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万奇，男，汉族，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内蒙古写作学会会长

      来源：《昭君文化》2013年第一期   发布时间：2019年7月

      前不久，友人王占荣先生告知，昭君文化研究会创办的新刊《昭君文化》由他任主编，约我为该刊的创刊号写一篇有关昭君的稿子，长短不限，二月下旬交稿。写不写？笔者颇为踌躇。研究昭君的文章、著作实在太多了，而我对昭君颇为生疏，没有下过案头的功夫，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不写，又觉得对不起友人的盛情雅意。王占荣先生是我区资深的出版家和著名的爱书人。他待人诚恳、热心，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编辑修养，对我的帮助是不能用一个简单“谢”字了得。于是援牍操觚，写了这篇难登大雅之堂的闲话文字，或许见笑于各位看官了。昭君：名乎？字乎

       按班固《汉书》的说法，昭君姓王，名樯（牆），昭君是她的字。范晔《后汉书》则持相反的看法：“昭君字嫱。”后世学者对此也多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赞同祁和辉《王昭君名氏异说》一文的主张。祁和辉认为，昭君除了姓王可以肯定外，其他的所谓名和字只是标明某种特征以明身份的符号。昭君初入宫中，并无封号，仅“待诏掖庭”。《汉书》第一次称王昭君为“王樯”，可能是与其被选入宫的某种特征有关。《玉篇》曰：“船樯，帆柱也。本作樯。”“樯”可以引申为帆船。即昭君是一位乘船而来的王姓姑娘。《汉书》后又称她为“王牆”，樯与牆同音假借。《汉书》这种前后用字不一的情况，说明这两个字都不是昭君的真实名字，而只是一个记音符号。《后汉书》则把“王                樯”、“王牆”均改为“王嫱”。嫱，是古代宫廷的女官名。范晔或许认为，昭君赐嫁单于，当已具宫中女官的资格，故改“樯”、“牆”为“嫱”。后因昭君是历史上著名的美人，又取其女性特征，便逐渐淘汰了“王樯”、“王牆”的称呼，代之以“王嫱”。

       祁和辉又指出，昭君之称很有可能是封号而非字号。《汉书》和《后汉书》记载的矛盾就表明了这一点。当呼韩邪单于自请为汉婿时，汉皇理应以后宫未受封号的处女加封号为赐，如已受封为汉宫女官，从名分上说已属于汉皇的妻属，在外交上是不宜赐给匈奴单于为妻的。为表示对和亲的重视，又必须使和亲宫女有一定身份。在昭君出塞之前，汉元帝必须选择适当的封号给予封赠。昭君不是皇室支系，不能封为公主，于是就只能根据她具有“光明汉宫”的美丽和代表汉皇光照匈奴的政治使命赐封她为“昭君”了。

       先秦有封号曰“君”，如孟尝君、春申君。后又以“君”号封赠妇人。西汉本有赐封女子为“君”的惯例。如汉武帝封其同母异姓大姊为“修成君”便是一例。《说文》谓：“昭，日明也。”“昭君”即有汉皇光照匈奴的意味。她不仅有惊人的美貌，而且负有替汉皇传播光明、和番宁胡的重大使命。“昭君”与“宁胡”都是政治含义丰富的称号，是双方君王对“和番”能取得良好政治结果的祝愿。汉元帝还因此事改元为“竟宁”，同样透露了这一愿望。

       又有论者指出，《汉书》九次讲到昭君，有两处称“王樯（牆）”，都是在汉宫时；有七处称“昭君”，皆在出塞后。笔者以为，这或许可从另一面证明昭君是封号。

由此可见，昭君除姓王可以确定外，她的真实名、字均属不详，且难以考证。后世习称“昭君”很可能是因其政治封号而非名、字。

       此外，晋人为避“文帝讳”（司马昭），改昭君为“明君”；又因昭君系匈奴单于之妃，故敬称她为“明妃”。

       昭君的体貌：丰容靓饰，光明汉宫

      据史书载，昭君是以“良家子”的身份入选汉宫的。汉代的“良家子”是“指有一定资产，不在商贾、医、巫、百工之列，没有家族犯罪史，能遵循伦理道德，品行端正的人家。”（宋艳萍《汉代“良家子”考》）汉代选秀的时间一般是在八月，“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的良家女子，只要“姿色端丽”，“合法相者”，即可选入后宫。至于能否被宠幸，那要看皇帝的喜好。昭君能被选入后宫，显然符合汉代选秀的条件，而且貌美惊人：“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后世把昭君与西施、貂蝉、杨贵妃并称我国古代四大美女。由此催生了“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的成语。

“闭月”指貂蝉。貂蝉，并州九原人，是三国时汉献帝的大臣司徒王允的歌妓。那时董卓专权，挟天子以令诸，王允不悦。貂蝉为替主人分忧，在后花园拜月。忽然一阵轻风吹过，浮云遮住皓月。此景正好为王允看见，事后逢人便说，貂蝉和明月比美，月亮比不过，就躲在云彩后面了。从此，貂蝉就被称为“闭月”。

“羞花”指杨贵妃。杨贵妃，名玉环，字太真，蒲州永乐人。天宝四年（745）入宫，深得唐玄宗宠幸，被封为贵妃。据说，她刚入宫时，十分思念家乡。一日，她与众宫女游园赏花，看到满园盛开的鲜花，不胜感慨，叹自己在宫内青春虚度，不知何时出头。无意中她碰到了含羞草，含羞草花瓣收缩，叶子也卷起来。众宫女都说，杨玉环的美貌令花草自惭形愧，羞得抬不起头来。“羞花”之名由是而来。

      “沉鱼”指西施。西施，又称西子，原名施夷光，春秋越国人。时越国称臣于吴国，越王勾践为复国，卧薪尝胆，献西施于吴王夫差。西施不辱使命，迷惑吴王，使之沉湎酒色，不理朝政，终于助越王兴越灭吴。其实西施本是浣纱女，一次在河边浣纱，河水映照她俏丽的身影，使之更加妩媚动人。鱼儿被她的身影深深吸引，忘记了游水，渐渐沉入了河底。西施的“沉鱼”之称便在附近流传开来。

      “落雁”指昭君。昭君，西汉南郡秭归人。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朝，自言愿为汉婿，汉元帝以昭君赐单于。在去漠北的路上，坐在马背上的昭君，心绪难以平复，手执琵琶，弹起了悲凉凄婉之曲。南飞的北雁听到琴声，看见了“丰容靓饰”的昭君，竟然忘了摆动翅膀，落在地上。于是昭君就有了“落雁” 的美称。至匈奴后，昭君被封为“宁胡阏氏”。

上述四个美丽的传说故事，表明了民间对美的热爱和追求。而史书对昭君的体貌则语焉不详。如果参照汉代选秀“姿色端丽”的标准，大致可以勾勒出昭君的体貌特征：面容端庄、丰丽，肤色白皙，身材颀长，具有庄重、柔婉之美。

昭君和亲：是赐，还是自请

      和亲，又称“和蕃”，是指中原皇帝将自己或宗室的女儿以和亲公主的身份嫁给地位较低的“番邦”君主，以示两国友好，是一种政治婚姻。

汉初国力弱，匈奴强，汉高帝不得已用和亲之策，以换来边境的安宁。据《史记》载，“当是时，冒顿为单于，兵强，控弦三十万，数苦北边。”高帝采纳刘敬的对策，便有了第一次和亲。原本是遣长公主（鲁元公主），因吕后“日夜泣”，只好“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之后“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这是汉朝的第二次和亲。而昭君和亲与汉初和亲有很大的不同。此时汉朝国力强，匈奴发生内讧，国力渐衰。呼韩邪单于在与郅支单于中争斗失败，被迫出走。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南下投汉，与汉朝建立了友好和平的关系。公元前36年，郅支单于为汉西域副校尉陈汤所杀。是时呼韩邪闻郅支已死，且喜且惧。喜的是政敌已亡，没有后患；惧的是汉朝强大，自身孤弱，担心会被消灭。这种局势促使呼韩邪进一步倒向汉朝。为了密切匈汉关系，保证自己政权的继续存在，呼韩邪亲赴汉都长安觐见汉元帝，并“自言婿汉氏以自亲”（师古曰：言欲取汉女，而身为汉家婿），汉元帝为了汉匈的友好关系和边境的安宁，消除呼韩邪的政治疑虑，便同意了他的要求，“以后宫良家子……昭君赐单于”。不难看出，昭君和亲为汉元帝所“赐”是符合当时历史情况的。《后汉书》说昭君和亲是她自请的结果，也不无道理：“入宫后，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然就汉元帝、呼韩邪和昭君三者之间的关系看，是时汉朝国力强盛，汉元帝处于强势地位；呼韩邪因其国势趋弱而有求于汉，处于次强势地位；昭君只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宫女，处于弱势地位。也就是说，昭君和亲是为当时汉匈统治者的政治关系所决定的，不可能以昭君个人意志为转移（不论昭君个人愿意，还是不愿意）。汉元帝把年号改为“竟宁”（汉代“竟”即“境”，意谓“边境安宁”），单于封昭君为“宁胡阏氏”（师古曰：言胡得之，国以安宁也），都说明汉匈之间的关系高于昭君的个人意愿。后来呼韩邪单于死后的情况似乎也表明这一点：昭君上书请求归汉，汉成帝不允，“令从胡俗，遂复为单于阏氏焉”。可见，不是昭君想出塞就能出塞，想归汉就能归汉的。

      从呼韩邪归附汉朝到昭君出塞，此后出现了“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的太平盛世。昭君和亲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汉匈和平友好关系。包头市召湾出土的“单于和亲”、“单于天降”的瓦当，呼和浩特市出土的“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的鸳鸯砖，均可见证昭君和亲的影响。昭君到匈奴后，给塞外带来中原文明，洒下了和平的种子，深受爱戴。那么多昭君故事流传至今，说明昭君“和平使者”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有些研究者过度强调“昭君自请和亲”，有意或无意夸大了昭君个人的作用，没有做到“了解之同情”，对历史缺少应有的“温情与敬意”。他们混淆了昭君出塞的个人动机（meaning）与和亲事件本身的客观意义(significance)，甚至把昭君和亲看成是汉匈友好和平的唯一原因。这种看法似有违当时的历史状况。鲁迅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是绝不会有这么大的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由男的负。但向来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鲁迅的观点如暮鼓晨钟，至今仍在耳边萦绕，值得昭君研究者深思。

        历史研究有不同的模式，考史、论史、写史皆可。然最忌“以今律古”的实用主义历史观。这种“用史”既无助于还原历史的真相，又无助于解释现实。历史研究可以“想象古人的心灵活动”（科林伍德语），但必要、可靠的证据是确定历史想象合理性的基础。

昭君的艺术形象书写:

          哀怨？欢喜

      昭君的艺术形象书写是以其历史形象为基础的。《后汉书》的“入宫后，数岁不得见御”给昭君形象涂抹了浓郁的“哀怨”色彩。

可永雪、余国钦编纂的《历代昭君文学作品集》收录、汇集历代有关昭君题材的诗、词、散曲、变文、戏曲、小说、散文、鼓词、民歌、乐曲以及故事传说等多种体裁的作品。其中以“昭君怨”（含“明妃怨”）为题的诗就有九十四首，词有九首，乐曲有九首。据考，“昭君怨”是琴曲名，收入《琴操》作“怨旷思惟歌”。词牌“昭君怨”即取名本琴曲。看来，“昭君怨”已成为多数古代文人的共识。

西晋石崇《王明君辞并序》塑造了一位“哀怨”的昭君形象：“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辞决未及终，前驱已抗旌。仆御涕流离，辕马为悲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昭君的“还悲远嫁人”的悲怨之声，叙之于纸。

      东晋葛洪《西京杂记》有《画工弃市》一篇，解释昭君不得宠幸的原因。据此篇所述，汉元帝后宫佳丽甚多，不能一一亲见。便请画师画像，汉元帝按画像召幸。宫女便贿赂画师，多则十万，少则也不减五万。独昭君不肯，遂不得见。后匈奴单于入朝，想求汉朝美人做阏氏。汉元帝按图，以昭君行。临行召见，才发现昭君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汉元帝悔之已晚。事后宫中所有的画师皆弃市，其中有善于画人像的毛延寿。从此，毛延寿频频出现在与昭君有关的作品中，成为昭君的又一怨。

唐代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三）》以同情的笔调抒写了昭君之怨：“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值得注意的是，杜甫除了写昭君“一去”、“独留”的远嫁之怨，还写了昭君对汉元帝仅凭画图观人的失察之怨：“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在杜甫看来，昭君之怨是汉元帝造成的，而不是画工毛延寿。

      宋代王安石《明妃曲》则发挥了杜甫的看法：“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昭君的风情神韵是画不出来的，毛延寿被杀是冤枉的。不但如此，王安石还提出了“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的惊人新见。王安石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超越汉胡族群的界限，以昭君“欢喜”代替了昭君“哀怨”，把咏昭君诗作提升到新层次和新境界。

      元代马致远《汉宫秋》则以《王昭君变文》为基础，吸收笔记小说和民间文学的有关素材，重新编织情节和塑造形象。《汉宫秋》的昭君不再是满怀哀怨的弱女子，而是深明大义、勇于担当的烈女：匈奴逼亲，昭君毅然决然离开汉宫，出使匈奴，行至汉匈交界处，投江而亡。昭君的刚烈之举，令人感佩。

借古讽今一向是中国文人的写作传统。男性作者往往置换为作品中的女性，借表达对情郎的思恋来暗示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写法，自屈原以下，绵延不绝。后世文人咏昭君亦然。他们不单单是怀古，更多的是借昭君来自况和抒发对当时时政的不满。或感叹怀才不遇，或指斥奸佞小人，或批评君王无能。那么多的作品渲染昭君的哀怨，正在于此。独有王安石另辟蹊径，写昭君之喜，显示了不凡的见识。

      在笔者看来，昭君的艺术形象是矛盾、复杂的。她亦怨亦喜，悲欣交集。怨的是不得宠幸，远嫁思乡；喜的是单于知心，胡恩自深。昭君是福斯特所说的“圆形人物”。郭沫若的话剧《王昭君》是沿着马致远《汉宫秋》的路子走下来的，刻意突出昭君的悲壮；曹禺的历史剧《王昭君》是遵周公所嘱，按照王安石《明妃曲》的调子写出来的，着力表现昭君的欢喜。两剧的昭君形象虽有悲喜不同，但都趋于扁平，似乎不够丰满。

      毋庸置疑，昭君出塞的影响是深远的。如今在塞外青城早已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昭君文化。一批分量较重的昭君文化成果纷至沓来：有“昭君文化丛书”（含《昭君文化研究》、《昭君文化与民族经济》、《历代昭君文学作品集》、《昭君论文选》和《昭君图册》五册），有长篇小说《东方和平天使王昭君》（共三卷），有《历代吟咏昭君诗词曲全辑·评注》，有《昭君文化高层论坛文集》，还有《昭君文化研究和传播大事记》……昭君文化研究正在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拓展。

     “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昭君早已随风飘逝，留下的只有斜阳里的青冢。昭君之称是名，是字，还是号？出塞是赐，还是自请，是哀怨，还是欢喜？种种论争，此时都显得不重要了。唯有昭君手执琵琶、身披一袭猩红斗篷的端丽汉家女形象深深印在笔者的心中，无法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