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东

[摘要]对于昭君出塞的路线，由于原始文献缺载，学者们在研究上出现了争议，主要有西线秦直道说和中线通塞中路说。通过对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呼韩邪单于第一次入汉朝拜往返秦直道的可能性最大。遵循中国史书撰写“常事不书”的原则，第二次出入汉庭及第三次偕昭君出塞的路线没有发生变化，故不再详载。汉成帝河平元年，复株累单于派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到汉朝奉献朝拜，返程所经的“蒲反”之路，是他图谋降汉的反常之举，并不能反推昭君出塞走的是通塞中路。所谓昭君出塞走秦直道更为迂回曲折，环境更加恶劣，安全难以保障，而走通塞中路气候温润适宜等说辞带有相当的主观想象成分。民间传说的产生更多表现的是人们心灵的期冀与情感的表达，不能等同于历史事实。秦直道仍是昭君出塞的最可能路线。

[关键词]昭君出塞；秦直道；通塞中路；常事不书

昭君出塞是汉代历史上的大事，通过婚姻关系加强了汉匈之间的密切联系，为维护汉匈间的和平友好做出了贡献。昭君出塞的故事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内涵，昭君也受到了历代各界人士的同情、敬仰和赞颂。在昭君故事已经发展成为蔚为可观的昭君文化的今天，人们渴望更深入了解昭君历史的方方面面，对于昭君出塞相关的历史内容充满了探索的欲望。在《汉书》《后汉书》等早期史籍中，没有记载昭君出塞的具体路线。1986年，林幹先生在《试论王昭君艺术形象的塑造》一文中认为昭君出塞是沿着秦直道所在的郡治北上的。后来崔明德、郝诚之等研究和亲史与昭君文化的专家认为昭君出塞所行路线为秦直道。进入21世纪，山西省的学者靳生禾、刘志尧、刘溢海等诸位先生提出了昭君出塞并非经过西线的秦直道，而是经过中线的通塞中路，也就是经过河东、太原、代、雁门关、杀虎口一线进入塞北的。对于此观点，王子今先生发表论文《关于王昭君北行路线的推定》、本人亦发表文章《论秦直道是昭君出塞的最可能路线》予以辩驳。随后，靳生禾、刘妙等先生再发表文章，申明昭君出塞经雁门关、杀虎口一线说。主张昭君出塞走通塞中路的学者列举的理由似乎越来越充分，但仔细拜读之，仍觉缺乏有力证据。遵循马寅初先生倡导的“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辨愈明”的态度，觉得该问题仍有辨析的必要，故撰此文，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从“常事不书”看昭君出塞走秦直道的可能性

在汉朝的持续打击下，宣帝时期，匈奴内部出现了内外交困、内讧不断的局面。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虚闾权渠单于去世，颛渠阏氏与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发动政变，废掉虚闾权渠单于的儿子稽侯珊，改立右贤王屠耆堂为握衍朐鞮单于。“单于初立，凶恶，尽杀虚闾权渠时用事贵人刑未央等，而任用颛渠阏氏弟都隆奇，又尽免虚闾权渠子弟近亲，而以其子弟代之”。由于握衍朐鞮单于“暴虐杀伐，国中不附”，匈奴内乱，“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经过各路单于的征战厮杀，最后演变为郅支单于呼屠吾斯与呼韩邪单于稽侯珊的兄弟相争。郅支单于一度打败呼韩邪单于，并占据了单于庭。在生死存亡的情况下，呼韩邪单于接受了左伊秩訾王的建议，向汉朝称臣，希望得到汉朝的支持，凭借汉朝的帮助渡过危机，统一匈奴各部。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派遣其子右贤王铢楼渠堂入汉为侍子，表达了附汉的强烈愿望，宣帝对此表示欢迎。第二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表示明年春正月愿意亲自到长安朝见汉宣帝。

呼韩邪单于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表达附汉意愿的，汉朝不仅积极响应，还决定以极高的礼仪接待他。对此，呼韩邪单于自然感恩戴德，以实际行动表达附汉的真诚。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春正月，呼韩邪单于如约进汉朝拜。《汉书·匈奴传》记载：

明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朝三年正月。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发过所七郡郡二千骑，为陈道上。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盭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棨戟十，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礼毕，使使者道（导）单于先行，宿长平。上自甘泉宿池阳宫。上登长平，诏单于毋谒，其左右当户之群臣皆得列观，及诸蛮夷君长王侯数万，咸迎于渭桥下，夹道陈。上登渭桥，咸称万岁，单于就邸，留月余，遣归国。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诏忠等留卫单于，助诛不服，又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

呼韩邪单于第一次入汉朝拜，扣的是五原塞，汉宣帝于甘泉宫迎接，这两个地点分别是秦直道的终点和起点。所经过的七郡，《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七郡，谓过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而后至长安也。”都在秦直道沿线。《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与注者胡三省都是严肃的历史学家，他们为撰写与注释《资治通鉴》呕心沥血，其严谨的学术态度得到了学界公认，再加上所处的宋元时代尚有比今天更多的资料供其参考，所述七郡当有相当的可信度。西汉时期，皇帝正常上朝议事的地点是在长安城西南部的未央宫。甘泉宫位于长安城西北部陕西淳化县，皇帝有特殊事情处理时才到这里办公。这次，汉元帝离开未央宫来到甘泉宫，就是为了迎接从直道而来的呼韩邪单于。《汉书》所述其余地点，甘泉宫、池阳宫、长平馆、渭桥、受降城、光禄塞、鸡鹿塞，均位于秦直道及其延伸线上，与秦直道关系密切。实际上秦始皇时期就在这里修筑了“望夷宫”，等待北方民族的臣服。汉武帝时期又修建了匈奴邸，这次汉宣帝就将呼韩邪单于安置在了匈奴邸。而相关记载中，没有留下走通塞中路的任何线索。当时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竞争，匈奴尚未统一，为了保护呼韩邪单于的安全并表示对他的特殊恩宠，汉朝派骑都尉韩昌从长安迎接，并调发所经过的各郡每郡派出两千骑兵护卫。可以想见，如果呼韩邪单于走得是通塞中路，所过地区在出雁门关以前属于汉朝腹地，缺少了派兵护卫的必要性。另外，如果走通塞中路，未央宫位于通塞中路的起点，汉元帝理应在这里接见呼韩邪单于，而没有必要向西北绕行到秦直道的起点甘泉宫接见他。似乎可以确认，呼韩邪单于第一次来汉朝拜宣帝走的是秦直道。呼韩邪单于在汉留居月余，宣帝又派重兵原路护送返回匈奴故地。

   通过历史文献留下的记载可以推断，呼韩邪单于第一次入汉朝拜往来都走得是秦直道。这是因为，秦直道是当时汉匈之间相互联系的一条最便捷的道路。秦直道修筑于秦朝，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派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匈奴，《秦始皇本纪》记载：

三十二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四]  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

   秦朝夺取了匈奴河南地后，在这里设置郡县，建设城堡、修筑长城，并且要随时防御匈奴骑兵的侵袭，需要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修筑一条从关中地区直通北方的道路，以便更快捷地调动军队和物资，支援北方边疆建设，就成为一项迫切任务。“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秦直道的修筑对秦朝造成了巨大的消耗，亲身考察过北方长城与秦直道的司马迁对此深有感触。他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秦直道经过了“堑山堙谷”的巨大工程，所以才能直通北方。相比于其他道路，秦直道的修筑，使关中地区与北方地区的联系距离更短、更便捷，因此也被称为古代中国的一条军事高速公路。如果真如靳生禾先生所认为的那样，“西路距离、行程近于中路”，则没有耗费巨大国力修筑直道的必要了。

   整个秦汉时期，秦直道都得到了良好的维护。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他第五次巡游，崩于沙丘平台，李斯、秦二世仍然带着始皇的尸体经由直道返回咸阳。顾炎武认为，秦始皇生前有巡视直道计划，胡亥、李斯为了掩盖秦始皇的死讯，保证政变成功，所以仍选择直道返回首都。汉武帝曾经两次到直道的终点九原地区巡视，一次是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于是上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两年后的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在征服南越与东瓯后，汉武帝再次巡视北方边境，“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秦皇、汉武均由直道到北方地区巡视，说明直道的良好通行条件，这种情况到汉宣帝、汉元帝时期并无改变，所以呼韩邪单于第一次到汉朝朝拜，无论往返都选择了秦直道。

呼韩邪单于第一次朝见汉宣帝北归，不仅得到了汉朝的军事支援，而且得到了粮食援助，摆脱了自身的困境，稳定了岌岌可危的局势。就在呼韩邪单于附汉的同时，郅支单于也派使者向汉朝奉献，表达了强烈的附汉愿望。为了占得先机，拉近与汉朝的密切关系，呼韩邪单于两年后于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再次来到长安朝见汉宣帝。

是岁，郅支单于亦遣使奉献，汉遇之甚厚。明年，两单于俱遣使朝献，汉待呼韩邪使有加。明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复发骑为送。

呼韩邪单于第二次来朝的往返路线，应该与第一次完全相同，也就是由五原入塞，经秦直道至甘泉宫朝见汉宣帝，然后沿原路返回，并留居于光禄塞下，靠汉朝的帮助防御郅支单于。只是这次汉朝因为在沿途已设军队屯驻，就没有再专门派骑兵护送。

两次朝汉后，呼韩邪单于得到汉朝的帮助，在漠南地区站稳了脚跟后，又回到漠北的单于庭，郅支单于则转向西域地区。汉朝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在康居斩杀郅支单于，为呼韩邪单于除掉了这一强劲对手。

呼韩邪单于听到郅支单于被诛的消息，“且喜且惧”。立即上书汉元帝，表示愿意再次入汉朝拜。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来到汉朝，汉元帝不仅给予他加倍的赏赐，而且把“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根据《后汉书》的记载，连王昭君在内共有五位宫女供呼韩邪单于选择。王昭君因为异常美丽，“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而被呼韩邪单于选中。对于这次呼韩邪单于入汉的路线及携带昭君一行出塞的路线，《汉书》与《后汉书》均缺乏记载，这也成为王昭君出塞路线争议的根源。但我认为，分析史籍，昭君出塞最可能的路线仍是秦直道。

首先，选择出入汉朝路线的决定性人物应是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结束了汉匈间的长期敌对状态，汉宣帝、汉元帝以极高的礼仪对待他，并给予其部尽可能的援助，帮助他统一了匈奴各部。在往返汉朝的路线选择上，元帝理应尊重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听说汉朝斩杀了郅支单于后，急于朝汉，就是向汉朝表示忠心，自然会选择最熟悉、最便捷的道路，最大的可能仍是选择秦直道。郅支单于被杀后，呼韩邪单于需要尽快带昭君回去，显示汉朝对自己的支持，便于整合匈奴各部，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自然还会选择最熟悉、最便捷的直道返回漠北单于庭。

主张昭君出塞走通塞中路的学者，多从昭君的角度考虑，认为走雁门关、杀虎口一线气候更加温暖，沿途居民更多，更有物资保障。实际上，在汉元帝眼里，昭君远没那么重要。昭君只是元帝后宫中千百个宫女中的一员，她“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是元帝送给呼韩邪单于的礼物。昭君的地位日显重要，是因为得到了呼韩邪单于的宠爱，并且后来在汉匈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返回塞外路线的选择上，呼韩邪单于自然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如前所述，呼韩邪单于急于返回漠北，自然不会选择绕路而行的。我们看到，呼韩邪单于第一次入汉朝拜，尚且在匈奴邸中停留了一月有余，而迎娶昭君时，则没有这样的记载，也说明他的返乡心情之切。

昭君出塞，胡汉和亲，无论对于汉王朝还是匈奴来说，都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何以对于这次呼韩邪单于往返的路线没有明确地记载呢？如果回到中国史书的撰写传统中，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很好地解释。中国史书撰写有着古老的“书异不书常”的传统，也就是《公羊传》所说的：春秋之法“常事不书”。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指出：“常事不书，为史家公例。盖常事而亦书之，则有书不胜书者矣。考古之士，每以欲求前代寻常之情形而不可得，遂以此致怨于古人；然使其自为一史，即亦将寻常事务，于无意中略去，以此为天然条例，凡执笔者皆莫能自外也。”以此原则揆诸昭君出塞路线的记载，可以发现，呼韩邪单于第一次入汉朝拜，对于其往返汉朝路线记载的是相对清晰的，也就是在汉朝军队的一路护送下，经秦直道往返于汉匈之间。以后呼韩邪单于再入汉朝拜，行进路线没有变化，也就没有必要重复记载了。这从呼韩邪单于第二次入汉朝拜的记载中也可以得到证实。此次往返汉匈之间的路线如同第一次，所以没有详记，但其中的变化是，“以有屯兵，故不复发骑为送”，对于这种变化是需要交代清楚的。至于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汉朝拜的路线，因为等同于前两次，这在当时已属“常事”，故史书中毋需再加记载。如果昭君出塞选择了与以前不同的路线，那就属于“异事”了，史书缺载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二、关于匈奴右皋林王伊邪莫演入汉返程路线的辨析

主张昭君出塞选择通塞中路的学者认为最重要的一条证据，就是在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复株累单于派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到汉朝奉献朝拜，“既罢，遣使者送至蒱反”（“蒱”字，它书或为“蒲”）。据此，刘妙先生考证认为：“蒲反，即蒲坂，在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黄河拐弯处。相传虞舜都此。春秋属晋，战国属魏。秦置永济县。西汉作蒲反。有风陵渡，隔河与陕西潼关相对。为河东通往关中的要冲。”途径蒲反，显然伊邪莫演选择的返程路线是通塞中路，而不是秦直道。刘妙先生进一步推断：“匈奴右皋林王伊邪莫演到西汉进贡，并参加元旦的朝贺大典，是在昭君出塞后的五年多的时间里，是属于匈奴一统的同一时空。匈奴右皋林王从长安到潼关过风陵渡，这是一条非常古老的道路。”刘妙先生和靳生禾先生都据此反推，昭君出塞的路线也应该就是这条路线。

颜师古在《汉书注》中认为，蒲反是在“河东之县也”。按照颜师古的注释，蒲反很可能是刘妙先生所考证的位于通塞中路的要冲之地-位于山西永济县的蒲坂，如此可以确定，伊邪莫演这次返回匈奴走得就是通塞中路，而不是秦直道。即便如此，也不能简单推定昭君出塞走的也是这条路线。实际上，匈奴右皋林王返程路线的选择大有周章，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选择，我们依据史料试做分析。

河平元年，单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献朝正月，既罢，遣使者送至蒱反。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杀，终不敢还归。”使者以闻，下公卿议。议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禄大夫谷永、议郎杜钦以为：“汉兴，匈奴数为边害，故设金爵之赏以待降者。今单于诎礼称臣，列为北藩，遣使朝贺，无有二心，汉家接之，宜异于往时。今既享单于聘贡之质，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贪一夫之得而失一国之心，拥有罪之臣而绝慕义之君也。假令单于初立，欲委身中国，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诈降以卜吉凶，受之亏德沮善，令单于自疏，不亲边吏；或者设为反间，欲因而生隙，受之适合其策，使得归曲而直责。此诚边竟安危之原，师旅动静之首，不可不详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诈谖之谋，怀附亲之心，便”。对奏，天子从之。遣中郎将王舜往问降状。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归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见汉使。

匈奴右皋林王伊邪莫演在返程路上，提出了欲投降汉朝，不愿返回匈奴的要求，并且以汉朝不接受，宁愿自杀来表明坚决的态度。伊邪莫演提出这一要求肯定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久有预谋的。对于希望留在汉地的他来说，选择回程路线时，肯定要找一条距离匈奴故地较远、路途更曲折的道路，从而获得心理上的一种安全感。那么，选择通塞中路比选择秦直道无疑更有利。在离开长安不久，他就提出了坚决投降汉朝的请求。当汉朝经过讨论，认为维护汉匈间友好关系是大局，毅然拒绝了伊邪莫演的降汉请求。

值得关注的是，被汉朝拒绝后，伊邪莫演以“我病狂妄言耳”加以掩饰。这一借口或是他早就想好的在汉朝不接受的情况下，对复株累单于的说辞。对于一个有狂病说胡话的人来说，他的决定必然不符合常理。那么，选择一条与匈奴使团平时返程不同的路线，也是违背常理的行为举动。伊邪莫演放弃秦直道、而选择通塞中路返程，既有利于他投降汉朝的要求，也能为被拒绝后说明自己思维已经不正常找借口，这或许是他没有和昭君出塞一样选择秦直道返程的主要原因。

还有一件值得深思的事，那就是，元旦朝会之后，汉朝为什么会派使者护送伊邪莫演到蒱反。呼韩邪单于附汉后，汉匈之间往来频繁。由于路途遥远，一般来说，每次出使都会选择曾经出使过并熟悉道路的人同行。在《汉书·张骞传》中也记载，汉武帝喜欢任用熟悉道路的人为出使西域各国的使者。如果汉匈之间在此之前的往返道路就是通塞中路，必然会有非常熟悉道路的人在使团之中，也就毋需汉朝派使者导送了。汉朝之所以派使者导送，很可能是因为使团中没有匈奴人走过这条新选择的道路，从而进一步说明伊邪莫演走的是一条不同于前人的道路。当伊邪莫演提出降汉的要求，汉朝为了表示反对这样的行为，就在中途把导送的使者撤回了。综上所述，匈奴右皋林王伊邪莫演选择的是一条不同于昭君出塞的返程道路，更多是由他欲降汉的行为所导致的。

   三、关于昭君从通塞中路出塞的相关论点辨析

主张昭君出塞走通塞中路的学者，还提出了许多理由，力图坐实自己的论点，但仔细拜读他们的论说，仍感觉多有牵强之处。

1.两条道路的径直迂远辨说

靳生禾先生在《昭君出塞路线考辨》一文中认为，按照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所列举的直道所经之郡，将各郡治的经纬度加以标列，则完全不在一条线上。“倘若将上列诸郡用线条连缀起来，则呈现的是一幅东拉西扯的‘之’字形的典型之‘S’形，即无论从什么视角看，都无法构成一条线，一言以蔽之，当年呼韩邪单于偕昭君乃至此前他来长安朝汉往还，怎么可能走此不成线的路线而偏要如此蹉跎舍近求远呢？”他认为：反而再看通塞中路所经过的各郡郡治，如果按经纬度加以连接，“尽管呈现的远非直线，而是一条弧形线，却毕竟是一条循序可行的路线，而且是一条由河东郡至代郡大体呈南北向，由代郡至五原郡则又大体呈东西向，虽然弯曲，却毕竟成一条相对直而可循而行的路线”。按照靳生禾先生的分析，昭君出塞走秦直道迂回曲折，而走通塞中路是一条捷径。不仅昭君出塞走的是通塞中路，而且呼韩邪单于几次朝汉，也不可能走秦直道。

然而靳生禾先生所连之线，不是按照道路连接的，而是将道路所经地区的郡治加以连接，然后再判断其是径直还是曲折。我们知道，呼韩邪单于偕昭君出塞，目的就是尽快返回漠北单于庭，而不是一定要到所经之地的郡治。秦直道本身是一条从云阳到九原，经过开山填谷修筑的南北直通的道路，沿途都有比较完备的防护与后勤供应设施及条件。我们很难想象，急于返回漠北的呼韩邪单于及王昭君一行，每到一郡就要离开直道来到郡治，然后再返回直道。这是帝王巡视地方才做的事情，呼韩邪单于与王昭君完全没有这样行路的理由。靳生禾先生也认为，走通塞中路，本身就不是一条径直的道路，先要南下，然后再东向，北向、再西向，是一条弯曲的弧形线。毫无疑问，走秦直道才是一条捷径。

2.直道气候环境恶劣辩说

主张昭君出塞走通塞中路的学者，大多秉持这样的观点，那就是走秦直道沿途气候环境十分恶劣，其舒适性和安全性远非通塞中路可比。靳生禾先生指出：“走秦直道特别是还必须穿越广袤的毛乌素沙漠、库布齐沙漠以及横渡‘无风三尺浪’的天堑黄河……尽管是捷径，却又是极不便亦远非‘安全’之路。”对于这一问题，王子今先生已经在《关于王昭君北行路线的推定》一文中进行了辨析。主要观点是，历史研究和考古发现均已证明，秦汉时期直道沿线的环境远非后来那么恶劣。在鄂尔多斯地区，秦汉时期设置了众多郡县，并且人口密度也很大。当时库布齐沙漠还没有形成，毛乌素沙漠的面积也比后来小得多，秦直道只是走过毛乌素沙漠的边缘。“在西汉时期气候较现今温暖湿润的情况下，直道北段因为‘沙漠’以致‘人畜行旅维艰’的想象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至于走秦直道要渡过风大浪急的黄河天堑，王子今先生则考证说，早在汉武帝时期，为了打击匈奴，已经命令卫青“梁北河”，也就是在九原地区的黄河段修筑桥梁，并且可以供大军通行了。“当时的‘度河’方式，却未必一定要‘乘舟北渡’。以交通史的视角考察秦汉桥梁建造技术，可以推知当时应当已经有黄河浮桥沟通南北，而使得九原与云阳实现高效率的交通连接”。

刘妙先生在《昭君出塞线路考》一文中，则提出了另一观点。“根据昭君于农历正月出塞的时间背景，东渡黄河的线路海拔较低，相对温暖，可以避开春寒料峭的气候。推论精心‘打造’胡汉和亲的汉元帝，要为昭君出塞选择一条温暖的线路”。如前所述，昭君出塞是一个政治事件，作为封建帝王，汉元帝可能更关注的是事件的主角呼韩邪单于，而不是任由呼韩邪单于从5名宫女中挑选出的一个王昭君。对于只有一面之缘的王昭君，汉元帝或许因为她的美貌而心起涟漪，也只是仅此而已。如果元帝真的对昭君情真意切，甚至为她考虑旅途的舒适、安全、环境、气候等事无巨细的大小问题，关怀无微不至，那么，作为帝王，他完全可以找理由留下昭君而代之她人。

昭君出塞事件的主角是呼韩邪单于，对于呼韩邪单于来说，他生活在大漠草原，无论走哪条路线，都会比漠北草原环境更适宜，气候更温暖，完全没有考虑上述问题的必要性。如果一定要为昭君考虑，昭君出塞的目的地是漠北单于庭。担心路途环境恶劣、气候寒冷，却最终要把她送往“少草木，多大沙”的漠北之地，岂不是充满了矛盾。

3.通塞中路沿线多昭君传说辨说

主张出塞路线为通塞中路的学者，认为沿线多昭君传说故事是有力佐证。如果仔细考察这些故事的记述，大多是在清代雍正年间至光绪年间编修的山西省地方志中，不惟记述年代后起，而且对故事本身大多也加上了“相传”二字，说明当时的记述者也明确这些记述只是传说，而不是真实的历史。正如王子今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其实，文学作品中透露的信息往往有史学价值，但是需要以历史主义眼光认真审视和甄别。传说的生成和影响是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然是否符合历史真实，也需要仔细地考察和鉴别。”实际上，有关昭君的传说故事遍及昭君故里和北方民族地区，大大小小的昭君墓也有若干个。而雁门关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反复征战之地，这里的人们对和平更加珍惜，也无比渴望昭君式的人物出现以消弭战争。“人们出于对昭君的热爱、敬重、同情、歌颂、赞美的心理，希望昭君与自己的故乡发生联系，从而创造了各种有关的故事。这些故事，反映的往往不是历史的真实，更多表现的是人们心灵的期冀与情感的表达”。实际上,在农牧交错的北方长城地带,多有昭君出塞的故事流传，甚至多有被称为“昭君墓”的建筑，同样体现了这样的文化特征和人民的意愿表达。需要申明的是，我们并不认为秦直道是汉匈之间交往的唯一通道，根据历史文献记载，通塞中路也是汉匈交往的一条重要道路。特别是汉朝皇帝在未央宫接见匈奴使者时，走通塞中路确实有很大的可能性。至于说到昭君出塞，通过分析可以推断，秦直道仍是最可能的路线。

对于昭君出塞路线的争议，反映了昭君文化研究的深化，也体现出各地人们对昭君的热爱及对家乡历史文化的热爱。昭君的出塞路线只能有一条，而昭君文化的传播路线则有很多条，无疑通塞中路是昭君文化的重要传播线。值得强调的是，昭君文化蕴含着历史的昭君、文学的昭君和文化的昭君，在不同的研究语境下，应该适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不同的研究证据。

编 者 按：《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因排版需要，原文脚注省略，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