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溢海

[摘要]昭君出塞是发生在西汉汉元帝期间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在《汉书》、《后汉书》、《西京杂记》等典籍中均有记载，但均载而不详。至于当年昭君出塞所走的路线，则各典籍均不载。尽管如此，在一些关于昭君的诗歌、戏剧、小说等文学作品以及民间传说中，均出现了昭君出塞经过的山西阴地关、雁门关、平城琵琶老店、武州城、蹄窟岭等地名。本文即就各典籍与民间传说中昭君出塞地名作一粗浅梳理。

[关键词]昭君出塞；阴地关；雁门关；东胜店；蹄窟岭；红沙岩口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4）03-0016-07

昭君出塞，是发生在西汉汉元帝执政期间的一件影响重大、流传至今两千余年不衰的大事，用昭君研究专家，内蒙古大学马冀教授的话来讲，“昭君出塞和亲是西汉惊天动地的大事件。”[1]如此重大的事件，在《汉书》、《后汉书》、《西京杂记》等典籍中均有或详或略的载述，然而，遗憾的是，各典籍中对昭君出塞的具体路线却没有载述，甚至对昭君死后的具体安葬地亦不记载。典籍虽不载，然而，在历代有关昭君的诗歌、小说、戏曲等文艺作品中，却说昭君出塞经山西境的雁门关、平城。在山西境内历史上的通塞中路（相当于今同蒲铁路线）沿线，民间传说中有不少关于当年昭君出塞经过的地名遗迹，如阴地关、东胜店（琵琶老店）、武州塞、武州城（白羊城）、蹄窟岭、饮马泉、扇庄等。这些传说地名除阴地关在太原南的今灵石县境，其余均在雁门关外的雁北地区，犹以左云县境内最多，约有四五处。

当今学者对昭君出塞的具体路线主要有两种认识，一为走陕西境（即秦直道），一为走山西境（即走历史上的通塞中路）。笔者对此曾有《昭君出塞路线考》[2]一文，持走山西境说。本文即就各类文艺作品中昭君出塞地名以及山西境内昭君出塞传说地名进行一一梳理，并恳请专家学者指教。

一、蒲州

在由周濯街、郝存柱、姜子夫编著的《东方和平天使王昭君》一书中，第五十八章之“途中受阻”一节中写道：“出潼关，渡黄河，到蒲州，自此北上，历经河东的大邑。”在各类典籍中，“河东”是古地区名，一般指山西南部，在战国时曾置“河东郡”，治安邑（今山西夏县境）。这里的位置正好就是历史上通塞中路的必经之地。其中的蒲州位于黄河东岸，今永济市境内，历史上是个很重要的地方。《辞海》载，相传禹舜时都此，称“蒲坂”，春秋属晋，战国属魏。秦置“蒲坂县”，北周置蒲州，治蒲坂，即今永济市西黄河东岸之蒲州镇。此地正当黄河转弯处，其南的风陵渡，隔河与陕西境的潼关相望，自古为沟通晋陕特别是河东与关中的交通要冲，晋陕之交通咽喉，历为军事重地。蒲州镇西的黄河渡口称蒲津渡，早在春秋时即在此作桥，称蒲津桥，此后历代相继在此以连舟作浮桥。因此地自春秋起即有桥，故西汉王昭君出塞由蒲州浮桥过黄河入晋，是情理中之事。

二、阴地关

由蒲州沿汾河谷地逆流而北上，便是沿途的“大邑”。其中重要的有：猗氏（今临猗境）、安邑（今夏县境）、左邑（今闻喜境）、临汾、平阳（今临汾境）、彘县（今霍州市）、界休（今介休境）、京陵（今平遥）[3]、祁县、晋阳（今太原西南晋祠镇）。

在彘县与界休之间的汾河谷地有处狭窄隘口，称“阴地关”，位于今灵石县南部，今与霍州市接壤处。在此阴地关，有一块大石，石上有一女子手印，相传是“入蕃公主手迹”。在马冀先生的《昭君文化研究》中这样写道：“在内蒙古大青山南麓，至今有数十座昭君坟，出土了镌刻着和亲吉祥语的汉砖汉瓦。而且在今山西北部、中部地区，昭君出塞的有关传说也深入人心。据《山西通志》记载，马邑城附近的蹄窟岭，就是因‘明妃出塞经此，石上有马蹄痕’而得名的。再如太原附近的阴地关，有相传为入蕃公主石上手迹。这‘入蕃公主’一说为汉明妃，一说为唐崇徽公主。但唐代陶雍认为是昭君手迹，他有《阴地关见入蕃公主石上手迹》诗：‘汉家公主昔和亲，石上今余手迹存。风雨千年侵不灭，分明纤指印苔痕’。这些马蹄痕和手迹，当然是大自然的杰作，而人们把它附会到昭君身上，可见昭君在人们心中印象之深”。[4]

阴地关的具体位置在何处？《山西历史地名录》第45页［灵石县］条载：

“阴地关，在灵石县西南五十里，唐太宗去霍邑时，曾驻于此。《旧唐书·昭宗纪》：大顺元年，李克用‘拒王师于阴地，三战三捷，’即此。因冷泉关在此北，故称阴地关为南关，今名南关。”[5]

《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载：“阴地关，即今山西省灵石县西南南关镇。《旧唐书·昭宗纪》：大顺元年（890），李克用遣大将李存信、薛阿檀拒王师于阴地关，三战三捷，即此。”[6]查今《山西地图册》，南关镇位于汾河谷地东岸，同蒲铁路经此，并有站口。

三、雁门关

雁门关是山西北部极为重要的交通咽喉与军事战略要冲。《辞海》［雁门］条载：“山名。又名雁门塞。在山西代县西北。古以两山对峙，雁度其间得名。又，关名。唐置。又名西陉关。故址在今山西雁门关西雁门山上。长城要口之一。山西省南北交通要冲。东、西峻峭，中路盘旋崎岖。唐于山顶置关。”[7]

在《东方和平天使王昭君》一书的第737页载：

“唢呐声此起彼伏，从昭君住宿的行宫，一直到雁门关口，到处有人在吹唢呐，道路两侧人山人海，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头喊：‘汉匈两国，永为一家！’那头喊：‘单于和亲，千秋万岁!’”[8]

这是描写汉朝的送亲队伍在雁门关经过为昭君临时搭建的行宫时，当地老百姓夹道欢迎昭君出塞和亲的热烈场面。

在历代各类关于昭君出塞的文学作品中，提到昭君经过雁门关的很多，如：

唐·无名氏《王昭君变文》（说唱）：“单于：忆昔辞銮殿，相将出雁门。”[9]

明·无名氏《和戎记》（戏曲）第二十九折《点绛唇》：“雁门关上望长城，纵有巫山十二难寻觅。”[10]

清·雪樵主人撰小说《双凤奇缘》（一名《昭君传》）第五十回：“出雁门昭君自恨，思故乡王龙吟诗”；“昭君哭别汉王皇后及国丈国母，一路马上悲啼，步步回头，延捱至雁门关……”[11]

当代耍孩儿剧，山西大同市耍孩儿剧团《琵琶声声》（2007年演出本）之《剧情简介》：“……为化解汉匈两族数百年的积怨，王昭君应征出塞和亲，行至雁门关时，突然关隘烽火点燃，号角震天，……”[12]

因笔者非雁门关当地（代县）人，限于条件，未能到当地考察并收集民间传说故事，特别是昭君出塞经雁门关的传说故事。但我相信，当地应该有昭君出塞传说的故事。

据山西大学老教授靳生禾先生与太原师范学院的谢鸿喜教授1992年亲自对雁门关的实地考证，发现了更早的雁门关——古址——“铁裹门”，为人工开凿之山口，其开凿年代应为春秋战国间，自此后，雁门关便成为中原与北方匈奴等民族交战、交往的交通咽喉，战略要地。[13]靳生禾先生在考证昭君出塞路线时说，我国先秦及汉代，中原王朝与北方的传统交通干线有东、中、西三路，其中的东、中路都经过雁门关。不仅周穆王大西北旅行时经过雁门关，赵武灵王北征，经过雁门关，王昭君出塞更应经过雁门关。[14]

四、平城与琵琶老店

平城，是汉与北魏时大同之名称。在当地，关于昭君出塞的传说很多，比如晋北传统耍孩儿戏其腔调源于昭君出塞路经平城弹奏的琵琶调和昭君弹唱的“咳咳声”；当地女子冬天披的斗篷与风帽，当地老妇人腰间带的“曹兜兜”（针线包），源于昭君带的荷包等等。但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昭君在平城住过的东胜店，后改名为琵琶老店。

琵琶老店的传说版本很多，情节也有差别，但最为传统的说法是，当年昭君出塞时，皇家队伍马匹车辆浩浩荡荡北上，当到达平城县城时，因当时的平城只是一个普通小城，想找个像样的大客店很难，最后只好在大西街一家叫“东胜客栈”的店中将昭君安排住宿。此东胜店主姓韩，在大西街，此地处于繁华地段。平城县令及地方官员迎接皇家队伍进城后，经再三选择，认为就数这东胜店还比较像样。当日入住后，夜里昭君因思念故乡，便拿出琵琶弹奏。次日上路时，昭君让随行宫女从行装箱中挑出一把上好琵琶赠与店主以作留念。韩掌柜将琵琶视为珍物，挂于墙上，并将店改名为“琵琶老店”。后来，历经数百年，虽房舍多次重建，唯店名不改。到唐代懿宗咸通年间（860—874），节度使段文楚特请当时的大书法家柳公权写了“琵琶老店”四个大字制成一块横匾挂于客店大门上方。该店一直至解放初仍存在，地址在大同城中的大西街路南49号院（原馄饨馆隔壁）。后街道改造，店被拆除，而那块“琵琶老店”的木匾一直保存在大同市博物馆（下寺巷中）。[15]

五、武州塞与武州山

“武州塞”这一地名至少在先秦战国时已有。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匈奴列传》、晋代干宝著《搜神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宋代的《太平寰宇记》、《旧唐书·地理志·朔州》等古代典籍中均有“武州塞”的载述。今人解野草（即本文作者刘溢海）与山阴县的徐德富都有关于武州塞的考证专文。大体上讲，早年的武州塞是一个大的地域概念，即以今山西左云县为中心，东至大同云冈武州山，南至朔州北部的洪涛山，西至右玉西山，西北至杀虎口山，北至左云与内蒙古凉城交界的摩天岭及其东部延伸地带的马头山，这四围中间的广大山间盆地、山谷隘口、险塞，总称“武州塞”。其后，概念渐缩小，指大同云冈石窟东部山口至左云县城之间约百十里的山谷地带。如《辞海》之［武州塞］条注云：“古要塞名。在今山西左云至大同西一带。……著名的云冈石窟即筑在此塞的东端”。[16]

相传当年昭君一行的皇家送亲队伍离开平城东胜店后沿武州塞西行，下一站本应住武州城（今左云县城东五里古城，即有名的白羊城），但因正值早春天寒日短，从大同城到武州城（白羊城）近一百二十里之路程，车马一日行程难以到达，只好分作两日行，其间的武州塞中无县城与大村庄，无奈只好在山谷间搭毡帐住宿。

在《大同市南郊区志》的第十九编之［方言·谚语·传说］中有一则《昭君出塞过武周》的传说故事：

“王昭君，字嫱，南郡秭归（今湖北）人。她自幼聪颖过人，七岁习文，十岁时已琴棋书画无一不通。汉元帝时入宫，后于竟宁元年（前33年）为了民族和睦，远嫁匈奴呼韩邪单于，被封为阏氏。

据说，她远嫁匈奴出塞时，途经武周山已临近边关，又人困马乏，就地山间茅屋休息一日。此时此刻，夜深人静，昭君怀抱她心爱的琵琶，彻夜弹奏不息。弹奏声时而如野马奔腾咆哮，声嘶力竭，时而如瀑布流水婉转绵长。字字情，声声泪，只为报国去，还望早日归，都倾注在这琵琶声中。

武周山一带百姓闻声，纷纷赶来将昭君所住茅屋围住，围者愈集愈多，人们和着昭君的琵琶声唱了起来，直到天亮。昭君从武周山起程时，送行者数以百计，不知多少人为她的巾帼气节所感动落泪。昭君怀着对故国的深情眷恋，洒泪离开武周山出塞而去。”[17]

上文中的“武周山”即“武州山”，因北魏时曾在塞中置“武周县”（今左云县城东四十里旧高山村）将“武州”讹为“武周”。

六、武州城（白羊城）

从战国赵武灵王始在武州塞城（军事堡寨，位于今左云县西南五十里小京庄乡东古城河谷地）起，秦在此置左云历史上第一个县治——武州县城（见《汉书·地理志》）。西汉初仍沿秦制，置武州县于此。但其后经过二三百年的风雨侵袭，武州城最终残破不堪，遂于西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即昭君出塞那年，将武州县治由小京庄的东古城迁到今左云县城东五里的古城（明代重筑白羊城）。

这就是说，在左云境内有两座武州城：一为战国秦汉武州城（在东古城）；一为西汉后期之武州城（此城始筑于春秋时期，为白羊部落筑，称白羊城）。

在《左云县志》（清光绪本）之《地理志》载：“东古城，俗传汉明妃处此”。其实是县志的编者混淆了两座武州城，把昭君经过的白羊城（后武州城迁此）当成了前武州城（东古城）。

由民国左云邑人高鼎臣编纂的《左云县乡土志》在其《沿革考》一章中写道：“前汉，武州县：汉高祖六年壬子，天下大定，郡县完成。以赵之武州塞置武州县（今左云县），属雁门郡（郡治在今右玉县），《汉书·地理志》谓：“武州属雁门郡，即赵之武州塞也”。以中武州塞城为县城（故址在今左云县西南六十里东城古村），名曰武州城。……又汉元帝后宫王昭君出塞时，栖迟于武州县城（今蹄窟岭有遗址）。后以城毁难守，于竟宁元年徙建县城于白羊城之故址（今左云县城东五里古城村）。崔浩（北魏大臣）曰：“平城（大同）自西百余里有武州城，即此地也。”[18]

关于昭君出塞住宿白羊城，左云民间有这样的传说：据说，当年昭君出塞时，汉朝的送亲队伍和呼韩邪单于的迎亲队伍、护卫队伍，其马车，毡车数百辆，马匹骑士等组成了上万人马的庞大队伍，前后延及数十里长。每到一宿营地时尽量住民房，民房住不下时就就地搭帐篷。汉朝的送亲队伍搭布行军帐，匈奴的迎亲队伍搭毡包（蒙古包）。那日，这支庞大的送亲与迎亲队伍由平城出发西行，经武州塞后到达白羊城。然此时的白羊城已是破城一座，只有少量居民。于是队伍便就地搭帐住宿。武州县令前一天就接到先头部队通知说昭君要经过白羊城，县令提前做好许多熟饭菜，又找多辆车从东古城（当时的武州县治）赶到白羊城来迎接昭君。昭君见武州县令从五六十里外赶来送饭菜，很是感动，随口说了句：“既然武州县城偏远，为何不把县治迁到这交通大道处呢！”谁知昭君只是随便一句话，武州县令却牢牢将此话记在心中。队伍过后，他就将县城偏远并残破，连同昭君说的话写成奏折上报元帝，请求迁治。很快，朝廷就批准了武州县迁治，于是于当年秋将县治由东古城迁到白羊城，并着手重筑城垣。于是《左云县乡土志》及《山西通志》中便有了那句：“竟宁元年武州县城迁治白羊城”的载述。关于昭君出塞住宿白羊城的传说，在右玉县王德功编著的《杀虎口》一书中亦有载述：“昭君辞别汉元帝及送别人群，呼韩邪单于一行在汉宫卫队的簇拥下出潼关、走雁门，直向塞外奔去。有一天早晨从白羊城出发，当走到卧羊山时，往前一看，只见前边群山叠嶂……”[19]

根据此传说，左云籍画家，山西报社李江鸿先生于2010年特别绘制《昭君出塞》连环画一组，其中有昭君出塞住白羊城一幅。后左云县委、县政府出资将此组连环画精制成2011年挂历，成为昭君题材挂历之杰作。2012年6月，太原《炎黄地理》杂志的《左云专刊》亦将此连环画载入书中。

七、蹄窟岭

蹄窟岭是山西境内昭君出塞地名传说中被载入志书最多的一处，在《山西通志》、《左云县志》[20]、《云中郡志》、《朔平府志》等典籍中都能找到昭君 出塞经蹄窟岭的传说故事。就像内蒙古草原上有数十座昭君坟一样，在山西境内笔者所收集到的蹄窟岭地名至少有三处：

1.朔州蹄窟岭

内蒙古大学马冀教授的《昭君文化研究》写道：“据《山西通志》记载，马邑城附近的蹄窟岭，就是因“明妃出塞经此，石上有马蹄痕而得名的。”[21]

2.右玉蹄窟岭

在右玉县王德功先生编著的《杀虎口》一书的《昭君泪洒蹄窟岭》一节[22]中写道：“昭君辞别汉元帝及送别人群，呼韩邪单于一行在汉宫卫队的簇拥下出潼关、走雁门，直向塞北奔去。有一天早晨，从白羊城出发，当走到卧羊山时，往前一看，只见前边群山叠嶂，长城蜿蜒，前来送行的汉宫卫队就要告别回去了，便上前说：‘前边再走一程出了杀虎口就是匈奴地面，我们就此返回长安，请夫人走好！’昭君回首望望雁门关内汉室江山，向前望望关外情景，不禁吟唱了起来：‘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昭君歌声委婉悠扬，使送行的马队放缓了脚步，都静了下来听这动人的歌声，后来在这青石上留下了马蹄踏下的窟印。”

3.左云蹄窟岭

在三处蹄窟岭中，被多种典籍载述并有具体地址的是左云的蹄窟岭。

《山西通志》载：“中陵在右玉者，东北抵盘石岭，与左云界蹄窟岭接。……高山岭上有三峰，相传昭君出塞道经此。”[23]

《左云县志》（清光绪本）卷二之《地理志》条载：“蹄窟岭，俗传啼哭，讹也。明妃何处不啼哭？盖因出塞，道经此岭。其石上有马蹄窟，至今痕迹宛然。” [24]

《朔平府志》（清）在左云县条下载：“蹄窟岭，在县西北十里。”[25]

《云中郡志》（清）在其卷一《方舆志》的《山川》篇载：“啼哭岭，在左卫（即今左云——引者注）西北三五十里。”[26]

此外，在高鼎臣的《左云县乡土志》、民国日伪时左云县公署编的《左云县要览》等书中亦有类似的载述，不再一一摘引。

对于上述诸书记载的左云蹄窟岭具体位置，尽管有所差别，但大体位置是相同的，即在左云县城西北山上。在左云县西北有座与右玉县东山相连的山，叫“五路山”，山上原有大小村庄二十多个，都归陈家窑乡，在本世纪初，由县政府统一移民下山后，原村庄与乡撤销不存。笔者童年时曾在山上陈家窑村（乡政府驻地）生活过。该村南约二三里处有一条东西向的山梁，当地群众叫“马蹄梁”。据称，梁上有块大石头，石上有四个清楚的马蹄印深坑。当地老乡甚至能生动地讲出当年昭君出塞的传说故事。他们说，当年昭君骑马走到此地时，因为再往西走，一出杀虎口就是胡地了，昭君就骑马在山顶上停下来向南眺望汉朝的云天和家乡，因停留时间太久，那马便在石上踏下了深深的印痕。陈家窑南山的马蹄梁，就是志书中的“蹄窟岭”，内容与位置都对上了号，只不过是书上与民间叫法不同罢了。对于那块马蹄印石，笔者当年只是孩童，未能亲见。2008年，笔者参于了左云县三屯乡文物调查小组，乘车上五路山调查，特请当年陈家窑村叫刘湢的老人（70岁）当向导。老人来到陈家窑东南，焦家窑（两村均废，有遗址）西南的那条山梁上时说，此处就是马蹄梁，那块马蹄石在解放初还在山上，后来因修陈家窑至三屯的公路被推到山下不见了。

八、饮马泉

饮马泉是五路山上一处有着动人传说故事的地方，相传此泉系当年昭君出塞时一匹马用前蹄从山上刨出的一泓清泉，后来，清康熙皇帝西征噶尔丹返回时曾在此饮过马。其具体位置在原陈家窑村东五六里处的一个半山腰中。2008年8月，笔者参加三屯乡文物调查组上五路山时，向导特别带我们看了那潭有着动人传说的美丽的饮马泉。该泉位于一条南北向山梁的东侧半山腰，泉北约一里处有个与泉同名的废村，村因泉而得名。该泉直径约丈许，呈不规则形，四周有几块大石围拱，水清沏甘甜，深约两三尺，四周被灌木与齐腰深的野草野花环绕，花草丛中蜂蝶飞舞，十分美丽。此泉西南四五里就是蹄窟岭。相传当年昭君出塞时，大批人马由红沙岩口攀上山顶时因正值早春，山顶上被冰雪覆盖，又没有村子可取水喝。就在这时，有匹马竖起前蹄用力刨地，竟刨出一孔流淌的清泉使大队人马有了水喝。美丽的清泉加上动人的传说故事，使得饮水泉成为五路山上的一处美丽的景点。

九、红沙岩口

红沙岩口，是左云五路山上人工开凿的一处特别重要的有着东西交通咽喉作用的山口，因其地所在山崖全为蜂窝状红色古代火山熔岩，故称“红沙岩口”。此山口是雁门关北由中原通向杀虎口乃至北方草原的最为重要的山顶塞口。此山口西北方六七十华里就是杀虎口，其东南方经武州塞（狭义的武州塞，即今云冈石窟所在的峡谷）去大同仅为一百余里。

其具体位置在五路山东北部，距山顶明长城仅五六华里。由山东麓的前铺村（属三屯乡）开始，顺着西北方山坡向山上行，沿途一道大沟直通山顶，沟中清泉潺潺，在沟北侧的山路上，断断续续用大石块垒砌的路道出现在眼前。从路基遗迹看，相当古老，且大部分地方可并列通过两辆马车。由沟底的前铺村到山顶红沙岩口，约五六华里，中间要经过两个分别被称为“前窑子”与“二窑子”的小山村废址，其中人工开凿痕迹明显的山口，经实测为：口长70里，底宽10米，垂直高度20米，顶宽60米。如此之工程，在古代只有铁镐、铁锹的条件下，要把火山熔岩打开一个巨大的缺口，其费时费力与工程之艰巨可想而知。攀上山顶后，口南一里处有座小峰，海拔为2013.5米，为左云最高峰。此峰名叫“古道山”，山名印证了此山口通道的古老。此古道山西南行六七里就是饮马泉与蹄窟岭，由蹄窟岭（马蹄梁）北麓沟底沿河谷西北行，有盘山岭、欧家村等直达右玉老城（汉代善无城，雁门郡治），再西北行即至杀虎口出塞外到北方草原。由古道山西北方下沟底，一道大沟中流淌着一条马营河，河谷中有破虎堡等十几个小村，然后由西北方直达杀虎口。这是由红砂岩口至杀虎口的两条分叉交通要道，其南路经右玉老城，北路不经右玉老城直达杀虎口。2008年秋，山西大学著名历史地理专家、76岁的靳生禾教授在亲临红沙岩口实地考察后写了一篇题为 《昭君出塞与蹄窟岭刍议》的论文[27]。在该文中，靳老由雁门关推及红沙岩口，并认为红沙岩口的最早开凿年代应在春秋时期，其大规模动工大概为北魏迁都平城后，为联系与旧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内）的联系而为。其山间石砌路基亦可能系北魏所筑。靳老认为，不仅周代《穆天子传》中的周穆王大西北之行由此山口经过，其后的赵武灵王北征，秦始皇出巡死在半道（河北省广宗县沙丘宫）之后，归咸阳走的是此道，汉代卫青北征乃至王昭君出塞都应该走此道。特别是五路山上红沙岩口周边的蹄窟岭、饮马泉、亮马台等与昭君有关的传说地名，更加证实了昭君出塞经红砂岩口的可能性。

十、扇庄

扇庄是左云五路山昭君传说故事中极富传奇色彩的一处传说地名。相传当年昭君从红砂岩口经过时，车辇上放的一把檀香木宫扇不慎遗落在山道上。后来，此扇被一个樵夫拾得。那樵夫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扇子，只见那扇柄上镶着碧玉，扇面上画着美丽的宫殿，宫殿中有美女跳舞，那扇香气扑人，直引得蝴蝶围着他飞舞。那樵夫是个善心人，他不忍心将如此美丽的扇子带回他的破草屋，就将扇子放在路边一块大石头下，雨淋不到的地方，好让过路人扇凉。说也奇怪，那宫扇后来竟化作一座递铺（驿站），专供官府差役与百姓路人歇息与住宿。后来，人们便将此地的递铺叫做“扇庄”。千百年过去了，那扇庄早已不存，只有当地的牛羊倌们在讲到昭君故事时，用手一指半山坡路侧的两个废村遗址说，大概那其中的一个就是当年的扇庄。

笔者念小学时在三屯乡宁鲁堡村居住。宁鲁堡在前铺村东南约四五里。笔者曾去过前铺村，并听到与昭君有关的扇庄、马蹄梁、饮马泉等动人的传说故事。2006年，笔者的第一部文学作品集问世时，首先想到的是用扇庄的传说故事做书名，于是便将那部作品集定名为《扇庄遗风录》。

十一、亮马台

由五路山顶马蹄梁（蹄窟岭）顺山梁西行约四五里的山顶上，有座馍状的小山丘（或系人工所筑），此小丘似汉墓亦似烽火台。此台北望，沟中是已废的陈家窑村，台南之山沟中有两个废村叫大张窑与石头窑。70岁的向导刘湢老人说此台叫亮马台。于是，老人讲述了亮马台与昭君传说。

且说昭君骑的那匹马在山顶驻留很久以后，不得不继续前行，可当走到这座土丘前时，无论如何都不向前走了，只绕着土台转圈圈。许是马也有故国之情，马夫终于悟出，原来昭君骑的是匹汉马，此地一去就是北方胡地，马既不走，也只有另想办法。于是，迎亲的匈奴大臣们牵来好几匹剽悍的胡马让昭君挑选。当昭君骑上一匹胡马后，那匹马竟放蹄奔跑起来，幸亏两侧有龙廷卫队最好的骑士护着，才使那胡马的步子慢了下来。那胡马本来善奔跑，此时许是归心之切，才奔跑起来。两位护马骑士牵着马缰绳，昭君平稳地骑在马上，一路西行沿着西北方的马路坡向河谷而去。至于那个土台何时而筑不得而知，当地也有人叫它将台，但更多的人都叫它亮马台。台周围山顶平坦，或许这里本身就是一处广阔的山顶赛马场。

十二、马路坡

根据传说，那匹在草原上奔跑惯了的胡马却不善于走山道，当从那道长坡上往谷底走时，不小心前蹄踩空，险些跌倒，直把两个护卫大臣惊出一身冷汗。于是，他们果断决定不能再让昭君娘娘骑马下山，还是换肩舆吧。肩舆是一种两人抬的简单的类似于轿的乘具，适合于较窄的山路上行走。昭君坐上肩舆后，沿着那条长坡下到河谷地，然后沿着河谷（河叫欧家村河）经盘石岭，欧家村（两村均在右玉境）一路西北而去，经善无城（雁门郡治，今右玉老城），出杀虎口向着胡地而去，最终到达单于龙庭。如今，在那长坡的转弯处有块较宽的地方，据说就是昭君当年换肩舆的地方。后来，那道长坡就叫做马路坡。

注释：

[1][4][12][21]马冀、杨笑寒著：《昭君文化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06，106，106页。

[2]刘溢海：《昭君出塞路线考》，载《边塞文化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2页。

[3]周濯街、郝存柱、姜子夫编著：《东方和平女神王昭君》，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99页。

[5]《山西历史地名录》，山西省图书馆1977 年编印，第45页。

[6]《中国历史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2页。

[7]《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页。

[8]周濯街、郝存柱、姜子夫编著：《东方和平天使王昭君》，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37页。

[9]《王昭君变文》，见《历代咏昭君诗词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0页。

[10]《和戎记》，见《昭君论文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11]见《历代咏昭君诗词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0页。

[13]《大同日报》2007 年3月28日第7版。

[14] 靳生禾：《雁门关》，《左云文史》，2012年第1期。

[15] 靳生禾：《昭君出塞与蹄窟岭刍议》，《边塞论文选》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8页。

[16]《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810页。

[17]刘溢海《昭君出塞路线考》，载《边塞文化论》，第349页。

[18]《大同市南郊区志》，中华书局出版2001年版，第792页。

[19][22]王德功编著《杀虎口》，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209页。

[20]高鼎臣《左云乡土志》，附于1992年重印的《左云县志》（光绪本）书后，第341-342页。

[23] 转引自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印：《大同今古》，2008年第5期第39页。

[24]（清光绪）《左云县志》，左云县地方志办公室1992年重印，第70页。

[25]（清）《朔平府志》卷三《方舆志》，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

[26]（清）《云中郡志》，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1988年重印本。

[27]《边塞文化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8页。 

编 者 按：原文引自《三峡论坛》2014年第3期，总第274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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