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前程

[作者王前程，男，汉族，湖北省三峡大学文学院教授。]

昭君出塞是历代文人关注的热门题材之一。根据鲁歌等编注《历代歌咏昭君诗词选注》[1]、可永雪等编纂《历代昭君文学作品集》[2]等书的收录和不完全统计，中外以昭君故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高达1360首（篇），真可谓洋洋大观。唐代是昭君文学和昭君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除了一定数量的昭君乐曲和昭君出塞图等亡佚不存外，今存昭君题材作品108首（篇），其中诗歌105首，散文、变文、小说各1篇（小说即《周秦行记》，借昭君故事攻击政敌，用意恶毒，不论）。尽管作品数量有限，但其题材广泛，思想深邃，识见高远，风格多样，极富时代气息和艺术开拓精神，对于后世昭君文学和昭君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淡化昭君悲剧色调

唐前咏昭君的作品几乎无不以“悲怨”为主色调。汉末无名氏《怨旷思惟歌》首开昭君题材作品的悲怨主题：“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诗以西羌喻匈奴，抒发昭君远嫁大漠、远离故乡亲人的悲哀之情。西晋石崇《王明君辞》则进一步渲染了昭君出塞的哀恸欲绝：“仆御涕流离，辕马悲且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湿朱缨。”东晋至隋朝的昭君题材作品则完全被一片伤心眼泪和怨恨声所笼罩。如庾信《昭君辞应诏》：“片片红妆落，双双泪痕生。”陈叔宝《昭君怨》：“啼妆寒叶下，愁眉寒月生。”何逊《昭君怨》：“今来昭君曲，还悲秋草生。”施荣泰《王昭君》：“唧唧抚心叹，蛾眉误杀人。”等等。可见，“怨恨”、“悲思”、“愁眉”、“泪眼”、“哀叹声”几乎是唐前昭君形象的全部内容。

唐人亦承续了这一创作传统。有约五十余首诗以抒写昭君悲愁为主旨，所占比重较大。如骆宾王《王昭君》：“金钿明汉月，玉筋染胡尘。古镜菱花暗，愁眉柳叶颦。”崔国辅《王昭君》其二：“一回望月一回悲，望月月移人不移。”自居易《王昭君》其一：“满面胡沙满面风，眉销殊黛脸销红。”杜牧《青冢》：“蛾眉一坠穷泉路，夜夜孤魂月下愁。”等等。然而，唐人已不再专注于悲伤情感的抒写，变换抒情基调、重新认识昭君悲剧的创作趋势已然出现。首先，凸显昭君为国牺牲的精神，强调了悲剧的崇高美。这一点应该与长期偏安一隅、民族自信心严重受损密切相关。在六朝文人笔下，昭君无非是一个红颜薄命、可怜兮兮的弱女子，面对远嫁异域是一百个不情愿、一千个心寒意冷。但到了唐代许多诗人笔下，昭君则初显了一个勇毅女性的卓然风采。如李白《王昭君》其一：“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杜甫《咏怀古迹》其三：“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蒋吉《昭君冢》：“曾为汉帝眼中人，今作狂胡陌上尘。身死不知多少载，冢花犹带洛阳春。”这些诗作虽亦含悲怨之音，但皆以广阔的时空场景的变换和激情飞扬的语言来描述昭君出塞的故事，赞扬了昭君始终不忘故国家乡的忠肝义魄，使得昭君远嫁显露了一种“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之气与大义凛然的牺牲精神。又如常建《昭君墓》：汉宫岂不死？异域伤独没。万里驮黄金，蛾眉为枯骨。回车夜出塞，立马皆不发。共恨丹青人，冢上哭明月。此诗是常建出征路过昭君墓时的亲身感受，诗写出征将士在月夜中来到昭君墓前立马踟蹰，他们凭吊了这位葬身边关的汉家女子，寄托了此去难归故国的悲情。但昔日汉家女子的“独没”也使他们在哭声中壮怀激烈，先辈的忠魂和牺牲精神激励着他们勇往直前。诗作虽作怨哭之声，但格调苍凉悲壮，激荡人心，有力地冲淡了昭君的哀怨之情。正如明人周珽所评：“读之觉笔底皆热血，噢之尚腥，拭之尚温。”[3]

无名氏的安雅词《王昭君》更是直接讴歌了昭君勇赴国难的勇毅精神：“二八进王宫，三十和远戎。虽非儿女愿，终是丈夫雄。……顾思不告劳，为国岂辞死！太白食旄头，中黄没戍楼。胡马不南牧，汉君无北忧。”诗中的昭君已不再哀泣于远嫁异域的悲苦，而开始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止息战争，使边境安宁无忧，她不辞辛劳，不怕牺牲，毅然远嫁大漠，洋溢着令人感奋的巾帼英雄气概。

唐代文人普遍有一种盛世情怀和积极向上的生命价值观，他们不再局限于昭君个人命运的小圈子，而往往站在家国兴衰的高度上去审视昭君故事，从而使得传统的“昭君怨”题材消散了许多脂粉气，而凸显了悲剧的悲壮色调和崇高美，实现了主题和抒情基调的转换。

唐人着眼于昭君报国情怀，以悲壮为抒情主色调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对后世创作却具有广泛的影响。明人莫止《昭君曲》：“但使边城静，蛾眉敢爱身？千年青冢在，犹是汉宫春。”明人高璧《昭君曲》：“奉诏事和亲，从容出禁宸。缘知平国难，犹胜奉君身。”清人韦谦恒《王昭君》：“不恨丹青误，惟期报国恩。边尘如可靖，妾命不须论。”在这类诗作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大唐之音的回响。到了积贫积弱、国运堪忧的晚清时代，昭君更是成了许多思想活跃的青年女性所景仰和歌咏的楷模。如周秀眉《昭君》：“大造英华泄，春从塞地生。琵琶弹马上，千载壮君名。”张緁英《昭君》其二：（（慷慨襟怀类请缨，红颜漫道总倾城。未妨异域埋香骨，赢得千秋不朽名。”秋瑾《杂咏》：“争似明妃悲出塞，尚留青冢向南朝。”在这些女性诗人笔下，全然没有了个人的悲泣，唯有民族大义与巾帼英雄的慷慨激昂。其次，淡化昭君远嫁生活的凄苦。在六朝文人眼中，塞外乃苦寒之地，匈奴乃野蛮族类，他们常用“异类”、“胡尘”、“胡风”、“转蓬”、“秋草”、“雪路”、“霜楼”、“边笳”之类的词汇来渲染昭君远嫁的凄苦。唐代咏昭君之作固然不乏这类夸饰昭君悲情的词汇，但唐人已经开始转变历史成见，淡化昭君远嫁悲苦、肯定异域情深的创作倾向已不鲜见。如盛唐诗人储光羲《明妃曲四首》：

西行陇上泣胡天，南向云中指渭川。

毳幕夜来时宛转，何由得似汉王边。

胡王知妾不胜愁，乐府皆传汉国辞。

朝来马上箜篌引，稍似宫中闲夜时。

日暮惊沙乱雪飞，旁人相劝易罗衣。

强来前殿看歌舞，共待单于夜猎归。

彩骑双双引宝车，羌笛两两奏胡笳。

若为别得横桥路，莫隐宫中玉树花。

组诗虽然写了塞外风雪，也写了昭君眼泪，但第二首叙述昭君出塞后备受关怀体贴，胡王积极推行汉文化，令左右演奏汉家乐歌，努力使昭君消除寂寞苦闷，一反前人指斥异族野蛮无情的偏见，实为卓识。第三首叙述昭君换上匈奴衣装，振作精神前往大营中观看歌舞，并等待单于夜猎归来。田久川认为此诗“是出众之作”。[4]余国钦等认为此诗“别具慧眼”。[5]此诗之所以“出众”、“别具慧眼”，是因为它塑造了一个努力适应新环境、新生活的新型昭君形象，颇异于六朝文人笔下以泪洗面的昭君旧貌，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中唐诗人王叡作《解昭君怨》诗，有意与传统的“昭君怨”主题唱反调。诗曰：“莫怨工人丑画身，莫嫌明主遣和亲。当时若不嫁胡虏，只是宫中一舞人。”诗人安慰昭君，劝其不必怨恨画工丑图和君王遣嫁，远嫁匈奴实是一件值得庆幸之事，无疑胜过在汉宫中当一名普通宫女。这实发前人之所未发，正如学者们所评：“王叡这种观点，是何等不同流俗！”[6]

在淡化昭君悲情、塑造新形象方面，不能不提到流传甚广的《王昭君变文》。“变文”是一种韵散交替的民间艺术形式，其韵文主要为七言、五言。《昭君变文》究竟作于唐代何时，学术界众说纷纭。从所写主要内容看，《变文》的构思和写作应与盛唐至中唐时期日益频繁的和番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变文》叙述了昭君和番的全过程，虽然抒写了昭君的悲怨心理，如“心惊恐怕牛羊吼，头痛生憎乳酪膻”，“异方歌乐，不解奴愁；别域之欢，不令人爱”等，但作者浓墨重彩地渲染了单于爱恋昭的深情。如果说储光羲《明妃曲》已使一个浓情蜜意、热爱汉家文化的“好丈夫”形象初显风采的话，那么《昭君变文》中的“好丈夫”形象则颇为生动丰满。《变文》详细叙写了单于对昭君的关爱：单于深受百姓拥戴，为巩固汉匈关系，请婚于汉，他亲率部众隆重迎接昭君，“拜昭君为烟脂皇后”；昭君出塞后哀愁无限，单于体贴万分，“善言相向”，想尽各种办法让昭君快乐；昭君精神欠佳，单于“夫妻义重，频多借间”；昭君病重，单于哭诉衷肠，“公主亡时仆亦死，谁能在后哭孤魂”；他“百计寻方，千般求术”以救治昭君；昭君病故，单于“日夜哀吟”，“乃哭明妃”，“可惜未央宫里女，嫁来胡地碎红妆”，“早知死若埋沙里，悔不教君还帝乡”；于是，决定厚葬昭君，“单于是日亲临丧，部落皆来引仗行”，“醖五百瓮酒，杀十万口羊……五百里铺金银胡瓶，下脚无处”，“坟高数丈号青冢，还道军人为立名”。一个情深意重的好丈夫兼少数民族贤明君王形象跃然纸上，与六朝人们心目中那种“父子见凌辱”的野蛮无情的胡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昭君真可谓“生而有怨，死而无憾”，绝非所嫁非人。

毫无疑问，《变文》等作品所显露的开放心态和独具慧眼的识见，乃是唐代时代精神的反映。六朝、隋唐均为多民族大碰撞、大融合的重要时期，但与六朝南北对峙、五胡侵凌汉族的局势不同，唐代主要是大一统时代，汉族政权十分强大，尽管与突厥、回纥、吐蕃等周边民族发生过多次战争，但友好交流和相互融合仍是时代主流。国家富强，社会开放，人们高度自信，胸襟广阔，眼界高远，使得昭君题材作品呈现出多样性的思想倾向和艺术形象，也充分显示了唐人的开拓创新精神。

宋元以后，出现了许多淡化昭君悲怨、描写异族情深的作品。如宋人王安石《明妃曲》：“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元人张可久《题昭君出塞图》：“建旌旗五百沙陀，送琵琶主两宫娥。翠车前白橐驼，雕笼内锦鹦哥。他，强似马嵬坡。”元人虞集《昭君出塞图》：“天下为家百不忧，玉颜锦帐度春秋。如何一段琵琶曲，青草离离咏未休。”等等，多半都是受到《昭君变文》等作品的启迪。今人曹禺作话剧《王昭君》，将呼韩邪单于塑造成一个十分尊重疼爱昭君、致力于民族团结的贤明君主形象，亦不难从中看到《昭君变文》等唐人作品的开拓之功。

二、赞同民族和亲政策

与汉朝一样，唐朝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实行和亲策略，先后有近三十名女子远嫁他国异邦。就汉唐时代而言，“和亲”是中原封建王朝为了解决民族纷争、安定边境而采取的一种外交手段。昭君和亲不失为民族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个极为成功的范例，因而自然成了唐代文人士大夫们关注和议论的热门话题。唐人着眼于现实，借歌咏昭君故事对和亲政策的是非曲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其一，肯定昭君和亲的积极价值。

    与六朝文人一味将昭君和亲视为民族悲剧不同，唐代许多文人士大夫从事功的角度立论，充分肯定了昭君和亲为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成效。如中唐张仲素《王昭君》：“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认为昭君出塞和亲，汉匈从此和睦，剑戟归库，牛羊遍野，人民生活富足。此诗可谓首开肯定昭君和亲贡献之先河，颇为后人瞩目。晚唐汪遵《昭君》：“汉家天子镇寰瀛，塞北羌胡未罢兵。猛将谋臣徒自贵，蛾眉一笑塞尘清。”认为昭君出塞止息了战争硝烟，其作用远远超过了久战无功的谋臣猛将。晚唐崔涂《过昭君故宅》：“以色静胡尘，名还异众嫔。免劳征战力，无愧绮罗身。”称赞昭君出塞免除了士兵征战之苦，不愧为一名真正的美女。此外，张玭《青冢》、无名氏《王昭君变文》等作品亦表达了类似看法。历史上昭君出塞之后，为汉匈边境带来了近半个世纪的安宁局面。唐代文人作家充分认识到了民族和解的积极意义，他们赞扬昭君和亲之功，借此明确表达了对民族和亲政策的认同与支持。

其二，高扬民族平等友好思想。

学者高国藩曾指出：“《王昭君变文》与以往支学作品的最重要的不同点，也就在于它突出了民族友好的主题，传播了王昭君是民族友好使者的新的观念。”[7]客观地讲，《昭君变文》中的昭君作为一位民族友好使者的形象尚不鲜明，但作者在描述其悲情的同时，也充分展现了昭君的深明大义，通过其言行宣扬了民族平等交往与和睦相处的进步观念。如昭君劝单于道：“邻国者，大而大，小而小：强自强，弱自弱。何用逞雷电之意气，争烽火之声威？独乐一身，苦他万姓！”又对单于说：“妾嫁来沙漠，经冬向晚时。和鸣以合调，翼以当威仪。”意即远嫁大漠虽非本愿，但她会努力使夫妇和谐敬爱、汉匈部族亲睦。其反对国家之间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主张民族友好相处的立场十分鲜明。不能不承认，这种高扬民族平等友好思想的作品虽属凤毛麟角，但足以显示唐人非凡的胸襟与远见卓识。唐代文人作家肯定昭君出塞、主张民族友好交往，与唐朝统治阶层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密切相关。六朝时期，民族之间长期处于对峙和战争状态，不仅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也使民族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唐王朝建立之初，统治阶层对于战争的危害性与自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选择走民族和解之路是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资治通鉴》记录了唐太宗许多理解、善待少数民族的言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入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8]“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9]《旧唐书》亦多处记载了唐代君臣反对轻率使用战争而主张用和亲来解决民族纷争的思想。如《北狄传》记房玄龄建汉李世民与北肤和亲：“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10]叼《郭虔瓘传》记韦湊上疏玄宗力主和亲：“上古之时，大同之化，不独子子，不独亲亲，何隔华戎，务均安靖。……汉武膺图，志恢土宇，西通绝域，北击匈奴。虽广获珍奇，多斩首级，而中国疲耗，殆至危亡。是以俗号升平、君称盛德者，咸指唐尧之代，不归汉武之年。”[11]这些记录反映了大唐政治家们开阔的胸襟和平等看待周边少数民族的正常心态。开放的民族思想、频繁的和亲活动，增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友谊，也有利于各民族和睦相处与民族交融，对于唐人昭君题材作品的创作亦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其三，反对不讲原则的和亲举措。

可以说，对于民族和亲政策的肯定，代表了一种理性思维。但不可回避唐人还存在坚决否定的声音。如东方虬《昭君怨》：“汉道方全盛，朝廷足武臣。何须薄命妾，辛苦远和亲。”戎昱《咏史》：“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李中《王昭君》：“谁贡和亲策，千秋污简编？”此外，苏郁《咏和亲》、胡曾《汉宫》、屈同仙《燕歌行》等诗作，亦持“主战”态度。

这些诗作言辞激烈。俨然一副“主战派”的架势，甚至将昭君远嫁视为民族屈辱和历史污点，因而受到了当代学界的广泛批评：“唐代武则天临朝期间，有一个诗人叫做东方虬的，他写过一首咏王昭君的诗，就露骨地表示应该用武力的政策而不应该用和亲的政策。……不但是狭隘民族主义的一种错误思想，而且也不符合于客观的历史事实。”[12]“在过去的诗人看来，只要是一个汉族姑娘出嫁比较落后的邻近部族或种族，就是伤害他们的民族尊严。……因此诗人们无条件地反对和亲政策。”[13]

批评民族偏见当然不错，但应从唐人的和亲理念和唐代民族纷争的实际情况出发，具体分析这类作品的立足点与针对性。采取何种和亲策略才能真正起到安边作用？这是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任何时代的人们不可能不认真思考。东汉班固曾说过“和亲无益”之类的话，学者们对此颇多微词。其实，班固的和亲观是最务实的民族外交思想，在汉代文人士大夫中很有代表性。在班固看来，羁縻周边异族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如修文和亲、武力征伐、威慑臣服等等，实行哪种方式妥当，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正确的方针应是“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14]当对方用武力进攻时，则坚决以武力反击，对方逃离后则加强守备；当对方诚心交好、追求友善时，则应以礼相待，与他们平等和亲，对其“羁縻不绝”，一旦民族关系破裂，责任由对方承担。可见，班固并非主张摈弃和亲政策，只是反对不讲原则、缺乏实效的和亲，他清醒地认识到唯有在充分备战基础上的和亲方能取得成效。唐人的和亲理念与汉人是一脉相承的。《旧唐书·北狄传》记载了唐太宗始终坚持和、战两手准备的民族外交思想：“朕熟思之。唯有二策：选徒十万，击而虏之；……结以婚姻，缓辔羁縻。”[15]高适《塞上》诗亦申述了类似的观点：“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久战既非良善之策，和亲亦非久远之计，何时用和亲策略、何时用战争手段来处理民族关系，必须因具体情况变化而变化。

唐代和亲活动延续时间长，次数也较频繁，争论也始终未停息。景龙四年(710年)，唐中宗为安定边境遣送金城公主远嫁吐蕃，诏命百官赋诗饯行，有17 位大臣以“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为诗题，针对和亲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赞成者有之，如武平一、韦元旦、阎朝隐、苏颋等；反对者亦有之，如沈佺期、李峤、唐远悊等。反对和亲者并非出于华夷之辨，而是实效问题，因为吐蕃贪得无厌，反复无常，送公主和亲未必能带来边境安宁。到了玄宗后期，尤其是中唐以后，民族关系愈加失常，唐王朝的软弱和一味迁就退让，反而助长了异族统治者的欺诈贪暴之行。当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回纥等部族乘机烧杀洗劫中原百姓之时，不少诗人愤然揭露其野蛮行径。如戎昱《苦哉行》：“冀雪大国耻，翻是大国辱。膻腥逼绮罗，砖瓦杂珠玉。”王建《凉州行》：“万里人家皆已没，年年旌节发西京。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而唐王朝对于异族请婚的有求必应，则使许多和亲公主命运多舛，甚至惨遭杀害。如远嫁契丹的静乐公主、远嫁奚的宜芳公主等均遭屠戮，远嫁回纥的宁国公主、咸安公主等无不历尽磨难。对于这种缺乏平等原则、不能保障国家安全与生命财产的和亲活动，诗人们当然不会苟同。如李山甫《阴地关崇徽公主手迹》：“谁陈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儿为国羞。”戴叔伦《塞上曲》：“汉祖谩夸娄敬策，欲将公主嫁单于。”连曾经盛赞过和亲策的杜甫也写下了许多不满的诗句：“和亲知拙计，公主漫无归。青海今谁得，西戎实饱飞”（《警急》）；“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却非。人怜汉公主，生得渡河归”（《即事》）。由此可见，东方虬、戎昱等人并非排斥和亲政策本身，而是在民族关系不正常、和亲毫无成效的特殊背景下借昭君故事来宣泄一种不满情绪，其言辞偏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与其将此视为大汉族主义狭隘心理的反映，不如看做是对于民族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与焦虑。这类作品不赞成统治者把国家安危“托妇人”（寄托于和亲），反对不讲原则、一味忍辱退让的和亲，希望君明臣贤，努力增强综合国力，以永葆社稷兴旺不受外来凌辱，充分体现了唐人的进取精神和务实作风。

无论是唐人肯定和亲政策、主张民族和睦相处的和合思想，还是强调民族平等、反对妥协退让的进取精神，都对后世昭君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在民族关系相对密切的元明清时期，肯定昭君和亲、赞扬民族和睦的作品较为突出，如元人吴师道《昭君出塞图》：“平城围后几和亲，不断边烽与战尘。一出宁胡终汉世，论功端合胜前人。”明人孙黃《昭君》：“莫怨婵娟堕朔尘，汉宫蕃地一般春。皇家若起凌烟阁，功是安边第一人。”清人胡夏客《王明君辞》：“水草逐居驼马繁，拥妻世世款中原。他时舅甥今翁婿，绝国长亲大汉恩。”等等。这类作品旨在歌颂和亲政策带来的和平幸福生活，代表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而在民族冲突激烈的宋元时期，则出现了大量旨在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妥协投降的昭君题材作品。这类作品或讥嘲以女色安边的愚蠢思想，如王洋《明妃曲》：“山西健将如君否，此日安危托妇人”。或将昭君悲剧作为发愤图强的动力，如刘跂《使辽作十四首》其九：“长悲青冢怨，莫忘白登围。”或呼唤民族英豪，如邢居实《明妃引》：“安得壮士霍嫖姚，缚取呼韩作编户。”或讴歌民族气节，如马致远《汉宫秋》塑造了忠君爱国的昭君形象，赞扬了昭君誓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与爱国主义精神。这些作品流露的思想倾向，反映了广大民众的民族情绪，亦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三、借题发挥抨击朝政

作为一个弱女子，昭君远嫁大漠，远离故国亲人，其个人遭遇无疑是悲苦的。那么，是什么造成了昭君的不幸命运呢？魏晋以来，人们在思考昭君悲剧成因时，有归咎于匈奴之强横，如石崇《王明君辞》之“序言”认为“匈奴盛，请婚于汉”是造成昭君悲剧的直接原因；宋之间《王昭君》亦认为匈奴致祸：“薄命由骄虏”。但更多作者则依据葛洪《画工弃市》中“画工丑图”的故事，将昭君悲剧归咎于画工贪贿，如沈满愿《昭君叹》：“早信丹青巧，重货洛阳师。千金买蝉鬓，百万写蛾眉。”侯夫人《遣意》：“毛君真可戮，不肯写昭君。”李商隐《王昭君》：“毛延寿画欲通神，忍为黄金不顾人。”可以说．六朝隋唐文坛上对毛延寿为首的画工是一片喊杀之声。

北宋王安石作《明妃曲二首》曾为画工辩护说：“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对于此诗立足翻案，当代学术界称誉有加。如高洪奎说：“一反传统见解，为毛延寿翻了案。”，[16]刘成国说：“一反前人将昭君悲剧归之为画工的论调。”[17]莫励锋说：“《明妃曲》则堪称完壁，此诗也是翻案文章。”，[18]台湾学者张高评亦认为此诗乃是“翻案奇作”。[19]王安石并非特意为画工翻案，而是借题发挥、有所寄托的，这便是他的政治批判主题：“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思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在王安石看来，小小画工能有多大能耐让昭君远嫁大漠，汉帝昏聩寡恩、宫廷黑暗才是造成昭君悲剧的根本原因。很显然，借昭君故事大发牢骚、批评朝政才是《明妃曲二首》的核心宗旨，这与王安石当时一再上书呼吁变革却不被理睬的遭遇有着密切关系。此诗不仅充分表现了诗人杰出的诗才，更显示了诗人超凡的人生识见和强烈的批判精神，难怪曾轰动一时，引起欧阳修、司马光、梅尧臣等众多北宋文豪的唱和。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借题发挥来抨击腐败朝政的方式实为唐人首创。换言之，唐人思考昭君悲剧成因问题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由六朝以来单纯谴责画师贪贿转入着重批判皇帝薄情寡恩和昏聩乏聪。

隋朝薛道衡《昭君辞》：“专由妾薄命，误使君恩轻”，虽然提及“君恩轻”与昭君远嫁的联系，但昭君怨的仍然是“薄命”。初唐郭震《王昭君》：“闻有南河信，传言杀画师。始知君念重，更肯惜蛾眉。”仍对君王予以回护。但至盛唐，诗人们开始将昭君的不幸遭遇同贤才埋没的现实联系起来。如李白《于阗采花》：“丹青能令丑者妍，无盐翻在深宫里。自古妒蛾眉，胡沙埋皓齿。”画工丑图混淆美丑固然可恨，颠倒是非不辨贤愚则更可怕。杜甫《咏怀古迹》：“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昏庸的汉帝仅凭画像去判断美丑，绝色的昭君岂能不错过人生的幸福？千载琵琶怨恨声，又有何人知晓呢！金圣叹评杜诗曰：“咏明妃，为千古负才不偶者十分痛惜！”[20]

如果说李白、杜甫等盛唐文人借昭君悲剧批判政治的语气尚属委婉的话，那么到了中唐自居易的诗中则变得直白而尖锐。如：

何乃明妃命，独悬画工手？丹青一诖误，白黑相纠纷。（《青冢》）

黑白既可变，丹青何足论？竟埋代北骨，不返巴东魂。（《过昭君村》）

见疏从道迷图画，知屈哪教配虏庭？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昭君怨》）

为什么明妃的命运独独掌控在画工之手？难道汉天子没有责任吗？昭君美貌不闻纵然因为受了画工图画的愚弄，那么，后来已经知道了昭君的委屈却为何还要将她遣送至匈奴呢？自是君王薄情寡义，黑白美丑不分，世人无须怨画工。白诗的翻案确如蒋方所评：“非但是调转了批评的矛头，而且发掘新意，颠覆了自六朝以来将昭君之不幸归结于画师的公论。”[21]

随着朝政的日益腐败和大唐国势的日渐衰微，深感失望的文人作家们抨击君王昏聩失聪的倾向更加鲜明，如无名氏的安雅词《王昭君》：“惟明在视远，惟聪在听德。奈何万乘君，而为一夫惑？”皎然《昭君怨》：“自倚婵娟望主恩，谁知美恶忽相翻！”周昙《毛延寿》：“能知货贿移妍丑，岂独丹青画美人。”徐夤《明妃》：“不用牵心恨画工，帝家无策及边戎。”不必对贪贿的画工耿耿于怀，汉家天子昏聩乏聪，偏听偏信，美恶俊丑颠倒，无策应对外敌凌辱，这才是导致昭君远嫁异域的根本原因。

中唐程晏的散文《设为毛延寿自解语》，更是一篇直接为画工翻案、讥刺君王贪色误国的奇文。文曰：

帝见王嫱美，召毛延寿责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寿曰：“臣以为宫中美者，可以乱人之国。臣欲宫中之美者，迁于胡庭。是臣使乱国之物，不逞于汉而移于胡也。昔闳夭献美女于纣而免西伯，齐遗女乐于鲁而孔子行，秦遗女 乐于戎而间由余。是岂曰选其恶者遗之，美者留之邪？陛下以为美者，是能乱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将静我而乱彼。陛下不以为美者，是不能乱我之德，安能乱彼谋哉？臣闻太上无乱，其次去乱，其次迁乱。今国家不能无乱，陛下不能去乱，臣为陛下迁乱耳。恶可以为美为彼得乎？”帝不能省。君子曰：“良画工也，孰诬其货哉！”

文章一反传统看法，肯定了毛延寿将致乱的美色迁移至敌国而使汉庭安宁的功劳，又假借君子之口公然称毛延寿为“良画工”，何罪之有？，张文德以为此文“不失为一篇有鉴戒意义的讽喻之作”。[22]诚然，此文看上去是一篇散布“女色祸水”论调的文章，但实则着重谴责了君王纵情声色、荒淫无耻的腐败行径。美色是否变成“祸水”，关键在于君王自身，不修德行，见色乱心，就会招致美色乱政、身败名裂。汉帝不修美德、不行德政，“不能去乱”，故而毛延寿丑化昭君使其远嫁敌国实属万幸。这很可能是针对李隆基宠爱杨玉环招致安史叛乱的现实有感而发。

这种借为画工翻案以批评朝政的方式，后人常常奉为圭臬，宋人尤为突出。除王安石《明妃曲二首》外，欧阳修《再和明妃曲》：“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徐钧《王昭君》：“画工虽巧岂敢凭，妍丑何如一见真？自是君王先错计，爱将耳目寄他人。”袁燮《昭君祠》：“毛生善画古无有，强把丹青倒妍丑。却教尤物摈绝域，能为君王罄忠益。”唐士耻《咏史》：“华清官里人如玉，解唤鼙鼓起东北。以此策明妃，远嫁犹为迟。冤哉毛延寿，尽忠人不知。”等等，均以做翻案文章著称。

君王昏聩乏聪，必然导致贤才埋没，小人当道，无能无德的庸才则充斥朝野。而小人当道、庸才遍地正是政治黑暗腐败的主要表征。唐人昭君题材作品中，直接揭露奸小弄权之作实为凤毛麟角，唯无名氏的安雅词《王昭君》写汉帝自责云：“今日见蛾眉，深辜在画师。故我不明察，小人触面主欺。掖庭连大内，尚敢相蒙昧。”借汉帝之口斥责画师为欺君小人。马致远《汉宫秋》等作品将毛延寿塑造成一位欺君误国的权奸，此诗应为最初源头之一。

小人奸邪欺君误国，庸才无德无才亦误国。唐人昭君题材作品往往用一两句话对谋臣武将的尸位素餐、阳刚式微进行了无情的讥嘲，表达了对于腐败政治的强烈不满。如顾况《刘禅奴弹琵琶歌感相国韩公》：“当时若值霍骠姚，灭尽乌孙夺公主。”戎昱《咏史》：“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刘威《尉迟将军》：“明妃若遇英雄世，青冢何由怨陆沉！”胡曾《汉宫》：“何事将军封万户，却令红粉为和戎。”《昭君变文》：“猛将降丧，计竭谋穷。嫖姚有惧于猃狁，卫霍怯于强胡。”又如：

汉庭无大议，戎虏几先和。莫羡倾城色，昭君恨最多。（张祜《昭君怨》）

古帝修文德，蛮夷莫敢侵。不知桃李貌，能转虎狼心？（李咸用《昭君》）

古代圣君贤臣励精图治，广修文德，蛮夷不敢觊觎：而今那些懦弱无能的文武百官不仅少谋乏智，而且贪图享乐不思进取，面对异族的侵扰，唯知以美人和亲来换取一时之苟安，昭君岂能逃脱，悲剧的命运？

唐人虽然没有深入揭露封建官僚阶级的丑恶本性，但从政治腐败的角度来思考昭君的悲剧问题，已大大开拓了后世昭君文学的创作空间。以元明清时期盛演不衰的昭君戏为例，作家们不仅揭露了君王的昏庸好色、抨击了奸邪的弄权误国，还借戏曲舞台痛骂了平庸至极的文武百官。如元人马致远《汉宫秋》骂曰：“我养军千日，用军一时。空有满朝文武．哪一个与我退的番兵？都是些畏刀避箭的。……我道你文臣安社稷，武将定戈矛。你只会文武班头，山呼万岁，舞蹈扬尘，道那声诚惶顿首。”明人无名氏《和戎记》骂曰：“岂知当今元帝有多少文共武，百万铁衣郎，没个男儿性，忍将红粉去和番，要那将军则甚！”晚清京剧毛世来本《汉明妃》骂曰：“文官济济成何用，就是那，武将森森，武将森森也枉然。朝中将士千千万，反要我红粉佳人去和番！”等等。这些振聋发聩的舞台痛骂之声，宣泄了广大民众和进步作家对于腐败庸碌的封建官僚阶层的强烈不满情绪，也使后人深刻地认识到了封建体制滋生庸才的危害性。

值得一提的是，唐人昭君题材作品其复杂多样的主题思想，与作家们视角的转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视角是一部作品，或一个文本，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23]“视角是传递主题意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工具。”[24]作家变换观察世界的视角（即关注点），同一故事或事件就会出现不同的情趣和意义。

唐前昭君题材作品大多以昭君命运作为关注焦点，假昭君口吻，揣摩昭君心理，叙写一个弱女子远嫁大漠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视角较单一，内涵主题亦较单一。而唐人作品往往不再假昭君口吻，不再揣摩昭君心理，作者们普遍将视角扩展至昭君故事以外的人和事，题咏昭君仅仅是他们抒情写志的一种途径或手段。如常建的《昭君墓》、《塞下曲》等作品将视角转换到边塞战争问题上，着重抒写边塞将土的痛苦心境与牺牲精神；张仲素《王昭君》、崔涂《过昭君故宅》、东方虬《昭君怨》、戎昱《咏史》、李中《王昭君》等将视角转换到和亲政策上，重点讨论了和亲的是与非；李白《于阗采花》、杜甫《咏怀古迹》、自居易《青冢》、程晏《设为毛延寿自解语》等作品将关注点放在检讨批评现实政治上；无名氏的《王昭君变文》等作品则将关注点放在民族和平相处和单于的情深义重上，等等。

唐人昭君题材作品视点的转换，对于后世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的构思与创作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最典型的是元人马致远的名剧《汉宫秋》。韩国学者金文京特别提到《王昭君变文》对于《汉宫秋》创作的启发：“《王昭君变文》别出心裁，聚焦于另一位当局者即匈奴单于的心情，大费笔墨描述单于得不到王昭君欢心的苦恼，以及王昭君死后的悲叹和痴恋，这在成千上万的有关王昭君的作品中可谓仅此一见。后来，元代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着墨于元帝的后悔和迷恋，另起炉灶，而其主角、视点的变换，于《王昭君变文》中已见端倪。”[25]马致远生于民族矛盾激烈的宋末元初，其《汉宫秋》以汉元帝为主角，借写汉元帝深爱昭君而不得的悲剧抒发了浓郁的故国之思，的确深受《王昭君变文》的艺术启迪。

但笔者认为，影响《汉宫秋》创作的唐人作品远不止《昭君变文》，而唐人《昭君变文》等作品对于《汉宫秋》的艺术影响也不仅仅是主角的变换，在设计情节、塑造人物等方面至少还有四点启示：一是元帝册封昭君为“明妃”。六朝江淹《恨赋》是今见最早称呼“明妃”的文献，盛唐以后多称“明妃”，但“明妃”仅仅是“昭君”的一种别称，并不表明昭君被册立为汉妃。《昭君变文》写单于为讨昭君欢心，隆重册封昭君：“赤狄白狄，黄头紫头，知策明妃，皆来庆贺。”又写道：“明妃既策立，元来不称本情。”《昭君变文》本意不是说册封昭君为“明妃”，而是说给昭君册立名位，但这无疑启发了马致远，故而《汉宫秋》径直写元帝深爱昭君，册封昭君为“明妃”。二是昭君投江自尽。《昭君变文》描写昭君思汉心切，死前千叮万嘱单于将她葬在汉家故地，并“请报汉王知”，于是，单于葬昭君子“蕃汉界头”，坟号“青冢”，可朝夕遥望故国。受此启迪，《汉宫秋》写心爱元帝的昭君来到蕃汉交界的“黑江”之滨，义不人蕃，“投江而死”，身葬青冢，表现了非凡的民族气节。三是送美人图给单于。唐前昭君题材作品只提及毛延寿因昭君拒贿而丑图，而《设为毛延寿自解语》则说毛延寿丑图是为了“迂乱”，即将美人迁移至匈奴单于，这无疑启发了马致远，故而《汉宫秋》设计了毛延寿携带昭君画像投奔单于的情节。四是奸臣形象和庸官形象的塑造。无名氏的安雅词《王昭君》叙述画师欺诈，《设毛延寿自解语》更是聚焦于毛延寿，写其能言善辩，虽然意在批评君王好色，但亦突出了毛延寿圆滑狡诈的一面，这为马致远塑造贪婪奸诈、阴险狠毒、玩皇帝于股掌之间的权奸形象亦提供了艺术借鉴。而《昭君变文》等作品对于胆怯无能、尸位素餐的将军的讥嘲，也为《汉宫秋》塑造五鹿充宗、石显等庸官形象提供了借鉴。

总之，唐人昭君题材作品虽然数量十分有限，却集中体现了唐人的进步思想与艺术开拓精神，在拓展题材范围、借题发挥及变换视角等方面，尤显唐代文人的艺术创造力。后世昭君文学创作中习见的主题、形象和艺术手法等，在唐人作品中几乎均能找到范式。毋庸置疑，在昭君文学和昭君文化发展史上，唐人的开拓之功是显著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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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韩]金文京《王昭君变文考》，《第三届中国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项楚教授七十华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 2009年印。

编 者 按：文章来源《昭君文化》2013年 第2期，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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