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方浪，赵凌飞

[摘要]匈奴南将军一职不见于匈奴官制，仅《汉书》《后汉书》有载。学界对此虽有少许探讨，但皆论之不详。考之汉籍，匈奴南将军，全称匈奴南犁汙王南将军，设置时间大致在宣帝神爵四年(前58年)至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间，活动于车师后王国、蒲类海一带，经略西域，职责重大，直属匈奴单于；匈奴南将军非匈奴右日逐王(西边日逐王)，较右日逐王，匈奴南将军辖地更偏西，紧邻西域，并与匈奴介和王、东蒲类王存在领地交割。匈奴南将军的出现填补了西边日逐王降汉后匈奴在丝路北道一带的权力空缺，意在与汉争夺以车师前、后王国为中心的丝路北道；莽新时，活动区域进一步向南延至焉耆、鄯善一带。东汉以后，消失于史籍中，代之以匈奴左南将军，但匈奴左南将军非匈奴南将军，职责差异较大。

[关键词]汉代；南犁汙王南将军；匈奴右方王；丝路北道；匈奴左南将军

[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19)04-0005-09 

汉、匈西域之争始于武帝，自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呼韩邪单于降汉后，遣子入侍，西域都护始护北道，西域基本为汉实际控制，但雄踞北方的匈奴并未停止与汉争夺西域，特别是对丝路北道一带的争夺更为激烈，其中就以匈奴南将军的出现最可佐证。

匈奴南将军，《汉书》《后汉书》均载(《后汉书》称为匈奴左南将军)，但无过多描述。已有学者关注“南将军”这一特殊官职，《汉书补注》引周寿昌曰：“案匈奴有左王将、右王将，左右大将等官，无称将军者，此南犁汗王所属称南将军，殆仿汉官职也。”[1]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认为，匈奴南将军“盖属南犁汙王”[2]；近人林幹同样认为，南将军属南犁汙王，呼韩邪附汉后仿汉官制而设。[3]陈世良则指出，南将军即南犁汙王，全称单于南廷左日逐王，即单于少子咸所任官职。[4]陈文断南将军即南犁汙王，可从；但认为南将军“全称单于南廷左日逐王”之说似可商榷。仅从辖区方位上看，匈奴南将军与车师后王国地接，领地在车师后王国北部、蒲类海一带，[5]地处匈奴右地，为右方王；而左日逐王为匈奴左方王，处匈奴左地，二者绝非一职；且呼韩邪单于少子咸封号为左犁汙王，亦非左日逐王(见下文)。综上，前贤对匈奴南将军的考察在有限材料下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大都偏于一面，未能全面深入探讨匈奴南将军设置的背景、时间、隶属、职责及辖区问题，特别是对匈奴南将军在汉、匈丝路北道争夺中发挥的作用与影响未作分析。有学者指出：“匈奴南将军是匈奴单于安插在匈奴、西域及西汉边境地区负责监视西域诸国活动，伺机插手西域事务的重要机构。”[6]故此，在探讨汉、匈西域争夺大背景下，深入考察匈奴南将军设置时间、活动地域、地位与隶属及其在汉、匈丝路北道争夺中的作用与影响，实有必要。

一、匈奴南将军的设置及其活动区域

正史有关西汉匈奴南将军的记载仅限于《汉书·匈奴传》与《汉书·西域传》：

时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司马丞韩玄、右曲候任商等见西域颇背叛……共杀戊己校尉刀护，遣人与匈奴南犁汗王南将军相闻。匈奴南将军二千骑入西域迎良等。[7]

元始中，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地又颇与匈奴南将军地接……时戊己校尉刀护病，遣史陈良屯桓且谷备匈奴寇……遂杀校尉刀护……遣人与匈奴南将军相闻，南将军以二千骑迎良等。[7]

两则史料记载为同一事件。但于“南将军”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称号，如《汉书·匈奴传》记为：“遣人与匈奴南犁汗王南将军相闻，匈奴南将军二千骑入西域迎良等”，而《汉书·西域传》则述之为：“遣人与匈奴南将军相闻，南将军以二千骑迎良等”。排除班固记述错误，对比知，匈奴南犁汗王南将军即匈奴南将军，简称南将军。南犁汗王为南犁汙王之误，史书中“汗”与“汙”通用。如“左犁汗王咸”，《汉书》通常又会记为“左犁汙王咸”，两者为同一人。

《汉书·西域传》又曰车师后王国“与匈奴南将军地接”，据此，匈奴南将军领地应与车师后王国相近，在车师后王国、蒲类海一带。[5]

除南犁汙王外，匈奴官号中与“犁汙”相关的，还有左犁汙王、犁汙王(见下文)、犁汙都尉。[5]如史载：“将率还到左犁汙王咸所居地，见乌桓民多。”[7]“校尉常惠与乌孙兵至右谷蠡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长、将以下三万九千余级。”[7]

上述“左犁汙王咸”，《汉书》又会记为“右犁汙王咸”，如《汉书·匈奴传》载：

莽于是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遣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将兵万骑，多赍珍宝至云中塞下……使译出塞诱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则胁拜咸为孝单于。[7]

以上两则史料中出现的“咸”均为呼韩邪单于少子咸。众所周知，匈奴习俗按血缘亲疏划分左右两部，左边设左方王，屯东方，右边设右方王，驻西方。然，同为单于少子咸却出现左、右犁汙王两种不同官号，或有一处记载有误。考上引史料云左犁汙王所居地“见乌桓民多”，两汉乌桓多居东北方，地理位置上偏近匈奴左地。单于为赋税乌桓亦经常派屯驻左地的左贤王击之，如史载左贤王“兵入乌桓责杀使者”，掠乌桓民置之左地。[7]据此，“咸”能“见乌桓民多”，必当处东方，即匈奴左地，当为左犁汙王。如若不然，何来“乌桓民多”? 又前引《汉书·匈奴传》王莽大分十五单于，使中郎将蔺苞等至云中塞下诱呼“右犁汙王咸”，查《汉书·地理志》，云中塞处云中郡，属并州，从地理方位上看，云中塞处单于王庭偏东，即左部，非右部，与“右犁汙王咸”之“右”方位明显不合，与史实矛盾。故，单于少子咸所受封号为左犁汙王，非右犁汙王。《资治通鉴》在记载单于少子咸官职时，亦为“左犁汙王咸”。[8]

依匈奴官制习惯，有左犁汙王，似乎也应有右犁汙王，但正史除“右犁汙王咸”这一笔误外，并无“右犁汙王”的其他记载。查找史籍，发现除南犁汙王、左犁汙王外，《汉书·匈奴传》还有一例“犁汙王”：

明年，单于使犁汙王窥边，言酒泉、张掖兵益弱，出兵试击，冀可复得其地……后无几，右贤王、犁汙王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屋兰……属国千长义渠王骑士射杀犁汙王……因封为犁汙王。[7]

壶衍鞮单于使犁汙王窥酒泉、张掖，可推测该“犁汙王”领地应靠近酒泉、张掖一带。从地理方位判断，酒泉、张掖处匈奴右侧(原匈奴右方王昆邪、休屠王领地)，此“犁汙王”领地处匈奴右地，极大可能就是匈奴右犁汙王。[5]班固编撰《汉书》经常会将匈奴诸王号省去所属方位进行缩记或简称，如西边日逐王简称为日逐王，西方呼揭王简述为呼揭王，右伊秩訾缩记为伊秩訾等。[7]此处，班固将匈奴右犁汙王简记为犁汙王也是很有可能的。该事件发生于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犁汙王被射杀，义渠王骑士代之为犁汙王，似乎后者并未占有原犁汙王领地，另由匈奴温偶駼王继续统领此地，右犁汙王也自此消失。①

关于匈奴南将军的设置时间，遍查汉籍，未见明确记载。由上文知，南将军首见于《汉书·匈奴传》与《汉书·西域传》，时间为平帝“元始中”，尚无法确切到元始几年。按，《汉书·西域传》于“南将军”之下又云：“是时，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将王昌等使匈奴，告单于西域内属，不当得受。”[7]据此，南将军首见于史籍的时间应发生在王莽为新都侯之时。

查《汉书·王莽传》，王莽于成帝永始元年(前16年)封新都侯，[7]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晋安汉公。[7]显然，从成帝永始二年至平帝元始元年，王莽的爵位一直都是新都侯。又《汉书·西域传》对此事时间记载为“元始中”，可推知该事件发生的确切年份在平帝元始元年，此后王莽即被封为安汉公，不再为新都侯。故，匈奴南将军的设置不会晚于平帝元始元年。又昭帝元凤二年(前79年)，单于“使犁汙王窥边，言酒泉、张掖兵益弱，出兵试击，冀可复得其地。”[7]，知昭帝时匈奴已有犁汙王号，但王号后未加将军称号。可见，昭帝时匈奴尚只有犁汙王，未有犁汙王与将军合称者。因此，又可将南犁汙王南将军设置时间范围的上限界定在昭帝元凤二年以后。

前文已指出，匈奴南将军活动于车师后王国、蒲类海一带，领地似乎与西边日逐王重叠。匈奴西边日逐王设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职责亦与南将军类似，故有学者认为匈奴南将军与西边日逐王(右日逐王)为同一人。[9]但事实似非如此(下文详考)。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西边日逐王先贤掸“将人众万余人”降汉，次年始置西域都护，僮仆都尉亦“由此罢”。[7]后单于虽更立薄胥堂为日逐王，但不久(神爵四年)薄胥堂又被推举为屠耆单于，西域至此无日逐王。[7]随着西边日逐王降汉，于匈奴而言，对西域特别是丝路北道一带的管控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空缺。基于此，为控制西域，弥补日逐王降汉后丝路北道匈奴权力的空白，改由南犁汙王南将军接替，继续与汉展开对车师一带丝路北道的争夺(见下文)。如此，则可将匈奴南将军的设置时间进一步限定在宣帝神爵四年(前58年)(僮仆都尉罢)至平帝元始元年之间。

综上，匈奴南将军，全称南犁汙王南将军，始置于宣帝神爵四年至平帝元始元年年间，活动在车师后王国、蒲类海一带，是继西边日逐王后匈奴控制西域，与汉争夺丝路北道的又一重要机构。匈奴“南将军”官号来源，或如王先谦《汉书补注》所言，“宣帝后受汉文化影响渐深，殆仿汉官职也”[1]。

二、南将军隶属与匈奴右方王领地交割

匈奴南将军，不见于匈奴官制，对其隶属及与右方王领地交割等亦不明确。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认为南将军“盖属南犁汙王”[2]，疑有误，前文已论南犁汙王与南将军实属同一人。又有学者认为南犁汙王南将军为右犁汙王即单于南廷日逐王之说[9]，亦可商榷(见下文)。匈奴南将军处匈奴右地，因此，要想明晰其隶属及与右方王领地交割等问题，首先就得搞清楚匈奴右方各王的领地划分与权责，再将之与南将军进行对比。

(一)匈奴右部诸王及其领地范围

史籍所见，西汉时活动于匈奴右地的诸王除南犁汙王南将军外，还有右贤王、右谷蠡王、西边日逐王、昆邪王、休屠王、楼烦王、白羊王、匈奴介和王、犁汙王、蒲阴王、东蒲类王、西方呼揭王、温偶駼王及右伊秩訾王。先就各王领地交割，分论如下：

1.右贤王

右贤王是匈奴仅次于左贤王、左谷蠡王，位居第三的匈奴右方王。[10]史载，匈奴“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国，左右骨都侯辅政。”匈奴左、右方王将均有自己的独立领地，“逐水草移徙”。[11]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主要活动区域东起上郡，西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地区)，南接氐、羌；[10]右贤王的活动区域大体不会出其右。实际上，右贤王的辖地处于动态的变迁之中。

高祖七年(前200年)冬，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余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至晋阳”[7]。广武、晋阳属并州。据此，汉初并州广武以南至晋阳属右贤王活动范围。文帝三年(前177年)夏，匈奴右贤王寇上郡，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士“击右贤王走 出塞”[7]。其明年，单于遗汉书曰：“……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7]这说明，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右贤王活动区域南伸至上郡(属并州)以北，前元四年(前176年)向西进一步扩延至西域。

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年)，“匈奴右贤王怨汉夺之河南地而筑朔方，数寇盗边”[7]。知，朔方原亦属右贤王。元朔五年(前124年)，卫青将六将军出高阙，夜围右贤王，都尉韩说从大军出窳浑，“至匈奴右贤王庭”[7]。据此，右贤王庭当在高阙(今河套西北)、窳浑(今河套西)塞外。[5]太初三年(前102年)，单于“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7]，右贤王活动重心已渐西移至张掖、酒泉附近；天汉二年(前99年)，贰师将军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同年，武帝以匈奴介和王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始击车师，“匈奴遣右贤王将数万骑救之”[7]。至此，匈奴右贤王活动重心已西移至西域车师、天山一带。

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右贤王、犁汙王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屋兰，番和，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大破之”[7]。张掖以北仍属其活动区域。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7]。似乎宣帝以后呼韩邪单于右贤王已不再分置领地，为一空头衔，成为单于取信汉王朝的工具。但此时，居于北方的屠耆单于也设有右贤王，有领地，在西方。

综上，西汉，匈奴右贤王庭处高阙、窳浑塞外，并州、朔方、张掖、酒泉以北，一直到西域车师、天山一带均为右贤王的活动区域，但其活动重心呈现出明显的由东向西域迁移态势；至宣帝甘露元年，呼韩邪单于之右贤王已不再置领地，沦为“质子”，成为单于取信汉朝的工具。

2.右谷蠡王

右谷蠡王是位次于右贤王的匈奴又一重要右方王。昭帝始元二年(前81年)，“左贤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率其众欲南归汉。恐不能自致，即胁卢屠王，欲与西降乌孙，谋击匈奴”[7]。从右谷蠡王胁卢屠王“欲与西降乌孙”一事可知，右谷蠡王、卢屠王领地应靠近乌孙。此“左贤王”当为“右贤王”误。② 又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遣校尉常惠使持节护乌孙兵，(乌孙)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骑从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7]。显然，右谷蠡王庭处乌孙以东，同样可佐证右谷蠡王领地靠近乌孙，毗邻西域。

3.昆邪王、休屠王

昆邪王、休屠王是汉代文献记载的匈奴诸部王领地中为数不多且最为清晰的两个匈奴右方王。《汉书·地理志》曰：“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开”[7]，“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开”[7]。很明显，武帝太初年间设置的张掖、武威郡原为昆邪王、休屠王领地。其后“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又元狩二年(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耆山千余里，得胡首虏八千余级，得休屠王祭天金人”[7]，证明原休屠王领地向北过焉耆山还可延绵千余里，辖区非常辽阔。昆邪王(又称浑邪王)降汉，史称“降者数万人，号称十万”，知昆邪王所领部民亦众多，当属匈奴右地较为重要的右方王。

4.日逐王

日逐王是匈奴置于右地，控制西域，“赋税诸国”的重要部王。《汉书·西域传》载：

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7]

至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③西边日逐王“畔单于”，将众降汉，汉使郑 吉迎之，封归德侯。[7]同事，《汉书·宣帝纪》云：

(神爵二年)秋，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将人众万余来降。使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迎日逐，破车师，皆封列侯。[7]

很明显，《汉书·西域传》所云“西边日逐王”即《汉书·宣帝纪》所载“日逐王先贤掸”。由此，匈奴西边日逐王有时会简称为日逐王，地位“贱于左贤王”[7]。日逐王先贤掸始封于武帝太始元年(前96年)，其父为左贤王，“当为单于，让狐鹿姑单于，狐鹿姑单于许立之”。数年病死，先贤掸不得代，更以为“日逐王”，“国人以故颇言日逐王当为单于”，心生怨隙，又“素与握衍朐鞮单于有 隙”，故至宣帝时“即率其众数万骑归汉”。[7]

关于日逐王先贤掸，王宗维认为其即匈奴左日逐王，原在左地，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随左、右大将屯田右地。[5]这似与史实不符，理由如下：其一，上文已考，日逐王先贤掸全称匈奴西边日逐王。西汉时，匈奴对“西边”这一方位称呼往往与“右地”混用。如昆邪王、休屠王，《汉书·西域传》载：“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7]，《汉书·匈奴传》又云：“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7]。显然，在匈奴语言习惯中“西方”或“西边”指的就是匈奴“右地”，“西”与“右”通用。故居于匈奴右地的右贤王，《前汉纪》同样会记载为“居西方治上郡”，《史记·匈奴列传》亦曰：“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11]上郡以西一直到大月氏之广阔地域，匈奴均谓之“西方”，即匈奴右地。其二，据史载，最晚至武帝太始元年(前96年)西边日逐王已出现，“领西域，赋税诸国”，已然处匈奴右地。怎可能直到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才随左、右大将屯田右地? 故与史实不符。要之，匈奴西边日逐王先贤掸非左日逐王，就方位而言，匈奴语“西”与“右”通用，西边日逐王当即右日逐王。

日逐王先贤掸降汉后，单于更立其从兄薄胥堂为日逐王。[7]神爵四年(前58年)，都隆奇与右贤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7]此后25年时间内，匈奴无西边日逐王记载。直到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呼韩邪单于又以王昭君之子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哀帝时，乌珠留单于以同母兄都为左日逐王，入侍汉廷。[7]但此时匈奴所设左、右日逐王已与前西边日逐王不可同日而语。从入侍汉廷可知，左日逐王或许已无领地，寄居单于王庭。左日逐王如此，右日逐王亦应相去不远。宣、元以后，原权力极大、拥有大量部卒的匈奴部王似乎均已开始脱离原有领地，成为空有部王头衔，无实际辖地的匈奴部王，前述右贤王如此，此左、右日逐王亦如此，或与宣、元以后匈奴整体实力急剧衰弱、领地锐减有关。

关于西边日逐王领地，《汉书·郑吉传》云：“神爵中……吉发渠黎、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7]此日逐王即匈奴西边日逐王先贤掸。从郑吉发渠犁、龟兹两国兵迎日逐王先贤掸一事推测，西边日逐王的领地应在渠犁、龟兹附近，郑吉属就近发兵迎日逐，避免风声走漏。又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同样说明西边日逐王的领地靠近焉耆、危须、尉黎一带。日逐王先贤掸降汉后，汉始置西域都护，并护北道。[7]可见，西域北道原来也归西边日逐王领护。综上，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以前，匈奴西边日逐王领地应在焉耆、危须、尉黎、渠犁、龟兹附近，丝路北道诸国皆为其领护。有学者就指出，日逐王是匈奴“经营西域的领导人”，地位极重要。[12]

5.楼烦王、白羊王、匈奴介和王

楼烦王、白羊王，自先秦始生活在河南地，处匈奴右地，为右方王。冒顿单于“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7]，将楼烦、白羊王纳入匈奴版图。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令卫青出云中，至高阙，“走白羊、楼烦王。遂取河南地为朔方郡”[7]。显而易见，汉之朔方郡原即为匈奴楼烦王、白羊王领地。

匈奴介和王，降汉后被封开陵侯，受封时间不详。介和王原领地，史无明文，但从与其相关历史事件可窥知一二。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始击车师，匈奴遣右贤王将数万骑救之”；征和四年(前89年)，“复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7]。以上为武帝两次派介和王(开陵侯)将兵击车师事件。从其将兵对象(第一次为楼兰，第二次为楼兰、尉犁、危须等六国)及攻击对象(车师)可看出，匈奴介和王领地应距楼兰、尉犁、危须、车师等西域诸国不远，降汉前或为匈奴控制西域之重要部王。以两次攻打车师的时间推论，匈奴于西域置介和王的时间不会晚于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此时已为开陵侯)。介和王降汉被封开陵侯后，最晚至太始元年(前96年)匈奴始设西边日逐王“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时间上与介和王降汉衔接紧密(前后相差3年，或更少)，职责也非常相似(领护西域)，匈奴西边日逐王设置原因或以介和王降汉有某种程度上的密切联系。如此推测成立，则匈奴用于控制丝路北道的机构或存在介和王-西边日逐王-匈奴南将军这样一种演进关系。

6.犁汙王、温偶駼王

“犁汙王”，汉籍所见有南犁汙王、犁汙王、左犁汙王三例。前文已考，从略。于此，重点探寻犁汙王领地及其隶属。《汉书·匈奴传》载，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单于“使犁汙王窥边，言酒泉、张掖兵益弱”，后无几，“右贤王、犁汙王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屋兰，番和”，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大破之，犁汙王被义渠王骑士射杀，该骑士因此也被封为犁汙王。[7]从其“窥张掖、酒泉”推知，该犁汙王领地应在张掖、酒泉以北附近。而张掖、酒泉以北同时是匈奴右贤王辖区范围，从领地归属上看，该犁汙王应隶属右贤王。[13]故而后，单于才会遣右贤王与犁汙王合兵共同进犯日勒、屋兰、番和。前文已分析，该犁汙王处匈奴右地，极有可能是匈奴右犁汙王。[5]

犁汙王被射杀后，义渠王骑士被封为犁汙王，新的犁汙王受封后可能返回义渠，原来犁汙王的领地则被后来的温偶駼王占据。《汉书·匈奴传》载：

(绥和元年)乌珠留单于立……时帝舅大司马票骑将军王根领尚书事，或说根曰：“匈奴有斗入汉地，直张掖郡……此温偶駼王所居地也。”[7]

可见，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前后，张掖以北属匈奴温偶駼王。《汉书补注》引胡注：“温偶即温禺也。”[1]知，温偶駼王又可称为温禺駼王。有学者借此进而认为，温偶駼王即《后汉书》之温禺鞮王。[5]笔者认为此论稍嫌草率，并无直接证据证明温偶駼王和温禺鞮王为同一匈奴王。倘如此，《后汉书》之温禺犊王、温禺鞬王亦是《汉书》之温偶駼王，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7.蒲阴王、东蒲类王、西方呼揭王和右伊秩訾王

关于蒲阴王，《汉书》仅有一处记载：

本始二年……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三万余骑，出酒泉……蒲类将军兵当与乌孙合击匈奴蒲类泽……斩首捕虏，得单于使者蒲阴王以下三百余级，卤马牛羊七千余。[7]

蒲阴王是作为匈奴单于使者出现在蒲类泽一带，当为单于近臣，其是否为匈奴右方王，无考。

东蒲类王，是匈奴设置于蒲类泽一带，靠近车师的右方王。元帝以后，徙至乌贪訾离地，今准格尔盆地西南部。[3]《汉书·西域传》曰：“至元帝时……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将人众千七百余人降都护，都护分车师后王之西为乌贪訾离地以处之。”[7]东蒲类王辖下部众较少(千七百余人)，属匈奴势力较弱一部王。

西方呼揭王，仅出现于宣帝五凤元年(前57年)，[7]对其领地史无记载，从名称看，居西方当无疑义。文帝时，冒顿单于曾遗汉书曰：“汉边吏侵侮右贤王……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7]知“呼揭”为西域一国名，冒顿单于时归入匈奴。西方呼揭王应是原西域呼揭国的国王，后成匈奴右方王之一。关于呼揭、乌孙的方位，《史记·匈奴列传》引［正义］曰：“二国皆在瓜州西北”[11]，今阿尔泰山中部和北部。[14]

右伊秩訾王是居于匈奴右地的又一部王，三次出现于《汉书·匈奴传》：

(五凤三年)诏曰: “……单于阏氏子孙昆弟及呼遫累单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当户以下将众五万余人来降归义。”[7]

西域都护但钦上书言：“匈奴南将军右伊秩訾将人众寇击诸国。莽于是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单于闻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卢訾及左贤王乐将兵入云中益寿塞，大杀吏民。是岁，建国三年也。”[7]

第一次发生在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呼遫累单于、名王、右伊秩訾率众来降。然史书并不见有“呼遫累单于”，只有呼韩邪单于左大将乌厉屈之父呼遫累乌厉温敦，[7]呼遫累何时被奉为单于，史无记载，班固或将此重要事件遗漏，笔者将另文探讨，于此暂存。后两次均出现在莽新时，不同的是，第二次右伊秩訾随南将军寇击西域诸国，第三次右伊秩訾又与左骨都侯、左贤王将兵入云中益寿塞。从右伊秩訾参与的两次军事行动来看，似乎右伊秩訾的领地归属并不明确(一西一东)。与南将军寇击西域诸国算是符合右伊秩訾作为右方王的特性，但后又与左骨都侯、左贤王将兵云中益寿塞，如非班固记载有误，则很难理解。从地理方位上讲，云中属匈奴王庭及左方王攻击区域，单于遣左骨都侯、左贤王等左方王将兵入云中益寿塞属正常军事调遣，而同时派右伊秩訾，只能说明，右伊秩訾王当是居单于王庭或非常靠近单于王庭的右方王(类似左、右骨都侯)，有军事行动时即会配合右方王将(如南将军)寇击西域，又可联合左骨都侯、左贤王左方王将兵云中。与其对应的左伊秩訾王常居单于王庭左右，可为一证。④

(二)从诸王领地交割看匈奴南将军隶属

以上文对匈奴右方诸王领地考证为依据，可排右方王领地从西至东大致是：右谷蠡王居最西边，其次是西方呼揭王、西边日逐王(或匈奴介和王) 、东蒲类王、昆邪王休屠王(昭帝时右犁汙王亦居张掖以北，成帝后改为温偶駼王) ，楼烦王、白羊王居最东方。右贤王领地因不同历史阶段稍有变迁，全盛时活动范围涵盖并州、朔方、张掖、酒泉以北，到西域车师、天山的广阔区域，且《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官职，单于以下设左右贤王，最为大国，因此地处匈奴右地的诸王均应居右贤王之下。[10]

从前文知，平帝至莽新时匈奴南犁汙南将军主要活动于车师后王国、蒲类海一带。匈奴右方王中，同样活动于此区域的还有西边日逐王、匈奴介和王、东蒲类王和西方呼揭王。匈奴介和王，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降汉为开陵侯，与南将军无涉(平帝时始见南将军)。东蒲类王，活动于车师、蒲类泽一带，元帝以后“率众千七百余人”降西域都护，西迁至车师后王以西乌贪訾离地处之。虽然东蒲类王活动区域与南将军存较大重叠，但从其部众“千七百余人”规模上看，与南将军“二千骑”⑤的部卒规模相当或偏弱，相互隶属的可能性不大。西方呼揭王属被匈奴右贤王征服后归入的右方王，原为西域小国，处乌孙以南、鄯善以北(今阿尔泰山中部和北部)，与南将军存在领地交割的可能性不大。

排除介和王、东蒲类王和西方呼揭王，与南将军辖区有交割的只剩下西边日逐王。据上文，西边日逐王见于武帝太始元年(前96年)至宣帝神爵四年(前58年)年间，历经日逐王先贤掸到狐鹿姑单于从兄薄胥堂两任。此后，日逐王短暂消失于史籍。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呼韩邪单于又以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莽新天凤五年(公元18年)呼都而尸单于舆时，再以“比为右薁鞬日逐王，部领南边及乌桓”[15]。在探讨“西边日逐王”部分时已经提到，至哀、平时，匈奴日逐王或已无领地，成为寄居单于王庭下的匈奴右方王，甚至成为“质子”，以取信汉廷。即使到右薁鞬日逐王比时，亦改为“部领南边及乌桓”，远离西域，且“右薁鞬日逐王”是否与“右日逐王”为同一官职，不得而知。⑥同时，较西边日逐王(焉耆、危须、尉黎附近)，南将军辖区偏东，更靠近车师，不存在领地交合，相互隶属可能性不大，更不可能为同一人，[9]南将军封号为南犁汙王，非日逐王；且匈奴史中无一记“南”为“右”者，古籍文献“南”“右”亦不通用。

又据《汉书·匈奴传》，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等杀戊己校尉刀护后，胁众叛逃匈奴，南将军二千骑入西域迎之后，除将“玄、商留南将军所”，直接将“良、带径至单于庭”[7]。从“经至单于庭”推知，南将军应直属于匈奴单于，如若不然，理应将良、带等交付其所属更大右方王，再由其上级带至单于庭。⑦

三、匈奴南将军与汉、匈丝路北道争夺

西域自武帝始通中国，分南北两道。南道出阳关，从鄯善傍南山北，披河西行至莎车；北道西出玉门关，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披河西行至疏勒，途径蒲类、车师、焉耆、乌孙等诸国，特别是车师、危须、焉耆、尉犁、渠犁等小国有城郭田畜、土地肥美，历来为匈奴赋税征收的重要对象。故，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7]随着西边日逐王降汉，僮仆都尉罢免，匈奴对西域的控制力削弱，但并未因此放弃同汉对西域，特别是以车师为中心的丝路北道争夺。正如匈奴大臣所言：“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故当郑吉与校尉屯田车师时，匈奴大将至其城下谓吉曰：“单于必争此地，不可田也。”[7]继日逐王先贤掸后，单于更立从兄薄胥堂为日逐王，仅两年后薄胥堂为屠耆单于，西边日逐王消失于史籍，使得匈奴在“领西域”“赋税诸国”上出现短暂的权力空缺，恰巧匈奴南将军即于此时出现，职责与僮仆都尉“领西域”类似，为单于用来与汉争夺以车师为中心之丝路北道的重要前沿机构。有学者曾指出，僮仆都尉称号与匈奴其他官职不同，“突出显示出汉文化影响的某种痕迹”[16]。无独有偶，职责相似的南犁汙王南将军之“将军”称号同样也表现出了“仿汉官职而设”的特性，恐不能仅以“巧合”而字论之。

与南将军同时，匈奴设置于西域的还有右谷蠡王、东蒲类王和西方呼揭王。东蒲类王、西方呼揭王与南将军的关系，上文已论，不再探讨。西汉时，匈奴右谷蠡王活动区域主要集中于乌孙一带，即丝路北道的西半段，尚不见涉足丝路北道东半段、车师、蒲类海一带之记载。可见，汉末至莽新时匈奴在车师、蒲类海一带与汉争夺丝路北道可仰仗之力量仅存匈奴南将军。西北汉简亦有相关记载：[17]

□□南将军焦抪乘其力，子男皆死，今恭奴言鄯善反我，鄯善-《敦》114焉耆虏还且将七八千人皆发，与南将军期会车师-《敦》149 

这两简所述事件均系莽新时匈奴南将军联合鄯善、焉耆攻打车师一事。这两次发生在车师的战争都有匈奴南将军参与，且发挥了串联、指挥鄯善和焉耆联军等至关重要的作用。

□将军徼其□力勇，以坏龟兹、车师诸国□□□。大煎都候鄣近於西域-《敦》108

寇车师，杀略人民，未知审警当备者，如律令-《敦》69

疌子、汩乎、郁立师、卑陆侯，皆举国徙人民-《敦》67 

简《敦》108中“□将军”缺字为“南”字，即“南将军”。[6]从这条简牍记载可以发现，在南将军率领的焉耆、鄯善等联军猛烈打击下，丝路北道的龟兹、车师诸国被“杀略人民”甚众，遭受极大破坏，迫使疌子(捷枝)、汩乎(狐胡)、郁立师、卑陆侯(卑陆后)等一些西域小国不得不举国迁徙。为保障对西域的管控，汉最后派遣靠近西域的大煎都候前往支援，但似乎西域局势并未有所改善。《汉书·西域传》载：“焉耆国近匈奴，先叛，杀都护但钦，莽不能讨……焉耆伏兵要遮骏。”[7]这充分反映了王莽时西域，特别是丝路北道处于失控状态的史实，也表现出了两个事实：除王莽不恰当的民族政策外，匈奴南将军在此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共奴与焉耆通谋，欲攻车师。戊部孤军，大都护-《敦》119

这条汉简记载的是莽新时，匈奴与焉耆同谋攻打车师一事。据上文，莽新时匈奴一方于西域能插手车师一带丝路北道事务的仅存南犁汙王南将军。此简所载与焉耆“通谋”的“共奴”(匈奴)，很大可能就是匈奴南将军及所率部卒。

光武中兴后，匈奴南将军消失于史籍，代之以匈奴左南将军，并被赋予新的职责，但此左南将军非匈奴南犁汙王南将军。

四、匈奴左南将军与东汉、南匈奴关系演变

关于匈奴左南将军，《后汉书·彭宠传》载：

明年春，宠遂拔右北平、上谷数县。遣使以美女缯綵赂遗匈奴，要结和亲。单于使左南将军七八千骑，往来为游兵以助宠……遂攻拔蓟城，自立为燕王。[15]

考《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述“明年春，宠遂拔右北平、上谷数县……单于使左南将军七八千骑，往来为游兵以助宠”一事发生在建武三年(公元27年)。据此，匈奴左南将军设置不晚于建武三年。

其后，建武十年(公元34年)，光武令王霸、吴汉出高柳击贾览，匈奴左南将军将数千骑救览；[15]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诏令单于徙居西河美稷，南单于列置诸部王，使左南将军屯雁门。[15]明帝以后，匈奴左南将军不复出现。

从东汉出现的三例与左南将军相关事件看，匈奴左南将军的活动地域主要集中在并州(高柳、雁门属并州)、幽州(右北平属幽州)一带，与西汉匈奴南将军居车师后王国、蒲类海一带完全不同。且依匈奴官制，左南将军为左方王，南犁汙王南将军为右方王，各有隶属。因此，西汉匈奴南将军与东汉匈奴左南将军并非一职。

职责上，东汉初匈奴左南将军设置的目的主要是监视汉、匈边境，并伺机侵袭汉地(如“往来为游兵以助宠”“将数千骑救览”等)。建武二十六年后，南单于移驻西河美稷令左南将军屯雁门，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从西北至东北，以西河美稷(单于王庭) 为中心，在北部形成一个半椭圆形的防御体系。此时，左南将军的职责不再是监视、侵袭汉地，更多的则是防御北匈奴和鲜卑，《后汉书》时常可见东汉联合南匈奴攻击北虏、鲜卑事例，[15]但也不排除兼有防御汉军事力量的目的。[18]同时，东汉政府也通过徙民边郡及设置使匈奴中郎将等方式监视、牵制南匈奴。[19]如南单于令“左南将军屯雁门”的同年(公元50年)秋，光武即令“中郎将置安集掾吏将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并令西河长史“岁将骑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将卫护单于，冬屯夏罢”[15]。

以匈奴官职设置习惯而言，有匈奴左南将军，似乎也应有匈奴右南将军，但史无记载，仅作推论。

综上所述，匈奴南将军不见于匈奴职官体系，置于宣帝神爵四年至平帝元始元年年间，全称匈奴南犁汙王南将军，直属匈奴单于，活动于车师后王国、蒲类海一带，设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在西域与汉展开对以车师为中心的丝路北道的争夺。除南犁汙王南将军外，匈奴另有犁汙王(右犁汙王)、左犁汙王两例与“犁汙王”相关官职。西汉时，南将军虽与西边日逐王(右日逐王)存在领地交割，且职责与僮仆都尉类似，但两者并非同一官职，较西边日逐王(地处焉耆、危须、尉黎附近)，南将军辖区偏东，更靠近车师后王国、蒲类海以北。从设置时间上看，匈奴南将军与匈奴介和王、西边日逐王置 罢衔接紧密，或大致存在介和王-西边日逐王-匈奴南将军这样一种演进关系，均为匈奴控制丝路北道的重要机构。东汉以后，匈奴南将军消失于史籍，代之以匈奴左南将军。但此左南将军非匈奴南犁汙王南将军，两者为不同官职。建武初年，匈奴左南将军频繁活动于并州、幽州一带，监视并伺机侵袭汉地。建武二十六年南单于徙居西河美稷后，匈奴左南将军屯卫雁门，抵御北匈奴及东北鲜卑，兼及防备幽、冀一带的汉军事力量。

注释：

①《汉书·匈奴传》曰：“(绥和元年)时帝舅大司马票骑将军王根领尚书事，或说根曰：‘匈奴有斗入汉地，直张掖郡……如得之，于边甚饶，国家有广地之实，将军显功，垂于无穷。’根为上言其利，上直欲从单于求之……令从藩所说而求之……单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怜父呼韩邪单于，从长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温偶駼王所居地也……已问温偶駼王，匈奴西边诸侯作穹庐及车，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可见，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张掖以北已为温偶駼王世代所有。

②匈奴左贤王处匈奴左地，叛逃匈奴这么大的事不可能越过单于王庭及匈奴右方诸王(特别是右贤王)，跨越数千里来到右方与右谷蠡王商讨“谋击匈奴”；且左贤王一般为单于储副，法定的下一代单于继承人，何来“不得立怨望”，单于死后，他就是匈奴单于，更无须“谋击匈奴”，自挖墙脚。故，此中所言“左贤王”当为“右贤王”，依匈奴习俗，单于死，左贤王代为单于，所以才会产生右贤王与右谷蠡王“不得立”的怨望。

③《汉书·西域传》记载日逐王降汉为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同事，《汉书·宣帝纪》则述之为神爵二年(前60年)。考此事，《汉书·匈奴传》云：“(神爵二年)握衍朐鞮单于立……日逐王先贤掸，其父左贤王当为单于，让狐鹿姑单于，狐鹿姑单于许立之。国人以故颇言日逐王当为单于。日逐王素与握衍朐鞮单于有隙，即率其众数万骑归汉。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为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与《资治通鉴》吻合。故，日逐王先贤掸归汉被封为归德侯的时间应在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汉书·西域传》之“神爵三年”记载有误。

④《汉书·苏武传》载，武帝天汉元年(前100年)苏武因副中郎将张胜等谋杀卫律失败牵连，单于欲杀之，左伊秩訾曰：“即谋单于，何以复加? 宜皆降之。”据此，如左伊秩訾不处单于左右，何以知晓此事，又何来劝谏单于。又《汉书·匈奴传》云宣帝时，左伊秩訾王对簿单于诸臣，为呼韩邪“画计归汉”同样可以佐证左伊秩訾居匈奴王庭之中。

⑤《汉书·西域传》云：“时戊己校尉刁护病，遣史陈良屯桓且谷备匈奴寇，史终带取粮食，司马丞韩玄领诸壁，右曲候任商领诸垒……遂杀校尉刁护及子男四人、诸昆弟子男……遣人与匈奴南将军相闻，南将军以二千骑迎良等。”可见，南将军部众至少有两千骑的规模。

⑥陈世良先生认为，匈奴南将军(南犁汙王)之“南”在匈奴语中与“右”通用，南将军(南犁汙王)又可称右犁汙王或单于南廷日逐王(右日逐王)。(参见陈世良《月氏音义诠索》，《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

⑦上文已说到，右贤王是匈奴右地“最大国”，从地域上讲，南犁汙王南将军处右地，应隶属于右贤王，但由于宣、元以后右贤王权力急剧衰落，时常被作为“质子”，成为取信汉廷的工具，此时右贤王仅存“王”之头衔，权力再难涉足西域，故匈奴南将军此时当为单于直接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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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原文引自《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7月第51卷第4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