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欢

摘要：20世纪70年代初，内蒙古阿鲁柴登出土了一件“匈奴王冠”，证实了史书记载匈奴贵族“金铛饰首”的真实性，成为研究匈奴族配饰不可缺少的实物。该金冠雕饰以狼羊咬斗、虎马奔走，为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自然生态之表征。金冠的材料包含有绿松石，此矿石并非匈奴所自有，则必然是通过掠夺、互市交易等方式从中原王朝或西域诸国所获取，此“匈奴王冠”是经济文化交流的产物。

关键词：匈奴王冠；绿松石；匈奴文化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77X(2017)02-00032-03

一、“匈奴王冠”的外形

据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描述：该匈奴王冠由鹰形冠饰和黄金冠带两部分组成，鹰形冠饰为半球面体，上面有四只狼、四只盘角羊，呈咬斗状。球体之上有雄鹰一只，头颈部镶嵌绿松石，高7.3厘米，重192克。黄金冠饰由三条半圆形金条插合而成，左右两边饰有浮雕，为虎、盘角羊、马的形状，周长60厘米，重1202克。田广金根据史料推测，金冠主人为“匈奴河南白羊王或林胡王其中的一支”，［1］因此可称为“匈奴王冠”。该金冠在外形、浮雕图案、铸造材料、工艺等方面有可探讨之处，对研究匈奴佩冠文化也颇有意义。

二、匈奴生活环境与物产

匈奴王冠出土地阿鲁柴登属今鄂尔多斯市，地形以高原为主，历史上是水草丰美之地。匈奴的祖先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秦代称其为匈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并设置郡县、征发移民。“河南地”指包括鄂尔多斯高原与河套平原在内的大片土地，在秦灭亡后，原先戍守边疆的兵士和移民相继离去，“稍渡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直到汉武帝北击匈奴，令关东贫民迁徙到“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中央王朝又重新掌握了这一片区域。且不论匈奴还是汉人，当时的鄂尔多斯地区都是一片富有生机的土地，并非一些朝臣所谓的“泽卤，非可居也”。［2］2867-2869史念海先生据杭锦旗和准格尔旗汉代墓葬出土的文物，推测出这里曾有过富饶茂密的森林，并认为整个鄂尔多斯高原的森林在赵武灵王到清代前期都相当茂盛，游牧和农耕文明的交替在这里进行，对自然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优越的自然环境只是野生动物繁殖的必要条件，物种的繁盛需要进一步说明。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匈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又说“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由此我们可以得出鄂尔多斯物种的概貌，但这些物种的种类到底有多少呢？秦汉之际，冒顿杀死其父头曼单于，统一蒙古草原，“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匈奴势力被整合之后开始向汉朝侵略。当时汉立国不久，百业凋敝，于是有汉高祖困于匈奴的“白登之围”。在汉匈此次战争中，匈奴发动了精兵四十万，其战马被史家描述为“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按照战马的颜色排列军阵，第一可见匈奴畜养业之发达，第二可见纪律之严明。当然，这里也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战马的排列是按阴阳五行的方位排列的。阴阳五行理论在战国之后颇有影响，最能反映此一思想的莫过于《黄帝内经》，此书实现了阴阳五行、四时方位、颜色、身体的统一，它说“东方生风，风生木……在色为苍；南方生热，热生火……在色为赤；中央生湿，湿生土……在色为黄；西方生燥，燥生金……在色为白；北方生寒，寒生水……在色为黑”。［3］简言之，东南西北中分别与青、赤、黄、白、黑五色相对应，而匈奴战马的颜色也按青、骍(赤黄)、白、乌排列。匈奴族虽然与汉人接触，但不可能迅速接受阴阳五行思想并实践之，而且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作为军事指挥家的冒顿单于也不可能为附会阴阳五行排列军阵。所以纯色马是真，方位排列是假，只能是司马迁个人思想的反映，班固说司马氏“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4］据此可推知，尽管匈奴不太可能以五行排列战马，但青、骍、白、乌四种颜色足见其马种之繁盛。

除马之外，牛羊也是极多的。到南北朝时尚有诗人称敕勒川为“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川大约在今包头市。［5］92在汉朝对匈奴的战争中，汉将军卫青出云中以西得“牛羊百余万”，其后，窦宪、常惠破匈奴，都得到为数不少的牛羊，可见鄂尔多斯的牛羊在此时期非常之多。另外，匈奴人与牛羊的关系也是密切的，以至于“儿能骑羊”，喜食牛羊乳汁制成的“湩酪”，［2］2899穿牛羊皮制品，睡毛毡，所谓“衣其皮革，被旃裘”。［2］2879

草原生态系统中，狼是作为牛羊的天敌出现的。匈奴人仅仅把狼当做寻常动物，并无对狼的信仰崇拜。对此，可从《魏书》寻得蛛丝马迹，《魏书》记载了一则关于“高车国”来历的故事：

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

俗云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于曰：“不可，未彻之间耳。”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时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将下就之。其姊大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也!”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6］

《魏书》成书时间与匈奴灭亡相去不远，关于匈奴习俗的传说应是准确的。匈奴人认为狼是寻常畜生，当然与匈奴族的原始信仰无关。草原上到处充满着狼的活动迹象，那么将狼雕刻于金冠之上，只能说明这是本民族生活环境的写照。

匈奴王冠取材于匈奴人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场景，马牛羊是匈奴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匈奴贵族财富的象征，所谓“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2］2867“分地”即是牧场、牛羊。

三、王冠的材料来源

匈奴王冠材料有黄金、绿松石两种。在阿鲁柴登发现的不止有匈奴王金冠，还有金牌饰、羊形圆饰片、金耳坠、金项圈等，制造工艺有抽丝、焊接、压片、镀金等，颇为复杂，因此林干推测匈奴专门设有金银器铸造作坊。［7］

匈奴王冠上的绿松石颜色透绿、质地温润，颇具美感。这种宝石的使用历史非常悠久，远在新石器时代就被当做装饰品。地质学家章鸿钊称：“中国绿松石之名始于清，甸子之名始见于元，元史作碧甸子或云朗甸子即为绿松石。”［8］但这种装饰品并非就地取材于鄂尔多斯高原地区，而是由当时的他国输入。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了元代之前绿松石的来源，“甸子：你舍卜的，即回回甸子，文理细。乞里马泥，即河西甸子，文理粗。荆州石，即襄阳甸子，色变。”［9］国外主要分布于今伊朗，古称波斯；国内有河西和襄阳两处。但根据更为充分的数据记载，中国湖北境内郧县、郧西县和竹山县和陕西境内的安康都出产绿松石，所以，匈奴王冠上的绿松石极有可能来自于汉或者西域诸国。这就牵扯到匈奴与外国的物资往来问题。

1.与汉朝的物资往来

孝景帝时，汉“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随着时间的转移，关市在匈奴生活中越发重要起来，竟成为汉朝诱击匈奴的工具。由于“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派遣聂翁壹凭借走私非法物资来伏击单于，达到军事目的。虽然匈奴知道关市贸易存在巨大危险，却一直持续到匈奴灭亡。

除贸易之外，匈奴要想得到汉朝的物资，还有以下途径：和亲馈赠、使节往来携带、直接掠夺等。比如孝文帝六年(前174)，汉朝赠予匈奴单于“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孝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入寇，“虏人民畜产甚多”。匈奴以各种手段获得汉朝财物，其中以金银、丝绸等奢侈品为多。那么获得色泽透亮、价值颇高的绿松石也是大有可能的。

2.与西域诸国的物资往来

西域“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5］3871在匈奴以西、乌孙以南。汉武帝之前，匈奴日逐王派遣僮仆都尉“领西域……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可知匈奴人并不是以和平贸易的方式获取西域的物资，而是一种领主式的掠夺。当然这里所指的西域并非广义的西域，不包括波斯、大秦等国家。但是，匈奴靠收取赋税也可能得到流散至西域的奇珍异物，包括波斯的绿松石。［10］

匈奴对外扩张、交流的过程包括物品交换的内涵，互通有无的贸易和简单粗暴的掠夺都有可能使得匈奴的物资丰富。王冠代表了匈奴文化，但有可能是文明交流的产物。

四、“胡冠”与“汉冠”

中国古代长期有所谓“华夷之辨”，并推崇“尊王攘夷”思想。《尚书正义》说：“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11］292这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文明观。在这种文明观的支配下，秦汉时期的中国人把匈奴划分为化外之民，说他们“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冠带”在汉人眼里成为文明的象征。但并不尽然，一般的匈奴人并无冠带装饰，这是由草原民族的特性决定的，匈奴人“射猎禽兽为生业”，穿梭于山林草丛之间，冠带反而是一种负担。对于有身份地位的匈奴贵族则另是一番情景，《后汉书·舆服志》引胡广语曰：“赵武灵王效胡服，以金铛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12］3668匈奴人用金冠为装饰，是贵族的专利，出土的匈奴金冠就是明证。

匈奴金冠的半球上有一最为引人瞩目的雄鹰，碧绿剔透，气势不凡，而且随着佩戴者的移动，雄鹰会呈现跃跃欲飞之姿态，正体现了《尔雅》所谓的“鹰隼丑，其飞也翚”。［13］显然，雄鹰在匈奴人的心目中是草原王者的象征，雄鹰翱翔天空好比是匈奴王驰骋草原。所以匈奴金冠是草原弱肉强食的体现，而汉人的冠冕则大为不同。

范晔说中国本无冠冕之饰，是先民仿照鸟兽冠角制作的。［12］3661冠是天子、诸侯祭祀天地、进行礼乐活动所必需的装饰，同时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汉代去古未远，汉冠在承接上古的同时又有所开拓。据《后汉书·舆服志》，笔者统计共有冠17种，材质有黄金、铜铁、竹木、兽皮等，不同的冠有不同的功用，如长冠“官员祀宗庙诸祀则冠之”、武弁大冠是“武官冠之”。［12］3667－3670其特征可归为四类：一者，汉冠的象征性，不同的冠代表不同的阶层，如“武冠”与“进贤冠”代表武士与文士。二者，身份高不等同于冠的材质好。汉高祖长冠以布制成，却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与匈奴王冠金玉为饰不同。三者，汉冠与胡冠形制不同，胡冠呈圆环状，以三个金圈插合而成，汉冠多呈竖条状，佩戴时在发髻之上。四者，汉冠与胡冠并非老死不相往来，赵武灵王效法胡人“以金珰饰首”，并且被汉朝吸收成为“赵惠文冠”。

虽然胡冠不如汉冠那样种类多且用途广，但是它具备了“冠”的基本要素，即装饰性与象征性，所以它仍旧有魅力向匈奴以外的地方传播。

五、结语

匈奴族在强盛到灭亡的过程中，一直以草原为根据地，鄂尔多斯地区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点。在这个地区繁衍的匈奴部族以其蓄养牲畜、弯弓射箭、征战抢掠创造了文明标识。无论是马牛羊、狼、鹰等动物，还是金银、绿松石等奢侈品，都是匈奴人社会生活、经济交流、军事文化的反映，并以“匈奴王冠”的形式展现出来，讲述着鼎盛时期的匈奴与各族争雄的光辉岁月。

参考文献：

［1］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J］.考古，1980，(4)：334－364.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薛福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影宋本［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63－68.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738.

［5］史念海.河山集：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6］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307.

［7］林干.匈奴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130.

［8］章鸿钊.石雅［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69.

［9］陶宗仪.陶宗仪集·南村辍耕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85.

［10］陈春晓.宋元明时期波斯绿松石入华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141－148.

［11］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92.

［1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3］阮元.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9：319.

编 者 按：原文引自《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4月第20卷第2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