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 俊雄 

译者：陈心慧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9/01/30

语言：繁体中文

作者简介

林俊雄，创价大学文学部教授，专长古代中央欧亚史、中亚考古。研究主题包括游牧民国家的出现与扩张、欧亚大陆草原上的石像、丝路上狮鹫图案的传播，以及马具与打火石的起源等等。著有《欧亚大陆的石人像》（雄山阁，二○○五）、《狮鹫的飞翔──以圣兽观察文化交流》（雄山阁，二○○六）、《游牧国家的诞生》（山川出版，二○○九）；共着有《中央欧亚史》（山川社，二○○○）、《中央欧亚的考古学》（同成社，一九九九）。

匈人是匈奴人吗？匈奴人和斯基泰人又有什么关系？

汉王朝如何被迫和亲匈奴？它的复仇战争成功了吗？

探寻中央欧亚草原的骑马游牧民──「斯基泰」与「匈奴」在世界史被忽略的意义！

骑马游牧民是野蛮和破坏的化身、而与文明无缘吗？这不过是留下文字记录的定居农耕社会单方面的看法！

鼎盛期的波斯帝国也无法征服的部族集团──「斯基泰」；与汉皇帝具有对等军事战斗力的游牧民族──「匈奴」。他们跨越了「东方」与「西方」地理分界，串联起整个欧亚大陆。

「斯基泰」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游牧民族，约在公元前八至前七世纪的时候登上历史舞台。而「匈奴」确切在历史上出现，则是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虽然两者的存在时间有落差，且看似一个存在于西洋史、一个存在于中国史，然而从考古挖掘的资料可以发现，两者文化上非常的相似，属于同一系统。同样身为驰骋在草原之上的霸主，「斯基泰」与「匈奴」是同一群人吗？他们又各自如何影响东西方的历史呢？

本书首次把横亘东西方的骑马游牧民合并而写，探寻古代草原世界的王权形成和它们的文化，藉此思考游牧民在世界史中的积极角色。在这套「兴亡的世界史」中，有三本书的主角是骑马游牧民（另外两本是第六卷的《丝路、游牧民与唐帝国》和第十卷的《蒙古帝国及其漫长遗绪》），这种非常罕见的设计，反应了学界重新评价骑马游牧民在世界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在骑马游牧民看来，「欧洲」或「亚洲」这样的地域框架是可笑的概念！斯基泰和匈奴不只是中央欧亚草原的统治者，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伟大传播者。

从亚洲东部的蒙古高原，到东欧的黑海北方，这一片广袤的草原上疾驰着骑马游牧民。对它们来说，这个世界既没有「欧洲」，也没有「亚洲」。这些骑马游牧民，与农耕定居民的文化、社会、道德处在完全不同的位置，经常创建出拥有广大领域的国家，并带给邻近的东亚、西亚及欧洲很大的影响。

骑马游牧民如何冲击世界史呢？众所周知，匈人的入侵导致了欧洲发生重大变革，虽然匈人是不是匈奴，学界依旧未达成定论，但匈人是从东方迁移到欧洲的骑马游牧民族则是确定无疑的。同样的冲击更早地发生在东亚。从所谓的「五胡乱华」开始，其中鲜卑系的北魏势力崛起，最终衔接上隋唐帝国，统治东亚长达五百年；然后就是契丹和女真，最后是蒙元和满清席卷了整个中国。可以说东亚受到骑马游牧民的影响更大。

不受既定地理概念拘束的游牧民，除了自身发展出的辉煌文化之外，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双向的传播。他们将取自西方的构想传到东方，也将东方的发明传至西方，并以自己的方式改变来自西亚、希腊、中国等不同的美术风格。

透过文字与考古资料的对照，还原草原上人群的真实样貌。用考古挖掘的成果，具体掌握彷彿传说般存在的古代游牧民族。

然而遗憾的是，斯基泰与匈奴都没有文字，它们没办法诉说自己的历史。但藉由东西方的「历史之父」──司马迁与希罗多德的描述，他们的战斗实力与习俗被书写、留存下来。司马迁描述的匈奴人和希罗多德笔下的斯基泰人惊人地相似。这两人不持有偏见，承认与自己定居农耕社会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之存在。

除了利用文献，本书最与众不同的特色是采用考古和美术史资料。关于游牧社会的考古，大约是十八世纪初期才开始的。在彼得大帝儿子的生日会上，一名在中亚经营矿场的富商，献上了他挖掘到的大量黄金器具当作礼物，大帝注意到了这些物品在美术上的价值，下令展开中亚地区的挖掘。随着考古挖掘，马具、兵器及黄金器具，这些斯基泰文化的代表象征陆续出土。本书就利用了至今为止发现的考古资料，尽量「复原」湮灭的历史。

以草原的「古坟时代」为主，解释了公元七世纪的草原上已经诞生了王权，而且分布在整个中央欧亚。另外，对（1）马具、（2）兵器及（3）黄金器具的美术史分析，也凸显出斯基泰美术的独创性，及其融合波斯、中国、希腊风格上所达到的极致。

本书也将考古发现和文献彼此印证。比如希罗多德记述的游牧民「王的葬仪」——制作木乃伊、用割耳或伤害身体部位的方式表示哀悼、在丧礼上吸食大麻达到亢奋状态，以净化自己——这些都从考古发掘中加以证实。而在南西伯利亚考古发现的中国风屋舍，其主人是叛逃到匈奴的李陵，还是嫁到匈奴的王昭君的女儿呢？作者也结合文献加以推论。

摆脱农耕社会的观点，看见游牧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国际性！从游牧民的角度出发，重新看待古代「文明」的定义。

游牧民通常被视为野蛮和落后，与文明无缘。在中国史料中，「华夷之辩」是一种贯通整个农耕国家历史的意识形态，甚至至今如此。真的是这样吗？

这首先要看文明的定义。「文明」一词是从英语「Civilization」（原意是市民化）翻译而来，原本就是城市定居社会所发明的用语。从这个角度看，以往被视为人类伟大的古代文明，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等等，都有一些所谓文明的共通要素：城市、王权诞生、具有象征性的巨大建筑、官僚制度的创设、发明文字等等。

然而，对于本来没有「城市」的游牧社会而言，他们难道因此就是与文明相反，生活在「野蛮」之地的「胡」人吗？本书反对这种观点，认为那不过是农业社会的偏见！游牧民有自己的文明——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从挖掘出土的草原霸者们的装饰品来看──华丽的黄金工艺品、色彩鲜艳的毡制品、以及各种马具和武器——都凸显出「文明」的独特性。另外，随着文化的交流，游牧民也建立了更尊重和包容不同文化和法律的城市，更具有多样性和国际性。

以西元七到十世纪里海附近的游牧国家「可萨」为例，他们用贸易支撑其财政，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背景，与当时的大国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国并驾齐驱，备受瞩目。首都里有七位法官，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法官各两人，萨满教法官一人。处于对立的三宗教竟然受到平等的对待，这个事实让近代欧洲的历史学家大感吃惊。这样的做法虽然并非出自近代宗教自由的观念，但游牧国家的多样性和国际性由此可知。

因此，如果摆脱农耕社会的观点，就可看见游牧民族也具有丰富的文化和艺术！本书即采用大量考古学和美术史的资料，从游牧民的角度出发，重新看待古代「文明」的定义。

如果放弃中国视角，从匈奴的角度看汉匈之争，会看到什么样不同的结论呢？其实，司马迁已经告诉你。

关于匈奴的史料，几乎主要来自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是持平之人，他透过一位叫「中行说」的宦官表达了匈奴的立场。中行说本是陪同和亲的公主到达匈奴，但他最后发誓向单于效忠，并用他所认同的匈奴的价值观反驳汉使。比如他认为，匈奴的政治更灵活和务实，不像汉那样被无意义的礼仪所束缚。

透过司马迁的记载，我们看到，汉除了以公主和亲，取得匈奴支持外，还必须每年提供大量高质量的丝绸。这些丝绸并不是游牧民自己需要，而主要是转卖给西方，获得高利润。此外，一般中国史书上多强调匈奴不守规则，即便汉已经和亲、并每年提供赠品之后依旧反覆侵寇。然而本书指出，汉匈之间本来就存在民间自由贸易，这也是符合双方利益之事。然而汉的中央政府认为不需要民间贸易、故常常闭关，从而引发纠纷。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内部的叛乱分子常常寻求游牧国家的援助。西汉时代最大的叛乱——吴楚七国之乱，就与匈奴单于合谋而发动。

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都没有记载匈奴掠夺金银财宝、丝绸和谷物；他们掠夺的是人和家畜。这些人被掠夺去做什么呢？——答案是从事农耕。本书也从考古学的资料中分析匈奴的游牧社会中，也存在定居聚落。本书指出，汉帝国中也存在大量自发性的逃亡者，除了层级高的比如燕王，还有大量一般民众「闻匈奴中乐」而翻越长城。官员郎中候应在反对废除长城防卫的十大理由之一即是，长城的防守功能也包括防止汉人向北逃亡。

本书启示

游牧国家的多样性和海岛贸易国家的多样性，都是以贸易为前提而遵重不同的价值。以本书结语中提出的「可萨」这个游牧国家为例，近代西方史学家也惊诧于它除了拥有强大的贸易和军事力量，首都里竟然有七位裁判官，负责不同信仰之商人的法律仲裁。这就是台湾作为商贸地区可以从骑马游牧民社会中学习之处。

来自日本讲谈社的全球史巨献

《草原王权的诞生：斯基泰与匈奴，早期游牧国家的文明》属于日本讲谈社纪念创业一百周年，所出版的「兴亡的世界史」套书第03卷。这套书的出版是希望跳脱出既定的西欧中心史观和中国中心史观，用更大跨距的历史之流，寻找历史的内在动能，思考世界史的兴衰。八旗文化引进这套世界史的目的，是本着台湾史就是世界史的概念，从东亚的视角思考自身在世界史中的位置和意义。

正文节选：

希罗多德和司马迁

然而，斯基泰和匈奴没有文字，无法记录自己的历史。骑马游牧民要到公元六世纪之后，才开始用文字叙说自己的故事。幸好，有两位在东西方被称作「历史之父」的当代史家，分别详细写下了斯基泰与匈奴的生活和习俗。这两位分别是希罗多德和司马迁。

希罗多德的出生地不是希腊本土，而是爱琴海对岸卡里亚一带的哈利卡那索斯（今日土耳其西南部的博德鲁姆）。据推测他出生于公元前四八○年代中期，逝于前四二○年代中期。在他生活的前五世纪中叶，虽然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帝国已经略走下坡，但在当时的西亚与地中海世界，仍是唯一的压倒四方的超级大国。

为了调查希腊最大敌手波斯帝国的历史，希罗多德前往波斯帝国的领域旅行各地。根据在埃及的所见所闻，他说出了「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这句名言。（见《历史》卷二之五。不过有一说主张，此名言其实是早希罗多德两个世代的历史家赫卡塔埃乌斯所说。）希罗多德又调查帝国鼎盛时期登场的大流士一世（公元前五二二～前四八六年在位）的治绩，结果发现有一个连大流士一世都无法征服的部族集团，于是他转向调查这个部族集团──斯基泰。为此，他继续前往斯基泰居住的黑海北岸旅行，在当地搜集资料，其成果便展现于《历史》一书中。

另一方面，司马迁的生卒年亦不明确。他的出生年，有公元前一四五年或前一三五年之说，卒年也有公元前九三年或前八七年左右之说。司马迁旅行的距离并不输给希罗多德，而关于他旅行的目的也有许多种说法，不过他年轻时的旅行是以搜集资料和学习礼仪为目的，当官之后则是以使者或随汉武帝出巡的身分旅行。司马迁旅行的目的地大多在汉的南方（今日的四川、云南、湖南）和东方（浙江、山东），北方则去到距离长城很近的地方。尽管从未越过长城进入匈奴领域，但他的身分可以自由使用宫廷内的史料，想必也会从远赴匈奴的使节和张骞这样长期住在匈奴领地的人身上，得到有关匈奴的情报。

匈奴不仅对汉影响深远，也是导致司马迁遭受永久性身体伤痛的主因——因为他为被匈奴俘虏的李陵辩护而惹怒汉武帝，结果被下令处以宫刑，丧失了男性生殖能力（关于李陵，将在第七章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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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原文载于《东北利亚》，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