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是活动于中国北方及欧亚草原上的一个古老民族，建立于公元前3世纪末，活动地域东起鸭绿江，西逾葱岭，北至贝加尔湖,南到鄂尔多斯高原。从公元1世纪中叶起，由于内部分裂以及在东汉政府和鲜卑等民族的打击下，实力渐衰，被迫西迁①，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本文中的南匈奴是指公元47年统率漠南八部的“日逐王”与漠北蒲奴单于分裂后归附东汉政府，东汉政府将其安置在北部八边郡及稍后陆续内附的北匈奴人及其后裔②。南匈奴墓葬是指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时代在东汉中晚期的匈奴人的墓葬遗存③。

一、发现与研究

两汉时期中国境内的匈奴墓葬遗存发现较多，但目前能确定的东汉时期的南匈奴墓葬却不多，主要有宁夏同心县李家套子5座墓葬④、内蒙古东胜补洞沟9座墓葬⑤、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葬⑥、包头市麻池乡张龙屹旦Ml⑦、陕西神木大保当汉墓群⑧等。对东汉时期南匈奴墓葬进行过研究的学者较多，主要有乌恩、田广金、郭素新、张海斌、宋远茹⑨等，另外，《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结语⑩、《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发掘报告》的结语⑪中也有论述。他们主要对战国秦汉时期匈奴墓葬的总体特征进行研究,有的还指出了南北匈奴墓葬与鲜卑墓葬的区别，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往的学者在研究和判定一些墓葬的族属是否为南匈奴或汉式墓葬时，通常是从墓葬的年代（东汉时期）及葬俗（如殉牲）、少数有特点的随葬器物（如肩部或腹部饰弦纹和波纹，底部钻有小孔的陶罐，铜、铁鍑，动物纹牌饰等）和文献记载的地望进行推断，这无疑是正确的。可是研究过程中并没有在对整个墓葬或墓葬群的全面考察的基础上，从南匈奴和汉式墓葬遗存本身的文化内涵来建立判明族属的标尺。因此，重新对学术界公认的南匈奴墓葬遗存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并结合文献记载，从中总结岀有普遍意义的规律，以区分南匈奴或汉式墓葬文化是非常必要的。

二、南匈奴墓葬的特征

目前中国境内能确定的南匈奴墓葬遗存共有5处，主要分布于东汉王朝的北部和西北部边境地区，这与文献记载中的东汉政府安置内附匈奴人的地望一致；墓葬的时代一般为东汉中晚期，与文献记载相符；从葬俗、随葬器物组合、典型器物等因素考察，这些墓葬应为南匈奴墓葬。

1.宁夏同心李家套子的匈奴墓葬共发现5座。在发表的3座墓葬中,TLM1为土圹竖穴木椁墓，墓向340度，木椁内置三棺，随葬品有陶罐，铜镦、车马器、环、带扣、剑具、透雕牌饰，木剑，漆奁、耳杯，齿槽骨器，海贝，玛瑙珠饰，绿松石，铁环以及“货泉”钱币等，棺底部垫有原木。TLM2为长方形单室砖墓，墓向15度，墓室内置双棺，随葬品有铁釜、铜车马器、齿槽骨器、海贝以及“货泉”钱币等。TLM3为窄长方形石板墓，墓坑四壁用石板竖砌，墓底用平整石板铺成，葬具及人骨不存，随葬品仅保留有“五铢钱”6枚。

2.补洞沟墓地共发现9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墓坑为南北向，墓主仰身直肢，头向北。除Ml为二人合葬墓外，其他墓葬均为单人葬,无葬具。随葬遗物有陶罐，铁带扣、环、马衔、刀、剑、镞、鍑、鼎，铜镜、耳环，饰牌骨器（铲、簪、弓弭）等。M1、M4的墓主人骨上面有马、牛、羊等的骨骼。原报告将其时代断定在东汉初，但根据随葬的陶罐、铁鍑形制看，其时代应在东汉中晚期。如Ml出土的夹砂陶罐、铁鍑与山西右玉善家堡Ml出土的同类器极为相似⑫。

3.青海大通上孙家寨遗址共发掘汉代墓葬182座，其中在乙区发掘汉魏墓葬12座。乙区Ml出土了“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章，表明了墓主人身份。乙区墓葬群其他墓葬中也出土了“具有匈奴文化特征的遗物”⑬，如乙M3出土银壶和石饰，乙M8殉葬马、牛、羊、狗等家畜，出土指环等遗物。这些墓葬形制多为前后室穹隆顶砖墓，均有长斜坡墓道和木质葬具，墓室内一般有砖砌棺台，一般为多人合葬，有的墓葬有殉牲习俗。随葬遗物以各类陶罐为主，还有壶、盆及灶、仓、井等模型明器；铜器有釜、甗、甑、壶等，还有刀、削、镞、镜、带扣、印章、马镳、马衔、铃铛、环、货币等；铁器有刀、镰、铧、釜、悬钩等；骨器有印章、筒、簪等；石器有灯、杵、砚板等；此外还有一些玉石、玻璃、琥珀、煤精质料的装饰品以及漆器等。

4.包头市麻池乡张龙屹旦Ml,位于包头市麻池乡麻池古城西南，墓葬有封土堆，为中轴线布局多室穹隆顶砖墓，有长斜坡墓道，墓葬被盗，但仍出土有陶罐、灶、案、耳杯及鸡、羊、虎、猪、人物俑、楼、画像砖，铜泡钉、带銎器以及石砚、碑、虎础、虎首和石屋等。此外，墓葬前室至中室的甬道两侧壁有壁画。墓葬前室四角分别有2个羊头骨，后室随葬牛头、马头骨各1个。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还发掘了不少有殉牲习俗、随葬遗物与典型“汉式墓葬”有别的墓葬。

5.神木大保当汉墓群共发掘了26座墓葬，墓地分为6个区，每区基本为一个家族，墓葬方向不一。均为带斜坡墓道的砖室墓，有单室和前后室两种，有些有耳室，有的墓葬墓室用画像石装饰。大多数墓葬有封土，多为合葬墓，多有葬具。大多数墓葬墓门外侧放置陶罐和狗、獾、羊或鹿。墓葬均被盗掘，但仍出土大量随葬品，陶器主要有罐、壶、鼎、盘、豆、耳杯、盒、盆、灶、博山炉、井、灯、俑等；铜器有车马器、马衔、带钩、饰牌、环、泡钉、包边、包角及货币等；铁器有钉、斧、锸、铲、刀等；骨器有刀、铲、勺、刷、箸、簪、骨片等；还有石砚台、石片、玉眼罩、玉塞、水晶珠以及漆器。

从5处墓地的分析可知南匈奴墓葬有以下特点。

1. 墓葬形制基本汉化。墓葬多以有封土、带斜坡墓道的砖室墓为主，砖室墓中以双室为主，单室较少，有的砖室墓内有画像石。墓葬盛行多人合葬，葬式多为仰身直肢，头向不一，这些墓葬应是南匈奴地位较高的人的墓葬。也有少量土坑墓、木椁墓和石板墓。神木大保当和补洞沟发现的无封土竖穴土坑墓应为等级较低的南匈奴人的墓葬，而李家套子的石板墓的形制则与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人的墓葬形制一致。战国、西汉以来的匈奴民族墓葬葬俗中特有的殉牲现象在各类墓葬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图一至图八）。

2.随葬器物组合及典型器物与汉式墓葬不同。随葬器物组合总体上逐步汉化，如陶器中大量模型明器的出现，随葬生产工具以及铜车马器的明器化等。但具体组合仍与同时期的“汉式墓葬”有所不同。

墓葬中的陶器组合以各类罐为主，在目前确认的所有的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的匈奴墓葬中，随葬陶器中主要以罐为主，甚至多数墓葬只有罐。东汉时期的南匈奴墓葬中随葬陶器仍以罐为主，此当为匈奴文化传统所延续。其中的小口细颈、器表磨光、肩部或腹部饰曲线波折纹、底部有一小孔的泥质灰陶罐则几乎在所有的墓葬中都有，这类罐被认为是匈奴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此外在随葬陶器中，罐类器物的器形较大，这也应为其区别于其他文化墓葬的特点之一⑭（图九）。

墓葬中随葬较多的铜、铁器，其中铜器有刀、镞、铃、环、带扣、包边、包角和管状饰等，不少墓葬中随葬有车马器，还有铜带饰、透雕铜环、饰牌等装饰品；铁器主要有衔、带扣、刀、镞、剑、斧、锸、铲、钉等。在同时期的“汉式墓葬”中，一般多随葬铜生活用具、货币及铁生产工具，少见随葬饰牌、饰件以及武器、车马器具等。墓葬中随葬武器是匈奴等少数民族固有的传统，而在墓葬中随葬农业生产工具，则表明这些游牧民族生产方式的农业化转变（图一〇）。

墓葬中随葬大量的装饰品，装饰品往往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在已确认的南匈奴墓葬中一般都有金属、玻璃、玛瑙、玉石、骨等质料的头饰、耳饰、带饰、珠饰，尤其是珠饰，不但出土数量多，而且种类丰富（图一一）。但在同时期的“汉式墓葬”中，此类现象少见，故此特征当为区别墓葬类型的重要特点之一。尽管这种现象在鲜卑墓葬中也同样存在，但已有学者就汉代匈奴与鲜卑遗迹的区别作了很好的论述⑮。

墓葬中多随葬骨器，器类主要有刀、铲、勺、刷、箸、印章、筒、簪、骨片器、齿槽骨器等（图一二）。墓葬中随葬骨器是中国古代北部、西北部地区戎、狄等少数民族的特殊葬俗之一⑯，也是区别于同时期中原地区墓葬的主要特征。这些南匈奴墓葬中发现随葬骨器的现象，也表明了对这一习俗的继承和与同时期“汉式墓葬”的差异。事实上在蒙古国昌德曼乌拉地区、俄罗斯外贝加尔湖地区和谢米列契地区的时代为两汉时期的匈奴墓葬中都发现大量随葬镞、马镳等骨器的习俗⑰。发达的骨器加工制造业也是匈奴文化的特色之一⑱。

墓葬中多随葬石器，器类有灯、杵、板、砚、碑、虎础、虎首和石屋等（图一三）。以石头作为墓葬随葬品或以石块、石板来装饰墓葬是匈奴墓葬文化的一个特色，在俄罗斯和蒙古国境内发现的匈奴墓葬大多有这种习俗⑲，但在同时期的“汉式墓葬”中，这种现象很少发现。目前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大量两汉时期的画像石墓，其中大多数（陕北、晋西北地区的画像石墓除外）应与俄罗斯和蒙古国境内的用石头和石板装饰的墓葬在体系上和意义上不同⑳（图一三）。

以上分析表明，南匈奴墓葬在墓葬形制上基本与同时期的“汉式墓葬”一致，尤其是“上层人士”的墓葬，多数有封土、长斜坡墓道、方向不一、多有葬具，墓地多以族葬的形式出现。在葬俗上，一般有用马、牛、羊等的头做殉牲。在随葬器物组合上，墓葬除随葬有“汉式”陶器组合外，还随葬富有民族特色的铜器、铁器、玉石器、骨器及大量各种质料的装饰品。尤其是随葬陶器以各类罐为主，其中的两种罐最有特点：一种为小口细颈直腹、肩部饰曲线波折纹、器底或下部有孔的罐；另一种为小口鼓腹、器表素面磨光或饰弦纹、弦纹加细绳纹、暗纹的罐。其形制明显与中原地区汉墓随葬的罐有别，是匈奴文化的典型陶器。而罐类器物体形普遍较大的风格，也与同时期“汉式墓葬”有明显不同。这些墓葬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对重新认识和判定东汉时期北部、西北部边疆地区发现的大量“汉墓”的墓主族属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部分汉代墓葬族属的判定

对于中国境内北部、西北部地区发现的大量东汉时期的墓葬，以往的考古发掘报告或研究论文多以“汉墓”称之，对一部分随葬有特殊器物或有殉牲现象的墓葬，也多以带有“匈奴、羌族或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因素”来判定，在当时考古资料占有的基础上，这样的推定无可厚非。近年来，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和研究领域的扩大，许多墓葬和墓地的文化族属已断定得较为清楚了，但许多墓葬的族属仍需要进一步确定。

文献记载和研究表明，两汉时期，中国境内北部和西北部地区是匈奴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主要安置地㉑。尤其是东汉时期，由于气候变冷，漠北灾害不断，加之统治阶层内乱，匈奴大量内附，汉廷将北部八郡（即今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北部、山西西北部、甘肃东部地区）划归为南匈奴牧畜之地。更加上北部北匈奴和鲜卑等少数民族的侵扰，南匈奴单于先后建王庭于五原西部塞、云中、西河美稷、西河离石等地，随行当带有大量的南匈奴人。文献记载，到东汉中期（公元90年前后），南匈奴人口达到“二十三万七千三百”㉒。表明了这一地区发现的汉代墓葬中应包含有不少南匈奴人的墓葬。根据上述南匈奴墓葬的特征，结合文献记载及其他研究成果，以下就部分地区墓葬的族属进行初步的判定。

（一）陕北地区

陕北地区的汉代墓葬目前主要发现在今绥德、米脂、神木、定边、靖边及榆林等县境内。在发表的资料中，以神木大保当墓地最为重要。大保当墓地是东汉中期兴起的大保当城内居民的一个墓地㉓，发掘资料表明，在大保当城内也岀土有与墓葬一致的遗物，如神木大保当汉墓出土的A、B、C、D型陶罐，陶盆、瓦当、铁釜、铁箭（剑？）、铁斧等，在城的周围也发现有几片同时代的墓地㉔。故发掘者认为此城是东汉政府安置内附南匈奴所设置“属国”的判断有一定的道理，但就墓葬的族属而言，并没有确指哪些墓葬为南匈奴墓葬㉕。以下对大保当墓地几座有特点的墓葬进行分析。

96SDM4，方向130度。被盗。多人合葬，有封土、长斜坡墓道的多室砖墓，墓葬用画像石装饰，墓道内有羊骨，墓道近门处发现2件陶罐（Bb型和C型各1件）。出土遗物以陶器和漆器为主，大多残破，还有不少骨器、铜饰件、货币和残铁器等。

96SDM5，方向127度。被盗严重。双人合葬，有封土、长斜坡墓道的双室砖墓，墓葬用画像石装饰，甬道内有狗、兔等动物骨头。随葬品主要有陶罐（Bb型2件）、铜箍、货币及骨器、铁器和残破漆器等。

96SDM9，方向11度。被盗。双人合葬，有封土、长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墓,墓葬用画像石装饰，甬道内排放一层动物骨头。出土遗物有陶罐（E型）、壶、案、鼎、勺、彩绘陶片，还有铜马衔、盖弓帽、货币及骨器等。

96SDM10，方向107度。被盗严重。有封土、长斜坡墓道的多室砖墓，没有发现画像石，墓葬前室西北和西南角分别堆放着狗、马或牛的骨头。出土遗物有半块云纹瓦当。

96SDM17，方向104度。被盗严重。双人合葬，长斜坡墓道双室砖墓，墓门用画像石装饰，前室出土1件羊头骨。出土遗物有陶豆、灯以及骨刷和“货泉”、“五铢钱”等。

98M2，方向11度。墓葬被盗。多人合葬，有封土、长斜坡墓道的多室砖墓,墓葬用画像石装饰，填土中有碎砖块、动物骨头及残铁器，墓道底部有一完整的马头骨和零散的马骨，前室发现有马头骨和零散马骨，耳室内也发现有狗、鸡、兔等的骨骼。随葬遗物中陶器有罐（A、B、G、J型）、盂、瓶、灯，铜器有带钩、环、扣、盖弓帽、小铜器，铁器有斧、锸、铲、刀，骨器有刀、骨片、刷、箸和铲形器等，此外还有一些包金铜饰件和包金铜环等。

96SDM23，方向115度。被盗严重。所葬人数不清，有封土、长斜坡墓道的多室砖墓，墓葬用画像石装饰，墓道近门处有铁刀1件，封门砖附近有陶罐1件。随葬遗物中陶器有罐（A、B、C、G型）、盆、灯及碎陶片，铜器有铜包边、饰牌、泡及货币等，还发现有骨刀、圆木等。

以上几座墓葬的形制与同时期的“汉式墓葬”一致，丧葬习俗均有殉牲现象，随葬遗物既随葬有典型的匈奴陶器（即报告中的B型罐），同时还随葬有民族特色的铜、铁、玉石、骨器和质料多样的装饰品。结合文献记载，南匈奴在东汉时期的活动区域和上文分析总结的南匈奴墓葬的几个特点，可以认定这些墓葬的墓主人是内附的南匈奴人。

绥德黄家塔东汉画像石墓M9㉖方向21度。被盗严重。所葬人数不清，斜坡墓道仿砖石室墓㉗，墓葬用画像石装饰。随葬遗物有陶罐3件，其中2件（原简报图八，1~2）形制与李家套子汉墓和神木大保当汉墓中的B型罐相似。还出土有铜弩机、铜箍、玉含、玉塞、玉眼罩、玉遂以及骨器等。绥德黄家塔东汉画像石墓群先后发掘了9座墓葬，墓葬排列有序，已经确认的墓主人有王威（M4）、王圣序（M6）、王君（M7）,此墓地当为王氏家族墓地。从墓葬形制和一般认为“王”为汉族姓氏的观点看，M9墓主人的族属应为汉族，但如果从墓葬中的随葬品以及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演变的角度考察，M9墓主人可能为内附匈奴族，或至少是墓主人与匈奴有很密切的关系。秦汉魏晋时期，王氏不但是中原地区汉族的一个大姓，而且也是边疆地区各内附少数民族中喜欢用的姓氏㉘，如在两汉魏晋时期的匈奴、乌桓、羌、氐、巴氐及西南夷等少数民族中均有“王”姓。王氏为匈奴大姓，《汉书•功臣表》、《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都有记载，如“潦悼侯王援，以匈奴赵王降侯五百六十户。元狩元年七月壬午封，二年薨”。又如“信成侯王定，以匈奴乌桓屠骞单于子左大将军率众降，侯千六百户”㉙。两汉时期，王朝对于内附和投降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多封王授侯，因俗而治，予以优厚待遇，甚至在军队中有许多高级将领也为胡人。黄家塔墓地M4墓主人王威，官至持使节护乌桓校尉，M7墓主人王君官至辽东太守。既然在家族墓地中出现过持使节护乌桓校尉这样的人物，按照汉朝的“因俗以治”、“以夷制夷”的统治惯例，加之墓葬中出土的“匈奴文化”的陶器以及其他随葬遗物，此墓地也可能为南匈奴人的墓地。

（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

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而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互发生冲击碰撞的地区，也是汉代中原王朝与北方匈奴族政权的必争之地。汉代墓葬主要发现在北起阴山南麓、南抵晋陕、东接张北坝上草原、西迄鄂尔多斯高原西北的广大地区。而东汉时期的墓葬主要发现在包头及其周围地区，此外在鄂尔多斯高原西南部的三段地也有发现。文献记载表明这一带是南匈奴主要的活动区域，包头及其周围地区也发现了不少有殉牲现象的东汉时期墓葬，有学者认为这些墓葬中可能包含有匈奴文化因素㉚，但没有从随葬品组合方面讨论其族属。以下就部分有殉牲现象的东汉时期的墓葬进行分析㉛。

召湾M64，方向12度。被盗严重。有封土、长斜坡墓道的多室砖墓，多人合葬。墓门外侧有一羊头骨。随葬品主要有陶罐、案、盘、耳杯、井等，还有铜镜、货币以及料石装饰品等，其中R型陶罐与神木大保当汉墓中的H型罐相似。

召湾M67，方向112度。被盗。有封土、长斜坡墓道，中轴线布局多室穹隆顶砖墓，葬人数量不清。前室西侧有一堆散乱畜骨。随葬品主要有釉陶盆、罐、耳杯、盘、灶等，还有铜泡钉、货币及石器等。

召湾M70，方向105度。被盗。斜坡墓道单室砖墓，双人合葬。棺床西侧随葬1件完整羊头骨，东侧有鱼、兔骨及鸡蛋壳等。随葬品主要有陶壶、灶及铜铺首、刷、车马器（镳、衔、轭首饰、轴头饰、叀、轶、盖弓帽、当卢、较等）、货币、残漆器等。

召湾M91，方向100度。被盗严重。有高大封土堆，长斜坡墓道，中轴线布局多室穹隆顶砖墓，双人合葬。墓葬填土中发现不少牲畜骨骼，棺上有不少石块。随葬品主要有陶罐、耳杯、碗形器、灯、盘等，还有石屋、石碑、石柱、石镇、铜铺首、铜镜等。尤其是罐的质料、形制与神木大保当墓地的E、G型罐相似，A型陶罐与张龙屹旦汉墓Ml的罐相似，B型罐与补洞沟墓地的A型罐相似。

召湾M93，方向350度。被盗严重。斜坡墓道、多室穹隆顶砖室墓，多人合葬。随葬品有陶罐、灶、案、盘、井、耳杯等，还有铜泡钉、铜镜、铁剑、骨簪、料石耳坠等。

三段地汉墓M8，方向185度。被盗。长斜坡墓道土洞墓，单人葬。墓内随葬马头骨4个。随葬品主要有陶三足盘、盆，铜马衔、马镳、当卢、弓形器、车叀、车馆、盖弓帽及“契刀五百”钱等。

三段地汉墓M12，方向170度。被盗。长斜坡墓道土洞墓，墓底铺砖，双人合葬。随葬有猪、羊骨及鸡蛋。随葬遗物主要有陶小口罐、中口直腹罐、侈沿罐、灶、甑等，还有漆器、海贝、珍珠、琉璃瑱和“货泉”等。其中的侈沿罐与大保当南匈奴墓葬中的B型罐相似，小口罐和中口直腹罐的形制与其他地区差别很大。

三段地汉墓M25，方向190度。被盗。斜坡墓道单室砖墓，单人葬。墓室有猪、羊、鸡的骨头。随葬品有陶罐、扁壶、壶、仓、灶、釜、人俑、鸡俑、狗俑以及铜“货泉”等。

召潭M3，方向275度。被盗。有封土，长斜坡墓道单室砖墓，双人合葬。在墓室与墓道接合处发现1件完整羊骨骼，填土中有羊头骨和大牲畜长骨及头骨残块。随葬品有釉陶樽盖、俑和鸡俑等。

以上这些墓葬的时代均为东汉中晩期，形制与同时期的“汉式墓葬”没有区别，墓葬方向不一，以多人葬为主，都有殉牲习俗。随葬品组合中，陶器以富有“匈奴文化因素”的陶罐为主，同时也有汉文化的器类，墓葬中也多随葬有民族特色的铜、铁、玉石、骨器和质料多样的装饰品。考察南匈奴在东汉时期活动的地望，结合上文中分析的南匈奴墓葬的几个特点，可以认定这些墓葬的墓主人为南匈奴人。

四、结语

中国境内目前发现的南匈奴墓葬主要分布于汉代北部和西北部边疆地区，在时间上主要属于东汉中、晚期，主要墓群有神木大保当墓地、青海大通上孙家寨乙区墓葬、内蒙古包头市张龙屹旦墓地、召湾墓地中的部分墓葬、东胜补洞沟墓地和三段地墓地的部分墓葬（三段地墓地的部分墓葬的族属可能与西汉中晚期内附的匈奴人的后裔有关）。这一时期，由于南匈奴汉化程度较高，故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上与同时期“汉式墓葬”相似，但也保留了部分本民族的丧葬习俗。如墓葬殉牲习俗、随葬品中的波浪纹陶器、动物纹带饰、铜铁武器、各种质料的装饰品以及玉石器和骨器等。分布于各地的南匈奴墓葬在习俗、随葬品种类和形制上尽管有细微差别，但在总体面貌上是一致的，出现这些差别的原因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既有匈奴族本身民族成分构成上的差异性因素，也有如各地南匈奴人所处的地域环境不同、汉化程度高低以及墓葬时代早晚等诸多因素。

[注释]

① 学术界一般认为北匈奴西迁是从东汉永元三年（公元91年）窦宪等率汉军击败北匈奴开始的。关于此，《后汉书•和帝纪》记载：“（永元三年），大将军窦宪遣左校尉耿夔出居延塞，围北单于于金微山，大破之，获其母阏氏”。南匈奴单于也派精锐部队参与了此次军事行动。

② “南匈奴”一词是在《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首先出现的，“前书直言匈奴传，不言南北，今称南者，明其为北生义也。以南单于向化尤深，故举其顺者以冠之。《东观记》称匈奴南单于列传，范晔因去其（单于）二字”。马长寿先生在《北狄与匈奴》一书中认为所谓南北匈奴是指匈奴内部的分裂而言的，主要有两次：第一次为公元前60年前后的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的分裂；第二次是指公元47年“日逐王”（统率漠南八部）与漠北蒲奴单于的分裂。这种认识有一定的道理，但《两汉书》中关于匈奴的记载，只有《后汉书》有南匈奴的称谓，《前汉书》并无记载，虽然前后汉时期匈奴是一脉相承的，但表现在与汉王朝的关系上则有很大的不同，二者与汉王朝中央的关系也有很大的不同,故应将两汉时期内附和投降的匈奴分开讨论。事实上东汉时期，在汉王朝境内仍居住有不少西汉时期匈奴人的后裔，因此，本文的南匈奴还应当包括这部分匈奴族人。

③ 由于墓葬遗存的滞后性，本文所指的南匈奴墓葬也包括西汉时期安置的北匈奴人后裔时代属于东汉时期的墓葬遗存。如宁夏同心李家套子匈奴墓地。

④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同心县文管所：《宁夏同心县李家套子匈奴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3期。原简报将墓地时代定为东汉早期，但从Ml出土的陶罐及与同心倒墩子墓地比较来判断，Ml的时代应为东汉前中期。

⑤伊盟文物工作站：《伊克昭盟补洞沟匈奴墓葬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创刊号，1981年。

⑥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

⑦ 魏坚：《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关于此墓葬族属的判定，张海斌先生在《试论中国境内东汉时期匈奴墓葬及相关问题》（载《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第1期）一文中有很好的论述。

⑧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1年。原报告结语部分根据人骨界定的结果和对墓葬随葬器物等的分析，认为可能有南匈奴墓葬存在。此外《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1期中将“西安北郊一号工程三区13号墓葬”判定为东汉中晚期的匈奴墓，从随葬器物组合及器物形制看，似不妥。

⑨  a.乌恩：《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

b.乌恩：《匈奴族源初探》，见《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c.乌恩：《试论汉代匈奴与鲜卑遗迹的区别》，见《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d.乌恩：〈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考古学报》2002年第4期。

e.田广金：《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匈奴考古》，《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f.田广金：《匈奴墓葬的类型和年代》，《内蒙古文物考古》第2期，1982年。

g.郭素新：《汉代匈奴墓葬的特征》，《内蒙古文物考古》创刊号，1981年。

h.张海斌：《试论中国境内东汉时期匈奴墓葬及相关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第1期。

i.宋远茹：《鄂尔多斯周边及中原地区的汉代匈奴文化分析》，《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6期。

⑩ 同⑥。

⑪ 同⑧。

⑫ 王克林、宁立新、孙春林、胡生：《山西右玉善家堡墓地》，《文物季刊》1992年第4期。

⑬ 同⑥第220页。

⑭ 大型的罐类器物在匈奴墓地和城址中都有出土，其代表了匈奴制陶业的水平，如在诺音乌拉墓地和伊沃尔加古城都出土不少高1米左右的陶罐（资料转引自⑨a）。事实上，西汉时期北部、西北部地区的墓葬随葬的陶器中,绝大多数器类和器形都与中原地区的同时期汉代墓葬相同或相似，但从东汉前期开始，在凉州刺史部和并州刺史部控制的范围内所发现的墓葬随葬器物中，虽然随葬陶器组合与中原地区的相似，但罐类器物突然增多，而且器形普遍增大，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风格迥异，这应当与东汉北部八郡大量生活着北部少数民族有关。文中所讨论的目前发现和确认的南匈奴墓葬，主要分布于北部八郡的中西部，而这一地区当时主要活动的是匈奴族和羌族。这种陶器风格上的变化，应当是与匈奴、羌族等少数民族大量聚居于此有关。见拙文《朔方刺史部及其周围地区汉代墓葬研究》，北京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

⑮ 同⑨c。

⑯ 在宁夏固原、中宁、中卫、盐池以及内蒙古地区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都有发现。

a.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宁夏中宁县青铜短剑墓清理简报》，《考古》1987年第9期。

b.周兴华：《宁夏中卫县狼窝子坑青铜短剑墓群》，《考古》1989年第11期。

c.许成、李进增：《东周时期的戎狄青铜文化》，《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

d.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

e.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彭堡于家庄墓地》，《考古学报》1995年第1期。

f.罗丰：《固原青铜文化初论》，《考古》1990年第8期。

g.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毛庆沟墓地》，见《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⑰ 资料转引自⑨a。

⑱ 同⑨a。单月英在《匈奴墓葬初步研究》（北京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中也有同样观点。

⑲ 资料转引自⑨a。

⑳ 就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汉代画像石墓葬而言，陕北和晋西北地区的画像石在风格与题材上都与其他地区不同，有的墓葬虽然形制和中原地区相同，但却是用石头或石板筑成，墓葬内甚至随葬有匈奴文化代表性的陶器、石器及有殉牲的现象。这些墓葬可能与南匈奴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在陕北许多地区都发现不少用石板或石头筑成的汉代墓葬，尤其是石板墓，在清涧、子长和延川等地有大规模的分布。这种对墓葬的装饰的体系可能与中原地区的画像石墓不同。

㉑ 相关文献主要有：《史记•平准书》、《汉书•武帝纪》、《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后汉书•郡国志》等。研究成果主要有林榦：《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史念海：《新秦中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期；葛剑雄：《中国移民史•先秦魏晋南北朝》，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㉒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

㉓ 同⑧第111~113页。

㉔ 发现的墓地主要有：田家圪台墓地、木柱柱梁汉墓群、高羔兔汉墓群、敖包台汉墓群、大坝梁汉墓群，墓葬没有发掘，钻探资料显示这些墓葬形制主要有砖室墓和竖穴土洞墓，采集到了一些遗物,如陶罐、铁釜等，陶罐与发表的墓葬中的陶罐形状相似，底部多有小孔。故这些墓葬群的时代可能与城址的时代相当。

㉕ 同⑨i。

㉖ 戴应新、魏遂志：《陕西绥德黄家塔东汉画像石墓群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

㉗ 陕北地区的绥德、米脂、子洲、榆林等地发现了很多这类墓葬。所谓仿砖石室墓是指墓葬的结构上与砖室墓一致，但墓葬的构筑材料是用与砖大小相似的石块。这类墓葬严格意义上是不能称为砖室墓的，同时又与在岩石上所筑的石室墓有区别，故暂时称为“仿砖石室墓”。

㉘  a.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

b.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㉙ 王援即《史表》的赵王蕿訾：王定即《汉书•匈奴传》的乌厉屈，各书记载不同。转引自㉘b第16页。

㉚ 同⑥。

㉛ 同⑦。

编 者 按：原文载于《考古》2007年第4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