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文秀

[摘要]昭君文化是草原文化的特殊组成部分，它拥有由核心元素、意象元素、衍生元素构成的独特的文化元素群：其核心文化元素是出塞和亲；鸿雁、琵琶、青冢、骏马等意象是其特有的象征性文化元素，而其大量的衍生元素如坟墓、诗词、绘画等，则散见于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各类文化形态中。昭君文化丰富了草原文化的内涵，是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长江文化相联系的纽带之一。

[关键词]昭君文化；核心元素；意象元素；衍生元素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7)03-0074-05

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关示好，汉元帝欣然允诺，让满怀诚意的匈奴单于迎娶贤明美丽的昭君北归大漠草原。成为阏氏的昭君终生留在草原，和草原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赢得了欢迎和爱戴，促成了六十多年的胡汉友好，留下了千古传诵的和亲佳话。两千多年来，昭君一直活在世人尤其是草原人民的心里，人们用喜欢的各种形式来纪念和表现自己心中的王昭君：给昭君筑坟、修坟、上坟，修筑的昭君坟何止一座一处，上坟祭奠的又何止一时一世一人；昭君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种类、数量之多，内容涵盖之广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代大量的诗词曲，还有数量可观的小说、散文、戏剧、变文、歌谣、故事、传说以及绘画、琴曲、舞蹈、雕刻、刺绣、剪纸、影视、邮票等等；还有以昭君名字命名的建筑、产品，组织、举办的昭君文化活动等等。可见昭君的影响何其深远，昭君的确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而我们有必要对这种文化现象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也有必要梳理昭君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关系。

那么，昭君文化和草原文化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又是什么关系？近些年，国内学者普遍认可对草原文化的几点基本界定（一）草原文化以中国北方草原为载体；（二）草原文化以北方游牧民族为主体，以蒙古族为主要代表；（三）草原文化是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共同创造和发展的，与草原生态环境和谐依存的，反映游牧民族观念、信仰、传统、心理特征的特质文化；（四）草原文化是不断以异质文化精粹为养料的动态文化。我们用以上四条逐一衡量昭君文化：其一，昭君出塞和亲的地点就在北方草原；其二，昭君和亲的对象是匈奴人，据考匈奴人是蒙古族人的祖先；其三，昭君出塞后，长期和匈奴人生活在一起，生儿育女，互相影响，和睦相处，共同创造了以昭君和亲为主题的汉匈融合的特质文化；其四，草原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吸纳性，大量吸收了昭君带来的“异质文化”精粹。很明显，昭君文化具有草原文化的要素特征，属于草原文化的一部分。当然，在昭君的家乡湖北，在中原汉民族的文化中，也都活跃着昭君文化的影子，总体上讲，它属于中华文化，但草原文化中所包含的昭君文化元素，主要是昭君和亲来到草原后留下的，因此这些和草原文化紧密相关的昭君文化元素就构成草原文化中的特质文化。

既然昭君文化是草原文化中的特质文化，那么，草原文化中包含哪些昭君文化元素呢？这些昭君文化元素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系？昭君文化对于草原文化的意义在哪里？让我们一一加以分析。

我们认为，草原文化中包含昭君文化核心元素、意象元素和衍生元素，它们共同构成昭君文化群。

昭君文化的核心元素就是昭君出塞，汉匈（也称胡汉）和亲。这也是昭君文化的根基。史载我国历史上中原王朝与西北游牧民族之间的和亲有过八百多次，为什么唯独昭君和亲被千古传诵？恐怕以下几个主要原因是不可忽视的：第一，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的和亲非常成功，给人民带来了福祉。《汉书·匈奴传》记：“北边自宣帝（笔者注：汉元帝之父）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昭君和亲巩固并加深了这种友好关系，两个民族因此享受了六十余年的和平安宁。与昭君同时代的易学专家焦延寿在其著作《焦氏易林》中写诗赞颂昭君的杰出贡献：“昭君守国，诸夏蒙德，异类既同，崇我王室。”（《萃之临》）“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萃之益》）对于华夏和四夷来说，昭君都是友好的福星。①唐代张仲素的《王昭君》一诗也高度概括了昭君和亲带来的息战兴牧局面：“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把昭君比仙娥，称呼韩邪单于为骄子，前者愿嫁，后者愿和，结果是将士们收起武器去种田，牧民们在边塞草场上自由放牧，一派和平安宁的景象。他们的子女、亲属及深受 他 们感召的人也都致力于民族团结和友好往来。可以说，他们的和亲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一次。第二，昭君和呼韩邪单于的和亲是建立在自愿平等基础上的。呼韩邪单于在汉廷二十余年帮助下，结束了五匈争立的内乱局面，统一了匈奴，故对汉廷心存感激，为了加深关系，自己提出“愿婿汉氏以自亲”，希望与汉结为亲戚关系。而昭君听说后，“乃请掖庭令求行”（《后汉书·南匈奴传》），请宫廷准予出塞和亲，所以说和亲的双方是出于自愿的。而且当时两族相安无事，没有战争威胁，这种情况下的和亲显然不带有功利目的，而是真诚、平等的愿望表达。第三，呼韩邪单于和昭君都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历史人物。呼韩邪单于是匈奴史上一位颇具眼光和魄力的英雄，他历经坎坷平定内乱换来匈奴内外安宁；王昭君则是和其他出塞公主不同的“良家子”（平民女子），她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献身于汉匈友好，她以草原为家和单于生儿育女，她和草原人民平等相处，亲密融洽。加上两人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使得他们深受爱戴，人们在这一英雄-美女的成功组合中寄托了无限的政治理想和审美愿望，也生发出无穷的想象和充满创造力的表达，衍化为众多的昭君文化元素，最终形成了昭君文化现象。

在昭君文化元素中，有些相当引人注目的意象元素。例如琵琶、鸿雁、青冢、马、月等等，这些元素在以昭君为题材的大量诗词、戏剧、绘画等文学艺术作品中随处可见且深入人心，已经固化为与昭君相关的某种象征。而在昭君出塞和亲的背景下，这些元素又和草原文化密不可分。以下将以诗词为例加以分析，因为目前可见的昭君题材诗词就有一千三百三十三首之多，数量居同类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之首，有充分的选择余地，足以说明问题。②

鸿雁是草原上人们喜爱的候鸟。鸿雁的意象与昭君联系在一起，最早见于东汉文学家蔡邕的《琴操》，其中记录了据说是由昭君所作的《怨旷思惟歌》，歌中有这样的句子：“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以燕（雁）自比，形容远离父母，山高水长的思念和无奈。晋代石崇 《王明君辞》里的诗句：“愿假飞鸿翼，乘之以遐征。”表达了希望鸿雁带自己飞向远方的愿望。北周王褒《明君词》：“鸿飞渐南陆，马首倦西征。”望着远去的南飞雁，怎样才能打起精神走完漫长的路程？“愿逐三秋雁，年年一度归。”（唐代卢照邻《昭君怨》）真希望追随鸿雁，能够一年一归啊。归而不得，只好期望鸿雁可以传递音讯了：“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王安石《明妃曲》）“寄言秦楼下，因书秋雁飞。”（隋代张碧兰《王昭君》）可以说，鸿雁是昭君远在塞外思念家国的心灵依托，也是联系塞内塞外的精神信使。在草原上，人们也常常赋予鸿雁这样的意蕴，期望鸿雁带着自己的理想飞向远方，因此昭君文化里的鸿雁意象特别易于被草原人民理解和接受。

琵琶之于昭君，已经成为密不可分的象征性意象。怀抱琵琶的昭君，是人们熟悉的经典形象。不同诗人笔下的昭君琵琶，奏出的是不一样的曲调-“昭君上马鞍，手取琵琶弹。”（清代袁枚《明妃曲》）“马上琵琶塞上风，分明吹入玉关中。”（明代徐寿《王昭君》）“琵琶马上曲，杨柳塞垣情。”（唐代无名氏《王昭君》）这些诗句都描写了昭君骑在马上，一路前行一路弹奏琵琶聊遣情怀的情形。孟浩然《凉州词》：“浑城紫檀金屑文，作得琵琶声入云。胡地迢迢三万里，那堪马上送明君。”写昭君出塞路途遥远，即使是声音很好的紫檀木嵌金图案的精品琵琶，也承载不了昭君的离愁别绪。不少诗人赋予昭君琵琶的是悲苦、愁思和哀怨：“马上无以写愁思，推手为琵却手琶。昭君死作青冢土，琵琶却传来汉家。”（元代方回《于氏琵琶行》）“紫台一去朔风寒，手上琵琶和泪弹。”（明代颜廷榘《明妃》）最著名的当属杜甫《明妃》里的诗句：“千载琵琶作胡 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是“琵琶怨”的代表，却也难得地反映了昭君用琵琶弹 奏匈奴乐曲的事实。也有一种“反琵琶怨”的强音：“一曲琵琶非诉怨，毡裘羊酪亦君恩。”（龚景瀚《昭君词》）说昭君把披毡裘食羊酪视为单于之恩，并不抱怨。“女子英雄泪，琵琶壮士歌。”（王循《青冢》）昭君含泪弹出的琵琶曲，抒发的却是感人肺腑的英雄情怀，是不让须眉的壮士豪歌！“塞上香风暗度时，琵琶声急马蹄迟。美人一曲安天下，愧煞貔貅 百万师。”（王峻《题明妃出塞图》）“琵琶声里沙场静，却胜文姬返玉关。”（叶调元《昭君台》）赞扬文雅美丽的王昭君，奏出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靖边安塞的最强音。不管每位诗人的认识 如何，他们的表述中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昭君借琵琶倾诉心曲，琵琶寄寓着昭君的所思所想。宋朝王安石的《明妃曲》中生动描写了昭君弹琵琶的情景-“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指弹琵琶的金质器具）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初嫁的昭君，面对众多言语不通的陌生异族人，熟练地弹起琵琶表述心迹，听众深受感染，激动地或劝酒，或垂泪，或驻足不去，昭君也为能有如此知音而心生欢喜。她和她的琵琶演奏，受到草原人民喜爱，在草原上引起共鸣：“推手为琵复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琵琶弦中苦调多，萧萧羌笛声相和。”（唐代刘长卿《王昭君歌》）当昭君弹奏琵琶的时候，牧人也常常吹羌笛奏胡笳与她应和。元人丁後甚至把昭君弹奏琵琶曲视为“声教”：“千年世运天所移，声教所被穷海涯。男尽为臣女尽妾，琵琶处处民熙熙。”（《昭君图》）说在她的乐曲感召下，人们纷纷归顺。

青冢，属昭君所独有。两千余年来，不断有人借修护青冢、吟咏青冢、祭奠青冢、宣传青冢来纪念昭君，草原上还有多处昭君墓，更是塞外人民热爱昭君的最好证明。杜甫曾感叹昭君：“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明妃》）明代李晔想象青冢里的昭君化作彩云和鸿雁魂归故里：“明妃冢前青草肥，宫衣化作彩云飞。生无羽翼度关塞，死后魂随秋雁归。”（《王昭君歌》）对于一个为了和亲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终生未归的南方女子来说，这种刻骨的思念正是人之常情，同时也更说明昭君为和亲做出了多么大的牺牲。元代耶律楚材赞叹：“十里春风青冢道，落花犹似汉宫春。”（《过青冢次贾搏霄韵》）通过渲染青冢的春风春花赞美昭君的英名，这是对昭君亡灵的最好安慰。明代莫止《昭君曲》也有类似写照：“但使边城静，蛾眉敢爱身？千年青冢在，犹是汉宫春。”揭示了青冢长存的原因是昭君勇于献身靖边。元代张翥《昭君怨》：“闭长门看取蛾眉妒宠，身后谁如遗冢。千载草青青，有芳名。”那些得到君王宠爱的宫女，有谁比得上昭君这样流芳千古？明代祖籍丰州（今呼和浩特）的霍瑛凭吊青冢时，想到昭君：“琵琶弹出汉宫秋，青冢千年姓自留。”虽然不免伤感，却使自己青冢长留！相反，不禁感慨“多少红颜承主幸，名随身世尽东流”。正因为昭君不计个人宠辱，一心为国，“但使此身能报国”，才赢得“蛾眉出塞万家春”（《青冢吊明妃》）。青冢如春，正是昭君曾经带给草原春天的春的回报。

马是深受马背上的民族-草原牧民喜爱的代步工具和亲密伴侣，在草原文化中，马文化元素独具特色。昭君自出塞那天起，就和马结下了不解之缘，马也是昭君文化元素中的一个重要意象。“队队毡车细马，簇拥阏氏如画。”（元代张翥《昭君怨》）单于带来一队队由精选良马驾着的毡车，簇拥着昭君上路，画面壮观。“昭君拂玉鞍，上马啼红颊。”（李白《王昭君》）即将远行的昭君手拂精美的马鞍，不由洒下离别之泪。“昭君上马鞍，手取琵琶弹。”（袁枚《明妃曲》）“琵琶马上曲，杨柳塞垣情。”（唐无名氏《王昭君》）“马上琵琶行万里，汉宫长有隔山春。”（李商隐《王昭君》）从跨上马背开始，昭君的命运就和以游牧为生的匈奴融为一体，难解难分了。长路迢迢，马儿及琵琶始终与昭君相伴。遇到气候恶劣时，“抱得琵琶不忍弹，胡沙猎猎雪漫漫。晓来马上寒如许，信是将军出塞难。”（明代彭华《明妃曲》）马匹顶着凛冽的风沙和漫天大雪行进，严寒中才知道那些征战的将军们是多么不易。诗里暗含了昭君以一人付出免去将士征战之苦的用意。

昭君文化元素中，月亮所蕴含的思乡意象，时有写照。如李白《王昭君》“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崔国辅《王昭君》“一回望月一回悲，望月月移人不移”。因月亮意象非草原文化所特有，此处不多论述。倒是苏轼有首《附晁无咎再次韵》值得一提：“幽闲合出昭君村，芳洁恐是三闾魂。”“岂惟千里共明月，亦可千里同芳尊。”赞美昭君和屈原一样心灵芳洁，他们的崇高都与明月共辉。

昭君文化的衍生元素很多，包括数量可观的诗、词、曲、戏剧、小说、散文、变文、歌谣、故事、传说、绘画、琴曲、舞蹈、雕刻、刺绣、剪纸、影视、邮票等文学艺术作品，也包括史书、杂记、评论等文本，还有与昭君相关的建筑、产品、组织、节庆、活动、服饰、器物等。影响大的如汉代瓦当“单于和亲”、晋代石崇诗《王明君辞并序》、宋代王安石的诗《明妃曲》、元代马致远的戏剧《汉宫秋》、清代绣像本小说《双凤奇缘》、宋代宫素然水墨画《明妃出塞图》、当代董必武《谒昭君墓诗一首》、曹禺五幕历史剧《王昭君》，青冢、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等。实际上，上文所说的那些典型意象也属此类，只因其约定俗成的特殊意义才单独进行了讨论。这些衍生元素不断充实着昭君文化元素群，不仅可以让人们从中更多地了解昭君，还可以了解草原和草原民族，了解草原文化。

以昭君题材的诗词为例，隐含其中的衍生元素可以集合而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昭君文化元素群。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描写匈奴人的游牧生活习俗：“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元人张渥描述匈奴使者的威武剽悍：“胡雏生长狞如枭，毡处肉食胆气豪。角弓羽箭花纹刀，踊跃快马腾飞猱。玄旗树日惊霜飚，云是使者来汉朝。”（《题昭君出塞图》）元人张可久曲词《越调·寨儿令》写昭君出塞时的盛况：“羽盖峨峨，虎皮驮驮，雁远暮云阁。建旌旗五百沙陀，送琵琶三两富娥。翠车前白橐驼，雕笼内锦鹦哥。”清代胡夏客《王昭君辞》写匈奴人沿途叩首迎接昭君：“竟别紫台将出塞，韦鞲稽颡后先迎。”出塞的漫漫长途中，见过昭君的匈奴妇女学习昭君的装扮因而增加了不少姿色，也因此和昭君多了几分亲近：“出塞香车关路长，阏氏妇女学宫妆。穹庐自此多颜色，草已青青拒雪霜。”元人丁後和唐人储光羲写单于对昭君疼爱有加，呵护备至-看到初出塞外的昭君因远离家国、环境迥异、不耐严寒而悲伤，就把帐篷卧具打理得暖暖和和的，甚至不惜以君王之身下跪劝说她开心起来：“单于跪进苦劝人（指昭君），穹庐夜永氍毹暖。”（《昭君图》）知道昭君因言语不通而孤独难过，单于要求人们用汉语唱歌：“胡王知妾不胜悲，乐府 皆传汉国辞。”（《明妃曲》）其情岂不感人！宋代洪咨夔在《昭君行》里生动刻画了单于、昭君一家的和美、幸福生活：“朔风吹雪胡马嘶，猎归月淡龙城西。重旃穹窿压斗帐，泛盎快揽金留犁。细调弦索为郎鼓，手未推却眉先低。林深人静孤啄木，春尽树暗双黄鹂。大居次吹梅花老，小居次舞杨花迷。屠牙勃率起为寿，一粲相对酣如泥。”说的是单于打猎归来，全家在温暖的穹庐里饮酒庆贺。昭君为单于精心弹奏起优雅迷人的乐曲，长女须卜居次吹起羌笛，次女当于居次跳起舞蹈，儿子伊屠牙斯上前跪拜祝贺，单于、昭君欢欢喜喜地对饮至酣醉。其情其景十分温馨。这些零散片断，也就是隐含着的昭君文化元素，点点滴滴都在述说着昭君的传奇故事，描画着昭君的往事今生，传递着流芳千古的情怀。

行文至此，昭君文化元素对于草原文化的意义显而易见：昭君文化元素是草原文化中的特质元素，它以自己的新质、异质丰富了草原文化的内涵，赋予了草原文化一种新奇的气息和活力，使草原文化变得更加包容和多元化，更加多姿多彩。昭君文化还是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长江文化联系起来的纽带之一，因为这几种文化中都包含着各有侧重又时时交叉的昭君文化元素。大而言之，昭君文化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日本、韩国、朝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都和昭君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昭君是颇受好评的世界性人物。让昭君文化更多地走向世界，也就是在扩大草原文化的影响。

因此，在草原文化研究中，应该更加重视昭君文化的研究，把昭君文化研究纳入草原文化研究之中，使其拥有一席之地；昭君文化研究既可相对独立，又不能脱离草原文化研究的大格局，二者兼顾，可以更好地借鉴促进，保证研究的全面、客观。

[注释]

①可咏雪、戴其芳、余国钦、李世馨、武高明编注《历代吟咏昭君诗词曲全辑·评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0年。附注：文中所引用的其余昭君题材诗词全部出自该书，不再另注。

②参见可咏雪等编注《历代吟咏昭君诗词曲全辑·评注》“编注说明”。

编 者 按：原文载于《语文学刊》2017年6月，第37卷第3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