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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陶器装饰的匈奴遗风

日期:2021-10-09 来源:草原文物 浏览次数:144次 字体大小 关闭


宋国栋(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魏由拓跋鲜卑建立,所以北魏陶器的造型和图案特点也往往被视为拓跋鲜卑族陶器的界定标准。然而,在目前已经确认的一些早期鲜卑遗存中,却很少见到北魏时期常见的各类图案。相比之下,北魏陶器的这些图案装饰与匈奴陶器更为相似。所以乔梁先生指出:“如叭沟M3:1之盘口陶罐,肩部饰有两周弦纹之中夹一周曲线波折纹的纹饰,这类纹饰是汉代匈奴陶器中所常见的;西沟子村M1:2的小口鼓腹罐,则与蒙古诺音乌拉墓地所出同类器相似。这种由陶器表现的与匈奴文化相联系的现象,在同一地区时代略早的可能属于东部鲜卑的E群(即三道湾、善家堡遗存)遗存中却基本不见,表明拓拔鲜卑南迁‘匈奴故地’后与匈奴的联系要更多一些,这也同当时鲜卑被视为鲜卑父、匈奴母的索虏的记载相符”①。林沄先生也认为:“过去被怀疑为东汉以后到北魏时期的砑光暗纹,以及肩颈之间加凸棱,乃是西汉匈奴陶器的流行装饰手法”②。北魏陶器和匈奴陶器在图案装饰方面的相似性,不仅体现陶器表面纹饰的组合上,甚至在器底的模印符号上也可以找出完全相同的图案,说明二者具有一定的文化联系或承继关系。本文挑选了一部分具有相似性特点的北魏陶器和匈奴陶器进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试对相关问题进行简要探讨。



北魏时期,陶器表面非常注重修饰,尤其流行以各种工艺形成的图案装饰。常见纹饰有凸弦纹、凹弦纹、刻划水波纹、滚印忍冬纹、戳印纹、滑压暗纹等,部分陶器的表面还刻划文字符号,底部模印各类图案。这些纹饰图案既见于实用器,也见于明器,成为北魏陶器的显著特征。但是,北魏陶器与早期鲜卑遗存中出土陶器在装饰特点方面差别较大,却与匈奴陶器有许多相似性。下面按照纹饰和工艺特点,分别对北魏陶器和匈奴陶器的这些相似性特点进行比较。


1.滑压暗纹


滑压暗纹是北魏陶器非常流行的装饰,大同南郊北魏墓葬出土的陶器中,有61.44%为滑压暗纹陶器③。这种纹饰是陶器处于半干状态下,用前端圆钝光滑的工具在陶器表面滑压而成,常见的暗纹有竖线、斜线、三角形折线纹、网格纹。大同南郊北魏墓葬出土陶器的表面既能见到通体滑压单一纹饰的情况,也能见到各种暗纹组合使用的现象(图一)。竖线纹一般装饰在陶器的颈部或者贯穿整体,斜线纹装饰在肩部或腹部以下,网格纹装饰于肩部,三角形折线纹装饰于颈部或下腹部。


滑压暗纹在匈奴陶器中也比较常见,在滑压技法上,与北魏陶器相同。匈奴陶器中最为常见的暗纹是竖线暗纹,其次是网格纹、三角形折线纹、斜线纹,这几种纹饰与北魏陶器常见的滑压暗纹完全相同,同样,也有几种纹饰组合使用的现象。匈奴陶器的竖线暗纹多从口沿滑压到底部,滑压线条的表面较为光滑,提高了对光线的反折射能力,从而形成飞流直下的感觉。有些三角形折线纹在折线内大面积滑压,形成锯齿形纹饰。俄罗斯伊沃尔加城址和墓葬出土的陶器大多采用了这些装饰技法(图二,1—8、10—14)④。蒙古国中央省博尔努尔苏木出土的匈奴陶罐则用等距滑压暗弦纹作为装饰,由罐口装饰至罐底,约有20圈⑤。


图一 北魏陶器

1.平沿陶罐(M41∶7) 2.平沿陶罐(M156∶3) 3.盘口陶罐(M209∶4) 4.陶壶(M7∶2) 5.平沿陶罐(M14∶2)6.矮领陶罐(M134∶3)(全部采自《大同南郊北魏墓葬群》


2.凸弦纹和凹弦纹


北魏陶器中经常以旋留或旋划的方式制成凸弦纹或凹弦纹。凸弦纹是在对坯体进行慢轮修整的过程中,用刮板对陶器表面进行刮削时,故意在胎壁上留出凸起于表面的线条。凹弦纹是陶器在旋转的过程中,以锥形工具或篦形工具在表面上旋划出来的沟槽形线条。据统计,大同南郊北魏墓葬中出土陶器中带有凸弦纹的约占总数的39.88%,凹弦纹陶器约占总数的55.57%6。凸弦纹或凹弦纹一般装饰在陶器颈部和肩部相接处,也常常与水波纹等纹饰一起出现于陶器肩部和腹部(图一)。由于弦纹在陶器表面具有分界线的作用,搭配其它图案一起使用,可以使图案错落有致,更显层次感。匈奴时期的陶器也常用凸弦纹和凹弦纹作为装饰,在纹饰的制作技术上,也与北魏陶器如出一辙。匈奴陶器的凸弦纹和凹弦纹同样出现在陶器的颈部和肩部相接处或腹部,且常被用为水波纹的边界线,并与其它层次的图案相区别。


3.刻划水波纹


北魏陶器的颈部、肩部、腹部常见有起伏较大的单线或复线水波纹,夹在上下两层弦纹之间,一般和其它纹饰组合使用。这种纹饰是用锥形工具或篦形工具划入坯体表层而形成的,篦形工具的篦齿数量多寡不一,形成的纹饰具有水波滟滟的流动之感。大同南郊北魏墓葬出土的一些陶壶、陶罐上面,就刻划有这种纹饰(图一,3、5、6)。


在匈奴时期,刻划水波纹更为流行,甚至可以认为是匈奴陶器的最为显著的纹饰特征之一。匈奴陶器的水波纹以单线为主,既有夹在弦纹之内的,也有直接刻划而不饰弦纹的。一些起伏较大的水波纹,甚至呈锯齿形(图二,6、8、10)。在装饰位置上,同北魏陶器一样,也多出现在颈部和腹部之间。匈奴陶器中还有制成突棱形的水波纹,当然,这类纹饰多是以泥条贴附的形式制成的(图二,3、13)。带有水波纹的匈奴陶器分布范围非常广阔,在中国北方、蒙古、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都有发现。


图二 匈奴陶器

1~7、10~14.俄罗斯伊沃尔加城出土 8.俄罗斯伊沃尔加墓地100号墓出土9.蒙古国布尔干省呼图嘎温都尔苏木匈奴48号墓出土


4.镂孔


部分北魏陶器和匈奴陶器有镂孔现象,镂孔为圆形,以管形工具穿透胎壁形成。镂孔多出现在接近陶器底部的位置,也有一部分出现在陶器的颈部或肩部。大同南郊北魏墓葬和蒙古国布尔干省呼图嘎温都尔苏木匈奴48号墓葬中都出土过镂孔陶器⑦(图一,2;图二,9),镂孔陶器应与食物加工有关,尤其有可能用于液态饮品的制作和储放。镂孔陶器在北魏和匈奴陶器中所占比例不大,但是在穿孔方式和穿孔位置方面,也具有相似性。


5.模印符号


利用印模在陶器底部印制各种符号图案,是北魏陶器和匈奴陶器的一个显著特征(图三、四),二者在模印方式和风格上基本一致。北魏陶器和匈奴陶器的图案符号形式多样,不拘一格,似乎具有现代“商标”的功能,是不同作坊或不同制作者用来区别彼此的产物,也有可能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有趣的是,北魏陶器与匈奴陶器中的一些符号竟然完全相同。例如,大同南郊北魏墓葬出土陶器的模印符号中,有一类为方形图案(图三,5、12),在俄罗斯伊沃尔加城址出土陶器的模印图案中也经常见到(图四,1~4)。蒙古国布尔干省呼图嘎温都尔苏木匈奴墓葬、中戈壁省阿达查格苏木依赫热山谷匈奴墓葬出土陶器的底部有方形和斜十字符号⑧(图四 6、8、9),在大同南郊北魏墓葬出土陶器中也能见到(图三,3、6)。


 

图三 北魏陶器底部的模印符号图案

1~12 遗物编号依次为:M51:1、M51:3、M77:1、M7:2、M54:11、M107:21、M199:1、M197:3、M214:19、M19:1、M33:6、M28:9(全部采自《大同南郊北魏墓葬群》)


图四 匈奴陶器底部的模印符号图案

1~5.俄罗斯伊沃尔加城出土6-8.蒙古国布尔干省呼图嘎温都尔苏木 49、68、29号匈奴墓出土 9.蒙古国中戈壁省依赫热山谷匈奴墓葬出土


除了上述这些共性特征,北魏和匈奴的陶器还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例如,北魏陶壶和匈奴陶壶在造型上非常相似,均为喇叭形口,长束颈,圆肩,鼓腹,平底,蒙古国后杭爱省浩腾特苏木高勒毛都75号墓9和大同南郊41号墓出土的陶壶就属于此类(图五,1、2);少量陶器表面有磨光处理现象;有的陶器表面上刻划文字或符号。



如果说北魏陶器和匈奴陶器仅有某组特征相似,不排除是偶然性因素导致的结果。但通过上文的对比,不难发现北魏陶器和匈奴陶器之间有很多相似性特征,北魏陶器制作技术显然受到了匈奴制陶工艺的深远影响。


据潘玲考证,伊沃尔加城址和墓葬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前1世纪,其年代下限在公元1世纪早中期以前⑩。大同南郊北魏墓葬的发掘者将该批墓葬的年代上下限分别定在迁都平城之前和迁洛以后,绝大部分墓葬的年代集中在迁都平城初期至迁洛之前,即公元368年至496年⑪。二者的间隔期,正是北魏王朝的缔造者拓跋鲜卑不断迁徙壮大的历史时期。虽然目前的考古学材料还不能清楚地还原这段历史,但北魏陶器装饰出现匈奴遗风,则说明拓跋鲜卑在蒙古草原地区曾与匈奴有过密切的接触,并受到匈奴文化的影响。如果将北魏平城时期都城区域出土的陶器作为拓拔鲜卑的标准器,采取逆向推理方式追本溯源,或许对解决这一问题有所裨益。北魏时期,陶俑的类型和风格受到了西晋的影响,这些陶俑多出现于汉人墓葬之中。但从器皿类陶器的工艺风格看,北魏与汉代及之后的三国、西晋存在一定的差别。北魏陶器与目前学界所认定的早期鲜卑陶器在装饰图案上也有所不同。例如呼伦贝尔市团结墓地⑫、满州里札赉诺尔遗址⑬、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墓群⑭、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遗址⑮、鄂温克自治旗孟根楚鲁⑯,察右后旗三道湾墓地⑰、商都县东大井墓地⑱等鲜卑文化遗存中出土的陶器,以素面为主,除了戳印纹之外,不见北魏陶器的其它纹饰。早期鲜卑陶器的纹饰绝大部分为戳印纹,一般为一周或两周,戳印方式与北魏时期相同,或戳印在口沿边缘,或戳印于颈部肩部之间。北魏陶器除戳印纹有可能继承于鲜卑文化传统之外,其它纹饰则有别于早期鲜卑文化系统,显然另有源头。北魏陶器甚至在造形方面也与早期鲜卑陶器存在差别。相比之下,在器皿类陶器制作工艺方面,北魏陶器与匈奴陶器最为相似,揭示出二者具有近缘关系。


图五 陶壶

1.匈奴陶壶(蒙古国高勒毛都75号墓出土) 2.北魏陶壶(大同南郊M41出土)3.回鹘陶壶(图瓦准赫姆吉克省白达格回鹘墓出土)


在青铜时代,蒙古草原地区陶器的体积较小,纹饰较为简单,主要以凸弦纹和各种凸线纹制成的图案为主,甚至一些动物图案也由突出于器物表面的凸线条构成⑲。到了匈奴时期,陶器在制作上沿用了青铜时代的凸弦纹和凸线纹风格,但其它纹饰则似乎受到了外来文化影响,特别是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初期的陶器技术。滑压暗纹在战国时期到汉初的中原地区较为流行,网格形暗纹、暗弦纹、三角锯齿形暗纹都是常见的纹饰,有些陶器甚至出现了以滑压方式绘制的复杂图案。模印或刻划符号在战国秦汉时期也较常见,一般印在陶器表面,少量印在陶器底部。但是,中原地区出现的滑压暗纹工艺,到了两汉时期,逐渐走向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素面、磨光、雕塑、彩绘、浮雕印纹以及各种几何纹饰。匈奴部分地借鉴了战国时期和汉代中原陶器的器形和纹饰,并且将之与草原制陶工艺传统相融合,逐渐形成了自己风格。匈奴陶器表现出浓厚的草原文化特点,并与汉代陶器形成了明显的区别。


另一方面,较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其他传承和创新形式,如数字馆藏(包括博物馆、美术馆等)、传统节庆表演、民俗活动等,社区教育独具其优势。


拓拔鲜卑在与匈奴部落融合的过程中,文化面貌也发生了变化。拓拔鲜卑陶器与匈奴陶器的相似性,充分表明拓拔鲜卑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吸收了许多匈奴文化因素,其中包括陶器的装饰。北魏建立后,拓跋鲜卑陶器装饰的匈奴遗风随着政治势力的扩张得到了进一步传播,除了盛乐和平城等北方地区之外,包括洛阳在内的中原地区也同样出现了同种风格的陶器。然而,随着北魏汉化政策的实施,拓跋鲜卑族的文化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拓拔鲜卑陶器的一系列显著特征最终随着北魏王朝的覆灭而悄然消失。



一些学者试图根据目前所发现的鲜卑文化遗存来还原拓跋鲜卑的迁徙线路,以考古学材料进行该项研究无疑是最佳的途径,而且非常有意义。但有几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首先是考古学材料的丰富程度是否已满足研究条件,时机是否成熟;其次是遗存文化属性和年代,如果文化属和年代判定有误,那么,以其为基点串连起来的线路就缺乏说服力;再次是拓拔鲜卑的活动空间问题,如果只根据目前在国内发现的一些材料来论证,是以当今的政治版图框架来限定拓跋鲜卑族的迁徙活动,明显不符合历史实际。将研究视野延伸至广阔的蒙古草原地区,或许对解决这个问题更有帮助。


北魏陶器中所见的匈奴文化遗风,不但揭示出拓跋鲜卑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匈奴文化的影响,而且为拓拔鲜卑迅速崛起的原因提供了重要线索。拓跋鲜卑正是凭借与匈奴部落的联盟联姻,甚至是融合兼并,最终从鲜卑诸部中脱颖而出。拓跋鲜卑在由大兴安岭嘎仙洞向南向西的迁移过程中,仍以游牧经济为主,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所以这种迁徙活动不可能是嘎仙洞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简单连线,其曲折迂回的过程远远超越我们的想象。更何况拓拔鲜卑的西迁之路也不是畅通无阻的。北匈奴西迁后,广袤的蒙古草原出现了政治真空,为鲜卑族进入匈奴故地提供了条件。拓跋鲜卑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进入蒙古草原地区,与匈奴遗落逐步融合。拓跋鲜卑甚至有可能深入漠北草原地区,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接触到更为纯粹的匈奴文化,学习到匈奴制陶工艺,从而使自己的陶器特点别具一格。


在蒙古草原地区,匈奴之后的各个游牧政权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匈奴的制陶工艺和风格。突厥和回鹘汗国时期,一些侈口筒形罐和喇叭口壶在造型上仍然具有匈奴遗风。图瓦共和国准赫姆吉克省白达格回鹘墓地中出土的陶器,长颈壶和筒形罐是主要的器形,陶壶表面有整齐的滑压竖线纹㉑(图五,3),在器形上与蒙古国后杭爱省高勒毛都75号墓出土的陶壶非常相似(图五)。辽代的漠北草原地区,仍然流行喇叭口形陶壶和筒形罐。蒙古国布尔干省达新齐楞苏木青陶勒盖古城中出土的辽代陶器,除了契丹特点的纹饰之外,还有一些滑压暗纹、弦纹、水波纹、网格纹、戳刺纹㉒,与匈奴陶器上的纹饰非常相似。匈奴陶器的工艺和风格在草原地区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注 释


①乔梁:《鲜卑遗存的认定与研究》,《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


②林沄:《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序,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③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大同南郊北魏墓葬》,科学出版社,2006年,538页。


④a.А.В.Давыдова.Иволгинское городище.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1995.b.А.В.Давыдова.Иволгинский могилъник.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1996.本文图二和图四中涉及到这两个遗址的器物图全部来源于这两本报告书。


⑤此罐现藏于蒙古国美术博物馆。


⑥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大同南郊北魏墓葬》,科学出版社,2006 年,529、530 页。


⑦ Ц. тθрбат, Ч. АмартYвшин, У. Эрдэнэбат. Эгийн голын сав нутаг дахь археологийн дурсгалууд.Улаанбаатар,2003.т-263.


⑧ П. Хатанбаатар, Б. Жаргалан, У. Ханичёрч, Ч.АмартYвшин. ХYннYгийн булшнаас илэрсэн “харь гаралтай” олдворууд.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ал,Tomus(IV)XXIV,Улаанбаатар,2007 он.


⑨现藏于蒙古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⑩潘玲:《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参见该书第四章“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的年代”。


⑪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大同南郊北魏墓葬》,科学出版社,2006 年,471~481 页。


⑫陈凤山、殷焕良、白劲松、李明忠:《呼伦贝尔市团结墓地》,《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 年。


⑬a.郑隆:《札赉诺尔古墓调查记》,《文物》1961 年第 9 期;b.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札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2期;c.王成:《札赉诺尔圈河古墓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d.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札赉诺尔古墓群1986年清理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


⑭a.赵越:《内蒙古额右旗拉布达林发现鲜卑墓》,《考古》1990年第10期;b.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鲜卑墓群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⑮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遗址1980年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⑯程道宏:《伊敏河地区的鲜卑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82年第2期。


⑰杜承武、李兴盛:《察右后旗三道湾墓地》,《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⑱李兴盛、魏坚:《商都县东大井墓地》,《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⑲Д.Цэвэндорж,Д.Баяр,Я.Цэрэндагва,Ц.очирхуяг.Археология Монголии.Улаанбаатар,2008.Рuс 46,1~6.


⑳马长寿:《乌桓与鲜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230页。


㉑Л.Р.Кызласов.Древняя Ту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 Ситета,1979.А.Очир,Н.Н.Крадин,Д.Л.Ивлиев,С.В.Данилов,Л.Эрдэнэболд,Ю.Г.Никитин,А.Энхтθр,Б.Анхбаяр,Г.Батболд.Чинтолгой Балгасны Судалгаа.(Монгол улс-ОХУ-ын хамтарса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алгааны Чинтолгой тθслийн тайлан 2004-2007).Улаанбаатар,2008.




编 者 按:原文载于《草原文物》2012年第2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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