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帝国交通地理的“直单于庭”方向

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 100872）

摘要：秦汉交通地理语汇“直”，言“正”。方向正对，则路径捷便。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又往往指正南正北方向。汉帝国交通地理的“直单于庭”方向，即直接关系军事交通格局，也与经济交通形势有密切关系。这一方向，与起点于九原即五原的秦始皇直道正相对应。秦始皇直道“直”的意义，因此可以得到进一步理解的条件。汉帝国北上“直单于庭”方向有利于经济交往的积极作用，在讨论丝绸之路史的学术主题中有值得重视的意义。《史记》说“单于之庭直代、云中”，由“代”而“云中”，体现西汉初期与西汉中期的历史变化。有学者注意到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出定襄”“遇单于”的明确的历史记录，以为“定襄”“直单于庭”。就“直单于庭”方向而言，位于五原郡与云中郡之间，现今内蒙古包头土默特右旗的空间位置具有坐标性的地位。其交通史的作用，在后世依然长期发挥，因而形成有久远影响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汉代；直；单于庭；军事；经济；丝绸之路史

  秦汉交通地理语汇“直”，言“正”。方向正对，则路径捷便。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又往往指正南正北方向。汉帝国交通地理的“直单于庭”方向，即直接关系军事交通格局，也与经济交通形势有密切关系。这一方向，与起点于九原即五原的秦始皇直道正相对应。秦始皇直道“直”的意义，因此可以得到进一步理解的条件。汉帝国北上“直单于庭”方向有利于经济交往的积极作用，在讨论丝绸之路史的学术主题中有值得重视的意义。《史记》说“单于之庭直代、云中”，由“代”而“云中”，体现西汉初期与西汉中期的历史变化。有学者注意到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出定襄”“遇单于”的明确的历史记录，以为“定襄”“直单于庭”。就“直单于庭”方向而言，位于五原郡与云中郡之间，现今内蒙古包头土默特右旗的空间位置具有坐标性的地位。其交通史的作用，后世依然显著。

1.“直单于庭”方位

《史》《汉》等史籍有言及“直”“单于庭”的记述。所指示的方位涉及地理意识、民族格局、军事战略和文化形势。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分述冒顿时代匈奴各部力量分布：“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所谓“直上谷”，司马贞《索隐》引姚氏云：“古字例以‘直’为‘值’。值者，当也。”张守节《正义》：“上谷郡，今妫州也。言匈奴东方南出，直当妫州也。”所谓“直上郡”，张守节《正义》：“上郡故城在泾州上县东南五十里。言匈奴西方南直当绥州也。”关于“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司马贞《索隐》：“案：谓匈奴所都处为‘庭’。乐产云‘单于无城郭，不知何以国之。穹庐前地若庭，故云庭’。”张守节《正义》：“代郡城，北狄代国，秦汉代县城也，在蔚州羌胡县北百五十里。云中故城，赵云中城，秦云中郡，在胜州榆林县东北四十里。言匈奴之南直当代、云中也。”[1]《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单于庭直代、云中。”《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钟、代、石、北，迫近胡寇，……”[2]

      在匈奴史进程中，“单于庭”的方位在不同历史阶段是有变化的。由起初“直代”，即著名的所谓“平城之围”[3]，“白登七日”[4]，以至“马邑之谋”[5]发生时期的军事地理形势背景，到后来向“西北”方向有所移动，出现“单于庭直……云中”的形势。随着军事局势转换，情形又有所变化，《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记载：“乌维单于立十岁而死，子乌师庐立为单于。年少，号为儿单于。是岁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6]大致在这时，匈奴总体向“西北”方向移动，其左翼“直云中”，右翼“直酒泉、燉煌郡”，其“单于庭”大致正对今内蒙古包头方向。

    《后汉书》卷一九《耿夔传》：“将精骑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单于廷，……”[7]所谓“直奔北单于廷”，则“直”“北单于廷”之方位已在“居延塞”正北。

应当说，在汉武帝时代至昭宣时代，即汉与匈奴关系史最关键的历史阶段，汉王朝“直”“单于庭”方位大致对应朔方地方。这与秦始皇时代北河经营部署蒙恬军主力的战略方向大体一致。秦代与汉武帝时代“北边”经营的重心正在这里。[8]

      汉初，匈奴内侵的主要方向在“钟、代、石、北”一带，这与“单于之庭直代”直接相关。《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诏曰：‘代地居常山之北，与夷狄边，赵乃从山南有之，远，数有胡寇，难以为国。颇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属代，……’”[9]《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10]这一情形，可能与秦始皇时代在九原方向积极的军事态势有关。[11]也与代地等区域复杂的政治文化形势有关。[12]

      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一七《汉书·霍去病传》讨论“‘去病始为出定襄’至‘令青出定襄’”的记述，有这样的分析：“代郡、云中皆直单于庭，大将军出定襄反遇单于者，时单于度幕远徙，非故所居地。《李广传》云：大将军出塞，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故与始时捕虏所传者不同。是役若二将合兵，票骑率力战深入之士穷追，则单于败散之余，几可获矣。”[13]注意到“时单于度幕远徙，非故所居地”情形，则“直单于庭”方位，有所变化。又《义门读书记》卷二〇《汉书·匈奴传》关于“其明年春，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十余万骑，仍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的记述，写道：“复遣大军直单于庭北出。”[14]也以为“定襄”“直单于庭”。何焯的这一判断，为王先谦《汉书补注》有关《匈奴传上》的论说所采信。[15]

      西汉中后期，“直匈奴庭”的朔方地区，依恃秦直道优越的交通条件，进行了严密的军事防备，这里也成为事实上“北边”的中点。[16]汉与匈奴等民族的外交来往与经济联系，也主要通过这一路径实现。[17]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二八《袁盎晁错传》题下关于“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有所分析：

此谓北边东起幽燕，西至陇右、河西也。

以汉郡言之，上谷、代郡、渔阳、右北平之塞，当匈奴左地。左贤王所部。极于辽西。明之边鎭则大宁及辽、蓟二镇，今之土默特、科尔沁等部落。

云中、雁门、定襄、五原之塞，为匈奴中地。直单于庭。明之宣府、大同、山西边，今归化城、吴喇忒部落。

上郡、陇西、北地之塞，当匈奴右地。右贤王所部。[18]极于酒泉、敦煌，延联西域。明之榆林、宁夏、固原、甘肃，今之鄂尔多斯、青海，而嘉峪关及酒泉塞、哈密国，为车师地。

延袤万余里备多而力分，其边患汉与明略相似。晁错时河西四郡尙未开斥，故言边塞岀于陇西。[19]

此说为王先谦《汉书补注》有关《晁错传》的讨论所认可。[20]需要注意的是，沈钦韩以“今之土默特、科尔沁等部落”“当匈奴左地”以为“左贤王所部”，其实，今土默特左旗在西汉云中郡中部，土默特右旗在云中郡西部边缘靠近五原郡地方，显然应当“为匈奴中地”，可以判定“直单于庭”无疑。

2.“直”的语义

《说文·部》：“直，正见也。从十目。”段玉裁注：“《左传》曰：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其引申之义也。见之审则必能矫其枉。故曰正曲为直。谓以十目视，者无所逃也。”《说文·是部》：“是，直也。从日正。”段玉裁注：“《直部》曰：正见也。十目烛隐则曰直，以日为正则曰是。从日正会意。天下之物莫正于日也。《左传》曰：正直为正，正曲为直。”[21]《说文》以直视、直射的光学原理解释“直”，体现出汉代知识人值得赞赏的文化智慧。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记载了王朝使者向匈奴提出领土要求的著名故事：“乌珠留单于立，以第二阏氏子乐为左贤王，以第五阏氏子舆为右贤王，遣子右股奴王乌鞮牙斯入侍。汉遣中郎将夏侯藩、副校尉韩容使匈奴。时帝舅大司马票骑将军王根领尚书事，或说根曰：‘匈奴有斗入汉地，直张掖郡，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如得之，于边甚饶，国家有广地之实，将军显功，垂于无穷。’根为上言其利，上直欲从单于求之，为有不得，伤命损威。根即但以上指晓藩，令从藩所说而求之。藩至匈奴，以语次说单于曰：‘窃见匈奴斗入汉地，直张掖郡。汉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数百人寒苦，候望久劳。单于宜上书献此地，直断阏之，省两都尉士卒数百人，以复天子厚恩，其报必大。’单于曰：‘此天子诏语邪，将从使者所求也？’藩曰：‘诏指也，然藩亦为单于画善计耳。’单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怜父呼韩邪单于，从长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温偶駼王所居地也，未晓其形状所生，请遣使问之。’藩、容归汉。从复使匈奴，至则求地。单于曰：‘父兄传五世，汉不求此地，至知独求，何也？已问温偶駼王，匈奴西边诸侯作穹庐及车，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还，迁为太原太守。单于遣使上书，以藩求地状闻。诏报单于曰：‘藩擅称诏从单于求地，法当死，更大赦二，今徙藩为济南太守，不令当匈奴。’”所谓“上直欲从单于求之”，颜师古注：“直犹正耳。”[22]而两次出现的“直张掖郡”的说法，“直”也是正对的意思。

《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战而匈奴不利，薄莫，单于遂乘六骒，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23]《汉书》卷五五《李陵传》记载：“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直，骑可三万围陵军。”[24]《后汉书》卷一九《耿恭传》：“匈奴复来攻恭，恭募先登数千人直驰之，胡骑散走……”[25]这里使用的“直”字，也取同样的语义。

 关于论边疆民族之战略形势时使用“直”字的其他例证，又有《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越直长沙者，因王子定长沙以北，西走蜀、汉中。”裴骃《集解》：“如淳曰；‘南越直长沙者，因王子定也。’”司马贞《索隐》：“案：谓南越之地与长沙地相接。值者，因长沙王子以定长沙以北也。”[26]当然，“越直长沙”与“单于之庭直代、云中”跨度甚大有所不同，分析其原因，应当考虑草原地貌及匈奴游徙频繁，机动性极强等特点。

4.汉“直”“单于庭”方向交通的军事意义

  汉王朝组织往长城文化带移民。汉文帝听从晁错的建议，“募民徙塞下”，所言“塞下”，据晁错所言，“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47]此“塞下”先言“燕代”，亦及“上郡、北地、陇西”。至于汉武帝时代，则大规模组织安置的“北边”移民，主要落户于“直”“单于庭”方向。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募民徙朔方十万口。[48]元狩三年（前120），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49]或说“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50]在这样的形势下，“直”“单于庭”方向的经济条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因政府统一规划组织“徙塞下”的移民经历长途交通形式来到这里，随后又长期维护着这一方向的交通条件。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记载：“元帝初即位，呼韩邪单于复上书，言民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焉。”[51]可知这一时期呼韩邪单于部众活动于“云中、五原郡”以北地方。此次“转谷”运输，推想应当通过直道。

  汉元帝初元二年（前47），“汉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呼韩邪单于侍子”，“昌、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颜师古注：“诺水即今突厥地诺真水也。”[52]对于“诺水”和“诺真水”，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的解释都是“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百灵庙镇）东北之艾不盖河”。[53]“其后呼韩邪竟北归庭，人众稍稍归之，国中遂定。”此后，“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入朝”的起点和王昭君北上的终点，都已经在单于庭。但是来往道路的走向应当与此前并无大的变化。

  前引《资治通鉴》卷二七“汉宣帝甘露二年”胡三省注，以为“发过所七郡郡二千骑，为陈道上”之所谓“七郡”，“谓过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而后至长安也。”林幹以此作为分析王昭君出塞路径的参考。林幹认为，王昭君随呼韩邪返回漠北单于庭，首先从长安出发，过左冯翊（长安东北），经北地（今甘肃庆阳县）、上郡（今陕西榆林县）、西河（今内蒙东胜市）、朔方（今内蒙杭锦旗）、至五原（今包头市），出五原向西至朔方郡临河县（今内蒙临河市东北）、渡北河（今乌加河），向西北出高阙（今石兰计山口）、越过长城，便离开了汉地，进入匈奴辖区。最终直达单于庭（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附近）。[54]所论“至五原”“出五原”的路径是比较确定的。所谓“出五原向西”，则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推测成分。

  汉帝国“直”“单于庭”方向交通格局体现的效能，与丝绸之路史有关。

  汉与匈奴之间的“关市”贸易汉初即已出现。《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55]这是《史记》中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有关汉与匈奴“通关市”的记录。然而，我们通过“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句式中所谓“复与”与所谓“故约”，可以知道此前“与匈奴和亲”，“遣公主”的时期，“通关市”早已实现。此后，又有汉武帝时代的历史记录：“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56]自汉武帝时代起，北边“关市”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新的发展。前引《史记》卷一〇〇《匈奴列传》“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句后，又说：“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57]《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的记载是：“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58]《史记》“厚遇，通关市”，《汉书》作“厚遇关市”。汉与匈奴进入战争状态期间，“关市”依然发挥着经济联系的作用。《史记》卷一〇〇《匈奴列传》：“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对于“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张守节《正义》引如淳云：“得具以利中伤之。”而《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同样内容颜师古注的说法可能更为准确：“以关市中其意。”《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还记载：“自马邑军后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可见当时“关市”对匈奴人的吸引力。[59]

  正如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60]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回顾“奴隶制”以来的历史时也曾经指出，历史“逐渐发展”的重要因素，包括“战争和交易这种外部交往的扩大”。[61]“关市”可能分布于“北边”沿线各郡即当时所谓“北边郡”。[62]而“直道”所对应的“北边”最重要的关塞，因借助“直道”交通便利，又正当匈奴单于庭，可能是“战争和交易这种外部交往”共同密集发生的方位。《史记》卷一二〇《汲郑列传》：“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史记》卷二〇《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和《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均作“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记述重心有略微差异。关于“当路塞”，司马贞《索隐》：“苏林云：‘直当道之塞。’”[63]《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颜师古注：“塞之当行道处者。”[64]所谓“路”，所谓“行道”，就道路规格和通行效率言之，“直道”显然是“直北”通道中条件最优越者。

 汉王朝以“赐”的形式向匈奴输送的物资中送，丝绸织品、“絮”以及成衣等堪称大宗。以具有计量统计意义的史籍记载为例，可见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甘露三年（前51），“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赐以冠带衣裳，……衣被七十七袭，锦锈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汉宣帝黄龙元年（前50），“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单于上书愿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赐锦绣缯帛二万匹，絮二万斤，它如竟宁时。”“（汉哀帝）元寿二年，单于来朝，……加赐衣三百七十袭，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它如河平时。”“礼赐”逐次增益，所“加”往往“倍于”前。[65]自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至汉哀帝元寿二年（前1）50年间，多次赐匈奴“锦帛”及“絮”，数量逐次增加。仅简单累计，至于“锦绣缯帛”8万匹，“絮”8万斤。[66]这较汉初所谓“输遗匈奴甚厚”的情形[67]，已经超越了很多倍。[68]《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69]透露的数据可以参考。如此惊人的数额，是否仅仅用以满足解决匈奴“民众困乏”[70]的需要？可以推想，匈奴得到超出实际消费需要数额的“锦绣缯帛”和“絮”，是可以通过转输交易的方式获取更大利益的。匈奴方面对于“汉所输匈奴缯絮”要求质量水准“必善美”的强势态度[71]，也值得注意。

  匈奴人善于商业经营。[72]汉王朝输送至匈奴的丝绸及丝绸制品数量颇多，不能排除匈奴人将满足自身需要之外的中原织品继续转输其他部族以谋取贸易收入的可能。而汉地织品北运，应当充分利用了“直”“单于庭”交通的便利条件。因“直道”通行路径的优越以及草原交通的便利，很可能可以实现更高的商运效率。[73]这一情形，值得丝绸之路史研究者注意。

编者按；文章来源：《先秦秦汉史》微信公众号，原文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1期。引用请据原文。

排版编辑：包·苏那嘎

出品单位：呼和浩特市昭君文化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