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进驻河西 阻断中西交通

 人们一般以张骞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开通的标志，但事实上，早从先秦以来，中原内地同西域各国的联系就已经存在并很密切，只是因为张骞出使西域是代表国家的行为，所以后人才以它作为“丝路”开通的时代。

 秦汉之际，中原战乱，秦朝迁徙戍边的人及各地移民纷纷离去，于是匈奴冒顿单于趁机起兵。他东破东胡，西逐月氏，南灭楼烦、白羊（约在今内蒙古南部），北征丁零、坚昆等部，控制了东北、蒙古高原到西部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其在今西北地区的活动范围，从新疆的罗布泊往东，经河西走廊直至秦长城陇西段，阻断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相互联络的“汉道”，西北包括甘肃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受到严重的干扰和影响。

 冒顿单于见汉朝初建，经济未振，人力财力俱困，便频繁地挥师南下，长驱直入，抵近关中。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匈奴进兵至晋阳（今山西太原市），汉高祖刘邦亲率32万大军反击，被围困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南），数日不得解围，后通过重贿匈奴阏氏（单于正妻），才得脱险。西汉最高统治者深感实力不足，难用武力抵抗，就采纳谋臣娄敬的建议，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汉朝政府将宗室女嫁给匈奴单于，并输送大量的絮、缯及米、酒等生活用品；又在边界设立民间贸易市场，帮助匈奴人解决生活亟须。直到惠、文、景、武帝初期，以及武帝以后的各代帝王，仍然常用这一方式来延缓匈奴的侵扰。著名的王昭君出塞，说的就是西汉元帝（前48—前33年）的宫女王昭君自许以身报国的历史故事。

 但和亲、互市等并不能完全解除来自匈奴的军事威胁。汉文帝时，匈奴右贤王闯入河南地（河套以南），插帐久居，俨然将侵扰汉朝的前沿当成了他的后方。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单于带14万骑入掠朝那、萧关（今宁夏固原市东南），杀北地都尉孙卬，虏人畜产甚多。又进至彭阳县（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北），派兵烧毁秦始皇所建的回中宫（在今陕西凤翔县西），巡逻兵深入到了云阳县西的甘泉山（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距长安只有300里地。在紧急形势下，汉文帝决定亲征匈奴，群臣谏，皆不听，后来在皇太后的阻止下才没有成行。乃遣三将军驻陇西、北地、上郡，发“车千乘，骑卒十万”，才将匈奴赶走。汉朝除了防御外，总想建立和约解决，但匈奴单于并不能按约办事，此后侵汉更加频繁。

汉武帝击败匈奴的战争

 民族政策是随着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对比而变化的。西汉经过七十年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前140—前87年），社会生产力提高，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政治、军事力量也大大地增强，统治阶级对匈奴的态度逐渐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汉武帝制定了东联朝鲜，断匈奴之左臂；西联月氏，断匈奴之右臂，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彻底击败匈奴的战略计划。为此，他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等西域国家，共同抗击匈奴。张骞出使的军事效果不大，却开通了汉朝与西域联络的渠道。此后，汉朝依靠自己的力量，主动向匈奴出击。从汉武帝元光六年到元狩四年（前129—前119年）的10年间，汉、匈之间进行了十数次战争，其中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的河套之战，元狩二年（前121年）的祁连山之战和元狩四年（前119年）的漠北之战，重创了匈奴的元气，使其一蹶不振。

 元朔二年，匈奴扰边。汉朝政府令卫青从西河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渡过黄河，进至高阙（今内蒙古潮格旗东南），斩断了停留在黄河以南匈奴与单于王庭的联系。接着顺河南下，经北地郡直至陇西郡（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县），完成了对黄河南匈奴的大包围。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汉军斩首数千，获牲畜百余万，赶走了盘踞在河套以南的白羊王和楼烦王，建立了朔方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黄河南岸），恢复了中原王朝在那里的统治。其后匈奴还是连年侵入汉朝边郡，进行掠夺。

 元朔五年（前124年）春，汉武帝令卫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卫尉苏建、左内史李沮、太仆公孙贺、代相李蔡等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出右北平。匈奴右贤王轻敌饮醉，汉兵夜至，围右贤王。右贤王与爱妾及数百骑溃围北逃。汉军虏其十余个小王，一万五千多人口，上百万的牲畜。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汉朝政府遣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骑出陇西，一路获捷。当时，汉军逾乌戾（今甘肃永登县的庄浪河），讨速濮（匈奴须卜部，在今甘肃永登县北至景泰县境），涉狐奴（今甘肃武威市石羊河），历五王国，几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东南）千有余里，合短兵，鏖皋兰（今甘肃临夏县大夏河南，一说在今兰州市）下，杀折兰王，斩卢侯王，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杀八千九百六十人，收休屠祭天金人。汉兵也在战争中损伤了十分之七。可见这次战争的惨烈。正因为霍去病的军队英勇顽强，万死不回，终于战胜了匈奴，汉武帝也才在汉兵损失严重的情况下，“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户”。 表现他不计代价，誓灭匈奴的决心。同年夏天，霍去病等又出北地郡（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市西北），远至祁连山，俘匈奴贵族五十九人，官员六十三人，相国、都尉及其所部二千五百人，斩首三万余级，致命地打击了匈奴右部。

 右部的接连失败，震动了匈奴单于，他要以罪诛右部的浑邪王、休屠王。浑邪王乃与休屠王商量降汉。不久，休屠王后悔，浑邪王将其杀死，并将其众投降汉朝。汉武帝令霍去病率兵往迎，收降者四万人，号称十万。汉朝政府将这部分匈奴人分别安置到五原（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等边郡塞外，实行因俗而治。

 元狩四年（前119年）春，汉武帝对匈奴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战。他命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带五万骑，步兵及随军转输者数十万人。卫青军出塞千余里，斩首万余级，进至阗颜山赵信城（在今蒙古杭爱山南端）。霍去病减少行装，跨越大漠，获匈奴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以下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在今蒙古乌兰巴托东），禅于姑衍（在狼居胥山西边）。俘获七万余人，摧毁了匈奴左贤王的主力。汉军损伤也很大，出塞时带去官、私马十四万匹，入塞时剩下不满三万匹，人员十减其七。元狩六年（前117年）霍去病死，时不到30岁。汉武帝非常伤心，安排将他葬到茂陵，起冢象祁连山。

 汉武帝对匈奴的反击，使汉匈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此后，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汉朝占有了从朔方郡至张掖、酒泉间的大片土地，砍断了北匈与南羌的联系，扫清了中原通西域的障碍。

 匈奴主力退入漠北以后，继续发挥其出没无常、流走若飞的特点，南下扰边，兵锋直指酒泉、敦煌一带。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汉使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杀万余级，汉兵死者十六七。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正月，匈奴入五原、酒泉，杀两都尉。三月，汉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二万人出河西，重合侯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商丘成至浚稽山（即今蒙古南戈壁省北部阿尔泰山脉东南段），“与虏战，多斩首”。

 汉昭帝始元七年（前80年），单于想重新夺得酒泉、张掖之地，乃遣右贤王、犁汙王将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治所在今甘肃山丹县东南）、屋兰（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市东）、番和（治所在今甘肃永昌县）。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迎击，大破之，得脱者数百人。属国千长义渠王骑士射杀犁汙王。此后一段时间，匈奴扰边渐少。

 汉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汉遣御史大夫田广明等率兵20余万出击匈奴，获单于父行以下三万九千余级，虏马牛羊驴骡骆驼七十余万。这年冬，单于自将数万骑击乌孙，俘获不多，撤军路上，又逢大雪，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到十分之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加上饥荒，“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属国瓦解。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匈奴再遭饥荒，西域城郭诸国乘机共击匈奴。汉宣帝元康、神爵间（前65—前58年），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附汉，向汉求婚，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昭君赐单于。从此直到西汉末，汉匈之间基本保持了和平安定的民族关系。

河西纳入汉朝版图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破匈奴，浑邪王降汉以后，“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罗布泊），空无匈奴”。汉朝政府乃先后在河西建立了四个郡，并从内地移民到这里实边。

 《汉书·西域传》记载：霍去病击破匈奴后，汉朝政府为了填补匈奴在河西留下的空，实行新的管理，乃开始修筑令居（治所在今甘肃永登县西北）以西的关隘亭障即长城，并最早在河西建立了酒泉郡，陆续迁徙内地民众实边，在此基础上，分设了武威、张掖、敦煌三郡，使汉朝政府在河西地区的管理和防卫机构列四郡、据两关（玉门关、阳关），初具规模。由此看来，河西四郡中酒泉郡建立最早。《汉书·武帝纪》的说法与此基本相同，《汉书·地理志》记河西四郡的开置时间是：

 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开。

 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开。

 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开。

 敦煌郡，武帝后元元年（前88年）分酒泉置。

 事实上，河西四郡的建设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各郡的政治作用也经历了从纯军事向地方行政和军事双重功能的转变。在严酷的战争下，曾经长期占据河西的匈奴或死、或降、或逃，河西“遂空其地”以后，汉朝政府在令居以西开始修筑边塞亭障，解决河西最为紧迫的军事交通和防务问题，同时先设立一个或两个郡，管理河西的军事行政事务，待逐渐徙民充实之后，再增加建置，使河西形成“列四郡、据两关”的行政、军事管理格局，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河西建郡的政治起因，除了实行行政管理，北防匈奴，南御群羌外，还有一种说法或目标就是通西域。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经过张骞派出的副使联络，西域各国使臣陆续到汉，送来汉武帝特别喜爱的汗血马以后，汉乃“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将汉置酒泉郡的目的，直接说成是为了“通西北国”，即加强与西域各国的联系。 

 河西四郡的建立，改变了当地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结构和管理体制。河西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置四郡后，汉朝政府大量从内地向河西移民，又派大量军队前来戍边。据载张掖、酒泉建郡以后，汉朝政府在包括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在内的区域内，共安置了“六十万人戍田之”。戍，是防守；田，是屯田。汉武帝又使李陵“将丹阳楚人五千人”为教官，“教射酒泉、张掖，以屯卫胡”。就是训练军队，防御匈奴等胡人，对于维护河西的开发和中原西域交通的安全起了重要的作用。汉朝政府对河西军民实行的郡县制和边耕边守的屯戍制管理，无疑比匈奴驻牧时代要进步多了。

 河西汉族兵民人口的增加，不仅使这里的居民由少数民族为主转变成了以汉族为主，而且经济形式也由以牧为主转变成为以农为主、农牧兼营的形式。少数民族继续利用这里“水草宜畜牧”的自然资源发展畜牧业，“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由汉朝政府组织的屯田和民营农业开发，适逢“风雨时节”，因而粮食产量大增，“谷籴常贱”。社会风气也有改善。“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意思是说，郡守治理，关注军事防备，又通过乡饮酒礼等形式，加强了官民联系。社会上盗贼减少，和睦气氛增加，风俗好于内地州郡。这无论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边防建设，或是开拓经营西域，都是极好的物质基础和基地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