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洲

2017年8月，我参加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李肖教授组织的远赴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的考察活动。此次的考察路径，对我而言，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可以实地踏勘被称之为“最北方的汉式宫殿”。对于这座特殊的汉式宫殿，我早有神往之感。8月13日，我与李肖教授、西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党社教授等人到达哈卡斯共和国（哈卡斯人居住地地区，在苏联时期是哈卡斯民族自治州，1991年苏联解体前改为哈卡斯共和国）米努辛斯科“地方志博物馆”，专程前来参观保存在这里的“汉式宫殿”出土文物。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出土的带有汉文化色彩的古代文物，特将在现场拍摄的若干照片附在文章中，呈献给感兴趣的读者朋友。

一、宫殿的位置与形制

对这座“最北方汉式宫殿”遗址的发掘及其研究，在北部亚洲考古学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我们了解两汉之际汉匈关系的历史演变，更是具有独特的价值。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早年间被苏联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汉式宫殿，已经很少为人所知了。

由于多年来关注这个重要宫殿遗址的人太少，以至于我们从网络上搜索，所得到的一篇介绍文章《最北面的汉代文化遗址-南西伯利亚的阿巴坎宫殿遗址》（作者署名张春），说到遗址位置是“南西伯利亚地区汉式宫殿基址。位于今苏联哈卡斯自治州首府阿巴坎以南8公里”。仅就这个遗址位置的说明文字而言，表面上似乎精确到了以“公里”为计数单位，但是，以阿巴坎为地理坐标来做这样的方位叙述，对于未曾到过现场的人而言或许感觉是“言之凿凿”；而对于有机会到过现场的人而言，只能是发出一声苦笑了-两者之间的地理位置实在是相距甚远啊！

宛如“飞来峰”一般突然出现的“最北方的汉式宫殿”，位于今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地区的米努辛斯科平原上。该考古遗址所出土的文物，现在保存在哈卡斯共和国米努辛斯克地方志博物馆内。在俄罗斯的许多地区有“地方志博物馆”，其规格大致相当于中国的省级博物馆。地方志博物馆的展陈内容通常由自然、历史、军事、民族等几部分构成。

这座汉式宫殿遗址，于1940年被偶然发现，不久就在苏联考古学家C.B.吉谢列夫教授等人的主持之下，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考古发掘的最重要的主持人-吉谢列夫教授，时隔多年之后，在他的著作中，介绍了早年间的这个重大考古发现：“1940年夏天在哈卡斯自治州首府阿巴干市以南八公里‘力量’集体农庄附近修筑公路，挖掘了一条山冈的边缘，因而发现许多显然是中国起源的各种尺寸和形状的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筒瓦（沿屋顶自上而下铺盖底层板瓦之间的接缝）的圆形瓦当……所有瓦当都有同样的汉字，是用两块制作相似的印模在泥坯未干时压印出来的。这些瓦当的拓片、摹本和照片，已交由阿列克谢耶夫研究。他断定文字是汉代的铭文为‘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根据阿列克谢耶夫的意见，这句话的语法特征也是汉代的典型特征……1941、1945和1946年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同哈卡斯研究所历史博物馆（哈卡斯博物馆和米努辛斯克博物馆）合组的工作队，全面研究了这座岗丘发掘查明岗丘下面覆盖着一座草泥墙房屋的基址。经仔细考察，发现十六个房间，其中一些中心房间呈方形，面积为12×12米，其余的房间从东西两面与之相邻……根据这些中心房间的四周有瓦当的瓦出土，应当认为屋顶同大部分中国建筑物一样是四面坡式。房屋中心部分的四周保存着较薄而且可能较矮的外墙。这些墙壁的下面也有带铭文的瓦当出土，据此可以推测外围房间的房顶是单面坡的瓦顶。它的上沿分别与中心房间的四壁相连。可见这座房屋可以复原为典型的中国建筑：平面正方形，上面盖有四面坡垂檐瓦顶。”（吉谢列夫/著，莫润先/译：《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下册），第二编《匈奴-萨尔马特时期》，第七章《叶尼塞河流域的塔斯提克时期》，“五结语”。《西域史译丛》，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5，第80页。地名的汉译，有不同。该文的“阿巴干”，现在的标准译名是“阿巴坎”）

对于苏联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这座汉式宫殿的形制，中国学者以中山大学周连宽教授的描述最为简洁明了：“关于宫殿建筑的情况，据吉谢列夫说，中央大殿的四周都发现瓦当，足见大殿的屋顶是四斜面的。我们可以想象此大殿为全部建筑物的最高及最大部分，其四周则环绕着较矮的房屋，东南一角虽则为公路基地所掩，但从东北角的布置来推测当有房屋四间，总计大殿四周的房屋有十九间连大殿本身共二十间。各房屋互相联属，大殿正门向南，与南面一屋相通，除大殿外，以此屋为最大，其东西宽与大殿相等，似系过厅即外宾进入的前堂。墙为黏土筑成，厚达二米，地下通暖气的渠道曲折回环，除通入大殿之外，并达半数以上的房屋。”屋顶用板瓦及筒瓦覆盖，屋檐有圆形瓦当，上有反印的“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等吉语，还有汉文化特色鲜明的铜镜多面和铺首等文物出土。其年代应该是在公元前后（参见周连宽：《苏联南西伯利亚所发现的中国式宫殿遗址》，《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第64页）。这座汉式宫殿出现在如此遥远的匈奴控制的极北之地，确实为历史学家研究那个特定时期的汉匈关系提供了令人拍案称奇的材料。

从周连宽教授的行文来看，他似乎没有到访这座宫殿的所在地做实地踏勘，联系到周先生在那个年代所遭遇的极不如意的环境而言，【周连宽（1905-1998年）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档案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教授和创办人之一。原名周梓贤，笔名苦竹斋主、蠹公、宽予。从1954年起，周连宽先生成为文史大家陈寅恪先生的助手。他每日以半天帮助陈寅恪教授搜集整理资料，另外半天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从此以后直到1969年陈寅恪教授逝世，周连宽先生一直是陈寅恪先生的得力助手之一。1956年11月，中山大学为了让周连宽先生专心做好陈寅恪先生的助手，遂将周连宽先生调至历史系资料室任主任，似乎他也没有远行出国考察的可能性】周连宽先生仅仅根据苏联考古学家公开发表的文字，就对这座宫殿的形制作出了更符合汉式建筑特点的描述，不得不令人佩服他的学术功力之深厚。

我们一行的领队李肖教授对当地接待方提出了希望实地踏勘宫殿出土地点的要求。接待方曾经表示了一定程度的为难，后来在我们的坚持之下，接待方陪同我们来到了出土地点。据接待方告知：在汉式宫殿出土之后，苏联政府为了加强运输能力，抢修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把宫殿遗址完全覆盖（这个说法与上文转引吉谢列夫“东南一角部分覆盖”之说有所不同）。

尽管此次在宫殿遗址的实地踏勘，未能有更直接的发现，但是，依旧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中国学者对这座“最北方的汉式宫殿”的研究显然很不充分。郭沫若先生是曾经到访博物馆考察所藏文物的，是否到宫殿遗址所在地尚不得而知。对宫殿的时代和主人做过系统研究的周连宽先生识断过人，但是考虑到他撰写大作时是在20世纪50年代，也是他受到压抑的时候，他到南西伯利亚现场踏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们这次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实地踏勘，难免有浮光掠影之憾。那种亲临现场的感受，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探讨历史真相的欲望之强烈，是枯坐书斋的人很难比拟的。我们一行在现场踏勘所得出的启发是：中国学术界应该更加重视和推进对北亚历史的研究。

二、宫殿“主人”的三种推测

这座宫殿的主人是谁？自然也就成为学界讨论的问题。苏联的学者、该宫殿遗址的发掘者吉谢列夫教授曾经推测是汉武帝时期的名将李陵败降匈奴之后，单于为了安抚李陵的思乡之情而建。

郭沫若先生曾经参与过讨论。他在《苏联纪行》里面说：“在我的想法，恐怕不是李陵的住居。馆中所陈列者只有瓦当和铜兽环，这些应该都是中国传去的，北匈奴境内没有可能自行制造……可能是汉家的公主下嫁时，王室为慰藉她的乡愁，特别建立此屋，以为陪媵的。”（转引自：周连宽：《苏联南西伯利亚所发现的中国式宫殿遗址》，《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第55页）郭沫若先生的推论，动摇了苏联专家提出的“李陵宫”的前说，有其价值；但是，他把这座宫殿的建造推论为汉家朝廷派人所为，是为“和亲”公主所建的“陪媵”建筑，却很难令人信服。

后来，周连宽先生对这个问题做了全新的讨论，他对宫殿主人的前两个的推论都做了否定：“综上所述，足证阿巴干宫殿遗址绝非李陵的故居。”“由此可知，谓匈奴单于在远离龙庭五千余里的地方，筑一宫殿以处下嫁为阏氏的汉公主，殊难设想。”周连宽先生推测这个宫殿的真实主人应该具备以下五个条件：（一）其人可能生当王莽篡位时期，则与瓦当文字相符。（二）其人习尚中国风俗文化，否则不至弃其毳幕生活，而愿意住在这样一个中国式的宫殿里面。（三）其人必与汉有特殊密切的关系，否则汉廷不至帮助他建筑这个宫殿。（四）其时单于必对汉屈节称臣，否则，不至容许宫瓦有颂扬汉天子的吉语。（五）其治庭必在丁零，或距丁零不远。周先生进一步推论“根据上文所举五个条件，证以有关史料，我认为最适合于这个宫殿主人的是昭君的长女须卜居次云，亦称伊墨居次云。”（周连宽：《苏联南西伯利亚所发现的中国式宫殿遗址》，《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第61，62，63页）周先生的推论，有相当的合理性。如果没有新的考古成果出现，可以否定他的推断依据，周先生的观点可以视为定论。也就是说，在现有的资料基础上，我们应该相信这座宫殿的主人，极有可能是王昭君的长女伊墨居次云和她的夫婿须卜当。他们最有可能取得了王莽新室政权的支持，并得到了匈奴时任单于的支持，得以在如此遥远的北方建成了这座汉式宫殿。

我们回顾在王莽辅政到废汉自立之初的短暂时期内，变化莫测的历史风云，似乎为王莽处理好中原政权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王莽新室代汉而立之后，中原与匈奴之间公开为敌的状态曾经出现过一次转机-与中原为敌多年的匈奴首领乌珠留单于逝世，时为王莽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当时，匈奴的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须卜当，是主张与中原修好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妻子就是王昭君的女儿伊墨居次云。西汉后期的王昭君曾经是汉匈结好的标志性人物，她的女儿伊墨居次云不仅继承了其母的文化符号，更与其夫君一道在匈奴的高层拥有相当的实权。他们夫妻二人都自觉地以王昭君事业的继承者自命，伊墨居次云经常表示应该与中原恢复“和亲”。当时有位对中原较为友好的匈奴贵族咸，此前曾经接受王莽颁赐的“孝单于”封号，再加之伊墨居次云素来与咸厚善，注意到咸前后为莽所拜，所以他们夫妻二人操纵政局，拥立咸为单于，号为“乌累若鞮单于”（《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列传下》）。这位被拥立的新单于，本来无意与中原为敌，再加上伊墨居次云、须卜当两位贵族人物提议与中原王朝恢复“和亲”，在新莽政权与匈奴之间，关系趋向了缓和。

王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伊墨居次云、须卜当派人到西河虎猛县的“制虏塞”下，告知守塞将吏欲见和亲侯。和亲侯王歙，是王昭君兄长之子。中部都尉将情况奏闻朝廷。王莽喜出望外，派遣王歙、骑都尉展德侯王飒兄弟二人出使匈奴，王昭君家族的“和亲”符号作用，在这一轮的“新、匈”外交斡旋中，得到了双方的承认与运用。

王昭君的女儿和女婿在匈奴拥有较大实权的背景之下，她们有亲附中原的情结，也有推进匈奴与中原关系密切的能力，但是，历史所提供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却被王莽的荒唐行为所破坏。

在乌累若鞮单于在位时期，匈奴与新莽政权之间的关系相对缓和，军事冲突虽然时有发生，但是都处于较小规模。双方都在有意识地避免发生大的战争，匈奴一方发起的进攻，都被他们说成为是“非官方”的失控事态；王莽一方，也乐得以此作为匈奴寇略的解释，以满足其政治需要。

王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乌累若鞮单于病死，弟左贤王栾提舆继立，这就是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他在位的时间（公元18-46年）远超过其兄长。他为人刚愎自用，敢于杀戮。对于王莽新室政权而言，这位新继位的单于，是远比其前任乌累若鞮单于更难驾驭的强势对手。偏偏王莽的应对之策，又出现了施展谋略而手法拙劣的问题。新单于继立之后，对王莽新室表达过善意，曾经有遣使奉献之举。王莽寄希望借用王昭君女儿伊墨居次云与女婿须卜当在匈奴的影响力来牵制这位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王莽遣和亲侯王歙至塞下，诱骗伊墨居次云与须卜当及其子至塞下，胁迫他们一家至长安，强拜须卜当为“须卜单于”，欲发兵北上，帮助“须卜单于”争夺大单于的位置。对于这种难登大雅之堂的做法，王莽大臣中很有政治和军事远见的严尤提出了劝谏，王莽却不加采纳并且罢免了严尤的大司马之职。匈奴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得知消息，勃然大怒，发兵南下侵袭。边境沿线，连年烽火不断。王莽新室与匈奴的关系再次进入了严重冲突的阶段。

到地皇二年（公元21年），被控制在长安而无法有所作为的须卜当郁郁而终，王莽把庶女嫁其子后安公耆，他依然想利用机会出兵辅立耆为匈奴单于。当然，这只能是幻想了。本来王昭君的女儿与女婿这支在匈奴内部的力量，是有可能为推进匈奴与中原的关系而有所贡献的，但是，王莽的自作聪明和胡乱作为，却把这个特殊家族的作用“归零”了。令人徒叹奈何！

以宫殿建筑为载体的汉文化，奇迹般出现在遥远的匈奴腹地之北，出现在汉人原本无所闻知的极北之地，除了让后人感叹文化与文化交流的方式，可以如此多姿多彩，其生命力可以如此强大之外；当然我们也应该想到：如果没有中原与匈奴关系和好（至少是暂时缓和）的背景，单纯依靠一方的强势扩张，是不可想象的；由此而言，伊墨居次云与须卜当夫妻的“居中”之功，不可埋没。由于王莽处置失当，使得伊墨居次云与须卜当夫妻失去了在匈奴高层的影响力，这座地处北方的汉式宫殿，也就只能陷入落寞和荒芜。 

编 者 按：原文引自《文史天地》2018年第04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