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明德

[摘要]民族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都十分关注、认真思考和妥善处理民族关系。中国古代处理民族关系的政治智慧、历史经验及思想观点，对我们正确处理当今民族关系仍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民族问题无小事，要积极而稳妥地处理好民族关系。现阶段的民族关系是中国历史上较好的时期之一，中国是处理民族关系较好的国家之一。战争与和好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两大主题。互信是民族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要深入加强民族互信教育，大力倡导各民族之间相互信任、坦诚相见。妥协是一种智慧和境界，处理民族关系需要以大局意识和战略眼光为前提的互相妥协。“汉化”与“胡化”是中国民族关系历史上的一种自然现象。中国民族关系内容丰富，范围很广，需从四个维度进行研究。各民族都要积极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关键词]认识;民族关系;观点;意义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13)03-0067-11

一、民族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中国历代政治家都十分重视民族关系，我们常讲的汉唐盛世，常说的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比较和谐的民族关系则是重要原因之一。我国著名的政治家唐太宗在和大臣们讨论问题时，就明确说，他一生最关心的、朝思暮想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庄稼的收成，二是民族关系。这两件事解决好了，是他最为高兴的事情。唐太宗之所以把这两件事情看得那么重，这是因为在古代农业社会，庄稼是丰产还是歉收，直接影响着人民的生活，直接影响着社会能否稳定。简单地说，农业丰，人心安，国家稳。而民族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边疆能否稳定，边疆能否稳定又直接影响着中央政权是否稳固。唐太宗之所以能成就“贞观之治”的大业，并不是偶然的，我个人认为，最关键的有三条:一是善于听取各种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以减少重大决策的失误，即纳谏。对政治家来说，纳谏最需要的是肚量。二是他特别会用人，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尤其是重用了一大批少数民族的精英，甚至一度出现了“重夷轻汉”的倾向。这些少数民族的精英为唐王朝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在战争中，他们冲锋陷阵，所向披靡，为唐朝的统一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据史书记载，唐太宗对前来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大都封为中郎将，其中五品以上的就有一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几乎占当时五品以上官员的一半。另外，唐太宗的21个女儿，就有8个嫁给少数民族，占38%。三是他很会处理民族关系。唐太宗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办法，值得我们总结。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唐太宗对他们真心相待，与他们建立了深厚感情，赢得了他们的爱戴。比如，突厥处罗可汗次子阿史那社尔“率众内属”后，唐太宗对他非常器重，委以重任(封其为左骁卫大将军、交河道行军总管、毕国公、兼鸿胪卿等官爵，典卫屯兵)。突厥贵族阿史那思摩(颉利可汗的族人)在跟随唐太宗出征高丽时，为流矢所中，唐太宗把口贴在他的伤口处，亲自为他吸取淤血。突厥贵族契苾何力在跟随唐太宗出兵高丽时，在白崖城被刺客高突勃刺伤，唐太宗亲自为他敷药。唐太宗死后，阿史那社尔和契苾何力为了报答唐太宗的知遇之恩，都主动请求为唐太宗殉葬。在唐朝做官和到唐朝朝贡的数百名少数民族听到唐太宗去世的消息后，都悲痛欲绝，有的剪去头发，有的拔出佩刀在脸上乱划，鲜血直流，有的割掉耳朵，血流满地。从这几个事例中可以看出，唐太宗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建立了亦君亦友的关系，既是国君，更是朋友。在朝廷上，他们是国君与大臣的关系，在私下里，他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关系。由此更能保证当时民族关系的良性运行。

二、中国古代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观点在当今仍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从中国古代历史来看，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和普通民众都对历史和现实的民族关系做过深入思考和深刻阐述，留下了许多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的思想观点，有些思想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如“四海一家”、“天下一统”、“抚之在德”、“亲仁善邻”、“以水洗血”(以德报怨)、“偃武修文”、“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因俗而治”、“夷狄亦人”、“爱之如一”以及“推诚布信”等思想观点，其中“大一统”思想对中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大一统”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这一理论最晚在春秋时期就有了萌芽，战国时期已经定型。在《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中就出现了“大一统”的概念，《诗经》中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体现了“大一统”观念。到秦汉时期，大一统理想不仅变为现实，而且成了主流思想，即董仲舒所概括的“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此后，大一统观念成了维护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理论基础，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都要强调、追求和实践大一统。汉族政治家在追求大一统，少数民族政治家也在追求大一统。而且，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汉族政治家实现过大一统，少数民族政治家也实现过大一统。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消灭六国，实现了统一大业，建立了秦朝。秦朝是个短命王朝，只统治了15年就灭亡了。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建立西汉。秦汉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开端时期，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按照历史文献的记载，在整个春秋时期，秦一直被视为少数民族(戎狄)。秦始皇统一中国，与秦人由戎狄而认同于华夏有一定关系。

西晋有过短期的统一，但很快就出现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南朝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北朝从北魏统一北方到分裂为东魏、西魏。后来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西魏。然后，北周消灭北齐;581年，北周被隋朝所取代。

隋唐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时期。隋唐王朝都是由曾鲜卑化的汉人建立，而建立唐朝的皇帝，一半是汉族血统，另一半是少数民族血统。比如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独孤氏是鲜卑族，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是鲜卑族，唐高宗李治的母亲长孙氏也是鲜卑族。由此，朱熹就明确说，唐朝“源流出于夷狄”。

北宋王朝统治167年，后来中国南北分别由汉人和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所掌控。

元明清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确立时期。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清朝是满族建立的。

由此可见，在统一中国的秦、汉、隋、唐、北宋和元、明、清8个朝代中，汉朝、隋朝、北宋和明朝4个王朝是汉族人建立的，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清朝是满族建立的，秦在当时被视为“戎狄”，唐朝皇帝身上都流淌着少数民族的血液。

还有一个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就是在中国古代分裂时期，也有一些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在高调呼吁大一统，在积极追求大一统，在努力实现局部地区的统一。比如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大分裂和大融合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一方面，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都反复强调自己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汉族和少数民族都以统一中国为己任，而且也都完成了局部地区的统一。例如，五胡十六国时期，前秦苻坚在位时，就消灭了前燕、前凉和代国，一度统一了北方。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先后消灭了西秦、北燕和北凉，征服了柔然，完成了统一北方的战略目标。再如，宋辽夏金时期，汉族人建立的宋朝、契丹人建立的辽、党项羌族人建立的西夏和女真族建立的金，各个政权的政治家都高举大一统的旗帜，试图实现统一中国的理想。从结果来看，辽实现了东北地区和北方地区的统一，西夏实现了西北地区和北方局部地区的统一，金则实现了东北地区和北方局部地区以及华东局部地区的统一。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之后，都想实现更大范围的统一甚至统一整个中国的目标。

综上所述，“大一统”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各族人民共同的追求目标;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历史，都为中国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民族问题无小事

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历来就是十分复杂和非常敏感的问题。

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等交织在一起，既涉及到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综合内容，又涉及到语言、地域、传统习俗和心理状态等诸多因素，使民族问题更加复杂。尤其是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交织以及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的交织，加剧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因为我国是个多民族、多宗教国家，有的民族甚至是全民信教，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往往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特别是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宗教对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会产生很大影响。如果对宗教问题处理不慎或不当，就会影响民族关系，激化民族矛盾。而且，我国现有30多个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他们在血缘、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民族在国内的问题会引起邻国的反应，从而可能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时，有些民族散居于欧美等世界各地，同一民族有着某种天然联系。在国内发生的问题往往会影响到国外的同一民族中，国外发生的问题也会很快影响到国内的同一民族中，甚至会出现一方有事、八方呼应的局面。还有国际敌对势力经常把民族问题作为“分化”、“西化”中国的突破口，不断插手中国的民族问题，企图把中国国内的民族问题国际化。这些都使民族问题极具复杂性。

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往往体现在群体性或整体性。一旦因为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引发的事件，往往会引发民族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并有可能从单一问题波及到其他方面的问题，从局部问题演变为全局性问题。

历史上和当今世界上许多冲突和战争往往是由于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而引起的。

从世界历史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的诸多因素中，民族问题起了重要作用。即使东欧巨变、苏联的解体、南斯拉夫的崩溃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民族问题有关。例如19世纪70年代之后的德国、法国、俄国等国家的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支配了这些国家的内外政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德国的泛日耳曼主义、法国的复仇主义、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以及塞尔维亚人的大塞尔维亚计划，为充满明争暗斗的欧洲国际舞台制造了引发敌意与对抗的众多危险因素，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从现实来看，只要我们放眼全球，就会看到世界上大大小小的战争和冲突接二连三地发生，许多战争都与民族和宗教问题有关。这里仅以2010年上半年发生的事情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据英国BBC网站报道，1月7日意大利南部的一些白人青年打伤了几个非洲移民，当天晚上，数百名非洲移民，涌上罗萨尔诺的街道示威，他们高喊“我们不是动物”的口号，高举“意大利人是种族主义者”的标语。随后，示威演变成骚乱，导致67人受伤。据伊朗新闻电视台( PressTV) 报道，1月18日，苏丹Koul和Anyang两个部落发生冲突，21日冲突激化，造成至少24人死亡，16人受伤，另有5人失踪。6月10日深夜，吉尔吉斯坦南部奥什市的一家赌场里，一些吉尔吉斯族青年与乌兹别克族青年打架，发生群殴事件，随后演变成大规模的骚乱，并蔓延到其他城市。截至当地时间14号，已造成至少102人死亡，1367人受伤。而欧洲观察家及俄罗斯媒体指出，这次骚乱共造成约2000人死亡。有媒体宣称，吉尔吉斯斯坦的这次种族冲突是20多年来最严重的种族冲突，已经使吉尔吉斯斯坦陷入种族战争。

从中国古代历史来看，不少战争是在不同民族政权之间爆发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官兵和普通群众均参与了交战。另外，许多冲突和战争也大都与宗教有关。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民族关系不断改善，但由于种种原因，仍然会发生一些令人痛心的事件，如1993年发生的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脑筋急转弯》事件，引起了全国各地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的极大愤慨，以至于甘肃、宁夏、青海、陕西等地相继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仅甘肃省参加游行的就超过了20万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是比较普遍的。所以，我们经常讲，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事关祖国的统一、边疆的巩固、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反复强调民族问题的重要性，一再提醒我们“民族、宗教无小事”。为此，我们要积极而稳妥地处理好民族关系，积极维护民族团结的大局。

四、对当前中国民族关系的评价应客观准确

从中国和世界历史来看，从纵向和横向进行比较，我一直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现阶段的民族关系是中国历史上较好的时期之一;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处理民族关系较好的国家之一。主要因为我们国家有成体系的民族理论，制定了一整套的民族政策，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对民族问题高度重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我用了“较好”和“之一”两个词。

近年来，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众多国家中民族政策制订得最好的国家，民族问题研究得最好的国家，民族关系协调得最好的国家。”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有着探索、形成、发展的演进轨迹，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政策体系，是中国历史上最好和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民族政策。”我个人认为，三个“最好”的说法未必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其实，新时期以来，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同民族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狭隘民族主义思潮在部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中泛滥的问题，部分汉族人的大汉族主义思想问题，地方政府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一些人民内部矛盾长期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解决，造成了部分地区民族矛盾的加剧”。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了涉及民族因素的群体事件。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话说得太满，说过头，应当谨慎使用“最好”两字。

从中国历史来看，几乎每个朝代都留下了一些处理民族关系的政治智慧和成功经验，尤其是一些盛世的经验值得借鉴。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关系比较协调。现在有些专家学者和干部群众认为，上个世纪50年代也是我国民族关系较好的时期之一，不少人非常怀念和推崇那个时期的民族关系。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相信，将来的民族关系会比现在更好。所以，我们要立足当前，着眼未来。

200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中指出:“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民族问题与当今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相互交织，引发矛盾的因素有所增加。我们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从维护祖国统一、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全面把握和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民族问题”;“我国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从以上所引文字中可以看出，处理好民族问题、协调好民族关系任重而道远。既然民族问题具有“长期性”的特性，那么处理好民族关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既然当今“引发矛盾的因素有所增加”，那么处理好民族关系的难度就进一步加大;既然只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才能逐步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那么处理好民族关系还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所以，并不宜用“最好”来概括当前的民族关系。

对此，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有十分清醒的认识。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指出:“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邓小平同志用了“比较好”而不是“最好”，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2009年9月29日，胡锦涛同志在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事实雄辩地证明，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是成功的，我国各族人民大团结是牢不可破的，党的民族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完全正确的。对这些实践证明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制度，必须坚定不移坚持并不断加以完善”。从胡锦涛同志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对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制度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二是随着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要对一些政策和制度不断地加以完善。既然要不断完善，那么肯定不是最好的。如果是最好的，就没有必要完善了。2013年4月21日，我在南宁召开的“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提到，如果是“最好”，我们今天就没有必要在这里研讨了。“最好”应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而不是现状。

从全球来看，世界上也有处理民族关系比较好的国家，在协调民族关系或种族关系方面取得一定成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如美国从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到奥巴马连任总统，从种族歧视到种族平等的演进，由“基本平等到机会平等、条件平等到‘包容与繁荣’的演进”的经验教训，以及“一直在根据现实中的民族问题调整自己的民族政策”，就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美国对民族政策宣传教育的方式也值得我们学习。美国的一些影视节目中，非常注意顾全白人、黑人和亚裔等族裔的共同出镜。警察的搭档要一个白人、一个黑人，目前已经形成一种影视制作的自觉。欧洲一些国家在协调种族关系方面的经验以及在学生中进行的种族平等教育也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等等。

总之，三个“最好”的提法，既不完全符合实际，在理论上也未必能完全站得住脚。因为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任何一项政策都有一个不断完善、不断提高的过程。有一句广告词说得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如果一味强调最好，就容易自满，容易固步自封，容易思想僵化。而且，一味强调最好，将来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发生什么事情，就会在舆论上陷于被动，没有回旋余地。所以，我建议不宜轻易使用“最好”一词。

五、战争与和好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两大主题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在当今社会，也无论是民族关系还是国际关系，简单地说，就是两个字，一个是战，一个是和。战就是战争，和就是和好。吴子牛导演、唐国强、张澜澜主演的电视连续剧《贞观长歌》，片头出现的第一行字，就是“唐朝战争与和平的历史画卷”，准确地把握了唐朝民族关系的主题。

我们先看战的方面。

从人类历史来看，从古到今，全世界战争不断。1993年，瑞土战略中心使用计算机完成了85万次统计，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上下五千年的世界历史中，共发生大大小小的战争14513次，战争死亡人数大约36.43亿;战争耗费和战争中的财产损失总额高达2150亿瑞士法郎。从这一数据中可以看出，人类没有战争的生活只有292年。

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来看，也是争执不断、战争不断。如西汉与匈奴，隋唐与吐谷浑，唐与东突厥，就发生过不少战争。在西汉与匈奴之间，从公元前133年到公元前119年间，双方就频繁交战，仅见于史书记载的较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4次之多，其中大战就有三次。第一次大战汉朝完全收复了河套以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第二次战役，使河西匈奴损失惨重;第三次战役，“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在双方的这些战争中，匈奴南下侵扰15次，西汉北征9次。从隋王朝建立到吐谷浑为吐蕃攻占的时间内，吐谷浑与隋唐王朝之间有将近一半时间是在战争中渡过的，尤其是在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年)到唐太宗前期的近20年时间内，吐谷浑几乎每年都要出兵侵扰唐朝边疆，双方经常发生规模不等的战争。在唐与东突厥之间，从李渊建唐到李世民消灭东突厥的 12年时间内，几乎每年每月都发生规模不等的战争，正如唐太宗于贞观四年(630年)对突利可汗所说的那样:“至尔父始毕反为隋家之患，自尔已后，无岁不侵扰中国。”

总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这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讲的，在古代“各民族彼此作战，不是你侵犯我，就是我侵犯你”。岳飞、文天祥等都是在民族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民族英雄。

我们再来看和的方面。关于和好，史不绝书，互市、盟誓、使者往来、册封等等，都是和好的重要形式。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和好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两个政权上层之间的通婚，也就是和亲。换句话说，和亲是古代民族关系中最为突出、最为典型的和好形式。当然，和亲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一种现象，世界历史上也有这种现象，如1809年拿破仑在反法同盟的联合打击下，吃了败仗，损失惨重。第二年，拿破仑就与奥地利联姻，他亲自跑到维也纳，与奥地利公主玛丽·路易丝成婚，法国与奥地利也结成了同盟，法兰西第一帝国达到全盛。拿破仑成为欧洲不可一世的霸主，成为与凯撒大帝、亚历山大大帝齐名的拿破仑大帝。法国与奥地利联姻后几年之内拿破仑再没有发动战争。可见“和亲”或“政治联姻”是古今中外普遍采用的政策，也是一种国家行为。

关于和亲的概念，在中国的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但先秦时期的和亲概念是指不同诸侯国上层之间的修好活动，并没有发生姻亲关系，而发生姻亲关系的，并没有使用和亲的概念。所以，名实相符的和亲始于西汉。当年，汉高祖刘邦在平城被匈奴单于围困达七天七夜，最后采用了娄敬的建议，用美人计解了围，随后，汉朝与匈奴和亲，开启了中国和亲历史的先河。从和亲的发展脉络来看，先秦时期是中国和亲的萌芽阶段，汉唐时期是和亲的成长和兴盛阶段，清代的满蒙联姻是和亲的成熟和完善阶段。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许多政治家都高度重视和亲问题，几乎历朝历代的皇帝和大臣都曾经深入讨论过和亲问题，许多王朝都有和亲。即使明朝有些大臣将“不与夷虏和亲”自诩为三大“美政”之一，但也并不乏和亲主张以及对和亲的反思与认识。和亲不仅成为文人墨客赋诗填词的重要题材，而且也成了考进士的题目，唐朝有好几次进士考试题目是关于和亲问题，大诗人白居易就出过这方面的考题。由此可见，历朝历代对和亲的重视程度。

关于和亲的评价，学术界历来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有的把和亲的作用无限拔高，似乎两个政权的友好往来、和平共处都是和亲促成的。其实，并不尽然。比如王昭君，尽管她很有推动汉朝与匈奴发展友好关系的历史使命感，也很有协调能力，但是，仅靠她个人的努力，显然不会出现近50年汉朝和匈奴之间没有战火的太平局面。另一方面，学术界也有贬低和亲作用的倾向，把和亲说得一塌糊涂，甚至把和亲看作中原王朝奇耻大辱的事情。我想，无论是无限拔高还是竭力贬低，都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应对每次和亲的背景、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

六、互信是民族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

互信就是相互信任，坦诚相见，不猜疑对方。就民族关系而言，就是不同民族之间要相互信任，以心换心，以真诚换真诚。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只要不同民族之间能够坦诚相见，民族关系就和谐，就会沿着友好轨道良性发展、持续发展。相反，只要不同民族之间相互猜疑，民族关系就会恶化。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许多政治家都充分认识到互信在民族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有些少数民族政治家的认识甚至比汉族政治家还要深刻，还要深邃。

从中国历史来看，一些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失信而引起的。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皇帝，在她执政期间，民族关系十分糟糕。东北的契丹，经常骚扰唐朝;北方的突厥和回纥，不时起兵反唐;西南的吐蕃，也兴风作浪。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归纳出很多条，但最关键的在于武则天的失信。后突厥默啜可汗在向唐朝大举进攻时，就给武则天罗列了五条失信的罪状:第一，唐朝给突厥的粮种，都已经在锅里蒸过了，种到地里根本不发芽。第二，唐朝送给突厥的金器和银器都是假货。第三，突厥送给唐朝使者的东西，武则天全给没收了。第四，唐朝送给突厥的丝绸等物品质量太差。第五，突厥可汗的女儿本来应当嫁给李家皇帝的儿子，武则天却把武家的儿子拿来和亲，你们武家属于小姓，门不当户不对。在这场战争中，突厥坑杀了唐朝的八、九万人。尽管默啜可汗说得不一定全是事实，但武则天的失信却为默啜可汗的出兵提供了借口。南诏王异牟寻在位时，由于南诏和吐蕃之间相互猜疑，导致双方彻底决裂，最后走上了武装对抗之路。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一方面汉族猜疑少数民族，对少数民族信不过;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也猜疑汉族，对汉族信不过。由于相互猜疑，造成了许多误解和心理创伤，甚至造成了一些冲突和战争。当然，在历史上，既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也有对少数民族推心置腹的观念和做法。唐太宗最早系统阐述了“夷狄亦人”的思想，最早提出了要对少数民族推心置腹的主张。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夷狄亦人”，与汉族没有什么差别，作为国君，要信任他们，千万不能“猜忌异类”。只要信任他们，对他们多施恩德，“四夷可使如一家”。相反，如果对他们进行猜疑，就是亲骨肉也不免会成为仇敌。唐太宗对自己处理民族关系的成就很自豪，特别是对少数民族送给他的“天可汗”称号非常满意，晚年他在总结自己能够得到少数民族的拥护和尊敬的原因时，就说:“自古皆贵中华，贱戎、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由此可见，互信是处理民族关系的一条基本原则。周恩来总理早在1957年就说过，怀疑的心理增加了，“就容易助长民族分裂、不团结的倾向”。就当下而言，我隐约觉得，在个别人的思维、认识和行为中，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相互猜疑的情况，如果不能及时克服，就会影响民族团结的大局。所以，我们提倡各民族之间相互信任、坦诚相见，也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七、妥协是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智慧

妥协就是用让步和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法避免冲突和争执。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内、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语境里，妥协是个贬义词，几乎与投降是同义词。现在还有不少人把妥协当作软弱和意志不坚定的表现。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从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实际来看，其实，妥协有着积极意义。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是妥协的意思。妥协就是让步，在某种程度上，妥协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境界，是一种气度。妥协必须具有大局意识和长远的战略眼光。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许多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在处理民族关系时，都主张妥协。汉武帝、唐太宗等人经常以妥协的方式处理民族关系，西汉的吕后和唐朝的武则天这两位女政治家，在民族关系紧张时，更是主张妥协。比如吕后，在汉高祖刘邦死后，匈奴冒顿单于曾写信侮辱吕后说，我是一个不能自立的国君，你是一个寡妇，我们可以互通有无，相互快乐一番。匈奴单于的无礼之言，极大地伤害了吕后的自尊心。作为性格刚强的吕后来说，很难忍受这种耻辱，于是便召集大臣，准备出兵匈奴，以宣泄心中的愤慨。但是在经过大臣们的讨论之后，吕后的理智战胜了感情，便以非常谦卑的语气给匈奴单于回信说，单于的美意我领了，但我毕竟是一个老太婆了，已经年老气衰，头发和牙齿已经脱落了，走路都很困难。匈奴单于见吕后如此谦恭和忍让，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于是又派人告诉吕后说:“未尝闻中国礼义”，希望你千万别见怪。由于吕后和匈奴单于的妥协，双方避免了一场战争。

以妥协方式处理矛盾和民族关系的方式在当今世界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2010年7月4日，波兰总统大选尘埃落定，科莫罗夫斯基当选总统。科莫罗夫斯基原来是一位“愤青”的激进分子，他在总结自己大选获得胜利的原因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曾是一名激进分子，后来逐渐学会了“妥协和克制”。这也说明妥协是一种政治智慧。

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当局部地区或者两个国家出现紧张局面、发生冲突时，其他国家往往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克制也具有妥协的意味。韩国“天安”号事件和泰国的“红衫军”事件，都说明妥协的重要性。因为妥协符合各方的利益。

八、“汉化”与“胡化”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一种自然现象

“汉化”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融合进华夏文化的一种现象。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一些民族，有些现在不见了，其中有的可能向远方迁移了，比如汉朝时期的部分匈奴人就迁到了欧洲;也有一些“能和汉族或者其他民族融合了”。比如契丹、奚、室韦、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经过宋辽金时期的杂居与融合，到元朝统一中原时，已被元王朝认定为汉族。另外，也有一些汉人被其他民族所同化。如蒙元时期有大量汉人及其他民族的人口进入蒙古高原，久而久之，他们“大部分同化于蒙古族”。

近年来有两份研究成果，都证明汉族是数千年来，在与各少数民族的融合中形成的一个概念。一份是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谢小东的研究成果。他研究发现，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纯种的汉族人，甚至连汉族的概念，在DNA检测下都已经不复存在。新闻媒体在报道这一研究成果时，就用了《今天已没有纯种汉族人》的标题。著名文化学者李河表示，汉族主要是对过去生活在中原地区人群的称呼。他说:“汉族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民族，因为它是一个很难寻找共同特征的民族，也没有血缘意义上的联系，只是过去对中原地区生活的人群的一个总称。而且‘汉’这个称呼也并不是唯一的，历史上有华夷之辨，‘华’是不是一个民族也很难说，但是华夷之辨其实明显说明了中原与周边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过程。”此外，中原与周边地区的界限并不明显，即便是中原地区本身也多有变化。因此，汉族更多的是政治文化上的一个称谓，即有共同的文化传承，“实际上，只要是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炎黄，共同的经典———儒家，共同的文字———汉字，都可以称之为汉族。至于其他具体的民族标志，在汉族上都不太适用，比如说习俗、方言等等，南北差别太大。”另一份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张海国领衔、上千名研究者共同参与、经过30年精细验证的《中国全民族肤纹分布格局》研究成果表明，“中华民族自古一家”。研究人员应用肤纹聚类分析统计法，将中华56个民族梳理成南方和北方两大民族群，共采集了中华56个民族的156个模式样本、含6.8万多人的数百万个数据。在做样本分析中，研究人员发现，华夏民族的古老遗传密码在我们现代人肤纹上依然有着鲜明的印记。通过分析和比对发现，汉族的肤纹特征表现很强的民族杂合性，是华夏民族集合的后代。换句话说，数千年来，汉族是在与各少数民族的融合中繁衍生息，而少数民族也在繁衍中与汉族进一步地融合与发展。由此证明中华民族是多元的、又是一体的。这两份研究成果与历史文献记载是大致吻合的。

从中国历史来看，汉化有两种形式:一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汉化，有时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积极倡导，并采取强硬措施，推行汉化。有时是汉族统治者强制少数民族汉化; 二是自然汉化，即在长期密切的经济来往和文化交流过程中，比较落后的民族因受周围比较先进民族的影响，自然而然地改变了自己的民族特点。

从效果来看，强制汉化往往欲速则不达，而且会遭到激烈反对，自然融合是最佳方式。大家都熟悉的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他的汉化改革主要有七大方面内容:一是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二是按照中原汉族王朝的制度改革官制;三是强迫鲜卑族人一律改穿汉族的服装;四是规定鲜卑族官员一律讲汉语;五是鲜卑族和其他北方民族一律改姓;六是确定鲜卑族的门第高低;七是推动鲜卑族与汉族联姻。

过去，学术界一直对孝文帝的汉化改革给予极高评价，如果从汉化或者说民族同化的规律来看，他的汉化政策，需要反思和重新评价。孝文帝的改革，确实力度大、手腕硬、影响大，对去掉鲜卑人身上的“胡气”、对北方的民族融合，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激进的改革方式并不是最佳的方式，改革成效也并不理想。他刚提出迁都洛阳的想法时，就遭到了强烈反对，只有元赞一个人表示支持，后来他靠权术、阴谋手段(以南征为名)和高压政策，逼迫大臣就范，但真正到迁都时，仍有一半人持反对意见。其他方面的汉化改革方案，也遭到鲜卑贵族或明或暗的抵制，最终演变成一场叛乱。最令孝文帝始料未及和伤心的是，带头反对的竟是自己的太子元恂。为了彻底贯彻全面汉化思想，孝文帝只能以亲生儿子为代价，先将元恂废为庶人，后又将其赐死。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元恂成了孝文帝全面汉化政策的牺牲品。说明任何一项重大改革，既需要设计合理，符合实际，又需要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在多数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必须进行改革的情况下，通过强制性手段大力推行，往往会遭到强烈反对，改革也难以成功。因此，改革时首先要做风险评估。从孝文帝汉化改革的效果来看，也不理想。比如他下令禁胡服，要求鲜卑人一律改穿汉族人的服装，但鲜卑人普遍不乐意。迫于高压政策，表面上同意，口上附和，但心底里却始终排斥。禁令出台几年，洛阳城里的妇女依旧穿着鲜卑的服装，气得孝文帝暴跳如雷，大骂任城王元澄等高级官员。另外，孝文帝的全面汉化改革，使一个有近千年历史的鲜卑族、鲜卑语言、鲜卑文化以至拓跋氏家族很快消亡了。孝文帝死后，一些鲜卑族人就开始对他的汉化改革进行反思和清算，到北魏后期和东魏北齐，在语言、服饰等方面，又出现了新的鲜卑化倾向，一些汉人也把自己的汉姓改为鲜卑姓。至此，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成果已所剩无几。此外，孝文帝在推行汉化政策时，对汉族文化不分良莠全盘吸收，加快了鲜卑族官员的腐化进程。因此，一个民族在借鉴和吸收另一个民族的文化时，必须有所选择，不能一概照抄照搬。

再谈“胡化”。所谓“胡化”，简单地说，就是汉族被少数民族所同化。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还比较普遍，周恩来总理就曾说过:“汉族同化别的民族，别的民族也同化汉族”。历史上比较典型的“胡化”，有汉朝李陵的匈奴化、北魏高欢的鲜卑化以及唐朝徐舍人的吐蕃化，等等。

李陵是汉代“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在浚稽山大战中，李陵打得很惨，兵败被俘，投降了匈奴。汉武帝听到消息后，十分恼怒，把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儿女全部杀害。当时，几乎所有大臣都在谴责李陵，只有司马迁出面为他说话，结果遭到了宫刑。李陵本来还想寻找机会报答汉朝，后来见汉武帝如此绝情，使他非常寒心，甘心情愿地在匈奴渡过一生，并为匈奴效力。李陵最终彻底“匈奴化”了，不仅“胡服椎结”，穿着匈奴服装，披着长发，把头顶上的一撮头发整成椎形，没有半点汉人特征了，而且还自称为“异域之人”。汉昭帝继位后，西汉派李陵的老乡和老朋友任立政等人到匈奴动员他回来，李陵则反复强调自己已经“胡化”了，“丈夫不能再辱”，毅然拒绝了他们的招请好意。

再谈高欢的鲜卑化。高欢在北魏后期掌握兵权，在东魏时期又控制着皇帝，死后被他儿子追封为北齐神武帝。高欢本是渤海蓨(今河北景县)的汉人。他的爷爷高谧因犯罪被流放到怀朔镇(今内蒙古包头东北)。到高欢时，因三代都生活在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高欢既懂鲜卑语，又懂汉语。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

徐舍人是武则天时期柳州司马徐敬业的后代。武则天当了女皇之后，遭到了各方的强烈反对。光宅元年(684年)，唐英国公李勣的孙子柳州司马徐敬业以匡复唐室、拥立庐陵王为号召，在扬州起兵反对则天。最后，徐敬业兵败被杀，他的子孙因害怕遭到株连，便辗转流落到吐蕃，而且“代居禄位”，到唐德宗时期，徐敬业的第三代后人徐舍人“赤髭大目”，嘴上边长着红色胡子、一对眼睛大得出奇，已经彻底“吐蕃化”了。

汤开建先生和马明达先生认为，在五代十国和北宋初期，河陇地区也出现了汉族“吐蕃化”的趋势。周伟洲先生进一步认为，不仅汉族“吐蕃化”，而且整个唐朝西北民族都有一个“吐蕃化”趋势。杨铭先生认为，在吐蕃统治西北的历史时期，西北少数民族在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和文化等方面，都“带有鲜明的‘吐蕃化’色彩”。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经提出一个很有影响的观点。他认为，在唐朝“河北社会全是胡化”，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都与河朔地区的胡化有关。我个人认为，河朔地区既有“胡化”趋向，也有汉文化保持和提高的趋向，安史之乱的爆发，藩镇抗拒中央，都与“胡化”和“汉化”的两种趋向有关。

少数民族被汉族所同化即“汉化”和汉族被少数民族所同化即“胡化”，即使现在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如位于广西西南部处于滇、黔、桂三省交界地带的隆林各族自治县，现有苗、彝、仡佬、壮、汉等5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80%，汉族人口占20%。2013年4月23日，隆林各族自治县原县长杨光富介绍，当地政府一直鼓励和支持各民族之间联姻，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迄今已有6000多对。他说，婚姻的双方都精通对方的民族语言，而且都很流利，联姻家庭很幸福，宗教逐渐相同，风俗习惯逐步接近，融合较好，以后很难区分出是哪个民族的血统了。

九、中国民族关系研究的四个维度

一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如两汉与匈奴的关系，隋唐与突厥的关系，唐朝与吐蕃、契丹、回纥、南诏的关系，北宋与大理的关系，明朝与瓦剌的关系，等等。

二是不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如西汉时期匈奴与乌孙的关系，南北朝时期柔然与突厥的关系，唐朝吐蕃与南诏的关系，回纥与突厥的关系，以及突厥、回纥与东北地区的契丹、奚、室韦的关系，等等。

三是汉族与55个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如汉族与藏族的关系、汉族与维吾尔族的关系、汉族与朝鲜族的关系，汉族与蒙古族的关系，等等。

四是55个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如藏族与羌族、维吾尔族等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维吾尔族与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等少数民族的关系，蒙古族与满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的关系，壮族与瑶族、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关系，等等。

目前，学术界对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研究得比较深入，但对不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以及55个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则缺乏足够重视，研究成果也少得可怜。多年之前，无论在学术会议上还是在演讲中，我曾多次呼吁学术界重视这一问题。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了，研究成果的质量也有明显提高。如2013年5月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族学》第十辑“民族关系”专栏中就刊登了切排的《蒙元时期西北诸民族的涵化与融合现象》及李洁、黄青卓的《蒙古族、维吾尔族、汉族之三维民族关系———以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为例》两篇论文，都探讨了多民族之间的关系。

其实，不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不仅内容非常丰富，多姿多彩，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对中国历史的走向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凡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关系中的一些内容，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中都完全齐备。比如，西汉想控制西域，匈奴早已控制了西域，当时楼兰、乌孙等西域26国都在匈奴的控制之下，张骞出使西域，主要目的是联合乌孙，以“断匈奴右臂”。西汉与匈奴和亲，匈奴也与乌孙和亲，而且，匈奴公主在乌孙的地位甚至比汉朝公主还要高。再如，从西魏北周一直到唐朝中期活跃在北方和西北地区政治舞台上的突厥，与柔然、回纥以及西域各个政权都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关系，突厥除了与回纥建立了和亲关系之外，还与西域的康国、高昌、吐谷浑、疏勒、焉耆、龟兹、于阗、坚昆、突骑施、波斯等10个政权和亲。突厥与柔然、回纥的关系更为典型。5世纪中叶，突厥被柔然征服，被迫作柔然的锻工(史书称之为“锻奴”)。突厥强盛之后，开始与柔然分庭抗礼，与柔然作对。突厥曾长期压迫回纥，突厥东西征讨，回纥都必须参加。后来，回纥不断开展对突厥的斗争。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在唐朝支持下，回纥各部攻杀了后突厥默啜可汗。又比如说，西南地区的吐蕃，在与唐朝发展关系的同时，也积极与吐谷浑、南诏以及西域许多政权发展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有友好往来，也有兵戎相见，尤其是吐蕃与南诏的关系，基本沿着对抗－合作－决裂－对抗的轨迹发展。吐蕃除了与唐朝和亲之外，也积极与周边其他政权联姻，形成了以拉萨为网点的吐蕃和亲圈。据汉文和藏文有关史料记载，吐蕃分别与苏毗、吐谷浑、泥婆罗(尼泊尔)、党项、象雄(羊同)、苏禄、小勃律、南诏及康国(撒马尔罕) 等政权建立过和亲关系。其中，吐蕃首领松赞干布本人就与泥婆罗(尼泊尔)、唐朝、党项、象雄(羊同)等政权和亲，墀德祖丹赞普先后与南诏、唐朝及康国和亲。这种多元和亲，在中国和亲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这是吐蕃和亲的显著特点之一。

以上几个事例说明，不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民族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中国民族关系历史就是残缺不全的历史，只有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纳入研究范围之内，才能看到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全貌;也只有梳理和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才能看清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比如研究唐朝与吐蕃的关系，唐朝与南诏的关系，只有放在唐朝、吐蕃、南诏的三角关系中，才能看到唐朝在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的全貌和民族关系的复杂性。

十、各民族都要积极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民族平等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简单地说，民族平等就是各民族在社会地位上一律平等，享受同样的权利，承担同样的义务。既没有给任何民族以特权，也没有对任何民族的权利设定限制。

民族团结是国家统一和政权稳定的基本保证。毛泽东、周恩来都曾反复论述过民族团结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高度评价两个“离不开”的思想。1999年，江泽民同志在新疆考察时提出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重要思想。“三个离不开”思想是民族理论的重大发展，对于处理当今的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无数事实证明，团结是福，分裂是祸。只要全国各族人民心想团结、心想统一、心想稳定、心想发展，极少数人是无力撼动民族团结大业的。

互助合作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等方面原因，多数少数民族地区还属于落后地区或欠发达地区。在目前情况下，内地和汉族地区，应当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努力缩小内地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差距，这是良好的民族关系的基本条件。当然，缩小差距，并不是内地减速，而是边疆加速。作为内地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应当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在这方面，一定要诚心诚意，不要作秀。实际上，这种帮助也是相互的，是互益互补、互利互惠的。2010年5月召开的新疆工作座谈会，中央做出了再次援建新疆的战略部署，不仅对于新疆的发展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全国的发展和稳定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和谐是民族关系发展的理想状态。构建和谐社会，既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需要各个阶层和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和谐，还需要人与自然的和谐。由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还需要民族关系的和谐。所以，和谐的民族关系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谐的民族关系关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

编 者 按：原文引自《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7月第26卷第3期，因排版需要，原文脚注省略，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