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刘俊

[摘要]“左臂”与“左地”有关，应位于包括东胡故地在内,东接秽貉、朝鲜的地域内。“左臂”形成与匈奴“东袭击东胡”有关，西拉木伦河廊道是“左臂”的重要组成部分。匈奴凭借“左臂”向南进攻汉朝边郡，向北、向东掌控、经略其他民族，与汉帝国争夺东北亚主导权。徙乌桓于“五郡塞外”是汉朝“断匈奴之左臂”、取得东北亚主导权的关键。在正史记载中，“左臂”仅一见，“右臂”则多次出现，这种差异的成因或能从民族交通地理、政区地理和文化地理等方面找到答案。

[关键词]匈奴；左臂；左地；弃地；西拉木伦河；乌桓；右臂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7）02—0080—07

“东北亚走廊”虽是学界新近提出的区域地理概念，几千年来却一直是“族群迁徙、文明传播、经贸交流和边疆控制等重要通道”[1]。秦汉时期是走廊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原王朝延续战国时期燕国在走廊南部的郡县制治理模式，开始凭借大一统的集权力量扩大在东北亚的影响。在北亚辽阔草原上生活的匈奴人也建立了政权，冒顿单于统治时“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2]，匈奴势力进入东北亚走廊。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争夺走廊主导权的历史大幕自此开启。早在双方较量前，东北亚走廊已生活着东胡、秽貉、肃慎等众多民族。较量展开后，东北亚走廊原有的民族、社会格局经历巨变，秦汉王朝东北边疆、匈奴“左方”都深受影响。

传世文献载有匈奴等族在东北亚走廊的活动，留存若干民族史地称谓。其中一些受到古今史学工作者关注与研究，但大多莫衷一是；另一些则长期为人忽视，如匈奴“左臂”。本文旨在借鉴、利用生态环境史学、民族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等研究方法与相关成果，探讨秦汉时期东北亚走廊民族史地内容之一——匈奴“左臂”及其相关问题，以期对推进走廊研究工作贡献绵薄之力。

一、匈奴“左臂”与“左地”“左翼”

有关匈奴“左臂”，正史中仅见载于《汉书•韦贤传》。哀帝即位后，光禄勋彭宣等人以为孝武皇帝庙“亲尽宜毁”，太仆王舜、中壘校尉刘歆上书反对，提及武帝诸多功绩，“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3]即为其一。仅凭这条史料难以弄清匈奴“左臂”大致所指，所幸史书中留存一些与匈奴“左臂”相关的称谓，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曾提到“左方”。“左方”，也作“左地”、“左部”。依文理推断，匈奴“左臂”应属“左方”（“左地”“左部”）。

关于匈奴“左地”，不少学者曾有研究。如，林幹考论匈奴诸王驻牧地时认为“姑夕王的驻牧地可能是在今内蒙古的哲盟、昭盟和锡盟一带。这一带是匈奴的左地”；“大约在今内蒙古呼、包二市及乌盟和乌盟东旧察哈尔盟一带（即姑夕王牧地的西南部），都是左犁污王咸的驻牧地”；“今内蒙古锡盟一带，在公元前58年前后，曾是匈奴东边姑夕王的驻牧地，经过将近一百年的变迁，这带牧地现在转归左伊秩訾王部领”。[4]周清澍主编的《内蒙古历史地理》认为：“匈奴把统治地区分为 东、中、西三部分，实行左右翼区划制。东边从上谷郡以北，东至辽河流域，包括今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科尔沁草原和呼伦贝尔的大部，为左部，是左贤王等左方王将的游牧区。左贤王庭在汉朝的上谷郡正北，约在今锡盟中部一带。”[5]孙进己、王绵厚主编的《东北历史地理》认为：“匈奴左地直上谷，当在今怀来县以北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地。它的辖地才东至秽貉、朝鲜。大概包有了今内蒙古赤峰地区及哲里木盟地区。”[6]王可宾则认为：“史书所言匈奴‘左方’或‘左地’者，当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者，应包括东胡故地在内，东接秽貉、朝鲜；狭义者，只指匈奴左方王将之驻地，而不包括东胡故地。”他还对林幹考证的姑夕王驻牧地提出商榷，认为“只能在今锡林郭勒盟一带，不可能东及哲里木盟与昭乌达盟一带”。[7]看来，学者们普遍认为今锡盟属匈奴“左地”。另有学者研究包括匈奴在内的北方游牧民族两翼制度，认为匈奴“左贤王的辖区，又作左地、左部、左屯，指由左贤王管辖的位于单于直辖区东方的诸王将的分地，即左翼。……左部的范围大致自今怀来县直北，东至辽河流域，接秽貉、朝鲜。左贤王庭约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中部一带”[8]。“左翼”与“左臂”的含义应相同或相近，但将“左翼”与“左地”等同视之，或可商榷。

翼，《说文•飞部》释为“翅”。该字在上古文献中还有“辅”“佐”“助”等意。如《国语•楚语上》“求贤良以翼之”，韦昭注“翼”为“辅”；《左传•昭公九年》“翼戴天子”，杜预注“翼”为“佐”；《汉书•东平思王刘宇传》“制节谨度以翼天子”，颜师古注“翼”为“佐”；《诗•大雅•卷阿》“有冯有翼”，郑玄笺“翼”为“助”；《汉书•王商传》“不遵法度以翼国家”，颜师古注“翼”为“助”。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实行的所谓“两翼制度”，应旨在辅佐、辅助、佐助本民族发展壮大。

秦朝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匈奴的东、西、南三面均有强劲的民族政权，自身尚未强大。冒顿时，情况发生根本变化，匈奴“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2]诸方王将驻牧地的划分显然在冒顿向东、西、南三面拓地之后，北方游牧民族“两翼制度”首见于此。但匈奴“左方”“右方”的出现却不见得始于冒顿时。史载：“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随后列举“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等一系列官号。[2]因冒顿时匈奴“南与中国为敌国”，双方接触日渐频繁，故匈奴“世传国官号”得以被中原了解并载入史籍。而在冒顿之前，匈奴内部很可能已划分“左方”“右方”。“左方”“右方”属匈奴“世传”，而“两翼制度”应是自冒顿开始为佐助本族发展壮大而实行的，当时中原称之为“左臂”“右臂”。

在中原王朝看来，匈奴“左臂”与被汉武帝击败之前匈奴自冒顿单于开始在北方草原上长时间的强大直接相关，应是其掌控东方民族的有力凭借。史籍记载匈奴“左臂”，与汉武帝时主动出击匈奴的军事、政治举措有关，即所谓“断匈奴之左臂”。而在史籍对匈奴败于武帝之后的社会发展的记述中，再也不见有关“左臂”的记载。相比之下，匈奴“左地”“左方”“左部”的记载却不以武帝击败匈奴为时间限定。这似乎表明匈奴“左臂”与“左地”并非等同概念。败于武帝后，匈奴仍实行所谓“两翼制度”，但因其“左臂”已“断”，“两翼制度”的性质或由此前佐助匈奴掌控东、西方民族, 转变为辅助单于管理本族内部事务。这或可对应王可宾的匈奴“左地”有广、狭义之分的观点。

匈奴“左臂”应与“包括东胡故地在内，东接秽貉、朝鲜”的广义“左地”有关，败于武帝之后的匈奴“左翼”应与“匈奴左方王将之驻地，而不包括东胡故地”的狭义“左地”有关。探讨匈奴“左臂”，应将目光放在广义概念的“左地”。

二、匈奴“东袭击东胡”与“左臂”形成

匈奴“左臂”形成应与其“东袭击东胡”“大破灭东胡王”有关。这场战事涉及民族分界。《山海经•海内西经》载：“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9]《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燕北有东胡、山戎。”《索隐》引服虔云：“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 [2]所谓“大泽”应是匈奴与东胡的分界。有学者认为，“大泽”乃今内蒙古赤峰的达来诺尔。[10]

关于匈奴、东胡分界，《史记•匈奴列传》也有记载：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东胡使使谓冒顿曰：“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顿问群臣，群臣或曰：“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于是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诸言予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2]据上述记载，匈奴、东胡间曾有“弃地”，广阔“千余里”。从东胡“欲有之”、冒顿“地者，国之本也”的话语看，此“弃地”似乎可供游牧。然对匈奴、东胡等北方游牧民族而言，千余里土地所以被弃，很可能由于它并非良好的游牧场所，在优质牧场能够满足双方畜产经营的生态背景下，可权且“弃”之。以“大泽”为地理参照，从生态环境史角度考察，“弃地”应指今浑善达克沙地。

冒顿“东袭击东胡”的进兵路线途经“弃地”“大泽”。浑善达克沙地与其东北端的达来诺尔处于大兴安岭西南山麓与七老图山、大马群山分属的燕山西北山麓，阴山东北山麓间形成的天然豁口的西端。沙地与大湖的存在可能会阻碍冒顿的东进，但通过之后便进入山麓间的豁口地区，源于克什克腾旗西南部大兴安岭山地红山北麓白槽沟的西拉木伦河由此东流，沿河交通便利，且形成以贡格尔草原为代表的诸多水草丰美之地。西拉木伦河上源所在的几大山脉间的豁口以东，是大兴安岭东南山麓与属于燕山山脉的七老图山东北山麓、努鲁尔虎山北部山麓间的广阔平坦的草原地带。由西东流的西拉木伦河（古称饶乐水、潢水）贯穿其间，与西南-东北流向的老哈河（古称乌侯秦水）汇合后称西辽河而继续东流，与东辽河汇合后称辽河（古称大辽水）而转向南流，进入辽东并最终于辽东湾入渤海。

战国时期，燕将秦开“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2]。燕国拓地使“东胡却千余里”，其地约当于“今内蒙古东部老哈河上游东南至辽宁大小凌河流域，即包括今赤峰市（旧昭乌达盟）、朝阳市、锦州市及其周围的大片地方”[11]。此后东胡的活动范围，南界“当在长城以北，今西喇木伦河流域等地”，北界“不会超过大兴安岭南麓及霍林河一线”，西界“应该是所谓‘大泽’（今达来诺尔）”，东界“当达到今辽河流域，而与夷人相接”。[6]

在东胡为燕国所败后活动的这片地域中，西拉木伦河流域应引起格外关注。以河流为依托，这片东西走向的带状区域虽间有沙地、丘陵，整体上却是较为开阔的洪积平原，水草丰美，因而形成一条天然廊道。廊道西端通达“大泽”（达来诺尔）、“弃地”（浑善达克沙地），是东胡、匈奴的天然分界；东端接连“大辽水”（辽河流域），进而“与夷人相接”。这无疑为同一民族内部以及不同民族间的往来交流提供交通便利。考古学研究表明，早在东胡活动于西拉木伦河流域前，这里便已出现不同部族、民族间的交融。有学者认为，距今3000年左右，应首先兴起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有可能是在本地晚商遗存与来自下辽河流域高台山文化结合的基础上，并吸收多种文化因素整合的结果”[12]。廊道便利的交通、宜农宜牧的生态环境，为“下辽河流域高台山文化”人群进入并最终与“本地晚商遗存”及其他“多种文化因素”整合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提供了客观条件。

从秦开拓地的战国中后期至冒顿东进的秦末汉初，廊道上生活着以东胡为主体的游牧民族。东胡被冒顿击破后，后裔迁往大河以北的偏远地域（乌桓山、鲜卑山）并形成乌桓、鲜卑两族，廊道处于匈奴控制下并被划入“左地”。原本活动于大兴安岭以西广袤草原上的匈奴人，可借廊道进入大兴安岭以东、燕山以北地区。若把势力鼎盛时的匈奴比作翱翔在北方草原上的雄鹰，由雄鹰左边躯干（王可宾所谓狭义“左地”）向东方延伸的地处秦汉王朝东北边疆“五郡塞外”，并可连接玄菟、乐浪等多民族活动地区的廊道，应为其“左翼”，即中原所称的“左臂”。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说匈奴“左方”，似乎已暗含民族地理学方面有关匈奴“左臂”“左翼”的寓意。西拉木伦河（或许至少还包括西辽河）沿岸的廊道地带恰是“匈奴之左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后汉匈双方对东北亚主导权 的争夺中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三、汉朝徙乌桓于“五郡塞外”与“断匈奴之左臂”

属“匈奴之左臂”的廊道地带约当于燕、秦汉长城以北的今内蒙古赤峰及通辽地区。关于冒顿“东袭击东胡”后当地的民族构成，有学者认为，“仍是乌桓人和鲜卑人，匈奴人不过奴役了乌桓和鲜卑人，并没有大批迁到这些地区居住”[6]。此说或可商榷。

若说史籍所载自汉文帝至武帝时，匈奴寇掠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上谷五郡，尚不足以证明其大批生活于五郡塞外的廊道地带，那么汉军击匈奴的出师路线或能成为有力证据。元朔五年（前124）春，汉军多路进击匈奴，其中一路为“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出右北平”[2]。元狩二年（前121）夏，汉军再次出击匈奴，其中一路“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俱出右北平，异道”[2]。“出右北平”即从右北平郡境出塞。西汉时，右北平郡最北端的长城边塞大体走向是：从今河北省围场县北部呈西南-东北向修筑，至今赤峰市区以北沿英金河北岸呈东西向布列，直至英金河与老哈河汇流处为止。[13]该郡平境地处燕山北麓，多为崎岖难行的山地丘陵，与塞平的交通基本借助穿切山脉的河流形成的天然谷道。沟通该郡塞内外的河谷道主要有两条，即老哈河和伊逊河河谷道。武帝时汉军两次“出右北平”，很可能走这两条河谷道。汉军出塞后便进入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廊道地带，若匈奴人没有大批生活在右北平等郡塞外廊道地带，汉军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岂非失去意义?

廊道地带可能仍生活着部分未逃至乌桓山或鲜卑山的东胡人。西汉初，汉廷“使樊哙击燕”，燕王卢绾“悉将其宫人家属骑数千居长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谢。四月，高祖崩，卢绾遂将其众亡入匈奴，匈奴以为东胡卢王”。[2]汉初，辽东等五郡尚属燕王管辖，卢绾众人所居之“长城下”应属廊道以南的五郡边塞。另从“匈奴以为东胡卢王”看，卢绾“亡入”的应是匈奴控制的廊道地带；而从“东胡卢王”封号看，卢绾可能辖有部分留居故地的东胡人。

总之，匈奴掌控的廊道地带应生活着包括匈奴、东胡、汉等多民族在内的人群共同体。20世纪50年代在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发掘了西汉墓群。关于其族属，学界历来存在争议，有匈奴说、乌桓说、夫余说等。近些年，“考古学界已经认识到西岔沟墓地包含多种文化因素，不仅包含汉、匈奴、扶余的文化因素，而且还有当地战国至西汉早期的土著文化、汉书二期文化、来自长白山地的以小型陶明器为代表的文化因素等”[14]。墓群位于辽河干流以东近百公里，南距西汉辽东边塞约30公里，“包含多种文化因素”反映当时塞外多民族共处, 或许这里也属匈奴“左臂”。

匈奴既直辖廊道地带，便可向南进攻汉朝边郡，向北、向东掌控、经略其他民族，争夺东北亚主导权。

“左臂”未断前，匈奴时入汉朝东北边郡。如：

（文帝前十四年至后二年间）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2]

（武帝元光六年）匈奴数入盗边，渔阳尤甚。汉使将军韩安国屯渔阳备胡。[2]

（武帝元光六年）匈奴入上谷，杀略吏民。[3]

（元朔元年）秋，匈奴入辽西，杀太守；入渔阳、雁门，败都尉，杀略三千余人。[3]

（元朔二年）匈奴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3]

（元狩元年）匈奴入上谷，杀数百人。[3]

（元狩三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数万骑，杀略千余人而去。[2]

匈奴入寇造成汉朝东北边郡损失巨大，当地军民被大量杀略，甚至出现辽西太守被杀、渔阳都尉战败的特大事件，即使是奉命“屯渔阳备胡”的韩安国将军也被击败，本人负伤、所部损失惨重[3]。

掌控、经略其他民族，是匈奴利用“左臂”争夺东北亚主导权的另一重要方面。如史载：“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这个新的民族虽远徙至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乌桓山一带，却未能摆脱匈奴掌控而成为其奴隶“乌桓自为冒顿所破，众遂孤弱，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辄没其妻子”。[15]此外，西汉前期生活在今吉林、黑龙江一带的夫余人可能也受匈奴掌控，“北夫余……被称为‘槖离国’，最初当是居于匈奴左地的匈奴人的属国”[16]。

以今朝鲜半岛大同江流域为中心的卫氏朝鲜，是西汉时东北亚重要的地方政权“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以故满得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2]卫氏朝鲜成为西汉东北塞外诸多民族政权的实际领导者。汉武帝时，汉与匈奴在北方长城沿线展开长期战争，卫氏朝鲜的向背无疑会影响战争走势。匈奴是否会与卫氏朝鲜联合对抗汉朝，成为汉朝统治者的一大顾虑。前引哀帝时太仆王舜、中壘校尉刘歆所谓“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之语虽是赞颂武帝功绩，似乎也含有匈奴、卫氏朝鲜曾通过“匈奴之左臂”建立联系的意味。经略卫氏朝鲜，或许是汉匈争夺东北亚主导权的一环。元朔元年（前128），“东夷薉君南闾等口二十八万人降，为苍海郡”，元朔三年，汉廷“罢苍海郡”。[3]汉朝设立苍海郡，主要为了制约卫氏朝鲜。该郡设立仅两年多便被罢废，除卫氏朝鲜干涉、自身管理机制问题等原因外，匈奴是否在其中扮演某种角色，值得思考。

从王舜、刘歆等西汉人的话语看，汉朝在东北亚击败匈奴（“断匈奴之左臂”）的关键环节是“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实际上，击灭卫氏朝鲜、设立郡县应视为汉朝进一步巩固东北亚主导权的战略行动。相比之下，徙乌桓于“五郡塞外”更可能是汉朝“断匈奴之左臂”、取得东北亚主导权的关键。

史载：“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其大人岁一朝见，于是始置护乌桓校尉，秩二千石，拥节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15]“五郡塞外”主要指今西拉木伦河、西辽河流域，原是东胡被燕国击败后活动的地区。乌桓被汉朝迁至其先民活动之地，意味着匈奴从当地退出，即“匈奴左地”退回至冒顿“东袭击东胡”前的大兴安岭以西。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的时间，《汉书•武帝纪》列之于“（元狩四年）夏，有长星出于西北”条后，即“大将军卫青将四将军出定襄，将军去病出代，各将五万骑。……去病与左贤王战，斩获首虏七万余级，封狼居胥山乃还”。[3]看来，乌桓迁往五郡塞外当在元狩四年夏天的军事行动后不久。

东北亚民族地理的重大变化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一方面，匈奴退出今西拉木伦河、西辽河等地，伸入东北亚的“左臂”被断，表明其与汉朝争夺东北亚主导权斗争失败，对东北亚南部汉朝边郡的威胁基本被解除。此后，匈奴进一步向西退却。《史记•匈奴列传》载：“是岁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2]云中郡约当于今内蒙呼和浩特等地，该郡以北距大兴安岭西麓数百公里。匈奴这次退却是继“左臂”被断后的又一次战略失败。另一方面，汉朝通过徙乌桓于五郡塞外将匈奴隔阻在东北亚南部、东部等广阔地域外，在此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确立其东北亚主导权的战略行动。元封二年（前109），汉廷出击卫代朝鲜，翌年夏，“朝鲜斩其王右渠降，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3]，开始直接管控东北亚东部。元凤三年（前78）冬，“辽东乌桓反……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击之”[3]。汉军此役战果丰硕，“斩首六千余级，获其三王首而还”[15]。这次胜利对汉朝把控原匈奴“左臂”地区的民族态势，保证东北亚南部汉朝边郡与塞外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与“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相比，汉朝通过徙乌桓于“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的方式，对西拉木伦河流域等原匈奴“左臂”地区加强把控，方为“断匈奴之左臂”的关键。汉廷“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发生在元封二、三年（前109-前108），距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的元狩四年（前119）及稍后已有十年左右时间，显然，徙乌桓于“五郡塞外”，将匈奴从东北亚南部乃至东部隔绝了出去，“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是以此为基础的进一步战略行动。

四、匈奴“左臂”与“右臂”

提到匈奴“左臂”，不免使人想到匈奴“右臂”。相比之下，史书对“右臂”的记载较多。如，《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归国后，对武帝进言说：“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2]《汉书•西域传》载武帝时“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3]。《后汉书•班超传》载章帝时班超上疏，“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15]。《晋书•地理志•凉州》追述前代史事，说“汉改周之雍州为凉州，盖以地处西方，常寒凉也。地势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间，南隔西羌，西通西域，于时号为断匈奴右臂”[17]。在汉亡后的很长时间，武帝“断匈奴右臂”之功仍深受世人推崇。值得注意的是，上言《后汉书》两传注释提及的“匈奴之左臂”，在正文中的出注处皆在回忆汉武时“断匈奴右臂”的文字后；而两注释中与“断匈奴之左臂”并提的“裂匈奴之右臂”，在《汉书•韦贤传》中作“裂匈奴之右肩”。

“匈奴右臂”对应的地理范围，从上引“故浑邪之地”“表河西，列四郡”“地势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间”等记载看，应与今河西走廊关系密切，而班超“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之语，似乎表明也可能与当时的西域有关。这或许与同样存在广、狭义之分的匈奴“右地”有关。

匈奴“左臂”“右臂”存在时间约略相当，两者在其掌控东、西方民族的宏观战略中均发挥重要作用。但在正史记载中，“左臂”仅一见，“右臂”多次出现并在后世留下深刻历史记忆。此种强烈反差的成因值得思考。

从秦汉民族交通地理看，匈奴“右臂”重要组成部分-河西走廊几乎成为汉朝与西方诸族联系交往的唯一通道；即便对汉朝之后的诸多中原政权而言，河西走廊在控制西北边地、联通西方民族方面的作用仍不可替代。匈奴“右臂”虽被斩断，但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河西走廊却掀开其在中西方交通史上的崭新篇章。因此，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河西走廊代名词的匈奴“右臂”得以长期、频繁出现在史籍中。

秦汉时中原民族与东北亚诸族联系交往的通道，首推长城之内的以“并海道”为代表的辽西走廊交通体系。[18]因为该交通体系长期处于中原民族控制下并已能够成熟运转，汉朝在“断匈奴之左臂”后，对西拉木伦河流域所处廊道地带似乎没有直接掌控、经营的必要，否则不会徙乌桓于“五郡塞外”。因此，汉朝“断匈奴之左臂”后，并不会对这条廊道留下更多历史记忆。

从秦汉政区地理看，汉朝“断匈奴右臂”后，在河西走廊修长城、设郡县，迁来大批内地民众加以开发。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和玉门关、阳关两关等行政区划和建置，皆是在原匈奴“右臂”地域范围内发展演变而来。日后中原政权对汉朝“四郡”“两关”等的沿袭，自然使人联想起匈奴“右臂”并载之于史籍。而汉朝“断匈奴之左臂”后，西拉木伦河流域所处廊道地带成为乌桓人活动地区；东汉初，朝廷允许乌桓入塞，鲜卑继而南下活动于廊道地带，中原政权与廊道地带的空间距离被拉大。中原政权行政建置的真空，使原匈奴“左臂”指代的地域缺少如同“右臂”那样的历史承载。

从秦汉文化地理看，“断匈奴右臂”战略设想始于张骞，“开建河西”历史壮举始于霍去病远征，“列四郡，据两关”“南隔西羌，西通西域”等“断匈奴右臂”的具体战略步骤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右臂”与张骞、霍去病等历史文化名人的言行，与“四郡”“两关”“西域”等著名的历史文化地域，皆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这些名人、名域乃中国古代交通文化、边塞文化天河中璀璨夺目的星群。从文化地理层面说，世人对匈奴“右臂”留下很多历史记忆实属正常。

匈奴“左臂”地处边塞以北，长期游离于中原文化圈之外。《汉书•地理志》概括各地社会经济、风俗文化面貌，也提及东北亚“上谷至辽东，地广民希，数被胡寇，俗与赵、代相类，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隙乌丸、夫余，东贾真番之利”；“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濊貉、句骊蛮夷”[3]。这些史文中已不见与匈奴“左臂”明显相关的文化信息。自此开始，匈奴“左臂”在后世政治、军事、史学等诸家的脑海中逐渐淡漠，以至接近被遗忘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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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原文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年3月第38卷第2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