”[12]两宋时期兴山县隶属荆湖北路的归州,巫山县隶属夔州路的夔州,两县之间隔有归州、巴东县,互不搭界,宋代学者决不会弄混淆。其次,巫山有“明妃旧迹”不能证明昭君故里在巫山县。巫山县有昭君村等遗迹是事实,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川通志》等文献亦有明确记载。今巫山民间故事说王昭君亲族(姨妈)家住奉节、巫山一带,昭君寄养姨妈家中并长大成人。不排除昭君少年时代到过巫山有过生活经历的可能性,但文人们所见“明妃旧迹”多半是后世人为修建的古迹。巫山县自古地处长江三峡之滨,不仅是一处重要的水运码头,而且是长江三峡地区的重镇之一。战国之世,“巫县”为楚国巫郡郡治之地,秦朝一统天下后以巫县为南郡西陲重镇,三国时期吴国长期以巫县为建平郡郡治,辖巴东、秭归、兴山等县,两晋南北朝时期巫县亦常为建平郡郡治,隋唐以后设置巴东郡和归州,改巫县为巫山县,兴山等县才与巫山县分离开来。巫山县城作为三峡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又地处长江之滨,交通便利,昭君乃本郡著名女性,在此地修建一些纪念昭君、表彰昭君的建筑物如昭君祠、昭君宅等以供游人瞻仰,实属情理之中。正如今天秭归县城(秭归县茅坪镇)建有屈原昭君文化公园一样,方便了广大游客对于历史文化名人屈原、昭君的瞻仰和纪念,但不能因此来证明屈原、昭君籍贯在茅坪镇。同样,巫山长江之滨的“明妃旧迹”同样不能证明昭君出生于巫山县。


五、荆门说


清康熙八年(1669)编纂《安陆府志》卷三《遗址》载曰:“昭君村:土人云在荆门州。故少陵诗云:‘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13]近人臧励龢编纂《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等辞书亦载昭君村在荆门州。荆门州,即今湖北荆门市。可见,“荆门”说主要源于杜甫歌咏昭君的诗作。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诗是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一,《咏怀古迹五首》作于杜甫逗留夔州(今重庆奉节县)和东出三峡逗留峡州(今湖北宜昌市)期间,即“群山万壑赴荆门”一诗最晚作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二月前,同年二月杜甫离开峡州前往江陵,不久去了岳州(今湖南岳阳市),两年后病逝于湘江一条破旧木船上。杜诗所说“荆门”,实指荆门山,在峡州(今湖北宜昌市)东南长江南岸。自春秋战国以来,长江南岸荆门山与北岸虎牙山便构成了闻名天下的“楚之西塞”,号称“川鄂咽喉”,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争夺战,留下了若干故事和遗迹,历代文人经过此地常常会登高感怀,杜甫咏荆门明妃村诗可能作于登临荆门山之后。然而,杜诗并非考证昭君故里,将“荆门山”与“明妃村”对举,不过是说昭君生于三峡之乡、此地多闻昭君传说而已。更关键的是,杜甫死于大历五年(770),而贞元二十一年(805)即杜甫死后三十五年始置荆门县(今湖北荆门市),宋代改为荆门军,元明以后称荆门州,杜甫时代荆门县位于当阳县(今湖北当阳市)北境,隶属于荆州。也就是说,“荆门”的移位是在杜甫死后发生的,杜甫生前不可能知道“荆门县”“荆门军”“荆门州”等地名,即便他说的“荆门”之下真有个“明妃村”,那也只能是“峡州明妃村”,与今天的荆门市没有任何关联。明代文人陈耀文在《天中记》卷十六中云:“王昭君,生于峡州,今有昭君村。”[14]无论是元代的峡州路,还是明代的夷陵州,均不管辖兴山县,足见明人陈耀文依据的正是杜甫之诗。


六、越州说


“越州”说源于明代戏曲《和戎记》,其第二折描写王昭君自报家门云:“奴家姓王名嫱,字淑真,祖贯越州人氏。父授太守之职。有妹秀真,兄弟王龙。”[15]清嘉庆年间雪樵主人作小说《双凤奇缘》(又称《昭君传》)亦采用昭君籍贯“越州”之说。今兴山等地民间昭君传说故事中也偶有籍贯“越州”说,显然是受了明清小说戏曲作品的影响。


今浙江绍兴市古称会稽郡,乃春秋越国中心区域,隋唐之际改称越州,越州从此名扬天下。王昭君生于南郡秭归县(今湖北兴山县),进入都城长安汉宫(今陕西西安市),再经今陕西、山西、内蒙等地远嫁大漠,距东南越州(今浙江绍兴市)均有数千里之遥,无论如何不搭界,她又如何成了“越州人氏”呢?这应与民间集体创作的随意性有关。《和戎记》是一本明初戏文,大约完成于明初江浙地区,作者不详,剧本不太讲究辞藻,又多不合声律,民间才人或下层文人集体创作的可能性很大。南宋以来,东南江浙一带流行戏文,又称南戏,民间才人们创作了《赵贞女》《王魁》《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等大批戏文。当元蒙一统天下之后,北方杂剧以强劲的势头风行舞台,南戏逐渐衰落,但当元末明初杂剧日渐式微后,南戏创作又出现振兴局面,产生了《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和《琵琶记》等一批颇具影响力的作品。从《和戎记》使用“越州”等宋元旧地名上看,不排除《和戎记》存在宋元旧本的可能性。戏曲是娱人耳目的大众通俗文学样式,作者可以根据个人的大体印象随心创作,《和戎记》既然是宋元明初民间才人的集体创作,当然具有较强的随意性,加上江浙一带的民间才人们未必到过湖广归州(辖今湖北秭归、兴山等县),缺乏对于归州历史地理的足够了解,因而难免会出现以讹传讹或牵强附会的现象。昭君故里“归州”在江浙民间才人们听起来颇似“越州”,而宋元明初“越州”又远比“归州”知名度高,于是,昭君便成了“祖贯越州人氏”,实为民间才人们因音近讹误或有意附会而成。


《和戎记》虽然将昭君故里附会至越州,但所写“越州”方位却又不是江浙越州(今浙江绍兴市),而更像是湖广归州(辖今湖北秭归、兴山等县)。明初定都南京(今江苏南京市),江浙一带成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戎记》以南京为都城,而第四折写安国侯张槐介绍昭君出生地“越州”则位于南京之西方:“臣启陛下,夜来司天台观星望斗,切见太阴星正照西方,落在越州城。越州太守王朝珊一女,生得龙眉凤眼,腮脸端正,可着使臣前去,宣入归朝,立为正宫,庶慰中外之望。”[15]昭君故里越州城(实为归州城)位于南京正西方,故而说“太阴星正照西方”;江浙越州城位于南京正南方(略偏东),如果实指此越州,则当说“太阴星正照南方”。可见,将昭君籍贯说成“越州”,不过是民间艺人随意附会而已。


总之,王昭君籍贯存在多种异说,形成的原因复杂多样。“南郡秭归”说即“建平兴山”说源自早期的历史文献资料,实为“昭君出生故里”;“齐国”“成都”“巫山”“荆门”“越州”等说法,主要源自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的描述,可谓“昭君文化故里”。科学区分“昭君出生故里”和“昭君文化故里”之别是学术研究者必须遵循的学术原则,但无论是“昭君出生故里”,还是“昭君文化故里”,皆属于昭君文化的范畴,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


注释:


[1](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


[2](清)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


[3](南朝)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


[4](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


[5]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


[6] 蔡长明主编:《中国民间故事大全•湖北兴山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


[7] 祁和晖:《王昭君籍贯族属异说》,《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8](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2000年。


[9] 王辉斌:《昭君故里新考》,《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89年第3期。


[10] 政协兴山县委员会翻印:同治四年《兴山县志》影印本,2017年。


[11](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四库全书》(第47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2](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下),《四库全书》(第46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3] 康熙八年《安陆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省府县志辑》影印本(第5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14](明)陈耀文:《天中记》,《四库全书》(第96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5] 吴伯森编著:《古代昭君戏曲注评》,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





编 者 按:原文引自《三峡论坛》2020年第2期,总第344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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