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马尔罕阿夫拉西阿卜(Afrasiab)保存着粟特国王大使厅的壁画局部

◎本文节选自

冯立君. 

长安之东：唐代丝绸之路的延伸 

——从撒马尔罕壁画“鸟羽冠使者”说起[J]. 

唐都学刊, 2019, 

第35卷(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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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史资讯  Studies in the Tang Dynasty

冯立君，1984年生，吉林延边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理事。研究领域为魏晋隋唐史、中外关系史、世界中古史。著有《唐朝与东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百济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主编《中国与域外》集刊。

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撒马尔罕阿夫拉西阿卜(Afrasiab)保存着粟特国王大使厅的壁画，位于该厅西墙上描摹有诸国使节的国际聚会场景的壁画中出现了两位戴鸟羽冠的人物(见图1)。学界一般将这些视为来自东方的使者。那么，这两位鸟羽冠使者究竟是哪一国使臣？目前，国际学界对其身份的争论中，已经出现新罗使者、渤海国使者、日本使者、高句丽使者等多种争论性观点。笔者倾向于高句丽说，因其文献、图像的依据最为充分。

图1 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西墙局部(右一、二)

韩国学者对鸟羽冠使者形象较为敏锐，持续不断地关注中外资料进行综合性整理研究。最早是对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并立时期出现的鸟羽冠进行概论，近来仍有学者从这一角度再做整理，其后专门对高句丽服饰进行分类研究的论文就涉及鸟羽冠问题。最近也有从朝鲜半岛之外的中国和内亚的资料来探讨古代朝鲜半岛人物以鸟羽冠形象出现的问题。针对高句丽墓葬壁画中的鸟羽冠形象、鸡羽冠形象的个案研究，对揭示高句丽人服饰文化亦有特殊意义。韩国学者申敬燮《韩国冠帽鸟羽插饰的象征意义研究》一文，以鸟羽插饰的相关文献与文物为中心，对鸟羽冠、鸟羽装饰的演变过程、象征意义进行了综合考察。他认为鸟羽插饰的风俗盛行于北方游牧民族中，最初与鸟崇拜、太阳崇拜有关，之后还掺入了萨满元素，由此将朝鲜半岛鸟羽、鸟尾冠饰与内陆欧亚民族文化联系在一起。学者们也将鸟羽冠溯源到北方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双重影响。申敬燮另一篇关于鸟羽冠与中国鹖冠的比较研究论文认为，通过中国文化的媒介，韩国古代文化受到了北亚的影响；鸟类崇拜思想是北亚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和表现，针对中国的鹖冠象征勇武而无崇拜鸟之意，由此他强调了朝鲜半岛摄取外来文化时保留本民族心理特征的一面。或许正是在这一思路下，韩国学者自然地将视野聚焦到内陆欧亚文明中与此有关的文化现象，例如对于西域佛教艺术中鸟翼冠与冠带的专门研究，关注西亚、犍陀罗、西域文化之间的交流现象。古代服饰研究者还通过对壁画和文献中包括鸟羽等服饰文化在内的现象，阐释高句丽民族地域的不断扩张使得这一民族的文化具有多元化的特点。我国东北地区在古代是北方民族聚居之地，其服饰属于胡服体系，因此东北地区的高句丽居民服饰具有明显的胡服特征，诸如裤褶服、鸟羽冠等。平壤地区历经箕氏朝鲜、卫满朝鲜和乐浪文化时期，已然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因此平壤地区的高句丽居民服饰具有明显的中原文化特征。赵润载最近进行了研究史的总结，是在鸟羽冠所反映的东西文化交流内涵方面研究的集大成者。学界总体上倾向于认为，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中的两位鸟羽冠人物应该是高句丽使者，这一见解在服饰文化上的证据最为充分，也与高句丽文化特点的各方面无不符合。

实际上，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的研究，还应当与西安出土的唐章怀太子李贤壁画墓《客使图》鸟羽冠使者、“都管七国六瓣银盒铭文”中的鸟羽冠人物(见图2、图3)，以及高句丽、新罗、渤海人物服饰形象的文献与文物资料综合比对，才能获得更为准确的认识。唐章怀太子李贤壁画墓东壁《客使图》中的鸟羽冠使者的身份，在目前国际学界的争论中，也已经出现金元龙、云翔、王维坤[代表的新罗使者说，西谷正代表的渤海国使者说，武伯纶、姚嶂剑、文物编辑委员会、王仁波等代表的日本使者说，郑春颖、冯立君等代表的高句丽使者说等多种观点。最近，杨瑾又从新罗使者的可能性进行了富于启发的探讨，其切入点是使者穿戴的服饰，主要引昭陵、乾陵残存新罗王室贵族“蕃臣像”的服饰等为奥援，其结论具有开放性，认同“基于不同视角和理论范式下的高句丽说或新罗说均有理论指导意义”，提供了多角度认定的可能性，值得重视。与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鸟羽冠使者、客使图鸟羽冠使者相关的另一件文物，是现藏西安博物院的“都管七国六瓣银盒”，其中既有“高丽国”铭文，亦有鸟羽冠人物。《译注韩国古代金石文》对此铭文有收录和说明。这一文物最早是由西安的学者揭示出来，日本学者进行过研讨。韩国学者在对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撒马尔罕古王宫壁画中“鸟羽冠”使者身份的探讨中，也引证此铭文以证明其高句丽人的身份。日本学者赤羽目匡由结合铭文等资料，则将其时间比定为9世纪中后期，因此认为银盒中的鸟羽冠形象是渤海国人。但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成果无法撼动高句丽人说的牢固地位，正如研究者所揭示的，毕竟中原与高句丽而非与新罗等国的关系才是7世纪中叶以前隋唐东亚政治关系中最为核心的一组。

图2 都管七国银盒鸟羽冠人物及其“高丽”铭文(线描图)

图3 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中的鸟羽冠使者(右二)

图4 舞踊墓壁画狩猎图中的戴鸟羽冠人物

阿夫拉西阿卜7世纪壁画中的两位头戴鸟羽冠的使节形象，与唐朝章怀太子李贤墓中鸟羽冠者、梁职贡图中的高句丽人形象、都管七国银盒中的鸟羽冠人物以及高句丽古坟壁画和文献记录的“折风”(见图4)相联系]，基本可以确认这些戴鸟羽冠的人物就是高句丽使节。结合东北亚地区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壁画资料、汉文诗文、史籍记载，高句丽使者的可能性最大，论据更充足一些。从隋唐东部欧亚世界的国际关系角度，还可以给鸟羽冠使者就是高句丽使者增添新的证据。7世纪拜占庭史家提奥菲拉克特·西莫卡塔记录下来了有关阿哇尔(阿瓦尔，Avars)和Mukri两个部族的关系：“阿哇尔被突厥击破后，其一部分逃往Taugas人的城市，另一部分逃到邻接Taugas的勇敢的Mukri族之下。”这里的阿哇尔指的是柔然，Taugas应指中国]，Mukri指的是高句丽。由于柔然与高句丽关系密切，柔然在被突厥击溃(552)四散后，其一支可能逃亡高句丽。这一方面是因为高句丽与柔然二者之军事协作关系，另一方面也因为历来被漠北与中原所击溃的国家、部族、政治势力，逃入或者企图逃入高句丽避难的事例有很多，比如北燕冯弘以及后来的斛斯政、徐敬业等。亨宁(W.B.Henning)在讨论柔然可汗即阿瓦尔可汗问题时，在注释中略提到古希腊文Movκí=梵文Mukuri=吐蕃文Muglig=突厥文Bökli(Bükli)=Korea，即汉文“高丽”(高句丽)[30]。钟焓对此总结认为：“东罗马史料中的Mukri指代7世纪时期割据辽东半岛西部和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当无疑问”。高句丽与柔然、突厥以及更西的部族、国家关系久为汉文史料所囿，相信通过非汉文史料以及考古遗存，可以重新认识高句丽与内陆欧亚的联系[注]。高句丽与契丹、柔然、突厥、粟特等族广泛的联系[32]。更为重要的是，高句丽与隋唐帝国的七十年战争辽东之役搅动东部欧亚政治关系，无疑使其声名远播。由此可见，高句丽使者形象出现在撒马尔罕大使厅这一国际盛会中十分合乎情理和历史事实。

那么，高句丽使者出现在这样一场国际聚会中的原因和意义是什么？笔者曾撰文揭示辽东及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与内陆亚洲政治文化关系[注]。东北方诸族群、政治体在与中原发生绵远频仍的交流并被汉文典籍记录下来之外，他们与内亚草原及其更西方的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则很大程度上因史料的匮乏而被忽视了。唐代是丝绸之路最为辉煌的时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迹，丝绸之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亦处于特殊的地位，高句丽等海东诸国与丝绸之路文明的关系是怎样的？韩国学者赵胤宰《古代韩国的鸟羽冠与丝绸之路》一文，考察了古代匈奴、敦煌壁画、乾陵墓葬壁画、长安兴庆宫、洛阳出土墓葬资料中的鸟羽冠的形象及与韩国鸟羽冠的传承关系。他的这项研究带给人们解答上述疑问的许多启示，由长安、粟特、辽东等地存在内在联系的高句丽戴鸟羽冠使者这一形象，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古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两个方向，以明瞭丝绸之路在长安以东部分的情形。

编 者 按：注释从略，原文发表于《唐史资讯》，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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