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东

(内蒙古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摘 要:昭君的一生、昭君出塞的传奇、昭君文化的传扬，都与旅游结下了不解之缘。两次主动选择旅途，改变了昭君的命运，开阔了她的视野，锻炼了她的意志，成就了她的不朽人生。昭君故事本身也经历了在不同人群、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时代间的旅行、丰富、成长、壮大，由昭君历史丰富为昭君文学，成长为昭君文化。发展昭君文化主题旅游，对促进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和社会和谐，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王昭君; 昭君文化; 旅游; 和亲

中图分类号:G 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6219(2020)02－0032－05

王嫱本是汉代香溪河畔的一名普通女性，是旅途改变了她的生活。从秀美江南到都城长安，再从都城长安到塞北草原，旅途的变换，使命的担当，使她变身为名垂千古的王昭君，也造就了她的不朽人生。昭君故事的传播与再创作，都与旅途结下了不解之缘，寄托着旅行者的情感与期许。昭君故事、昭君文化本身也经历了在人们头脑中旅行、加工、成长、壮大的过程。在当代，昭君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旅游元素，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可以说，昭君的一生、昭君故事的传扬、昭君文化的意蕴，都与旅途密切相关。

一、旅途造就的不朽人生

昭君出生在美丽的香溪河畔的一个普通的殷实农家，“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1］2941 。良家是指清白而富足的农家，属于封建社会的自耕农阶层。屈原作为昭君故乡引以为傲的人物，他的爱国精神与高尚情操也影响着昭君的幼小心灵。从年少时光里，昭君就具有了浓厚的家国情怀。昭君因容颜美丽、举止优雅、素质高洁而名扬故里，被官府纳入皇帝后宫选秀名单。在汉代，选择宫女带有相当的自愿成分，很多美女千方百计进入后宫。薄姬年少时，曾经与闺蜜管夫人、赵子儿相约，先贵者毋相忘。结果管夫人、赵子儿先被刘邦纳入后宫，她俩就向刘邦推荐薄姬，薄姬得到刘邦宠幸，生下了后来的汉文帝。汉武帝的母亲王夫人，已经嫁给了金王孙，后来因为她的母亲占卜此女当大贵，就从金家将女儿要回，送入太子宫中，后来成为景帝的皇后，生下了儿子汉武帝。可见，在汉代，进入后宫，是女性获取富贵的一条捷径。在汉代，即使不能得到皇帝宠幸，宫女也有多种出路选择。可以出宫、被皇帝赐与婚配、随王就国，以及置园陵中。即使置于园陵之中，仍有机会被再次放出，说明汉代的宫女仍生活在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里［2］ 。

在一个偏僻的山乡，能够进入宫中伴随皇帝，不仅是家庭，而且也是故乡的荣耀。一旦入宫，在乡人眼里，王昭君的家庭一夜之间就由普通的农家变成了皇亲国戚，不仅可以保有家族世代劳作的成果，而且可以进一步将家族带入富贵荣华之路。将王昭君送入后宫，成为家族的最大愿望。《琴操·怨旷思惟歌》中记载:“王昭君者，齐国王穰女也，昭君年十七时，颜色皎洁，闻于国中，穰见昭君端正闲丽，未尝窥看门户，以其有异于人，求之皆不与，献于孝元帝。”［3］315 为了振兴家族，昭君家庭主动将昭君送入宫中。具有挑战和冒险精神的王昭君，也很可能是自愿选择了入宫之路。

作为一个普通的农家女性，本来的命运是嫁与不出 30 里范围的另一户农家，持家守业，相夫教子，在辛勤劳作中默默度日。不甘平庸的昭君则选择了另一条人生之路，走出世代生活的纱帽山，离开美丽动人的香溪河，踏上旅途，走向一个未知的世界。昭君故里兴山县宝坪村群山环抱，峰峦叠嶂，香溪河蜿蜒曲折，时缓时急，交通条件不便，走出这里十分艰难，杜甫所描写的:“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4］2510 正说明了这种情况。昭君选择走出大山，走向一个全新的生活，其背后的动力是家庭责任和楚文化的熏染。香溪河畔山林茂密，耕地很少，拥有一块土地，并能够自给自足，需要世世代代勤俭节约、不息劳作。如果稍有天灾人祸，就有可能失去土地，成为贫民。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王昭君，自然具有了保护家庭、壮大家业的意识和责任感，而选秀入宫，会给家族带来巨大的荣耀和声望，与之相伴的是财富的增长与地位的提高。在昭君的家乡，人们传颂着屈原的故事，屈原的爱国情怀也熏染着昭君，使昭君具有了对皇宫生活的憧憬。带着家庭的期望，生活的理想，昭君毅然选择了旅途。

蒋方先生认为，昭君入宫的路线是由兴山到秭归，由秭归到江陵，由江陵到南阳、然后西行入关，沿秦楚大道而进入长安的［5］46－47 。一路上，要穿过古有天险之称的三峡，越过山势陡峭的秦岭，利用步行、骑马、乘船、坐车等各种交通方式，经风霜雪雨，历艰难险阻。在路上，昭君脱离了原来熟悉的洗衣、做饭、采橘、种园等农家生活，开始接受礼仪培训，加强原本粗通的琴棋书画训练。离开了熟悉的父母、玩伴，伴随左右的是满脸严肃的官衙、公差、驿卒。环境的改变也促使了昭君思想的改变，由关注家庭到关注社会，关注国家。一路旅程，锤炼了昭君的意志，丰富了她的生活内涵，强化了她接受改变的适应能力。昭君入宫的过程，也是她学习、历练、转变、成长的过程。走出故乡，踏上旅途的昭君，不仅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社会。

入宫后的昭君，保留了质朴纯真的性格，尽管容貌出众，却没能得到元帝的宠幸。按照惯例，昭君的一生，或终老内宫，或守墓园陵，最好的出路也就是被皇帝赐予婚配，总之要在默默无闻中度过凄凉的一生。经过旅途的锤炼与楚文化的熏陶，培养了昭君不服输的性格。昭君的家乡是楚文化的发源地和核心区之一，楚文化具有的开拓进取精神，创业创新意识，多情浪漫的情怀，兼容并蓄的胸襟，爱国爱家的情操，勇于担当的气概，这些都深深影响和熏染着昭君，使她不甘于命运的摆布，当机会来临时，能够选择改变，选择人生新的可能性，选择再一次挑战陌生的环境与生活，离开富丽堂皇，却令人窒息的皇宫，再一次走上旅途。当呼韩邪单于请求与汉朝和亲，汉元帝要选择宫女出嫁的消息传开后，昭君自告奋勇，“乃请掖庭令求行”［1］2941 。为了打动呼韩邪单于，也表明自己的决心，她精心梳妆打扮，展示出自己最美好靓丽的一面，“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1］2941

如果说选择入宫，还带着家族的期望，亲人的祝福，个人的憧憬和希冀，那么选择嫁于呼韩邪单于，则面临的主要是压力和挑战，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担当。

嫁于匈奴单于，首先面临的是舆论压力。自战国以来的几百年间，汉匈关系持续紧张，双方冲突战争不断。在汉民族的意识里，以匈奴为代表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6］3834 ，属于野蛮人的行列。塞北草原寒冷干旱，环境艰苦，“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7］573 ，中原人士视北方草原为畏途。呼韩邪单于时期，尽管双方和好，但传统认识尚难一时改变。在人们的意识里，嫁于匈奴，等同嫁于了另类之人，是当时的社会难以接受的。其次，是生活习惯的挑战。与昭君熟悉的田园生活和宫廷生活不同，匈奴作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在迁徙移动中生产生活。骑骏马、驻毡帐、牧牛羊、食肉奶，“以广野为闾里，以穹庐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饮血，会市行，牧竖居，如中国之麋鹿耳。”［8］41怎样适应完全不同的生活习惯，是摆在昭君面前的一道难题。第三，语言的障碍。怎样尽快学会匈奴语言，与呼韩邪单于及其周围臣众进行交流，是需要昭君尽快攻克的难关。第四，是心理、伦理的调试。昭君出生在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家庭，又接受了汉朝宫廷文化的熏陶，对中原社会的伦理道德极为重视。匈奴社会特殊的生产方式与自然环境，形成了不同于农耕民族的道德价值观。如“贵壮贱老”、崇尚战争、收继婚制等。要在匈奴社会生存并发挥汉匈之间友好使者的作用，需要昭君了解这些文化习俗，并接受它们。有时，这是一个痛苦的煎熬过程。

面对重重困难和压力，昭君义无反顾，再次选择了旅途，选择离开锦衣玉食的宫廷生活，嫁于呼韩邪单于。在通往大漠草原的路上，昭君再一次经历学习、适应、锤炼、成长的过程。来到匈奴单于庭后，昭君被封为“宁胡阏氏”，从此，昭君成为了汉匈民族之间友好交往的使者，成为千百年来人们竞相传颂的和平女神。正如雨果所说:“发现世上只有家乡好的人，只是一个未曾长大的雏儿;发现所有地方都像自己的家乡一样好的人已经长大;但只有当认识到所有地方都不属于自己时，一个人才最终走向成熟。”［9］239通过旅途，昭君将私爱转化为大爱，将小家变成了大家。她由一个农家的女儿，欲成皇帝玩伴而不得的宫女，变成了汉匈两族人民的女儿。两次选择旅途，体现了昭君的家国情怀，造就了昭君的不朽人生。

二、旅行中成长的昭君文化

正史中记载的昭君出塞的历史极为简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却赋予昭君出塞以多种文化意蕴，用多种手段，多种方式塑造昭君形象、丰富昭君故事、颂扬昭君精神。昭君出塞的故事本身也经历了旅行的过程，在旅行中成长、丰富、滚动、壮大，发展成为蔚为可观的昭君文化。

昭君故事在读书人头脑中的旅行成长。“昭君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充满了变化。平民出身却凭借美貌贤淑被选入后宫，才貌双全却难以得到元帝的宠爱，自愿请命远嫁匈奴追求美好生活，远嫁他乡怀恋故土亲人，顾大局从胡俗委屈自我，充当和平使者给汉匈两族带来幸福安宁。在封建社会，这样的经历、这样的情感会反复折射到读书人身上，使他们对昭君的人生际遇常常感同身受，便借抒怀昭君，表达自己的种种情感。”［10］ 与《汉书》的记载相比，范晔在《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关于昭君形象的记述，就有了一定的想象加工成分，给昭君故事的再创作留下了极大的空间。相传为东汉后期蔡邕所作的《琴操》，收录了讲述昭君故事的《怨旷思惟歌》。晋代葛洪的《西京杂记》、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则增添了汉元帝按画召幸宫女，宫女们行贿画师以求得宠，昭君不肯贿赂画师毛延寿而被丑化，元帝见昭君真容后悔不已，愤而斩杀毛延寿的故事。这些故事把昭君出塞与其内心的哀怨悲苦、政治黑暗、君主昏庸、人才失意等主题连接起来，为后人借昭君出塞抒发个人情怀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读书人通过吟咏昭君，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游子思乡的情怀、民族危亡的忧思、为国献力的壮志、祈求和平的渴望、民族友好的期盼。昭君出塞的故事所蕴含的美好、和平、抗争、奋斗等精神，在读书人的笔下得到了充分阐释和抒发。经过读书人的创造、想象和加工，人们对昭君的吟咏和传颂使昭君故事本身由静态变成了动态，并在人们的头脑中旅行成长，由昭君历史丰富为昭君文学，发展为昭君文化，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昭君故事的民间旅行。昭君出塞，给汉匈之间带来了和平，让人民摆脱了战争的苦难，切实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人民以各种方式缅怀昭君、歌颂昭君。从昭君的故乡，昭君经过的地方，到昭君出塞的北方草原，人民群众创造了众多的昭君传说，赞美昭君的美丽、聪慧、仁慈、善良，将各种美好的品格和神通广大的能力赋予昭君。“在神话和传说中，昭君帮助家乡和塞北人民解决各种困难，带来各种特产，平息边塞干戈，和睦汉匈关系，解决民众疾苦，帮助民众发展生产，创造美好生活。人民大众也希望通过神话和传说帮助昭君实现自己的意愿。如昭君回乡省亲的传说，昭君去世后，大黑河水倒流三千里，将她的遗体带回家乡安葬的传说，这些都是昭君生前孜孜以求，却难以美梦成真的，老百姓却通过自己创作的神话和传说帮助她完成了夙愿。与读书阶层相比，人民大众对昭君形象的塑造更质朴、更纯真，他们把昭君当成了真善美的化身，当成了人民的保护神。”［9］人民大众还通过建造昭君墓、昭君台、昭君瓦当、昭君画像石等方式来颂扬昭君。以昭君墓为例，在大青山南麓，有着十几座被称为昭君墓的建筑。历史学家翦伯赞指出:“王昭君埋葬在哪里，这件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昭君墓。显然，这些昭君墓的出现，反映了内蒙古各族人民对王昭君这个人物有好感，他们都希望王昭君埋葬在自己的家乡。”［11］经过人民大众的创作与传播，昭君的故事从长江来到黄河，从中原来到草原，从汉代流传至今。昭君故事在民间的流传，使昭君文化的魂更加雄厚，根更加深远，内涵更加丰富，传承更有活力。

昭君出塞本是历史，是往事，但昭君的故事却像插上了翅膀，在不同人群、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时代间旅行、丰富、成长、壮大。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昭君故事，千秋传扬。在昭君故事的再创作中，不仅产生了众多题材的艺术作品、文化形式，而且具有了越来越丰富的寓意和内涵，表达着人们心中各种美好的情感，充满了活力和生命力，这也是昭君文化的魅力所在。

三、昭君文化的旅游意蕴

昭君文化发展到今天，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的寓意。弘扬昭君文化有利于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文化进步、道德培育、民族团结和精神文明建设。昭君文化也蕴含着丰富的旅游资源，促进以昭君文化为主题的旅游事业发展，具有了多方面的价值。

1. 拓展昭君文化主题旅游的内涵

昭君文化主题旅游意蕴丰厚，值得我们挖掘与开拓。首先，昭君文化旅游具有美好的寓意。昭君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女之一，是人们心目中没有争议、没有瑕疵的美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昭君文化旅游也就成为了寻美之游;昭君出塞，使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间化干戈为玉帛，变零和博弈为互利共赢，昭君文化旅游也成为了民族团结之游;昭君一生不断突破自我，发展自我，由小我成长为大我，昭君文化旅游也必能激励旅游者追求自我发展创新之路。其次，昭君文化旅游具有丰富的内涵。昭君文化旅游可以是景观之游、文化探寻之游、追寻名人足迹之游，也可以是乡村游、生态游、研学游。第三，昭君文化旅游区域辽阔，可以在昭君的故乡兴山、昭君生活的宫廷所在地西安、昭君的出塞目的地北方草原开展，也可以沿昭君入宫的路线、出塞的路线、在北方地区生活的区域开展，还可以各地联动，共同开展。

2. 体验祖国壮美河山的魅力

昭君出生的兴山县，有久负盛名的香溪河，浮香弥漫、四季都可采摘的橘树林。依山而建的村舍，层层叠叠的山上梯田，仿佛保留了西汉时期就有的生活习俗和劳作方式。从昭君村向东是壮美的三峡，向北是群山万壑，峰峦叠翠、充满神秘气息的神农架。被称为中国最美水上公路的古昭公路将昭君故里与三峡大坝、白帝城、神农架、武当山等多个美景串联起来。昭君入宫路线，经过湖北荆州、襄阳、河南南阳、陕西武关、蓝田、西安，一路美景，各有特色。昭君和亲路线，沿秦直道，途径陕西的黄帝陵、延安、内蒙古地区的成吉思汗陵、响沙湾、达拉特旗与包头市交界处黄河岸边的昭君坟、包头地区的九原郡故址、再到呼和浩特市大黑河岸的昭君墓。沿昭君出行路线，既有高山流水的江南美景，也有高峡平湖的三峡大坝;既有历史沧桑的西安古都，也有大河浩荡的黄河水流;既有文脉传承的黄帝陵，也有红色洗礼的延安城;既有白云绿地、一望无际的草原，也有苍茫浑厚、大漠孤烟的沙海。沿昭君出行路线旅游，可以尽情体会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景色。各种景色之间，有差异、有互补、有对比，给人以强烈刺激和深刻印象，从而产生美的享受和愉悦的情感。

3.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

昭君是中华传统美德的化身，昭君文化处处体现了中华传统美德的精髓，开展昭君文化主题旅游，对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和普及也会起到重要作用。昭君从小受荆楚文化的影响，荆楚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多情浪漫、重个性、尚情感的特性，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积极进取、刻意求新、勇于探索的精神，面对困境，不甘屈服、善于突破的斗志，“九死未悔”、矢志不移的爱国情操，都深深影响着昭君，也成就着昭君。开展昭君主题旅游，可以让人们身临其境地感受楚文化的特质和魅力，接受楚文化的感染和熏陶。昭君身上还体现着不甘平庸、敢于挑战的进取奋斗精神;忍辱负重、成就事业的大局意识;自强不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自觉意识，勇于担当、挺身而出的爱国奉献精神;追求完美、超凡脱俗、坚忍不拔的人格魅力。这些精神和情操，都可以通过开展昭君文化旅游，传递给广大游客，教育和感染游客，对提高游客的自身素质和道德情操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4. 带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昭君旅游的核心区是在经济发展条件受到制约较多的兴山县和内蒙古西部地区，这两个地区都是少数民族聚集区，通过发展昭君主题的旅游活动，吸引人们来这里猎奇游览，投资开发，是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最佳途径之一。开展昭君旅游活动最引人瞩目的宜昌地区、西安地区、呼和浩特地区，旅游资源都具有集成性、联动性、拓展性的特点。集成性是指旅游资源丰富，具有极强的整体效应和鲜明特色，对游客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和冲击力。以兴山县为中心，可以将昭君故里游与神农架探险游、三峡体验游结合起来。西安是昭君命运的转折点，有了自愿和亲，才有了昭君出塞的千古佳话。在西安地区开展昭君主题旅游活动，应该与大汉文化、和合文化、古都文化、黄河文化结合起来，通过昭君更加深入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呼和浩特地区，可以将昭君主题旅游与长城游、草原游、沙漠游、成陵游结合起来，体现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场景和环境。开展昭君文化主题旅游活动，具有很大的联动空间。兴山、西安、呼和浩特三地通过联合发展、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品牌共用、客源互流，“将昭君文化与旅游开发有机结合起来，构建具有地区特色的旅游文化产业链，将昭君文化融入到旅游者的‘食住行游购娱’各个环节，动静结合，辐射中华优秀文化，发展壮大昭君文化旅游产业”［12］。昭君文化旅游无论在主题上还是区域上，都有很大的扩展空间。昭君文化中蕴含着民俗文化、生态文化、名人文化、节庆文化、游牧文化、和亲文化、女性文化等多种文化内涵。在一个主题旅游项目中，包含如此丰富的文化蕴意，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昭君文化主题旅游跨越区域广，“昭君故里兴山县是长江三峡和神农架之间的重要节点，长江文化和峡谷风光特色鲜明;昭君和亲出发地西安是六朝古都，黄河文化和历史文化积淀厚重;昭君出塞地内蒙古是我国边疆省份，民族文化和草原民族风情浓郁。三地旅游资源差异性明显，互补性很强”［10］，能够满足人们在旅游中感受鲜明反差带来的碰撞与激荡，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与新鲜感。昭君文化主题旅游的区域还可以扩展到昭君出行所经历的河南地区，以及昭君出塞传说丰富的山西地区，昭君在塞外生活的蒙古国等。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流传着昭君故事，开展着昭君纪念活动。昭君文化主题旅游活动，既可以在各地区开展，也可以跨越地区联动发展，而且可以延伸到国外发展，并与历史上的茶叶之路、丝绸之路密切联系起来。经过策划、联动、运营，昭君和亲路可以开发成具有雄厚群众基础、持久品牌影响、丰富文化内涵的国家级旅游线路，很好地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昭君文化主题旅游，市场潜力巨大，可操作性极强，可以多方合作，并能够达到互利共赢目标。

昭君文化主题旅游正处于可为、有为、能为之时。将昭君文化与旅游相结合，有利于丰富和扩展昭君文化的内涵，发挥昭君文化的影响力，促进昭君文化在新时代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1］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翟麦玲．汉代宫女的出路［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15(4):138－145．

［3］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 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三)［M］/ /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

［5］ 蒋方．汉月边关万古情:昭君与昭君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6］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 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8］ 盐铁论·备胡［M］/ /诸子集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9］ 张世明．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645 年的中国(第二卷，边疆民族卷)［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10］ 王绍东．多民族视角下昭君文化的传播研究［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5(4):70－74．

［11］ 翦伯赞．内蒙访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12］ 杨小平，阚如良，曾煜，等．民族团结视角下的昭君文化旅游开发

［J］．学习月刊，2015(3)下半月:15－18．

编 者 按：原文载于《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3月，第42卷 第2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