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

西汉元帝时，朝廷赐给匈奴呼韩邪单于宫女五人以示朝廷的信任和恩宠，王昭君是其中的一个。她后来大为出名，历代诗人咏叹不衰；昭君出塞的故事还引起戏剧家的关注，于是古有马致远的《汉宫秋》，今有曹禺的《王昭君》。在曹先生笔下，昭君乃是“和亲”政策的典范、民族团结的先驱。

其实昭君出塞并非本来意义上的“和亲”，而是一次赏赐——把公主或身份类似的皇室少女嫁给周边民族的领袖才叫“和亲”；而这里的情形是“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牆字昭君（昭君名字中的“嫱”，《汉书》中作“牆”或“樯”）赐单于”（《汉书·匈奴传下》），她后来当上了阏氏（匈奴王夫人。《汉书·元帝纪》竟宁元年正月：“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客观上促进了民族的团结和融合，但这恐怕乃是她本人以及当朝皇帝始料所未及的。

昭君的过人之处在于她是主动提出远嫁的，《后汉书·南匈奴传》载：

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极其漂亮的昭君入宫后，汉元帝竟然一直没有见过她，这事有点奇怪，其原因据说是画师从中作梗。很有骨气的王昭君觉得呆在这里根本没有出路，继续等待下去，很可能成一“白头宫女”，于是她主动提出到边疆去；她打扮得十分靓丽地参加告别大会，让汉元帝大吃了一惊，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昭君的临别示威搞得漂亮，她胜利了，把先前的悲怨都留在汉宫，满怀豪情地踏上了去匈奴的长途。

前前后后那些被出塞、被“和亲”的公主全都无此壮志豪情。西汉武帝年间，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公主被安排远嫁乌孙王，这位扬州姑娘后来唱过一首充满悲愁的歌：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庐为室兮旃为墙，肉为食兮酪为浆，常思汉土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

种种不习惯，希望回故乡，有这样的情绪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而王昭君完全不同，她是自己要求去天之一方的；当呼韩邪单于去世后，按当时匈奴的风俗，她得成为下一代单于的阏氏，她不习惯这样的办法一度想回内地，但她终于想通了，决心根据汉成帝的指示入乡随俗（《后汉书·南匈奴传》：“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一直坚持到底，最后死在那里，当地人民为之安排巨大的青冢，留作永远的纪念。历史的烟云飘过了两千多年，而青冢始终墓草青青。民族团结合于天意人心，自有万古常青的生命力。

昭君不愧为古代的女强人，她不留恋内地大城市，甚至不留恋皇宫，不惜远走高飞，寻找新的出路，实现了自我的价值。

昭君有过悲怨，但不是细君公主那种不乐意远嫁、不愿意在边疆地区的悲怨，而是对毫无知人之明的本单位的悲怨，是对凭借一点小权力就寻租索贿的御用画师毛延寿之流的悲怨；我干脆炒了你们的鱿鱼，另谋出路了！——昭君大有当代青年的飒爽英姿。

这样的光明磊落，拒绝潜规则，这样的丰容靓饰，光彩照人，是很前卫很了不起的。正因为如此，后来那些在旧体制内讨生活的士人们很不容易理解她，在他们所写的诗里，似乎昭君又是一个细君，其典型之作如西晋诗人石崇用代言体写成的《王明君辞》——

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抗旌。

仆御涕流离，辕马为悲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

行行日已远，遂造匈奴城。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

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凌辱，对之惭且惊。

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

愿假飞鸿翼，乘之以遐征。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

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朝华不足欢，甘与秋草并。

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

诗中所描写的精神状态，同历史上的王昭君（石崇为避司马昭之讳，用“明”字取代“昭” 字）可谓毫无共同之处，甚至把事情完全弄颠倒了——昭君分明是自愿远嫁的；这里的许多诗句只是表现了作者本人对历史的隔膜和误解，流露了他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在石崇生活的年代， 北方少数民族对西晋政权逐步形成很大的压力，也难怪石崇会有这样的情绪。

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其三也是咏王昭君的名篇，同样不符合历史的实际——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这里的感情和慨叹比起石崇来是深沉含蓄得多了，但明妃（这个称呼其实很不合适，王昭君无论在汉在胡都不是“妃”，但因为杜甫这么说了，后来竟然相当通行）仍然同怨恨紧紧联系在一起；诗人完全看不到她自愿远嫁的豪情，倒似乎是始终留恋汉元帝似的。

王昭君的精神世界太强健太超前了，以至连伟大的诗人杜甫也不能理解。

当然，杜甫就昭君村的古迹来咏怀，重点本来在于要写出他自己的忠君和哀怨。“杜甫的诗题叫《咏怀古迹》，显然他在写昭君的怨恨之情时，是寄托了自己的身世家国之情的。他当时正‘漂泊西南天地间’，远离故乡，处境和昭君相似。虽然他在夔州，距洛阳偃师一带不像昭君出塞那样远隔万里，但是‘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洛阳对他来说，仍然是可望不可及的地方。他寓居在昭君的故乡，正好借昭君当年想念故土、夜月魂归的形象，寄托自己想念故乡的心情。”

（《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579页）杜甫此诗只是借题发挥，这是深刻的分析；可以补充指出的是，造成这种借用不当的原因，仍然是诗人对历史上女强人王昭君的隔膜和误解。

编 者 按：原文载于《中华读书报》2010年9月29日第010版书评周刊·社科，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