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君和亲主题之异化与深化

       ——以《全宋诗》为例

      张高评

一、王昭君故事的五个系统与两宋四大和议

昭君和亲的故事，著录于班固（32-92 年）《汉书》者，是为原始滥觞。其二，则《乐府诗集》所载蔡邕（133-192 年）《琴操》，叙述另类，情节独特。其三，东晋石崇(249-300 年)《王明君辞并序》，误读历史，移花接木。其四，号称葛洪(283-363 年)所撰《西京杂记》，踵事增华，秀异可观。其五，则刘宋范晔(398-446 年）《后汉书》所叙，情节完整，将昭君美丽形象具体化、生动化。后代述说昭君故事，状写昭君形象，大抵多就上述五个系统作粉本，进行生发、补充、增订、创作。

由于《汉书》历史文本简约疏略，[1]留存许多意境的空白和场面的不确定处，遂提供读者和作者许多开创的空间与发挥的余地，这是昭君故事的第一个系统。《汉书》所载有两个要点：其一，单于来朝，请求和亲，所以“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其二，昭君奉命和亲匈奴，两次为阏氏（单于皇后），生有一子二女。六朝以后之文学作品，大多就第一点加以联想、类比、增添、缘饰、杜撰、改造；对第二点则多视而不见，扬弃不谈。[2]其中之取舍予夺，与历代之审美情趣大有关系。

昭君故事的第二个系统，是蔡邕（133-192 年）《琴操》所述。[3]若干情节多前无古人，堪称独特，如昭君美丽形象之确立，杀身守节情操之凸显。蔡邕《琴操》所述，出身、入宫、怨旷、思乡、作歌、呑药，多与《西京杂记》不同，历代作品塑造昭君人物形象大多扬弃不取。唯《琴操》叙述昭君人胡远嫁，缘因是“备后宫积五六年，心有怨旷，伪不饰其形容”，于是帝“每历后宫，疏略不过其处”。不过，元帝公开征名和亲女子时，昭君却“喟然越席而前”，自请求去；其联想、杜撰、补充、增饰，则与《后汉书》稍有差异。《琴操》叙昭君出塞和亲，“恨帝始不见遇，心念乡土，乃作《怨旷思惟歌》云云”，忧伤哀怨，借歌表现，颇见声情，乃无中生有，想当然尔之空白填补。其中怨旷、思乡、作歌诸情节，有助于昭君哀怨形象之建立。且《琴操》交代昭君和亲结局，是宁可“吞药死”，不愿再嫁作阏氏；如是而类化推拓，而为马致远《汉宫秋》杂剧“誓死不从”之蓝本。这一点，唐宋诗中少有作品接受传承。

王昭君形象第三个原型系统，是东晋石崇(249-300 年)《王明君辞并序》。[4]刻意联想、类比、误读历史，假借琵琶，张冠李戴，且以之开始打造昭君幽怨之形象。东晋石崇《王明君辞并序》称“匈奴盛，请婚于汉”，是误读西汉史：以安抚羁縻为妥协忍让。盖武帝至元帝时主动积极之和亲政策，不同于西汉初年之匈奴强大，威逼王朝，[5]石崇错置时空，联想类比，后世咏昭君多受其影响。其次，石崇又发挥联想、类比思维，进行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将原来乌孙公主和亲的琵琶，移转提供给王昭君和亲弹唱，开启后世叙写昭君出塞，以琵琶传达怨恨之先声。据傅玄《琵琶赋序》，公主刘细君嫁乌孙时，弹琵琶者“乃从行之人，非行者（细君）自弹也”，可见昭君弹奏琵琶，经过二次切换始成。石崇《王明君辞并序》所谓“令琵琶马上作乐，心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设身局中，以揣以摩，隅反类推，想当然耳，这也是创意之一法。至于《王明君辞》所谓“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杀身良未易，默默以苟生”二联，其中哀怨之心曲，守节之情操，亦提示许多“遗妍”，留予后人开发。

王昭君故事的第四个系统，是葛洪(283-363年)《西京杂记》[6]对昭君形象的补充描述。《西京杂记》一书采摭丰富，结构完整，鲁迅称扬此书为古小说中“意绪秀异，文笔可观”之作。对于王昭君形象之刻绘，颇致力缘饰、附会、联想、类比，相较于前后《汉书》，人物形象更加丰富生动，情节意境益觉精彩殊胜。由《西京杂记》之叙事看来，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在西元第四世纪时，大体已演化完成，渐趋成型。王昭君的名字，《汉书》作王檣、王墙，质朴有余，野趣十足；而《西京杂记》《后汉书》作王嫱，富阴柔婉约之味。由俗雅之变，衍化之轨迹显然。富阴柔婉约之味。由俗雅之变，衍化之轨迹显然。试考《西京杂记》叙述，与正史相较，凸显出下列六个重点：一、昭君自恃美貌，不肯行贿画师，因此不．召见。（《世说新语·贤媛》本之，亦称昭君“姿容甚丽，志不苟求”。）二、匈奴入朝请婚，“上案图以昭君行”。三、临行召见，元帝才发现昭君“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四、结局是：虽然“帝悔之”，然“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五、影响所及，是元帝“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六、弃市的画师中，有一位毛延寿，擅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西京杂记》之说既传播流布，于是后世的诗词、变文、小说、戏曲，乃至稗官野史，遂多以此为基本架构，以之渲染，以之加工，以之发挥，以之创造，所谓踵事增华，变本加厉，而又“百家腾跃，终入环内”。

王昭君故事的第五个系统是范哗(398-445 年)《后汉书，南匈奴传》，[7]就前代史传、小说之昭君形象，缘饰、类比、组合而会通之。其中“积悲怨”“自请嫁”，或袭自《琴操》；而昭君美丽形象至此有较具体之勾勒，于是“幽怨美丽”的王昭君形象，从此拍板定案。《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昭君和亲之事迹，故事情节较《汉书》及其他传记详尽精彩。考其重点，大要有四：一、昭君为其本名，嫱是其字。二、昭君人胡，由于“人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换言之，是“自请”，不是“诏赐”，盖本子《琴操》，而有所增华。三、对昭君的美丽，有精要的素描，所谓“丰容靓饰，光照汉宫；顾景徘徊，竦动左右”，以至于“帝见大惊，意欲 留 之”；“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四、生二子，再嫁为阏氏。除第四项忠于历史事实，不合士人审美情趣外，其他三者皆为后世雅正或通俗文学所摭拾，作为原型，从事加工，触发创造。[8]

就近代发现之敦煌遗书而言，涉及王昭君之文献有四，即《王昭君变文》[9]《王昭君（安雅词）》[10]《王昭君怨诸词人连句》《昭君怨》。[11]有关王昭君和亲故事及人物形象，较前文所述五个系统之空白与未定，又有所添加、滋长。尤其是《王昭君变文》，九称昭君为明妃，渲染丹青误蛾眉，凸显恩惰与爱情。无论场面、场景、和亲、情节、出塞心态，都有显著之踵事增华。以昭君为轴心。以汉王为线索，情节哀婉凄惨，下开马致远《汉宫秋》之悲剧故事，拓展了文学的新境界。[12]《王昭君变文》对于昭君故事之流变富于转变地位，堪称昭君和亲的第六个系统。变文与安雅词，都是民间文学，当时究竞流传多广远，对于宋元诗歌及戏剧有无启发作用，皆有待考证。上述有关敦煌写本，《安雅词》写于初唐，《王昭君变文》写于盛唐，自五代宋初以后至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间，皆封存于敦煌石窟中，不见于天壤之间。因此，变文与安雅词对于宋元文学之影响，姑且存而不论，本文所谓主题之异化与深化，只就五个系统述说。

笔者尝考论昭君诗之主题，大抵有五：或借琵琶以写怨，或评画图之妍媸，或说红颜之祸福，或论和亲之是非，或述远嫁之哀乐，不一而足。就“和亲之是非”主题而言，唐以前昭君诗著墨不多。从北宋澶渊之盟，[13]到南宋绍兴和议、[14]隆兴和议、[15]嘉定和议，[16]嘲廷种种纳币割地、丧权辱国之政策，对照汉元帝时汉匈之和亲，昭君之和戎，两宋诗人对于纳币岂能无感慨？以《全宋诗》考之，两宋诗人对于敌我议和之是非得失，往往借题咏昭君和亲以表现之。宋辽盟约，岁贡绢银，称兄道弟，故和亲议题，北宋诗人题咏昭君只有9首。南宋绍兴以来，宋金和议不断，纳币丧权,降尊辱国，堪称前所未有，于是南宋诗人题咏昭君和亲之诗篇因时乘势，兴寄类比，影射讽谕，亦高达三十余首。

二、宋代昭君诗和亲主題之异化

两宋诗人题咏昭君和亲诸诗，大抵故事之基型相近，因此题材相似者多。就唱和诗及同题诗而言，其中自有竞争超胜之意识。对于相近相似的题材，如何表现不相同的主题、形象和风格？程千帆先生曾提出“异化和深化”的追求，其言谓：

主题的异化和深化，乃是古典作家以自己的方式处理传统题材的两个出发点，也是他们使自己的作品具备独特性的手段。[17]

五代以前，古人题咏王昭君故事，已写作近九十首诗，宋人承前人之后，再题咏昭君，若不愿蹈故因袭，死前人句下，追求主题之异化与深化，自是不二法门。清金德瑛称：“大抵后人须精刻过前人，然后可以争胜”，“苟无新意，不必重作”，[18]斯言有理。本文将以“异化与深化”为研究视角，以论述宋代昭君诗之和亲主题。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之《宋诗序》称宋诗：“取材广，而命意新”；清吴之振《宋诗钞·序》谓：“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19]持以品评宋代昭君诗之异化、深化，堪称具体而微。

所谓异化，指立意之变常、改异，具有生鲜、新奇之效应，而以形象清新、风格创新为极致。《全宋诗》征存“和亲”主题之昭君诗大约65首，笔者选择其中五十余首，以对照考察昭君故事之五大系统，比较六朝、唐代昭君和亲主题之诗篇，论述和亲主题之变异生新，大抵有二，今摘句为标题，论述如下：

（一）解携尤物柔强国，画工元是汉忠臣

首先，和亲主题最显而易见的“异化”范例，为宋人翻案之作。王安石《明妃曲二首》其一：“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邢居实《明妃引》：“天上仙人骨法别，人间画工画不得。”可以为代表。别从美女昭君之“意态”“骨法”生发，以传神不易作创意造语，言人所未尝。大抵善用翻案，往往能翻转变异，别出心裁；妙脱蹊径，独具只眼。要之，能赋古典以新貌，化臭腐为神奇。[20]如下列翻案之作：

晓钟传箭金门开，翠裘玉几高崔嵬。

蕃官膜拜领天语，玉颜忍泪青娥摧。

尘香金翠风鬟乱，琵琶难写重重怨。

回望秦关烟雾深，心魂暗逐么弦断。

大阉当国国势卑，坐致匈奴辄轻汉。

请婚荐女不自惭，画师微罪翻深按。

虽然责贿变真质，却为宫中去尤物。

正似渠成秦利厚，反问之辜宜特宥。

汉皇倘有帝王资，尽戮奸谀赏廷寿。

（刘才邵《昭君出塞行》，《全宋诗》卷一六八一，页18839）

王昭君图画失真，由于画师受贿，致为丹青所误，沦为出塞和亲之命运。自《西京杂记》以下，经误，沦为出塞和亲之命运。自《西京杂记》以下，经唐代沈佺期、梁献、杜甫、皎然、李商隐作诗，宋梅尧臣、曾巩、刘敞、韩维、文同、姚宽、周紫芝、赵蕃、裘万顷诸人题咏，要皆异口同声，了无异议.[21]但刘才邵《昭君出塞行》却独排众议，肯定画师此举，可以“为宫中去尤物”，汉皇理当“赏延寿”，立意反常而出奇，意外而创新。无独有偶者，袁燮《昭君词》亦善用翻案，如：

昭君天赋倾城色，何事君王未曾识。徘徊顾影无计留，一朝远嫁匈奴国。匈奴风日暗飞尘，昭君绝艳惊国人。单于骇叹昔未睹，甘心保塞为藩臣。从来败德由女美，褒姒骊姬及西子．玉环飞燕更绝佳，遗臭千载堪咨嗟。毛生善画古无有，强把丹青倒妍丑。却教尤物摈绝域，能为君王罄忠益。闻说昭君出塞初，朔风萧飒吹衣裾。聊将琵琶寄离恨。，痛绝玉颜嫔老胡。老胡死矣义 当返，慷慨怀归曾上书。君王有诏从胡俗，恸哭薄命终穹庐。自古佳人多命薄，亦如才士多流落。人才有益尚疏外，佳人无补何可怼。君不见萧生堪猛岂不忠，君王疑信相伴终不容。（袁燮《昭君词》，四库本《洁斋集》卷二十三，册1157，页315-6；《全宋诗》卷二六四六，页 31000）

妙用翻案，往往开启崭新世界，另辟另类乾坤：诗中特提“从来败德由 女美”，举褒姒、骊姬、西施、赵飞燕、杨玉环等女娃遗臭千载为例，类推昭君绝艳，女美必然败德、遗臭。因此毛延寿为了防患未然，于是“强把丹青倒妍丑”，结果“却教尤物摈绝域”，确实“能为君王罄忠益”。毛延寿之功过，竞因画工颠倒妍媸，而变为“罄忠益”，持之有故，不为无理。下列诸诗，运用翻案，多富于异曲同工之妙，如：

汉家无计饵单于，掖庭为出千金妹。秀色妍姿玉不如，天子一见先嗟吁。三千粉黛尔殊绝，谋身独拙何蠢愚。梨：花带雨辞殿隅，遗恨画工犹可诛。世人重色多唏嘘，不思婉娈同戈殳。君王蚤识应耽娱。皇天为遗投穹庐。乃知汉计自不疏，画工忧国非奸谀。君不见后世佳人号太真，坐令九鼎汙胡尘。当时早解挥妖丽，长作开元一圣君。（陈宓《和徐绍奕昭君图》，《全宋诗》卷二八五二，页 34006）

美女，是妖丽，是祸水，秀色妍姿祸同戈殳，此世俗之祸水观，缘于《春秋》书法为尊者讳之“讳言讳书”。[22]陈宓所作《和徐绍奕昭君图》，诗中表述上列观点，因而元帝特遣昭君塞外和亲。由此而认定“汉计不疏”，推崇“画工忧国非奸谀”。如果唐玄宗悟得此理，“早解挥妖丽”，那就可以“长作开元一圣君”了。陈宓所作，诗意虽就《西京杂记》翻案，然较诸同类作品，命意雷同，造语拖沓，创意较不足。郑樵《昭君怨》、裘万顷《题昭君图》、萧澥《写乐府昭君怨后》亦应用翻案，促成和亲主题之异化，诗云：

巫山能雨亦能云，宫丽三千杳不闻。延寿若为公道笔，后人谁识一昭君。（郑樵《昭君怨》，四库本《夹漈遗稿》卷一，册1141，页507；《全宋诗》卷一九四九，页 21781）

纷纷争赂毛延寿，今日丹青竟不传。万事无过真实处，后人赢得写婵娟。（裘万顷《题昭君图》，四库本《竹斋诗集》卷三，册1169，页453；《全宋诗》卷二七四三，页 32308）

古今题品几词人，莫怨边风西鬓尘。不是丹青曾汝误，琵琶到老一宫嫔。（萧澥《写乐府昭君怨后》，四库本《宋诗纪事补遗》卷七十五，册1538；《全宋诗》卷三二五四，页38822)

郑樵《昭君怨》，论点建立在“宫丽三千杏不闻”的历史事实上。据此结论进行假设性翻案，所谓“延寿若为公道笔，后人谁识一昭君”？言之成理，颇富理趣。裘万顷《题昭君图》，当年刻意存心争赂者，其名姓后世竞不传。自恃不争之昭君，为丹青所误之婵娟，弄拙成巧，反而流芳百世。“真实”与否，成为品题万事得失之准则。萧澥《写乐府昭君怨后》，运用假设性翻案，称“不是丹青曾汝误，琵琶到老一宫嫔”。由于“丹青误”，导致有昭君的“出塞怨”，如果不曾有此误，昭君不过为老死后宫之“白头宫女”而已。得失毁誉之际，发人深思。郑清之《偶记赋王昭君漫录之》、陈涧《读明妃引》，亦用翻案：

伐国曾闻用女戎，忍留妖丽汉宫中？如知褒姒贻周患，须信巫臣为楚忠。青冢不遗芳草恨，白沟那得战尘空？解携尤物柔强虏，延寿当 年合议功。（郑清乏《偶记赋王昭君漫录之》，因览诗话中赋昭君者，命意多溺于情，遂出此作。四库本《安晚堂集》卷六，册1176，页851；《全宋诗》卷二八九八，页 34621）

骊山举燧因褒姒，蜀道蒙尘为太真。能遣明妃嫁夷狄，画工元是汉忠臣。（陈涧《读明妃引》，四库本《宋诗纪事补 遗》卷六十九，册1422，页 1423；《全宋诗》卷三三四五，页39966）

郑清之以七律咏昭君，堪称工于形容、工于用事、工于组织、工于翻案：命意主轴“妖丽贻患”观点虽传自《左传》及前人，然亦肯定“伐国用女戎”、和亲遣昭君。由边境无事，胡汉和平看来，可见是“尤物柔强虏”之政策奏效。于是一手主导昭君和亲命运的毛延寿，反而合该论功奖赏了。陈涧《读明妃引》，以七言绝句概括诸家翻案，因果认证，逻辑推衍，亦宣称“画工元是汉忠臣”，虽则精简有余，然而创意不足。

除翻案诗之写作，可以促成主题之异化、新化外，匪夷所思的论述，不可思议的视点，特别是别出心裁，另辟蹊径之叙写，也都有助于昭君和亲主题之变化出奇，予人耳目一新。要之，跳脱惯性思维，全方位进行观照，较容易有新异之诗思，如：

汉家经武意如何，也信狼心欲偃戈。岂是虏庭佳丽少，自缘婚礼货财多。女从宗室方抡择，赋出齐民更刮摩。若向大臣求侄媵，当时谁肯议通和。（李觏《匈奴传》，《全宋诗》卷三五o，页 4348）

绝代方能入汉宫，画图何必更求工。纵令得幸因图画，已落君王疑信中。（赵蕃《王昭君》，四库本《淳熙稿》卷十八，册1155，页293；《全宋诗》卷二六三五，页 30799）

李觏作《匈奴传》，实际在讨论和亲。其诗另辟蹊径，先从“婚礼货财多”解读汉匈通和；又从“赋出齐民更刮摩”，质疑和亲出卖民膏民脂。再提出一个假设议题：如果和亲对象从宗室抡择，“向大臣求侄媵”，当时还有谁肯议和？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而是非进退昭然若揭。就赋税与亲情构思，主题新异可取。赵蕃《王昭君》，因果连锁，循环论证，以“绝代”为前提，“画图”为中介，“疑信”为判准，画图求工反而弄巧成拙，以议论为诗，而其理可信。又如：

楚山有关倾人国，家傍江城逐臣宅。逐臣赋并日月明，琵琶遣入 穹庐呜。哀弹不作胡儿语，写汉遗香吊亡楚。渡如铅水湿春风，苦心只与春风诉。曲中愁绪乱风丝，因风寄雁云南飞。汉家弹作昭君怨，试问昭君别怨谁。天生尤物天还如，仰天自笑蛾眉误。不如强醉枕琵琶，暂时栩栩梦还家。昭阳未有承恩地。阏氏孰与宁胡贵。不须频下思家渡，汉女雄猜如阿雉。（释居简《昭君行》，《全宋诗》卷二七九二，页33103)

释居简《昭君行》，则为“昭君怨”翻案，宽慰昭君。天生尤物自笑为蛾眉所误，但若知“昭阳未有承恩地”，又知“汉女雄猜如阿雉”，交相比较，当悟“阏氏孰与宁胡贵”，则昭君不须因思家而落泪，不应为出塞和亲而有怨。由此观之，翻案诗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以议论为诗，成为宋人昭君诗基调之一。

唐宋诗人咏昭君故事，其基型大部分根据《西京杂记》，琵琶写怨则借取石崇《王明君辞》而缘饰点缀之。这些叙事情节，多近小说家言，不合历史事实。换言之，都属文本的误读接受。然题咏既多，流传广远，习焉不察，沿用不知，信手拈来，遂成咏写王昭君之窠套定见。南宋诗话诗歌或实事求是，有回归《汉书》《后汉书》原典，还原历史事实素材，重新创作昭君诗之题咏者，扬弃陈说俗调，戛戛独造，于熟习惯见之外，反有生新变异之美。[23]如陈普所作：

昭阳柘馆贮歌儿，恨杀陈汤斩郅支。胡草似人空好色，春光不到二阏氏。（陈 普《王昭君》五首之一，《全宋诗》卷三六五o，页43808-9)

宁胡名号正当时，且有安栖得哺儿。胡草似人空好色，青青合为故阏氏。（陈 普《王昭君》五首之二，《全宋诗》卷三六五o，页43808-9)

出嫁毡裘得几时，昭阳柘馆贮歇儿。蛾眉莫怨毛延寿，好怨陈 汤斩郅支。（陈 普《王昭君》五首之三，《全宋诗》卷三六五o，页43808-9)

呼韩骨冷复雕陶，夜夜穹庐朔月高。为问琵 琶弦底话，得无一语诉腥臊。（陈 普《王昭君》五首之四，《全宋诗》卷三六五O，页43808-9)

甫出车延玉座倾．黄金无复赎娉婷。骚人更望胡人返，不识松揪拱渭陵。（陈 普《王昭君》五首之五，《全宋诗》卷三六五o，页43808-9)

陈普《王昭君》五首，为其《咏史》组诗362首之十，资书以为诗，翻案以生新，为其主体特色。[24]《王昭君》五首其五，自注云：“王昭君诗人模写多矣，大率述其嫁胡之悲哀，而未详当时之事也。暇日看史，足其本末，犹有可言。”由于陈普回归《汉书》《后汉书》史书原典，发现历代诗人所咏，“犹有可言”；相较之下，发现了昭君故事之“遗妍”，故考察而“见其本末”，以“聊备其未备”。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已自有新创之意识在。《王昭君》五首，每首前两句，隐括史实在，后两句发挥议论。所据历史故事情节不同，所抒发之感慨或论断，自然和乞灵于小说、诗歌等文学者殊异，其生新变异可以想见。

南宋韩驹《题李伯时画昭君图·序》，曾比较《汉书》《后汉书》《西京杂记》，以及《琴操》有关昭君和亲故事之始末，而称：“盖其事杂出，无所考正。自信史尚不同，况传记乎？要之，《琴操》最抵牾矣！”[25]由于叙事情节，《琴操》所记与诸家大相径庭，故宋人关于昭君故事，多不取《琴操》“不愿妻其子，吞药而卒”之情节。唯南宋末赵文《昭君词》却人弃我取，诗序全引《琴操》，且解读王安石“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名句，以为“盏用《琴操》本意”，其诗则隐括《琴操》诗趣：

蜀江洗妍姿，万里献君王。君王不我幸，弃置何怨伤。君王要宁胡，借问谁能行。女伴各惧怯，畏此道路长。慨然欲自往，讵忍别恩光。倘于国有益，尚胜死空房。行行涉沙漠，风霜落红妆。得为胡阏氏，揣分已过当。单子感汉恩，边境得安康。一朝所天死，掩泣涕沾裳。胡俗或妻母，何异豹与狼。仰天自引决，爱此夫妇纲。大忠与大义，二者俱堂堂。可怜千古无人说，只道琵琶能断肠。（赵文《昭君词》，《全宋诗》卷三六一一，页43236-7）

赵文所作《昭君词》，诗中主要叙事情节，大抵据《琴操》不嫁二夫，服药而死之记载。部分符合《汉书》《后汉书》所载历史，形象来源确实是文学人物。不是历史人物。尤其是夫死再嫁之史实，一般诗人多避开不述，赵文诗则隐括《琴操》旨趣，代言心态与感受。篇末曲终奏雅，作出论断，谓“大忠与大义，二者俱堂堂”，成全忠义，割舍私情，褒美一说。一般题咏昭君和亲，多“只道琵琶能断肠”；赵文则据《琴操》以褒美，大抵“千古无人说”，故此作与他诗相较，自有新异之美感。

由此观之，翻案诗之佳者可以摆脱蹈袭，可以疗治熟腐，可以远隔俗态凡响，可以避免拘泥执著，最能有推陈出新，死蛇活弄之功。[26]

（二）静得胡尘唯妾身，汉家文武合羞死

王昭君一汉宫女子，肩负和亲任务，出使蛮荒塞外，对于汉匈和平，贡献良多。考诸史实，从此，胡汉边境“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边人获安，中外为一，生人休息六十余年”。这六十余年的两国和平，是王昭君忍苦负重，出塞胡天换取来的。后人歌之咏之，堪称实至而名归。

两相比较，当时汉朝文武官员、守边将军，对于两国和平，边境安宁，似乎置身事外，不闻不问，只是因人成事，坐享和平的成果而已。宋初开国以来，重文轻武，守内虚外，影响所及，于是“将帅愚懦，郡国空虚”；“出戌则亡，遇敌则溃”，将帅根本无法御边。[27]北宋使辽诗、南宋使金诗，对于立功边塞之期待，封疆豪杰之表彰，已体现宋人诗歌“重文轻武，守内虚外”政策之反思。[28]两宋诗人咏昭君和亲，再次触及边将无能问题。同时，连类推衍到朝中文武。要之，昭君和亲主题，往往借古喻今，触及“边将懦”和“汉计拙”两个议题，如：

昭君停车泪暂止，为把功名奏天子。静得胡尘唯妾身，汉家文武合羞死。（释智圆《昭君辞》，《全宋诗》卷一三七，页 1538）

敛袂出明光，琵琶道路长。初闻胡骑语，未解汉宫妆。薄命随尘土，元功属庙堂。蛾眉如有用，惭愧羽林郎。（刘次庄《王昭君》，《全宋诗》卷九七八，页 11325）

释智圆《昭君辞》，称扬昭君和亲“静得胡尘”，建立功名；相形之下，“汉家文武”尸位素餐，确实是“合羞死”。除歌颂昭君和亲之功勋外，又批判满朝文武之庸懦。在一系列题咏

昭君和亲是非之诗歌中，此诗具有典型意义。其后题咏二分，一则讽刺武将无能，一则批评汉计疏拙，皆能异化、新化主题，丰富昭君故事内涵。刘次庄《王昭君》称：“蛾眉如有用，惭愧羽林郎”，是讽刺武将之代表作。其他诸家，开发此中遗妍者，如：

一万边兵不立功，却令娄敬自和戎。犬羊不伏称臣妾，甘拜君王作妇翁。汉家金帛作山堆，无奈酋奴眼不开。今日单于恭子婿，方知娄敬是良媒。（华岳《阅明妃传》二首，《全宋诗》卷二八八七，页 34432）

塞上将军且罢休，一身万里自经营。将军歌舞升平日，却调琵琶寄怨声。（叶茵《昭君怨》，四库本《江湖小集》卷四十二，《宋百家诗存》卷二十三，册1357，页 337；《全宋诗》卷三一八八。页38244)

华岳《阅明妃传》，谓“一万边兵不立功，却令娄敬自和戎”，移以评宋辽之盟约、宋金之和议，岂非比兴寄托，意在言外？叶茵《昭君怨》，述歌舞升平日，将军却弹奏琵琶寄怨，盖从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异化而来：抽换弹琵琶之“纤纤女手”为“塞上将军”，前者“不识黄云出塞路”，后者坐享升平安逸日。对于和亲之苦辛，琵琶之断肠，皆无缘会心与身经，讽喻自在言外。又如：

安边良将不收功，公主如何嫁犬戎。若使外孙知大父，单于不自杀其翁。（赵希逢《和阅明妃传》其一，《全宋诗》卷三二六 六，页38945)

毡城万里风雪寒，妾行虽危汉室安。汉室己安妾终老，妾颜穹庐岂长好。汉家将相多良策，更选婵娟满宫掖。单于世世求和亲，汉塞自此无风尘。（宋无《昭君曲》，《全宋诗》卷三七二三，页 44767）

观点不同，视角不一，表述内容遂有变异。赵希逢《和阅明妃传》其一，快人快语，将公主所以和亲之缘由，直截说成“安边良将不收功”，不无时代信息之反应。宋无《昭君曲》，戏言近庄，反言显正，其所谓“将相良策”，竟然是“更选婵娟”，以满足匈奴世世“和亲”之求，可谓劝百讽一，短歌也不妨当哭。又如：

环珮魂归春冢月，琵琶声断黑山秋。汉家多少征西将，泉下相逢也含羞。（王元节《青冢》，《归潜志》此诗题作“明妃”，《全金诗》卷三七，页 482）

玉貌辞金阙，貂裘拥绣鞍。将军休出战，塞上雪偏寒。（杨奂《酬昭君怨》，《全金诗》卷一OO，页400)

金人王元节《青冢》，设想他界巧遇王昭君，谓“汉家多少征西将，泉下相逢也合羞”，堂堂征将，居然不如一个婵娟弱女子。令人不胜晞嘘。金人杨奂《酬昭君怨》，一二句素描昭君和亲形象，简括有神。三四句揶揄塞上将军，弱懦不禁雪寒。阴柔胜阳刚，两相对照，贬刺边将之意现于言外。

王昭君出塞和亲，独力“静得胡尘”，乃汉家文武所不可及处。因此，批评汉计疏拙，是宋代昭君诗和亲主题之另一视点。这个批评视角，触及北宋的时代脉动，尤其是南宋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嘉定和议，所以诗人感同身受，往往比兴寄托，议论亦多，如：

明妃命薄汉计拙，凭仗丹青死误人。一别汉宫空掩泪，便随胡马向胡尘。马上山川难记忆，明明夜月如相识。月下琵琶旋制声，手弹心苦谁知得。辞家只欲奉君王，岂意蛾眉入虎狼。男儿返覆尚不保，女子轻微何可望。青冢犹存塞路远，长安不见旧陵荒。（梅尧臣《和介甫明妃曲》，《全宋诗》卷三六一，页 3338）

梅尧臣《和介甫明妃曲》，开门见山 即言：“明妃命薄汉计拙，凭仗丹青死误人”，认为造成昭君出塞和亲，缘起丹青误人：明妃命薄，是连带的结局；“汉计拙”束手无良策，才是主因。杜甫《咏怀古迹》：以“画图省识春风面”，为明妃不幸之原因；“独留青冢向黄昏”，为不幸之结局，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于触犯政治忌讳，诗人因而吞吐其辞，点到为止，在全诗中之分量，不成比例。又如：

良家有子惠而秀，昔在汉宫谁更有。……权兼天下失所制，女子未免匈奴行。……大抵言意非吾类，眷眷向前愁益并。宁落家乡作孀妇，焉用阏氏尊予名。人唯适性乃有乐，未必膏粱胜藜藿。当时将相若为策，岂意安边用颜色。君虽不幸功可称，莫道佳人只倾国。思归曲在人已非，青冢空悲塞南客。（黄裳《昭君行》，《全宋诗》卷九三九，页11042)

昭君自恃颜如花，肯赂画史丹青加。十年望幸不得见，一日远嫁来天涯。辞宫脉脉洒红泪，出塞漠漠惊黄沙。宁辞玉质配夷虏，但恨拙谋羞汉家。穹庐腥膻厌酥酪，曲调幽怨传琵琶。汉宫美女不知数，骨委黄土纷如麻。当时失意虽可恨，犹得千古诗人夸。（李纲《明妃曲》，《全宋诗》卷一五五o，页17609)

黄裳《昭君行》，以赋为诗，于篇末曲中奏雅,谓“当时将相若为策，岂意安边用颜色”？义正词严，质疑自有可取，可惜临去秋波，未曾畅言。以李纲之骨鲠，所作《明妃曲》，亦只于诗中略言：“宁辞玉质配夷虏，但恨拙谋羞汉家”，轻点王昭君和亲之憾恨，只在汉家之“拙谋”。原来昭君和亲，不惜“玉质配夷虏”，主要在掩饰汉家的“拙谋”，何等识大体，顾汉家！

时至南宋，由于三大和议之激荡，诗人咏昭君和亲，更多提及汉朝和亲政策之拙与疏。由于触忌犯讳，故诗人每多借古讽今，指桑以骂槐，主文而谲谏，但期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而已。如：

汉宫深锁千蛾眉，妒宠争妍君不知。昭君自恃 色殊众，画师忍为黄金欺。当时望幸君不顾，泪湿花枝怨无主。一朝按图聘绝域，慷慨尊前为君去。萧萧车骑如流水，惨淡风沙千万里。昔年公主嫁乌孙，妾身况是良家子。自嗟薄命无归路，弱质安能事强主。可怜宫锦换毡裘，忍变故音作新语。马上琵琶送将远，行路闻之亦凄断。寄书 空忆雁南飞，只有怨歌传入汉。汉家失计何所获，羽林射士空 头白。白璧骏马无时无，倾国倾城难再得。（姚宽《昭君曲》，四库本《江湖后集》卷九，册1357，页825；《全宋诗》卷一九六九，页 22061）

七言古诗，较诸五古与近体，更便于铺陈叙述，舒卷抑扬，故宋人题咏昭君故事多用七古，多达47首以上。长篇铺排拓展，往往以辞赋手法为诗，作穷形尽相之描述。姚宽《昭君曲》，即其典型。篇末用点醒之笔云：“汉家失计何所获，羽林射士空 头白”，曲终奏雅，凸出诗趣，亦辞赋经营之成法。又如：

掖庭国色世所稀，不意君王初未知。欲行未行始惊惋，画史乃以妍为媸。约言已定不可悔，毡车万里随单于。玉鞍红颊空回首（一作天生胡汉族类异），乌 孙公主王明妃（一作古无汉女为胡姬）。高皇兵败白登下，归遣帝子称阏氏。欲平两国恃一女，鸟乎此计何其疏。至今和亲踵故事，延寿欺君何罪为。此生失意甘远去，此心恋旧终怀归。塞云惨淡气候别，沙四面吹穹庐。琵琶曲尽望汉月，塞雁年年南向飞。（王炎《明妃曲》，四库本《双溪类稿》卷一，册1155，页 423；《全宋诗》卷二五五九，页29688)

王炎《明妃曲》，痛言批判“欲平两国恃一女，乌乎此计何其疏。至今和亲踵故事，延寿欺君何罪为”？元马致远《汉宫秋》中《哭皇天》所云：“我道您文臣安社稷，武将定戈矛；您只会文武班头，山呼万岁，舞蹈扬尘，道那声诚惶顿首！”[29]活绘庸臣无策，文武尸 位之场景，可与宋人所提“汉计疏拙”相发明。又如：

黄沙漫空天一色，漠北阴 山断行迹。明妃辞汉适单于，委骨胡沙无来日。心事欲向琵琶传，天荒地老何人识。胡雁经年去会还，汉月几夜圆复缺。雁飞那解寄音尘，月明不管人愁绝。冢上千年不改青，怨入边风与羌笛。谁为君王设此谋，纵杀画工果何益。至今犹使昭君村，有女炙面殊不惜。汉已无策唐效之，公主沦弃豹狼域。何不设备御狂胡，人言仲舒计已疏。不以女色媚穹庐，圣宋之德千古无。（沈继祖《昭君村》，《全宋诗》卷二五七二，页29860-1）

汉家无计饵单于，掖庭为出千金妹。秀色妍姿玉不如，天子一见先嗟吁。三千粉黛尔殊绝，谋身独拙何蠢愚。梨花带雨辞殿隅，遗恨画工犹可诛。世人重色多唏嘘，不思婉娈同戈殳。君王蚤识应耽娱，皇天为遣投穹庐。乃知汉计自不疏，画工忧国非奸谀。君不见后世佳人号太真，坐令九鼎汙胡尘。当时早解挥妖丽，长作开元一圣君。（陈宓《和徐绍奕昭君图》，《全宋诗》卷二八五二，页 34006）

沈继祖《昭君村》，亦以赋为诗，曲终奏雅，于篇末凸出正意：谓“汉已无策唐效之，公主沦弃豹狼域。何不设备御狂胡，人言仲舒计已疏”。此盖借汉唐故事暗讽南宋和议政策。亦借古讽今之法。论者指出：从汉匈和亲（公元前 33 年）到唐懿宗次女安化公主下嫁南诏王舜（883 年），1 003 年间，和亲多达112次。和亲公主多哀伤落泪，自悲身世，未有含笑出塞者。明乎此，或可稍稍体会昭君出塞之哀怨与惨淡。陈宓《和徐绍奕昭君图》，则独排众议，权作翻案，就妖丽足以亡国推论，“乃知汉计自不疏，画工忧国非奸谀”，翻案生新，开脱汉计之疏与拙，此又一说，创意造语，堪称别开生面。

三、宋代华夷之辨与昭君诗和亲主题之深化

所谓主题之深化，指主题经营之深淘、深邃、深折，达到层深、精湛、独到之境界，所谓鞭辟人里，刻抉透辟者是。清叶燮《原诗》以为宋人之纵横钩致，非故好为穿凿也；“譬之石中有宝，不穿之凿之，则宝不出。”翁方纲《石洲诗话》称：“说理至宋人而精，说部至宋人而富，诗则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人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又谓：“宋人精诣，全在刻抉人里，而皆从各自读书学古中来，所以不蹈袭唐人也。”，[30]叶燮所指，翁方纲所云，即是宋诗宋调特色之一，于宋人题咏昭君诗，评论和亲之是非处，多有具体而微之体现。体现之层面有二，其一为华夷之辨，其二为公私之判。为篇幅所限，本文只谈华夷之辨；公私之判，将别撰一文。

时代思潮在文学作品之反应，往往造成风格之形塑，主题之深化。《春秋》学在宋代，由于外患频仍，世变日亟，经学之发展，号称显学。《四库全书总目》称：“说《春秋》者，莫夥于两宋！[31]堤以证明。宋代之《春秋》学，大体着重以义例求书法，较注重微言大义之阐发，北宋倡“尊王”，南宋重“攘夷”，其要归于经世资鉴。[32]影响所及，宋人咏写昭君和亲故事，其反思与批判，多涉及尊王攘夷，南宋昭君诗更多融人华夷之辨，可见《春秋》学影响之层面。

《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一书，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许倬云院士所著，讨论“中心——边陲”的互动，“我者——他者”的相对地位。许院士认为：所谓“中——外”关系，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文化系统，在面临“他者”时，“我者——他者”之间的互动。进一步指出：商周以后，“中原”自认为中心，视周边各处为外地边陲。“中心”不断移换，“中国”就成为一个复杂观念，因此，“我者——他者”的关系，也有许多不同的形态。[33]宋诗之叙述性，诚如日本吉川幸次郎所云：往往交代事件之始末，避免只抓住对象之顶点。[34]清翁方纲。《石洲诗话》所谓“故老名臣之言行，学术师承之绪论、渊源”，史传所不及载者，“莫不借诗以资考证”。[35]夷夏观在宋代之反应，宋人咏昭君和亲诗多所体现。

华夏与夷狄，中心与边陲，我人与他者之间，在文化认知上，从《春秋》书法以来，历经汉、唐，至宋、元、明、清，一直存在优劣乃至是非之惯性判准。前者往往为优、为是；后者则为劣、为非。宋人咏昭君和亲故事，批判的标准就在“华夏与夷狄”、“我者与他者”，价值判断颇近《春秋》书法。如下列诸诗，多体现内诸夏而外夷狄之意识：

……权兼天下失所制，女子未免匈奴行。此身既系国休戚，君王虽悔难复更。雪怨云愁竞何语，自小谁知北征苦。既知中华栖上清，乃托胡人为死生。平居怅望一咸梦，用愫遐荒寻去程。胸前但殒默默泪，门外已抗悠悠旌。辕马悲鸣日云远，行经几处单于城。平沙莽莽春不青，顽阴漫漫天不明。随无鸳鸯欢悦情，送有琵琶哀怨声。大抵言意非吾类，眷眷向前愁益并。宁落家乡作孀妇，焉用阏氏尊予名。人惟适性乃有乐，未必膏粱胜藜藿。当时将相若为策，岂意安边用颜色。君虽不幸功可称，莫道佳人只倾国。思归曲在人已非，青冢空悲塞南客。（黄裳《昭君行》，《全宋诗》卷九三九，页11042）

就汉代而言，如果把“我者——他者”、“中心——边陲”关系，抽换成“华——夷”、“内——外”关系，于是匈奴夷狄，为边陲，为他者；汉朝为华夏,为中心，为我者，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孟子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可以概知进退取舍之大凡。今参考许倬云、翁方纲之说，“借诗以资考证”，以讨论昭君和亲诗主题之深化。黄裳《昭君行》中云“既知中华栖上清，乃托胡人为死生”；甚至称“宁落家乡作孀妇，焉用阏氏尊予名”，此《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说之表现。鸡父之战（昭公二十三年）、黄池之会（哀公十三年），《公羊传》皆明言“不与夷狄之主中国”。戎执天王使凡伯，《春秋》书“伐”（隐公七年）；荆败蔡师以归，《春秋》书“献舞”不言“获”（庄公十年）；霍之会，楚之执宋公以伐宋，《春秋》不言“执”（僖公二十一年），皆所谓“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不与夷狄之获中国”也。[36]中华为内、匈奴为外；以中华为中心，匈奴为边陲，是“我者”“他者”意识之表现。尊卑、褒贬、好恶、取舍，亦由是而触类滋生。又如：

汉家和亲成故事，万里风尘妾何罪？掖庭终有一人行，敢道君王弃憔悴。双驼驾车羌笛悲，公卿谁悟和戎非。蒲桃宫中颜色惨，鸡鹿塞外行人稀。沙碛茫茫天四围，一片云生雪即飞。太古从来无寸草，借问春从何处归。（陆游《明妃曲》，四库本《剑 南诗稿》卷三十，册1162， 页 481；《全宋诗》卷二一八三，页24867)

陆游《明妃曲》云：“汉家和亲成故事，万里风尘妾何罪？”将和亲匈奴，万里风尘，视同罪犯贬谪。南宋胡安国《春秋传》曾云：“中国之有戎狄，犹君子之有小人。内君子外小人为泰，内小人外君子为否。……故以诸夏而亲戎狄，致金缯之奉，首顾居下，其策不可施也。”[37]胡安国《春秋传》以兴寄解经，不言可喻，南宋士人多受其影响。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言：“必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38]此之谓也。胡安国所持以进退褒贬之准则，实即华夷、内外、“我者，他者”之论证而已。又如：

奉春前日策和亲．夷夏雌雄恰始分。今日呼韩朝渭上，如何万里嫁昭君。（舒邦佐《咏昭君》，《全宋诗》卷二五五二．页 29586）

掖庭国色世所稀，不意君王初未知。欲行未行始惊惋，画史乃以妍为媸。约言已定不可悔，毡车万里随单于。玉鞍红颊空回首（一作天生胡汉族类异），乌 孙公主王明妃（一作古无汉女为胡姬）。高皇兵败白登下，归遣帝子称阏氏。欲平两国恃一女，乌乎此计何其疏。至今和亲踵故事，延寿欺君何罪为。此生失意甘远去，此心恋旧终怀归。塞云惨淡气候别，风沙四面吹穹庐。琵琶曲尽望汉月，塞雁年年南向飞。（王炎《明妃，曲》，四库本《双溪类稿》卷一，册1155，页 423；《全宋诗》卷二五五九，页29688)

舒邦佐《咏昭君》诗质疑：既然“华夏雌雄恰始分”，势均力敌，既然是为汉匈当前之形势，“如何万里嫁昭君”？为何还要降尊纡贵，推行“和亲”之策？言外犹然有“内诸夏而外夷狄”之意识形态在焉。王炎《明妃曲》，诗中直言“天生胡汉族类异，古无汉女为胡姬”；盖《春秋》大义：夷狄主中国，则不与；执、获、捷、灭中国，亦皆不与，何况“汉女为胡姬”！尊崇自我，贬抑他者，此《公羊传》所主张。[39]南宋其他诗人叙写昭君和亲，亦多暗用《春秋》书法，作为一篇之警策，如：

御戎岂别无经纶，娄敬作俑言和亲。或结或绝患不已，至呼韩邪朝竞宁。稽首愿得婿汉氏，秭归有女王昭君。临时失捐画工赂，蛾眉远嫁单于庭。玉容惨淡落紫塞，粉泪阑干挥黄云。下马 穹庐移步涩，弹丝谁要胡儿听。年年两军苦争战，杀人如麻盈边城。若借此行赎万骨，甘忍吾耻縻一身。闻笳 常使梦魂惊，倚楼唯恐烽火明。狼子野心何可凭，呜呼狼子野心何可凭。C赵汝链《昭君曲》，四库本《野谷诗稿》卷一，册1175，页 92；《全宋诗》卷二八六四，页34201-2)

古圣先贤对待夷狄，或“化之”，或“攘之”。《春秋》主书，以“攘之”为主；书写之法，则以“外之”作为策略。孟子所谓“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此之谓也。[40]赵汝链《昭君曲》，称“御戎岂别无经纶？娄敬作俑言和亲”，叙写昭君和亲远嫁，“玉容惨淡落紫塞”，初或出于不得已。此“内诸夏而外夷狄”，“不与夷狄之获中国”、“不与夷狄之主中国”诸观念之发用使然。其后，昭君渐识大体，为谋求两国和平，深悟“若借此行赎万骨，甘忍吾耻縻一身”。考察《史记》《平准书》《匈奴列传》等史料，自汉武帝讨伐匈奴，前期战争经费支出在汉钱1 000亿以上，斩降匈奴 22万，汉军伤亡亦十余万，丧马数十万匹。后期15 年，斩获匈奴首虏仅万数千级，而汉军丧师二十余万，竟是前期战争之两倍。[41]由此观之，诗人为昭君拟言代言，和亲单于,确实可以避免两军征战，可以救赎万骨、绥靖边城。据此言之，欲求苟安，舍弃和亲恐无其他良策。篇终提“狼子野心”，则以中原看边陲，以华夏视夷狄，将他者视为“非我族类”，故有如此“外之”之论。又如：

一万边兵不立功，却令娄敬自和戎。犬羊不伏称臣妾，甘拜君王作妇翁。汉家金帛作山堆，无奈酋奴眼不开。今日单于恭子婿，方知娄敬是良媒。（华岳《阅明妃传》二首，《全宋诗》卷二八八七．页 34432）

万里来朝拜宠归，琵琶下马册阏氏。虚传千古和戎话，不道 当 年虏自衰。（车若水《明妃》，《全宋诗》卷三三九七，页 40427）

周求莘女终亡纣，越献西施竟灭吴。马上琵琶徒自恨，不思强汉弱匈奴。（于石《读明妃引》，四库本《紫岩诗选》卷三，册1 189，页685；《全宋诗》卷三六七七，页 44154）

华岳《阅明妃传》，称匈奴为“犬羊”，单于为“酋奴”，卑之贱之，视之为牲畜，等之为皂隶，是所谓“非我族类”之称谓，是《春秋》书法中以称谓定褒贬之义例。车若水《明妃》，考证史实，知呼韩邪万里来朝时，汉正强盛，虏正衰弱，因此流布千古之“和戎”佳话，无异于误读原典，断定为杜撰“虚传”。称匈奴为“虏”，犹呼荆楚为子，亦尊王攘夷之书法。于石《读明妃引》，所云“不思强汉弱匈奴”，以我者、华夏为内，视他者、夷狄为外。《春秋》书法，尊内卑外，褒内贬外，所谓内外异辞也。[42]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一书强调：“我者”与“他者”之间的界限．春秋以来不断改变，“华夏与夷狄，不是对立，而是逐渐转变”。譬如北宋对辽、夏，南宋对金国，大宋不能忘情于“天朝上国”，以为“我者”“华夏”，仍是“中心”，尊、贵、高、上，不在话下；而辽、夏、金全看作夷狄，“边陲”“他者”，卑贱低下，亦不容置疑。[43]明内外之辨，严夷夏之防，既为《春秋》大义，两宋昭君诗中，亦有依违两端，混同华夷，不别内外者，则是大一统思维之表现，如：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捍拔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邻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王安石《明妃曲二首》之二，《全宋诗》卷五四一，页6503)

秦人疆盛时，百战无逡巡。汉氏失中策，清边烽燧频。丈夫不任事，女子去和亲。君王为置酒，单子来奉珍。朝辞汉宫月，暮随边地尘。鞍马白沙暮，旃裘黄草春。人生在相合，不论越与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长苦辛。君看轻薄儿，何殊胡地人。（吕本中《明妃》，四库本《东莱诗集》卷二，册1336，页 693；《全宋诗》卷一六o六，页18047-8）

……君王神武重边功，不爱裱华胜桃李。……赏功未了说和亲，又堕蛾眉芳梦里。……朔风吹雪胡马嘶，猎归月淡龙城西。重旃穹窿压斗帐，泛盎快搅金留犂。细调弦索为郎鼓，手未推却眉先低。林深人静孤啄木，春尽树暗双黄鹂。大居次吹梅花老，小居次舞杨花迷。屠牙勃嘒起为寿，一粲相对酣如泥。子卿海上亦良苦，牧羝未乳儿先乳。信道天涯共此情，谁谓姬姜必齐鲁。妾身不为汉婕好，下嫁犹获当单于。从来蕃汉等昆弟，得婿渠不如家奴。君不见冢象庐山谁比数，青冢名传千万古。（洪咨夔《昭君行》，《全宋诗》卷二八九O，页 34473）

王安石《明妃曲二首》之二，宣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吕本中《明妃》诗亦云：“人生在相合，不论越与秦”；洪咨夔《昭君行》则谓：“从来蕃汉等昆弟”，“谁谓姬姜必齐鲁”；从天朝上国，华夏中心的视角出发，张皇《春秋》“大—统”之微言，富于宋代政治伦理思想之烙印，以及《公羊传》“大居正”之王道思维。[44]题咏王昭君和亲之诗篇，或许体现若干《春秋》学“华夷之辨”之思想，姑作如上诠释。

四、结论

昭君和亲之故事，先后载存于《汉书》《琴操》《王明君辞并序》《西京杂记》《后汉书》中，后代述说昭君故事，状写昭君形象，大抵多就以上五个系统作粉本，进行生发、补充、增订、创作。因此，后世流传之王昭君形象，其基型或本历史，或本传说，说各不同，要之《琴操》最为抵牾。

五代以前，古人题咏王昭君故事，已写作近九十首诗。宋人承前人之后，若思再题咏昭君，追求主题之异化与深化，自是不二法门。“苟无新意，不必重作”，是宋人创作的追求目标。明曹学佺《宋诗序》称宋诗：“取材广，而命意新”；清吴之振《宋诗钞，序》谓：“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翁方纲《石洲诗话》亦以为：“宋人精诣，全在刻抉人里”，持以品评宋代昭君诗之异化、深化堪称具体而微。

所谓异化，指立意之变常、改异、生鲜、新奇，而以形象清新、风格创新为极致。试考察昭君故事之五大系统，比较六朝、唐代诗昭君和亲之主题，宋代变异生新之和亲主题有二：其一，“解携尤物柔强国，画工元是汉忠臣”；最显而易见的“异化”和亲主题，为宋人翻案之作。善用翻案，往往能翻转变异，别出心裁；妙说蹊径，独具只眼。要之，能赋古典以新貌。如刘才邵《昭君出塞行》、袁燮《昭君词》、陈宓《和徐绍奕昭君图》、郑樵《昭君怨》、裘万顷《题昭君图》、萧澥《写乐府昭君怨后》皆应用翻案，促成和亲主题之异化。郑清之《偶记赋王昭君漫录之》、陈涧《读明妃引》，亦用翻案，指称受贿作假之毛延寿为忠臣．议论堪称蹊径另辟。

翻案诗之写作，可以促成主题之异化、新化。除此之外，北宋澶渊之盟，南宋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嘉定和议，纳币割地、丧权辱国；诗人叙汉匈之和亲，昭君之和戎，往往借古讽今，影射比附之。匪夷所思的论述，不可思议的视点，或是别出心裁另辟蹊径之叙写，也都有助于昭君和亲主题之变化出奇，耳目一新。要之，跳脱惯性思维，全方位进行观照，较容易有新异之诗思。李觏作《匈奴传》、赵蕃《王昭君》、释居简《昭君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以议论为诗成为宋人昭君诗基调之一。对于和亲主题见仁见智，体见“取材广，而命意新”之宋诗特色。

唐宋诗人咏昭君故事，其基型大部分根据《西京杂记》及石崇《王明君辞》而缘饰点缀之。叙事情节，多近小说家言，不合历史事实。南宋诗话诗歌或实事求是，有回归《汉书》《后汉书》原典，还原历史事实素材，重新创作昭君诗之题咏者，扬弃陈说俗调，反有生新变异之美。陈普《王昭君五首》，回归史书原典，发现历代诗人所咏，“犹有可言”；相较之下，发现了昭君故事之“遗妍”，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已自有新创之意识在。

和亲主题求异追新的第二个层面，为“静得胡尘唯妾身。汉家文武合羞死”。王昭君不过一汉宫女子，却肩负和亲任务，出使蛮荒塞外，对于汉匈和平，贡献良多。两相比较，当时汉朝文武百官、边境将军，对于两国和平、边境安宁，似乎置身事外，不闻不问。北宋使辽诗、南宋使金诗，对立功边塞之期待，封疆豪杰之表彰，已体现宋人诗歌对重文轻武、“守内虚外”政策之反思。两宋诗人咏昭君和亲，亦往往借古讽今，触及边将无能症结，连类触及“边将懦”和“汉计拙”两个议题，而讽喻自在言外。

所谓主题之深化，指主题经营之深淘、深邃、深折，达到层深、精湛、独到之境界，所谓鞭辟人里，刻抉透辟者是。《四库全书总目》称：“说《春秋》者，莫夥于两宋！”北宋倡“尊王”，南宋重“攘夷”，影响所及，宋人咏写昭君和亲故事，其反思与批判，多涉及尊王攘夷，南宋昭君诗更多融人华夷之辨，可见《春秋》学影响之层面。《公羊传》所谓“《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春秋》书法所谓“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不与夷狄之获中国”云云，《孟子·滕文公上》所谓“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两宋诗人题咏昭君和亲，多有具体而微之凸显。

华夏与夷狄，中心与边陲，我者与他者之间，在文化认知上，从《春秋》书法以来，一直存在优劣，乃至是非之惯性判准。前者往往为优、为尊、为贵、为是；后者则为劣、为卑、为贱、为非。宋人咏昭君和亲故事，批判的标准就在“华夏与夷狄”，“我者与他者”。明内外之辨，严夷夏之防，为《春秋》大义，两宋昭君诗中，多所体现。其中亦有依违两端，混同华夷，不别内外者，则为大一统之意识。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言：“必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此之谓也。

[注释和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卷九《元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页 297；卷九十四下《匈奴传》，页3803-8。

[2]张高评：《王昭君形象之流变与唐宋诗之异同——北宋诗之传承与开拓》，载《世变与创化——汉唐、唐宋转换期之文艺现象》，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0 年，页488-526。本节诠释昭君故事基形，多本此。

[3]传东汉·蔡邕撰《琴操》，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十一《琴曲歌辞·怨旷思惟歌》序，北京：中华书  局，1983 年，页 315。

[4]丁福保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晋诗》卷四《王明君辞并序》，台北：世界书局，1978 年，页401-2。

[5]考张长明：《试论西汉的汉匈关系及和亲政策》，《江汉论坛》1983 年第6期。

[6]明·陶宗仪等编：《说郛》宛委别藏本卷六六《西京杂记》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页 3090-91。

[7]哗：《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台北：世界书局，986 年，页2941。

[8]王昭君故事的五个系统，见张高评《（明妃曲）之同题竞作与宋诗之创意研发——以王昭君之“悲怨不幸与琵琶传恨”为例》，原载台湾师大《中国学术年刊》第廿九期（春季号，2007 年 3月），页85 -114。后辑人张高评：《创意造语与宋诗特色》，台北：新文体出版公司，2008年，页389-97。

[9]伯2553《王昭君变文》，项楚《敦煌变文选注》，成都：巴蜀书社，1990 年，页191-226。

[10]伯2553、伯2673、伯4944三个写本，同是《王昭君（安准词）》，见柴剑虹《敦煌唐人诗人选集残卷（伯2555）补录》，《文学遗产》1983 年第4期。

[11]伯2748《王昭君怨诸词人连句》，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上册，北京：中华 书局，1992 年，页 76-7。斯0555《昭君怨》，潘重规《补全唐诗新校》，《华冈文科学报》第13期（1981 年 6月）。

[12]高国藩：《敦煌本王昭君故事研究》，原刊《敦煌学辑刊》1989 年第2期；后辑入巴特尔编选《昭君论文选》，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年，页182-98。

[1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真宗景德元年‘辛丑，录契丹誓书”条，附载《两朝誓书册·景德元年誓书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页 1299。

[1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五，参考陈振编：《中国通史》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页328-35。

[15]元·脱脱：《宋史》卷三十三《孝宗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页 630。参考刘伯骥：《宋代政教史》上篇第四章第十九节《隆兴和议》，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1 年，页391-41l。

[16]陈振主编：《中国通史》《开禧北伐与嘉定和议》，页351-4。

[17]程千帆：《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四篇桃源诗的比较研究》，载莫砺锋（编）：《程千帆全集》第八卷《古诗考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 134。

[18]同上注，引金德瑛说，页144。

[19]吴之振、吕留良（同选）：《宋诗钞》《序》，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页 1。

[20]张高评：《宋诗之传承与开拓》上篇《宋代翻案诗之传承与开拓》，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页113-5：

[21]张高评：《<明妃曲>之同题竞作与宋诗之创意研发——以王昭君之“悲怨不幸与琵琶传恨”为例》，页96-8。

[22]《公羊传，闵公元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避讳，为《春秋》书法之一，其条例参考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第五章第三《避讳》，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页364-9。

[23]张高评：《南宋昭君诗之接受与误读》，载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系《第五届中国诗学会议论文集》“回归原典，推陈出新”，2000 年10-月，页 431-2。

[24]张高评：《印刷传媒与宋诗特色》第十一章《印刷传媒与宋代咏史诗之新变——以宋末元初陈普咏史组诗为例》，台北：里仁书局，2009 年，页516-33。

[25]《全宋诗》，卷一四三九，页16585-6。

[26]张高评：《宋诗之传承与开拓》上篇《宋代翻案诗之传承与开拓》，页 114。

[27]张高评：《自成一家与宋诗宗风》第六章《使辽诗之传承与边塞诗之开拓》，第七章《使金诗之主题与边塞诗之转折》，页275-80，326-30。

[28]宋·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十《屯田》，参考王瑞：《宋代政治史概要》第六章《宋代军权集中及其后果》，南京：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年，页 287。

[29]元·马致远《破幽梦姑雁汉宫秋》，载顾肇仓：《元人杂剧选》第二折《哭皇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年，页130。

[30]清，叶燮：《原诗》卷一《内篇上》，丁福保c编，：《清诗话》，台北：木铎出版社，1971 年，页 570。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页1426-7。

[31]纪昀等主纂：《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九《日讲春秋解义》提要，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页 592。

[32]沈玉成：《春秋左传学史稿》第八章《v春秋>经传学的进一步政治化——宋元明》，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76 年，页402-15。赵伯雄：《春秋学史》第六、第七章《宋元明春秋学》（上下），济 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年，页421- 35，508-12.

[33]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引言》，页 2。

[34]日本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序章第三节《宋诗的叙述》，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 年，页15-6。

[35]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页1428-9。

[36]]陈柱：《公羊家哲学》《攘夷说》，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0 年，页44-5。

[37]宋，胡安国《春秋传》卷之一，隐公二年《经》：“春，公会戎于潜。”胡《传》云云，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页9。

[38]]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台北：华世出版社，1980 年，页149-50。

[39]]参考杨树达：《春秋大义述》《攘夷第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页 8，16-8。

[40]《孟子，滕文公上》，清·焦循：《孟子正义》卷十一，赵岐《注》：“当以诸夏之礼义化变夷蛮之人耳，未闻变化于夷蛮之人。”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页 393。

[41]程金造：《史记管窥》（司马迁写汉武帝征伐匈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页314-2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二编，页 73。

[42]段熙瑞：《春秋公羊学讲疏》第五章《远近，内外异辞>，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页199-201。

[43]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之《宋代：列国体制下的中国》，页73-6。

[44]王水照：《北宋的文学结盟与尚“统”的社会思潮》，《王水 照自选集》，上海：上海 教育出版社，2000 年，页112-8。

[作者张高评，男，汉族，香港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特聘教授。]

编 者 按：原文载于《昭君文化》，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