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年10月1日           来源：《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作者：马冀    

近七十年昭君文化传播和研究的思考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马冀   )

 研究昭君出塞和亲具有重要意义。昭君的形象由西汉的正剧形象,魏晋以后逐渐变为悲剧人物,直到近七十年才恢复历史真相,转化为民族友好使者的正剧形象。七十年来,特别是昭君文化提出以来,研究队伍不断扩大,论文数量增加,质量提高。昭君题材文艺作品数量多、种类全;大众传播形式多种多样,社会影响巨大。党政领导重视,节庆活动影响深远,群众参与度高;特别是与旅游经济紧密结合,为各地带来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希望今后创作出更多文学艺术精品,取得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

 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两千年来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周边国家广泛传播,研究成果很多。新中国成立后的七十年是王昭君研究、传播翻天覆地的七十年。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和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同仁多年来密切关注相关情况,2012年出版了《昭君文化研究和传播大事记》[1],笔者为此书撰写了长篇前言,回顾了自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至2010年之前的传播、研究情况和特点。 2010年之后的资料,现在正由昭君博物院的同志收集整理。笔者在上述工作基础上,思考近七十年来昭君研究、传播的成果,谈几点个人的想法。

一、和亲的概念及其研究价值

 汉代以前“和亲”概念比较宽泛,包含和平、友好、亲善、上层联姻等内涵。根据汉唐以后的使用情况及研究需要,笔者想给和亲概念一个界定:和亲是两个政权或民族最高层决定的、以和平为目的的联姻。要点有三个:最高层决定(两国、两族平民的联姻没有最高层决定,不是和亲);目的是和平(和亲的核心就是“和”字,目的是达成和平友好关系;即使是权宜之计的和亲,也是要尽快停止战争状态);婚姻是标志(以男女婚姻及其后代的血缘关系来表达长期和平的诚意)。和亲者可以是王室、贵族、罪臣之女,也有民间女子如昭君,但要最高层决定并且赋予和亲者最高层政治代表的身份,如封为公主等。和亲是国家大事,涉及战争与和平、边疆和民族、外交与内政相关政策的调整等重大问题,所以对和亲者的选择比较慎重。和亲是政治婚姻,不太重视个人意愿,这是其为人诟病的重要原因。一般说来最高层会对和亲者进行个人服从国家利益的教育,但如果本人坚决拒绝担当和亲重任,还是要换人的,因为她嫁过去不但不能完成和平友好的政治使命,还会破坏双方关系。如刘邦吕后之女,坚决不去和亲,刘邦只好换人。然而,政治婚姻未必都是消极的;和亲未必都是屈辱的;和亲者个人也未必都是悲剧的,先结婚后恋爱的也不少。和亲的效果如何,固然主要决定于双方实力对比消长及政策是否正确,但也与和亲者自身的表现有密切关系。有人把蔡文姬在匈奴与左贤王结婚生子类比于昭君和亲,是不妥的。蔡文姬在匈奴的身份是战争掳掠来的俘虏,相当于女奴隶,与王昭君宁胡阏氏(相当于皇后)的地位有天地云泥之别。女奴隶可以买卖,出身高贵又有文才的女奴隶可以卖得贵一些,所以曹操能够用重金把蔡文姬赎回,而她和左贤王生的两个孩子却买不来。曹操有钱买母亲,难道没钱买孩子吗?是人家不卖。因此才有蔡文姬《悲愤诗》描写得那种撕心裂肺的母子分离悲剧。蔡文姬的遭遇说明战争给人民、甚至上层妇女带来的痛苦,如果说她像1昭君一样对民族友好有贡献,就太勉强了。

 据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史》[2]统计,中国古代有记载的和亲事件多达800多次。笔者觉得每一次都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每一次和亲在当时的动因、经过、作用、结果都值得认真研究。但绝大多数达到了使双方停止战争、实现和平的目的,即使是暂时的和平。对普通百姓来说,大部分情况下,和平总是比战争要好。西方历史上不叫和亲,但是通过上层联姻达到和平的例证很多,有的甚至导致两个国家的合并。

 纵观古今中外,处理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矛盾,主要方法无非是两种:“战”与“和”。 “战”往往是最后选项,“和”才是经常选项。如果选择“和”,那么在“和”的工具箱里,和亲就是那个能够表达最高层、最真实、最长久和平诚意的方法。事实上,和亲的确是中外历史上处理国家关系、民族关系时经常使用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和亲由先秦两汉隋唐元时期的频繁出现,到清朝逐渐把满蒙联姻制度化(只有宋、明两朝排斥和亲),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产生过多方面的重大影响。但过去重视不够,研究较少。

 昭君出塞和亲,在中国古代和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她时代较早、形象最美、影响最大、效果最好、现实意义最强。因此昭君文化的研究实际是解剖一只麻雀,由此可以导入更多、更宏观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从昭君出塞入手研究和亲具有重要意义,是大有文章可做的,这也是笔者当初建议在昭君博物院专门设立“中国古代和亲馆”的原因。

二、昭君的形象由西汉和平女神的正剧形象,魏晋以后逐渐变为悲剧人物,直到近七十年才恢复历史真相,转化为民族友好使者的正剧形象,弘扬了正能量,引导着主流舆论

 王昭君的主流形象有一个从正剧—悲剧—正剧发展的过程。发生于公元前33年的昭君出塞,是轰动汉朝和匈奴的大事件,匈奴单于求亲成功,举国欢腾,迎接新娘“宁胡阏氏”;汉朝专门为此改元“竟宁”,隆重举办临辞大会,双方民间产生了有关昭君的文学作品与歌舞等等。包头召湾出土的“单于和亲”瓦当和焦延寿《焦氏易林》中咏昭君诗就是留存至今的实证。焦延寿诗说: “昭君守国,诸夏蒙德。” (《萃之临》)“交合结好,昭君是福。” (《萃之益》)[3],歌颂昭君出塞是为了民族间“交合结好”,赞扬昭君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 《汉书》中《匈奴传》等篇记载了王昭君出塞的经过和她在塞外的生活,称赞昭君出塞后,“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这些史实说明,昭君传播和广义的昭君研究是以王昭君的正剧形象开始的。

 古代的昭君题材文学作品数量很多,我们初步统计,历代歌咏王昭君的诗词超过1000首;戏剧约50种;小说约20种;已搜集的民间故事约20种。这些作品作者层次多样,思想倾向复杂,体现着当时人们对王昭君的认识和评价,有着各不相同的观点。东汉末年出现的《怨旷思惟歌》 《王明君辞》等作品以“怜其远嫁”为主调,主要抒发昭君的思乡念亲之悲。由于思乡主题的影响,在昭君题材文艺作品中,悲剧的昭君形象逐渐成为主流。直至宋代王安石《明妃曲》,提出“人生乐在相知心”,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昭君形象的悲剧色彩[4]。而元代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使这个悲剧形象更加浓厚。明清时期,除了诗词,大量的昭君题材戏剧和通俗小说在民间演出、流传,昭君坚守底线、拒不行贿,为了国家牺牲个人的悲剧形象深入人心,成为人们广泛同情的悲剧英雄。但是从汉朝到明清,始终有一些作家能够坚持以历史上真实的王昭君为榜样,塑造正剧的昭君形象。

 五四运动之后,研究王昭君的专题论文开始出现,大多是从民俗学、考据学、文学流变角度去研究昭君或昭君墓 1。作品方面,郭沫若于1923年创作的话剧《王昭君》把王昭君写成性格悲剧,突出了她的倔强性格和反抗精神,加深了全剧的反封建主题。 1934年顾海青写的三幕话剧《王昭君》,集中抒发反侵略反投降的爱国主义感情。

 新中国建立不久,周恩来总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历史上的王昭君及有关文学作品,认为她是为发展中华民族大家庭团结有贡献的人物;并多次讲话,鼓励支边知识分子作“当代昭君”,扎根边疆、建设边疆;还建议曹禺“要重写一出民族和睦的昭君戏”[5]。此外,董必武、陈毅、谢觉哉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挥毫泼墨,写下了歌咏昭君的诗作。

 与此同时,史学界、文学界围绕昭君出塞的历史真相和昭君艺术形象塑造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和研究。 1959年1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田汉《谈王昭君的塑造》,揭开文艺界讨论王昭君艺术形象的序幕;1961年2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翦伯赞《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全面分析昭君出塞的历史背景和昭君的贡献,指出“昭君出塞这个历史事件是标志着汉与匈奴之间友好关系的恢复,而王昭君在友好关系的恢复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作者认为:“过去的诗人、戏剧家用大民族主义的态度去对待王昭君出塞这个事件。”今天我们不能再说“昭君出塞是民族国家的屈辱”,“应该替王昭君擦掉眼泪,让她以一个2积极人物出现于舞台,为我们的时代服务。”紧接着2月1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翦伯赞的《内蒙访古》,把关于昭君出塞真相的讨论推向高潮。在这次大讨论中,内蒙古学者发表了多篇重要文章。经过四年多的学术探讨,1963年2月12日《内蒙古日报》发表《关于王昭君问题和西汉与匈奴战争问题的讨论小结》。同年10月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参观呼和浩特昭君墓,写下《谒昭君墓》:“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抒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这首诗可以看作对这场全国性大讨论的总结。

 2003年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编著出版《昭君文化丛书》5种,其中马冀的《昭君文化研究》一书第一次界定了“昭君文化”的概念:“以王昭君出塞和亲为核心,两千年来与此有关的一切文化现象,其中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而以精神文化为重点。其所涉及的领域有历史学、政治学、民族学、文学艺术、民俗、考古、经济等”,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昭君文化的理论。在论述昭君出塞历史真相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以下7个重要命题:中国传统的“和合”理论是昭君文化的哲学基础;民族团结友好是昭君文化的核心内容;昭君文化的重要内涵是促进不同经济区的互补和交流;昭君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历代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昭君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昭君文化是追求完美的文化;昭君文化具有世界意义。并且分章节进行逐项论述[6]。上述观点逐渐被国内外学术界接受,进而引起内蒙古、湖北等地党政领导的重视。

 以1979年曹禺话剧《王昭君》首演成功为标志,此后一系列有关王昭君的戏剧、电影、电视剧、诗词、雕塑、绘画、音乐作品陆续诞生,王昭君新的正剧形象得以确立。总体上看,出现了与以前任何时代都不同的崭新面貌。其最大特点在于主题和观点的改变,昭君出塞对民族团结友好做出的贡献得以肯定。 “昭君文化”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昭君的认知,促进了新时期的昭君题材作品大量产生,弘扬了正能量,引导着主流舆论,进而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识。

 应当指出,历史上昭君悲剧形象的形成和流传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尽管过去时代的昭君作品普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局限,尽管悲剧昭君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我们也不应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我们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凡是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或如实描绘了一部分人的心路历程,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或教育作用,在艺术上又有某种成就和影响的作品,都有其存在的理由,都应给予一定的地位。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借昭君题材写远嫁之悲、红颜薄命、怀才不遇、政治黑暗、昏君佞臣等主题都失去了现实依据。特别是随着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被消灭,平等互助、团结友好、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已经建立并日益深入人心,再写悲剧的昭君就与我们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太不协调、太不相称了,而且在政治上还会产生某些消极作用。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昭君出塞的历史真相,恢复昭君的本来面目,如实肯定她对民族间实现和平友好的贡献,进而提出“昭君文化”的概念,对于塑造新的昭君形象,教育群众,增强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团结,建设和谐社会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近七十年来,昭君形象由悲剧人物恢复为正剧人物的过程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相互促进、紧密结合的过程,它生动地说明: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和历史遗产,就能够拔开层层迷雾,恢复历史真相,也能够使人民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增长知识,受到教育,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三、七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昭君文化研究的队伍不断扩大,论文数量增加、质量提高,不断细化、深化,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近七十年来是王昭君研究全面、持久繁荣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已出版有关昭君的专著30余种,发表论文700多篇,其中近二十年就达400多篇。研究队伍不断扩大,老中青形成梯队,以昭君为题撰写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也日渐增多;研究质量提高,内容更加细化、深化;经济、文化、旅游方面的论文数量大增;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一些学术报刊如《光明日报》《语文学刊》《三峡大学学报》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等长期关注昭君文化研究。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主办的《昭君文化》于2013年至2017年出版18期。这些都成为发表相关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

 历史学是昭君文化研究的基础,自翦伯赞之后,历史学家们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使昭君出塞的背景、经过、作用、影响更加清晰,评价也更加科学、中肯。林干《论昭君出塞》 《昭君与昭君墓》 《试论呼韩邪单于稽侯珊在汉匈关系中的积极作用》等篇文章 2,深入研究史料,用史实肯定昭君的贡献:昭君出塞使汉匈双方在长期战争对峙、两败俱伤后,实现了和平,是震动朝野的大事、好事;昭君出塞播下了汉匈两族和平友好的种子,她死后,儿子、女儿、女婿、兄弟、侄子等仍秉承她的生平之志,继续为汉匈两族的和平友好努3力奔走,维持和平局面长达六十多年;王莽至东汉时期,汉匈双方的交涉仍然大多是通过昭君家族、后人的关系进行的。林干还从呼韩邪单于入手,通过挖掘北方民族史料,给世人展现了一个真实、全新的北方民族领导者形象。此外,邓拓《昭君无悔》,余尚、洁芒《王昭君———民族友好的使者》,崔明德《关于王昭君的几个问题》等都是比较重要的成果 3。王全兴、侯广峰、吴郁芳、舒振邦、张传玺、祁和晖、陈迩冬等也有论文发表4。洁芒、刘志云等有关昭君墓的研究也值得注意 5。

 在昭君出塞史实基本廓清的情况下,近二十年史学研究更加深化、细化。例如围绕昭君出塞路线推定引起的争论。自林干、马冀提出昭君出塞基本走秦直道说之后[7],刘志尧、刘溢海提出经武州塞出塞说 6。此后王子今、王绍东、郑方圆、靳生禾等纷纷写文章参与争论,推动了研究的深入 7。另外王生和、威文军关于昭君墓的研究;易行国关于昭君之子死因初探;张靖研、张丽关于召湾汉墓瓦当的研究也值得注意。关于历代和亲政策的研究,论文较多。如黎虎《解忧公主与王昭君比较研究》,孔令彬《特殊的文化交流使者———和亲公主的随嫁队伍》,唐建兵《汉唐“和亲”政策之比较———以王昭君和文成公主远嫁为例》等 8。

 历史学目前主要有两个拓展方向,一个是匈奴历史,这个领域具有国际性,昭君博物院建立的世界唯一的匈奴历史博物馆吸引了匈牙利、法国等学者来内蒙古交流。另一个方向就是中国古代和亲史,许多历史学家表现出兴趣,相关论文越来越多。自昭君文化的概念提出之后,从大文化角度研究昭君的越来越多。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组织出版的《昭君文化丛书》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五种影响最大 9,五本书分工合作,成龙配套,标志着昭君文化的理论性、基础性、资料性著作系列基本成型,为当代和后人的昭君研究提供了很多方便。此后《昭君文化丛书(全6册)》等十余种图书陆续出版 10,显示出昭君文化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充满活力、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传播广泛。

 昭君文化涉及多种领域,从大文化角度研究的论文不少,如郝诚之《昭君文化是中华先进文化》,林干《关于开展昭君文化研究的思考》11,马冀《论昭君文化》[8]以及李世馨、黄德炎、冯骏祥、万宗知的论文 12。近二十年比较重要的论文有:高建立《“和合”文化背景下昭君文化的价值生成》[9],潘照东《楚风·楚情·楚魂———论王昭君的思想与性格形成的楚文化底蕴》[10],刘焕云《弘扬昭君文化与深化两岸和谐关系研究》[11],王绍东《昭君文化散论》[12],翁敏华《孤雁·哭嫁·魂归———从民俗文化的视角论历代昭君剧》[13],江佳慧《从王昭君的婚姻看西汉时期胡汉婚俗差异》[14],王绍东《多民族视角下的昭君文化传播研究》[15]。

 郝存柱、新德《昭君文化对人类文明的哲学思考》一文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指出:“昭君文化的精神实质是和而不同,是各民族相互尊重,是要和平不要战争,概括地说是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共同发展。这也应该是昭君文化的核心价值。”“这种中国式智慧具有无穷无尽的魅力,为人们解决各种矛盾和冲突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思路。”[16]此外,陈桂华《昭君传说中的自然伦理叙事》[17],莫久愚《昭君文化的现实意义》[18],刘召明《女神,还是间谍? ———昭君和亲的跨文化解读》[19],刘伟《昭君故事母题的民族融通意涵》[20]。以及巩盼盼、曹诗图、闫秦勤、谭芬芬、徐永才、安琪、王世昌、刘焕云、陆思贤、董文琇、吴绪纲、王进、蒋芝芸、谢娅萍、李莉等分别从哲学、政治学、女性学、传播学、民俗学不同角度研究王昭君,也有一定新意。

 在政治学和民族学方面,伏来旺论文《以昭君文化为载体积极推进统一战线凝聚力工程》指出:昭君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和合”的政治理念,体现了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政治思维,反映了各民族相融和睦的政治愿望,蕴含着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文章结合内蒙古地区实际,论述了昭君文化对民族工作和统战工作的意义。[21]

 昭君文化的重要内涵是促进不同经济区的交流和互补。郝诚之《昭君文化与民族经济》一书从经济学角度入手,探讨了昭君文化与名牌战略、旅游经济、节庆经济等理论问题。马冀《昭君文化研究》认为昭君文化可以促进企业追求高层次、高品位;可以以昭君的高尚人格、远见卓识、“和合”精神教育员工;更应该用昭君出塞精神鼓励先进发达地区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界人士董晓民、李宪梅、张桐、索晓光、舒平、彭登霞、于守强、孙庆平等也纷纷发表文章 13,都是结合各自企业实际,谈昭君文化与经济工作、企业文化的关系;谈用昭君文化凝聚人心,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企业发展的经验。从经济学角度的讨论,使得昭君文化研究更富有时代精神与现实意义。

 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近二十年研究昭君文化旅游的论文多达30余篇,如闫秦勒等《产业融合视角下的昭君文化旅游开发研究》[22],牟勇《打造昭君故里生态文化旅游品牌的路径思考》[23],梁辰倩《呼和浩特市昭君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历史与旅游价值探析》[24],张 薇《基 于 游 客 感 知 的 节 庆 旅 游 体 验 研究———以昭君文化节为例》[25],陈焱《节庆旅游推动4旅游地经济发展的策略探讨———以昭君文化节为例》[26],刘伟《内蒙古昭君文化传承与开发策略分析》[27]。还有阚如良、张晓燕、张磊、杨小平、曾昱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令人可喜的是,一些硕士博士论文也选择了昭君文化与旅游经济等题目。

 文学研究仍然是昭君文化研究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的领域。继田汉《谈王昭君的塑造》之后,邓拓、王季思、周建人等都有论文发表。比较重要的论文还有洁芒《在艺术形象上还王昭君本来面目》[28],林丽珠《论昭君艺术形象的产生及其历久不衰的奥秘》[29],王翚《在历代吟咏中逐渐偶像化的王昭君形象》[30],马冀《论昭君悲剧形象产生的成因》和《王昭君魅力长存的奥秘》14等。 1994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冀撰稿、林干审定的《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一书,在全面研究昭君出塞历史的基础上,以主要篇幅疏理、回顾历代昭君题材文学艺术作品的发展演变过程,总结其中的规律,被誉为一部分析深刻、观点新颖的“昭君题材文学史”。此书后来被韩国翻译出版。

 古典文学这一块,近年出版的专著有张高评《王昭君形象之转化与创新》[31],蒋方《汉月边关万古情》[32]等。单篇研究以《王昭君变文》最引人瞩目,论文达20多篇。古代昭君题材诗词研究已经细化到逐朝逐代分析,汉、唐、宋、元、明、清都有专门论文涉及。从昭君形象演变、主题扩展、传播接受等都有论述,有的还涉及各朝各代民族政策、边疆政策、华夷之辨等问题,论文数量近百篇。此外《西京杂记》等小说研究、《汉秋宫》等戏曲作品研究仍然热度不减。具体篇名作者不一一例举。鲁歌、余国钦、可咏雪、莫久愚等在古代昭君诗词搜集、选注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15。

 在现当代昭君题材文学作品的评论、研究方面,关于曹禺话剧《王昭君》的研究论文不少,往往还涉及郭沫若的话剧《王昭君》。其它戏剧、歌舞剧、电视连续剧、电影等评论文章也很多。比较而言,对昭君题材长篇小说、诗歌、散文、游记的评论较少[33]。

 民间故事收集整理方面,湖北的成果较多,如《王昭君传说》[34]、《昭君故里》等[35]。民间文学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如徐永才《王昭君,故乡人心中永远的美丽》[36],郝 艳 华《历 史 真 实 与 人 们 视 野 中 的 历史》[37],刘丽丽、陈刚《论民间叙事文学的神圣性特质———以昭君传说为考察对象》[38],李莉《民歌培育的女性意识———以昭君歌谣为例》[39]。其他如刘冰清、蔡长明、甘发根、饶晓敏、刘道霖、杨发祝、王大方、马尚云、贾耀琴等人的论文也值得注意。还有王爽《中国美术史研究中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二重关联问题———以昭君出塞为例》[40],从美术史角度研究昭君绘画,颇有新意。

 王昭君在国外的传播和研究成果显著。明清之后,昭君故事在国外传播更加广泛,其中在日本、越南影响较大。日本的诗歌中,很早就出现过引用昭君故事的诗句,十四世纪就出现过昭君题材的绘画,十五世纪时,日本的“能乐”就演出过昭君故事,天皇还曾经与大臣们以昭君为题多次唱和。近年以来,日本的昭君题材艺术作品和昭君论文不断出现,小林健二、宇野玄二、刘颖、李寅生、郑新超、岩山泰三、刘济民、李卫卫,张卫娣、阿部泰记、董元静等都有论文发表。越南翻译的昭君小说《昭君贡胡书》和《昭君新传》在民间流传很广。任晓鸯、刘济民、李琳等关于越南的昭君传播以及诗词研究、小说研究,也有论文发表。

 在西方,早在十九世纪初一些介绍中国古代诗歌的著作中,就曾经提到过昭君事迹。二十世纪初,英国玛克龙旺、日·勒夫的《美女》,安贝特·H的《中国著名妃子———班婕妤与昭君》等,也重点介绍过王昭君。引人注目的是1986年法国高级汉学研究所出版的邝庆欢的博士论文《王昭君》(法文版)。

四、近年来昭君题材文艺作品数量多、种类全;大众传播形式多种多样,社会影响巨大

新中国建立以来,王昭君更加显示出迷人的魅力,涌现出一大批昭君题材文学艺术作品。初步统计,各类戏剧(包括话剧、歌舞剧、京剧、地方戏等)、电影、电视连续剧等约20种,长篇小说十余种,散文、游记、各体诗词尚不及统计。对于这些作品的评论文章也很多,难以悉数。

 在戏剧领域,曹禺的话剧《王昭君》是最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其他如内蒙古歌舞剧《塞上昭君》 (1987年)影响较大。湖北省新编京剧《王昭君》 (1987年)着重描写昭君内心的丰富感情,具有感染力。近年来新作有中国歌舞剧院民族歌舞剧《昭君出塞》 (2016年)和李玉刚团队诗意歌舞剧《昭君出塞》 (2019年),两剧不但在国内引起轰动,国外演出也取得圆满成功。

 昭君题材电影以香港片较多,如洪叔云执导的《王昭君》 (黄鹤声主演);赵树粲执导的《王昭君》(1955年,利青云主演);李翰祥执导的《王昭君》(1964年,林黛主演)等。电视连续剧则以大陆的作品更为成功。由内蒙古电视台和湖北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摄制的十集电视剧《王昭君》 ( 1987年,黄虹主演),以其尊重历史的态度、细腻的心理刻画、全面描绘昭君一生等特色受到各界高度评价。陈家林导演5的30集电视连续剧《王昭君》 (2007年,杨幂主演)也受到好评。其他港台连续剧有香港亚视《王昭君》(1984年,魏秋华主演,25集);台湾中视《昭君传奇》(1988年,宋冈陵主演);冷杉导演的《昭君出塞》(2006年,李彩桦主演,49集)等。特别是2008年中央电视台一套《中华民族》栏目推出了四集专题片《王昭君》(韦燕燕编导,马冀任顾问),真实还原了昭君和亲的时代背景和出塞经过,回顾了昭君两千多年来对各民族人民持续不断的影响。此片在央视9套翻译播出后,国外也反响很好,曾经在国内外多次重播。

  音乐方面,大型交响乐以陈纲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王昭君》 (1986年)成就最高,把抒情与写意相结合,风靡一时。王志信艺术歌曲《昭君出塞》还引发了歌坛的“王志信”现象。各地创作的昭君歌曲数不胜数。兴山县一次征集昭君歌曲,就有新作600多首。从音乐方面研究昭君的论文也不少,如赵璐、徐鸿、王坤彤、李莉、孙冰、王娅等。

 雕塑、绘画领域的昭君题材作品佳作迭出。昭君雕像层出不穷,潘鹤的《和亲》铜像高矗于呼和浩特昭君墓前,被内蒙古人民称作“民族团结的象征”;昭君村中张恒创作的昭君汉白玉立像被人赞美为飘逸的仙女,最得昭君神韵。其它如湖北兴山县城、陕西榆林、神木红碱淖等地的昭君雕像都比较成功。中国画家自古以来就对昭君情有独钟,似乎为了洗刷毛延寿之耻,大家竞相描绘美女昭君。近年国画、油画、版画以及瓷砖画、刺绣画和各种手工艺制品造型艺术中形神兼备的昭君形象纷纷涌现。

 小说方面,郝存柱、周濯街、姜子夫的三卷本巨著《东方和平天使王昭君》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可称昭君故事的集大成之作,一出版便好评如潮。长篇小说还有庞天舒《王昭君·出塞曲》,王西萍《王昭君和她的女儿们》《王昭君的女儿———匈奴帝国的外交使节》,胡刃《昭君出塞》,高阳《王昭君》等,不少作品读来令人兴味盎然。另外还有壮族“末伦”《昭君和番》。其他短篇小说、散文、诗歌、说唱文学等方面,人民群众表现出旺盛的创造力。

 大众传播方面,历届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兴山昭君艺术节、朔州昭君文化旅游节、昭君文化高层论坛、昭君文化国际论坛以及山西、陕西等地的活动年年举办,贴近百姓、传播力强。各种媒体关注昭君文化,成为大众传播的主力军。 《光明日报》、新华网、凤凰网、中国城市文化网等中央媒体经常发表相关文章;《内蒙古日报》《呼和浩特日报》《三峡日报》 《朔州日报》以及内蒙古新闻网、内蒙古旅游网、湖北新闻网、湖北文化产业网、荆楚网等地方媒体,新浪网、搜狗影视等企业媒体都对昭君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有的还开辟了专栏。网络方面,“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网站、“中国·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网站、“昭君博物院”网站等已经成为昭君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宜昌昭君文化网”也于今年9月上线。现在是多种媒体共同发力,弘扬昭君文化,促进民族友好,构筑和谐社会。

 近七十年的事实有力地说明,经过各界专业人士和党政领导的认真研究、精心创作、大力宣传,昭君文化日益深入人心,人们渐渐从昭君悲苦凄怨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接受了更加符合史实的昭君形象。他们从不同角度深入昭君内心、塑造昭君形象,使人民群众认识了一个爱国爱民、有胆有识、高尚纯洁、坚守底线、不畏艰难、顾全大局、致力于和平友好事业的杰出女性。

五、党政领导重视昭君文化,节庆活动影响深远,群众参与度高;特别是与旅游紧密结合,为各地带来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

 近年来,昭君文化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作为昭君“婆家”的内蒙古和“娘家”的湖北省两地党政领导自然不甘落后。特别是呼和浩特市和兴山县无论领导班子多次换届,始终高举弘扬昭君文化的大旗。1997年时任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的郝存柱首倡成立呼和浩特市昭君文化研究会,并建议将民间的昭君庙会提升为“中国·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1999年首届昭君文化节成功举办。 2000年呼和浩特市进一步确定城市文化战略:“以草原文化为底蕴,以昭君文化为特色,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方向建设首府文化”。现已连续举办20届“昭君文化节”,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群众参与度高、美誉度强,是呼和浩特的“靓丽城市名片”。 2005年被国际节庆协会(IFEA)评为“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十大节庆活动”之一;从2006到2011年连续六年被评为“中国十大品牌节庆”;2014年荣获“最具民族特色节庆”奖。昭君故里兴山县历届领导班子坚持以昭君文化引领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从1988年开始举办“昭君艺术节”,坚持多年,取得了显著成效。宜昌市近年来确定以“屈原昭君故里,世界水电名城”建设文化品牌,进一步加强了弘扬昭君文化的力度。

 昭君文化的研究组织越来越多。 1998年全国首家昭君文化研究机构“呼和浩特市昭君文化研究会”成立。 2008年全国性的昭君文化研究组织“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成立,使昭君文化研究组6织提升到国家层面。 2005年内蒙古昭君文化研究会重新组建复会。湖北省宜昌市昭君文化促进会、兴山县昭君文化研究会、陕西省榆林市长城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山西朔州昭君文化研究会等相继成立,开展了多种活动。有的地方虽然没有成立相关学会,但是也组织过昭君文化研讨、调研等活动。台湾省苗栗县也在2016年召开了昭君文化节和昭君文化研讨会。

 近年来,呼和浩特昭君博物院数次扩建,接待游客越来越多,国内外影响越来越大。目前景区以青冢为核心保护区,周边建起了昭君生平博物馆和5D影院,还有兴山县援建的昭君故居再现。还建立了世界唯一的匈奴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第一座和亲文化博物馆,其文化含量之高引人瞩目[41]。兴山县昭君故里景区建设也不断提升,成为吸引游人的著名旅游目的地。近年来,湖北、陕西和内蒙古的旅游部门、新浪内蒙古等各种媒体、兴发集团等相关企业积极整合各地昭君旅游资源,组织昭君旅游专线,开通宜昌—西安—鄂尔多斯—包头—呼和浩特旅游专线;还组织了沿线采访、旅游推介等活动。

 六、尊重历史真实,关注社会效果,创作出文学艺术精品和高质量研究成果,推动昭君文化进一步扩大影响

 作为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昭君文化现象凝聚着中国两千多年来丰富而又深刻的社会内容,从而使它具有了多方面的艺术启示力。我们今天致力于恢复王昭君的历史真貌,力求使昭君文化发挥正能量,但是,人们对于昭君的评价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即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时代、不同境遇的人们对昭君有着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因此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正是由于昭君文化传播和研究的复杂性、群体性、时代性,往往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和不足,甚至还有一些杂音。就专业研究领域来说,有的脱离历史,人为拔高;有的不认真阅读前人著作,率尔操觚,低水平重复;个别人至今还在拾国外和港台某些“专家”的牙慧,挥舞“遵命文学”的大棒,把近七十年来从周恩来、翦伯赞到地方党政领导和亿万群众的昭君文化传播、研究贬得一钱不值。其实他是故意唱反调,把早已被驳得体无完肤的观点拿来说事。例如对曹禺《王昭君》的评价,虽然大部分人评价很高,但是台湾、香港有人因为这是周总理建议的,就贬低为“国策文学”,大陆有人也应声说是“遵命文学”、“主题先行”。其实鲁迅早就说过:古今中外遵命文学很多,关键是遵谁的命。周总理的建议对不对?曹禺是应付差事还是真情投入?曹禺对此多次驳斥:“人民要求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当时的历史也是要求汉族匈奴一家人,所以讲我这戏是遵命文学,我是遵人民之命。”“(创作《王昭君》)适合我的生活,适合我的感情;有激情、有创作冲动才会写。”[42]曹禺文革前就开始酝酿,文革后不顾年老体弱,先后十次深入内蒙古牧区体验生活、收集资料,这样创作出来的《王昭君》能够简单贬低为“政治口号”?多年来笔者反复读过曹禺的作品,笔者认为《王昭君》是他解放后最成功的作品。它在文学史上第一次真实展现了昭君出塞的历史真相;赞美了昭君为停止战争、争取和平友好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成功塑造了王昭君有胆有识、重情重义、正直刚毅、善良温柔的性格特征;还塑造了呼韩邪单于、孙美人等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在正确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细腻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恰当安排戏剧矛盾冲突等方面显示出炉火纯青的艺术魅力。它完全可以与解放前的《雷雨》 《日出》相媲美。有些人抱着一个奇怪逻辑:凡是领导建议创作的作品,都是“政治口号”,都没有艺术性;凡是解放后有作品的老作家,作品都不如解放前。一部作品好不好,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应该承认“遵命文学”中也有很多作品是非常成功的。此文对翦伯赞的昭君研究也一笔抹杀,其实并没有提出任何有价值的论据。在大众传播领域,一些网文问题较多,有的歪曲历史,借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争斗做文章(如昭君和亲屈辱论、崖山之后无中华论、成吉思汗非中国人论等)。其实,网上应该多宣传历史上民族友好、和睦相处、交流融合的史实。

 笔者希望今后的昭君题材文艺创作和研究工作一要尊重历史真实;二要关注社会效果。笔者曾指出,从古至今,创作昭君题材文艺作品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借昭君酒杯,浇自己块垒”,往往蕴含着作者对人生的种种联想和感慨,呈现出对昭君的不同解读和评价。近七十年来,虽然主题比较集中在民族友好方面,但是也可以有多种选择。不管你要借昭君抒发什么感慨,关键有个立场问题,起码要站在21世纪中国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爱国者的立场;要尊重历史、还原真相;要设身处地理解王昭君在困境中的选择和行动。如果站在宋朝、明朝理学家的立场,站在大民族主义或者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去用“三纲五常”、“华夷之辨”或者其他什么标准评价昭君、评价和亲,那就落后于时代了。当你把作品公之于众前,请想一想:你的作品是否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国家统一?是否符合笔者国和平友好外交政策?希望研究昭君、创作昭君题材作品的作者都要把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看问题。

 昭君文化现象已经存在了二千年,今后还将常讲常新,成为永久话题,这也充分显示出昭君文化巨大的生命力。祝愿大家创作出更多的文学艺术精品和高质量研究成果,推动昭君文化研究的水平不断提高、推动昭君文化在国内外影响更加彰显。

注 释:

 1 论文要目见郝存柱编《昭君文化研究传播大事记》第157-159页。

 2 林干《论昭君出塞》,《内蒙古日报》,1962年03月7日;《试论呼韩邪单于稽侯珊在汉匈关系中的积极作用》,《蒙古史文稿》,1976年第1期;《昭君与昭君墓》,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 邓拓《昭君无悔》,《北京晚报》 1962年6月17日,收入《燕山夜话》;余尚、洁芒《王昭君———民族友好的使者》,《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第1期;崔明德《关于王昭君的几个问题》,《烟台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4 如王全兴《历史的昭君和艺术的昭君》,《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1983年4期;侯广峰《独具历史个性的昭君文化现象》,《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吴郁芳《昭君家族与汉胡外交》,《江汉论坛》1995年第1期等。

 5 洁芒《昭君坟漫话》,《光明日报》1961年10月14日;刘志云《漫话青冢》,《人文杂志》,1985年第5期。 

 6 如刘志尧《昭君经武州塞出塞考释》,《三峡论坛》 2010年第3期;刘溢海《昭君出塞路线考》,《三峡论坛》2012年第6期。

 7 如靳生禾《昭君出塞路线考辨》,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3辑。 

 8 黎虎《解忧公主与王昭君比较研究》,《西域研究》,20l1年第1期;孔令彬《特殊的文化交流使者———和亲公主的随嫁队伍》,《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唐建兵《汉唐“和亲”政策之比较———以王昭君和文成公主远嫁为例》,《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3年第1期。 

 9 五种即马冀著《昭君文化研究》,可咏雪、余国钦编《历代昭君文学作品集》,巴特尔编选《昭君论文选》,郝诚之编著《昭君文化与民族经济》,李世馨编选《昭君画册》。

10 如郝存柱主编《昭君文化高层论坛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邹志斌、蔡长明主编《昭君文化丛书(全6册)》,四川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李学平、甘发根编《昭君文化研究论文选》,三峡电子音像出版社;甘发根编《世纪回眸———昭君文化研究与传播大事记》,三峡电子音像出版社等。

11/12/13 参见巴特尔选编《昭君论文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305页,306-346页,356-398页。

14  前文见《文学与语言论集》,1992年9月版;后文见《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年1期。 

15  如鲁歌,等《历代歌咏昭君诗词选注》 (长江文艺出版社);余国钦、可咏雪《历代咏唱昭君作品选萃》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可永雪、戴其芳等《历代吟咏昭君诗词曲全辑评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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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曹禺谈“王昭君”[J].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包苏那嘎

出品单位：昭君文化网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11月，第41卷 第6期。引用请据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