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生禾

[提要]汉王昭君出塞的路线，史无具体记载。学界有陕甘间的秦直道和山西境的通塞中路二说。前者以秦直道直而近捷，《通鉴》胡三省注谓汉曾发七郡各二千骑迎单于的七郡为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至长安，即所经行应为秦直道。本文持通塞中路说：根据是汉匈间礼聘、和亲往还走通塞中路有间接的具体记载；此线虽曲缓，却易行又安全；汉遣七郡迎护单于的“七郡”实为通塞中路的河东、太原、代、雁门、定襄、云中、五原；通塞中路一线有关的世代传说是对信史的补充。

[关键词]昭君出塞路线；秦直道；通塞中路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17)03-0030-06

著名的近代杰出政治家林则徐自署楹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也是抗战中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抗击日军壮烈战死汉江北岸时的誓言。其实，“鞠躬尽瘁”、“精忠报国”，固属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两千年前我国古代绝代佳人、汉廷宫妃王昭君，岂非古来绝好的典型一例！她深明大义，胸怀君国大局，置个人安危祸福于度外，请缨远嫁匈奴“改往变常”，有力地推动了汉匈两大民族间化干戈为玉帛，安边息民，致汉匈几代人长期和平亲善。其精神、其业绩之历史意义、历史影响，盖可谓既深且巨。据史籍记载，抑或世代流传下来的口碑，有关其人其事的史迹，集中于昭君故里、昭君陵墓（终寝地）以及昭君出塞处（行经线路）。迄今湖北兴山县的昭君故里宝坪村、昭君祠，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昭君墓青冢，都早已成为海内外游人云集，参谒凭吊的旅游胜地。昭君出塞路线及出塞处，由于既缺乏原始文献的具体记载，又迄今学界聚讼纷纭，仍处于十里雾中。

一

在我国历史文献中，最早记载王昭君其人其事者，当推生卒与汉元帝、王昭君大抵同时的汉刘向所撰之《西京杂记》，唯其所载限于昭君出塞的因果概略情节，未涉出塞路线。后来班固《汉书·元帝纪·匈奴传》、范晔《后汉书·南匈奴列传》，直至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徐天麟《西汉会要·匈奴传》等，大凡可谓在刘向记载的基础上参互损益，亦盖未见出塞路线。

学界最早提出昭君可能的出塞路线的，是匈奴史专家、内蒙古大学林干教授。林先生先后在《昭君与昭君墓》、《试论王昭君艺术形象的塑造》中，筚路蓝缕， 孤明独发，相继据《汉书·匈奴传》记载的呼韩邪单于前此于甘露三年（前51年）首次从漠北南下朝汉时，“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发过所七郡郡两千骑，为陈道上”；北归时，“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朔方鸡鹿塞”，以示迎送和护卫-不言而喻，林先生意在竟宁元年（前33年）呼韩邪偕昭君出塞时，自然亦仍行此路。林先生进而据《资治通鉴》卷27胡三省注，以《汉书·匈奴传》所说呼韩邪所过七郡“谓过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而后至长安也”，得出结论：呼韩邪历次朝汉乃至此次偕昭君出塞，盖属走的关中穿越子午岭的即当今陕甘交界处的秦直道。不佞在《昭君出塞与蹄窟岭刍议》一文里，提出汉竟宁元年呼韩邪单于偕昭君北归，系由长安东渡蒲津过黄河，迤北循涑水、汾水、桑干河三河谷道，经勾注塞（雁门关）、杀虎口出塞，北上单于庭-即走的山西地区的通塞中路。

王绍东教授日前著文《论秦直道是昭君出塞的最可能路线》，认为秦直道还是昭君出塞的最可能路线。王先生提出的根据依然是：其一，由汉长安去匈奴单于庭，走秦直道“最便捷、最安全”；其二，一如林干教授所说，“呼韩邪单于在迎娶昭君之前，就沿着这条道路往返于汉朝与匈奴之间……昭君出塞自然不会选择其他路线”。

然而，我深感：首先，由长安北上至匈奴单于庭，诚然走秦直道相对说来是较直亦较便捷之路，唯秦直道属于军事战略通道，毕竟成自“堑山堙谷”。甚至正如杨泽蒙、王绍东先生所说：秦直道途经的地区“今天多属高丘陵地区，地势延绵起伏，高差较大，沟壑纵横”。其实不独如此，走秦直道特别是还必须穿越广袤的毛乌素沙漠、库布齐沙漠以及横渡“无风三尺浪”的天堑黄河……尽管是捷径，却又是极不便亦远非“安全”之路。当初秦直道之修，旨在防范匈奴而大军野战需要，以至秦皇、汉武统领大军北伐，抑或出于威慑匈奴，也曾走过秦直道；而秦直道又未必适合于汉匈礼聘往还乃至和亲，特别是未必适合于呼韩邪单于偕尊贵敬重莫比的准阏氏昭君及其规模庞大的迎亲送亲巾帼女眷人众之行。

其次，所谓“呼韩邪单于在迎娶昭君之前，就沿着这条道路（秦直道）往返于汉与匈奴之间”，乃至引申出“昭君出塞自然不会选择其他路线”，就更值得商榷了。前文已述其详，认为呼韩邪在此前就一直循秦直道往返于汉匈之间之说，依据的是元胡三省注《通鉴》所考证的当年呼韩邪曾入汉所过的“七郡”，为“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而后至长安”-遂得出走的秦直道的结论。其实：其一，胡氏当年并没有完成这项考证。这里很明白，他就《汉书》所说呼韩邪所过北部“七郡”，由五原迤南依次列举了“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实际上仅只凑成六郡，而且其中所列冯翊郡，汉代附郭于长安，并非普通一郡。如此说来，他只勉强凑成五郡，即远非《汉书》所说“七郡”。其二，再试看胡氏所列诸郡的地理形势：

五原（治九原县，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当东经109°45′，北纬40°37′；

朔方（治朔方县，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黄河南岸）当东经108°44′，北纬40°35′；

西河（治平定县，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当东经110°35′，北纬39°20′；

上郡（治肤施县，今陕西榆林东南）当东经109°50′，北纬38°00′；

北地（治马岭县，今甘肃庆阳市西北马岭镇）当东经107°40′，北纬36°18′；

冯翊（治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当东经108°50′，北纬34°18′。

由此可见，倘若将上列诸郡用线条连缀起来，则呈现的是一幅东拉西扯的“之”字形的典型之“Ｓ”形，即无论从什么视角看，都无法构成一条线。一言以蔽之，当年呼韩邪单于偕昭君乃至此前他来长安朝汉往还，怎么可能走此不成线的路线而偏要如此蹉跎舍近求远呢！

二

我之所以确认当年呼韩邪单于偕昭君出塞走的山西境的通塞中路，即秦汉时 期由关中（咸阳、长安）东来，至蒲津（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与陕西大荔朝邑镇间黄河上）东渡黄河，循涑水河、汾河、桑干河等三河谷道北上，亦即依次循山西境内的运城—临汾—太原—忻定—大同等五大盆地，于勾注塞（雁门关）、蹄窟岭（左云西北）、杀虎口（右玉西北）出塞，大凡依据是：

其一，通塞中路是昭君出塞前后汉匈间礼聘往还与和亲所走的唯一具有当时原始文献间接记载的路线。诸如：前此汉景帝元年（前156年）“匈奴入代，与约和亲”；汉“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郡，治今河北蔚县西南）下与匈奴和亲”。此后，汉成帝河平元年（前28年），匈奴“单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献朝正月。既罢，（汉）遣使者送至蒱反（即蒲阪，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其实，不啻秦汉时期，可以说上起秦汉下迄隋唐，即建都关中时期，历代王朝与塞北游牧强族政权从匈奴到突厥、回纥等之间的礼聘、和亲往还，通常都是取山西地区的通塞中路。诸如直至唐贞观五年（631年），突厥突利可汗什钵苾应唐太宗征召，由突厥牙帐（今蒙古国哈尔和林西北-与前此匈奴单于庭所在的今乌兰巴托西北色楞格河上源很近，且在南北大凡一条线上，实属同一地区）来长安，“征入朝，至并州（治晋阳，今太原略西南），道病卒，年二十九。太宗为之举哀，诏中书侍郎岑文本为其碑文……”突利可汗显然走的通塞中路。迄今当年唐并州境内的介休县龙凤镇张壁村，犹有保存完好的当年为突利可汗什钵苾所立“可汗庙”。

其二，《汉书·匈奴传》记载呼韩邪单于于汉元帝甘露三年（前51年）正月，首次来长安朝汉时，“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发过所七郡郡二千骑，为陈道上”。这里所说的“七郡”，并非胡三省注《通鉴》所考证的“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而是由长安东渡黄河后，由南而北依次为河东郡（治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太原郡（治晋阳，今太原西南）、代郡（治代县，今河北蔚县西南）、雁门郡（治善无，今山西右玉西南古城）、定襄郡（治成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古城子）、云中郡（治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五原郡（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试看其地理形势：

河东郡，东经111°10′，北纬35°10′；

太原郡，东经112°28′，北纬37°45′；

代郡，东经114°25′，北纬39°45′；

雁门郡，东经112°24′，北纬40°00′；

定襄郡，东经111°47′，北纬40°30′；

云中郡，东经111°20′，北纬40°33′；

五原郡，东经109°45′，北纬40°40′。

如果也将这七郡用线连接起来看，尽管呈现的远非直线，而是一条弧形线，却毕竟是一条循序可行的路线，而且是一条由河东郡至代郡大体呈南北向，由代郡至五原郡则又大体呈东西向，虽然弯曲，却毕竟成一条相对直而可循而行的路线。如此弧形线，在现实生活中，出于绕过难以克服的天然地形地物障碍，是经常发生的，普遍存在的，亦即可资理解的，合理的。

其三，由汉长安去匈奴单于庭，尽管取山西境内的通塞中路也要东渡蒲津过黄河，然而地居中原的蒲津，由于其古来所处关中与中原间天下通衢的非同寻常的政治地位、战略地位，早在战国后叶，秦国在那里已构筑有桥梁-十足的官桥。史载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年）“初作河桥”，此即蒲津桥。后来蒲津桥与其  面的大阳桥（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北大阳津东黄河上）、河阳桥（今河南孟州市西南黄河上），成为国家法定的直隶水部而保障官用的黄河三桥。自不待言，它自然是具有头等安全保障的。

其四，所谓“昭君出塞”的“塞”，《说文》“隔也”，《广韵》“边塞也”瑏瑠。从广义说，秦汉以来进而大凡指长城，所谓“塞垣”，“出塞”大凡指出了长城就是漠北了。从狭义说，特别是从古人习惯上说，“塞”又通常指勾注塞（雁门关）。上古之世，有“天下九塞”之谓，“勾（句）注”属九塞之一。《吕氏春秋·有始览》说：“何谓九塞，大汾、冥厄、荆阮、方城、殽、井陉、令疵、句注、居庸。”《淮南子·墬形训》：“何谓九塞，曰太汾、渑厄、荆阮、方城、殽阪、井陉、令疵、句注、居庸。”此中颇值得注意者，首先古来天下九塞中，山西境内的通塞中路就至少占了大（太）汾、勾（句）注两塞。大汾塞，《吕氏春秋·有始览》汉高诱注说“大汾处未闻”；他在《淮南子·墬形训》注中则说“太汾在晋”。今经证，再核以野外考察：古来大汾塞即今山西灵石县南 境的南关。大汾塞地当汾河峡谷雀鼠谷南口和仁义河入汾口极冲，春秋以往，犹当中原华夏族与北方戎狄游牧族的接合地带前沿，双方斗争、融合的聚焦，是以为上古时代早期“天下九塞”之首。如此接合地带及其极冲，寖假至于战国秦汉以来，随着以汉族为中心的华夏族与北方戎狄游牧族之间斗争、融合形势的发展，向北推移至勾注塞（雁门关）及其极塞长城要口杀虎口，以至成书于战国后叶的我国首部（托古体）游记《穆天子传》，所记善好旅游的周穆王那次西北大旅行，往返都是经由河东的通塞中路及其天下名关 “隃之关隥（雁门山、雁门关）”的。这充分反映了从上古时代直至中古时代，长安通塞北的河东通塞中路及其雁门关，在历代朝野有非同寻常的地位，乃至其本身相应的种种交通行旅条件。

其五，昭君出塞具有代表性的遗址遗迹、一方民间传说乃至地志记载、文学作品，多集中于古来通塞中路的阴地关—勾注塞（雁门关）一线。诸如：

阴地关：当地有世代相传昭君出塞时于巨石上所留手痕，迄今宛然。阴地关，即今山西灵石县南境的南关（镇），地居仁义河入汾口，当古来通塞中路极冲。唐代雍陶有《阴地关见入蕃公主石上手迹》诗：“汉家公主昔和亲，石上今余手迹存。风雨几年侵不灭，分明纤指印苔痕。”诚然，尽管雍氏明指“汉公主”和亲，唯其依据一方世代传说述事，未必确凿，是以古今学界抑或有以此出塞和亲公主为唐大历年间崇徽公主者。其实，汉昭君公主也好，唐崇徽公主也罢，即使系唐崇徽公主，亦足资说明，自秦汉直至隋唐，历朝建都关中期间，同北方强族政权间礼聘、和亲一般都是走的通塞中路。

雁门关：当地世代盛传当年昭君出塞经过的传说。唐代佚名《王昭君变文》中，昭君尝言：“□［酒］泉路远穿龙勒，石堡云山接雁门。”呼韩邪则说：“忆昔辞銮殿，将相出雁门。同行复同寝，双马复双奔。”金元时期雁门关南邻的秀容（今忻州）人、出身北魏拓跋氏的著名文学家元好问《过雁门关》诗云：“四海于今正一家，生民何处不桑麻？重关独据千寻岭，深夏犹飞六出花。云暗白阳连马邑（秦汉马邑县，今朔州），天围青冢渺龙沙。凭高吊古情无尽，空对西风数去鸦。”元氏所指雁门关的“青冢”，即今雁门关西北侧朔州南境南榆林乡青钟村北畔的“昭君墓”。此墓迄今平地突兀中封土广逾四亩，高约五米。其实“青钟村”固属以村畔有昭君墓，因名青钟村。据青钟村出土的一通清道光二十七年所立“藏山大王庙”碑的碑文记载，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村民以“冢”字字义有失吉利，取谐音始由青冢村易称“青钟村”的。诚然，此“昭君墓”一如内蒙古境有几处青冢一样，一般多属于一方官民出于缅怀凭吊为胡汉民族和平友好做出重大奉献的王昭君构筑的衣冠冢，唯此中一定程度上亦揭示出当地与昭君有缘-当年她出塞经过此地。

大同琵琶老店：当地世代相传昭君出塞路经平城（秦汉平城县，今大同）的多种传说，具有代表性的是昭君曾下榻城内大西街的东胜客栈。相传当年昭君临塞月夜思乡中，不由信手弹起她平生形影相随的琵琶-时而缠绵凄婉，如泣如诉，时而高亢悲歌，飘风骤雨，远近相闻呼应，声动天地。昭君去后，一方遂呼东胜客栈为“琵琶老店”。寖假至于唐代，咸通年间（860-874年），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特地题写匾额“琵琶老店”，悬挂于大门上方。从此四方商贾云集，游士荟萃。该店当大同城内大西街路南46号，直至20世纪旧城改造才被拆除，唯唐代柳题“琵琶老店”门匾长1.5米，宽0.5米，迄今珍存于下寺巷大同市博物馆。

左云古城：古城，村名，属左云县附郭云兴镇，当左云东北2.5公里。春秋时期为北狄白羊部落首府白羊城，汉代为雁门郡武州（一作周）县城，“古城”命名即取义于此。当地世代相传当年昭君出塞过白羊城或云武州城的种种生动传说。此中有个需要明确的问题-汉代武州县城曾经有过迁徙。据左云籍多年治乡邦文化的文史学者刘溢海先生执着参访、深入考证：武州县治的迁徙，正是在昭君出塞那年亦即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而且其所以迁徙 ，还正是与昭君具有直接关系-肇始于昭君。原来秦汉时期雁门郡武州县治在当今右玉县东南隅、左云县西南隅两县交界处的左云一侧小京庄乡的东古城，至西汉后叶昭君出塞时，汉匈皇家的迎送亲大队人马由平城西来，行至古城时，昔日闻名一方的白羊城，已是荒凉萧瑟，地旷人稀了，是以武州知县不得不由当时的武州城-今东古城备好大量肴馔、刍秣，长途跋涉送来白羊城（今古城），以示倾力接应。昭君闻此，深为感动，遂道“既然武州县城如此偏远不便，何不把县治迁到这交通大道处呢”，昭君去后，县令即将昭君所言写成奏折，呈报元帝，请迁治。很快，朝廷照准，当年秋武州县治就由东古城迁来白羊城-古城。一言以蔽之，当年昭君出塞所过的是古城，而非是东古城。雍正《朔平府志》记载：“东古城，在（右玉）县东南五十里，相传汉王昭君栖迟之迹。”雍正《山西通志》朔平府右玉县下作：“东古城，（在县）东南五十里。相传汉明妃（昭君）居此。”此后，也还有不少地志和著文沿袭此说。这都是疏于汉代武州县曾经有过迁治的问题，以至混淆乃至颠倒了相距五十里的“东古城”与“古城”。 

左云蹄窟岭：左云县西北隅与右玉县东北隅连麓的阴山余脉五路山，左云一侧当地习称“马蹄梁”即蹄窟岭，右玉一侧为盘石岭。一方世代盛传昭君出塞过蹄窟岭的传说，谓行将出塞了，昭君不由瞻前顾后，思绪万千，坐骑踟蹰良久，竟将山石踏成深痕。“蹄窟岭”的命名取义，正出于此。雍正《朔平府志》记载：“蹄窟岭，在（左云）县西北十里，俗传蹄哭，讹也。明妃何处不啼哭？盖因出塞道经此岭，路石上有马蹄痕迹，至今尚在，故名。”雍正《山西通志》作：“明妃遗迹（左云）西北三十里蹄窟岭。相传明妃出塞经此，石上有马蹄痕。”诚然，除了左云县西北境有蹄窟岭，地方文献乃至学界还有以右玉县亦有蹄窟岭，甚或朔州犹有蹄窟岭，如此以至有三座蹄窟岭之说。其实，以右玉有蹄窟岭者，系出于蹄窟岭地当左云与右玉连界处，乃至右玉盘石岭与左云蹄窟岭本身就是连麓的；以朔州有蹄窟岭者，系疏于历史上左云曾属朔平府，亦即蹄窟岭曾隶朔平府境。一言以蔽之，毕竟蹄窟岭唯左云一处。

呼和浩特青冢：王昭君墓青冢，地当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郊大黑河畔。墓前树有董必武题《谒昭君墓》诗碑，诗曰：“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唐代诗圣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三说：“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杜佑《通典》在“州郡九”单于都护府金河县（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下已记载了这座昭君墓。如果说塞内外尤其塞外的多处昭君坟、青冢一般属于一方官民出于对昭君的崇敬和缅怀建造的衣冠冢之类的话，呼和浩特南郊的青冢，则是古今学界公认的昭君唯一的终寝陵墓。那么在塞外辽阔无垠的蒙古高原上，昭君何以不在其他地方，偏偏将归宿选在斯处？-这里是她生前最喜爱最向往的地方。她之所以最喜爱最向往这里，自然首选是当年出塞时曾经过这里以至留下极深刻极美好的印象，显然她不可能将如此遗愿选在从未去过而不了解的地方。

包头麻池古城：地当包头市略西北，系汉代五原郡遗址，为通塞中路与秦直道的交汇点，亦两者北端的终点，犹有当地出土的“昭君和亲”、“单于天降”、“长乐未央”等瓦当。不言而喻，自然说明当年昭君出塞是舍此莫属通过五原北上的。

以上所陈诸点除了包头麻池古城属通塞中路和秦直道所共有之外，盖属通塞中路一线。上述所列举传说，仅限于古来典籍主要是地志、名家文学作品有所记载有所提及的一方世代传说，不见于此类记载散见于当地口碑者还很多。以左云为例，诸如还是蹄窟岭所在的五路山上，犹有迄今清澈甘甜的“饮马泉”和“饮马泉村”，以相传当年昭君行至绝顶，人马缺水难耐，独有一马在山石上用前蹄疯刨起来，竟刨出一泓清泉而得名；扇庄（村），以相传当年昭君车辇上遗落一把檀香木宫扇于山道上得名；凉马台，蹄窟岭西约二公里一处山间平台，以当年昭君坐骑至此久久踟蹰徘徊得名；马路破，相传当年昭君坐骑至此，前蹄踩空，人马蹉跌，以下马换乘肩舆（前后两人肩抬类似简便轿具）处得名。诚然，一般来自一方世代流传口碑的地志、先贤诗文的相关记载，毕竟不属于信史；然而却有历史影子，亦不宜简单地一概视作子虚。此中：其一，像昭君出塞所留下的此一方千百年来有口皆碑的传说，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古代生活的某些真实， 成为信史难得的启示与补充；其二，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诸如上列有关昭君出塞中的一系列传说，何以恰恰都集中于古来通塞中路一线，这是偶然的吗？事同此理，为什么在其他线路乃至与其平行的秦直道一线偏偏没有这类如此丰富如此生动的传说？一言以蔽之，这些来自世代群众口碑的传说，可谓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雄辩地说明当年昭君出塞走的是穿越当今山西境的通塞中路。

编 者 按：原文引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7月第32卷第3辑，因排版需要，原文脚注省略，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