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沿线政权

草原丝绸之路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研究课题组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袁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摘 要：草原丝绸之路历史悠久，横贯欧亚北方草原地带，其路线辐射地区正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聚散生息的核心地区。自先秦时代到蒙元时期，先后崛起的匈奴、回鹘等民族政权相继控制并参与到这条草原通道的中西交通之中。学界对这些政权与草原丝路之间的关系较为重视，并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院匈奴曰西域诸国曰回鹘曰西辽曰蒙古汗国

中图分类号：G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0）03-0053-05

草原丝绸之路指蒙古草原地带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通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早在旧石器时期，这条沟通中西的草原通道就已经存在，三代之后，特色鲜明的北方系青铜器和花边鬲，更是当时草原地带北方各族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东西方之间草原通道客观存在的例证。在这条路线横贯欧亚北方草原地带中，此起彼伏的游牧民族政权作为草原丝路交通的重要参与者而大放异彩。从20世纪开始，北方民族诸政权与草原丝路交通这一课题吸引了学术界的目光，并形成了丰厚的研究成果。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以匈奴与西域诸国、回鹘汗国与西辽政权、蒙古汗国为重点，概述学界对这些政权与草原丝绸之路关系的研究成果。

一、匈奴与西域诸国

到了秦汉之际，参与草原丝路交通的主要是匈奴与西域诸国。公元前2世纪匈奴强大，活动于中国北方的，在先后击败东胡、月支、楼烦等民族，统一了北方草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草原汗国，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匈奴人控制了草原丝路上的南北交通。

学界对匈奴政权在草原丝路中的作用基本上形成了共识，专著类的研究主要有：林幹《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肯定了匈奴在沟通中西交通中的重要作用；纪宗安《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中华书局，2008年）中专列一节讨论了匈奴等早期游牧民族在中西交通史上的作用，指出匈奴在东西文化的交流传播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并关注了匈奴对西域的经营对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王子今《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通过一系列的专题论述，对秦汉时期匈奴经营西域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考论，并在“匈奴对西域开发的参与”中概述了此一时期丝路商道的形势及发展情况，等等。

论文类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日]加藤九柞等《草原丝路的民族与历史》（《世界民族》1986 年第3期）中“汉朝与匈奴”篇章中，护雅夫提出匈奴遏制了汉朝势力向北方的扩张，支配了蒙古高原以西直达中亚的广大地区；长泽和俊认为匈奴控制西域三十六国之后，不仅操纵了草原丝路，而且侵入了绿洲之路；陆思贤《草原丝路上的先行者》（《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S3期）追溯草原丝路的开拓者，从文献和考古资料出发肯定了秦汉时期匈奴人及其政权在草原丝路交通中的地位和作用；林幹《关于草原丝路路线的初步探索》（《内蒙古金融研究曳2003年S3期）对匈奴人从中原走向漠北及从漠北走向西域的路线、匈奴人从西域走向中亚和欧洲的路线进行了探索，认为这些路线构成匈奴诸王驻牧中心地的交通网络，也是草原丝路贸易的交通网；杨建华、邵会秋《匈奴联盟与丝绸之路的孕育过程——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往》（《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1期）从宏观角度探讨了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联系，从考古学角度探索了延续两千多年的草原金属之路，揭示了匈奴联盟与丝绸之路的孕育过程；厉声《历史上匈奴统一与经营西域研究的思考》（《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认为历史上匈奴统一西域是中国“内部”北方游牧区域政权统一西域的开端，开创了西域与内地统一的先河，匈奴政权经营西域是中国经营西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中原统一西域的基础；王子今《草原民族对丝绸之路交通的贡献》（《山西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直道与丝绸之路交通》（《历史教学》2016年第4期）讨论了西域诸草原民族以及匈奴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等等。

西域诸国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汉书·西域传》中有“西域三十六国”之说。西域诸国利用地处东西方交往要道的地里优势逐渐发展，各国的经济文化得到较大发展。南北朝之后西域局势发生变化，新兴的高昌国相继击败西域诸国家，建立了一个地跨新疆大部的强国，除少数国家外西域诸国国土西迁，繁荣了中亚地区的经济与文化。 安史之乱前，唐设安西、北庭都护府以辖西域地区。

由于地缘的关系，学界对西域诸国的历史关注较早。20世纪初中西交通史研究兴盛，如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辅仁大学，1930年）汇集了大量的中西交通方面的史料；冯承钧在翻译法国学者伯希和、沙婉等人的西域史研究著作同时也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见冯承均《西域南海史地论著汇辑》，香港中华书局，1976年）；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的《西域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年）以及贺昌群《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巡礼》（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等，其中部分涉及了中西方交通中的西域诸国。

历史上的西域诸国与草原丝路交通关系密切，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专著类：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齐鲁出版社，1979年），讨论了两汉统一西域、对西域的管理及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79年）就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之间的关系作了系统、深入的探讨，揭示了中国与西域文化交流的演变；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依据汉文史料讨论了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的关系，其主编的《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在通论西域历史风貌的同时，也涉及西域与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往来。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探讨了兴盛于4-6世纪的沟通南朝和西域间的河南道，涉及到了吐谷浑、柔然、丁零、突厥、铁勒以及中亚、西亚许多古代国家；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介绍了关于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考古发现，并从中探索古代中国与西域及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赵汝清《从亚洲腹地到欧洲——丝路西段历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较系统地对丝路西段进行了研究；石云涛《三至六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之路交通；纪宗安《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中华书局，2008年）围绕着东西文化互动交流的主题，讨论了 9世纪以前中亚北部地区交通的状况及各民族为东西方的交流发展做出的贡献，等。

论文类：唐长儒在《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中指出在南北隔绝的南北朝期间，西域不仅与中原地区保持了交通而且还存在与南朝往来的通道；周伟洲的《古青海路考》（《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考察了青海路从汉代起至北宋止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发挥的作用；苏北海《汉唐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载《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指出草原丝绸之路起源很早，并在河西走廊直达西域的道路畅通之后仍然存续，并讨论了匈奴、西域诸民族在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

石云涛在《3—6世纪的草原丝绸之路》（《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9期）指出草原路在曹魏、西晋政权时兴盛一时，并在北魏时以平城为中心，西接伊吾(新疆哈密)，东至辽东(辽宁辽阳)，形成一条贯通中国北方的东西国际交通路线，其后柔然、突厥等利用草原路实现了与西域交通、联系；秦卫红硕士学位论文《南北朝时期中西陆路贸易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5年）立足于中西交通的角度，全面论证了南北朝时期中西陆路贸易的概况，深入探讨了南北朝时期西域诸国朝贡贸易及其相关问题，等。

公元4世纪后期至6世纪中期，控制草原丝路的是柔然。学界对柔然的研究成果颇丰，有关柔然时期草原丝路研究的成果主要有：

余太山《柔然与西域关系述考》（《新疆社会科学曳1985年第4期）探讨了对柔然经略西域的起始时间，柔然与天山南北诸地方政权的关系以及柔然与北魏、高车国等政权对西域的争夺等问题；田建平在《略论柔然与北魏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中考察了柔然不同发展时期与北魏的关系，并探讨了柔然与北魏的经济联系、北魏对柔然政治制度的影响以及柔然与北魏的文化交流等问题；何俊芳《高车与柔然关系新论》（《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指出控制和占有丝绸之路是高车柔然战争的主要原因；王欣《麴氏高昌王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考察了麴氏高昌王国早期与柔然、高车国的关系；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探讨了柔然在西域的活动，柔然与北魏对西域的争夺，以及柔然与高车国、西魏的关系等问题，并在《敕勒与柔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深入探讨了对中国北方及中亚历史有巨大影响的敕勒和柔然两个民族的历史，并对其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荣新江《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依据吐鲁番出土文书材料，探讨了高昌王国与柔然及西域诸国的交往；[日]前田正名著，李凭等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对“以平城为中心的交通网”有较为详细的考察，并系统辨析了从平城通往漠北的几条路线；王静硕士学位论文《柔然汗国研究》（山西大学，2013年）对柔然汗国的历史有系统的梳理，其中设有专章讨论柔然与丝绸之路北道、南道诸国的关系。刘宁《北燕、柔然与草原丝绸之路——从冯素弗墓出土的玻璃器谈起》（《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探讨了柔然与草原丝绸之路的关系；袁刚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柔然历史若干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2019年）探讨了柔然的来源、名号、政治制度及经济等问题，并设有“交换贸易”一节，集中探讨了柔然与中原、周边其他民族之间的经贸往来情况，等等。

   二、回鹘渊回纥冤帝国与西辽政权

（一）回鹘（回纥）帝国

8 世纪是草原通道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此时，这条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发展的草原丝绸之路正由回鹘（纥）汗国所掌控。兴盛的草原丝路贸易也带动了回鹘汗国的发展和繁荣。9世纪汗国崩溃，回鹘诸部西迁，一支以甘州为中心建立政权，一支以高昌为中心建立政权。甘州回鹘、高昌回鹘地处河西、西域地区，继续与中原诸政权、西夏、辽、金保持着频繁的交流，同时也与西方的阿拉伯、印度、波斯、罗马等国进行着频繁的商业交往，成为连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控制着这条连接东西方的通道。

对于回鹘历史研究成果颇丰，如李符桐（《回鹘史》，文风出版社 1963年）、林幹（《回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突厥与回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安部健夫（《西回鹘国史的研究》东京，1955年）等学者都有专著系统探讨。而对回鹘政权与草原丝路之间的关系，学界研究成果亦较为丰富。

专著类主要有：刘迎胜《丝路文化·草原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对探讨了回鹘统治时期草原丝路的发展；杨圣敏《回纥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较详细地论述了回纥的起源、发展、形成统一民族、西迁的历史过程，深入地探讨经济及汗国与四邻的关系；杨富学《回鹘与敦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整体研究了回鹘的发展，从回鹘的祖源到回鹘的西迁直至蒙元时期的维吾尔的发展，回鹘与周边政权间的交往和丝绸之路的发展等；朱悦梅、杨富学《甘州回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探讨了甘州回鹘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总结诸方面，辟专节讨论甘州回鹘与丝绸之路，特别考察了回鹘与周边政权的关系；杨蕤的《回鹘时代：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比较完整的梳理了10-13世纪经由陆上丝绸之路的朝贡贸易问题，从西北民族关系和中亚地缘状况方面探究了当时的回鹘人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强调了陆上丝绸之路与回鹘历史的演进历程；日本学者森安孝夫的《丝路、游牧民与唐帝国》（八旗文化，2018年）围绕唐朝、粟特、回鹘人的历史交往从欧亚大陆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史和世界历史的发展，等。

论文类研究成果有：樊保良在《回鹘与丝绸之路》（《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中指出漠北回鹘通过“回鹘路”与中原王朝保持贸易关系；另著《回鹘与吐蕃及西夏在丝路上的关系》（《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从回鹘与吐蕃及西夏的关系入手，进一步阐明回鹘与中原的友好关系，回鹘在与中原及中亚的交往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陈俊谋在《试论回鹘路的开通及其对回鹘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中围绕“回鹘路”分析说明回鹘在中亚和中原贸易往来中所起的作用；钱伯泉在《西州回鹘国在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新疆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回鹘在“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利用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考察了西州回鹘、回鹘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此外，在马人正、杨镰主编的《西域考察与研究续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还收录了多篇研究论文，如马大正《一条鲜为人知的哈萨克草原通道》、钟兴麒《草原丝绸之路与丝绸重镇高昌》等。

进入2000年之后，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仍不断深入。如日本荒川正晴著、陈海涛译、杨富学校《唐帝国和粟特人的交易活动》（《敦煌研究》2002年3期）指出中亚的粟特人是唐代以丝绸之路为中心活动的对外商业活动中的主要力量，对粟特人商人在朝贡贸易和互市贸易中所其的作用以及粟特商人的活动范围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氏著《道路、国家与商人》（《读书》2004年第7期）则指出，回纥商人与粟特商人一样，在中国北部和蒙古、中亚地区构筑起了自己的贸易网络，这都是在唐代所构筑的基磐之上延展；田卫疆《回纥与漠北草原诸族关系初探》（《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系统探索了回纥与丁零、敕勒、铁勒、九姓乌护、九姓乌古斯以及突厥等漠北草原民族之间的关系，全面论证了回纥如何在于周邻各族的密切交往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杨富学《回鹘文文献与高昌回鹘经济史的构建》（《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从文献出发论述了高昌回鹘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周边政权间的经济交流和对丝绸之路的贡献；彭建英《漠北回鹘汗国境内的粟特人——以粟特人与回鹘互动关系为中心》（《边疆史地研究》2016 年第4期）探讨了粟特人与回鹘,在政治、经济、宗教等领域呈现频繁互动乃至深度融合，及其影响；江上波夫著，董耘译，王晓琨审校的《丝绸之路与东亚文明》（《丝绸之路考古》第3辑，2019年）提出北亚游牧民族的侵略性不仅体现在对东西方的战争，更注重贸易中的领导地位。粟特人在草原路线上也与突厥、回纥人建立强有力的联系，试图向西方拓展丝绸贸易；赵杨在其硕士学位论文《草原丝路与回纥汗国》（内蒙古师范大学，2019年）中探讨了回纥汗国时期的草原丝路以及草原丝路对回纥汗国的影响，中西方转运贸易活动促进了漠北回纥的封建化进程，东西方文化在漠北的回纥汗国内交融，改变了回纥的民族信仰和文化，等。

（二）西辽政权

公元1131年，出身辽朝皇族的耶律大石率部西迁，在叶密里（今新疆塔城附近），征服了当地突厥人的部落，建立政权，史称西辽，也称“黑契丹”“哈喇契丹”。据中西史书记载，西辽的疆域，北自塔尔巴哈台山西端开始，沿巴尔喀什湖北岸，西行经楚河河尾，锡尔河下游；西北至咸海南岸折向东南，循阿姆河平行，西南循阿姆河南走，到安德胡伊以北；南沿阿姆河到喷赤河下游，南抵兴都库什山麓；东南自喀什喀尔、叶尔羌、和阗以及库车、喀喇沙尔；东自今新疆西部，领有和州、别失巴里、昌八剌等地。直到1218年被蒙古所灭，历三世三帝二后，享国90余年。

关于西辽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布莱资须纳德著、蒋园东译《西辽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魏良弢《西辽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喀拉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等，其中对西辽与草原丝绸之路的专题探讨主要有：

魏良弢《西辽时期汉文化对中亚的影响》（《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认为西辽是继汉、唐之后汉文化对中央影响的又一高峰；杜娟《耶律大石西迁对中亚地区的影响》（《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指出西辽促进了欧亚文化的交流，并起到了维护中亚地区稳定，推动中亚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中重要作用；魏志江《试论西辽帝国对中亚、西域的经略及其对丝绸之路的影响》（《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认为西辽在内陆亚洲和中亚的统治，对中亚、西域等丝路区域的地缘政治和民族、宗教格局的变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为蒙元帝国时代欧亚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刘肃勇在《西辽：古丝绸路上中华文化西传桥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6月17日）中指出西辽建立后始终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吸收并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并在中亚地区东西方交通要冲兴建了大量城市，延续了中亚以前与北宋、辽之间已有的贸易关系，发挥了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的桥梁作用，等。

   三、蒙古汗国

13世纪，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以哈剌和林为都城建立大蒙古国。蒙古汗国建立后，西北的西辽和高昌归入版图。而后，成吉思汗挥师攻金灭夏，蒙古汗国领土辽阔，与中亚、西亚、东欧和中原地区相接。尤其是漠北和西北地区与中原的联系空前密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蒙古汗国成为草原丝路的贸易交通和文化交流的主导者。由于蒙古汗国与草原丝路的关系密切，因此自19世纪以来，学界就开始了利用波斯文、阿拉伯文等域外文献资料开展的对蒙古史的研究工作。

19世纪末洪钧作《元史译文补正》就参考了大量的波斯文史料和西方研究成果，促使蒙古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世纪初的蒙古史研究中，对域外资料的利用更为普遍，如何劭忞的《新元史》、屠寄的《蒙古兀儿史记》等，此外还出现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如韩儒林、姚从吾、翁独健、邵循正等。并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域外文献资料以及研究论著，如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马可波罗行记》《帖木儿帝国史》（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商务印书馆1995年）等；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志费尼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拉施特著，商务印书馆1983、1985、1986年）；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中亚蒙兀儿史记》（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

大量的域外史料及论著极大的促进了学界对蒙古汗国时期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开展，在多个专题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如：对草原地区城镇营建的研究。吴团英在《试论游牧民族与城市生活》（《论草原文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中将北方游牧民族营建的草原城市分为“军事要塞型”“王公贵族型”“经济文化综合型”等几个类型，并分析了游牧民族城市生活的显著特征。在第十一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主题论坛上，即围绕草原文化与城市生活展开主题探讨。其中翟禹、何天明执笔撰写的论文《论草原文化对历史上北方地球城市发展的影响极其当代启示》，指出蒙元帝国在前代基础上实施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形成了北方草原城市体系，并在城市建设中较多地融入草原文化因素，凸显草原城市特色；康建国《元明时期大漠南北东线通道上的草原都市》中指出蒙古汗国时期是草原都市营建的肇兴，漠南地区城市的营建不仅具有重要军事意义，同时也是南北交通的要塞，更是民族文化交流的中心；魏坚《草原都城与蒙元文明》（《美成在久》2017年第2期）从考古学的角度对元上都及其历史文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

宗教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1990年陈庆英、乌力吉翻译了固始噶举巴·洛桑泽培著的《蒙古佛教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之后的1998年乔吉出版了《蒙古佛教史——大蒙古国时期（1206-1271）》（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系统论述了西域藏传佛教在蒙古传播的历史；陈得芝《再论蒙古与吐蕃和吐蕃佛教的初期接触》（《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依据史料，对蒙古与吐蕃和吐蕃佛教初期接触的年代、事件进行了辨证；董知珍在博士论文《7-8世纪西域与西藏佛教交流研究》（兰州大学2012年）第五章“13-16世纪西域的藏传佛教”中讨论了蒙古统治时期西域藏传佛教的初传及发展情况。 小红《壬辰年成吉思汗哈日苏勒德威猛大祭实录》（《论草原文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5年）实录了成吉思汗祭奠中最为隆重、时间最长、规模宏大的祭奠活动；那仁毕力格、额尔德土图《蒙古族图腾崇拜研究》（《论草原文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6年）中阐释了蒙古族的图腾崇拜及变迁；乌兰在其博士论文《蒙古族腾格里信仰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7年）从汉文资料、欧洲行记及《蒙古秘史》出发，探讨了蒙古族腾格里信仰的演变及文化内涵，等。

文化交流及其相关问题研究。2006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郝时远在“成吉思汗与蒙古汗国建立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指出成吉思汗与蒙古汗国的建立，结束了北方草原地区持续1500年的动荡历史，使蒙古人成为游牧文明传承发展的主要继承者。蒙古汗国的扩张在古代历史上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东西方文明的互动,这种互动呈现了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之间最大规模的接触和交流。在交通较为顺畅和相对安全的条件下，蒙古汗国推动人类社会空前的语言、宗教、科技、工艺、商业等的传播。由此可见，蒙古汗国在亚欧大陆的扩张无疑在人类社会“全球化”历史脉络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罗贤佑研究员同时指出：蒙古汗国建立后，不断有西方外交使节出使蒙古汗国，其中葡萄牙人普兰诺·加宾尼于1245年、安德鲁于1249年、威廉·鲁不鲁乞于1253年出使蒙古汗国，都是中西交通史上重大事件。这三次出使由于背景不同，出使的目的也不能一概而论，但正是他们的出使活动使得西方第一次充分了解了蒙古人，也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信息。

魏良弢先生揭示了蒙古汗国崛起后对中亚政治格局产生的根本影响。指出：蒙古汗国在中亚的活动对蒙古发祥地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于经济文化和人口等多个方面。就此有学者进一步研究了蒙古人西迁中亚后，在突厥、伊斯兰文化影响下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过程，指出这一进程是一个缓慢的渐变历史过程，指出这一进程是一个缓慢的渐变历史过程。这一进程中，在以维吾尔为主体的汗国东部地区，突厥化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维吾尔化。南移的蒙古诸部逐渐融入天山以南地区维吾尔社会中后也发生了维吾尔化。另有一部分蒙古诸部西移，融入哈萨克和吉利吉思等操突厥语的民族中。到叶尔羌汗国时期基本完成了这一进程。（《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

此外，还有杨峻岭《试析蒙古西征对东西放文化交流的影响》（《铜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6期）、马婷《蒙古西征与中西文化交流》（《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等从蒙古西征的角度对草原通道中西文化交流的探讨以及余辉《浅析蒙元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法律交流》（《外国法制史研究》2017年）、雪莲、徐利颖《蒙元时期草原丝路上的文化交往》（《赤峰学院学报》2016年第7期）等就蒙古汗国时期草原通道中某一特定问题的研究等。

综上可知，随着我国对外经贸事业的蓬勃发展，学界对北方民族诸政权在草原丝路交通中的表现和作用研究日渐深化，研究重点从路线考证、政权特点、军事贸易等方面开始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向社会形态、文化内涵以及对草原丝路的整体经营和各个要素的专项研究扩展，伴随着研究视域的不断拓展，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得到进一步的影响，从而将本问题的研究不断向纵深推进。

执笔：刘春子（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编 者 按：注释从略，原文发表于《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1卷 第3期2020年3月，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