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昭君出塞受到历代文人、大众的关注与吟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社会 精英、人民大众、不同民族成员都参与了昭君事迹的传播与昭君文化的创造。昭君出塞具有消弭战争、提倡民族 间以和平友好方式吏流沟通的意义。昭君文化的内涵具有鲜明时代性、与时俱进性、成长创新性等特点，其主流 是进步的、积极的、向上的，是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个人发展的，这是昭君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昭君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昭君出塞；昭君文化；多元传播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227(2015)04-0070-05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和亲也成为了民族关系史上的重要内容。在汉代以前，和亲的记载已不绝史书。从汉代来说，汉初就开始实行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和亲政策。与北方民族的和亲，昭君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有学者统计，整个汉代和亲外族的女性不下百位。但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和亲异族、远嫁他乡的女性，其事迹甚至姓名都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里，只有与匈奴呼韩邪单于和亲的昭君千百年来受到了人们特别的关注、赞美、颂扬和同情，形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昭君出塞，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汉匈关系，以及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相处模式，而且引起了历代文人墨客、人民大众的持续关注。人们用诗词歌赋、小说戏曲、民歌传说等多种形式怀念、赞美昭君。歌咏昭君的作品不仅数量多、题材广、时代长，而且传播者的阶层广泛。从汉代到今天，昭君出塞成为典型的“滚雪球”式成长的文化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昭君文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影响越来越广泛。对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笔者试图对昭君文化的多元传播途径及原因进行探究，以寻找昭君文化持续发展、不断丰富的原因。

一、昭君文化的多元传播主体

（一）捋英传播

昭君出塞，在汉匈两族之间架起了和平友好的桥梁，汉匈之间相携相助，和睦安定，“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1],叫展现出欣欣向荣、国泰民安的景象。社会的精英——知识阶层首先关注到这一事件，从现有资料得知，与王昭君同时代的易学家焦延寿在《焦氏易林》中最早写出了赞美昭君出塞的篇章:“昭君守国，诸夏蒙德。异类既同，崇我王室。”“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合友好，昭君是福。”这两首诗奠定了认识昭君出塞价值的主旋律，那就是爱国、和平、友好、幸福。昭君出塞是西汉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东汉班固以史家之笔在《汉书》的《元帝纪》和《匈奴传》中记载了昭君出塞的历史事件，也记述了昭君家族为汉匈之间和平友好所做的贡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昭君出塞的故事得到了进步的创造性传播。范晔在《后汉书•南匈奴传》中对昭君出塞的描写，具有了生动的故事情节，“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 呼韩邪临辞大会，帝见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裴回，飒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阚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这段记述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并为以后昭君故事的再创作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西京杂记》、《世说新语》中增添了元帝按画召幸、行贿画师者得宠、昭君不肯从俗、而被画师丑化等内容。这样既解释了美貌超人、举止娴雅、应对得体的昭君不被元帝宠幸的原因，又把昭君出塞与政治黑暗、皇帝昏庸、人才埋没等主题紧密联系起来，为后人从不同角度歌咏昭君保留了丰富的素材。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昭君文化传播的奠基时期，也是关键时期。昭君的传奇人生与曲折命运，吸引着历代的社会精英—知识阶层参与到了昭君文化的创造与传播之中，扩大了昭君文化的影响力，为昭君文化增添了丰富的内涵。

此后，知识阶层对昭君的抒怀与歌咏，对昭君文化现象的渐次成型与广泛传播形成了后浪推前浪，波涛汹涌之势。其突出特点表现在:一是数量多。从西汉到民国时期，据不完全统计，仅保留下来的歌咏昭君的诗歌就不下千首。二是形式多样。以昭君出塞、胡汉和亲为题材的作品，包括了诗、词、散曲、鼓词、戏曲、小说、散文、神话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各种门类。三是作者队伍阶层广泛。从地位上看，有帝王、贵族、将相、官僚、普通文人；从身份上看，有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 史学家等。四是呈滚雪球式的发展态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歌咏昭君的作品数量越多、形式越多样、主题越丰富。

历代社会精英参与昭君文化的创作与传播，使昭君岀塞始终成为人们关注与热衷议论的话题。人们借对昭君的情感与抒怀的阐发，表达自己对民族和战、社会盛衰、人生际遇、政治状态的种 种认识，抒发自己的政治理念和个人情感，从而使昭君文化始终在社会主流文化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正是历代社会精英的参与，赋予了昭君文化以强大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内涵蕴意。

（二）民众传播

昭君出塞，使汉匈之间化干戈为玉帛。劳动大众最能感受战争的创伤与和平生活的美好，他们发自内心地以各种形式赞颂、怀念王昭君。为了感念昭君出塞的恩德，人们把昭君想象成最美丽的女人，被列为中国四大美女之一。她的美丽，甚至让空中的大雁忘记了飞翔。在昭君的同时代，知识分子创作了诗歌颂扬昭君，而劳动大众则用勤劳的双手，为昭君建寺庙，修坟墓，铸瓦当，以物质的形式颂扬昭君。东汉女诗人蔡邕写的《琴操》一书写到:“昭君死塞外，乡人思之，为之立庙。”说明最 晚在东汉时期，民众就在昭君故里建起了昭君庙，把她当做神灵供奉祭祀。《太平寰宇记》记载兴山县时说道:“香溪在邑届，即王昭君所游处。王昭君宅，汉王嫱即此邑之，故云昭君之县。”县南“有昭君院”，“又有昭君台”。为了纪念昭君，当地人不仅把兴山县称为“昭君县”，而且还保留了昭君的住宅，修建了“昭君院”和“昭君台”。

在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蒙古高原，人民大众则通过为昭君修建陵墓的方式表达对她的崇敬和 赞扬。其中规模最大、最受人关注的是位于呼和浩特市南郊的昭君墓，又被称为“青冢”，东汉蔡邕在《琴操》中就记述了“青冢”名称的由来，“胡中多白草，而此冢独青。”说明早在东汉时期昭君墓就屹立在了大青山脚下的大黑河畔。在蒙古高原，还有多处被称为“昭君墓”、“昭君坟”的遗址，说明人民大众对昭君的敬重与喜爱。人们通过在自己的故乡修建昭君坟墓，既表达了对昭君的崇敬之情，也希望昭君与自己同在，护佑自己生活的和平幸福。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秦直道上以及秦汉时期九原郡的郡治所在地包头地区，都发现了“单于和亲”、 “千秋万岁”、“单于天降”的瓦当，呼和浩特市出土了“单于和亲，千秋万代，安乐未央”的鸳鸯砖。考古工作者认定，这些都是汉代遗物，应当是民间为纪念昭君出塞而特别制作的。昭君出塞所带来的 “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2]的美好幸福生活，边境人民的感受最敏感、最直接、最真切，他们愿意用各种方式怀念和赞美昭君。

为颂扬昭君，人民大众还创作了大量的有关昭君的传说和神话。这些传说和神话主要流传于昭君的故乡湖北兴山县和当年匈奴人活动的地区——内蒙古地区。历史上，社会精英们歌咏昭君的作品多充满了悲怨、艾苦，大多是借昭君之酒，浇自己胸中块垒，而人民大众的作品则赋予昭君各种美好的品格和神通广大的能力。在神话和传说中，昭君帮助家乡和塞北人民解决各种困难，带来各种特产，平息边塞干戈，和睦汉匈关系，解决民众疾苦，帮助民众发展生产，创造美好生活。人民大众也希望通过神话和传说帮助昭君实现自己的意愿。如昭君回乡省亲的传说；昭君去世后，大黑河水倒流三千里，将她的遗体带回家乡安葬的传说等等，这些都是昭君生前孜孜以求、却难以美梦成真的事情，老百姓却通过自己创作的神话和传说帮助她完成了夙愿。与精英阶层相比，人民大众对昭君形象的塑造更质朴、更纯真，他们把昭君当成了真善美的化身，当成了人民的保护神。

（三）族际传播

昭君出塞，加强了汉匈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在不同民族之间架起了和睦相处的桥梁，不仅中原地区的人民颂扬昭君，而且边疆民族地区的人民也赞美昭君。由于有发达的史官记述体系和文字传承体系，有关中原地区昭君事迹的记载，以及历代文人墨客对昭君的吟咏，各种文献中多有记述。在昭君出塞的北方地区，因为匈奴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也就难以记下早期有关昭君的故事、传说等。但昭君出塞，带给北方地区的是和平的局面、农业生产的经验、先进的生产技术。早在汉代，匈奴地区就有了纪念昭君的物质载体，如昭君墓、和亲瓦当等。

在中国古代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中，许多人的事迹主要流传在中原地区，如屈原投江、苏武牧羊、岳飞抗金、文天祥殉宋等，北方游牧民族则往往对他们持不同情感，而昭君出塞的故事则跨越了民族界限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不同民族都赞美一个人物，颂扬一个人物，这在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蒙古民族中有有关昭君的说辞，满族中也流传着许多昭君的故事和传说。契丹人耶律楚材，满族人康熙皇帝都有吟咏昭君的诗歌。昭君出塞故事的传播与增衍，不仅跨越了民族界限，而且也跨越了时间的界限、地域的界限。吟咏昭君的作者遍布历朝历代、各个地区。有关昭君的故事和传说，不仅昭君的娘家兴山县有、昭君出塞后活动的地区内蒙古地区有，其他地区也有，“不仅在大陆上传播，而且被台湾民众所熟知。在台湾人民心中，则把昭君与‘观音娘'、‘妈祖娘'并列。在台湾的苗栗县新莲寺中就供奉着一尊‘昭君娘'神像。”[3]

昭君的故事还被传播到海外。随着遣唐使到唐朝访学，昭君的事迹以及歌咏昭君的文学作品也在日本广为流传。“日本平安时代初期，亦即公元9世纪初期，在位天皇发起了一次吟咏中国古代人物王昭君的主题诗会，参加的都是比天皇年长的朝臣，君臣用汉字写作，写下了五首乐府体的日本‘汉诗'。此后（818），天皇下令编纂汉诗集，这次诗会的作品得以汇编并成为流传至今的《文华秀丽集》中的同题诗篇。”日本的嵯峨天皇和手下的大臣专门以昭君为题创作吟咏，“这是迄今为止域外发现的最早的几首昭君题材诗歌，而且是中外最早的昭君题材诗歌唱和，也可能是同时创作最多的昭君题材作品。”[4]在日本，以昭君为题材的诗歌、小说、绘画源远流长，世代不衰，说明昭君文化在海外的广泛影响力。

吟咏传诵昭君事迹的阶层广泛，时代持续，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这就使昭君出塞这一历史事件发展成为一种文化现象。那么，为什么从社会精英，到普通大众，从俊秀南国，到苍茫北方，从遥远古代，到当今社会，都对昭君出塞情有独钟，对传播昭君文化表现出如此大的兴趣与热情，其中的原因值得探求。

二、昭君文化多元传播的原因

（一）昭君出塞的主客观效果符合整个社会的愿望

汉朝对匈奴的政策经历了汉初的被迫和亲，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全面战争，昭宣之际缓和与 匈奴的关系几个阶段。汉元帝时，南北匈奴分裂之际，汉朝以各种手段拉拢南匈奴，对南北匈奴采取分而治之的措施。这时呼韩邪单于向元帝提出“愿婿汉氏以自亲[5]”的请求，表示永远不再与汉朝发生战争，愿意为汉朝守卫边境，“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戈之事。”[6]汉元帝从小受到的是儒家教育，他热衷于儒家学说，也崇尚儒家以羁縻为主的民族政策，便欣然答应了单于的请求，“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檣为阏氏。”[7]昭君出塞后，“单于欢喜”，命名她为“宁胡阏氏”，颜师古解释说:“言胡得之，国以安宁也。”[8]围绕昭君出塞，呼韩邪单于希望以昭君和亲为媒介，达到“国以安宁”的目标，汉朝也希望“边境安宁”。汉匈双方都确立了消弭战争祸患、双方友好相处的方针。

客观上，昭君出塞，也为双方愿望的实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通过和亲，南匈奴与北匈奴划清了界限，汉朝与南匈奴之间的友好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人民得以摆脱战争之苦，边境地区的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初，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9]

在中国古代，治世少而乱世多，战争频仍，人民饱受战争之苦，因此，从整个社会来说，对和平的实现倍加渴望，对和平的局面倍加珍重，对为和平作出贡献的人物倍加赞誉。正如翦伯赞先生在《游昭君墓》诗中所说的:“汉武雄图载史册，长城万里遍烽烟。何如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年。”[10]昭君出塞，取代了千军万马，胜过了烽火狼烟。对昭君的赞美与颂扬，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了。

（二）昭君的人生际遇易与读书人产生心理共鸣

昭君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充满了变化。平民出身却凭借美貌贤淑被选入后宫，才貌双全却难以得到元帝的宠爱，自愿请命远嫁匈奴追求美好生活，远嫁他乡怀恋故土亲人，顾大局从胡俗委屈自我。在封建社会，这样的经历、这样的情感会反复折射到士人身上，使他们对昭君的人生际遇常常感同身受，便借抒怀昭君表达自己的种种情感。

封建社会的察举选官制度与科举取士制度，会使一些中小地主家庭甚至平民家庭出生的读书 人凭借自己的才华与学识脱颖而出，步入统治阶级的行列，这与昭君凭借美貌与才华被选入后宫 有异曲同工之处。怀着美好的理想与大展宏图之志的愿望进入仕途，但在封建社会，仕途的通达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才干与能力，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的好恶，还取决于权势争夺中各种力量的角力。能够步入官场的，自然多是精英人物，尽管每个人都使尽浑身解数，但真正仕途得意者毕竟是少数，“君主的昏庸、官场的倾轧，使很多士人感觉到自己就像风华绝代的昭君一样，尽管才华横溢也难以把握自身的命运，难以得到君主的赏识。于是，以咏昭君来抒发己意、感慨人生的作品便大量涌现出来。”[11]

在封建社会，士人仕途的穷通变化往往是个人难以把握和左右的，而昭君的一生有过多次出人意料的变化，具有很多传奇的色彩。这样的经历，容易引发文人墨客的同情与共鸣。

（三）昭君的平民出身让劳动大众感到亲切

昭君是“良家子”，应该出生在一个平民家庭。“良家子”谓清白人家的子女。汉时，指从军不在七科谪内者或非医、巫、商贾、百工之子女。西周时期属于贵族身份的武士，接受上一级领主的封地，并在战时自备甲胄戈矛从军。战国将封建领主制过渡到封建地主制后，这种特征转而反映在所谓的 “良家子”充当骑士上。良家子从军，一度盛行于西汉，良家子在军队中有着很特殊的地位，边防军将士的姓名上，必须标明良家子、募士、卒、徒等字样，表示不同的社会地位。这其中良家子是身份最高的，本人必须有一定的家产并无犯罪或其他不良记录，凡是父兄犯罪或者家世微贱，就不能居于良家子之列。秦汉以来，在婚姻仕途和从军各个方面都以此为准则，不得改变。而曾经是良家子的军人，如果其家人犯罪也会被剥夺良家子的身份。岑瞳的父亲岑豫为南阳太守，贪污被杀后，他即被视为非良家子。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是非常看重良家子这个称号的。

王昭君出生在“良家子”这样的家庭，一定是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清纯快乐的童年时光。作为农家女儿，她与童年伙伴们在香溪水边嬉戏，也应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接受一些琴棋书画和文化方面的教育或熏陶。这样的出身、家境，使民众感到真实、亲切。人民大众愿意把昭君作为邻家的女儿，身边的一员，发自内心地关心她、赞美她、怀念她。

（四）文化内涵的与时俱进使昭君出塞成为永恒的话题

和平的使命，传奇的人生，曲折的经历，赋予昭君出塞以丰富的内涵。从汉代开始，吟咏昭君出塞，逐渐形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如前所述，与昭君同时代的焦延寿创作的两首诗歌，奠定了昭君文化的基本内涵，那就是歌颂和平、爱国、民族友好和人民幸福，这样的主题是正面的、积极的、向上的，符合社会发展和人民大众的愿望。

不同时代，人们传播昭君故事，通过昭君寄托个人情思，赋予昭君文化以不同的文化内涵。在封建社会政治腐败、君主昏庸之时，人们通过同情昭君貌美才高却受到元帝的冷落，谴责画师毛延寿因为没得到贿赂而故意丑化昭君来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针硅时弊。甚至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最高统治者帝王。白居易在《昭君怨》的诗中写道:“见疏从道迷图画，知屈哪叫配胡虏？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12]皇帝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却相信画工之笔，被愚弄也就不是偶然的事情了。见到昭君时，已经知道了昭君的才高貌美还要把她送给匈奴，说明皇帝的薄情寡义和知错不改了。君主昏聩，佞臣庸才充斥朝野是封建社会的常态，人们还借歌咏昭君批判封建社会嫉贤妒能、埋没人才的现象。在中国古代，朝廷上商讨决定国策，战场上纵横驰骋、杀敌卫国本来都是男人的事情，以美女和亲，取悦敌方通常是政治腐败、国力衰弱情况下的无奈选择。在一些歌咏昭君的作品中，指出昭君出塞和亲，正是统治者偏安一隅，文臣武将尸位素餐、贪生怕死的结果。当面临强敌入侵，国家处于危亡之中，统治者仍苟且偷安，甚至屈膝投降时，人们通过吟咏昭君，表达对当政者的不满，希望有人为了国家利益能够像昭君那样牺牲自我，挺身而出。

五四运动以后，人们歌颂昭君能够冲破封建束缚，巾帼不让须眉，担当社会责任，希望有人站出来挽救社会危机。“强夷强夏须臾故，纷纷首向和亲务。彼犹人为非己为，何如自请有明妃。明妃自请空复尔，羞煞汉廷众男子。一笑春风度玉关，身后褒弹浑不知。”[13]昭君受到千古传扬，男人们应该为自己的平庸与无能悲叹，而不是悲叹昭君。“玉关出塞道，荆门月夜时，今古百辈为诗歌。男儿俯仰感身世，何不自悲悲阏氏。”[14]

新中国成立后，昭君文化被赋予了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新内涵。人们对昭君的吟咏，不再悲怜她的遭遇、同情她的命运，而是歌颂她为民族团结、民族融合做出的贡献。通过各种形式对昭君形 象的刻画，提倡各民族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弘扬昭君文化，有利于建立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 系。改革开放后，人们又把昭君文化与“和谐”、“和美”紧密联系起来。通过弘扬昭君文化，促进团结互助、和谐发展的人际关系与民族关系，以文化建设带动社会繁荣与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

昭君出塞是一段历史，历史本身是过去时，不具有当下性。但昭君文化却像一棵大树，千百年来在社会精英、人民大众、各族人民的心血浇灌下，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成长壮大。昭君文化的内涵具有鲜明时代性、与时俱进性、成长创新性等特点。昭君文化的内涵不是固化的、静态的，而是跟随时代脚步不断丰富。但不管怎样发展、怎样变化，昭君文化的主流总是进步的、积极的、向上的， 总是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个人发展的，这是昭君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昭君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1][5][8][9][东汉]班固.汉书·卷94[Z].北京:中华书局,1962.

[2][12]全唐诗[C].北京:中华书局,1960.

[3]刘溢海.昭君文化、中国梦与世界和平[J].昭君文化,2013,(2).

[4]王志刚.《文华秀丽集》昭君母体创作初读——9世纪日本嵯峨天皇君臣咏昭君诗[A].郝存柱,主编.昭君文化高层论坛论文集[C].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6][7][东汉]班固.汉书·卷9[Z].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翦伯赞.游昭君墓[N].光明日报,1961-11-11.

[11]王绍东,陈绪忠.历代悲悯昭君诗中所包含的文化意蕴[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5).

[13][14]可永雪,余国钦.历代昭君文学作品集[C].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

文章来源：民族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

编 者 按：原文载于《民族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