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汉代丝绸之路开拓的动因，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于文明交流与军事外交方等方面，而从汉代边疆开拓与治理的角度来看，西汉前中期边疆政策的转变其实是丝绸之路开凿与畅通的根本动因。汉初施行的和亲政策并不能阻止匈奴的入侵，武帝时对匈奴全面反击，并采取联合大月氏、乌孙等西域诸国共御匈奴的边疆战略，张骞出使西域，其实是汉朝边疆政策转型的重要体现。正是在“欲与乌孙共灭胡”的布局下，汉朝对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汉朝边疆得以开拓，丝绸之路也得以畅通。

[关键词]汉代；丝绸之路；边疆政策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630（2019）03-0001-04

秦汉时期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特别是西汉前中期开疆拓土，对中华民族版图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而张骞通西域，正式开启了官方性质上的丝绸之路，意义重大。对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学界多从文明交流与军事外交等方面关注。孟宪实指出：“在汉代以前，中国文明本来是一个孤独的存在，是丝绸之路把中国与世界连结在一起，从此中国成为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开始有机会贡献于整个人类。”[1]荣新江指出：“丝绸之路不仅是政治外交之路，更是商业贸易、思想文化的交流之路。”[2]这些讨论指出了丝绸之路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过，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为什么丝绸之路的凿通始于汉武帝时期？为什么张骞的一次凿空之旅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是什么因素保障了丝绸之路的持续畅通与繁荣？正本探源，从国家治理的宏观角度看，西汉前中期边疆政策的转变与丝绸之路的的开凿、畅通、繁荣息息相关，是丝路文明史研究必须回归的本初。

一、汉高祖抵御匈奴的失败与和亲的边疆政策

汉代的建立始于对暴秦的反抗，不过秦朝所奠定的边疆基础，实际上对汉朝产生了深远影响。秦始皇统一天下，高度重视边疆建设，就北方地区来看，秦长城的修筑加强了边塞的管控，秦直道的修筑沟通了北边交通。不过秦末农民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楚汉相争，因其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都对边疆防御带来了消极影响。到汉高祖建立汉朝时，边疆守卫就成了迫在眉捷的问题。

秦末中原板荡，边防守卫出现空缺，主要表现为秦朝边防力量的崩溃和汉朝的无暇顾边。秦朝作为西部崛起的国家，以武力一统中国，在边疆守卫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3]秦长城的修筑对抵御匈奴入侵发挥了重要作用。《蒙恬列传》载：“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3]秦直道的修筑不仅方便了交通，而且对边疆的守卫起了重要作用[4]。蒙恬“暴师于外十余年”，“威振匈奴”，守卫了秦边疆的安全。到秦始皇驾崩，赵高谋立少子胡亥，赐公子扶苏死，蒙恬被囚而吞药自杀，秦的边疆守卫成了空虚。史书所言：“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谪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3]由此匈奴给汉的边疆守卫带来了威胁。

正是在秦末动乱的时，匈奴冒顿单于雄起于北方。《史记•匈奴列传》载：“（冒顿）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大破灭东胡王，虏其民众、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方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3]冒顿不仅统一了北方游牧地带，而且冲击了秦汉的边疆守卫体系：一是收复蒙恬所开地域，即新秦中地区，到达了“故河南塞”。二是继续对汉入侵，到达朝那、肤施等地。朝那属秦之北地郡，今宁夏固原，为西边要地。肤施属秦之上郡，今陕西榆林地域，是北边要地。匈奴还“遂侵燕代”，则是入侵东北地域。可见匈奴从西、北、东部对汉边疆构成威胁。

面对匈奴的入侵，立足未稳的汉高祖不得不采取军事防御。高祖七年（前200）,匈奴围攻马邑，韩王信降匈奴，匈奴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到晋阳下。汉发兵三十二万北击。高祖先到平城，步兵未尽到，被冒顿精兵四十万围于白登，兵困七日，中外不得相救饷，后高祖因陈平秘计而得脱，汉与匈奴的第一次军事交锋以汉的败北而开启。“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3]可见和亲是汉朝以子女财物换取边疆和平的政策，是不平等的交往。由于汉匈边疆实力的差距，这种政策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孝惠、高后、孝文、孝景、武帝初年都有与匈奴和亲的情况，直至武帝元光二年（前133）的马邑之谋才结束了和亲政策。

二、文景时期适度防守的边疆政策与治边的加强

高帝时与匈奴冲突的失败，使汉朝真切的感受到了边疆形势的严峻。汉朝虽然与匈奴和亲，但并不能阻止匈奴的时常侵扰。汉朝一方面采取适度防守的政策，另一方面积极加强边防建设。

汉朝前期匈奴多次入侵汉地。吕后六年（前182），匈奴寇狄道，攻阿阳。吕后七年（前181）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余人。汉文帝前元三年（前177）五月，匈奴右贤王入河南地，侵盗上郡保塞蛮夷，杀略人民。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匈奴寇狄道。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匈奴老上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匈奴连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众，云中、辽东最甚，郡万余人。后元六年（前158）匈奴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所杀略甚众，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汉景帝后元二年（前142）三月，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与战死。可见和亲政策并不能保障边疆的安定。

针对匈奴的侵扰，汉朝在军事上采取适度的防守。如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匈奴大入侵，汉发兵击胡，“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5]。汉不出塞，可见只是防御而已。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6）匈奴入侵上郡、云中郡，汉使三将军防御，“缘边亦各坚守以备胡寇”，“数月，汉兵至边，匈奴亦远塞，汉兵亦罢”[5]。可见汉朝防御至塞而还，是适度的防守政策。

面对严峻的边疆形式，汉朝君臣一直在思考如何加强边疆的防御，刘敬、贾谊、晁错等人为加强治边建言献策。综合来看，汉为加强边疆防御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修筑边塞。《汉书•晁错传》说：“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5]治塞是加强边疆防御的有效手段。二是徙民实边。刘敬说：“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5]晁错说：“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5]徙民实边能增加边塞守卫的能力。三是入粟于边。晁错《论贵粟疏》说：“使天下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5]入粟于边是御敌的重要基础。四是盛养马匹。贾谊《论积贮疏》说:“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5]《汉书•景帝纪》如淳注引《汉仪注》说：“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5]可见汉朝对边地养马的重视。到了武帝时，“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3]。这些治边措施，加强了汉朝控制边疆的实力。

三、武帝时期边疆政策的转变与对匈奴的主动反击

面对匈奴的不断侵扰，汉朝在施行和亲时，不忘加强治边。到了武帝时期，五世的休养生息，汉朝有了抵御匈奴的实力，开始了汉代边疆政策的根本性转折，那就是和亲政策的中止和对匈奴的主动反击。

汉朝边疆政策的转变起源于武帝元光二年（前133）的马邑之谋事件。汉使马邑人聂翁壹，佯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汉伏兵三十余万以待单于。不过由于汉雁门尉史告密而单于退还，汉兵空无所获。马邑之谋标志着汉与匈奴和亲关系的决裂。

随后，汉朝开始了长时段的军事反击。规模较大的有元朔二年（前127）卫青击败匈奴楼烦、白羊王于河南，汉因之而置朔方郡。元狩二年（前 121）霍去病击败匈奴浑邪、休屠王于河西，汉因之而有河西四郡之地。元狩四年（前119）卫青与霍去病深入漠北，直击匈奴王庭，封狼居胥山而还，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汉武帝所采取的主动反击政策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

从汉武帝采取的军事进攻来看，汉朝对匈奴的反击主要是在北方的进攻，特别是漠南之战与漠北之战，都是直面匈奴，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不过还要看到，汉朝为了全面反击匈奴，拉开了广泛的战线，从东部的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郡,到西部的上郡、北地、安定、陇西等郡，都有军事上的进攻。特别是西北地区，霍去病的河西之战，无论是地域的阔远还是指向的明确，都是前代所未曾到达的。

四、西汉共御匈奴的边疆战略与张骞通西域

汉朝为了有效抵御匈奴入侵，还在做更大视野的考虑，那就是寻找共御匈奴的战略合作伙伴。文景时期，由于匈奴雄据北边，汉朝实行和亲政策和适度防守的边疆策略，这方面没有明显的突破。不过此时汉朝重视吸纳匈奴降者，一方面可以削弱敌方力量，另一方面也可以知晓匈奴内情，以便采取有效的防御策略。汉景帝中元三年（前147）匈奴王唯徐庐等六人归降，汉皆封为列侯。对匈奴降者的吸纳为汉寻找战略联盟提供了契机。武帝初年，“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3]因此，汉朝便将联合月氏作为重要战略布局提了出来。为了实现联合月氏共灭匈奴的目标，汉朝开始了外交的开拓。

汉使月氏的重任，落在了建元中曾任为郎的张骞身上。建元三年（前138），张骞开始了西行的征程。汉朝对此次出使颇为重视，“骞行时百余人”，可见是一个庞大的使团。张骞道经匈奴，被匈奴捕得，稽留十余年。后张骞逃离匈奴，经大宛、康居而至大月氏，但此时大月氏“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3]。月氏无意出击匈奴，张骞不得要领而还，因此汉朝与月氏共建战略联盟的希望破灭。

张骞出使西域，带来了西域诸国的丰富信息，同时也促使汉朝寻找新的联盟对象，这次目标确定为同样受匈奴侵扰的乌孙。张骞进言：“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3]武帝听从张骞建言，拜张骞为中郞将，派出三百人的使团，携带马匹牛羊钱帛，到达乌孙。但乌孙因远汉而未知汉之大小，且又服属匈奴日久，因此仍然是“不得要领”。

从张骞出使西域的行程来看，汉朝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就是要联合西域国家共建抵御匈奴的联盟。由于大月氏此时安乐于大夏，乌孙也畏于匈奴，尚无意于与汉联盟。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此时西域诸国对汉朝的了解不足。后来当乌孙了解到汉地人众富厚的情况后“其国乃益重汉”。同时，张骞派遣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等国，这些国家也派使者与汉交通，“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由此，以边疆战略布局开启的外交行动，开凿出了中西文明交流的丝绸之路。

五、西汉边疆的开拓与丝绸之路的畅通

正是由于汉武帝高瞻远瞩，从抵御匈奴的角度出发，将目光转向西方，以外交为契入口，谋求联合大月氏、乌孙共灭胡，从而拉开了丝绸之路交往的大幕。在丝绸之路的开拓过程中，边疆政策是确保丝路畅通的重要因素。

首先，河西四郡的建立是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基础。从汉前期匈奴侵汉可以看出，匈奴数次从西犯汉。如吕后六年（前182）、七年（前181）匈奴寇狄道，攻阿阳，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匈奴寇狄道。狄道为陇西要地，是西面防守匈奴的重要门户。而河西地区，本为月支、乌孙旧地，汉初为匈奴所占有，是匈奴浑邪王、休屠王领地，地域广阔，水草丰茂，战略位置重要。汉元狩二年（前121）,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出师河西，杀虏数万人。浑邪王、休屠王恐被单于所诛，谋降汉，霍去病出师相迎，浑邪王杀休屠王，将四万余人降汉，汉据有河西之地。汉因之而设河西四郡，徙民实边，筑塞御敌。河西四郡的设立，是汉朝开疆拓土的重要事件，更是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基础。

其次，张骞通西域后，中原与西域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但仍不断受到匈奴的侵扰，特别是西域东部的楼兰、车师等地，因其地处咽喉，是匈奴关注的重要地域。在匈奴的外压下，这两国多次攻劫汉使，为匈奴耳目，而匈奴骑兵又时时截击汉使西域者，对丝路畅通形成威胁。汉朝为了削弱匈奴对西域的控制，采取军事行动打击亲近匈奴的诸国。元封三年（前108）汉遣赵破奴、王恢将兵掳楼兰王，破车师，解除对丝路的威胁。后楼兰、车师数为匈奴反间，遮杀汉使。昭帝元凤四年（前77），傅介子刺杀楼兰王，立亲汉者尉屠耆为王，更其国名为鄯善。宣帝地节、元康年间，汉与匈奴五争车师，至元帝时，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车师亲汉。鄯善与车师归附汉朝，是丝绸之路西域东段畅通的重要保障。

再次，虽然西域东部地区的往来畅通，但是西域西部仍旧因匈奴的影响而交通不畅。史载：“（大）宛以西，皆自以远，尚骄恣晏然，未可诎以礼羁縻而使也。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于汉使焉。”[3]可见大宛以西，因受匈奴的侵扰而影响了丝路的畅通。而此时武帝对天马充满渴望，汉派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马，到大宛请善马。而大宛以为汉绝远，大兵不能至，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于是汉遣贰师将军李广利于太初元年（前104）出师伐大宛，由于食粮不继，至郁成而还。武帝闻之大怒，认为“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仑头益苦汉使矣，为外国笑。”[3]可见征伐大宛对于保障丝路畅通意义的重要。太初三年（前102），李广利复出师伐大宛，取天马而归。“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5]李广利伐大宛，对促进丝路畅通起到了震慑作用。

最后，汉朝为抵御匈奴侵扰而采取的联合西域的策略在西汉中期发挥了作用，尤其体现在汉朝与乌孙联合打击匈奴上。汉武帝曾派张骞二出西域，目的是为了联合乌孙共击匈奴，“乌孙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5]。后来细君公主嫁与乌孙，天子赐书：“欲与乌孙共灭胡。”[5]可见汉朝与乌孙交往的目的是为了共御匈奴。到了宣帝本始二年（前72），汉朝与乌孙联合共击匈奴，校尉常惠护乌孙兵至匈奴右谷蠡王庭，大为克获，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由此匈奴衰耗，边境少事。到宣帝神爵二年（前60），匈奴日逐王降汉，西域都护得立，确立了汉朝对西域诸国的管辖，丝绸之路才得到了全面畅通。

纵观西汉前中期对匈奴侵扰采取的政策及边疆开拓的历程，就会发现汉朝边疆政策的转变对丝绸之路的开通起着重要作用。秦汉之际由于中原动荡，匈奴冒顿势力雄起，对初兴的汉王朝形成了威胁。初定天下的汉高祖对匈奴了解不足，冒然进攻，导致平城之辱，汉朝不得不采取奉送女子金帛的和亲政策以换取边疆和平。和亲虽然缓和了边疆形势，但并不能阻挡匈奴的侵扰。汉朝对匈奴侵扰采取了适度的防守，并实施修筑边塞、徙民实边、入粟于边、盛养马匹等政策加强边疆建设。到了武帝时期，汉朝的边疆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对匈奴采取了主动反击的策略。从军事防线来看，汉朝采取了东、中、西多线作战的策略，特别是对河西地区的进攻，为丝绸之路的开通奠定了重要基础。为了有效打击匈奴，汉朝还采取了联合西域诸国的重大战略。张骞出使西域，虽然没有达成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的目标，但是与乌孙的联合却在后世发挥了重要作用。到了宣帝时期，汉朝与乌孙共击匈奴，给匈奴以沉重打击。随后西域都护设立，汉朝与西方的丝绸之路得以全面畅通。因此汉朝前中期边疆政策的转变，特别是采取联合西域诸国共击匈奴的战略，才是汉代丝绸之路畅通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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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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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编 者 按：原文载于《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年6月第29卷第3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