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的马背民族，匈奴人在北方民族历史上首度建认强大的草原游牧帝国。匈奴先民发祥于阴山西段、河套地区，在冒顿单于时期(?一前174年)乘中原楚汉相争之际，并东胡、月氏、楼烦、自羊、丁零等诸民族，势力渐强，遂统一大漠南北，建立北方匈奴帝国。匈奴与中原王朝之间时战时和，关系繁复。匈奴于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大败汉军于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逼迫汉高帝结和亲之约。汉文帝初期，匈奴灭月氏、楼烦、乌孙、呼揭等二十六国，国力达到鼎盛时期，其版图包括今天中国北方地区、蒙古国和南西伯利亚的一些地方。其国民主要包括今天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突厥语族民族、蒙古语族民族先民和部分满一通古斯语族民族先民，以及其他一些民族先民。 

匈奴民族的崛起及其帝国的强盛，除其民族的强悍与帝国内外情况、历史机遇等诸多因素之外，晓勇善战的匈奴骑兵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而马是匈奴骑兵所向披靡、战胜敌人的法宝。马不仅是匈奴民族的建国之本，更重要的是在匈奴人的游牧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匈奴先民在捕获、驯化、饲养和使役马的漫长岁月里，了解、掌握了马的基本形态、身体结构和生活习性，制作出各种适合马的工具，创造了多彩的马具文化，并使马具文化成为匈奴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狩猎和游牧的匈奴人以马为伴，爱护马，崇尚马，以其独特的思维创造了很多有关马的艺术造型，表达对马的审美。本文以文献记载、考古发现以及相关民族志资料为基础，探讨匈奴与马的关系，研究匈奴马具文化以及匈奴人崇尚马的意识。

一、匈奴人与马

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匈奴人的先民参与驯野马为家马的伟大创举，对狩猎、游牧民族的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阴山西段的狼山发现的一幅狩猎岩画，画了多种动物，两个人正拉弓搭箭瞄准中间的一匹野马，旁边还画着协助他们的人。岩画表现了当时人们准备捉野马的情景[1]。该地区有很多表现这种题材的岩画，而阴山西段、河套地区是匈奴人最初活动的区域，这些岩画表现了匈奴等北方民族捕捉、驯化野马的历史情景。

匈奴是马背民族，马是匈奴人生活的主要支柱。《史记》记载，匈奴“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豪驼、驴、骡”等[2]。在这些家畜中，马排在第一位，说明马在匈奴人的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苏联著名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指出：“马群是古代蒙古人的主要财富，没有马，草原经济便无法经营。马是蒙古人的交通工具，用于战争与围猎，并赖以供给马乳，蒙古人吃马的肉，用它的皮和毛。”①[3]古代蒙古和匈奴同样都是游牧民族，对马有相同的需求，符拉基米尔佐夫所言也适用于描述匈奴人和马的关系以及马在匈奴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史籍还提到，匈奴人的家畜中有驴和骡子。骡子是马和驴交配所生的、不能继续繁殖的杂种家畜，马和驴的交配除了一些个例之外，一般都通过人工进行。匈奴人既畜养马又畜养骡子，他们及其先民可能从生物的自然选择中得到了启示，参与人类最早繁育骡子的创举，并将这种非马非驴的家畜用于生产生活。实际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并不支持后来的蒙古族等北方游牧民族畜骡，因为北方草原上只有野驴，没有家驴，马和野驴交配产生骡的可能性很小，即使产生了骡，也不能成为家畜。因此，匈奴人的畜骡行为，是古代北方民族家畜历史上的特例，是马文化的继续和发展。

《史记》记载，匈奴“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笼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天，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2]。匈奴每年有三次集会。第一次，各部首领聚单于庭，举行宫廷至祭集会;第二次，聚笼城，举行大型祭祀活动;第三次，大会蹛林，普查一年人畜繁育、繁殖情况。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次集会的主要目的是“课校人畜计”，而“马肥”成为关键词，所以马的繁殖、繁育成为这次集会的焦点。

对于游牧的匈奴人来说，马的优劣决定着生活的质量。因此，他们对马寄予莫大的希望，千方百计地培育善马。史籍记载，匈奴有“千里马”。众所周知，现实生活中并没有日行千里的马，“千里马”只是对良马的夸赞之辞，也说明了匈奴地区确实有良马。在蒙古牧民中至今有这样一种说法:牧民为了改良马种，把野马驹收人到马群里，使之与家马交配，培育出良马，据说，野马和家马交配所殖的杂交马有耐力，奔驰速度快[4]。在古代北方草原，遍地都是野马，因此野马和家马交配培育出良马的可能性不无存在，匈奴人可能利用这种方法培育出“千里马”。

对于游牧人来说，马匹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生活质量;对于游牧骑兵来说，马匹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胜负。所以，匈奴人也非常注重马的繁殖，想方设法增加马的数量，史籍载录的匈奴拥有马匹的数量可作佐证。冒顿单于在自登之地围攻汉高帝，动用精兵四十万骑，按照每人一匹马计算，至少有四十万匹马，何况古代北方民族骑兵一般都带一匹或两匹备用马，称为“副马”。以上数据足以说明匈奴是地道的马背民族，是当之无愧的马上之国。

马是匈奴人的代步工具，在匈奴人活动的西部地区的岩画中，有对多人骑马围猎场面的描述[1]。岩画的作者突出了马在猎民生活中的作用，证明狩猎需要马，马是猎民的帮手。《史记》记载，匈奴“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而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2]。游牧是匈奴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日常的出行和放牧都离不开马。

匈奴人征战更需要马，人们在平时是普通的猎手或牧民，而战时则是善战的骑兵。正如史籍所载，匈奴人“力士能弯弓，尽为甲骑”[5],“急则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2]。匈奴“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候。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少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2]。由此可知，匈奴以“骑”计人口，此与上述“尽为甲骑”相吻合。

《史记》记载，冒顿单于与汉高帝对阵，匈奴陈兵四十万骑，而且“匈奴骑，其西方尽自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2]匈奴的四十万骑兵，西方全是自马，东方全是青马，北方全是黑马，南方全是红马，气势震天，威风赫赫。而汉兵仅有三十二万，且多步兵，其战争结果可想而知。即便是两军士兵数量相当，但骑兵与步兵作战能力绝不能同日而语。

马是游牧民族战胜敌人的法宝。成吉思汗曾说过:“一个徒步之人或从马上摔下来的人怎能跟敌人作战呢!”[6]匈奴时期亦如此，每个战士都骑马，甚至有备用马。匈奴人“全民皆兵”，直至成吉思汗时期仍未改变。匈奴骑兵人多势众，骑射技术高超，使汉军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因此，汉朝执政者吸取教训，努力效法“胡服骑射”，提升士兵的骑射能力，以应对匈奴骑兵。

马也是匈奴人娱乐活动的主要工具。宋朝范晔撰《后汉书》记载，匈奴“因会诸部，议国事，走马及骆驼为乐。”[7]“走马”，即赛马。赛马是草原人必不可少的娱乐方式。

二、匈奴马具文化

马具文化是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匈奴人及其先民驯野马为家马，使役于生产生活中。古人为了提高自己驾驭烈马的能力，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制作了多种马具，例如马笼头、疆绳、马衔、马当卢、马镳、马面饰以及马鞍等，从而创造了具有草原游牧民族特色的马具文化。

要捕捉和驾驭不羁的野马，除了需要人的智慧和强壮的肢体力量之外，必须具备一定的工具或武器。最初这些驾驭烈马的器具可能是原始的绳索。今天的蒙古族牧民除了使用套马杆之外，有些地方仍然用“扔绳索”的方法捉住烈马，这可能是初民活捉野生马的最初方法。捕获野马之后还要用绳索、笼头套住马的头部，制服野马，使其听从人的指挥。但是由于绳索容易被腐蚀，迄今为止，尚未发现远古时期北方先民捕捉、驯化野马的绳索的考古遗存。

马衔在野马驯化为家马以及操控家马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今天，属于匈奴人的青铜马衔、铁制马衔的遗存资料很丰富，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古代北方民族一开始就使用青铜马衔或者铁制马衔。在出现冶炼技术之前，马衔是木制的或骨制的。木制器具容易被腐蚀，因此至今尚未发现木制马衔的考古遗存，而从蒙古国境内的匈奴墓中发现骨制马衔，长16.8厘米[4]。以此推断，匈奴首先制作和使用木制马衔和骨制马衔，然后才制作了青铜马衔和铁制马衔。

从匈奴贵族墓发现的骨制马衔，说明当时匈奴贵族也有人使用骨制马衔。由此推理，普通猎民、牧民以及士兵也可能普遍使用骨制马衔。考古学家从鄂尔多斯匈奴墓发现了青铜马衔，说明匈奴人还制作、使用青铜马衔。

从鄂尔多斯发现的匈奴青铜马衔一般都是两节直棍式，衔的两端有两个大环，节与节之间由小环相套连;小环的形状，有的略接近椭圆形，有的略呈三角形。有学者报道，部分鄂尔多斯青铜马衔在衔两端大环的外侧，附有方形环钮，表明使用这样马衔的马笼头、疆绳和马镳是分别固定在衔两端不同的环扣内的。在鄂尔多斯，除青铜马衔之外还发现了铁马衔，形制与青铜马衔相同[8]。考古学家们从蒙古国诺颜乌拉山匈奴墓和郭勒毛敦匈奴墓里发现了铁马衔，衔两端大环的外侧，附有方形环钮，此与鄂尔多斯青铜马衔相同，二者之间理应存在承继关系。

总之，匈奴人制作、使用马衔经过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制作木质马衔;其次是木质和骨质马衔的混合使用阶段;再次，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匈奴人掌握了制作青铜马衔和铁制马衔的技术。马衔是“用于驾驭马的重要工具，它是伴随驭马术的出现而逐步成熟起来的。骑手使用配备有马衔的马笼头，不仅便于驯服野马，驾驭烈马也更加得心应手。因此，学术界都把马衔的发明与否，作为辨别历史上骑马术的掌握与否和马背民族的形成与否以及典型意义上的游牧业经济产生与否的重要依据之一。”[8]从这个意义来说，在匈奴人掌握青铜马衔技术之前，已经步人了世界马背民族的行列，他们的经济类型已经转型为典型的游牧经济。

据杨汉蒙先生报道，在目前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中，还没有发现青铜马镳，而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西沟畔和玉隆太的匈奴墓葬中，发现过铁马镳和骨马镳。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铁马镳锈蚀严重，镳中部细，两端宽，上部有两个穿孔。玉隆太出土的骨马镳制作比较考究，镰整体呈圆柱状，略弯曲，一端细，一端粗，粗的一端雕刻成兽头状，中部靠兽头端有一横向的长方形穿孔。另外，一些考古发掘出土马衔的两端圆环内，往往会发现有朽木棍的痕迹，应该是木质马镳的残留物，由此可见，当时使用最多的仍然是木质马镳[6]。 

从蒙古国境内的匈奴墓发现，铁制马衔两端各有一根骨制马镳，一边马镳的一段略弯曲，另一边则是用兽角制作的马镳，一端粗，一端尖，粗的一端有略呈长方形的穿孔。从蒙古国匈奴墓中发现的马镳更多是铁制的，15-16厘米长，粗约1厘米，上有呈长方形的两个穿孔[4]。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尚未发现青铜马镳，而蒙古国匈奴贵族墓葬中已经发现了青铜马镳，还发现了用青铜包铁心的精美马镳。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匈奴人制作马镳经过的是木制、骨制、青铜制和铁制这几个发展阶段。

当卢，是系于马头部、固定于马鼻梁上部至额头间的饰件。青铜当卢盛行于匈奴。在鄂尔多斯发现的青铜当卢，多数平面略呈宽柳叶形或瘦长的桃形，正面略呈鼓凸状。有些当卢下面的上部设一圆形管状攀，推测是用来在马的额头上固定缨络状饰物的。当卢的背面有桥形钮，以便在马笼头上固定。从蒙古国匈奴墓葬中也发现了青铜当卢，长度为3.5-4.7厘米，平面略呈蛇头形状或者柳叶形状，大部分正面鼓凸，背面微凹，背面铸有桥形钮，这些特征与鄂尔多斯青铜马当卢同质。蒙古国匈奴墓葬又发现了青铜龙头纹当卢，长4厘米，做工精细，富有认体感;诺颜乌拉山匈奴墓中还发现了精美的鎏金铁制当卢[4]。

马面饰是固定在马面部两颊的青铜饰件。马面饰一方面有一定的装饰作用，另一方面主要起防护马面部的作用。马面饰也是匈奴马具的组成部分。从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桃红巴拉匈奴墓中发现了青铜马面饰，马面饰包括带三角形垂挂的马面饰两件，圆牌形马面饰两件。圆牌的正面微鼓，上部有一弧形钮，背面微凹。圆牌下端有一小环，与三角形铜牌上的小环相套连[1]。蒙古国匈奴墓葬中发现的青铜马面饰，大都呈圆牌形，正面微突，背面微凹，并有桥形挂钮。蒙古国匈奴墓中还发现了很多固定在马面颊上的青铜圆形泡钉，有些是鎏金的材质[4]。

马鞍是人类发明的标志性马具之一，是马具文化的集大成者。它把人长时间乘骑马的愿望变成了现实。匈奴人也参与了制作马鞍的壮举，并有使用马鞍的漫长历史。从蒙古国匈奴贵族墓发现了精美的马鞍板胸独角兽纹银制饰件、马鞍板胸羚羊纹银制饰件、马鞍板胸龙纹银制饰件、马鞍板胸牦牛纹银制饰件和马鞍肚带骨制扣环、马鞍肚带铁制扣环、马鞍肚带鎏金铁制扣环等，足以证明匈奴人能够制作和使用由金银装饰的精美马鞍[4]。

三、匈奴人崇尚马的情结

举凡狩猎、游牧、作战、娱乐等活动，匈奴人都离不开马，匈奴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是在战争中，马总能把匈奴骑兵带人不败之地。马又是灵性动物，易通人情，匈奴人像对待同伴一样爱护马，善待马，甚至是崇尚马。

13世纪的蒙古人将善马和美女并列，加以崇拜。因此，敌人的善马和美女往往成为蒙古铁骑希望占有的对象。据观察，这种观念在古匈奴时期便已有之。与冒顿单于相关的传说故事，能够体现匈奴人的这种观念。

《史记》记载:“单于有太子名冒顿。后有所爱阏氏②，生少子。而单于欲废冒顿而认少子，乃使冒顿质于月氏。冒顿既质于月氏，而头曼(?一前209年)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头曼以为壮，令将万骑。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已而冒顿以鸣镝自射其善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顿认斩不射善马者。居顷之，复以鸣镝自射其爱妻，左右或颇恐，不敢射，冒顿又复斩之。居顷之，冒顿出猎，以鸣镝射单于善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顿知其左右皆可用。从其父单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杀单于头曼，……冒顿遂自立为单于。”[2]  

在该传说故事中，“善马”和“美女”双双登场，二者在匈奴人的价值取向中具有同等地位，均为被崇尚的对象，人们最不愿看到两者被“鸣镝”射中而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他们也不愿向自己崇拜的对象射“鸣镝”。但是对别有野心的冒顿来说，民众这种不习惯朝所崇尚的对象下毒手的传统价值取向，影响了冒顿清除敌对者而“自立为单于”目标的实现，所以迫使民众射杀他们平时心目中的偶像(“善马”和“爱妻”)，使他们习惯于冲破心理禁锢，敢于杀害一国之君—头曼单于。这个故事体现了匈奴人爱善马、爱美女的价值取向。

《史记》又载:“冒顿既认，是时东胡强盛，闻冒顿杀父自认，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头曼时千里马。冒顿问君臣，君臣皆日:‘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遂与之千里马。居顷之，东胡以为冒顿畏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单于一阏氏。冒顿复问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东胡使使谓冒顿曰:‘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顿问君臣，君臣曰:‘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于是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遂东袭击东胡。”[2]

该传说故事依然体现着匈奴人崇尚善马和美女的观念。匈奴国人最珍爱的是“千里马”，而与之对应的是“阏氏”即美女，故东胡欲之，匈奴不与之。匈奴人认为“千里马”是宝马，“阏氏”为国中美女，比匈奴和东胡之间无人居住的“弃地”重要，故不能予之。故事中“群臣”的观点代表大多数匈奴人崇尚善马和美女的传统价值观念。当然，冒顿单于是一国之君，首先考虑的是国土，没有国土就没有国家，因此把“国之本”放在“千里马”和“阏氏”即美女之上。所以，两则故事中的冒顿是个体，他对“善马”与“美女”的漠视，只能代表其政治野心，他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敢于与传统背道而驰。第一个故事中冒顿的“左右”和第二个故事中“群臣”崇敬“千里马”或“阏氏”即美女的观念，则代表了绝大多数匈奴民众热爱善马和美女的传统价值观。

以上故事中的“千里马”“宝马”和“善马”等词汇，蕴含着匈奴人对马的热爱和崇敬之情。千里马一词，最早见于《楚辞·卜居》:“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汉族的其他史籍也多处提到千里马。《史记·赵世家传》记载:“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堰王大破之。”[9]众所周知，善马无论何等精良善跑，也不可能日行千里，因此这是对良马速驰的夸张之辞，以表达匈奴人对良马的赞佩和喜爱，进而将马神格化。

“宝马”无限扩展了对马的想象空间。“宝马”比“千里马”更神奇，它不是在世俗大地上奔驰，而是在无垠的天空中自由飞行。北方民族古代造型艺术中不乏对“宝马”的想象。考古学家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文化遗址发现两枚相当于东汉时期的鎏金飞马铜牌。铜牌上的马作疾速奔驰状，有翅，鼻端有角[1]。该造型有马的形体，但又有翅、有角，它已经和世俗的普通马不同，因此铜牌上的“飞马”绝非纯粹的艺术欣赏造型，而是想象中的神马形象。此类造型可能是匈奴等北方民族先民想象的宝马。匈奴人的“宝马”是脱离世俗、腾空飞行的神马。匈奴人用“宝马”形容“千里马”，更能提升良马的神格，表达对马的崇尚之情。

善马，顾名思义即善跑之马。匈奴人崇尚善马。匈奴头曼单于欲将其子冒顿置于死地，先将其质于月氏，然后急击月氏，迫使月氏杀害冒顿。果然月氏欲杀冒顿，而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2]。善马疾走，即离危境，救了冒顿一命。在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民族和蒙古语族民族的英雄史诗中，频繁出现神马救助主人的母题。因此，善马不仅是代步工具，而且是人们的好伙伴，它对主人竭尽忠诚。因此，马既有工具的价值，更有情感和信仰的价值。善马在匈奴和中原王朝之间往往被当作相互赠送的“礼物”，尤其是汉廷深知匈奴人喜爱善马，赠之善马，以示和好。

一般情况下，随葬品是墓主人生前喜爱的或者经常使用的物品。马是匈奴人喜爱的家畜，所以他们也用马作为随葬品进行殉葬。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桃红巴拉匈奴墓内随葬以马、牛、羊的头和蹄，数量最多的一墓有陪葬品头骨49个。在蒙古国肯特爱玛克达乌日力克·那日苏匈奴墓中，发现了完整的随葬马头[4]。 

从巴泽雷克文化的中小型墓葬里也发现了随葬马匹。随葬的马匹一般是在椁壁和坑壁之间，从坑底起开始堆放，有的堆放高度比椁面还高，马头躺在椁面上，有的也放在木椁上面。随葬马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整匹马随葬;第二，马都带有马具;第三，活马用啄击死下葬。例如，巴泽雷克文化中小型墓的其中之一，陪葬品有九匹马，保留马毛和马尾;七匹马头向东，两匹马头向西;身上带着马具，口里有马衔。据统计，巴泽雷克文化的107座中小型墓葬，47座墓中有马殉葬[10]。巴泽雷克文化(公元前6世纪一前2世纪)遗址位于蒙古国和俄罗斯边境地区俄罗斯一方，属于阿尔泰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其所处地理位置和年代均与匈奴人活动的区域和时间相吻合，所以巴泽雷克文化墓葬中发现随葬马匹，透露出匈奴人的珍爱马的情感。

匈奴人将整匹马或马头作为随葬品进行殉葬是敬重马的表现，因为马是墓主人生前的朋友和伙伴，主人去世，人们把墓主人生前喜欢的马殉葬其中，让他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乘骑爱马。这种做法与古人“灵魂不死”的观念有关。

刑白马结血盟习俗存在于匈奴人的时代中。《汉书》记载，汉与匈奴为永远和好而盟誓，汉臣“昌、猛与单于③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5]据《史记》记载，汉高帝刘邦在位时与群臣以杀白马方式订立盟约，其内容为确保只有刘姓者可为王，即“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2]。显然，刑白马结血盟是在内地汉民族中盛行的盟誓方式，也被匈奴认可，因为崇拜白马是北方民族中盛行的信仰范式。这种盟誓形式一直流行在辽代、元代直至清代的北方民族中，盟誓体现了古代北方民族自马崇拜和马血崇拜观念的痕迹。

马也是马背民族美的象征，它昂首远望，形体舒展圆润，四肢矫健有力，目光敏锐，奔跑如流，尤其是骏马奔驰的姿态优美神奇，深得人们的喜爱，从而成为人们审美表达的对象。从蒙古国达尔罕市附近的一座匈奴墓出土了双马纹青铜腰带扣环，从肯特爱玛克的达乌日力克·那日苏匈奴墓葬发现了鎏金跑马纹饰件，从蒙古国境内又收集到一枚匈奴时期的双马相斗纹扣环[4]。这些骏马纹饰均表达了匈奴人对马的赞美和崇尚。

四、结语

匈奴是典型的马背民族，匈奴帝国是典型的马上之国。马在匈奴人狩猎、游牧以及征伐、娱乐等一切生产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匈奴人重视马群的改良和繁殖，千方百计地增加马匹数量。据文献记载，匈奴人不仅拥有数量可观的马匹，而且还有“千里马”，为强大的匈奴骑兵的存在奠定了基础。因此，匈奴骑兵在与汉军对阵时，总能稳操胜券，迫使汉军效法“胡服骑射”，以应对匈奴铁骑。

匈奴人及其先民驯化野马为家马，并在驾驭烈马的实践中掌握了制造各种马具的技术，包括绳索和绳索笼头、原始的木制马衔和骨制马衔等，随着冶金技术的发明和发展，匈奴人又掌握了制作青铜马衔和铁制马衔的技术;同时，他们也掌握了制作木制马镳、骨制马镳、铁制马镳等驾驭马的关键性工具的技术。匈奴人还制造了形状各异的青铜当卢、鎏金铁制当卢、青铜马面饰等装饰性马具，这些工具和饰件，不仅有保护马面颊的作用，而且也有美学意义。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匈奴人制作的精美马鞍板胸独角兽纹银制饰件、马鞍板胸羚羊纹银制饰件、马鞍板胸龙纹银制饰件、马鞍板胸牦牛纹银制饰件和马鞍肚带骨制卡扣、马鞍肚带铁制卡扣、马鞍肚带鎏金铁制卡扣。这些精美的马鞍配件足以证明匈奴先民参与了创造马鞍的壮举，并制作和使用精妙而适用的马鞍。所有这些无可争辩地证明匈奴人在驯化野马、使用家马的漫长岁月中创造了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马具文化。

匈奴人以“千里马”“宝马”“善马”等词藻褒扬良马。他们认为，马不但有神奇的速度和智慧，而且也通人情，忠诚于主人。因此，匈奴人喜爱和崇尚马，把马升格至信仰生活的圣坛加以崇敬。匈奴人心目中的马也是盟誓的见证者，圣洁的马血是永恒的象征，在以匈奴为首的北方民族中盛行刑白马结血盟的盟誓习俗。马是匈奴人的同伴和朋友，匈奴人用整匹马或者马头作为殉葬品，墓主人把心爱的马带到另一个世界，让它继续和主人共同生活。马代表匈奴人的审美价值，匈奴人也以马的艺术造型作为装饰品，以表达对马的喜爱和崇尚之情。总之，匈奴民族在“与马共舞”的漫长岁月里不断探索，创造了富有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马文化，为北方民族马文化的发生发展奠定了基础。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匈奴的马文化和周围民族同类文化之间曾经发生过交流和融会，促进了北方民族马文化的发展进程。

注释：

①古代蒙古族等北方游收民族吃马肉。在一部分地区，北方游收民族吃马肉之前会安排一些祭祀仪式，然后再享用。

②阏氏，原为女性化妆所使用的胭脂的古称，后意义扩展为汉朝的公主和匈奴单于之妻。这里指匈奴单于之妻。

③这里指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一前31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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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汉〕司马迁.史记·卷四三·赵世家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7:284.

[10]齐溶青.巴泽雷克文化的中小型墓葬形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9(5):76-85.

编 者 按：原文载于《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4卷第3期2018年5月，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