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悦 白辰

[作者李悦,男,汉族,作家、评论家。出版有《批评于丹》、《批评集》、《听雪集》等评论集,还发表剧本、小说等多部。白晨,男,汉族,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政府干部。]

昭君出塞的故事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有关昭君题材的文学作品更是比比皆是,名作辈出。据我们所知,历代歌咏王昭君的诗就有六百余首,戏剧二十余种,其他词曲、民歌、音乐、书画等数量亦相当可观。其中,昭君戏更是以它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塑造出一个又一个形象鲜明的王昭君形象,让观众所熟知并喜爱,再现了她作为一个民族友好使者的风范。

一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昭君戏。

在元代,中国古代戏曲即元代杂剧逐渐走向发展并成熟。其中,有关王昭君题材的戏剧更是丰富多彩,仅从现存史实资料上看,就有关汉卿的《汉元帝哭昭君》,马致远的《汉宫秋》,张时起的《昭君出塞》,吴昌龄的《月夜走昭君》等佳作。可惜的是,只有马致远的《汉宫秋》剧本留存下来。

马致远,字千里,号东篱,大都(今北京)人,有“曲状元”之称,与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并称“元曲四大家”,是我国元代著名大戏剧家、散曲家。有人把他的《汉宫秋》称为古代昭君戏中的绝调,因为他不仅继承了前代诗人和民间传说的优秀传统如《西京杂记》、《王昭君变文》等作品的影响,更摆脱了正史对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束缚,按照自己的创作意图,塑造出一个忠贞不渝的女性形象，开拓出一个全新的昭君时代,写出了当时昭君题材戏剧作品中的最强音。

《汉宫秋》的剧情大意为:汉朝中大夫毛延寿为取宠皇帝,献计在全国搜选美女,并为选中者画图,供皇帝按图召幸。民女王嫱美貌非凡,但因不肯贿赂毛延寿,被他在美人图上点上破绽,发入冷宫。汉元帝偶然发现王嫱,爱其美貌,把她封为明妃,又要将毛延寿斩首。毛逃至匈奴,献出昭君画像，单于便派官员向汉朝求亲。元帝不愿割爱,但满朝文武个个惧怕匈奴,都劝元帝送昭君前往和亲。昭君看到元帝矛盾痛苦的心情,便主动请求去和亲，以息刀兵。临行时,元帝亲到灞桥送别,昭君留下汉家衣服,毅然登程,行到黑江边投江而死。单于怜惜昭君把毛延寿解送汉朝问罪。元帝在深宫梦见昭君回汉,又被孤雁叫声惊醒。全剧以隆重接待匈奴使者、斩杀毛延寿祭奠昭君为结束。

对于《汉宫秋》的主题思想,文学界一直存在着各种争论。有人认为是歌颂汉元帝与昭君的爱情,是一出爱情悲剧,更是一出政治悲剧;有人认为是马致远借昭君故事来表达自己宦海多艰与满腹牢骚并宣扬大汉族主义思想。我们认为,《汉宫秋》的主题是歌颂爱国情怀、批判投降妥协政策、寄托民族感情的。作者通过昭君的故事,总结了南宋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歌颂了王昭君的民族气节,批判了统治阶级的苟且偷安和文武官僚的谙俊奸贪。

每一时代的戏剧文学作品都会打上自己时代的烙印,《汉宫秋》也是如此。

面对一个民族矛盾尖锐激化的时代,面对一个大多数的汉族人受到歧视、受到奴役,知识分子不被重视的时代,马致远通过《汉宫秋》勇敢地说出了自己心声即最高统治者的昏庸、为官者的卑怯及卖国者的无耻,表现了当时那一代人的亡国之恨。如在《汉宫秋》中,马致远特意描写了汉朝的软弱可欺和匈奴的恃强凌弱,有意将番汉对立起来,意在影射当时的政治形势。

遗憾的是,《汉宫秋》中的感情戏份多了一些，这就冲淡了它原本的主题。同时,剧中把主人公安排为汉元帝,限制了对昭君形象的塑造,不得不让后人发出“君王曾唱汉宫秋,未若佳人自诉愁”的感慨。但是,我们认为,马致远身处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将昭君戏写得如此精彩,已实属不易。难怪明代的戏曲作家、理论家孟称舜称:“《汉宫秋》如孤雁横空,林风萧萧,远近相和。只有《琵琶行》可相伯仲也。”

到了明清,以昭君为题材的杂剧更为流行。如明代陈与郊的《昭君出塞》、胡文焕的《王昭君和番》,清代尤侗的《吊琵琶》、薛旦的《昭君梦》、周文泉的《琵琶语》等。如今,保存较为完整的有明代无名氏传奇《和戎记》陈与郊杂剧《昭君出塞》和清代尤侗杂剧《吊琵琶》、周文泉杂剧《琵琶语》、薛旦杂剧《昭君梦》。其中,尤侗《吊琵琶》要算是明清昭君戏中的佼佼者。

《吊琵琶》写的是昭君出塞的故事。尤侗认为《汉宫秋》一剧仅从汉元帝角度出发写情,不及昭君本身,故要重新为之作剧,所谓“君王曾唱汉宫秋,未若佳人自诉愁。一曲琵琶数行泪,西风哀雁正当头”。剧中的昭君形象,由于成为主唱角色的缘故,刻画得丰满细腻,且她的性格,也呈现出刚强倔强来,当汉元帝要送她和番,言称自己无奈并涕泪交流的时候,她道:“陛下,你堂堂天子,不能庇一妇人,今日作儿女子涕泣何益?“并予以辛辣的讽刺：

可叹你无愁天子小胆官家,薄幸儿曹枉涕泣,女吴齐景漫咨嗟。娶舜唐尧……先朝金屋曾贮阿娇,到如今长门难保,只拼取玉耳珠环,权告免铁马金刀!

《汉宫秋》里,汉元帝也痛骂满朝文武无计御敌,只会通君王献妃求和,却无非是“满朝都做了毛延寿”之语,而昭君之骂群臣,更是尖酸刻薄到令他们无地自容的地步:

可笑你围白登急死萧曹,走狼居吓坏嫖姚。但学得魏绛和戎嫁楚腰……噤声!亏杀你诗篇应诏,贺君王枕席平辽。

一面是昭君骂得尖锐,另一面却是群臣的麻木不仁,在送别的当口尚有雅兴写“应制送娘娘和番诗”,尤侗的讽刺,其实正是针对着当世文人官僚的习气而发。新颖的是,第三折昭君魂返,人汉元帝之梦，这时的昭君却又表现出复杂的情感,一方面,对于抛弃自己的君王,她怨恨,就算是魂归之时,口舌上也不肯放过他:“尚兀自称孤道寡,可怜你小朝廷救不得一浑家!”另一方面,她在临行的时候,又泄露出她对元帝的关怀：

提不起生死情,诉不了离别话,临行时只说句珍重慰官家。……便官家有心留恋咱,怕脑背后将军怒发,阶下你听波,那呼韩邪一声声骂俺鬼随邪。

从艺术的角度上看,《吊琵琶》的剧情设计里更凸显文人剧的审美取向,没有单纯的团圆和好，只是无尽的遗憾,体现了作者寄寓幽深的情感与思想。哪怕昭君作为鬼魂,和亲也仍是她心底的痛楚与恐怖,与其说拆散他们的是呼韩邪所代表的匈奴势力,倒不如说是汉元帝本身的软弱无能。值得一提的是,在《吊琵琶》中收有若干蒙古语的台词,如“曳剌的把拂庐铺，抹邻抹，打着篓珂忍,铁立儿猎”等。这种独具民族特色的表达也是一种戏剧的创新。

清朝嘉庆、道光之后,杂剧、传奇相继衰落,各地地方戏剧兴起。昭君戏便成为地方戏中的一大特色。流传至今的有:漳浦竹马戏的《昭君和番》,川剧的《昭君出塞》、《汉贞烈》,闽剧、湘戏高腔《王昭君》,京剧《汉明妃》等。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时代。昭君戏也有了新的内涵。

1923年,郭沫若创作了两幕话剧《王昭君》。此剧沿用了《西京杂记》的主要情节,并在这本笔记小说的基础上,为王昭君注入了一种全新的独立性格和反抗精神,从而使这一形象放射出鲜明强烈的时代色彩,也使这个话剧的主题思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郭沫若笔下,王昭君不再是超度入瑶台的仙女,亦非沉湎于儿女情长的皇妃,而是一个追求男女平等的叛逆女性,更是“五四”时代觉醒的新女性的集中代表。她与命运抗争,她不屑荣华尊贵,她敢打毛延寿的耳光,她看透了统治阶级的宠爱”,她宁肯被“投荒”,也不愿留在锦衣玉食的宫中。面对皇上的旨意,她说:“你的权力可以生人,可以杀人,你今天不喜欢我,你可以拿去把我投荒,你明天喜欢了我,你又可以把我拿来供你淫乐,把不足供你淫乐的女子又拿去投荒。投荒是苦事,你算知道了,但是你可知道,受你淫弄的女子又不自以为苦吗?”

《王昭君》的创作正处于“五四”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明显“五四”时代精神的昭君。在郭老的眼里,男女平等,婚姻自主才是昭君应该追求的。因此,在他笔下的昭君敢于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和爱情,甚至带领受苦的姐妹们与自己的命运抗争。这不就是“五四”运动以后,自由民主的新思想遍地开花的硕果吗?

在郭老之后,还有顾青海于1934年创作的三幕话剧《王昭君》、著名剧作家曹禺在1979年写的一部《王昭君》的话剧等。在这里,我们就不一一赘述了。

二

从元杂剧《汉宫秋》到明清时期的《吊琵琶》，再到“五四”时期的话剧《王昭君》,昭君的形象不断被艺术家们赋予着新的时代内涵,而昭君戏也成为还原历史真相,窥探时代变迁的重要工具。

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时期,昭君是宁死不从的忠贞烈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她是反抗封建社会的斗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是维护民族友好与团结的使者。

综观昭君形象的变迁,我们发现,戏剧中的昭君已经不再是作者个人情感的宣泄,也不是社会中某一类人的代言,而是整个时代的精神力量。

首先,时代才是影响昭君戏走向的关键。元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所以,爱国的情怀便成了昭君戏的核心。“五四”前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因此,自由与民主,斗争与解放便成了昭君戏的主题。

其次,马致远、郭沫若等人的成功又一次证明了昭君戏剧中适当虚构历史的合理性,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盖文词有虚而非伪,诚而不实者。语之虚实与语之诚伪,相连而不相等,一而二焉。是以文而无害,夸而非诬。”试想一下,《汉宫秋》中如果少了毛延寿的卖国求荣,又怎么会有昭君投河时的悲壮?《吊琵琶》中如果没有蔡文姬颂扬昭君的巧妙设计,又怎么会让昭君从一个平凡的女子变成一个传奇呢?《王昭君》中如果没有毛淑姬的出现,又怎么会有昭君投身荒野、追求自由的那出好戏?

再次,采用王昭君的历史故事写成的昭君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创作过程,不能仅仅参考历史，还应从时代、艺术、审美、情感等多方面的内容去选材,这样才能让昭君戏被大多数的观众所接受,成为人们心中的经典。难怪连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在谈论起多年前看过的一出《昭君出塞》时都说:“我对于王昭君的印象,就不是《汉书》《后汉书》给我的印象,而是戏剧家给我的印象。”

三

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林幹曾说过:“戏剧在古代和近代都是一种受众最广泛的文学样式,它的感染力之大,影响面之广,可以使最偏僻的角落、毫无文化和历史知识的群众接受它所演的故事,甚至于挤掉、否定历史的真相。”这说明,在如今昭君戏剧的创作中,我们不仅需要继承以往优秀作品中的精华,更需要创作出与我们的时代紧密结合的新作品。

那么创作这些新作品时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首先创作新时期的昭君戏应该以民族团结为主线。因为王昭君远嫁到匈奴后,汉匈双方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亲戚关系,而正是这种微妙的关系为两族边境的人民带来了一段安宁与和平的幸福日子,《汉书·匈奴传》记载:“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后汉书·南匈奴传》也写到:“边人获安,中外为一,生人休息六十余年。”这说明昭君出塞不仅为汉匈关系由战争转向和平做出了贡献,也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国家的统一贡献了力量,更是为之后的民族团结描绘出一幅气势恢弘的蓝图。

其次,创作新时期的昭君戏,应该以“和平”为主题。放眼当今的世界,各种文化之间、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激荡起伏,看似和平的生活却处处隐藏着战争的危险。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3月28日应德国科尔伯基金会邀请,在柏林发表重要演讲时强调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中国人民从自身经历中形成的自觉选择,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也真诚希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国家同世界各国一道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而这样的决心不正是对新时期昭君精神的完美诠释吗?不正是对新时期昭君戏主题的精练阐述吗?不正是昭君马上琵琶弹奏出的那首千秋之音吗?

编 者 按：原文载于《昭君文化》，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