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东

(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8070)

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随着铁器和牛耕的普遍使用，中原农耕民族的土地利用效率空前提高。战国时期君主集权国家的形成、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出现,都强化了中原政权向北方地区的扩张能力。与此同时，在北方地区，“逐水草迁徙”的游牧民族取代了农牧兼营的混合经济民族，并形成了强大的游牧帝国，他们不断南下以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阴山地区地处农牧交错带，资源富集、宜农宜牧，适合人类以农业、游牧业、采集狩猎业等多种方式生存，具有获取丰富的生存资源的价值和重要的战略地位。战国秦汉时期，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在这里展开了反复地、激烈地争夺。

一、特殊的地理单元与重要的战略地位

阴山山脉位于中国北方的内蒙古中部地区，向东延绵至河北省西北部。从西向东分为三段，依次为西段的狼山，中断的色尔腾山、乌拉山、大青山、辉腾梁山，东段则是深入到河北坝上高原的大马群山。东西长1000多公里，南北宽50公里-100公里。山脉的高度一般为海拔1500米- 300米，山顶高度为2000米-2400米。主峰是西段狼山的呼和巴什格山，海拔高度为2364米。阴山属于古老的断块山，南北不对称成为阴山山脉的最大特点。南面峰峦重叠，悬崖峭壁，难以向上攀登。山脚之南有黄河弯曲流过，不但与阴山一起构成了这一区域的又一道天然屏障，而且由于黄河的冲积,形成了土地肥沃、水草资源丰富、地域辽阔的河套平原。北坡则山势平缓，与坝上草原相接，直接连通蒙古高原腹地, 属荒漠草原地带。再往北则有被称为大漠的蒙古戈壁。越过大漠，又进入了水草丰美的欧亚草原西段。

连绵高耸的阴山，犹如屏障一般,不仅阻止了寒流的南下，也阻止了湿气的北上，导致山南山北的降雨量和温度都产生巨大差异。阴山以南属于季风区，当夏季风的暖湿气流到达黄河河谷以后，再继续向北方吹送时，就受到了阴山山脉的阻隔，向上抬升的暖湿气流随着温度的不断降低，容易发生水汽的凝结,从而产生较为丰沛的降雨。阴山以南气候相对温暖，降雨量多，水草丰美，也适宜农业开发。而阴山以北则气候寒冷，大风凛冽，干旱少雨，属于荒漠草原或戈壁草原带，很难进行农业开发。

总体上看，阴山区域包含了阴山以南的农业开发区、阴山以北的草原游牧区和阴山周边的农牧交错区。从自然环境上看,属于生态环境脆弱带，任何自然或人为的扰动都可能带来生态系统的巨大波动;从生产方式上看，属于农牧交错带，农耕区与游牧区在这里既界限分明，又彼此交叉耦合，受气候冷暖干湿波动而南北变动;从民族关系上看，属于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缓冲带，同时又是多民族的聚集带。阴山作为农牧交错带的核心地区，在历史上特别是在战国秦汉时期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争夺的焦点地区。

阴山区域对于北方游牧民族来说，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控制了阴山，北方草原的安全就有了保障。表面上看，阴山似乎是一条东西贯通的直线山脉，实际上,阴山南北纵横，山系复杂，有主干山脉、分支山脉，也有南北平行的山脉。在生态环境良好的历史时期，宽阔的阴山山脉里生长着茂密的森林，阴山岩画反映出这里生活着四十几种动物，山谷之中可以种植农作物，山坡则是植物种类繁多的牧场。阴山山脉还盛产铜、锡、铅等有色金属，河套地区很早就有了炼铁作坊。北方民族在这里放牧、打猎、采集、制作车辆和弓矢。“多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历史上多样化的生产方式，渔猎、农耕、游牧在这一地区之内错综复杂。”[1]阴山地区无疑是北方游牧民族理想的牧场和生活的乐园。

对于北方民族来说，阴山的意义远不止此，“游牧民族成长壮大,获以长足发达的地区，一般来说，并不是在北方草原腹地，而是在其边缘地带、与农业接壤的地区。”[2]阴山脚下，气候温湿，水源富足，水草丰美，便于放牧牲畜。即使遇到雪旱等严重灾害，高挑茂密的牧草也能给牲畜提供足够的营养，是游牧民族最理想、最有保障的驻牧地。阴山以南，黄河两岸，有地域辽阔、水资源丰富的鄂尔多斯高原、河套平原、土默特平原。鄂尔多斯高原处于黄河大拐弯以南，西、北、东三面被黄河环绕，南接黄土高原, 在漫长的冬季里，游牧人群可以无阻碍地骑马越过黄河,进入阴山山脉，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 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被称为“河南地”，这里的土壤较为贫瘠,但受黄河滋养，水源丰富，气候温暖，地貌类型多样，既有芳草如茵的草原，也有波状起伏的高原，亦有黄河冲积平原，是北方游牧民族安身立命、发展壮大的理想场所。河套平原紧靠阴山，土地肥沃，农产丰饶，对北方游牧民族产生着巨大的诱惑。阴山山脉有着若干南北贯通的通道，其中最著名的是鸡鹿塞、高阙塞、光禄塞和白道川。农耕人群步行跨越阴山北上，难度极大，但游牧骑兵却可以迅速穿过阴山，进入农耕地区。为了获取粮食和财富，需要游牧民族团结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集团力量，对农耕民族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在这个过程中,游牧民族历练并提高了自己，同时学习了农耕民族的文化、技术和生产手段，促进游牧民族发展到一个更高层次。阴山是游牧民族的北方屏障, 也是他们的南下跳板。在这里，他们可以获取多种生活资源，接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3]正如马利清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只有阴山具备了多种文化交叉碰撞相互融合的条件。”[4]

阴山地域对于农耕民族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占领阴山，牢牢控制了游牧民族的南下通道，将游牧民族限制在寒苦贫瘠的荒漠草原，使他们难以对农耕区构成威胁。阴山与黄河互为表里，犹如为农耕文明区设置了双重安全屏障。阴山区域的河套地区，“週廻六七千里，其土肥饶，可耕桑；三面阻河，敌难入寇而我易防守。故自古帝王及前明皆保有其地，以内安外攘而执其要也。”[5]那里土地平整肥沃，水利资源丰富，人口稀少，是农耕民族进行农业开发的理想地区。阴山与塞外相连，通过阴山区域，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得到游牧区的战马耕牛等大牲畜，既可以增强农耕民族的生产力和军事实力，也可以学习游牧民族的军事技术和强悍民风。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多位于关中地区，阴山地区与关中地区紧密相连,是关中区域的北方延伸，起到了中原政权桥头堡的作用。阴山地域作为特殊的地理单元具有着重要战略位置，必然成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殊死争夺的焦点地区。

二、中原政权与北方民族对阴山地域的控制与反控制

战国秦汉以前，阴山地区生活着被称为鬼方、土方、邛方、猃狁、戎、狄的北方部落。传统认为，这些部落是与匈奴一脉相承的游牧经济部落，现在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正在改变这一认识。唐晓峰、林沄等著名学者都认为，鬼方、戎狄等部落尚未发展到“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产阶段。人种学的证据也说明了这一点。在阴山地区的长城沿线，春秋战国以前生活的是土著的古华北人种，他的南边是从事农业的中原人种，北面是从事游牧业的北亚人种。[6]内蒙古地区的土著部落是一种半农半牧的经济类型，过着定居、农牧兼营、以步兵为主要作战方 式的生活。“戎狄的生活中保留了一些农业的成分，又逐渐增加着畜牧业的比重。最终形成半农半牧的混合经济。戎狄的半农半牧状态，稳定存在了千百年。”[7]这一局面到战国秦汉时期才被彻底打破。

春秋战国之前，农民依靠木器、骨器制造的耒耜耕种，生产效率很低，“一人蹠耒而耕，不过十亩”[8]。到了春秋战国，随着铁器和牛耕的普及，“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9]，农业生产效率有了革命性提高，土地开发能力大大增强，对土地的争夺日趋激烈，在政治上则表现为社会变革与君主专制政权的建立。在中原地区的小国被兼并，各国之间的空地被开发殆尽的情况下，农耕民族以整体优势向原属半农半牧的阴山地区推进，就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在中原农耕民族向北方地区推进的同时,也出现了北亚人群向游牧生产方式转化的过程。他们为了获取丰美的水草资源和农耕地区的粮食, 也不断南下。从西周到春秋时期，阴山地区的土著民族受到了南方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双重夹击，这些半农半牧的混合经济部落，或者被裹挟到农耕民族的行列，或者被迫北上加入游牧民族的行列。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不约而同地向阴山地区推进，拉开了阴山地区争夺战的序幕。

春秋及战国初期，在阴山地区主要生活的是北方民族。战国时期，中原各诸侯国对土地的争夺首先在中原腹地展开，但随着争夺的激烈化和战争成本的提高，战国七雄中与北方地区接壤的燕、赵、秦三国开始把扩张的视角伸向了北方，而展开对阴山地区角逐的则是赵国和秦国。

作为中原地区的传统大国，战国前期，赵国把扩张的目标放在了南部地区，主要与魏国、齐国、卫国争夺国界间的一块空地。由于各国间势均力敌，互不相让，赵国在南部地区的扩张不仅没有占得便宜，而且一度还使首都邯郸失守。这种局面使赵国的君主认识到，在南方地区与魏、齐、秦等大国竞争，很难达到预期效果。赵肃侯时期，开始在邯郸以南修筑赵国南长城,对魏国、齐国、秦国采取防御策略。到赵武灵王时期，将开拓国土的重心彻底转向了北方。赵武灵王十九年（公元前307年），进行胡服骑射的改革,第二年，就开始向北方地区开进。“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娄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至云中、雁门、代郡。”[10]有学者认为五原郡也是赵武灵王时所设。赵国越过黄河，将阴山以南的大部分土地据为己有，将国土面积几乎扩大了一倍以上。

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国力强盛，在不断向关中地区扩张的同时，也对北方地区的戎狄展开了兼并。当时在陕西、山西北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活跃的北方民族是义渠戎。他们经常在秦国同关中各国作战时抄秦国的后路。秦昭王时，宣太后利用与义渠戎王的私通关系麻痹他们，突然对义渠发起进攻。“宣太后诈而杀义渠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10]上郡的治所在肤施（今陕西榆林县南），所辖地区包括了鄂尔多斯东部的部分地区。

在赵国、秦国向阴山地区推进的同时，进入游牧经济发展阶段的匈奴也加强了在阴山地区的力量。 进入河南地后，匈奴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条件和机会。赵国、秦国的扩张，迫使林胡、娄烦、义渠余部加入到匈奴之中。长平之战后,赵国力量衰弱，在阴山地区的防线向南收缩。赵孝成王时期，已将防线退守到黄河以南的代郡、雁门地区，阴山地区主要被匈奴所控制。随着中原各国兼并战争的加剧，也给匈奴发展提供了契机。头曼单于联合北方地区的草原民族,建立了以匈奴为核心的联盟，在北方草原形成了与西方月氏、东方东胡鼎足而立的三大势力。

秦统一六国后，感到北方的匈奴是巨大威胁。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派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夺取了匈奴的河南地并设置了三十四县，在黄河沿岸修筑城堡鄣塞，控制了黄河以南地区。第二年，“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10]。将阴山以南的地区全部掌控在秦朝手中。面对秦朝的强力打击，“头曼不胜秦，北徙”[10]，主动退到了漠北地区，实力并没有受到严重损失。[11]

秦朝短命而亡，中原地区陷入混战，匈奴抓住时机,又回到了阴山地区。经过与农耕文明的接触与较量，匈奴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冒顿单于取代头曼单于成为匈奴首领后，西灭月氏，东破东胡, 北服丁零诸国，南并娄烦、白羊，“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10]，统一了北方草原。接着，将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包围在白登,迫使汉朝向匈奴和亲，“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10]。从秦末到汉武帝前期的70-80年时间里，匈奴经历了冒顿、老上、军臣三代单于，阴山地区成为他们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制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9]依托阴山地区东击西讨，南征北战，迫使汉朝退回到秦朝以前的“故塞”，并不断威逼劫掠汉朝北方各郡县。以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为例，“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如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 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10]，直接威胁到了汉朝的统治中心关中地区。失去了阴山地区的屏障，汉朝被迫以和亲、纳贡的方式满足匈奴的要求，在汉匈间的争斗中呈退守防御之势。

汉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发展，国力强 盛,汉武帝即位后，决定对匈奴展开反击。能否夺取对阴山地区的控制权，成为反击匈奴成败的关键。其中，汉武帝对匈奴的三次大规模战争，都与阴山地区密切相关。第一次是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指挥的河南地之战，“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娄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10]。匈奴失去了对黄河、阴山以南地区的控制，实力大大削弱。为巩固战果，切断匈奴阴山地区与西域地区的联系，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使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10]河西之战后，匈奴更加一蹶不振，为汉朝将匈奴势力彻底逐出阴山地区创造了条件。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北出阴山，指挥了漠北之战，将匈奴主力包围，“单于遂独身与壮骑数百溃汉围西北遁走。”卫青追至阗颜山赵信城，“行斩捕匈奴首虏万九千级”[10]。经过三次大的战役，阴山地区被汉朝所控制，“是后匈奴远遁，而 漠南无王庭”[10]，匈奴的统治中心被迫由阴山地区转移到了大漠以北。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10]。在阴山以北修筑汉外长城，阻止匈奴返回这里。

匈奴深知失去阴山的严重后果，对汉朝的节节进逼，也采取措施进行抵御和反击。卫青夺取河南地后，“匈奴右贤王怨汉夺之河南地而筑朔方，数为寇，盗边，及入河南，侵朔方,杀略吏民甚众”[10]。徐自为修筑外长城的秋天，“匈奴大入定襄、云中、杀略千余人，败数二千石而去,行破坏光禄所筑城列亭鄣”[10]，将外长城加以毁坏，体现了匈奴对回到阴山地区的渴望。但这些局部的小胜无法改变匈奴在阴山地区的总体颓势。

阴山成为匈奴永远的痛，“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9]。失去了阴山，匈奴陷入了资源匮乏、部将降汉、灾害频发、生计困难的境地，也使匈奴的转圜空间和战略纵深大大缩减。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发生了五单于争立事件, 随后演变为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之争。呼韩邪单于被郅支单于打败后，左伊秩訾王为他献计,只有向汉朝称臣，得到汉朝的援助，才能摆脱困境。“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9]呼韩邪单于接受了附汉的建议，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入汉觐见，得到汉宣帝的隆重接待。汉朝还从边郡调集粮食帮助呼韩邪单于渡过困难。汉元帝时期，汉朝使节甘延寿、陈汤击杀郅支单于，帮助呼韩邪单于重新统一了匈奴各部。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再次入朝汉室，希望娶汉朝公主为妻。元帝将宫女王昭君嫁于他，演出了历史上传唱久远的昭君故事。昭君出塞，带给汉匈人民一段较为持久的和平。阴山对游牧民族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游牧民族不管使用武力的手段，还是用和平的方式，总要回到阴山地区，这也是历史上阴山地区一直成为农耕民族 与游牧民族争夺的焦点地区的原因所在。

三、中原政权向阴山地区推进的方式与手段

战国秦汉时期，总体上看，中原政权对阴山地区呈推进之势，在与匈奴等北方民族的争夺中，逐渐控制了这里。农耕民族对阴山地区的优势，是采取多种方式和综合手段取得的。

军事推进。北方地区资源贫瘠，生活在这里的人群很早就有了武装化的倾向，阴山作为他们的“苑囿”，自然要奋力保护。中原政权向这里推进，必须通过战争方式才能实现。北方民族具有“马上骑射”和“全民皆兵”的天然优势。游牧骑兵速度快，机动性强，作战勇猛。中原政权向这里推进，必然要有骑兵支持。赵武灵王为了挺近河套地区，首先进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学习游牧民族的骑马射箭技术，建立骑兵驯养基地，打破赵国传统的步兵建制，建立骑兵部队，先后降服了娄烦、林胡的军队，接着灭掉了中山国，将阴山地区据为己有，使赵国的领 土面积扩展了一倍。秦朝北击匈奴，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初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争消耗，战马严重匮乏。“白登之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刘邦没有足够的骑兵，被冒顿单于分割包围。白登之围后，汉朝订立和亲之盟，在此期间，将骑兵建设作为重要任务，特别是汉景帝时推行“马复令”，养马可以免除徭役，使汉朝的军马数量迅速增加。到汉武帝时期. 正是有了强大的骑兵，才能够与匈奴展开大战。汉匈之间经过三大战役，“汉马死者十余万。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10]。战马始终成为中原政权向北方地区推进的制约因素。

郡县设置。在中原政权进入前，阴山地区多为混合经济民族或游牧民族所控制，这里既没有封建制度的约束，也缺少现成的城乡村落。中原政权进入阴山地区后，把政权建设作为第一要务，通过郡、县、乡、里的设置，将中原地区的行政管理方式成功复制到了阴山地区，使农耕民族以整体的力量对抗游牧民族，从而变劣势为优势。赵武灵王时期，在阴山地区“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10]。也有学者考证，九原郡亦为赵武灵王所设。上述四郡的辖地，均包括了阴山地区。秦国设置的上郡、北地郡在阴山地域内。秦 始皇派蒙恬北击匈奴，除了继承赵国、秦国的原有行政建制外，又“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四]十四县”[10]。这三十四县的设置，大大加强了秦朝对阴山地区的控制。汉朝初年，高祖刘邦为了减轻云中郡抗击匈奴的压力，分置定襄郡，统辖阴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呼和浩特平原地区。卫青攻取河南地后，汉武帝听取主父偃的建议，建朔方郡。通过设置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中原政权将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统合起来，确立了对北方民族的整体优势，并将阴山地区与关中地区连为了一体，更加凸显了阴山地区的战略地位。

城镇建设。在阴山地区进行农业开发，军事防御成为第一要务。城镇最具防御功能，当遇到游牧骑兵的骚扰与掠夺时，农耕居民进入城镇得以自保，还可以利用城镇进行军事反击。除了军事功能外，城镇还具有农垦功能、管理功能、商业功能和交通功能等。[12]农耕民族在阴山地区优先进行城镇建设，然后向四周扩散。与中原地区由乡村聚集为城镇的发展道路不同，在阴山地区的早期发展中，农耕人群走出了一条先建设城镇，再发展乡村的道路。“与长城共存的不是荒原，也不仅仅是稀疏村落,还应该包括沿边城镇，而城镇与长城的关系更为直接，应该说主要是城镇与长城共同组成这里的人文地理结构。从长城城墙扩展到沿边城镇，使我们的观察从军事学移入社会学。由于沿边城镇在据守、管理、交通、商业、金融、手工业诸方面的社会职能，长城地带的社会生活才得以运转，长城自身也才有其活力。”[13]从战国时期开始，中原政权就在阴山地区建设了一系列城镇。李逸友先生认为，秦始皇时期在阴山地区设置三十四县，并“城河上为塞”[10]，就是沿着黄河岸边修筑一系列城镇，组成了抵御匈奴的防线。[14]除了郡县城镇外，中原政权还在关塞要地修筑了一些军事城鄣，都起到了防御、屯兵、保护民众安全的作用。大多数城镇遗址成为我们研究当时历史的重要凭证，托克托县的云中郡故址、包头麻池的五原郡故址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也有一些城镇遗址埋入了茫茫荒漠之下。

交通建设。阴山地区远离内地，加强对这里的控制，交通成为关键问题之一。战国秦汉时期，中原政权通过修筑长城的方式来守卫这里。长城是为了阻隔和控制南北交通，但为了修筑、守卫长城，必须 在长城之内修筑便捷畅通的道路。“长城阻塞了异 族南下的通道，而在长城以内，所有的道路都畅通无阻。那些道路如同血管，将整个华夏的庞大身躯联系起来，使它的任何一个局部，都不会因为缺氧而坏死”[15]。通过道路的修筑，中原政权逐渐将北方地区的交通优势权控制在了自己手中。战国秦汉时期阴山地区的道路，有从内地连接长城的丁字道，有保障长城之间联系的平行道，也有贯通长城南北的十字道。代表性的道路有贯通阴山的稒阳道、九原至云阳的秦直道、云中经五原至陇西道、定襄至匈奴单于庭道、朔方高阙塞之漠北匈奴龙城道、西河郡经鸡鹿塞至受降城道等。这些道路的建设，既加强了阴山地区与关中地区的联系，也将阴山地区连为了一个整体，并将阴山南北沟通起来。

长城修筑。战国秦汉时期，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阴山地区的争夺，农耕民族凭借的是整体实力，游牧民族也有骑兵机动性强的优势。为了保护在阴山地区的开拓成果，阻挡游牧骑兵的快速南下与掠夺，中原王朝通过修筑长城，化解了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保护了阴山地区的农业开发。长城不是一道单纯的墙，它与城鄣、亭燧、关隘、烽火台、道路、城镇联通，构成了系统而完善的防御体系。秦昭王修筑的长城在黄河以南，赵武灵王修筑的赵长城则越过了黄河，来到了阴山脚下，秦始皇派蒙恬筑的长城则由阴山北扩到阳山，汉武帝的外长城则推进到了阴山以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中原政权在阴山地区的长城修筑，是逐渐由南向北推进的，体现了开拓进攻的特点，这也与当时中原政权向阴山地区扩张的总趋势是一致的。

农业开发。战国秦汉时期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阴山地区的争夺，实质是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就是把阴山地区的农牧交错带作为优良牧场还是肥沃农田加以利用的问题。通过农业开发，发展了经济，增加了人口，增强了中原政权对这里的控制能力。农业开发的措施包括移民实边、积粟输边、军队屯田、兴修水利等，是以国家的巨大投入为前提的。《史记•平准书》中多处记载在阴山地区开发中国家的巨额投入情况，“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数十万”。汉武帝元狩年间，山东地区发生了严重水灾，国家消耗大量财富，“尚不能相救，乃募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10] ”通过农业开发，将阴山地区特别是河套地区变成了富比关中的产粮区，使农耕民族稳稳地占据了这里，正如张金光先生所言：“农业民族仅靠单纯的军事行动并不能真正战胜游牧者。农民的前进，更多的则是以守为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他们最终的利器并不是攻战之具，而是锄头犁耙。每前进一步便在那里发展农业，让农业吃掉牧业，以屋室代替毡帐，只要那里长出了庄稼，就是对 游牧者的彻底胜利，也便是中华农民的天下。”[16]

和谐共处。战国秦汉时期，阴山地区对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双方在这里有着激烈的交战与争夺，也有着相对和平的共处时光。汉初之时，汉匈订立和亲之约，尽管双方仍有冲突，但双方约定：“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暴逆。”[10]六七十年间，没有大的战争发生。为汉朝赢得了宝贵的休养生息时间，使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得以诞生；同时，匈奴既得到了汉朝的物资援助，也得以把主要精力用于统一北方草原，将匈奴帝国带入了全盛时期。汉武帝北击匈奴，控制了阴山地区，但对投降的部众，仍设置属国加以安置。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领4万部众降汉，汉朝“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10]。既让匈奴部众回居故地，还允许他们保留原有的部落组织、风俗习惯和生产方式。汉朝宣帝、元帝时期，呼韩邪单于附汉，“自请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9]汉朝帮助他灭掉郅支单于，并给予粮食援助。昭君出塞后，“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9]。原来阴山地区战争防御的长城关塞，成为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友好交往的通道。

阴山地区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战国秦汉时期中原政权与北方民族争夺的焦点地区。中原政权依靠较为先进的生产力和整体力量,在争夺中占据了优势，并通过军事推进、郡县设置、城镇建设、交通建设、农业开发等综合方式，将农耕生产方式稳步推进到阴山地区。在双方反复争夺、激烈交锋的过程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这里相互影响、碰撞融合。战国秦汉时期，农耕民族与北方民族在阴山地区也有着友好往来、和平相处、相互学习、优势互补的美好时光，留下了胡服骑射、胡汉和亲、昭君出塞等动人故事，为以后中原政权与北方民族关系的处理奠定了多样化、可借鉴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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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原文载于《阴山学刊》2018年8月第31卷 第4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