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

[摘要]王昭君是著名的历史人物，更是中国文学传播接受史上的著名人物，由此而构成了一种文化的现象。故当人们言说昭君之时，其实是需要作出分辨的：是历史的昭君，文学的昭君，还是文化的昭君。而这三种昭君的形成，揭示了昭君题材不仅在中国文学传播史上有着区别于其他题材的特殊意义，而且更具有一种文化研究的价值。

[关键词]王昭君；传播；三相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7)04-0034-06

一

中国素有尊重历史的文化传统，历代王朝莫不重视史书的修撰，通过前代经验教训的考察与总结来资助现实的政治治理，裨益现实的社会教化。故而对于史家来说，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人物言行，凡是进入正史的记载，一要真实，二要详备。这两点，既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也是史学家撰写史书的基本原则。而王昭君的载入史册，是因为她是汉朝送与匈奴的和亲女子，与需要真实记录的国家大事有关，至于她本人，则是轻微屑小而不足道者，故其言行事迹，史家或是忽略不计，或是语焉不详。但是，这位在史书中只是一笔带过的女子在中国的古代社会中所受到的关注之深广久远，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之丰富沉重，超过了许多在正史中立有传记而叙事翔实的帝王将相、贤臣名士和英俊淑媛。这是因为，王昭君虽然只是汉代的一位和亲女子，但是，其自身选择与历史机遇的因缘相合，引起了不同社会层次的人们的不同关注，由此而使王昭君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持续不衰地受到热情关注的重要题材。

早在西汉末年，距昭君出塞和亲的政治事件发生不过才十数年的时间，社会上就流传着关于王昭君的民间歌唱。当时学者焦循作《焦氏易林》，就在书中采用一些有关昭君的歌谣，推动了昭君故事的传播。当这类歌谣被采录进入朝廷的音乐机关-乐府进行演唱，更引起了生活在社会上层的文人的兴趣，通过他们的模仿创作而形成了两个著名的乐府诗题：《王昭君》和《昭君怨》。这两个乐府诗题经魏晋而历唐宋而入明清，始终受到文人的关注，或是依题创作，或是由此而生发新题，创作新曲，两千余年中，从未间断。这其中，不仅有个人的抒情写作，也有文人集会时的共同题咏。长期而又众多的创作者的参与，使题咏昭君的诗作数量蔚然可观。早在南宋时期，就有人注意到这一现象，开始汇集历代有关王昭君的诗作。如南宋陈民瞻曾收集昭君事迹与古今歌咏编纂成书，付梓刻印，并请当时著名文人吕午为之作序（见明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18引宋吕午《王昭君辞序》）。可惜此书已散佚殆尽，不能知其面貌。现在可见的有清人胡凤丹所编纂的《青冢志》，汇集历代题咏昭君诗词及相关记载，据其目录所言，诸种资料之外，收诗已达505首之多。而今人搜罗汇编的《历代昭君文学作品集》（可永雪、余国钦编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其中收诗864首，收词26首，收曲31首，总计921首。应该说，这并非全数，遗漏者还有不少。而诗词之外，在宋元以后兴盛发展的戏曲、说唱、小说等文学体裁中，“昭君出塞”也是一个重要的题材，唯惜搜罗不周，尚难以计数。

同为和亲政治中的著名女性，无论是汉代的乌孙公主刘细君，还是唐代的文成公主，她们的遭遇同样引起民众的同情，唤起文人的感慨，同样也是古人著文议论或诗词题咏的对象，但是，无论是题咏的数量还是关切的深度，她们都不可以与王昭君相比。

王昭君与西施、貂貚、杨玉环并列为古代的四大美人。四位女子的传说故事在民众中传讲，她们本人又是文人诗词题咏的对象，更成为古代文人绘画中的常见题材。自唐代以来，许多著名的画家，如阎立本、李伯时、仇英等，都曾画过昭君图，传世者已经成为国宝级的文物。虽然在四大美女的绘画中，未必一定是画昭君者居多，但是文人往往因画而诗，又因诗而画，以昭君为题的题画诗的数量，则在四位美女之中居于首位。

就现存的文献看，西晋名士石崇的诗《王明君》无疑是最早的题咏昭君之作，此后相沿，历代的名家大诗人，如唐代的李白、杜甫，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元代的耶律楚材、元好问，明代的何景明、李攀龙，清代的沈德潜、袁枚等等，均有题咏昭君之诗。而在历代题咏昭君的作者中，大量的文人士大夫之外，还有帝王，还有僧侣，还有不少的女性。

由此可知，以昭君为题的文学创作，不仅数量多，涉及的文学体裁多，参与创作的人数多，更覆盖了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地位不同，职业不同，但对昭君却有着共同的关注。显然，在古代社会里，“昭君出塞”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而在长达二千余年的时间里，无论历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个话题的吸引力始终存在，无论是身处社会底层的百姓还是自诩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这个话题总能激发人们的兴趣，引发人们的思考。这一种文学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二

考察昭君题材的文学创作流布，可以看到始终存在着两条分道并行而有所交流的传播与接受的路线，一者是在民间百姓之中，一者是在上层文人之中。

王昭君的出塞和亲，是汉匈边境数十年间和平安宁的象征。东汉的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中就此而发议论说：“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关于昭君的歌唱最早起于民间，如言“昭君守国，诸夏蒙德”，“交和结好，昭君是福”（《焦氏易林》卷12），洋溢着赞美的热情。曾经长期遭受战乱之苦的百姓珍惜和平，感念昭君，用歌谣唱出了他们朴实而真诚的心声。王昭君之前，汉朝廷送与少数民族和亲的女子有数位，其中有名有姓者，如刘细君，如解忧公主，却鲜见关于她们的民间歌唱。细绎可知，在汉朝送去和亲的诸位女子中，唯有王昭君不是什么皇家贵胄，而是一位来自平民的女子，她的身世遭遇无疑更容易引起普通民众的关注。而她之所去，是长期以剽悍而善于骑射著称的匈奴，是汉地边民受其困扰而心存畏惧的匈奴，是荒烟大漠遥远得难以测知其生活情景的匈奴。而一介平民出身的她，竟然成为单于的妻子；这里就包孕了许多的可能性而激起人们的好奇与想象。正是这种源于民间的感情推动了昭君出塞的文学创作，从简单的谣讴而发展出有人物有情节的传说故事，从表达心情的歌曲而发展出以娱乐教化为主的说唱与表演。“昭君出塞”在中国民间一直拥有大量的听众和观众，人们的接受热情带动了传说故事的传播与增色。

早期的民间传播接受的主要形式是口耳相传的讲述，如果没有文字的记载，口耳相传的传说故事就有可能淹没在时间的长河淘洗之中。而当魏晋时期的文人对传说故事发生兴趣而开始搜集记录它们，昭君传说就以文字书写的小说形式而进入了文人的视野，与经由乐府而传播的《昭君怨》等乐曲发生了交集，简单的同情开始转向人生命运的思考，激起了文人的创作热情，题咏诗开始成为文人表达感情的主要形式，并为后世文人所承继发扬，这就有了上面说到的数目可观的以昭君为题材的诗词题咏之作。进入唐宋时期，汉族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政治交往频繁而复杂；其后的元代与清代，又是少数民族执掌政权的王朝；这些因素都曾刺激过文人的民族感情，不仅使他们保持了题咏昭君的兴趣与热情，也扩展了他们对“昭君出塞”这一题材的思考角度与思考深度。这应该是文人题咏昭君的兴趣与热情在历史上不仅始终不衰而且呈现上升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相比于其它古老的文明，中国早期的文学形式以诗为主，从而奠定了诗歌这一文学体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用闻一多的话说，叫作“诗-抒情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的正统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唯一的类型”（《文学的发展动向》）。不过，这是就有文字记载的文献而做出的考察，并没有将因为没有得到及时记载而失传的民间文学包括在内。而今天的人们之所以还能察知一些古代民间文学的情况，正是拜托于文字的记录，拜托于古代文人或偶然或自觉的关注。因此对于民间的文学，文人关注与文字记载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生存方式。

民间文学深深地植根于民众的生活，“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现实生活的具体生动使民间的文学充满新鲜活泼的内容，现实生活的复杂变化也赋予了民间文学无限的创造力。鲁迅曾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鲁迅书信集·致姚克》）这种尖刻的批评道出了古代文学体裁的发展进程，也道出了文人通过采集记录活动在保存民间文学的同时而向民间文学学习的一种历史现象。因此，在中国，诗文的发达之早与小说戏曲的迟缓后起是不争的事实；而文人文学总是通过向民间文学汲取营养而获得新的发展，这二者都是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特点。以此来考察作为文学题材的“昭君出塞”，不仅可以印证这样的发展趋势与特点，而且还有超越之处，从而使“昭君出塞”在中国文学的传播接受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

首先，“昭君出塞”作为一种文学题材所受到的关注，普遍而广泛。就现存文献看，文人的题咏诗词不仅数量多，更因为其中名士大家多而影响大，形式与内涵都不断有新的开拓，成就卓著。民间的歌谣和传说故事出现的时间早，却限于记录，只是文人诗词题咏所参考的素材，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新的表现。直到唐代以后，说唱艺术渐渐兴起，昭君出塞一类传唱在民间的流传情况得到记录，今天的我们才能略窥一二。比如敦煌遗书中有六件文献以王昭君为题，包括《王昭君变文》、《王昭君怨诸词人联句》、《昭君怨》和三件同题的《王昭君安雅词》（高国藩《敦煌本王昭君故事研究》，《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2期）。其中的《昭君变文》是出于佛教的讲经宣教形式，但是有唐人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一诗为佐证而可以知道，唐代民间讲唱昭君出塞故事已经具有相当的影响，不仅走出寺院而进入了都市，不仅西行的敦煌路上出现了文字纪录稿，其表演也为西南腹地的成都民众所喜闻乐见，于是才有吉师老的现场观感之作。但是，与数量庞大的诗歌相比，这时的变文说唱毕竟还是小巫。因此，虽然“昭君出塞”之成为文学题材的最早创作者本在民间，但从汉末以至唐宋，文人诗歌却是这一文学题材的最为丰盛的创作成果。

其次，宋代以后，小说戏曲的发展呈渐兴之势。当一些在科举中落魄而沦落下层的文人出于谋生的需要而加入了小说戏曲的创作队伍，这就大大地促进了中国戏曲小说的兴盛，本来就为民众所熟悉的“昭君出塞”遂进入了小说戏曲的创作领域。尤其是元明清三代，“昭君出塞”成为戏曲表演的重要题材。元代戏曲家关汉卿写过《哭昭君》，吴昌龄写过《走昭君》，遗憾的是存留到今天的只有一部马致远的《汉宫秋》。明代有过陈与郊的《昭君出塞》、陈宇鼎的《宁胡记》、吴孝思的《昭君归汉》，失名作者的《青冢记》等，可惜保存完整的同样只有一 部，失名作者的《和戎记》。清代以后的创作更盛，如尤侗《吊琵琶》、薛旦《昭君梦》等，都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此基础之上，小说创作也迅速跟进，著名者如明代冯梦龙的《昭君》，清代署名雪樵主人的《双凤奇缘》等。这些主要是在民众中传播的戏曲小说，与同时处于创作热潮而数量庞大的文人题咏诗词一起，在元明清时期构成了昭君题材在文学传播接受史上的高潮。就昭君题材的传播与接受而言，相比于持续不衰的文人诗词，戏曲小说出现的时间虽然晚，却大大地改观了“昭君出塞”的题材面貌，情节变得曲折，人物关系变得复杂，人物形象也变得丰满起来。

第三，在昭君题材的文学传播与接受中，民间的传说故事为文人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鲜的材料，丰富了文人题咏诗词的内涵，如毛延寿这一人物的出现。魏晋以来记录的传说故事中，画工索贿是一重要的线索，它使昭君出塞的文人题咏从单纯的同情而走向了历史的思考和现实的批判，将善恶、忠奸一类的道德命题与怀才不遇的士人悲怨结合到一起，特别能够打动那些在专制社会中坚持理想追求的古代文人。他们爱读《昭君怨》，因为心灵被深深触动；他们爱写《昭君怨》，因为感情受到激发。毛延寿的出现，开拓了文人题咏感怀的场域，开掘了文人题咏感怀的深度，它是“昭君出塞”成为说不完、道不尽的文学题材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情不止于此。在最初的传说中，毛延寿只是可能索贿的画工之一，人们并不能确定丑化昭君画像者是毛延寿。但是，经过文人题咏诗词一遍又一遍的不断重复，这些题咏诗词经过一代代人的吟诵传播，最终在中国民众的眼里，毛延寿成为千古历史罪人，人们将自身所感受到的朝政的昏淫罪恶都集在这个奸佞小人的身上，人们认定就是他造成了王昭君的悲剧命运。因此，在“昭君出塞”这一文学题材的传播与接受史上，不仅是文人创作从民间文学中汲取着营养，而且文人的创作也在民间文学的创作中有所反馈，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上下流动的交互影响。

这样的从文人诗词而进入民间戏曲的文学因素，并不止于毛延寿一例。比如，储光羲诗中所描写的温情体贴的单于与《昭君变文》中情义深挚的单于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学界通常认为《昭君变文》是中唐近于晚唐的作品，储光羲则生活在盛唐时代，在时间上至少要早个几十年。在唐代，文人诗歌也常常通过演唱而在民间传播，从而在社会下层产生广泛的影响。如王维的诗《送元二使安西》就是通过民间艺人的传播而成为中国古曲中的演唱名作《阳关三叠》。而诗史上所流传的王昌龄、高适诸人旗亭赌诗的佳话，从中既可以看到民间艺人借文人诗歌而提升自己的文化素质，又可以看到文人作者通过民间演唱而建立自己的声名，二者之间的交会则是以文人创作为基础。虽然没有实证材料，但是根据唐代民间艺人常常演唱文人诗歌的情况，根据储光羲的《明妃曲》与《昭君变文》之间的时间差距，让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想，《昭君变文》中的单于有可能是受到储光羲诗中描写影响的再创造。

比如，最早在唐诗中出现的青冢只是民间传说中的昭君坟，与昭君的死亡方式并无联系。在经过文人的反复题咏之后，青冢成为真实的地名而载入史册，成为人们凭吊的历史遗迹，更与昭君的品格联系到一起，从思乡之情而提升到忠君爱国、贞节不屈的道德高度，成为昭君的自杀和掩埋之地。这样的意义提升就抹去了昭君曾嫁两单于的事实，将历史的昭君变成了文学的昭君。于是，本来在唐人记载中位于黄河北岸的青冢，到了元代以后的戏曲小说中，位置就移到了黄河的南岸，因为黄河之北是“蕃国地界”，一旦渡河，就有损昭君的忠贞。因此，青冢必在南岸，表示昭君至死也是身在汉境而不曾踏上外蕃的土地。从唐宋诗词到明清戏曲小说，青冢从传说的位置不定到言之凿凿的南岸，这同样是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交流互动的一个典型事例。

三

王昭君本来只是因为和亲而载入史册的一位女子，由于人们对她保持了长期的热情关注，因她而创作了数量可观又内涵丰富的文学作品，记录了不同时代、不同地位包括不同民族的人们的思想认识和内心感情。其间，既有文人向民间创作的学习与提升，又有民间文学向文人创作的借取与衍化；其中，既有传承中的异见，又有新见中的传承。因此，西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的昭君出塞和亲，就像一个小小的雪核，在漫长的历史道路上被人们推拥着向前滾动，或快或慢，从未停止，或左或右，从未消失，于是越滾越大，最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雪团而包孕了复杂的意蕴。这里有文学，有历史，有政治，有外交，有个人的命运，有国家的安危；这里有诗歌，有词曲，有小说，有戏剧，有名士大家的抒情议论，有无名人氏的润色加工；这里有高尚与卑劣的品格褒贬，有贤良与忠奸的善恶斗争，有怀才不遇的人生遭逢，有舍身报国的赤胆忠心，有缠绵悱恻的爱情，有宁死不屈的坚贞，有恶有恶报的后果，有善有善报的结局。自汉末魏晋以来，这些因昭君而感动的人们，既是读者，又是作者，或有名字，或无名字，都以各种方式而将自己对于社会、对于生活、对于现实、对于历史的种种认识和种种思考揉进了“昭君出塞”的话题之中。

昭君题材在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的互动交流，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所保存而可以考察的一个比较罕见的事例。而这一点，也正是昭君题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意义之所在。在中国文学史上，存在着一些不同时代的人们共同倾力抒写的文学主题，诸如“恋亲”、“思乡”、“悲秋”、“弃逐”等等。因为这些文学主题凝聚了人类共同的情感和价值观念，可以超越时空而长久地存在。而“昭君出塞”则是以一人之身而绾结起不同时代的人们的共同关注。在这里，汇聚了不同方面的主题，上举诸如“恋亲”、“思乡”、“悲秋”、“弃逐”等主题，都可以通过昭君出塞而表达；在这里，汇聚起各等各色的人物，上至帝王大臣，下至僧侣走徒，或是游仕的男士精英，或是空闺的孤苦女子，纷纭复杂的感受都可以通过昭君出塞而抒写；在这里，遂使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所代表的两个社会阶层的思想情感通过昭君出塞而有所互动交流。这样一种高度凝注的文学题材，在中国文学史上，除了王昭君，还找不出第二人。

这样，“昭君”二字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人名而成为一种文化的载体，成为历史价值观念的选择与体现。人们在历史的昭君之外，又塑造了一位文学的昭君，也成就了一位文化的昭君。

因此，自汉代以后历代流传的关于王昭君的言说，其实有三种“实相”：历史的昭君是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王昭君，事迹以史书的记载为依凭；文学的昭君是经由人们创作加工过的王昭君，存在于自汉代以来流传至今的各种诗、词、曲、赋、传讲、小说、杂记与戏剧等各种文艺形式中，而分为民间的口头传讲与文人的书面创作两个大类；文化的昭君是存在于历史的传播与接受中不断变化又不断丰富其内蕴的王昭君，其形象与故事，既有历史的演变，也有历史的承继，而其内在核心则是历代价值观念的演变与传承。

昭君三相，不仅是中国文学传播史上具有特别意义的研究典型，也揭示了昭君文化研究的深刻意义，其现象本身又是一个历史文化意涵丰富的宝藏，其所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尚远未深入开掘，还有待我们继续与持续的努力。

编 者 按：原文载于《语文学刊》2017年8月第37卷第4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