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汉初期，匈奴势力进入新疆，击败月氏，直接占领并游牧在今哈密地区。西汉前期匈奴采取通过乌孙来控制西域各国的策略，中期设立僮仆都尉来对西域各国征税、调兵。在汉朝匈奴的争夺中，匈奴败北，势力退出西域。西汉末年汉朝内部战乱不断，东汉初期政权不稳，无暇西顾，匈奴卷土重来，重新侵入西域。之后匈奴内部夺权，分裂成南、北匈奴，南匈奴投汉，北匈奴西迁入西域。其中北匈奴呼衍部在哈密地区游牧，是与东汉争夺西域的主要力量，其他北匈奴部众则多在伊犁河流域游牧，后呼衍部被东汉打败，北匈奴西迁到中亚草原，匈奴在西域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关键词：汉朝；匈奴；西域；考古资料；经营；统治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17）12-0118-05

匈奴是我国北方草原上第一个建立起强大帝国的游牧民族。匈奴民族的形成结束了过去北方草原上诸多游牧部落、部族独立发展的历史。这些名号不一、互不相属的游牧部落和部族在匈奴的旗帜下，形成了在人口构成、生产生活形态、社会制度、社会风俗等各方面较为稳定的统一的匈奴民族。之后长达几百年，匈奴帝国不断扩张，版图和人口也不断壮大。匈奴发展壮大的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制国家建立的关键时期，也是新疆历史的转折时期。

历史上由于地理位置、气候环境和降水量的不同，中国存在两大经济区域，中原的农耕区和北方的游牧区。尽管农耕区和游牧区之间人民以交流和融合为主，但由于经济活动、生产方式的不同，双方时常爆发冲突和斗争，文献中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商代出土的甲骨文文献中多次提到商朝和来自北方的“鬼方”作战，《诗经》中多次提到西周时北方的“猃犹”屡次进犯周朝，春秋时北方草原的“犬戎”“山戎”“狄人”和诸侯国之间也有数次战争。由此可见，在匈奴统一北方草原前，这一区域一直活动着以游牧为生的人群。

以长城为界限，公元前2世纪，长城以南的中原地区逐步走向统一，秦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国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农业是其国家命脉。而长城以北则是匈奴建立了强大的游牧帝国南北对峙。和中原地区相似的是，新疆也是以天山为界，也有两个不同的经济方式和区域，分别为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北疆草原游牧区和以农耕为主的南疆绿洲农业区。中原王朝和匈奴帝国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爆发，战争随之而来，西域由于邻近匈奴和汉朝，成为双方拉拢、争夺的对象。

匈奴在西域的活动史书中有一些记载，主要集中在《史记》《汉书》《后汉书》这些史料中，对这些史料的记载学者们众说纷纭，没有统一结论。本文以在新疆发掘的具有典型匈奴文化的考古资料来辨别、印证史料的准确性，从而清晰地描述战国到东汉时期匈奴在西域的活动以及对西域造成的影响。

一、匈奴右贤王西击月氏，匈奴势力进入西域

汉朝建立初期，社会经济尚未恢复，国家统治基础并不稳固。自汉高祖到汉武帝统治初期，对内采取黄老之术治国，与民休息，对外则和匈奴和亲，争取和平，避免争战。和亲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匈奴在和亲期间仍不时侵犯汉朝边境，制造小面积的冲突。《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率部众进攻汉朝的河套地区，汉文帝十分气愤，写信谴责匈奴的背约行为。匈奴的冒顿单于回信，表示右贤王及部众是在进攻月氏的过程中和汉朝有些摩擦和误会，回信中除提到右贤王打败月氏外，还平定了西域楼兰、乌孙等36个小国。公元前161年，《史记》中记载匈奴单于杀死月氏的王，月氏民众败逃远走，原月氏地区被匈奴占据。因此汉武帝时才又派遣张骞联络月氏合攻匈奴之事。

不过《史记》和《汉书》关于月氏的记载并不多，也没有专门的篇章记述，散见于《史记》的《大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和《汉书》的《西域传》《匈奴传》《张骞李广利传》《卫青霍去病传》等篇章中。这些史料仅对月氏的活动地域、生活年代和风土习俗有少量记载。从这些史料中可以得知，月氏生活的地方也是草原地区，月氏是游牧民族，和匈奴的风俗习惯相差不远。西汉前期游牧在敦煌和祁连之间的草原地带。唐代颜师古解释《汉书》时指出汉代的祁连是指天山，并不是后来的祁连山。敦煌和祁连之间也就是天山东段草原地带。天山山脉自东向西横亘新疆，有优美的山谷植被和大面积的草原。这里分布着众多游牧民族，月氏和乌孙是两个势力较大的部族，乌孙在西，月氏在东。月氏王被匈奴杀害后，月氏被迫西迁，文献记载乌孙在匈奴支持下进攻月氏，于是月氏不得不长途迁移，后定居中亚。月氏迁走后东天山地区落入匈奴手里。适宜的气候、丰美的草场吸引了众多匈奴部落来此居住。

对于冒顿单于所说的右贤王占领了西域三十六国这一说法，究竟是冒顿的自夸还是真实情况，学者们都有不同的见解和争论。有些学者认为事实正如冒顿单于所说，如陈序经认为匈奴确实征服了西域的大部分国家[1]，林幹则认为匈奴在公元前177年已成功地迫使敦煌、祁连之间的月氏完全归附于它，制服了从楼兰到乌孙的西域大多数小国[2]；更多的看法是匈奴并未全面征服西域，只是通过军事上的成功震慑西域诸国。如余太山指出匈奴对西域是武力威胁、扶立傀儡、纳质、联姻、监护、屯田等多种手段来管辖[3]。苗普生认为从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右贤王西击月氏到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匈奴在西域设置僮仆都尉，匈奴在西域的活动主要是依靠乌孙进行控制，对西域诸国则采取的是羁縻政策[4]。

以上都是学者们从文献资料梳理出的有关匈奴定月氏，统治西域的观点和看法。那么匈奴是否如文献中记载的平定了大月氏，管辖西域呢？考古资料提供了最早的匈奴人在新疆的足迹。匈奴帝国最强盛时期，地域辽阔。匈奴文化遗存在今蒙古境内、外贝加尔地区都有大量发现，墓葬约有三千余座，其中大型墓葬已挖掘的就有三十余座[5]，在我国内蒙古、青海、山西地区匈奴墓葬也不少。这些墓葬和遗存虽然位于不同的地域，年代也有差异，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也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在核心文化因素上具有一致性和共同性。多为竖穴土坑墓，仰身直 肢葬，殉牲则多用马、牛、羊的头和蹄。典型的随葬品是动物纹青铜牌饰、青铜刀剑、水波纹陶罐等。

在匈奴没有到达新疆之前，新疆地区也已广泛使用了青铜器，哈密、伊犁、阿勒泰、阿克苏地区都出土有各式青铜器。但这些青铜器和匈奴所用的青铜器有很大的不同，侧重于生活用具，如青铜罐、青铜盆等。目前新疆地区发现的最早两处具有典型的匈奴文化特征的墓葬和居址都位于东天山哈密地区，分别是哈密巴里坤的黑沟梁墓地和东黑沟遗址。这两处遗存经鉴定处于西汉前期，符合匈奴右贤王西击月氏的时间，而这一地区在西汉前期正是月氏的游牧地。东天山地区由于扼守东西交通成为汉朝和匈奴的争夺焦点，匈奴打败月氏后一直在此经营，以此为基地来控制西域。

关于匈奴在东天山地区的经营，考古资料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在月氏、匈奴来这之前，哈密地区早就有了人类生活居住并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焉不拉克文化就是其中著名的考古文化。焉不拉克文化的时间相当于公元前1000年到了中原的战国时期[6]。在这之后的文化从现有的考古发掘来看，时代接近于汉代的主要是黑沟梁墓地、东黑沟遗址。黑沟梁墓地和东黑沟遗址已发掘的部分从时间来看接近中原的西汉时期。黑沟梁、东黑沟已发掘部分的考古文化因素十分复杂，类型多样。不过其中有两种文化因素占主体地位，一种是当地土著文化因素，还有一种是匈奴文化因素。

当地土著文化因素主要表现在建筑遗迹和陶器器形上，建筑遗迹发掘有石筑高台和石围居址。巴里坤东黑沟遗址发现了大型石筑高台，在它之前巴里坤兰州湾子遗址已发掘有时代早于东黑沟高的石筑高台，可见石筑高台是当地土著文化因素。墓葬中人牲的随葬品是实用性的陶器如单耳罐、腹耳壶、杯等，与哈密地区时代更早的焉布拉克文化陶器相似，也是当地土著文化因素。而匈奴文化因素则主要表现在黑沟梁墓地形制和丧葬习俗，随葬金属和青铜器。墓葬为竖穴土坑墓、墓主人为仰身直肢葬，墓主人的随葬品多为动物纹金银牌饰、青铜刀，随葬陶器多为明器[7]。从墓主人的丧葬习俗和随葬品来看应为匈奴人，体现了典型的匈奴文化因素，推测黑沟梁墓地是一处匈奴墓地，东黑沟遗址则是当时匈奴人的生活中心。黑沟梁墓地发现了人牲，这不是典型的匈奴文化特征。人牲随身携带物和墓主人的随葬品差别很大，二者有明显的身份等级差异。这说明人牲可能是匈奴征服的当地游牧民。结合文献记载，月氏本来在这地区游牧，被匈奴打败西迁，那么墓葬中的人牲就是战败后留在当地，没有西迁的月氏。

从东黑沟遗址和黑沟梁墓地考古文化因素分析可以得出，文献记载中匈奴在西汉前期进入西域击败月氏是准确可靠的，匈奴在击败月氏后月氏并没有全部西迁，还有一部分人留在原地，受匈奴的残酷压迫，甚至沦为人牲。同一时期西域其他地区并没有发现包含匈奴文化因素的墓葬或遗址，可推断西汉前期匈奴右贤王击退月氏后并没有发兵占领其他西域各国，文献中所提到的“三十六国皆以为匈奴”，应理解为用武力震慑西域诸多小国，迫使这些国家服从它的统治和管理。

二、西汉时期匈奴在东天山地区的经营和对西域的统治

从前文得知，西汉初年匈奴击退月氏后并没有占领其他西域小国，史料中记载，从击败月氏到在西域设置僮仆都尉这一阶段匈奴在西域的活动不多，主要依靠控制乌孙来完成它对西域的统治。

《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中记载匈奴右贤王进攻月氏，月氏败逃，到达乌孙后杀死乌孙王难兜靡，匈奴追击月氏，接收了乌孙部众。后乌孙部众在匈奴的扶持下强大起来和匈奴夹击月氏，月氏只得继续西迁，乌孙成为西域又一强大势力。乌孙此后长时间内朝属匈奴，成为匈奴控制西域的左膀右臂。匈奴在利用乌孙控制西域的同时，匈奴部众也继续在东天山地区活动。东天山地区是控制西域的交通孔道，所以在击退月氏后，匈奴以此为中心，继续向周围扩张，先后占领了蒲类泽（今巴里坤湖）周围的地区和国家，并将它发展成为匈奴在西 域的重要基地。

汉朝经过前期几十年的发展和积累，国力强盛，军备充足，汉武帝即位后，为打击匈奴，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联络月氏和乌孙，而乌孙也不愿再臣服匈奴，加紧了和汉朝的联系。汉匈之间围绕东天山地区爆发多次战争，《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率数万骑兵进攻匈奴，大败匈奴，在东天山地区斩首数万。受到霍去病的军事打击，这年秋天游牧在东天山地区的匈奴浑邪王率兵降汉。尽管霍去病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汉军孤军深入，无法长期在东天山地区驻守，不久匈奴再次占领这一地区。

由于乌孙和汉朝联合，对匈奴形成夹击之势，匈奴不再借助乌孙来控制西域。公元前92年匈奴在西域设置僮仆都尉，直接行使对西域的管辖权。之后汉匈之间在西域多次战争。不过文献还记载汉元帝时期东天山巴里坤地区的匈奴东蒲类王率千余部众降汉，可见匈奴在汉元帝时仍能控制东天山地区，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情况。

巴里坤地区出土了包含典型匈奴文化因素的铜斧、环首铜刀等青铜器，而相隔200余公里的木垒地区也出土了多件动物牌饰，有透雕动物青铜饰牌、铜质圆雕动物、铜虎、虎形扣饰、几何纹透雕牌饰，这些器物也具有典型的匈奴文化因素的[8]。结合《汉书》记载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就曾在这一代活动，且时间很长，这些青铜器物可能是匈奴右部东蒲类王部众在此活动留下的痕迹。罗布淖尔若羌米兰汉城堡以及附近也曾发现匈奴文化的金牌饰，如鎏金铜鹿、铜虎[9]。在西域其他地区目前还没有发现时代为西汉的匈奴墓葬或遗址。巴里坤、木垒、哈密地区的匈奴墓葬、文物和青铜器说明从西汉初年，匈奴占领月氏后一部分匈奴民众长期活动在东天山地区，也证实了文献中记载的匈奴在西汉时期对东天山地区是直接军事占领，对西域其他地区则是先利用乌孙控制西域、后直接设置僮仆都尉管辖的不同方式。

公元前60年，匈奴单于死，争夺单于的斗争十分激烈，失败的日逐王率部众归附汉朝。匈奴被迫放弃西域，僮仆都尉废弃。汉朝乘机势力进入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自此，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管辖之下，汉匈之间的争夺以汉朝的短暂胜利告一段落。

三、东汉时期匈奴在西域的统治和活动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建元更始（公元8年），在西域实行将各国国王降级为候的新政策，引发了西域各国的不满，西域都护府的都护和将军被杀，匈奴趁机卷土重来，重新控制西域。

公元48年，匈奴发生单于权位之争，分裂为南、北二部，不久南匈奴归附东汉。匈奴分裂后，实力大减，加上灾害和饥荒的打击，人口大量逃亡，又受到南方的汉朝与南匈奴、北方的丁零、东边的鲜卑的巨大威胁，于是只好向西北方转移，继续控制西域。其中部分北匈奴部众向西迁到了伊犁河流域生活，而北匈奴呼衍部则一直在今吐鲁番、哈密、巴里坤一带活动，是北匈奴与东汉争夺西域的主力。

汉明帝时，东汉国力日渐强盛，效仿汉武开西域之举，派遣大将出击北匈奴，战争在伊吾和蒲类海（今东天山哈密地区）附近最先开始。公元73年，汉明帝派遣窦固、耿忠攻打北匈奴，据《后汉书·窦固传》记载二人率军追击匈奴呼衍王部众，斩首千余人，呼衍王率部奔逃，窦固一直追击到东天山的巴里坤湖，在附近的伊吾屯兵筑城，建立进攻匈奴的城堡。可见汉朝要想重新统治西域，必须摧毁匈奴在东天山地区的根基。

东汉明帝死后，北匈奴乘机攻破车师，汉章帝即位后，不愿经营西域并召回在西域的官员，西域再次落入北匈奴统治下。当时在西域的东汉官员班超由于西域当地人民的挽留，没有回到中原，而是领导西域各国继续抗争北匈奴。公元89年，东汉联合南匈奴取得对北匈奴的重大军事胜利，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再次统一西域。公元103年班超老迈，上书中央要求返回洛阳。东汉派去的接替者行事严苛，引发西域诸国不满，北匈奴卷土重来，此后十余年北匈奴控制着西域地区。后东汉派班超儿子班勇前往西域，班勇征发西域龟兹等国的官兵攻打北匈奴，之后经过几年的征战，公元127年，东汉重新统一西域。北匈奴在和东汉的长期战争中元气大伤、势力衰微。据《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中记载，公元137年，敦煌太守裴岑在蒲类海诛杀北匈奴的呼衍王。此碑原位于哈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石人子乡，清朝雍正七年（1729年），大将岳钟琪驻军巴里坤时发现此碑，将其放置在汉城关帝庙内，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10]。之后《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公元151年，北匈奴呼衍王率兵攻打东汉的伊吾城，敦煌太守带兵救援伊吾，追击呼衍王到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呼衍王败逃远走。这是中原史籍最后一次记载汉匈战争。

从考古资料中能看到较多的北匈奴人的活动踪迹。哈密地区陆续采集、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牌饰、环首铁刀、水波纹、弦纹的陶罐、青铜鍑、铜镜等匈奴文化因素的器物，这些都说明匈奴人长期活动在这一带[11]，这些文物时代上从西汉前期一直延续到东汉北匈奴活动时期，和文献记载相吻合。

还有些北匈奴部众在东汉时期就迁到伊犁河流域生活。1988年，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的发掘提供了这部分北匈奴人的生活状况。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是和一、二号墓地同时发掘的。三号墓地分布有约338座墓葬，是一片规模较大的墓葬群。当时的发掘机构和人员共发掘了20座墓葬。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墓主单人一次葬，仰身直肢，有马腿、马头、羊头之类的殉牲。随葬品较少，主要有铁刀、剑、铁牌饰、金牌饰、铜镜等。一、二号墓地则为竖穴石室墓，随葬品为单耳罐、单耳杯等，从墓葬内涵特征可以断定三号墓地和一、二号墓地不属于同一种文化。通过对墓葬形制、随葬品、葬俗分析看三号墓地应属于匈奴文化，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在公元145年之间，墓葬中还出土了汉代规矩禽兽纹铜镜，这种铜镜主要流行于王莽时期和东汉时期，可以断定三号墓地年代大致在东汉前期[12]。结合文献得知此时正是东汉政府放弃西域，北匈奴卷土重来占领西域的时间，类似的墓葬在甘肃张掖与敦煌、新疆巴里坤南湾和伊犁河谷也多有发现。这些考古发现表明东汉时期，匈奴在西域活动的范围扩大了，相比西汉时主要游牧在东天山哈密地区，靠控制乌孙来管辖西域，东汉时期匈奴分布更为 广泛，天山北部的广大游牧区都有匈奴人活动的踪迹。这也证实了文献中所提到北匈奴遭到汉朝和南匈奴的打击，向西北方转移，西域成为它游牧生活的主要区域。

北匈奴呼衍部被东汉击溃后，先是西迁到伊犁河流域，和这里原来的北匈奴部众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又继续西迁到哈萨克斯坦地区。这从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墓葬数量可以看出，匈奴在这里生活的时间很长，从东汉前期一直延续到东汉中晚期。由于匈奴在伊犁河流域生活时间很长，受到当地人生活生产生活的影响较大，察吾乎沟口墓葬的葬俗也十分复杂，察吾乎三号墓地既保持了典型匈奴文化的石砌墓、波浪纹陶罐、殉牲习俗，还吸收了当地文化的一些典型器物，如带柄铜镜，装饰有仿皮囊接缝纹饰的陶器，墓葬封丘也比传统匈奴墓葬封丘高大。更特别的是出现了与别里克塔什I号墓地（位于今哈萨克斯坦）相同的木担架葬具，可见在北匈奴迁徙过程中，随着与当地文化的交流以及与其他部族的接触，北匈奴传统的文化因素在减少，新的因素和地方特色逐步加强。到别里克塔什I号墓地时形成了独特的和当地文化相交融的文化特征。

北匈奴被东汉击溃后西迁，引发了欧亚地区的大震荡。关于匈奴西迁的路线长期以来学界争论不休，现在考古发现则给出了一条清晰的西迁路线。西汉时期新疆巴里坤各匈奴文化遗址一东汉时期的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匈奴墓地一公元2世纪前的别里克塔什I号墓地（今哈萨克斯坦），匈奴文化时间上前后相继，空间上由东向西[13]。证明文献记载的关于匈奴被汉击溃后远走乌孙之地，后来又遁入康居的记载是可信的。康居的所在地过去争论较多，从别里克塔什I号墓地考古资料来看，康居在今天哈萨克斯坦七河流域。

通过以上考古资料的梳理，匈奴在西域的经营和生产生活情况不再是史籍文献中的平面形象，而是鲜活立体地呈现在眼前。西汉前期匈奴进入东天山地区，征服了当地的月氏，将匈奴文化带到了那里，从东黑沟遗址、黑沟梁墓地能看到匈奴人民生前的生活习惯和死后的丧葬习俗。之后匈奴以巴里坤为中心向周边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楼兰、木垒、罗布泊都有匈奴的活动踪迹。匈奴在西汉时期对新疆的统治前期是通过控制乌孙来间接经营西域，后来设置了僮仆都尉，向西域各国征税、征兵等。汉朝强大后，汉匈之间在西域多次发生战争，以汉朝胜利而告终。西汉末年，王莽篡政，西域各国纷乱，匈奴势力重新回到西域，之后匈奴分裂，北匈奴向西北迁移，部众迁移到西域生活，军事势力主要在今哈密、吐鲁番一带，继续和东汉王朝争夺对西域的控制。还有些北匈奴部众则进入伊犁河流域生活，匈奴在伊犁河流域生活了较长时间。东汉中晚期，北匈奴呼衍部战败，呼衍部众从哈密地区西迁到伊犁河流域生活，后又从伊犁河流域继续西迁到哈萨克斯坦七河流域。自此，匈奴彻底退出了西域的历史舞台，匈奴在西域的辉煌落下帷幕。

参考文献：

[1]陈序经.匈奴史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93.

[2]林幹.匈奴历史年表[M].北京：中华书局，1984：12-13.

[3]余太山.匈奴、鲜卑与西域关系述考[J].西北民族研究，1989（1）:153-171.

[4]苗普生.匈奴统治西域述论[J].西域研究，2016（2）:1-9.

[5]潘玲，萨仁毕力格.匈奴大型墓葬概述[J].草原文物，2015（2）:100-109.

[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1996年哈密黄田上庙尔沟村I号墓地发掘简报[J].新疆文物，2004（2）:1-28.

[7]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巴里坤县东黑沟遗址2006-2007年发掘简报[J].考古，2009（1）: 3-27.

[8]王炳华.新疆东部发现的几批铜器[J].考古，1986（10）:887-890.

[9]王炳华.西域考古历史论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13-315.

[10][11]《哈密文物志》编纂组.哈密文物志[G].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274-308.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1990（10）:882-889.

[13]马利清.从考古学文化的分布与传播看匈奴疆域的变迁[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15-22.

编 者 按：原文载于《广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总第270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