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

边疆研究：从区域到空间

首先，非常荣幸参与本次会议。但是我也感到十分惶恐，因为我本人并不是专门做边疆研究的。然而现在已经是过河的卒子没办法，所以今天我就从地理学的角度讲一些自己的粗浅的想法，供大家批评指正。

先从一件轻松的事情说起。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最近在呼和浩特北部，阴山中段大青山顶部有重大的考古发现，这里发现了北魏时期的祭祀遗址。对这样一个北魏祭祀遗址，如果运用“空间”这个地理学概念，便可以称之为“阴山上的祭祀空间”。在地理学的意义上，“空间”的提出即是对某一个地理位置、地理区域的一种解读，赋予其一种性质。现在，考古学发现成果的不断涌现，使我们对阴山的“空间”理解不断丰富。这处祭祀遗址是当年北魏祭天的祭坛。这种祭天仪式是十分具有内地色彩的，然而却选择在阴山上举行。这一新考古发现无疑改变了我们把阴山简单作为边疆的传统看法。而随着以后阴山考古发现的增加，我们对阴山的“空间”性质的理解也一定会不断刷新，不断丰富。

武川坝顶北魏阴山皇家祭天遗址

图源：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下面，我介绍两个地理学概念：“区域”与“空间”。首先，“区域”是一个地表被分隔出来的综合体，关注的是多种地理要素的结合方式。而“空间”是特定行为造成的场域，这一场域可以跟“区域”吻合，也可以不吻合，它最终指向某种行为机制。另外，在研究中，“区域”对应的是方志学，务在分门别类、面面俱到，而“空间”则对应行为地理学，含有某种主题。我们拿历史学与地理学做一个类比，我们知道历史学首先关注事实的完整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种视角的多样性解读；而对应到地理学上，我们关注的便是区域的完整性和在此基础上的空间形态的多样性。我们可以举一些身边随处可见的例子。比如说篮球场，修建篮球场的目的非常清晰，就是要打造出一个体育活动空间，但是在其建成后，我们也可以在篮球场上开会、跳广场舞或进行各种其他活动，那么这个篮球场的空间性质就随着人们行为的变化不断变化，可以是工作空间、娱乐空间。所以“区域”与“空间”的对应关系丰富多变。

因而，“空间”实际上并不“空旷”，“空间”是特定行为创造的具有主题特征的场域，这一场域对应着特定的行为机制。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不是社会创造的，然而“空间性”却是社会创造的。美国有一位历史地理学家将波士顿、费城、芝加哥和圣路易斯“四点”构成的“平行四边形”称为美国历史上推动美国文化发展的核心区，这样一个“平行四边形”无法用传统的方志式的区域概念来加以描述，而如果用“空间”这一概念，便非常易于理解了。

美国文化发展的“平行四边形核心区”

图源：Geology.com

另外，由于“空间”是由人的行为活动所决定的，因而“空间”是有突破性、创造性、跨区域性的，并不受“区域”的限定。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区域间创造出同一性质的空间形态，比如我们研究北京的历史地理，发现燕国的政治核心空间在北京到河北易县之间，北京是其上都，易县为其下都，中间还有一个“中都”。这三个都城共同构成了燕国政治核心空间。而根据考古发现，这一区域可能还包括房山琉璃河地区。琉璃河地区是燕国祖先的墓葬区，而燕国的“中都”很可能是为了配合琉璃河祖先墓地而特意设置的。那么这一跨度很大的燕国政治核心区，用“空间”概念来进行观察，就非常易于理解。还有，中国传统上把五岳作为华夏主体区域的重要标志，北魏孝文帝之所以一定要把都城迁移到洛阳，原因之一就是在其观念里，都城在五岳之内才算华夏正统。五岳这个范围，用“空间”来概括就比较好。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我们熟悉的元朝的元大都和元上都、清朝的北京和避暑山庄、周朝的洛邑与宗周。毫无疑问，“空间”概念的提出将帮助我们把握人类依托地面所形成的重要社会表达，对特定的空间识别将极大丰富我们对人类活动丰富性与复杂性的认识。

对应到边疆问题，如果我们只把边疆理解为区域，我们很容易将之静态化、固化、恒定化；而如果我们将之看作行为空间，边疆地带就变得富含变异并具有主题的丰富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自然地理边界不直接等同于边疆，中国内地的自然地理边界非常多，却不是边疆地带。实际上，边界并不一定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边疆，比如胡焕庸线（编注：1935年由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分界线，也称“黑河-腾冲线”）是一个边界，但我们不能说它标识了一个边疆，因为这一地带缺乏最为关键的行为机制。如果有一天我们在胡焕庸线地带识别出了一种特殊的行为机制，那我们可以称之为某种边疆，但依然不是民族边疆。

近来，我在阅读西方环境史研究时，见到一种很有意思的看法。一位欧洲古代思想家指出，“对立推动秩序的建立”。放到今天，我认为这句话仍然富有生命力。我们不要害怕对立，对立中实际上充满了建设的潜力，它推动着秩序的形成。任何一种秩序其早期必然充斥着对立。因而比起边疆充满对立的表象，更具有研究价值的是，边疆会推出怎样的秩序。秩序就是机制，甚至是制度，因而边疆的对立中蕴含着制度变迁、社会进步的巨大可能性。

就中国历史而言，我们可以郡县制为例。郡县制并非诞生于先秦封国的核心地区，而是诞生于充满对立的边地。再比如，中国历史上“一国两制”的较早践行者是辽太宗耶律德光。他提出“因俗而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这种“一国两制”的治理思路在辽代都城的行政空间划分上有非常明显的体现。以辽上京为例，辽上京分契丹区与汉人区，北面为契丹区，大帐林立，南面为汉人区，街巷交错，在景观上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与之类似的，元朝皇帝在大都与上都两个不同都城间不停的巡移，以达到对南北的有效统治，即使元大都内部也有类似的“两制”色彩，元上都则充满北方色彩。

到了清朝，“满城”的设立也是这一思路的继续延伸。我们知道清代北京就是一城两制，北京城的北部内城是旗人区，南部外城是非旗人区，北部的八旗军以五行相克的原理分别镇守不同方位。这种制度推广到全国就产生了清代的“满城”。清廷为了便于统治地方，在全国各地重要地段都设置了八旗军驻地，“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这些驻地往往建有城池，故称满城。满城有的建在城中，如西安、南京等地，也有另择地单建一座小城者，如绥远、青州等地。按照“满汉分畛”的原则，满城自治自立，里面驻有驻防的八旗官兵及其眷属。鲁迅少时在南京水师学堂求学，曾遭遇满城孩子欺辱。可以看到，这种边疆行为机制一直扩散到了全国。因而，边疆这一特殊空间实际上非常复杂，它是开放的，充满创造性，又兼具辐射性。

边疆空间性的形成与消解正是围绕着历史中复杂的人类活动和政治实践展开的。以北京地区为例，北京在最早的时候是边疆地带，而经过几次重大历史变迁，它的边疆性不断转换消解，最终展现为今天的样子。通过分析历史上北京地区三条人工渠道的不同性质，我们可以很好地把握这段历史。秦汉三国时期，北京小平原是城邑统领的一片农业地区，区域发展的基本趋向是强化农业社会体系。这一时期的环境利用、环境建设基本都以此为目的。三国时期，刘靖建戾陵遏，开车厢渠，向东引永定河水。这条人工渠道的出现改变了这里的地表水系统。需要注意的是，车厢渠的主要作用是灌溉稻田，并不是为了解决城市用水。我们看到，这是在农业主题下进行的行为，与区域性的农业目标相吻合。在这一目标上，车厢渠是成功的，有数千顷土地获得灌溉，提高了粮食产量。开凿车厢渠这一事件更加强化了北京小平原的边地农业区域性质。

北朝开始，华北地区成为战区。北齐时期燕山南部长城的出现，强化了燕山山地的军事性质，北京小平原在这一时期具有了直接临敌防卫的军事功能。到了不久之后的隋代，北京小平原上王朝大军云集，战马嘶鸣，隋炀帝曾亲自来此誓师。为了增强北京小平原的军事基地功能，隋朝自中原向这里开凿了军事用途的永济渠，以便运送士兵和军需物资。永济渠的出现使北京小平原的对外关系发生质的变化，而这一环境系统的突破，是军事促成的。

图源：维基百科

辽金之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北京逐渐变成了京师，成为了王朝国家的帝都空间，所修建的通惠河，目的也是服务于王朝漕运。纵观北京的历史，从农业空间到军事空间到帝都空间的转变可谓翻天覆地，而这三条人工渠道不同的修建目标也正代表了这三个时期北京边疆性的转换与消解。北京空间性质变化的实例表明，对于任何区域（包括边疆地带）的认识，须伴随其中变动的社会行为而识别其复杂的空间性。

我们再看一下最开始提到的阴山地带。在阴山山地中曾发现盛行在中原地区的新石器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遗址，这个文化居然延伸发展到阴山地带，这是很难想象得到的。阴山地区在远古时期是另一幅景象。我曾在大青山下的土默川平原插队，当地流传着“想吃白面去武川”的说法，武川地处阴山的“后山”，但依然有不错的农业，小麦产量高。现在我们又在阴山之上发现了北魏时期的祭坛。这些多样的地缘状况揭示出阴山的复杂性。实际上，阴山具有内在的人文结构，而如果不了解这一结构，我们就不能很好的理解中原与北方的耦合关系（对接是单点，耦合是多点多元的）。况且，我们还并不了解阴山以北的人们对阴山的理解，这使得我们无法真实地了解阴山两侧的两个文化生态。匈奴人、蒙古人如何理解阴山？在他们的观念里山的那一边是什么？而他们如何在山的这边开展生活？我们都很不了解。这些不同的视角同样重要。总之，在“空间”概念的引领下，地缘关系、地理空间等都不应被视为简单的、静态的，而是要充满人文关怀。在边疆研究中，地理学方法的良好运用无疑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边疆地带深厚的历史源流和复杂的人类活动背景，有助于我们认识边疆历史上的古今之变。【完】

注：

1、作者信息：唐晓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学、地理学思想史、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等。著有From Dynastic Geography to Historical Geography、《从混沌到秩序》、《文化地理学释义》、《新订人文地理随笔》等。

2、演讲整理者姜治齐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编 者 按：文章来源：原文引自《清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