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闻博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内容提要：一般认为，西汉以来的狭义“西域”指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今新疆地区，广义“西域”更包括中亚乃至更远区域。然而，与《汉书》明显有别，《史记》所见早期“西域”概念多与匈奴有关，连称作“匈奴西域”，对应匈奴右部居处的河西地区，最初并不包括今新疆及中亚范围内的城郭小国。相关史料重订，也有助于认识大月氏、乌孙西迁及匈奴浑邪王降汉等重要事件。《史记·循吏列传》《汲郑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的类传排序，以官吏群体的活跃阶段为线索，揭示着西汉政治文化的前后变迁。而联络西方、征伐大宛，是武帝晚年的重要举措，《大宛列传》由此居于兴用“憯急之臣”的《酷吏列传》之后，相关活动被视作武帝政治的尾声。此传虽涉张骞、李广利经历，但全篇仍以大宛为中心，偏重通使大夏等大国，而非城郭小国，并使用“西国”“西北国”“西北外国”等表述。西汉武帝以前，“西域”概念实际主要对应河西地区；至昭宣之世，伴随汉王朝西进，“三十六国”的西域概念，始逐渐出现。

一般认为，西汉以来的狭义“西域”，指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今新疆地区，广义“西域”更包括中亚乃至更远区域。[2]广义所指，在较早时期似已出现。司马相如喻告巴蜀民檄文，提到“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3]《通鉴》系此事于武帝元光五年（前130）。[4]所言虽在张骞奉使返回之前，[5]但董仲舒元光元年（前134）对策有云“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6]因此，施之勉、王叔岷等学者多倾向武帝初康居与汉已有通贡，相如语非全为夸饰。[7]王宗维认为“早期的文献，‘域’和‘国’含义相同，西域指中原王朝郡、县管辖区以西的地方”，“西域一词在西汉时广泛指汉郡县辖区以西汉朝力所能及之地。”[8]这是立足中原的地域理念揭示。

至于狭义所指，王宗维提示：“‘西域’一词，最早见于《史记·骠骑列传》……浑邪王的驻地在汉代张掖县，张掖县属武威郡，可见从今武威以西，当时就称为西域。”[9]余太山最初简单提及“《史记·大宛列传》将‘西域’一词用来称呼匈奴西部领地”，[10]但后来认识有较大变化，考证此概念出现于西汉经营前的匈奴统治时期，仍然对应塔里木盆地及周边。[11]王子今指出“史籍中确有关于‘匈奴统治’的‘西域’的信息”，“可以推知‘西域’指意，起初可能只是笼统地说‘西方’。”[12]这是立足匈奴的地域理念揭示。

在此基础上，一个有趣的问题，进而浮现。汉王朝向河西、西域的进取，是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如果充分考虑《史》、《汉》撰者所处时代有别、成书有先后，并对相关史料加以明确区分的话，就会发现：成书时代更早的《史记》除上引喻巴蜀檄文外，其他涉及“西域”语汇，均与《汉书》有异，而呈现自身特征。以往研究相关问题，多《史》、《汉》并引，容易混淆叙述差异。下面从对基本史料的考订出发，探讨《史记》所见“西域”“匈奴西域”概念的具体所指，并重新思考《大宛列传》篇题、内容的撰述特色。

一 《史记》所见“西域”与大月氏、乌孙西迁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记：

是岁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城）〔域〕数万人，至祁连山。其明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13]

“匈奴西（城）〔域〕”，中华点校修订本作“匈奴西域”，《汉书》卷六一《张骞李广利传》作“匈奴西边”。[14]王念孙经考证指出“‘城’当为‘域’，字之误也”。[15]这是中华本《史记》整理的主要依据。不过，关于这点，学界实际多有不同意见。藤田丰八认为，“昆莫之居西城（即张掖地方）……又关于匈奴之西域，在《史记·霍去病传》及《汉书》同传中均载武帝嘉奖霍去病之功绩，而有‘西域王浑邪王’之句。按此‘西域王’，殆即‘西城王’之伪。果若是，则浑邪故地（即张掖地方）之称‘西城’，愈觉具有明显之理由矣。”[16]杨建新、刘光华、刘进宝赞同此说，或有申论。[17]王叔岷认为“匈奴亦自有其所称之城。此文‘西城，’城字盖不误”。[18]张春树分析说“介乎山区之中间者便是一个匈奴的大城——西城，其为匈奴在燕支与祁连间的一个活动中心，……城内有数万人之众”。[19]梁新民还认为今甘肃山丹县霍城乡，就是浑邪王故地西城所在。[20]陈健文考虑到“霍去病破西城‘数万人’，但如果西城真的是一处城郭的话，其规模势必惊人”，而“倾向于认为此‘西城’者，可能为一地名”。[21]岑仲勉注意到“西城”理解作地名存在问题，疏通作“按破杀数万人，可见不止一城，西城者就其广义言之，实与西域无异”。[22]不过，“西城”即便理解为用作泛指，从构词抑或史例上，依然缺乏依据。按“是岁”，为元狩二年（前121）。《史记·匈奴列传》记“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23]同书《卫将军骠骑列传》又提到“骠骑将军踰居延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天子曰：‘骠骑将军踰居延，遂过小月氏，攻祁连山，得酋涂王，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鹰击司马破奴再从骠骑将军斩遬濮王，捕稽沮王，千骑将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虏三千三百三十人，……校尉句王高不识，从骠骑将军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虏千七百六十八人……’”[24]所记当为一事。后者因涉依功行赏，内容更显具体。其中，霍去病、赵破奴、高不识等人军功内容，显示汉军此次军事行动，破获的匈奴种落很多，斩杀、俘获的口数更达37798人以上。相较“西城”，所指涉对象同样也与“西域”“西边”更为对应。《匈奴列传》记“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25]同书《大宛列传》又记“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26]前条史料言匈奴右方早期分布的大致区域，与大月氏、氐、羌相接，已逼近河西。后条史料言匈奴第一次破走大月氏以后的情况。盐泽即蒲昌海，今罗布泊前身。“盐泽以东”多盐碱沙卤之地，不宜人居。所谓“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欲言其广，然匈奴右方活动地区还应主要指河西一带。综合上引，这里出现的“匈奴西域”，实际对应“匈奴西边”“匈奴右方”，指匈奴后来一度控据的祁连山及其以北的河西地区。[27]

《大宛列传》又记张骞向武帝进言：

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及壮，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城）〔域〕。昆莫收养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数万，习攻战。单于死，昆莫乃率其众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匈奴遣奇兵击，不胜，以为神而远之，因羁属之，不大攻。今单于新困於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28]

也出现有“西（城）〔域〕”语。中华点校修订本作“西域”。王念孙承上复云“‘城’亦‘域’之误”。[29]王宗维也说“乌孙在浑邪王部西，又非城邦国，应以西域为是”。[30]《论衡·吉验》作“命令长守于西城”，[31]内容当采自《史记》。[32]然而，刘进宝主张《史记》此处“城”字同样不误，“域”乃后人臆改，并以刘光华研究为基础，认为此处“西城”含义又应与前则有别：“‘是岁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城数万人’的‘西城’，应该是……在河西走廊，……其具体地域应该在张掖附近”；而“匈奴令乌孙王昆莫‘长守于西城’的‘西城’，应该在汉代的西域范围内，可能就在今新疆的东部地区。”[33]《汉书·张骞传》复载此事，内容稍有不同：

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焞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兵稍强，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遣兵击之，不胜，益以为神而远之。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又食汉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34]

班固叙述原委，与《史记》所载存在明显差异，应有纠正旧史之意。[35]对此，后人早有注意，《索隐》：“按《汉书》，父名难兜靡，为大月氏所杀。”[36]除此之外，两文所记，尚有其他不同；仔细对照，又能互相补充。乌孙、大月氏均为“行国”，“随畜移徙”。昆莫父难兜靡统治时期，乌孙尚属小国，与大月氏同在河西祁连山至敦煌之间游牧。[37]大月氏一度强盛，杀难兜靡，夺乌孙之地。[38]乌孙民众于是亡奔匈奴，昆莫也转由单于收养。待昆莫壮健，匈奴将所收乌孙种落交予昆莫统领。“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39]可知当时月氏被匈奴攻破，其中大部已被迫离开“祁连、焞煌间”，[40]西迁至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原塞种活动地区。[41]因此，此句仍当作“令长守於西（城）〔域〕”，指大月氏西迁后留下的“祁连、焞煌间”的河西地区。

之后，昆莫羽翼渐丰，向单于请求西击大月氏复仇，进而向西进兵，大败大月氏，迫使后者再次西迁。大月氏二次迁徙至阿姆河流域，臣服大夏而居之。[42]而“昆莫略其众，因留居”，获胜后实际进至伊犁河、楚河流域。关于此事，《汉书·西域传上》也有类似记载：

乌孙国，……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43]

二者在大月氏、乌孙先后西迁问题上，认识一致。与之同时，《大宛列传》“昆莫乃率其众远徙”记述中，特别提到乌孙曾有“远徙”，同样不宜忽略。所记与上述恐为一事。这反映“令长守於西（城）〔域〕”之“西（城）〔域〕”，距离天山北侧，尚有一段距离。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相较《张骞传》称乌孙攻破大月氏，迫使后者西迁至大夏地，文献也有称大月氏相关远徙，乃因匈奴。前引《大宛列传》及《西域传上》均记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老上单于又杀月氏王，以头为饮器，下云“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44]《后汉书·西羌传》作“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踰葱领”。

《史记·匈奴列传》记文帝前四年（前176），“单于遗汉书曰：‘……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至文帝前六年（前174），“汉遗匈奴书曰：‘……故罚右贤王使西击月氏，尽定之’”，[45]同样谈到相关军事行动。所记与乌孙西攻大月氏，很可能本属一事。曾被“令长守於西（城）〔域〕”的昆莫及其族众，属“匈奴右方”。右贤王这次征讨，乌孙当是其中主力之一。《匈奴列传》在“尽斩杀降下之”后，又提到“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正义》曰“（乌孙、呼揭）二国皆在瓜州西北。乌孙，战国时居瓜州”。[46]匈奴西击大月氏后，宣扬所臣服之国，乌孙夹于楼兰、呼揭之间交代，后者活动区域此时始至天山以北。而“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前，昆莫“因留居”，仍当“朝事匈奴”。又，相关提及范围较广，涉及天山南北诸国，而大月氏“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47]为引弓大国。此言“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显示月氏已不在相关区域活动。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后，“故浑邪地空无人”，张骞建议对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当与此前“令长守於西（城）〔域〕”，有直接关系。河西之地，浑邪王居西，休屠王居东，浑邪王地此前为乌孙地，且昆莫在难兜靡之后尚曾居之。正因如此，《汉书》为突出原委，作“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招以东居故地”，称“浑邪地”为“昆莫地”，并特别提及“蛮夷恋故地”“招以东居故地”。

二  《史记》所见“匈奴西域”与浑邪王降汉

除上述两例，《史记》所载封赏文书还见有直接提及“匈奴西域”者：

于是天子嘉骠骑之功曰：“骠骑将军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相奔，率以军粮接食，……以千七百户益封骠骑将军。”[48]

中华点校修订本句读，较此前无调整。不过，中华本《汉书》的句读处理，却不相同，相关部分作“票骑将军去病率师征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犇于率”。[49]依《史》《汉》记述习惯，“浑邪王”可省称作“浑邪”，例多不赘举。前引《史记·大宛列传》“故浑邪地空无人”“故浑邪之地”，《汉书·张骞传》改作“昆莫地空”以对应，也提示前者可称“故浑邪王地空无人”“故浑邪王之地”。“浑邪”是王号，而非名姓，既已省称，似不必于前复冠以“王”字。《汉书》句读虽稍显顺畅，但《汉书·西域传上》称“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后者明确交代具体区域是“匈奴右地”，与“匈奴西域”正可呼应。联系前引《张骞传》“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以“塞王”代指塞种的部族，这里称“攻”不称“击破”，对象作“匈奴西域王”，而非“匈奴西域”，也可以理解。至于不径称“攻匈奴浑邪王”或“攻浑邪王”，是因“于是天子嘉骠骑之功曰”前，已有交代：“浑邪王与休屠王等谋欲降汉，使人先要边。……乃令骠骑将军将兵往迎之。”[50]前引《西域传》也说“降浑邪、休屠王”。而《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作“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汉使骠骑将军往迎之。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51]霍去病将兵往迎在前，浑邪王杀休屠王在后。综上言之，相关句读的调整方案之一，可为：“于是天子嘉骠骑之功曰：“骠骑将军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相奔率，以军粮接食……”

《史记·三王世家》又记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四月戊寅，奏未央宫”，丞相庄青翟、御史大夫张汤等请立皇子为诸侯王，其中有云：

内襃有德，外讨彊暴。极临北海，西（湊）〔溱〕月氏，匈奴、西域，举国奉师。舆械之费，不赋於民。虚御府之藏以赏元戎，开禁仓以振贫穷，减戍卒之半。[52]

“极临北海”，《正义》曰“《匈奴传》云霍去病伐匈奴，北临翰海”。“西（湊）〔溱〕月氏”，《正义》又曰“溱音臻。氏音支。至月氏”，泷川资言《考证》进而指出“王念孙曰：湊，当作‘溱’。故《正义》训为至。愚按：古钞本、枫山本作‘溱’”。[53]与“极临北海，西（湊）〔溱〕月氏”并举，尚有“匈奴、西域，举国奉师”事。这一阶段，卫青、霍去病数次统大军远征，“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匈奴虽向西北退却，但似不可称“举国奉师”。而张骞虽奉使“凿空”，以通西北国，但城郭诸国远未内属于汉，也不可以“举国奉师”称之。我们注意到，“举国奉师”句下，尚有“舆械之费，不赋于民。虚御府之藏以赏元戎，开禁仓以振贫穷，减戍卒之半”语。《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元狩二年（前121）秋浑邪王率众降汉，“降者数万，号称十万。既至长安，天子所以赏赐者数十巨万。……于是天子嘉骠骑之功曰：‘……，战士不离伤，十万之众咸怀集服，仍与之劳，爰及河塞，庶几无患，……。’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之徭”，[54]同书卷三〇《平准书》又云“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降，……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余巨万”，“其明年，山东被水菑，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廥以振贫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55]《汉书》卷六《武帝纪》还提到“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半”，“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56]参考上引，“举国奉师”应主要指浑邪王降汉并率众守边。《史记·三王世家》相关内容当连读，断句改作“匈奴西域，举国奉师”。《三王世家》为《史记》流传中亡缺十篇之一，褚少孙等人补之。[57]后人补作，直录奏诏，在撰史层面，易受批判；然从保留史料而言，却有意义，更能反映实际情况。

通过上述逐一分析，我们发现，《史记》出现的“西域”多与匈奴有关，连称有作“匈奴西域”。按文帝前四年（前176）前后，匈奴右贤王及乌孙再次击破大月氏，迫使后者二次迁徙，“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一度实现今新疆特别以北地区“行国”的臣服。但乌孙在势力渐增后，尚不肯朝会匈奴。这一区域严格意义上还不属匈奴右方。武帝太始、征和年间（前96~前92），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赋税诸国”。这时始由匈奴右部之一王，尝试局部控制；然主要为课取赋税，仍未被视作匈奴右方的一部分。伴随汉王朝西进，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僮仆都尉由此罢”。[58]《史记》“西域”、“匈奴西域”所指，主要对应河西地区，而非今新疆（及中亚）区域内的城郭诸国。这与《汉书》所见“西域”用语，进而与既往学界对“西域”狭义、广义概念的归纳，有所不同。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太史公又是怎样指称主要分布于今新疆地区的城郭诸国呢？这就需要我们回归《史记·大宛列传》本身，对这一卷的撰作，重加审视。

三  《大宛列传》撰作特征与“西北国始通于汉” 

《大宛列传》开启了包括《汉书》在内后世正史《西域传》的撰述传统，但篇题却明显不同。加之它错杂于《史记》列传末尾的“类传”之中，居《循吏列传》、《汲郑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下、《游侠列传》、《佞幸列传》上，因而一直以来多受议论。明崇祯毛晋汲古阁《史记索隐》单行本三十卷所保存的《索隐》条目，较通行的《史记》三家注本丰富，部分为后者所不载。这一点，泷川资言早有注意，并引《索隐》“《大宛列传》宜在《朝鲜》之下，不合在《酷吏》、《游侠》之间。斯盖司马公之残缺，褚先生补之失也，幸不深尤焉。”[59]此篇非褚少孙所补，史料价值无可怀疑，余嘉锡、余太山、陈健文等学人已作辨析。[60]不过，司马贞“宜在《朝鲜》之下，不合在《酷吏》、《游侠》之间”的看法，却一直延续。王若虚、赵翼、梁玉绳、朱东润、胡鸿等古今学人均表达了这种疑惑，[61]如赵翼提到“……《儒林》、《酷吏》后又忽入《大宛传》，其次第皆无意义，可知其随得随编也”。[62]《汉书》中，《大宛列传》内容除部分被采入《西域传》，[63]大部仍得保留，单列一传，题《张骞李广利传》。因此，余太山说“如果将该传看作张骞、李广利两人的合传便一切迎刃而解了”，[64]“就传文的性质来看，视之为张骞、李广利两人的合传更为合适”。[65]赵帅淇也说“似乎称为‘凿空者列传’更为贴切。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史记》将《大宛列传》排在《酷吏列传》和《游侠列传》之间，而不是与《东越列传》《朝鲜列传》等以地域概况为主要记载内容的篇章放在一起”。[66]

我们认为，《史记》“其次第”并非“皆无意义，也绝非“随得随编”。仅就列传而言，《伯夷列传》居七十卷之首，《货殖列传》居七十卷之末，义、利之辨实际已有揭示，不过后人多不留意罢了。类传之中，《刺客列传》相对独立，远居于前，在《吕不韦列传》下、《李斯列传》上，向来难解。其实，《史记》列传排列，偏重时间线索。而传中又以重要人物的活动时间或单个人物重要作为的活动时间，排序先后。《刺客列传》虽从春秋曹沫讲起，但以荆轲刺秦篇幅最大，历史影响也最为突出。因此，这篇类传被安排在《吕不韦列传》下。李斯在秦统一前已崭露头角，并献过著名的《谏逐客书》。如以登上历史舞台后进行的著名活动计起，李斯似应早于荆轲。然而，太史公更重视李斯辅佐秦王政完成帝业、特别是在统一后的理政治国。因此，李斯虽为秦之名相，列传排序却未紧邻《吕不韦列传》。胡鸿曾指出“淮南衡山二王虽始封于汉高祖和文帝时，但他们因谋反而被诛，国灭为汉郡县，却是在武帝朝。……汉前期诸侯国高度自治，汉廷视之如敌国，得二国之地为郡县，与征服夷狄而拓境颇有相通。司马迁作为这一系列巨变的见证者，深知发生在武帝朝的上述事件是最具历史意义的，在各传中应当成为叙事的重心，所以才将相关的列传都归入武帝朝”，[67]也是类似的情形。

梁玉绳提到“说者遂言司马相如开西南夷者，故次西南夷后。《匈奴传》后继以卫、霍、公孙弘，而全录主父偃谏伐匈奴书，史公有深意”，却认为“并曲解耳”。[68]其实，“说者”分析，多有可取处。[69]今就类传前半部分续论之，《循吏列传》仅叙先秦“奉法循理之吏”，《汲郑列传》记汲黯、郑当时二人“廉，内行修絜”，为政有古风。该篇承续《循吏列传》，而述说“当代”贤臣。[70]《汲郑列传》之后，是《儒林列传》。按汲黯、郑当时任官主要在景武之际，而太史公云“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71]所谓“建元元狩之间”，提示儒者活跃主要在武帝即位早期。《儒林列传》之后，是《酷吏列传》。后者并未与《循吏列传》紧邻。太史公云“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72]所叙撰作原因是：百姓舍本逐末，多行诈巧违法之事，难以教化，需用酷吏惩办。这涉及特定的历史背景。《盐铁论·刺复》文学曰“当公孙弘之时，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是以奋击之士由此兴。其后，干戈不休，军旅相望，甲士糜弊，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73]可以看到，武帝因征伐所需，大用“奋击之士”；待用度不足后，起用“兴利之臣”；百姓不堪，行巧诈以避法时，又以“憯急之臣”加以严究。[74]酷吏正对应第三阶段所重用的“憯急之臣”。由此可知，循吏、汲郑、儒林、酷吏实按时间次序排列，以不同官吏群体的活跃阶段为线索，揭示东周至西汉武帝的政治文化变迁。此脉络之下，《酷吏列传》后，列以《大宛列传》，也就可以解释了。联络西方远国并征伐大宛，是武帝晚年的重要举措，故太史公将此传置于武帝后期兴用“憯急之臣”的《酷吏列传》之后。其后类传，已不主要反映王朝政治演变轨迹及政治文化的阶段性特征。按司马迁撰《太史公书》，下限止于武帝太初年间。《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云“汉兴已来，至于太初百年”，“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而李广利两次远征大宛，具体时间正在太初元年至太初四年（前104~前101）。这个意义上说，史迁撰作《大宛列传》并如此安排次序，实际将相关活动视作武帝政治的尾声。

由此进言之，《大宛列传》终未以并列人名或人群用语名篇，在撰作上还是与《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更为接近；只是伐宛出现于武帝未期，且在兴酷吏之后，因而显得与上述涉及周边民族诸篇较为疏离。

在篇题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再看内容。

《大宛列传》以“大宛之跡，见自张骞”启篇。张骞首次奉节出使，本为联合大月氏。不过，他经匈奴地而抵达的第一个西方国家却是大宛：“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75]《大宛列传》最后记汉对西方大规模用兵，派李广利用四年时间两次征讨的国家，也是大宛。更重要的是，大宛是汉王朝在当地改立亲汉君主并盟会的首个国家。[76]从“外攘四夷”角度而言，这是汉王朝在征服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之后，与“绝远”的西北诸国建立初步臣属联系的直接体现。[77]篇末交代汉王朝触角开始伸入此地：“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78]这正得益于伐宛之胜。

此外，西方诸国之中，大宛是汉在“凿空”初期相对熟悉的国家。《大宛列传》有关西方诸国的叙述，实际是以大宛为中心，并交代相关道里数字。如张骞第一次使还长安，向武帝报告，先举“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下面具体格式为“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条支在安息西数千里”，“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里妫水南”。至于太史公又记“及宛西小国驩潜、大益，宛东姑师、扜罙、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宛左右以蒲陶为酒，……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79]也反映了这点。《汉书·西域传上》以“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启篇，记诸国道里，格式已为“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去阳关千六千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80]彼此差别是明显的。昭宣以后，汉王朝对城郭诸国的了解加深，与西方诸国的联系也进一步加强了。

《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记张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六年击匈奴，知水道，及前使绝域大夏功侯”。[81]张骞出使之功，主要是“使绝域大夏”。这也是张骞身至的最远之国。《大宛列传》又记“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82]第一次出使后，张骞向武帝所报告的，都是上述诸国及听闻的乌孙、奄蔡、安息、条支等国状况。这些当中，行国、土著均有，然皆为大国。武帝的关注点，相应也是如此，“是后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83]两人曾形成的共识：“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徧于四海”，[84]以往多被学界称引。然而，绎读之下，可以发现，相关视野同样不在城郭小国。随后，汉恢复了一度放弃的“通西南夷”，因“张骞言可以通大夏”。张骞二次出使乌孙，外交方面有了一些进展，“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诸旁国。……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85]汉与一些西北外国建立了直接的外交联系。部分曾“随汉使献见天子”的城郭小国，也得到汉廷派使。不过，综观武帝一代，汉帝国主要意在找寻连接大夏等西方大国的交通线路，以便使节往来。太史公云“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86]包括《大宛列传》在内的《史记》篇章，基本没有使用“西域”一语，而主要用“西国”“西北国”“西北外国”，[87]指称相关区域。而且，这些用语主要偏指西方大国，而非狭义“西域”专指的城郭小国。至于这种用法是太史公个人偏好，还是当时汉地习惯，有待进一步研究。不过，相关探讨对理解“匈奴西域”的使用，依然有益。

西汉武帝以前，特别是张骞、李广利开展相关活动之前，“西域”概念更多指陇西长城以西、匈奴右部曾经据有的河西地区。《史记》所见“匈奴西域”，就是早期“西域”概念的集中体现。征和二年（前91），司马迁作《报任少卿书》，概说《太史公书》诸方面情况。此时《史记》全书撰写，已基本告竣。因此，早期“西域”概念至少在征和二年（前91）以前，多有使用。

“西北国始通于汉”后，汉王朝逐渐巩固对河西诸郡的统治。曾经行用的“匈奴西域”，指称意义已经失去，相应也就很少使用。至昭宣之世，汉王朝重向西方进取，“西域三十六国”的概念开始形成。《汉书》及后世所见“西域”，也即以往学界界定的“西域”广狭义概念，并非贯穿整个汉代，实际是西汉武帝以后才逐渐出现的。[88]

附记：拙文在修改过程中，曾得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李肖、毕波先生与台湾中正大学李昭毅先生教示，邱文杰、王冠华同学帮助查对了部分资料，谨此一并致谢！

[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秦汉城乡关系的社会史考察”（项目批准号：14CZS009）阶段性成果。

[2] “西域”从政区地理层面而言，“狭义指匈奴以西、乌孙以南，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城郭诸国。广义包括乌孙、大宛及葱岭以西不属都护所辖的罽宾、安息、大月氏、康居等近邻外国。”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下篇第三章，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6页；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二编下篇第十一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93页。关于“西域”概念的考察，又参见杨建新：《“西域”辩正》，《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王子今：《“西域”名义考》，《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100~105页，收入所著《匈奴经营西域研究》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13页。

[3]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3044页。又见《汉书》卷五七下《司马相如列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2577页。

[4] 《资治通鉴》卷一八《汉纪十》，中华书局，1956年，第590页。

[5] 参见《资治通鉴》卷一八《汉纪十》“武帝元朔三年”条，第611页正文及所附《通鉴考异》。

[6]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11页。

[7] 参见王叔岷《史记斠证》卷一一七，中华书局，2007年，第3145页。又，《焦氏易林》卷一《屯之第三》“鼎”卦、《讼之第六》“恒”卦、《同人之第十三》“离”卦，作“区脱康居，慕义入朝”、“区脱康居，慕仁入朝”、“区脱康居，慕仁入朝”，丛书集成初编据学津讨原本排印，中华书局，1985年，第14、26、59页。《讼之第六》“恒”卦之“区脱”，他本有作“瓯脱”。“西域”与“区脱”“瓯脱”对应，内容相近。徐松将之视作成帝时康居遣子入汉一事的佐证。《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上，中华书局，2005年，第440页。

[8] 王宗维：《汉代河西与西域之间的相互关系》，《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第67~79页，收入所著：《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论集》，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328、329页。

[9] 王宗维：《汉代河西与西域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论集》，第328页。

[10] 余太山：《〈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西域传〉的关系》，《学术集林》卷一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收入所著：《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9页。

[11] 狭义西域概念“最可能形成于西汉开展西域经营之前，亦即上述地区被匈奴统治的时期。据《汉书·匈奴传上》，前176年（文帝前元四年）冒顿单于遗汉书中提到匈奴征服了‘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这‘二十六国’显然是‘三十六国’之误。也就是说，由于冒顿发动的战争，‘三十六国’成了匈奴的势力范围。正是这一范围，被匈奴称为‘西域’。如《史记·大宛列传》称，匈奴灭亡乌孙后，匈奴单于收养了成为遗孤的乌孙昆莫。昆莫长成后，匈奴单于将其父民众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域’。当然，乌孙昆莫所守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又如，在乌孙昆莫因西击月氏率众远徙后，据同传，匈奴单于令浑邪王镇守‘西域’，故《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径称浑邪为‘匈奴西域王’”，“狭义的‘西域’主要指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地区。”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中华书局，2005年，第60页。

[12] 王子今：《“西域”名义考》，《匈奴经营西域研究》绪论，第4～5页。厉声在序文中也提到“匈奴先于中原领有西域地区，《史记》中‘匈奴西域’之记载便是中原汉朝对北方匈奴先期经营西域的‘认可’”（第7页）。

[13] 《史记》，第3167页。

[14] 《汉书》，第2691页。

[15] 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弟六》，徐炜君、樊波成、虞思徵、张靖伟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16～417页。相关又可参见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五，中华书局，2012年第2版，第713页；《史记》，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2014年，第3863页校勘记三四。

[16] 藤田丰八著；杨炼译：《西域研究》，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83页。

[17] 杨建新：《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第68页；刘光华：《也谈汉代的乌孙——〈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商榷》，《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第35页；刘进宝：《“西城”还是“西域”——〈史记·大宛列传〉辨析》，《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204页。

[18] 王叔岷：《史记斠证》卷一二三，第3317页。

[19] 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食货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第54～55页。

[20] 梁新民：《故浑邪地 西城 霍城》，《（甘肃）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第101～104页。

[21] 陈健文：《关于〈史记·大宛列传〉真实性的一些补证》，《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41期，2009年，第16页。

[22] 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乌孙”条，中华书局，1981年，第374页。

[23]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908页。

[24] 《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2931页。又见《汉书》卷五五《霍去病传》，第2480～2481页。彼此文字稍有不同，可以相互补充。

[25]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891页。

[26] 《史记》，第3160页。

[27] 何四维指出，祁连山通常被认为指天山，但藤田丰八（《焉支と祁连》，《内藤博士還暦祝賀支那學論叢》，弘文堂書房，1926年，第757～776页）坚持认为这一范围应当位于甘肃省。

A.F.P.Hulsewé，China in Central Asia：The Early Stage，125 B.C--A.D.23，E.J.Brill，1979，p.120.今按：藤田文又收入所著《西域研究》，杨炼译，第97～117页。而国内学者杨建新、刘光华、刘进宝赞同指甘肃祁连山，但也有学者认为“霍去病进军的目标是今天山东端。如果所攻‘祁连山’即今祁连山，似无必要绕道居延泽”，“去病扬武之地必不在今祁连山一带，亦当求诸今天山附近”。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大月氏”条，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89～91页。我们认为，霍去病此次行动所至祁连山，仍应在今甘肃河西地区。《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云“……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作《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第3317页。

[28] 《史记》，第3168页。

[29] 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弟六》，徐炜君、樊波成、虞思徵、张靖伟校点，第417页；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五，第713页；《史记》，第3863页校勘记三五。

[30] 王宗维：《汉代河西与西域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论集》，第328页。

[31] 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卷二，中华书局，1990年，第87页。

[32] 藤田丰八：《東西交涉史の研究 西域篇》，荻原星文馆，1933年，第341～343页，转引自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第374页；余太山：《〈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西域传〉的关系》，《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上卷，第22、28页。余文并提到“‘西域’作‘西城’，可能是后人据误本《史记》所改；否则，便是此误由来已久”。

[33] 刘进宝：《“西城”还是“西域”——〈史记·大宛列传〉辨析》，第205页。

[34] 《汉书》卷六一《张骞传》，第2691～2692页。

[35] 《史记》“匈奴攻杀其父”句，王叔岷“案匈奴疑本作大月氏，因上匈奴字联想而误耳”，权为一说。《史记斠证》卷一二三，第3317页。

[36]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68页。

[37] 相关可参看雅诺什·哈尔马塔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二卷《定居与游牧文明的发展：前700年至250年》第七章（榎一雄、G.A.科舍伦科、Z.海达里撰），徐文堪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第126～130页。另有学者认为“用来标志月氏故地的‘祁连’就不可能是今祁连山，而汉祁连应即今天山”；“它不会是南山祁连，而只能是北山祁连，也就是今天山”，“月氏游牧于大山之北，其部落或当沿东端天山的北坡一直分布到今博格达山与北山之间的山坳地区。……故知所谓‘敦煌、祁连间’，并非月氏游牧地全部，而仅为其最东界也”，与我们的认识稍有不同。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大月氏”条，第89～92页；姚大力：《大月氏与吐火罗的关系：一个新假设》，《复旦学报》2019年第2期，第68页。

[38] 相关学术史梳理及分析，参见A.F.P.Hulsewé，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ge，125 B.C.-A.D.23，p.214-215。

[39] 小谷仲南认为“‘塞’是虚构的民族，如果将其从历史中抹去的话，就容易理解大月氏西迁的历史了”，将《汉书》较《史记》新增的内容，理解为班固杜撰。《塞と大月氏》，《東洋史研究》28-2、3，1969年，第196～212页；《大月氏：寻找中亚谜一样的民族》第二章，王仲涛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50～63页。此说恐难成立。

[40]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第3162页；《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第2973页；《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中华书局，1965年，第2899页；《隋书》卷八三《西域传·康国》“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岭，遂有其国。支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中华书局，1973年，第1848页。

[41] 余太山认为大体在冒顿单于在位的公元前177~前176年。《塞种史研究》“大月氏”条，第92～93页。

[42]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第3157页。此处初读似指一事。余太山说“结合下文关于‘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的记载，可知此处‘破月氏王’者为老上单于（前174-前161年在位）。这就是说，西迁伊犁河、楚河的大月氏又一次遭到匈奴的沉重打击，其王被杀。但老上单于的这次打击，并没有使大月氏放弃伊犁河、楚河流域。所谓‘月氏遁逃’，不过是‘败北’的意思”。《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第3页注7。不过，本卷下文实作“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第3161～3162页。《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也说“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第3890～3891页。由此，“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当分指两事，分别对应冒顿单于与老上单于。唯《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作“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踰葱嶺”，第2899页，稍有不同。《西羌传》的史料价值，前人已多言及。辛德勇指出《后汉书》之《西羌传》《东夷传》《南蛮传》等应当利用了一些具有独自渊源的史料。《〈后汉书〉对研究西汉以前政区地理的史料价值及相关文献学问题》（原刊《史念海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学术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收入所著《旧史舆地文编》，中西书局，2015年，第242页。当然，史料来源有异，不代表所记可信度更高。又，关于大月氏两次西迁的考察，还可参看藤田丰八著；杨炼译：《西域研究》，第85～96页。

[43]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第3901页。

[44] 《史记》，第3162页；《汉书》，第3891、3884页。

[45] 《史记》，第2896、2897页。

[46] 《史记》，第2896页。

[47]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61页。

[48] 《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2933页。

[49]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第3873页。

[50]《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2933页。

[51] 《史记》，第2909页。

[52] 《史记》卷六〇《三王世家》，第2109页。

[53]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六〇，杨海峥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706页。

[54] 《史记》，第2933页。

[55] 《史记》，第1424、1425页。

[56] 《汉书》，第176～178页。

[57] 近现代研究参见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增订本）“太史公书亡篇”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06～809页；余嘉锡：《太史公亡书考》，收入《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2007年2版，第2～17、59～65页。

[58]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第3872、3874页。

[59]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一二三，杨海峥整理，第4126页。唯汲本《索隐》“《大宛列传》”条下，作“右宜在……”，“盖”下有“并”字。《史记索隐》卷三〇，明崇祯十四年（1641）毛氏汲古阁刊本，叶十二背。今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史记》补《索隐》“案：此传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侠》之间。斯盖并司马公之残缺，褚先生补之失也。幸不深尤焉”，并出校勘记“此条《索隐》原无，据耿本、黄本、彭本、《索隐》本、柯本、凌本、殿本、《会注》本补”，第3833、3859页。中华本《史记》整理者所引文字实际与《索隐》本、《会注》本有别，但未作具体说明。

[60] 余嘉锡：《太史公亡书考》，《余嘉锡论学杂著》，第95～96页；余太山：《〈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西域传〉的关系》，《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上卷，第9～28页；陈健文：《关于〈史记·大宛列传〉真实性的一些补证》，第1～25页。西方、日本学者E.G.Pulleyblank、榎一雄对此也有辨正，相关评述参见陈健文《关于〈史记·大宛列传〉真实性的一些补证》，第9～10页。

[61] 学术史简要梳理参见杨光熙《谈〈史记〉的篇章排列顺序》，《史学月刊》2002年第12期，第111页；胡鸿：《塑造他者：华夏有关异族群的知识建构》（原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4卷，中华书局，2014年），收入所著《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第四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4～140页。

[62] 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一“史记编次”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7页。

[63] 相关分析参见陈文豪《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西域传之关系》，《简牍学报》第七期，1980年，第399～411页。

[64] 余太山：《〈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西域传〉的关系》，《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上卷，第10～11页。

[65]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第1页。

[66] 赵帅淇：《〈史记·大宛列传〉题名小议》，未刊稿。

[67] 胡鸿：《塑造他者：华夏有关异族群的知识建构》，《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第四章，第138页。

[68]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六，中华书局，1981年，第1484页。

[69] 相关辨析参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三）》之《论〈史记〉》，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134～135页；余太山：《〈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西域传〉的关系》，《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上卷，第25～26页注5；逯耀东：《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67～205页；胡鸿：《塑造他者：华夏有关异族群的知识建构》，《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第四章，第136页。

[70] 杨光熙大体已指出此点。《谈〈史记〉的篇章排列顺序》，第114页。

[71] 《史记》，第3318页。

[72] 《史记》，第3318页。

[73]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定本）卷二，中华书局，1992年，第132页。

[74] 相关又可参考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三）》之《〈盐铁论〉中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第112页；杨勇：《再论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一种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联合考察》，《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155～169页。

[75] 《史记》，第3158页。

[76]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而立宛贵人之故待遇汉使善者名昩蔡以为宛王，与盟而罢兵”，“汉已伐宛，立昩蔡为宛王而去”，第3177、3179页。

[77] 悬泉汉简见有西汉宣帝、元帝、成帝时期与大宛的通使往来记录。参见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中的“大宛”简以及汉朝与大宛关系考述》，《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2010年，第140～147页。

[78] 《史记》，第3179页。

[79] 参见《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60～3164、3173～3174页。

[80] 《汉书》，第3871、3875页。

[81] 《史记》卷二〇《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1037页。

[82] 《史记》，第3160页。

[83] 《史记》，第3168页。

[84] 《史记》，第3166页。

[85] 《史记》，第3169页。

[86]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3318页。

[87]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3169、3170、3171、3173、3317页。相关又可参看余太山《〈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西域传〉的关系》，《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上卷，第18～19页。

[88] 《盐铁论》有以《西域》名篇，且《击之》《伐功》《西域》三次出现“西域”语。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定本）卷七、卷八，第471、495、499页。宣帝地节二年（前68），汉进一步在当地设置了西域都护。

编 者 按：原文引自《西域研究》2019年第4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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