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马建军( 1967- ) , 男, 回族, 宁夏海原人, 宁夏固原博物馆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区域考古学和区域文化研究。

摘要: 西汉武帝元鼎三年( 公元前 114 年) , 在今固原设置安定郡, 为固原走向兴盛之始。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主要在环绕固原城周围的北塬、城西、南塬发掘了两汉时期的墓葬群, 出土了诸多精美文物, 有色泽鲜艳、光滑莹润的釉陶器, 有大型生活实用铜器, 有装饰工艺先进的饰品等。这些丰富的考古学材料, 除具有重要考古价值外, 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对研究当时固原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

关键词: 固原; 两汉时期; 考古学材料; 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 K871. 41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2- 0292( 2005) 02- 0107- 04

历史上的两汉时期即西汉和东汉时期, 在今天宁夏南部的固原境内设有北地郡和安定郡。/ 安定郡, 武帝元鼎三年置, 户四万二千七百二十五, 口十四万三千二百九十四。县二十一: 高平,,0 [1] 其领县 21, 郡治高平( 今固原) , 高平遂成为安定郡的政治、经济中心。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固原境内两汉墓葬的大量发掘便是很好的证明, 且集中分布在固原城周围, 呈环绕状, 多为墓葬群。主要有固原北塬汉墓群[ 2] 、固原城西汉墓群[3] 、固原南塬汉墓群等, 均发现于清代固原城外城墙之外, 这为研究确定汉代建置的高平城旧址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另外, 在固原城以外的彭阳古城[ 2] 、固原头营乡陈家洼村[4] 、固原城郊上饮河村[5] 等地也有发现。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木椁墓、带斜坡墓道的砖砌多室墓、长方形砖券单室墓、长方形竖井式斜坡墓道土洞墓、砖砌单室墓、土洞墓等。从中获得了丰富的文物, 计有青铜器朝那铭文铜鼎[6] 、错金银铜羊、/ 伏波将军章0 印[7] 、昭武镜、星云纹镜、昭明镜、规矩镜、青铜描金摇钱树、钟、钫、盘、盆、、剑鞘口饰件、铜键、甑、釜、勺、博山炉、手镯等; 陶器有盆、甑、壶、灶、盆、盘、杯、狗、鸡、俑、砚等; 出土了精美的釉陶器, 多为黄色与绿色, 色泽鲜艳, 表面光滑莹润, 主要有壶、罐、屋、井、仓、奁盒、牛、猴顶灯等; 另外, 还出土了铁、金、银、玉、 木等质地的器物。墓葬的时代约从西汉中期开始, 一直延续到东汉末期。

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 固原境内大量汉代墓葬群的发现, 出土了众多的陶、釉陶、铜、铁、金、玉、木等各种质地的器物, 获得了丰富的考古学材料, 除其具有重要考古价值外, 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为全面认识两汉时期固原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风俗习惯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

一、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反映

固原境内发现的众多汉代墓葬中, 经过科学系统发掘的有北塬汉墓、固原城西汉墓、彭阳古城汉墓、固原上饮河汉墓、陈家洼汉墓等。根据墓葬的形制和出土器物, 并依据考古类型学分析方法判断, 这些墓葬时代较早的属固原城西汉墓群中的3 号墓, 为西汉中期稍早, 该墓葬群中的 5 号墓为西汉中期稍后, 1 号墓和 4 号墓为西汉末期; 北塬汉墓群所处的时代约为西汉末期至东汉早期; 彭阳古城汉墓、固原上饮河汉墓、陈家洼汉墓分别属东汉早期、中期、中晚期三个阶段。[ 8] 还有抢救性发掘清理的零星墓葬, 据出土器物初步推测, 个别属西汉后期, 大多属东汉时期。从出土的器物看, 时代较早的固原城西汉墓群中出土了数量较多、体型较大的实用青铜器, 有钟、钫、盘、盆、剑格、甑、釜、勺、博山炉、盖弓帽、五铢钱等, 这在宁夏汉墓出土的铜器中首屈一指。固原头营乡张崖村汉墓中出土的 7 件青铜器, 有提梁卣、壶、钫、甑、釜等生活用具, 做工精细, 形体小巧精美, 从器形分析看, 应属西汉中后期[9] 。北塬的一座墓葬中, 出土了精美的青铜描金摇钱树和铜镜、刀、削、带钩、盖弓帽、杆头饰及车马饰件等, 还出土了色泽艳丽、釉质细腻的绿色釉陶器壶、罐、屋、井、奁盒、牛、猴顶灯等, 从墓葬的形制和出土的器物分析判断, 该墓应属东汉早期。其余中晚期的墓葬, 大多随葬品贫乏, 主要以普通陶器为主, 器形以罐为主, 伴随着为数较少的釉陶器。这些考古学材料印证了史籍所载当时这里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西汉早期, 由于受到战争的严重影响, 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迟缓, 呈现出一片凋敝景象。固原一带时属北地郡管辖, 又是边鄙之地, 西汉王朝无力顾及, 这里的社会发展水平较为落后。恰在此时, 北方匈奴民族崛起, 与汉王朝分庭抗礼, 在/ 西击走月氏, 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 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 与汉关故河南塞0 之后, 南下/ 至朝那、肤施0 , 到达今固原境内。在汉孝文皇帝十四年( 前 166 年) , 匈奴单于率/ 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 杀北地都尉 , 虏人民畜产甚多0 [10] , 前锋直逼汉都长安。匈奴的不断入侵引起了汉王朝的重视, 对北地郡一带加强了防守。汉武帝时, 随着国势的恢复与强大, 对匈奴采取了大规模的反击, 加强了对前沿地带北地郡的经营, 并析置安定郡, 治高平( 今固原) 。武帝在设置安定郡后, 十分重视其发展, 先后 6 次巡省[ 11] , 采取多种政策措施, 鼓励发展生产, 至此固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考古学材料所反映的发展轨迹也是较为清晰的, 汉武帝之前的考古发现为空白点, 充分证实了汉初这里/ 土广人稀0, 经济发展落后。

从汉代中期后, 墓葬集中发现于固原城周围, 说明固原在设郡后, 人口比较集中, 因安定郡有 21 县、14 万多人口, 作为郡治, 政治、经济中心的高平, 人口相对较多, 估计有近万人。城市建设规模较大, 在固原二中的汉墓中出土了一套城市排水系统设备, 有直径 1 米左右的圆形浅漏斗式的陶质下水地漏, 漏口约 30 厘米, 还有排水用的陶管道, 分圆形和下方上菱的五角形两种, 圆形陶管又分直筒形和直角曲尺形两类。圆直筒管道呈现出一端粗大、另一端细小, 连接时把细小的一端套入粗大的端口, 形成一个整体, 曲尺形做拐角之用。这种与城市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上下供排水系统设施的发现, 加之近年来固原城出土的许多汉代瓦当、大板瓦和各类汉砖等建筑材料, 说明两汉时的固原城市建设水平较高, 规模较大, 设施较为完善,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二、人民生活水平的体现

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前期, 考古学材料体现出人民的生活水平较高。固原城周围发现的两汉墓葬, 从形制结构看, 大型木椁墓和砖砌多室墓居多, 随葬品较为丰富。采用木质棺椁制度, 从考古资料所知, 产生于大汶口文化后期, 用棺和椁做葬具的, 多为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后来棺椁在丧礼中逐渐形成一种制度, 到龙山文化时期, 使用棺椁的状况, 大约为两椁一棺的规格较高, 在社会上的等级地位也高, 其次为一棺一椁, 再次为只有棺。到两汉时的棺椁之制, 主要是用木椁玄宫的方式, 形成古代木构地宫的高峰。固原的这种土坑木椁墓, 有椁无棺, 一方面受到了西汉早期木构方式棺椁之制的影响, 另一方面呈现出了自己的特点。

使用木椁墓本身表明墓主人的社会地位较高, 更何况木椁墓中均陪葬有种类丰富的器物, 有铜钟、钫、盆、盘、博山炉、铜镜等大型青铜生活实用器具和兵器, 而青铜实用器过去只见于两汉时的大型王陵墓之中, 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墓主人身份的尊贵。

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西汉中后期固原的经济繁荣发达。到了西汉晚期至东汉早中期, 固原发现的墓葬, 结构主要为斜坡墓道或阶梯形墓道的砖砌多室或单室墓, 有双室和三室的大型墓, 随葬品以陶器为主, 出现了较丰富的釉陶器, 也有铜器和铁器。北塬发现的一座斜坡墓道大型砖砌三室墓中, 不仅出土了一批精美的绿色釉陶器, 而且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铜器, 特别是出土了一件青铜描金摇钱树, 在宁夏是首次发现。

这种大型砖砌墓葬在固原南塬、彭阳古城、固原城郊上饮河等处也有发现, 出土了铜、陶、釉陶等质地的器物。在固原城和以外的地方, 能够营造出大量的砖砌大型墓葬, 说明当时的高平构筑墓葬的方式与中原地区同步, 从木构营造地宫为主转向了以砖石营造为主; 同时也说明东汉中前期高平一带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人民安居乐业。除大型墓葬外, 还发现了一些形制结构较为简陋的土洞墓和砖室墓, 随葬品贫乏, 主要为简单的陶质生活明器和为数不多的铜钱等, 这种墓葬代表了在高平城内下层百姓的生活状况。

东汉中后期, 安定一带由于受兵燹的祸及, 辖境范围缩小, 属县从原 21 个减少为 8 个, 人口从原 14 万多下降到不足 3 万[12] 。后期郡治和属县一并内迁, 经济崩溃。考古发现除固原城以外的陈家洼汉墓群属东汉中晚期外, 也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告一段落。

三、两汉葬俗的显现

固原两汉时期的墓葬, 从中反映出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葬俗。首先, 从坟地的选择和墓葬的方位看, 绝大多数墓葬环绕固原城而修建, 并以墓葬群的形式出现, 这蕴含着当时社会的丧葬理念。固原城周围的塬地, 地势平坦开阔, 是较为理想的坟茔之地。发现的墓葬形制、规模、随葬品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北塬和城西的墓葬形制规模较大, 随葬品丰富, 而南塬墓葬相对处于弱势, 这说明选择坟茔的群体存在着差异。

在古代, 决定墓地形态的主要因素, 是人们的血缘或亲属关系和土地所有制或财产关系两方面[ 13] 。表现在丧葬习俗上, 则是一种家族墓地或聚族而葬, 人终后要/ 丧归旧茔0 或/ 丧还乡里0 。环固原城的墓葬群就是汉代居住生活在高平城内的不同群体选择各自的坟茔, 并按照本群体的标准分区而葬。

其次, 体现了事死如生的葬礼。汉代丧礼中的事死如生, 表现在坟墓的构造上, 就是把墓室的形制结构修筑成现实生活中的房屋模型, 在随葬品方面, 凡是主人生前所用器物应有尽有, 无不陪葬。因此在墓葬中能够充分体现墓主人的社会地位、财富多寡和生活状况等。固原两汉墓葬从形制、规模和随葬品方面体现了事死如生的葬礼, 墓葬的形制有规格较高的木椁墓, 这在秦汉之时的丧葬制度中适用于达官、显贵等上层人士; 有出现于西汉后期、流行于东汉时期的砖室墓, 规格大小不一, 有砖砌单室、双室和三室之分, 它的规模大小, 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 还有简单的土洞墓, 这是厚葬风俗下生活在下层的人们采用的墓葬形式。

况且各类墓中的随葬品差别较大, 木椁墓陪葬有大型青铜实用器和兵器, 种类和数量都较为丰富, 这种状况一般出现在西汉的大型官僚墓中。大型的砖室墓中随葬器物种类齐全, 数量较多。小型砖室墓和土洞墓随葬品少而简单。从随葬的器物种类看, 上层人士的大型墓葬, 陪葬有金、银、青铜、陶质等实用生活器具, 如壶、罐、钫、甑、盘、盆、釜等, 还有一些屋、井、仓、灶等陶质或釉陶模型作为明器, 下层人民的小型墓葬, 陪葬品少而简单, 多为普通陶质明器, 品种也较单一。

再次, 表明厚葬之风流行。厚葬是汉代葬俗的特点之一。汉代的丧葬习俗, 沿袭秦代实行厚葬, 封建帝王、官僚、巨富等上层社会表现最为突出,/ 汉天子继位一年而为陵, 天下贡献三分之, 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0 [14] , 要把国家每年三分之一的贡赋, 作为修建帝王陵的费用。在帝王厚葬之风的影响下, 社会上的帝王达官贵族仿效成风, 广大百姓纷纷铺张浪费。/ 世以厚葬为德, 薄终为葬, 至于富者奢僭, 贫者殚财, 法令不能禁, 礼仪不能达。0 [15] 因埋葬死者以致生者倾家荡产, 无法维持生活, 当时形成了/ 畏死不惧义, 重死不顾生, 竭财以事神, 空家以送终0 的陋习[ 16] 。

汉光武帝针对这一弊病, 提倡/ 薄葬送终0, 但收效甚微。这种厚葬之风也影响到了高平, 当时人们/ 事死如生0 , 认为人死后灵魂可以庇护后人升官发财、消灾弭祸、福禄长寿等, 在这种观念的促使下, 加之统治者大力倡导封建礼仪孝道, 厚葬之风盛行可想而知, 人们往往不顾实际, 随心所欲, 竞相僭越。固原汉墓表现的厚葬之风十分突出, 木椁和多砖室等大型墓葬居多, 随葬品丰富, 且陪葬有铜、铜剑鞘口等镏金镏银之器, 表面刷金的博山炉、青铜描金摇钱树和镶嵌绿松石的金饰件等精美器物。就是简单的墓葬, 也陪葬有质量较差但种类较齐全的生活明器。

还有火烧葬之俗的存在。固原发现的汉墓中, 六九五厂有一座墓中人头骨后部被火烧成焦炭状, 陈家洼有一座汉墓的棺木和人骨均有明显的火烧痕迹。春秋战国时期, 义渠人使用火葬之俗, 5墨子#节葬篇6 记载:/ 秦之西有义渠之国者, 其亲戚死, 聚柴积而焚之, 则烟上, 谓之登遐。0 义渠是戎人的一支, 春秋时期, 生活在今甘肃东部和宁夏南部一带, 到战国初期, 秦人通过战争伐灭了陇山以西, 泾、渭二河流域, 岐、梁山以北的绵诸、翟、、大荔、乌氏等戎人部落, / 中国无戎寇, 唯余义渠一种0 [17] 。对付义渠, 秦人除加大征战力度外, 还利用政治引诱的手段迫使其就范。秦昭襄王之母宣太后与义渠戎王私通, 后来宣太后反目, 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 并乘势出兵攻灭义渠, 秦在被占领的新土地上设立了陇西、北地、上郡。戎民族生活的区域完全纳入了秦的版图, 绝大多数戎人融合于秦人之中。固原一带生活的义渠人自然接受了北地郡的管辖, 但文化习俗等意识形态领域的转变, 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在汉代, 有火烧墓的存在, 证明有义渠人的后裔长期生活居住在这里。

四、制陶、青铜铸造业的发展

西汉时期, 我国的制陶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开始在以普通陶土为胎质的陶器表面涂上一层釉, 经低温烧制而成, 称为釉陶。固原汉墓中, 出土的釉陶器较多。釉陶主要是釉药的配制, 釉药在我国发明于商周时期, 它的着色剂有铁、铜、钴等金属元素, 含有多量的氧化铅, 所以也称/ 铅釉0, 这种釉陶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 所以又称/ 北方釉陶0 。西汉中期开始出现, 到西汉晚期已广泛流行, 颜色多作绿色、黄色或黄褐色, 一般讲, 黄褐色时代较早, 绿色较晚。棕黄色釉是釉药中含的三氧化二铁经过氧化焰烧炼而成, 要烧成预定的颜色效果, 不仅釉药要求十分准确, 含铁的成分适度, 而且对烧窑的温度和通风情况也必须加以严格控制, 没有长期的经验和熟练的技巧是很难成功的。北塬汉墓中出土一件黄釉陶壶, 通体施黄釉, 略泛红, 肩部饰一周宽带动物纹饰, 造型生动, 形象逼真, 为同类器物中的精品。另一座墓中, 出土了一批绿釉陶器, 色泽碧绿, 光亮鲜艳, 表面光滑莹润, 显示出了很高的烧制技术, 说明汉代高平制作釉陶的技艺达到了一定水平。

固原汉墓中出土数量较多的釉陶外, 还出土了一批大型实用青铜器, 这些青铜器采用了高超的铸造技术, 在传统的外范内模铸造、模压等制作技术上有所创新, 极可能在制作有些器物的过程中采用了金属模具。如铜钟铸造时, 在内模与外范间采用支定, 使钟的壁厚保持均匀一致, 浇铸完成后, 用红铜对照支钉留下的小方块进行镶嵌, 然后打磨光滑, 其上的铺首纹饰是在两侧外范上剔出纹样, 连同钟身同时铸造而成。铜盘直径达 63 厘米, 盘口沿壁厚 0. 4 厘米, 底部壁厚 0. 12 厘米, 当时能够铸造出如此薄的器形, 足见其水平之高。铜盆在城西 1 号墓和 5 号墓中各出土两件, 同墓中两件尺寸大小、器形完全一致, 在底部还有高度不足 0. 1 厘米的矮圈足, 棱角很整齐, 边沿折痕明显。若用手工锻打方法很难完成, 可能采用内外模压法制成, 且模具为金属制作。

五、装饰工艺的进步

固原汉墓中, 还出土了一些能够体现汉代金属装饰工艺发展的器物, 主要有镶嵌绿松石、金银错、镏金镏银等装饰工艺。九龙山汉墓中出土镶嵌绿松石的长条金饰件。镶嵌绿松石是一种装饰艺术, 最早出现在二里头文化时期, 是用来镶嵌在铜器上的, 后来发展成为镶嵌在金银器上。这种工艺一般要求, 先在器物上做好阳文纹饰, 然后按纹饰的规格制作不同形状的绿松石, 这不仅要求有高超的器物制造技术, 而且绿松石要求小而工整, 需要有相当高的玉石加工技艺。这里出土的金饰件, 上下两边做成由小圆圈组成的阳文几何图案, 中间用弧线与小圆圈做成桃形图案, 中间圆心呈阳文, 镶有红绿相间的松石, 制作工艺非常精巧。有学者认为, 制作时采用了西亚金属加工的锤揲工艺[ 18] 。

彭阳古城乡发现的错金银铜羊, 卧地回首, 两眼凝视, 使用了传统的错金银工艺, 这种工艺始于春秋中期, 盛行于战国晚期与西汉时期。先在青铜器表面预铸出浅凹的纹饰或字形, 按纹样錾刻浅槽, 然后在浅槽内嵌入细薄的金银片或金银丝, 用厝石或其他材料磨错, 使嵌入物与器物表面相平滑, 最后在器表用木炭加清水进一步打磨, 利用金银与青铜的不同光泽衬出各种色彩辉煌的图案与铭文。这只羊在身上用细如发丝的金银线, 错出如同毛状的花纹, 金光银彩交互, 栩栩如生, 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精品。

固原九龙山汉墓中出土有鎏金桃形小花饰, 城西汉墓出土有镏金镏银的铜 和剑鞘口饰件等, 采用了传统的金属装饰工艺镏金镏银技术[19] (P544- 558) 。镏金起于先秦, 发展到汉代已达到高峰。方法是, 把金汞混合物( 俗称金泥) 用/ 涂金棍0 均匀地涂抹在器表, 再用适当温度烘烤, 使汞挥发, 金滞留于器表, 经洗刷磨压, 发出光亮的镏金层。镏银工艺方法与镏金相同, 是银、汞制成银汞剂抹于器表。在汉代, 许多贵族墓葬多陪有镏金之器, 有些器物往往以镏金与镏银、镶嵌等工艺相结合。铜 和剑鞘口饰件就是把镏金镏银工艺结合在一起进行, 先在器表面勾出要镏金的图案, 其余部位先行镏银, 然后在图案内进行镏金, 使各自的区域不受侵压, 十分成功。这种把两种工艺集于一身的装饰方法较为独特, 且在工艺流程中有一定的难度, 要求工匠有高超的技艺。

这些金属器装饰工艺在固原汉墓中的发现, 说明汉代高平与全国的发展同步, 秦汉以前独特的区域文化已被大一统文化取代, 且融入一体; 也证明汉代高平经济繁荣, 手工艺制作水平较高。

参考文献：

[1] 汉书#地理志[ M] .

[2] 宁夏固原博物馆. 宁夏固原汉墓发掘简报[ J] . 华夏考古, 1995, ( 2) 

[3] 宁夏固原博物馆. 固原城西汉墓[ J] . 考古学报,2004, ( 2) .

[4] 宁夏文物考古所固原工作站. 固原陈家洼汉墓清理简报[ A] . 宁夏考古文集[C]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6.

[5] 宁夏文物考古所固原工作站. 固原县上饮河东汉墓清理简报[ A] . 宁夏考古文集[ C]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6.

[6] 韩孔乐, 武殿卿. 宁夏固原发现汉初铜鼎[ J] . 文物, 1982, ( 12) .

[7] 钟侃. 宁夏固原县出土文物 [ J] . 文物, 1978,( 12) .

[8] 姚卫玲. 略论宁夏两汉墓葬[ J] . 考古与文物,2002, ( 1) .

[9] 高继林. 固原博物馆馆藏精品简介九[ J] . 固原师专学报, 2001, ( 4) 

[10] 史记#匈奴列传[ M] .

[11] 佘贵孝. 两汉时期的固原地区[ A] . 固原地方史要论[ M]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3.

[12] 后汉书#郡国志[ M] .

[13] 俞伟超. 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 A] . 先秦西汉考古学论文集[ C] .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5.

[14] 晋书#索琳传[ M] .

[15] 后汉书#光武帝传[ M] .

[16] 王充. 论衡[ M] .

[17] 后汉书#西羌传[ M] .

[18] 林梅村. 中原与西域文明的最初接触[ A] . 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 M] .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8.

[19] 朱风翰. 古代中国青铜器[ M] .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5

编 者 按：原文引自《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