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卫

汉代的匈奴与岭南地区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之前，“北胡南越”的政治格局，汉朝、匈奴、南越“三足鼎立”的局面，客观上使匈奴与南越国成为天然的盟友。在公元前121年以前，河西地区尚在匈奴的控制之下，从河西经过今天的川西一带到西南夷地区，存在一条“民族走廊”。沿着这条通道，以氐、羌等民族和异常活跃的巴蜀商人集 团为中介，南越国与匈奴发生着虽然间接但颇为密切的联系，堪称匈奴与岭南地区交往的黄金时期。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不少具有匈奴文化因素的文物，特别是青铜牌饰，这是匈奴与南越国密切交往的证明。无独有偶，在同一时期云南境内的墓葬中，也出土了许多具有匈奴文化因素的青铜牌饰。把两地文物结合起来整体考察，就可以比较清晰地勾勒出这些青铜牌饰的传播路线。

一 匈奴与岭南地区的密切交往

西汉前期，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定南越国之前这一时期，堪称匈奴与岭南地区交往的高潮时期。在公元前3世纪末的中国大陆，几乎同时出现了汉朝、匈奴、南越三个强大的政权，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局面。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顿单于杀其父头曼单于自立，有“控弦之士三十万”，西破月氏，东破东胡，北服楼烦、白羊，统一大漠南北，建立强大的匈奴政权。公元前204年，秦南海尉赵佗在兼并桂林郡、象郡之后，自立为南越武王，建立了强大的南越国。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击败项羽后，称帝，建立汉朝。就汉朝而言，北有强胡，南有劲越，“北胡南越”的政治格局，实在是他们不愿看到的，但迫于形势，只能听任许多亡命之徒或叛逆者 “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史记》卷一百《季布列传》) 。应该指出，这里的“胡”特指匈奴。陈直先生云“: 两汉人称胡为匈奴之专用名辞，汉瓦之‘乐哉破胡’，汉镜之‘胡虏殄 灭天下复’，童谣之‘丈夫何在西击胡’皆是也。”（《摹庐丛著七种》第248页，齐鲁书社1981年版)林干先生亦曰：“两汉时期，‘胡’是匈奴的专称，凡言‘胡’者，大抵即指匈奴而言。”

“北胡南越”的局面，也为汉内部的“七国之乱”提供了发动之机，反叛的诸侯都想利用匈奴和南越的力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载 : 赵王遂亦反，阴使匈奴与连兵 ……(吴王) 发使遗诸侯书曰：“……寡人素事南越三十余年，其王君皆不辞分其卒以随寡人，又可得三十万 ……” 后来西汉人也总结说：“及汉兴 ,冒顿始强 ,破东胡 ,擒月氏 ,并其土地 ,地广兵强 ,为中国害。南粤尉佗总百粤 , 自称帝。故中国虽平 ,犹有四夷之患 ……诸侯郡守连匈奴及百粤以为逆者非一人也。”（《汉书》卷七三《韦贤传》) 许多西汉人以为 ,秦王朝速亡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南征劲越、北伐强胡 :“昔秦常举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盐铁论》卷一《复古》)“秦南擒劲越 ,北却强胡 ,竭中国以役四夷 ……”（《盐铁论》卷八《结和》)“(秦)遂失天下 ,祸在备胡而利越也。”（《淮南子》卷一八《人间训》)“秦所以亡者 ,以外备胡、越而内亡其政也。”（《盐铁论》卷七《备胡》) 因此他们主张吸取秦亡的历史教训 ,反对对匈奴和南越用兵。

就匈奴和南越而言 ,面对共同的敌人 ,正可谓是“同恶相助 ,同好相留 ,同情相成 ,同欲相趋 ,同利相死”（《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引应高语) ,这使他们很容易走到一起 ,成为战略上的伙伴。匈奴的强大 ,大大减轻和缓解了汉朝对南越国的军事压力。

南越国的创建者赵佗是正定人,其家乡比邻匈奴活动区域,与匈奴有着很多直接间接接触的机会。他对匈奴的强悍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的孙子(即南越王墓的墓主)取名“赵胡”(赵眛),应该并非偶然。匈奴与南越国的官方交往,虽然史无记载,但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交往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在南越国尚未灭亡的这一时期,堪称匈奴与岭南地区交往的黄金时期。1983年,在广州发现的南越王墓中曾出土双羊纹牌饰3对,龙龟纹牌饰2对,这5对鎏金动物纹铜牌饰,具有浓郁的匈奴文化色彩（《西汉南越王墓》上册。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1、165、224～225页) 。类似的铜牌饰在广州南越国时期的其他墓葬中还曾经发现过3对（《广州汉墓》上册。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页),其图案与南越王墓中的3对双羊纹图案十分相似。这些具有匈奴文化因素的文物,就是这一时期两地密切交往的有力物证。

汉武帝即位后,开始着手解决“北胡南越”的问题。公元前133年汉朝30万大军在马邑诱击匈奴失利,汉匈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从此全面爆发，“孝武皇帝愍中国疲劳无安宁之时,乃遣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之属,南灭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

公元前111年,汉朝消灭南越国,匈奴失去了一个战略伙伴,面临的军事压力陡然增加。《汉书》卷六《武帝纪》载:元封元年冬十月,诏曰:“ 南越、东瓯 ,咸伏其辜 ,西蛮、 北狄 ,颇未辑睦。朕将巡边陲 ,择兵振旅 ,躬秉武节 ,置十二部将军 ,亲帅师焉。”行自云阳 ,北历上郡、西河、五原 ,出长城 ,北登单于台 ,至朔方 ,临北河 ,勒兵十八万骑 ,旌旗径千余里 ,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单于曰:“ 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 ,天子自将待边。不能 ,亟来臣服 ,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为 !”匈奴詟焉。南越国的灭亡 ,使得汉朝避免了南北两线作战的局面 ,可以腾出手来 ,一心一意对付北方的匈奴。难怪汉武帝的使者在匈奴单于面前说出如此不可一世、盛气凌人的话来。

二 与中原王朝的战争———匈奴与岭南交往的一条途径

岭南地区南越国时期(即西汉前期)的墓葬中为什么会出现较多的具有匈奴文化风格的铜牌饰呢?有学者指出,秦王朝统一六国后,曾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北击匈奴,南平南越。南越国中的原秦军将士,有的曾经参加过北击匈奴的战争,这些铜牌饰就是他们带到岭南地区的（《广州市文物志》,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页)。匈奴与岭南地区的交往主要以间接交往为主,而他们与中原王朝的战争,则是互相交往的一条重要媒介。两汉出征岭南地区的两位最高统帅———西汉平定南越国的伏波将军路博德、东汉镇压交趾征侧、征贰起义的伏波将军马援,都有过与匈奴作战的经历。《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将军路博德 ,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从骠骑将军有功,为符离侯。骠骑死后,博德以卫尉为伏波将军,伐破南越,益封。其后坐法失侯。为强弩都尉,屯居延,卒。”《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二十年(秋,马援自交趾还),会匈奴入右北平,诏以事示援 ,遂自击北边 ……十二月,伏波将军马援出定襄。”可以想象,他们的手下将士有不少人,也应该和他们一样兼有着南征岭南北伐匈奴的经历。在战争中,他们把缴获的匈奴的物品带到岭南,或者把缴获的岭南地区的物品带到匈奴地区,这种事情是很可能发生的。这些汉朝将士,不自觉地充当了匈奴与岭南文化交流的媒介。

但笔者以为 ,汉朝将士与南越及匈奴的战争 ,并不是匈奴与南越交往的主要途径 ,更不是唯一途径。

三 南迁的氐、羌———匈奴与岭南交往的桥梁

考古发现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从我国西北的甘肃、青海到西南的西藏、四川、云南之间,存在着被学术界公认的一条“民族走廊”(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童恩正进一步指出,在我国从东北至西南有一个半月形的文化传播带,从新石器时代后期直至青铜时代,活动于这一区域之内的为数众多的民族留下了许多共同的文化因素(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载《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长期以来,在这条“民族走廊”上,民族迁徙十分频繁,特别是战国以后氐、羌等游牧民族的南下,把许多北方草原文化因素带到云贵高原,传播给西南夷 ,再经西南夷东传到岭南地区。

沿着“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我国北方民族很早就有向南迁徙的迹象。考古发现和许多学者研究表明,氐族和羌族是两个历史非常悠久的民族,早在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已经活跃在我国的北方,由于种种因素,他们不断向西、向南迁徙蔓延于中国的整个西部。有研究者指出：“氐、羌民族形成后,受到中原王朝的挤逼,亦不断地沿着此一路线南下,并逐渐与云贵高原的土著民族并外来民族融合,形成了今天的云南各族……根据文献记载,氐族的迁徙似乎只局限于我国北方,特别是秦、雍一带,而并不涉及云南。羌族虽然分布直至越嶲,是否进入云南也没有直接的证据。但事实是,氐、羌民族不仅有迁入云南者,且人数、次数亦绝不可以等闲视之。众所周知,越嶲郡为汉时云南郡县。那么,把居于越嶲境内的越嶲羌视为羌族南迁云南的一个证据,应该不为过分。退而言之,即使以今天的云南地域论不把它作为南迁云南的证据,以其与云南的地域之接近、关系之密切,当也定然有越嶲境内的羌人自然扩散而至云南。”(段玉民：《氐羌民族南迁云南考》,载《中国西南文化研究(2)》,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有学者认为,根据云南古代民族和文化的分析,云南青铜时代的北方草原文化,主要是由石棺墓民族的“白狼”人及牦牛羌和嶲人等北方游牧民族传播的。而最早接受这些文化,并受其较大影响的云南土著民族,则是滇西地区的“昆明”人。随着“昆明”和其他南迁游牧民族的东移,外来文化亦随之传入滇池区域。

南越国曾“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 (今云南保山一带)”（《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其势力曾影响到云贵高原地区,与夜郎、滇和昆明等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周永卫：《南越王墓银盒舶来路线考》，《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笔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断,以匈奴为主体的北方草原文化正是通过南迁的氐、羌民族和西南夷间接传播到岭南地区。因此,就是氐、羌等游牧民族南迁,成为匈奴文化因素间接传播到岭南地区的又一条重要途径。

南迁到川西和云贵高原的羌族,由于与匈奴同属游牧民族,风俗习惯相似,因此与匈奴仍保持十分密切的关系。到西汉前期,这些羌族在匈奴的胁迫下与西域诸国一起成为匈奴的“右臂”,与汉朝对峙。这种情况直到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控制河西走廊之后,才彻底改变。《汉书·西域传》载：“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 ,结党南羌,乃表河曲(王先谦：《汉书补注》,王念孙谓“曲”当为“西”之误),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后汉书·西羌传》亦载：“至于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

对于汉朝隔绝羌人与匈奴的交通,羌人不甘心,匈奴人也不情愿。他们多次努力想恢复联系,但都被汉朝瓦解。《汉书·武帝纪》载：“元鼎五年(前112年)……西羌众十万人反,与匈奴通使,攻故安,围枹罕 ……六年……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平之。”《汉书·赵充国传》载：“元康三年(前63年),先零遂与诸羌种豪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诅。上闻之,以问充国,对曰:‘……至征和五年(前88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众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宜及未然为之备。’后月余,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借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充国以为‘: 狼何,小月氏种,在阳关西南,势不能独造此计,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宜遣使者行边兵豫为备。’”

四 匈奴与岭南交往的路线

汉朝继承了秦朝的疆域,最西部是陇西郡。在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其众4万余人降汉之前,整个河西走廊在匈奴人的控制之下,沿河西走廊南下,经今天四川西部地区,可以直达今云南、贵州境内的西南夷地区,再经过西南夷地区到达南越国。从河西走廊到四川西部的路线就是蒙文通所指出的“自蜀郡经冉北出一道”(蒙文通：《四川古代交通线路考略》,载《古地甄微》,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84～195页)。巴蜀和西南夷地区是沟通匈奴与岭南地区的桥梁。

在西汉前期,巴蜀商人异常活跃,他们把蜀地的商品远销至中亚、东北亚等地,充当了岭南和西南地区走私贸易的主角(周永卫：《西汉前期的蜀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他们把蜀地的特产蜀枸酱经夜郎国贩运至番禺（《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汉代的牂柯江就是今天的珠江(西江),蜀商就是通过牂柯江把蜀枸酱等蜀地商品经夜郎贩运至番禺的(张荣芳 : 《西汉蜀枸酱入番禺路线初探》,载《秦汉史与岭南文化论稿》,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1～172页)。活跃于“民族走廊”上的巴蜀商人集团也是匈奴与岭南地区交往的重要而不能忽视的媒介。

可见,由匈奴到岭南地区,有一条畅通的道路。通过这条路线,匈奴与南越国之间曾经有过诸多直接和间接的联系。

编 者 按：原文载于《史学月刊》2009年第3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