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

[摘要]两汉和亲理论的创立始于汉初娄敬。其意图是对匈奴的侵扰暂且妥协和退让，以求得一段时间的安宁，也是汉匈国力强弱的一种体现。西汉前期的和亲政策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也带来了对匈奴一味妥协和退让的弊端。至汉武帝即位，为了实现大一统的宏伟目标，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威服战争。在汉匈国力强弱的转换中，西汉中后期的和亲理论及政策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改造，就是要将和亲作为匈奴对汉求和臣服的标志。从长远来看，西汉王朝也终将使匈奴臣服。东汉王朝的和亲理论更为完善，成为一种积贮力量、等待时机、重新武力征服匈奴的战略设想，并在实施过程中具有国家统一、匈奴臣服、汉族与匈奴等非汉民族和平友好交往的象征意义。

[关键词]娄敬；和亲；两汉王朝；匈奴；民族关系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1)03-0005-09 

两汉和亲理论的创立始于汉初娄敬。就其本意而言，这种和亲理论最初实际是一种无奈之举，亦即汉初国力较弱，战胜不了匈奴而不得不屈辱、妥协的理论。正如东汉班固所说：“昔和亲之论，发于刘敬。是时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难，故从其言，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1]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随着汉朝国力的增强，和亲的理论和政策又逐渐成为国家统一、匈奴臣服、汉族与匈奴等非汉民族和平友好交往的象征，为东汉以后许多王朝所继承。相关研究成果见崔明德《近五十年来和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1999年第3期)、杨艳芳《近十年来和亲问题研究综述》(《新乡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和梅宽《近十年国内和亲问题研究述评》(《卷宗》2018年第12 期)。

一、娄敬与两汉和亲理论的创立

娄敬，齐人，高祖五年(公元前202) 戍陇西，至洛阳时向高祖建议应迁都关中。据《史记·刘敬列传》等记载，娄敬先以周王朝的兴起讲述周朝营造洛邑的原因，指出武王伐纣乃天下归心。故“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然后又强调西汉的建立乃凭借武力，不能同西周的“有德”相比。“今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而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2]最后便令人信服地提出，和没有险阻被称为“四战之地”的洛阳相比，定都于易守难攻的关中才是更好的选择：

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 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2]

其言之成理，执之有据，因而被汉高祖采纳。由此可以看出，娄敬并不是一名普通戍卒或百姓，而是一位有着很高文化素养的体力劳动者，很可能就是原齐国治下的基层官吏。至高祖定都关中后，娄敬即被高祖赐姓为刘，拜郎中，号为奉春君。

高祖七年(公元前200)，韩王信反叛，高祖亲自率军平叛。至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时，听说韩王信同匈奴联合对抗汉朝，高祖便派人出使匈奴，侦察匈奴军情。为了迷惑汉朝，冒顿单于故意示弱，“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畜”，使绝大多数汉使上当，“皆言匈奴可击”。唯独御史成和娄敬头脑清醒，认为“不可”[1]。特别是娄敬，从匈奴返回后更明确建议：“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2]但汉军前锋当时已经越过句注山(今雁门山) ，20余万大军都在行军路上，加之情报有误，于是高祖大骂娄敬为“齐虏”，并在广武(今山西代县西南) 将其戴上刑具下狱。结果高祖中了埋伏，大败而归。好在高祖善于改正错误，后来赦免娄敬，并诚恳道歉说：“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斩前使十辈言可击者矣。”[2]乃封娄敬二千户，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高祖也由此完全摒弃对娄敬“以口舌得官”的偏见，更加信任娄敬的智慧与判断。而娄敬亦向高祖提出极具战略眼光的增加关中人口的“徙民”和“迁豪”建议。“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桀名家，且实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1]并为高祖所接受。九年(公元前198) 十一月，“徙贵族楚昭、屈、景、怀、齐田氏关中”[2]。因此，娄敬能首创对匈奴和亲的设想，并非偶然。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高祖咨询娄敬应如何解决匈奴的侵扰问题时，娄敬便首次提出了汉与匈奴的和亲主张：

高帝罢平城归，韩王信亡入胡。当是时，冒顿为单于，兵强，控弦三十万，数苦北边。上患之，问刘敬。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为。”上曰：“诚可，何为不能!顾为奈何?”刘敬对曰：“陛下诚能以適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適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 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 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长公主。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2]

具体来说，大致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首先，娄敬提出“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正确评判了汉匈国力的差距。经过平城一战，高祖君臣已大多认识到汉朝国力还不足以击败匈奴。但由于汉朝对匈奴的侵扰仍然需要反击，如“陈豨反，又与韩信合谋击代。汉使樊哙往击之，复拔代、雁门、云中郡县，不出塞”[2]，故究竟要不要继续攻打匈奴，实际还存在一些争议[3]。而娄敬则在理论上澄清了这一争议，认为“天下”刚刚平定，军队严重疲乏，且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目前甚至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均不宜用武力来征服匈奴。事实也的确证明，汉初的匈奴“未可以武服也”。这为汉王朝采用和平手段处理汉匈关系提供了充分依据。此外，娄敬把击败项羽、建立汉朝视为“天下初定”，也表明他的“天下”观已经从秦始皇的“六合之内，皇帝之土”[2]退回到战国七雄时期的疆域，尽管许多人心里并不认同。

其次，娄敬提出“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强调在军力弱于匈奴的情况下，匈奴根本不可能和汉朝讲道理。这既是符合事实的，也是“诡诈利而贱仁谊”[1]和“当今争于气力”观念的体现[4]。从“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来看，其目的就是要告诫汉高祖，在“以力为威”的强大匈奴面前，军力相对弱小的汉朝还不能继续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并完全征服或驱逐匈奴，而必须采用和平、灵活的策略来化解匈奴的侵扰，把臣服匈奴的希望寄托在其子孙后代身上。也就是说，在匈奴没有从根本上危及汉家王朝的前提条件下，实际是可以暂且妥协和退让的，以求得一段时间的安宁。这为娄敬下一步提出与匈奴和亲的具体主张做了铺垫。

复次，娄敬提出“陛下诚能以適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適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开了大一统王朝与周边“戎狄”和亲的先河。在娄敬看来，只要高祖能将长公主(鲁元公主)嫁给冒顿单于，后者必定会把长公主立为阏氏，生了儿子也必定会立为太子。加之贡奉厚礼，所谓“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匈奴单于作为女婿或外孙就必定不再与汉朝为敌，从而达到“兵可无战以渐臣也”的目的。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却可以说是一厢情愿，也明显违背了对冒顿“妻群母，以力为威”的共识。正如司马光所说：“建信侯谓冒顿残贼，不可以仁义说，而欲与为婚姻，何前后之相违也!”[5]遑论匈奴并未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单于也有着众多大小阏氏，在军力仍然弱于匈奴的情况下，屈辱地奉送“重币”亦不能完全阻止匈奴的侵扰，反而使匈奴更加骄横。更难堪的是，“大汉”与匈奴的和亲乃“约为昆弟”，冒顿也根本不承认自己是汉高祖的女婿，甚至点名要跟吕后和亲。不管是长公主也好，抑或宗室女公主(翁主) 也好，她们实际都是汉朝对匈奴屈辱求和的牺牲品。从这个方面来说，还是吕后和高祖等人看得更加透彻，乃“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反正都要贡奉汉女，又何必非要长公主呢?

最后，娄敬提出“计久远子孙为臣”和“以渐臣也”，亦表明其和亲主张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从长远来看，汉朝终将使匈奴臣服，无非主要应采用和平方式而已。但问题是，和亲对匈奴究竟有多大的约束力，能不能达到使匈奴臣服的目的，或多长时间才能显现和亲的效果，娄敬却有些过于自信。在汉匈首次和亲仅一年之后，因燕王卢绾反叛，冒顿单于便公然毁约，不断侵扰汉朝的西北边境。如《史记·匈奴列传》：“后燕王卢绾反，率其党数千人降匈奴，往来苦上谷以东。”[2]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和亲政策取得一些效果后，许多大臣都墨守成规，完全忘了娄敬提出和亲设想的初衷，对匈奴一味妥协和退让。特别是文景时期，国家安定，经济已较好地恢复和发展，完全有能力抗击匈奴的侵扰。然而这时却还是盲目强调和亲，就不能不说对反击匈奴起到阻碍作用了[6]。

尽管如此，娄敬创立的和亲理论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和亲的缔结使得汉朝结束了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把主要精力用于安定社会，恢复和发展经济，为平定异姓王和休养生息政策赢得了宝贵时间。仅就惠帝、吕后时期而言，司马迁便高度评价其经济成就说：“民务稼穑，衣食滋殖。”[2]另一方面，虽然岁奉“重币”非常屈辱，匈奴也还会不断侵扰，但在和亲后毕竟有一二十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匈奴的南下侵扰明显减少，而且和战争相比，和亲付出的经济代价也远远要低于战争，为今后武力征服匈奴做了物质和舆论准备。仍以经济为例，史载文帝时“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2]。而付出的代价则“岁以千金”和附加赠送等，所谓“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其厚赂，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1]。再一方面，汉匈的和平相处促进了不同民族、不同经济生活和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也为更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和汉化初步奠定了基础。文帝允诺和亲便明确提出，汉匈和亲的长久缔结增进了友好往来，“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2]。武帝即位后，“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史书有“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的记录[1]。之所以司马迁会将匈奴的先祖说成“夏后氏之苗裔也”[2]，原因亦在于此。

二、西汉和亲理论的发展

自高祖十一年(一说九年)正式缔结和亲后，西汉前期即主要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虽然在这一时期匈奴仍不断侵扰，惠帝、吕后时冒顿单于甚至公然侮辱吕后，文帝和景帝时匈奴也多次毁约入侵，但西汉王朝始终都以大局为重，委曲求全，继续与匈奴和亲。在这一时期，西汉的和亲理论基本没有变化，和亲的主要内容还是嫁给单于翁主，并每年贡奉钱财物等。略有变化的是增加了“通关市”的内容[7]。当然，由于匈奴不断毁约，西汉前期的汉朝和匈奴都同时采用了两种策略。西汉王朝是以和亲为主，辅以军事防御；而匈奴则是以武力侵扰为主，辅以和亲。在匈奴南下侵扰和汉朝防御反击的期间，双方的和亲关系即宣告破裂，其后果就是汉朝会停止每年对匈奴的贡奉，并加强军事防御等。但没过几年，汉匈又恢复和亲，其作用是匈奴又暂时停止了侵扰。如此反复，从文帝初年一直到武帝即位。关键在于，匈奴在获得贡奉的同时并不愿意完全放弃侵扰，甚至还以此向汉朝要挟更多的贡奉财物，亦即“增厚其赂”。而西汉王朝则有忍辱求全、留待将来的考虑，宁愿妻以翁主与贡奉，也不想和匈奴大战。对将军陈武等人的“威服”建议，文帝更坦露心声说：“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距，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2]当然，汉匈都误以为在对方区域无法定居或游牧，也限制了双方战争的升级。以汉朝为例，在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廷议对匈奴的和战时，许多公卿都一致认为：“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且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和亲甚便。”[2]这就决定了在西汉前期汉匈和亲必定会成为汉王朝的主导政策。

然而量变终将引起质变。随着国力的逐渐强盛，在《春秋》大一统理论的依据下[8]，武帝又仿效秦始皇的武力征服政策，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战争，并将匈奴成功地逐出漠南。加之匈奴的内乱，至宣帝时期即彻底扭转了汉弱匈奴强的局面。因此，和亲理论在西汉中后期也有了新的发展与变化。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扩大了和亲对象，使和亲政策成为以汉王朝为盟主的政治和军事联姻手段。其主要表现，就是汉武帝与西域乌孙国王的和亲。史载张骞首倡这一和亲设想：

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2]

从中可以看出，张骞的和亲设想与西汉前期的和亲实际有本质不同。尽管在形式上都名为“昆弟”之约，也都要妻以翁主，并“厚币”赂之，但前者是以汉朝为盟主的政治和军事联姻关系，汉朝对乌孙将逐渐具有宗主国性质，而后者则为汉朝不平等的屈辱求和。所谓“外臣”云云，对此便一语道破。这与汉武帝的威服戎狄、“天下为一”思想完全吻合，故“天子以为然”，遂委派张骞主其事。同时，对乌孙与汉朝的交通，匈奴亦发出战争威胁。乌孙昆莫恐，乃“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女翁主为昆弟”[2]。最终缔结和亲，乌孙以骏马千匹聘；且匈奴也仿效汉朝与乌孙和亲。“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赐乘與服饰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乌孙昆莫以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1]更重要的是，通过收继婚，使细君公主稍后便成为乌孙国昆弥的王后，在细君公主早逝后，武帝又妻之以解忧公主，实现了娄敬的最初设想。《汉书·西域传下》：

昆莫年老，欲使其孙岑陬尚公主。公主不听，上书言状，天子报曰：“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号也，名军须靡。昆莫，王号也，名猎骄靡。后书“昆弥”云。岑陬尚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公主死，汉复以楚王戊之孙解忧为公主，妻岑陬。岑陬胡妇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以国与季父大禄子翁归靡，曰：“泥靡大，以国归之。”

翁归靡既立，号肥王，复尚楚主解忧，生三男两女：长男曰元贵靡；次曰万年，为莎车王；次曰大乐，为左大将；长女弟史为龟兹王绛宾妻；小女素光为若呼翎侯妻。[1]

总的来看，汉与乌孙的和亲使和亲政策变为汉帝国的政治和军事联盟手段，不仅逐渐确立了汉朝的宗主国地位，在中原和周边地区形成更为丰富的汉与乌孙、匈奴同西域等多种和亲关系[9]，而且作为样板，也成为汉朝改造汉匈和亲政策的一个参照。

二是对汉匈和亲由公主或翁主出嫁降为宫女出嫁，使汉朝在和亲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也使和亲成为匈奴对汉求和臣服的标志。随着汉强匈奴弱局面的形成，汉匈和亲对汉朝来说即意味着匈奴的求和，既要停止战争状态，又要承认自己的“外臣”地位。因而在汉匈重结和亲后，汉匈联姻的规格也必然被大大降低，仅具有通婚的形式和象征意义。在武帝后期，匈奴提出和亲仍强硬要求：“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闓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蘖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1]呼韩邪单于归顺汉朝后，亦向元帝提出愿为汉朝女婿，希望与汉家公主继续联姻。但元帝君臣却对通婚的规则做了重大修改，不再嫁以翁主，而是赐婚宫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昭君出塞，如《汉书·匈奴传下》：

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1]

从“单于欢喜”来看，呼韩邪单于也不得不强装笑颜，接受其通婚规则的修改。这不仅体现出汉匈之间的君臣关系，而且也表明此类通婚仅具有形式和象征意义。换句话说，匈奴已成为汉王朝的外藩，没有必要再屈辱地贡奉以公主名义和亲的翁主。所以赐婚宫女，也就昭示了汉匈之间的和亲。更重要的是，无论汉朝，还是匈奴，双方都明显看轻通婚，而把政治和经济往来视为和亲的主要内容。从政治方面来看，和亲的前提条件就是匈奴须向汉称臣，并朝见汉朝皇帝。而经济方面则主要是对匈奴的大量财物赏赐，以及匈奴对汉朝的一些奉献。甘露三年(公元前51)，呼韩邪单于第一次来朝，宣帝便和群臣商议，其“赞谒称藩臣而不名。赐以玺绶、冠带、衣裳、安车、驷马、黄金、锦绣、缯絮”[1]。又《汉书·匈奴传下》载：

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盭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锈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明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1]

是否通婚已不再是汉匈和亲的必备条件。自昭君出塞后，或许还有同单于和亲的汉女，亦或许没有。但作为历史中的一个细节，在汉匈“合为一家”且通婚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如王莽将女儿嫁给了王昭君的外孙[1]，史官已无此必要记载，这是和平年代正常的通婚现象。

三是确立了汉朝的宗主国地位，使和亲增加了君臣关系的限制和义务，也最终实现了娄敬所设想的“兵可无战以渐臣也”。如前所述，娄敬曾设想通过和亲让冒顿单于成为高祖女婿而失算。武帝大败匈奴后，丞相长史任敞提议，乘“匈奴新破，困，宜使为外臣，朝请于边”[2]而不得。汉朝与乌孙和亲后，武帝遣杨信使匈奴，提出和亲须以单于太子为质，乌维单于亦强硬拒绝。

杨信既见单于，说曰：“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单于曰：“非故约。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扰边。今乃欲 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2]

但随着匈奴国力的衰落，匈奴的态度便逐渐转变。除了希望和亲，汉匈停止战争，在汉朝皇帝与单于的关系上亦自称晚辈。《汉书·匈奴传上》：

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尽归汉使之不降者路充国等于汉。单于乃自谓“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 汉天子，我丈人行。”[1]

至昭宣时，匈奴又多次请求和亲。特别是呼韩邪单于，最终决定“称臣入朝事汉”[1]，这就更使汉匈和亲成为一种特殊的君臣关系了。诚如扬雄所言：“逮至元康、神爵之间，大化神明，鸿恩溥洽，而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化，扶伏称臣。”[1]以和亲来说，除了停止侵扰，匈奴便应当仿效乌孙承担一些藩属的义务。主要可概括为两点：其一，作为和亲的约束条件，匈奴在位单于应向汉朝派遣质子入侍。如甘露元年(公元前53)，呼韩邪单于“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郅支单于亦遣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复株絫若鞮单于立，遣子右致卢儿王酰谐屠奴侯入侍。”其二，作为“外臣”，匈奴还应向汉朝遣使奉献特产。如甘露三年，郅支单于“遣使奉献，汉遇之甚厚。明年，两单于俱遣使朝献，汉待呼韩邪使有加”[1]。当然，作为宗主国，汉朝也要对匈奴予以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回报。这就用事实证明：只有国力和军力强于匈奴，并战而胜之，匈奴才能真正臣服于汉，汉匈才能停止战争，才能长期友好相处，也才能实现“兵可无战以渐臣也”的设想。

西汉中后期的和亲理论比西汉前期取得了更大、更多和更好的和亲效果，成为汉族同匈奴等游牧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典范。班固便对此高度肯定说：“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奋击之威，直匈奴百年之运，因其坏乱几亡之阨，权时施宜，覆以威德，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菞庶亡干戈之役。”[1]

三、东汉和亲理论的完善

王莽代汉后，奉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歧视政策，“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服于”“改句町王以为侯”，又“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1]，因而匈奴等少数民族纷纷反叛。加之农民起义，王莽新朝随即倾覆。光武中兴后，调整思路，以“未遑外事”对匈奴和西域诸国实行名为“羁縻”的绥靖政策，在西北边疆更放弃了部分郡县。例如：

建武四年，单于遣无楼且渠王入五原塞，与李兴等和亲，告兴欲令芳还汉地为帝。五年，李兴、闵堪引兵至单于庭迎芳，与俱入塞，都九原县。掠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并置守令，与胡通兵，侵苦北边六年，芳将军贾览将胡骑击杀代郡太守刘兴。……后大司马吴汉、骠骑大将军杜茂数击芳，并不克。[10]

六年，始令归德侯刘飒使匈奴，匈奴亦遣使来献，汉复令中郎将韩统报命，赂遗金币，以通旧好。……九年，遣大司马吴汉等击之。经岁无功，而匈奴转盛，抄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东，州郡不能禁。于是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已东，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缘边兵郡数千人，大筑亭候，修烽火。[10]

从中可以看出，光武帝关于匈奴和边疆问题的总体思路是安内然后攘外。所以对匈奴的多次侵扰，光武帝均消极防御，并撤销了靠近匈奴的部分边郡。但也并不放弃和平交往，一再遣使向匈奴言和，乃至“赂遗金币，以通旧好”。对西域诸国，光武帝也采取收缩政策，仅予以物质鼓励。如建武二十一年(45)冬，“鄯善王、车师王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10]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初年和西汉初年的情形大致相同，光武帝既没有像高祖那样武力讨伐匈奴，又没有像高祖那样走向另一个极端与匈奴和亲，而是把匈奴问题暂时搁置，虚与委蛇，并在军事上略加防御罢了。这应该是吸取了王莽对匈奴大举进攻而导致内乱的历史教训，也是借鉴了高祖屈辱和亲而作用不大的历史经验。

然而，由于南北匈奴的分裂，至建武二十五年(49)，光武帝对匈奴又逐渐采取了分化政策。南北匈奴的分裂始于匈奴右薁鞬日逐王比。据《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比因失去单于继位资格，且“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故“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二十三年，诣西河太守求内附”。至建武二十四年春，所属八部大人即“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故欲袭其号。于是款五原塞，愿永为番蔽，扞御北虏”[10]。对南匈奴的内附，朝廷讨论最初均不愿接受，只有五官中郎将耿国认为可以夷制夷，应当接受，最终被光武帝采纳。《后汉书·耿国传》载：

及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款塞称籓，愿扞御北虏。事下公卿。议者皆以为天下初定，中国空虚，夷狄情伪难知，不可许。国独曰：“臣以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东扞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使塞下无晏开之警，万世安宁之策也。”帝从其议，遂立比为南单于。[10]

此后，光武帝便参照宣帝故事，对南匈奴大力扶持。而南匈奴亦“遣使诣阙，奉籓称臣，献国珍宝，求使者监护，遣侍子，修旧约”[10]。建武二十六年(50)，光武帝乃“遣中郎将段彬授南匈奴单于玺绶，令入居云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将，将兵卫护之。南匈奴遣子入侍，奏奉诣阙。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10]。光武帝的做法也意味着东汉王朝已采取安内与攘外并行的政策。

不过，在扶持南匈奴的同时，光武帝对北匈奴也采取安抚政策，以减少军事对抗的发生。在建武二十七年(51)，北匈奴“遣使诣武威求和亲”，光武帝还告诫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但仅仅一年之后，“北匈奴复遣使诣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在司徒掾班彪的建议下，光武帝便对北匈奴采取了更为灵活的和亲政策。班彪的理由是：

臣闻孝宣皇帝敕边守尉曰：“匈奴大国，多变诈。交接得其情，则却敌折冲；应对入其数，则反为轻欺。”今北匈奴见南单于来附，惧谋其国，故数乞和亲，又远驱牛马与汉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贡献。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诞也。臣见其献益重，知其国益虚，归亲愈数，为惧愈多。然今既未获助南，则亦不宜绝北，羁縻之义，礼无不答。谓可颇加赏赐，略与所献相当，明加晓告以前世呼韩邪、郅支行事。[10]

即主张南、北匈奴均可和亲，但必须遵照大一统观念臣服汉朝，还要吸取呼韩邪单于“保国传嗣”而郅支单于“自绝皇泽”的经验和教训，并对北匈奴区别看待，赏赐应“略与所献相当”。班彪的汉朝至上主张在他为朝廷起草的答复中表现得更淋漓尽致，如其“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殊俗百蛮，义无亲疏，服顺者褒赏，畔逆者诛罚，善恶之效，呼韩、郅支是也”[10]云云。这实际上又回到了秦始皇的“人迹所至，无不臣者”[2]的君臣观，所以拨动了光武帝的天下重新一统和超越秦皇汉武的心扉，对班彪的建议完全采纳。当然，光武帝和北匈奴的和亲还与南匈奴不同，主要是停止了战争状态，并恢复交往和互市，通常对北匈奴的来使还“不遣使者”。

光武帝后期南、北有别的和亲政策至明帝时期又发生变化。由于北匈奴始终不愿意真正臣服，时常侵扰边郡，加之南匈奴对北匈奴与汉朝交通的阻隔，因而明帝便逐渐开始对北匈奴采取武力征服政策。如永平十六年(73)“春二月，遣太仆祭肜出高阙，奉车都尉窦固出酒泉，驸马都尉耿秉出居延，骑都尉来苗出平城，伐北匈奴”[10]。同时还重新经营西域，“乃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窴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10]。章帝即位后，在南匈奴的配合下，亦不断出兵进攻北匈奴，迫使其部众纷纷投降。史载元和二年(85)“正月，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亡来入塞，凡七十三辈。时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10]。至和帝即位，在汉军和南匈奴的多次联合打击下，北匈奴便被逐出漠北，不得不率余部西迁。如永元元年(89)“夏六月，车骑将军窦宪出鸡鹿塞，度辽将军邓鸿出稒阳塞，南单于出满夷谷，与北匈奴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追至私渠比鞮海。窦宪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还”[10]。又永元三年(91)，“北单于复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10]。尽管北匈奴还有少数余部与东汉王朝为敌，但总体来说北匈奴的威胁问题已不复存在。

总结东汉前期和亲政策的推行，对东汉和亲理论的完善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东汉的和亲已完全没有公主(翁主)通婚的约定。无论是东汉初年，还是南北匈奴分裂以后，汉匈和亲都不再设定通婚的约定。所谓“和亲”，实际主要是结束战争状态，汉匈恢复互市和交往，也就是“和平亲善”的意思。同时还往往要附加匈奴遣子入侍的条件。这一方面说明此前以公主(翁主)通婚的作用不大，带有屈辱性质，东汉王朝已完全认识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东汉王朝的自信，匈奴终将臣服已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没有必要再多此一举。正如前揭班彪所说：“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史家范晔亦描述：“及关东稍定，陇、蜀已清，其猛夫扞将，莫不顿足攘手，争言卫(青)、霍(去病)之事。”[10]至于民间通婚，则由于边民往来，以及南匈奴的内附而成为一种常见现象。

其次，东汉的和亲理论是不加掩饰的拖延策略，实际是一种积贮力量、等待时机、重新武力征服匈奴的战略设想。这与西汉前期的和亲理论，甚至汉武帝的战争理论，都有着明显不同。显而易见，虽然娄敬的和亲理论也有最终让匈奴臣服的设想，但能不能实现却根本没有指望。至文景时期，汉朝的国力越来越强，大多数民众对征服匈奴仍感到绝望。如其“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2]云云。晁错亦明确指出：“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气破伤，亡有胜意。”[1]即使汉武帝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战争，并多次击败匈奴，将匈奴基本逐出漠南，但长期战争使汉王朝元气大伤，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匈奴还不断南下侵扰，很多人也同样认为，汉朝是不可能完全征服匈奴的。昭帝时盐铁会议，贤良文学都猛烈攻击武帝的战争政策，鼓吹匈奴不可战胜，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事例[11]。但在东汉前期，由于呼韩邪单于的内附和郅支单于的覆灭，以及匈奴长达数十年的臣服，加之匈奴单于继承不可避免的内乱，光武帝君臣已有充分的历史经验判断：汉朝的综合国力远远超过匈奴，目前仍需和亲无非“中国初定，未遑外事”而已。只要其内地安定，经济能得到恢复，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完全征服匈奴就是一个早晚的问题。之所以南匈奴甘愿称臣内附，北匈奴反复请求和亲，而不敢倾尽全力与汉朝为敌，也正是基于和东汉王朝同样的判断。

第三，东汉的和亲理论已形成亲疏两个基本类型。在匈奴还在与汉朝为敌的时候，汉王朝采用的是疏远类型。和亲的意图是停止双方的战争状态，并恢复汉匈交往和互市，以争取边境的安宁和一段时间的和平。尽管这种类型的和亲效果不大，光武帝前中期的匈奴和以后的北匈奴都曾多次毁约，但光武帝的既定战略实际重在安内，所谓“和亲”本来就要减轻外部的压力，哪怕能赢得一段时间的和平，即便付出一定的代价，也基本达到了目的。更不用说，在完成安内的任务后，东汉王朝也还要攘外，用战争手段迫使匈奴臣服，把这种疏远类型的和亲变为亲密类型的和亲。史载北匈奴西迁后，其余部右谷蠡王向汉称臣，被立为北匈奴单于，并依照南匈奴惯例，就是一例。《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三年，北单于复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降鞬自立为单于，将右温禺鞬王、骨都侯已下众数千人，止蒲类海，遣使款塞。大将军窦宪上书，立於除鞬为北单于，朝廷从之。四年，遣耿夔即授玺绶，赐玉剑四具，羽盖一驷，使中郎将任尚持节卫护屯伊吾，如南单于故事。[10]

而对待主动向汉称臣的南匈奴，东汉王朝则采用亲密类型的和亲。这种和亲强调以宣帝同呼韩邪单于的和亲为基本模式。除了没有通婚的约定，南匈奴必须向汉朝称臣，单于应不定期入朝，还必须参与边郡防守、遣使奉献和遣子入侍等。对东汉王朝来说，作为宗主国和“汉家长”(南匈奴单于屯屠何语)，亦负有为南匈奴提供军事保护和大量钱财物的义务。如“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10]。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为了确保和亲的效果，防止桀骜不驯的南匈奴“反覆”，东汉王朝还采取了一项与“宣帝故事”不同的策略-将南匈奴全部内迁，分别安置在八个边郡之中，并先后设置使匈奴中郎将和度辽将军对南匈奴予以保护和监控。又封乌桓“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复置护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10]。这不仅更加完善了汉匈和亲理论，使之成为东汉王朝控制匈奴和维护大一统国家的利器，而且有力促进了匈奴民众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交往，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了胡汉一家的意图，为匈奴的逐渐汉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物质条件。从更大范围来说，也为后世诸多草原民族的南迁和内附开了先河。

总之，东汉王朝的和亲理论已更为完善，成为以汉朝为宗主国的政治理论和“用夏变夷”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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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子今.匈奴西域“和亲”史事[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5).

［10]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1]晋文.西汉盐铁会议对匈奴和战之争[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1-13．

编 者 按：原文引自《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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