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地处今内蒙古中西部的阴山地区一直是民族频繁往来之地，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都曾在此驻足，或长或短，使这一地方成为不同民族聚居的典型地区之一，民族关系丰富而多彩，呈现出多元性、暴力性、互补性和交融性的特点。

 关键词：阴山地区；民族关系；特点；

地处今内蒙古中西部的阴山地区一直是民族频繁往来之地，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都曾在此驻足，或长或短，使这一地方成为不同民族聚居的典型地区之一，也成为我国多民族聚居地区民族关系的侧影。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言：“应该从民族关系角度上，看出中国历史发展和各民族有关系。这样，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历史问题、历史人物。”[1]43古代阴山地区的民族联系频繁而复杂，民族关系丰富而多彩，呈现出多元性、暴力性、互补性和交融性的特点。

阴山地区民族关系的多元性

阴山地区位于祖国正北方，在历史上正处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分界与交汇处。地理上提供的便利，使该地民族变动不居。众多的少数民族停留于此，成为影响甚至于威胁中原王朝政治稳定与否的重要要素。加之中国东有大洋保障，西有山峰阻挡，只有北部无天然屏障，在冷兵器时代，善骑射的北方各民族成为中原王朝必须重视的强大力量。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中曾提到的土方、鬼方、羌方等及见于史籍的荤粥、猃狁、犬戎、山戎、北狄等,都曾在阴山地区活动。“则土方之疆域盖在今山西北部，或包头附近也。是则土方当即猃狁之一大族。”[2]278这些少数民族以左衽、被发、无冠等显见的服饰特色而与中原民族表现出不同。阴山以南水草丰美，多禽兽，宜农宜牧，鬼方等民族在商前还不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商时出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主要是兵器、工具和容器[3]187，而不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的马具和动物咬斗饰牌，说明商时阴山地区少数民族的经济活动应是农牧结合。具有浓郁草原游牧风格的器物出现在春秋时期，繁荣于战国时期，那应该才是纯粹的游牧民族登上了阴山的舞台。鬼方在农牧结合中逐渐发展壮大，南下成为其首选的进攻目标。处在上升中的势力，谁也不能将其禁锢原地。鬼方在殷时实力强盛，南下扩土，与殷商为敌，殷曾大举伐鬼方。《周易·既济》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甲骨文中关于“鬼方”的卜辞多以有祸为正卜，表明鬼方的确是商之敌。“武王靡不胜，邦畿千里，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诗经》这段内容描述的就是商与河套地区鬼方的征战。武丁克鬼方后，鬼方服属于商，被商封侯，双方的文化融合更为直接。《诗经》也记载周宣王多次派兵抵御猃狁，在朔方筑城，“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说明商周的势力也达到阴山地域。

春秋战国时期来到阴山地区的有赤狄、白狄、义渠、朐衍、林胡、楼烦等狄戎，这些北方游牧部族“各自分散”，“莫能相一” [4]2883，于是中原各国不断北上掠地，一部分狄戎与中原民族相融，形成华夏族。本来华夏民族的形成就来源于不同民族的融合，舜为“东夷之人”，文王则是“西夷之人”，“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犬戎即后世之匈奴，是匈奴与夏民族同祖。”[2]197从族源上夷夏无法截然区分，当不同民族融合至深时，也难分彼此。“惟其为耕稼的社会，故有城郭、宫室、宗庙、社稷、衣冠、礼乐、车马、货贿，此则为诸夏。惟其为游牧的社会，故无上述城郭、宫室诸文物，而饮食、衣服种种与诸夏异，而成其为蛮夷戎狄。耕稼与游牧，只是一种经济上、文化上之区别，故曰: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则诸夏之”。 [5]57之后来到阴山地区的民族有汉、匈奴、鲜卑、乌桓、柔然、高车、铁弗、突厥、薛延陀、回鹘、契丹、女真、党项、奚族、蒙古等，真真是你方唱罢我又登场。

多个民族驻足于阴山地区，使该地民族关系呈现出多元变动的特色。民族众多，但以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为主，以少数民族彼此之间的关系为辅。因为战国之前来到阴山地区的少数民族，如猃狁、荤粥、鬼方、戎狄慢慢交融成为匈奴。司马迁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4]2879《晋书》也认为“匈奴之类，总谓之北狄。……夏曰荤粥，殷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6]2548王国维在《鬼方混夷猃狁考》中说:“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育，在宗周之季则曰猃狁，入春秋后则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曰匈奴。”即獯育、猃狁等均为匈奴之别名，匈奴源出于此。匈奴在不同时期拥有的不同别称本身就是北方少数民族不断融合的结果。现代学者沈长云根据阴山岩画匈奴人的作品，发现“岩画中许多人物往往缀有尾饰，似犬之有尾者。犬图腾的崇拜盖亦为猃狁匈奴同属一个族类的证据”。 [7]77匈奴曾长期据有阴山之地，实力不容中原王朝小觑。“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繁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8]3803草木茂盛的阴山地区，适宜游牧的匈奴栖息，且为匈奴的弓矢制作地，或者也可以说阴山地区是匈奴的军事及驻牧之地。以阴山地区为依傍，头曼单于建立了第一个草原游牧政权，其政治中心就在阴山地区的头曼城。“稒阳，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9]1620稒阳在今内蒙古包头市，推定头曼城在包头市西北，应在阴山地区巴彦淖尔市。史籍中也常以“匈奴故地”、“匈奴旧境”称呼阴山地区。在与秦汉的较量中，匈奴势力渐消。庞大的匈奴人口一部分西迁，一部分南下融入汉民族的队伍中。留在阴山地区的匈奴逐渐融化在后起的鲜卑、柔然、高车、突厥、回纥等民族中，这些民族因此也被称为“匈奴别种”、“匈奴之后裔”。还有部分匈奴与鲜卑融合，形成铁弗匈奴、独孤匈奴、拓跋鲜卑、宇文鲜卑等，并建立前赵、夏国、北凉、北周等政权。《魏书》为刘虎作传时解释了“铁弗”一称的来历：“北人谓胡(匈奴)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10]2054“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11]2986刘禹锡自称是“北周刘亮之七世孙。《周书·刘亮传》谓‘亮中山人，父持真，魏领民酋长。’从官衔和地望看，似为匈奴独孤部之刘。”[12]5说明，古代阴山地区的游牧民族在交融中递进发展，拥有彼此的文化因素，形成较为相似的北方游牧文明，而后起的蒙古族在阴山地区成为北方游牧文明的集大成者。宋末，阴山地区就可见蒙古族的身影，有元一代又是蒙古人一统中国，直至现代，蒙古人一直都是阴山地区的主体民族，因此蒙汉关系交流、碰撞时间最为长久，也成为阴山地区多元民族关系中最突出的关系。

阴山地区民族关系的暴力性

春秋战国之后，阴山地区成为典型的游牧民族活跃的地区，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为阴山地区带来了游牧、迁徙、狩猎、征战等生活内容，形成游牧民族豪放粗犷、战争荣誉感强的民族精神和价值。唐初学者孔颖达说：“南方谓荆扬之南，其地多阳。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阴。阴气坚急，故人刚猛，恒好争斗”，深刻论述了地域环境对人性格心理的深刻影响。游牧民族生活于茫茫草原，游牧迁徙，到处寻找适合的生存之地，期间或遇白灾或遭旱灾，生活实属不易。恶劣的环境培养了游牧民族坚韧、顽强、敢拼敢斗的精神，既不畏艰难，亦不恪守陈规，开放与外张力凸显。钱穆曾谈道：“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致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13]2地理环境虽不能完全决定民族精神，但的确对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北方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养成了游牧民族豪放、朴野、冲动好斗的特性，艰苦的生存环境造就了游牧民族尚武贵壮的价值取向。

在游牧民族的价值观中战场上的胜利是非常值得夸耀和荣誉的一件事。突厥人死后的石人再清晰不过的表明，战场上杀人越多越值得男人自豪，甚至死后也是值得大肆张扬的美事。突厥“重兵死而耻病终，大抵与匈奴同俗。”[14]1864实际上，北纬40°左右的游牧民族都有这样的荣誉感。日耳曼人无论是将军还是亲兵最大的美德就是勇敢。“将军们也不是以命令来驾驭士兵，而是以身作则地统率着士兵，他们借作战的勇敢和身先士卒的精神来博取战士们的拥戴。”[15]50酋帅战死而亲兵还活着就是亲兵毕生的耻辱。塔西佗描述游牧的日耳曼人：“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15]54可见，东西游牧民族都以战场上杀敌为荣。阿斯塔夫耶夫在《论蒙古及蒙古人》中提到：“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替代那马上的彪悍和征战勇猛及耐力。”更何况，农耕世界的粮仓，城市里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总在诱惑着游牧民族，冲下去就可以获得，何乐而不为呢？

因此，阴山地区游牧民族总是不时的南下大掠财富，甚至人口，与中原王朝的汉人常以兵戈相见。秦为解除北方匈奴南下之忧，主动出击，攻打匈奴，夺取“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以南一带），设郡县，徙谪戍，修长城以守战果，匈奴被迫向北退却七百多里。时过境迁，当秦王朝北边防务空虚之时，匈奴再夺河南地为驻牧之地。“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胜。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貹秦，北徙。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叛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4]2887-2888冒顿单于时期的匈奴势力大增，控弦之士三十余万，遂四出征战。东征东胡，西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王，北服丁零，盛极一时，“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 [4]2896阴山南北均在冒顿势力范围之内，北方游牧民族一统，形成“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格局，两强对峙，战争不邀而至。

汉初，匈奴实力如朝阳般蒸蒸日上。而汉承战争之祸，国力不济。“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16]1417于是，匈奴大举南下。汉高祖刘邦御驾亲征，北击匈奴，却被冒顿单于的奇兵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白登山达七天七夜，后贿赂单于阏氏，方得解脱。遭此一难，汉知不能与匈奴军事对抗，休养生息，发展经济才是上策。于是，汉与匈奴和亲，直至武帝时期，国力强盛，主动出击匈奴，大胜。“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 [8]3803“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4]2911秦汉时期，与匈奴发生联系的周边少数民族有东胡、乌桓、鲜卑、丁零、月氏、乌孙、西域各族等。匈奴与他们的关系错综复杂，主线是匈奴在强盛时，通过暴力手段，强迫上述周边民族臣服于匈奴。匈奴势弱时，周边民族则乘机脱离其管控。

匈奴大体铸就了阴山地区民族关系的基本模式，即阴山地区游牧民族强盛之时不时南下掳掠汉地，衰弱之后则在汉民族的攻打下退守漠北或者西迁，避开与汉民族的正面交锋。同样，阴山地区的游牧民族之间也以实力说话，强盛的游牧民族常会役使相对弱小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常常也是以暴力的方式维系。檀石槐以弹汗山（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境内）为庭帐，四出征服，“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馀，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11]2989势力大增的檀石槐不断滋扰汉之边境，云中、雁门、幽、并、凉等地皆被大掠。阴山地区因其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分水岭更成为双方彼此觊觎及争夺的地盘，暴力也就成为阴山地区民族关系常见的方式。北魏欲灭柔然，统一大漠南北，而柔然则欲南下掠夺，获得中原的农产品和手工产品，双方战争连连。“延兴二年(472年)冬十月，蠕蠕犯塞，及于五原。”[17]137柔然甚至一度攻破北魏故都盛乐，北魏决定攻防并举，建立多层级的军事体系。“八年春，筑长城，距五原二千余里，置守卒，以备蠕蠕。”[18]2400同时在阴山地区设置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等军镇防范、进攻柔然，护卫都城平城。长城、军镇的存在显示出北魏对柔然全方位的防御体系，也是主动进攻的桥头堡。

隋唐之后，阴山地区的民族关系仍然在战与和的交替中行进。东突厥与隋唐交往更多，一度融洽而处，但当突厥感觉机会来临时，也不时起兵反叛，战与和最终取决于不同民族的实力，说明民族关系在古代社会通常会是一种功利的结合，利则交，不利则攻，在双方的斗争与利益的变化中变化着。初唐之时，突厥“颇多横恣”，颉利可汗“承父兄之资，兵马强盛，有凭陵中国之志”， [19]5155频频武力犯唐，北境无一日安宁，李渊甚至打算迁都，可见突厥之攻势凌厉。盛时，耶律阿保机率军亲征，“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20]11全民皆兵的蒙古铁骑以咄咄逼人之势四出扩张，“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 [21]2508。阿勒坦汗频频入掠明边，“内地计损人畜数十万”。 [22]4751暴力性在古代阴山地区的民族关系中凸显。当然，这些游牧民族之间的征战及游牧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战争亦是民族发展、交往的重要因素。暴力在古代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影响不可低估，它也是除和亲、通贡、互市、会盟等之外的民族交往的方式之一，只是以冲突的方式维系着阴山地区两个或者数个民族之间的关系。

阴山地区民族关系的互补性

古代阴山地区是从草原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过渡区域，两种不同类型的生产方式交汇于此，彼此吸引、彼此需求，经济互动势在必行。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其中的大批优质军马来源于相邻的东胡、楼烦等游牧民族。在包头曾出土赵国铲形青铜货币的石制布范，上刻“安阳”二字，既说明安阳(今包头市)是当年的铜币铸造地之一，也说明当时阴山地区的商品交易已较为活跃。正是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这种互补性的结合，构成了古代阴山地区各民族相互交融的亲和力，体现了阴山地区民族关系的互补性。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虽然征战不断，但双方之间的通贡互市从未彻底中断，说明双方存在着事实上的经济互需互补的关系。只有双方互相需求，民族交往才能持续进行，如果只是一方对另一方的需求，可能就会变成强索，而不是互利。这样的交流在强制的高压态势下也能持续一段时间，但不平等的强索则必然阻碍双方经济文化的深入交往，一如基辅罗斯的索贡巡行。阴山地区不同民族的经济互需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交往的最原始的，也是最强劲的动力。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指出：“中原和北方两大区域的并峙，实际上并非对立，尽管历史里记载着连续不断的所谓劫掠和战争。这些固然是事实，但不见于记载的经常性相互依存的交流和交易却是更重要的一面。”[23]11

阴山地区的游牧民族属于较为典型的游牧经济，即种植业微乎其微，对游牧民族的日常生活产生不了多大影响，不能像西域的游牧民族一样，在内部形成农牧之间的互补机制。他们主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牛、羊、马等畜群，粮食等物品不得不仰赖于内地农耕民族。通过朝贡或互市得到生活所需，或者以极端的战争方式满足经济互补的需求，看似简单的掠夺性的战争，其背后隐藏的依然是经济需求。

作为典型的游牧经济，阴山地区的少数民族畜牧业经济非常活跃，且在风调雨顺和无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都是繁荣的。匈奴畜群规模宏大，计算牲畜的单位不是数量词“头”或者“只”，而是“山”、“谷”，“马畜弥山”，可见牲畜多如牛毛，无法精确统计到头。阴山地区游牧民族畜牧业之盛，亦可从战争中窥其一斑，每次大规模的获胜，缴获的马牛羊都数以万计。冒顿单于围困汉高祖时，四十万骑的马队竟可以颜色呈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列队。前124年，卫青出击匈奴，一次就获其“畜数十万。”[4]2923公元89年，窦宪破北单于，获取的马、牛、羊、驼计百余万。鲜卑拓跋部南下云中一带,将牙帐迁至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之时，“控弦上马二十余万”。 [17]3429年，北魏大举进攻高车，获牛马羊百余万，竟使北魏一时牛羊掉价。“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氈皮委积”。 [10]2309“时佗钵控弦数十万，中国惮之，周、齐争结姻好，倾府藏以事之。”[14]1865契丹亦是“时见畜牧，牛、马、橐驼，尤多青羊” [24]232。阿勒坦汗有“马四十万，橐驼牛羊百万” [25]37，连来到阴山地区的汉人赵全，在阿勒坦汗的大力支持下也积攒了牛马上万。所有的数据都指向了同一个焦点，就是阴山地区游牧民族畜牧业经济的兴盛。更重要的是，不只马匹种类多、数量大，其它牲畜也呈繁荣景象，牛、羊、骆驼、驴骡等奇兽或优良畜种不绝。这意味着，当与农耕民族进行交换时，游牧民族有可交换的产品，并且是可以大规模的交换的。两种不同的经济类型，彼此手里有对方需要的货物，而这货物又是自己短缺的，双方互有长短，交换成为必要。

畜牧业经济的脆弱性和单一性又加剧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交换的迫切性。其脆弱性表现为受自然环境影响大，经不得自然灾害，常会因突然降临的灾难而灭顶。前104年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 [4]2915公元一世纪，匈奴“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11]2942突厥的畜牧业同样对自然依赖性特别强，“种类资给，惟藉水草”。[14]1867一旦战火烽飞，雪旱成灾，就会形成灾难，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掠夺就成为生存的必须，南下就是最好的方向。581年，突厥沙钵略可汗大举武力犯隋原因之一就是摆脱天灾，“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尽，饥疫死亡，人畜相半。旧居之所，赤地无依，迁徙漠南。” [14]1867628年“颉利国中，盛夏降霜……迁徙无常，六畜多死。”[26]1501可见“牛羊被野”或“赤地无依”与自然条件及政治环境息息相关，也说明了游牧经济的脆弱性。

游牧经济的单一性则主要指经济结构不完备，不能生产全部必需品。“因为经济发展方向和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的特点，决定着他们的居住地和住房的类型，交通工具和搬运重物的方式，以及饮食和用具、衣服、鞋帽和装饰等。”[27]80游牧民族能给自己提供的生产、生活所需也紧紧围绕牲畜展开，铁制工具、谷物、布匹等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不能自我满足。游牧经济的移动性注定无论是人口，还是牲畜都经常处于游动状态，不在一处久居，“动”是其根本。而农业、手工业都需要相对稳定，安土重迁，“静”是常态，因此游牧民族的农业、手工业甚为薄弱。游牧经济的不完全性，迫使其必须要与农业经济进行频繁的交往。

农业经济虽具有自给自足的经济特点，对游牧民族的经济依赖相对较弱，但也离不开与游牧民族互通有无。农业的耕作、皮革等手工业的加工、交通的发展以及军事的强化都需要大量的牲畜和畜产品。比如，汉初，中原牲畜奇缺，甚至“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16]1417马匹的极度短缺造成畜价暴涨，“马一匹则百金。[16]1417”为了改变这种窘困的境遇，汉王朝一方面设置“牧师苑”，专事畜牧，地处阴山地区的西河郡、上郡因其水草丰美就曾设有“牧师苑”。“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奏中” [16]1438。但汉对马匹需求量巨大，连年的汉匈战争需要大量的军马，而且战争中军马消耗也很大。前123年，“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16]1422前119年，“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16]1428汉武帝时期“为伐胡，盛养马”。但仅靠汉地自养，不能满足需求。

在冷兵器时代，骑兵的战斗力不容小视。“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亡”。[28]952马匹既是保家卫国的根本，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也是农业生产的必要工具。当自养不足或战争损耗较大时，农耕民族则需与游牧民族开互市换取良马。隋唐之交“时大乱之后，中州少马，遇突厥和亲…市牛马以资国用”。[29]2296魏文帝时，鲜卑的三大酋长曾共相盟约不卖马与魏，以相困毙。说明汉人对游牧民族的马匹的确是急需的，不论是应对战争还是平时农耕助力，包括日常皇室礼仪都离不开马匹。隆庆协议后，明蒙互市中马匹的数量与日俱增。1574年，仅大同官市土默特和永谢布封建主出售的马匹就达7670匹，可见汉民族对游牧民族牲畜的需求之高。在明蒙互市中，大量马匹的交易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双方交往的诚意及程度之深，在共需中实现双方经济的互补，推动民族关系在经济互补与交往中走向融合。

“草原各帝国如果没有无数借自中国的事物，没有中国的谋臣策士、行政官员、工匠、农民的帮助，就不可能形成一套制度。在若干时期内，中国北方是与入侵的蛮族高度混居的，这一地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接受草原的影响。中国人学会畜牧、骑术、使用马具和某些战术是应该感谢游牧者的。事实上，双方通过对峙线上的供使臣、商人出入的口岸而转输的不仅仅是双方各自需求于对方的产品(丝织品、茶、盐、金银、马、驼、牛、羊)。正和欧亚旧大陆所有农牧交界地区的情况一样，各种宗教、工艺也无不循着贸易商路而传播”[30]260-261

阴山地区民族关系的融合性

阴山地区的文明在起步时就不断出现与其他文化相容的迹象。大窑文化包含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是罕见的远古人类大型石器制造场。出土的刮削器在器型和加工方法上与山西“丁村文化”存在着明显的相似性。阴山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辐射范围较广，与周边各地都有往来，说明人员流动还是频繁的。海生不浪文化的小口双耳鼓腹罐、敛口曲腹钵和直口折腹钵等，显然是来自于大司空文化。老虎山文化既继承了仰韶文化尖底瓶系传统，又接受了红山文化晚期祭坛等石墙建筑技术，出现了石城聚落群等划时代的文化内涵。白泥窑子文化则显示了后岗一期文化因素与半坡类型文化因素相结合的痕迹，其中的红顶钵、弦纹罐、宽带彩钵接近于半坡类型，双唇口亚腰尖底瓶绳纹罐则为河南庙底沟类型。

多元素交融的朱开沟文化陶器上的云雷纹，粗柄小盘形豆、碗形簋、陶鬲的方唇口作风等都是商文化因素。随着与商的交往，青铜铸造技术传入朱开沟文化，出现了早商时期的鼎、爵青铜容器和石斧范。也是商文化推动了阴山地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形成，在商文化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有来自朱开沟文化的因素。花边鬲和剖面为逗号形的梯形石刀为朱开沟文化的典型器物，发现于早商文化中。根据林沄先生的考证，妇好墓中的兽首刀、铜镜、铃首笄形器属于几种北方文化因素，并分为融合型器物和仿制的器物几类。[31]129-155阴山岩画中的人面形、各种符号、车辆等少数民族创作的题材，均可在商周时期的陶器、青铜器花纹中见到，说明阴山地区的少数民族与商人、周人之间除了战争的冲突，还有文化的接纳与交融。

两种不同文明的交界处最容易从双方的交往中受益，特别是对于游牧民族而言，其获得长足发展的地区通常就在与农业接壤的边缘地区。阴山地区具备了这样的地理之便，它恰恰处于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过渡地带，不同的文化在彼此接触与交流中，互相影响，彼此认可并进而将其他民族的文化经过消化吸收与改造后变成自己文化特性的一部分。为增强战斗力，赵武灵王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变服骑射。当时赵国“群臣皆不欲”，认为这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但赵武灵王清醒的认识到要想跻身于中原强国，必须提高自身的军事力量，而骑射就是当时威力巨大的作战方式。因此力排众议，实行胡服骑射，着便于活动和骑马的胡服，选取原阳为训练骑兵的基地。《绥远通志稿》明确指出原阳在今大黑河左岸，《水经注》记载在阴山之南有“原阳县故城”，说明原阳就是指今呼和浩特一带。该地原为林胡、楼烦跃马弯弓之地，赵武灵王破林胡、楼烦后将此地据为己有，并吸收林胡、楼烦、东胡、中山等族人为骑兵，发挥他们善骑的长处，组建了正规的新型骑兵部队，大大提高了与各诸侯国的竞争力。说明，在不同民族的交融中根据情势的不同取长补短，则可借人之力，强己之能。“从来北族之强盛，虽由其种人之悍鸷，亦必接近汉族，渐染其文化，乃能致之……若其所居近塞，乘中国丧乱之际，能多招致汉人，则其兴起尤速。突厥、契丹，其最著者也”[32]93

阴山地区民族关系的融合呈现出渐进的、全方位的和不间断的特点。既有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纵向交融，也有不同少数民族彼此的横向交融，前者如汉匈交融。匈奴墓中的随葬品既有匈奴典型的器物，如陶罐、铜牌饰、透雕铜环、骨匕、骨勺、弓弭等，也有来自汉朝的铜镜、铜器、五铢钱、丝绸和漆器等。在鄂托克旗凤凰山汉墓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壁画中表现的杂耍侍卫、车夫等被役使者，均头戴窄沿高筒帽，顶插羽翎” [33]348，墓主人应是“习染了胡俗的汉族中下层官吏”。 [34]66呼和浩特八拜汉墓随葬品中，有两件匈奴风格的嵌贝壳的鎏金铜鹿造型。突厥上层放弃了身衣裘褐的传统着装，享受着汉民族的轻薄丝绢。而唐人则喜圆领小袖袍，革带、小管裤、黑靴。其中的小管裤就是胡人上衣下裤中的“合袴”，这是满裆裤，适应游牧民族骑马的便利。《梦溪笔谈》载：“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鞘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鞘，皆便于涉草……带衣所垂蹀躞，盖欲以佩带、弓箭、盼 蜕、箭囊、刀砺之类。”[35]7陆游曾写诗感慨：“上源驿中捶画鼓，汉使作客胡作主。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元明时期，蒙古族一直是阴山地区的主角。明末开始走西口移民浪潮出现，汉人涌入阴山地区，形成了阴山地区全面的、鲜明的蒙汉民族融合的特色。蒙汉民族的交融是以阶段性的方式行进，起初，汉人迁入的较少，以汉族主动或被动吸纳蒙古族文化为主。当汉人潮涌时，蒙古族接受汉文化的趋势就进一步增强。不仅在吃穿住行等物质文化层面，而且在思维、情感、信仰、艺术等精神层面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现象。有些渗透与改变可能彼此都不自知，就自然而然接受了、改变了。

阴山地区的民族融合虽以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纵向交融为主，但也不乏不同少数民族彼此的横向交融。在强势的匈奴控制之下，东胡的文化也开始渐受匈奴的影响。“青铜饰牌仍保留双虺纠结形的特征，但很多饰牌的图案，如双牛、双驼、双马、双鹿、虎、熊、几何形等，都因受到匈奴文化的强烈影响而有类似匈奴的作风；短剑已变为长剑；青铜长剑的护手部分、形式虽略有改变，但还保留着从三角形演变而来的痕迹，把端部分则出现了蝴蝶展翼的形式，这显然是受了匈奴文化影响的关系。铜镞虽然很多，因为被匈奴征服之故，所以相传由冒顿单于发明的‘鸣镝’也在这里发现了。”[36]10因为匈奴和鲜卑之间的通婚非常常见，以致拓跋鲜卑被称为鲜卑父胡母，而把“胡父鲜卑母”称为“铁弗匈奴”。 [10]2054鲜卑宇文部也是“自号鲜卑”的“匈奴遗种”与鲜卑人相结合的产物。契丹则被称为宇文别部。可见，鲜卑、契丹与匈奴关系密切。通婚使匈奴和鲜卑两族长期浸润在彼此的文化体系中，因此它以最强有力的纽带使匈奴语和鲜卑语共融。“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17]1“拓跋”姓氏由来的解释就用了匈奴语中的“泥土”之意。又因鲜卑与契丹、蒙古同属东胡体系，因此，契丹语、蒙古语保留了鲜卑语的因素，“南迁阴山一河套地区的拓跋鲜卑其语言则较多地保留了“蒙古原语”。 [37]54冯恩学认为，“契丹北走黑车子室韦，始学作车帐；因突厥而称皇后曰‘可敦’；据回鹘文而创契丹小字”。 [38]65

阴山地区众多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行程中彼此碰撞、交流、互补与融合，践行着中国各民族关系的一般发展规律，那就是既有刀光剑影，又有彼此接纳，共同演绎阴山地区辉煌的历史话剧。正如翁独健所言“中国各民族的关系从本质上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尽管历史上各民族间有友好往来，也有兵戎相见，历史上也曾不断出现过统一或分裂的局面，但各民族间还是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的发展，这才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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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烨  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

编 者 按：原文载于《中国蒙古学学会》，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