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汉初期，各政治集团的领土主权意识比之秦代均有了显著提升，这也成为边疆思想成熟化、体系化的理论基础。以刘邦为代表的汉初统治阶层面对错综复杂的边疆形势，就治边之策进行了积极探索，建构起庞大多元的边疆经略体系。汉初的边疆思想，以对疆土资源战略意义的清晰认知为前提，以“过秦”复古为主要特征，运用多元化的方法举措，在“黄老无为”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了边疆区域的安宁和平，为西汉中期边疆思想的“有为”化转向提供了缓冲界域和强大动因。

关键词：汉初；边疆思想；黄老无为；边疆经略；南北边疆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8)04-0117-06

汉初承秦末战火余烬，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统治集团遂大兴黄老无为之术，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上一承秦制，无所革易。为解决现实困境，汉初统治者在边疆经略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现实视野和求索精神，与汉承秦制的时代背景大异其趣。

 一、汉初边疆认知与夷夏观念的演进互动

先秦以降，华夏族群经漫长发展交融，族群文化与族群意识日渐趋同。秦的统一则为华夏族群进一步深度融合提供了文化、经济和政治基础，对于汉民族的最终形成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统一后的秦帝国南征百越，北驱匈奴，以强大武力推动疆土外扩，并通过修筑长城、设郡立县等方式，促进华夏文化圈的形成，为区域内多民族混合体的深度交汇融合提供了坚实保障，先秦时代关于夷夏五方格局的理论设想也在此时无限接近现实。

汉初就地理空间而言，华夏族群居中，四夷被隔绝于边境之外。四夷中以匈奴集团的实力最为强大，因此对匈问题的处理成为西汉整体边疆经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汉初的边疆思想特征亦在对匈政策上得到了最为鲜明集中的反映和体现。

阅诸史籍，可知匈奴与中原诸国的争端由来已久。早在战国时代，秦、赵、燕三国与匈奴相邻，匈奴即不时骚扰边境，只不过时以中原势强而匈奴力弱，故未成大患。秦统一之后，秦始皇以“亡秦者胡”之谣传“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1]经此一役,匈奴故地多为秦所有，北却七百余里，乃至“不敢南下而牧马”。[1]肆后，秦以急政，二世而亡。秦末群雄纷争，天下大乱，匈奴始有机会恢复旧境“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1]西汉立国之初，尽管匈奴依然不时侵边,但这种局部纠纷并未直接演化为政治军事之争。

值得注意的是，汉初汉匈双方的疆土认知水平比之秦时有了显著的提升，疆土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于国家重大决策的影响日益明显，甚至成为决定性因素，匈奴的边疆领土主权意识尤为强烈。史载，时东胡强盛，求弃地于匈奴，冒顿单于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1]显示出匈奴高层对主权疆域的高度重视。此后，冒顿单于东征西讨，疆土大为拓展“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1]匈奴边疆意识之强烈，不仅表现在对疆土主权的重视上，在其社会内部的组织结构上同样有所体现。为免除争议,匈奴内部对各势力集团的领地范围进行了明确划分，各守其土“诸左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东，接秽貉、朝鲜。右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单于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2]这样清晰的领土划分方式，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匈奴疆土观念和主权意识的高度发达。

匈奴前述意识的兴起，有其背后的动因。拉铁摩尔指出，秦汉之际，北部依存于绿洲与草原的游牧民族完成了从边缘游牧制度到完全游牧制度的过渡。[3]匈奴人社会性质的变迁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性，进入完全游牧制度的匈奴人对草原资源的依赖性超乎以往,这种依赖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游牧部族对其领土范围的主权意识，匈奴自冒顿单于开始表现出强烈的边疆意识，其原因或缘于此。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则是早期匈奴被秦人北逐，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这种经历也加剧了匈奴人对水草丰美的土地资源的强烈渴望。

汉初白登山之战，对双方关系的发展走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关于此战的原委及影响详于下文，此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汉匈双方在此战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疆土意识。

首先，可以明确，战国晚期夷夏观念已然式微，秦人开创一统之局，其夷夏观之淡薄亦与先秦时代大相径庭。汉承秦制，也全面继承了秦王朝的边疆理念，其边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多是以政治、军事回报为主要出发点，而非基于夷夏观念。匈奴之扰边，以及汉之征伐匈奴，皆缘于夷夏观念以外的政治、军事或经济因素。换言之，匈奴不断侵边与汉匈间的族际对立无关。真正的原因在于,匈奴的游牧社会经济制度存在致命缺陷,必须要通过掳掠汉地来弥补其经济形式的缺陷。除此之外，作为几种反汉势力依托的最大载体,匈奴与韩王信、卢绾等反汉势力的联合，使其站立在西汉王朝的对立阵营中。

平城之战，汉高帝之所以御驾亲征，最直接的原因是韩王信之降匈奴，使汉朝的边疆政治形势陡然恶化。当时，韩王信身负御边之责，擅以马邑降胡。《史记•韩信卢绾列传》载“七年冬，上自往击，破信军铜鞮，斩其将王喜。信亡走匈奴。”[1]《史记•陈丞相世家》载“(陈平)以护军中尉从攻反者韩王信于代。卒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不得食”。[1]又据《刘敬传》：“汉七年，韩王信反，高帝自往击之。至晋阳，闻信与匈奴欲共击汉,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刘敬以其有意示弱见短，必有所图，劝高帝谨慎进军，高帝不从其议，“是时汉兵已逾句注，二十馀万兵已业行”。[1]汉高帝之所以拒绝刘敬的建议，一方面或因自大之情，另一方面则是因大军已发，这一战势所难免。由这几则文献，我们可以获取的最重要的信息是汉此度出征，直接打击目的实为韩王信而非匈奴，这次战役的初始属性实为汉朝与反汉势力之间的斗争，无关汉匈之间的夷夏之争。

事实上，汉人对于匈奴领土向无觊觎之心。时汉臣以为：“且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1]即是说，西汉方面早就认识到，对于匈奴的军事征伐很难获得现实回报，对匈奴领土的兼并并无现实意义。而匈奴的看法与此类似。平城之围，陈平为求解围重贿匈奴阏氏，后者劝谏冒顿单于撤兵时称“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又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1]这段话一方面表明匈奴方面承认中原政权的合法地位,认可两强并立的政治格局；另一方面,在匈奴人眼中，中原之地适于农耕，对于以游牧经济为主的游牧部落而言并无实际意义，这种认知决定了匈奴对草原领土和“汉地”的不同态度。匈奴阏氏前述言辞亦在佐证匈奴并无入主中原的政治理想，这与汉人无意于征服草原有异曲同工之妙。换言之，汉匈双方在认可两强并立的政治军事格局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这也是此后双方缔结和平共处盟约最坚定的现实基础。

汉匈双方最终达成和亲协议，彼此承认故地领土主权，这一共识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基础性条件。汉文帝之时，曾在与匈奴书中重申先帝之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1]可见，长城当为汉初汉匈双方共同认可的领土分界线，以长城为界，内外两片疆域分别代表着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

总的来说，西汉初期，汉匈彼此相安无事，是其对领土资源需求类型迥异的必然结果。此后，随着夷夏关系和夷夏观念的转化，决定汉匈边疆走向的因素日趋复杂多元,汉代边疆思想亦因此表现出回旋往复的演进轨迹。

二、汉与匈奴和亲“主动性”与“被动性”之辨

前文已述，平城之战一方面使西汉认识到了匈奴强大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也使汉匈双方共同意识到彼此所需有异，匈奴集团作为西汉王朝潜在隐患的可能性已被消除，这两方面的因素最终推动汉匈关系由紧张趋向缓和，两国亦由敌对之国变成兄弟之邦。

汉高帝用刘敬之策，采取了与匈奴和亲联姻策略“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1]汉匈之间和亲联姻的实质，是汉朝通过政治联姻和物质财富来换取边境的和平安宁。而检诸史籍可知，无论嫁女于匈奴、以岁币换取和平，抑或相约为兄弟，皆非西汉当政者首创。

政治联姻古已有之，如《国语•晋语一》史苏称历称三代政治联姻之事：“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宠，生伯服，于是乎与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4]此即先有之例，此度联姻也为西周的覆亡埋下伏笔。此皆政治联姻之先例。

夷夏间通过经济交易手段实现边疆安宁同样早有传统《左传•襄公四年》载晋大夫魏绛述和戎五利，他以为“戎狄荐居，贵货易土”，一旦与之金货财富，则可“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穡人成功”，[5]西汉对匈奴的经略思想实即效此故智，且付诸实践。

关于此度汉匈联姻，学界一般认为是西汉王朝在白登之围后，迫于实力不敌匈奴的无奈之举，为一种完全被动的选择，持此论者甚众，此不赘述。然而李大龙先生就此问题提出一个新的观点，他认为刘敬“和亲”之议的实质是试图通过中原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来同化匈奴，这一点又深受先秦时期“用夏变夷”思想的影响。[6]这是少有的从西汉方面主动的视角来审视汉匈间的和亲联姻政策，亦为汉匈和亲的深度考察，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笔者以为，关于汉匈和亲联姻政策的主动性与被动性，可以与汉承秦制、秦代“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众所周知，“王者无外”是先秦诸子的共同理想，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大一统”理念的提出，均表明着先秦时期的人们对于“王者无外”境界的不懈追求，这也是秦王朝边疆思想的理论渊源。因此，秦王朝统一天下后，仍向四境极尽军威，表现出鲜明的“王者无外”理念特征。只不过，与先秦儒家主张通过德治手段实现“无外”境界不同，秦王朝把践行这一理念的方式改为武力征伐。

而“王者无外”本身就代表了一种积极进取的主动性理念，汉高帝与匈奴之战，是对秦帝国以武力践行“无外”思想的形式继承。汉匈之战以西汉的失利告终，后者对双方形势有了清醒认识后，便把武力征讨转换为“和亲”之策，不过这是在保持既有边疆理念不变这一前提下的形式改变，而非主旨革易。

换言之，先秦到汉初“王者无外”的具体实现途径经历了德治感召、武力征讨以及和亲同化这三种模式的演变，这体现了理论与现实情况的不同结合，但是“王者无外”的主动性特征并未发生变化。

重新审视刘敬劝谏高帝之辞，“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1]笔者认为，考虑到秦汉之际夷夏观念淡漠的现实，西汉统治者未必在制定和亲联姻之策时，就已经明确产生了“用夏变夷”的想法，但和亲政策的设定和实施应当是一种主动性边疆策略。西汉王朝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完成对匈奴的文化同化，以解除其对自身的威胁,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也符合“王者无外”的逻辑特征。

然而，汉初的和亲联姻政策并未收到预料中的效果。在与汉朝缔结和约之后，匈奴仍然不时南下扰边，前文已述，这种侵扰其实是由匈奴自身经济体制不完善导致的必然结果。不过，达成和约之后的侵边与此前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这在客观加剧了汉匈之间的族际矛盾，同时也在强化着汉王朝的夷夏观念，推动“王者无外”族群观向“夷夏之辨”方向转变，汉朝对于匈奴文化认同的根基亦因此不断瓦解。吕后时“冒顿浸骄”，与吕后书中有不恭之辞，吕后阅后震怒，与群臣共议发兵击之。季布复引高祖平城之围为辞，以为：“且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2]此处直以禽兽称匈奴，与昔日的“昆弟”之谊相去远矣。

汉文帝时期，西汉王朝再次向匈奴强调彼此之间互为“兄弟之国”，“今天下大安，万民熙熙，朕与单于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细故，谋臣计失，皆不足以离兄弟之欢。朕闻天不颇覆，地不偏载。朕与单于皆捐往细故，俱蹈大道，堕坏前恶，以图长久，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1]后二年，又称：“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故遣使者冠盖相望, 结轶於道，以谕朕意於单于。今单于反古之道, 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亲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已定，始于今年。”[1]文帝于此重申汉匈的兄弟之欢，欲使两国之民亲若一家，此为汉初开国时 期的夷夏观念之余绪。只不过，随着汉匈矛盾的日益激化，夷夏观念的转向已经无可避免“兄弟之国”已成徒具形式的外交辞令。事实上，就在文帝时期，西汉王朝对匈奴的侵边开始主动性反击，文帝屡有兴兵讨伐之意，甚至表露出远效太祖皇帝御驾远征的意图，此皆为当时族群观念和边疆思想发生巨大转折的缩影。

这种理念转变，意味着自秦帝国以来延续至今的“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失败，“夷夏之辨”再度成为影响边疆思想演变的主导性理念。而在基于后者创建的族群理论体系中，边疆之地和边疆之人并不在华夏文明的范畴之内，汉匈间形成于汉初的彼此文化认同由此失去了理论依据。因此文帝之世，尽管汉匈的和亲关系依然存在于外交辞令之中，可是双方罅隙日生，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汉文之世，汉匈关系日趋紧张，和亲时时处于崩溃的边缘，不过此时“黄老无为”的治国理念已经确立，故和亲的形式仍然得以在紧张的边疆氛围中勉力维持。有学人指出，汉初统治者对匈奴采取消极防御战略的原因，不仅出于经济凋敝以及政局动荡的原因，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汉朝未能寻找到有效的抗击匈奴的战略战术。[7]此说颇得其要，而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在“黄老”思想的禁锢下，人们惯于墨守成规，缺乏求新立异的精神和勇气。

总而言之，笔者以为，西汉初期的和亲联姻之策始为一种主动性政策，是秦代“王者无外”思想的全新实践形式，带有鲜明的积极意味；不过，随着汉匈族际关系的恶化，在无力实现武力征讨的现实困境下，和亲联姻这一外交理念得以被保留，并逐渐转变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性策略。与此同时，在汉文之世，随着夷夏观念的保守化和族际矛盾的尖锐化，基于汉朝君民的忍让而勉强维系的和亲局面日益崩溃，汉代边疆思想从“无为”到“有为”的演进亦成为大势所趋。

三、汉初分封视野下的边疆理念复古风潮

与严峻紧张的汉匈关系相比，汉初南部边疆形势较为简单清晰。南方诸夷以积弱之势，难以对中原政权形成实质性威胁，因此西汉初期的南北边疆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治边态度和理戎观念。概而言之，由于匈奴势力虎踞于长城之外，故在最具战略意义的北部边疆治理方略上，西汉王朝默守成规、无为而治，以最大限度的容忍来勉力维持和平局面；在帝国内部以及其他方向，边疆理念则表现出明显的复古倾向“诸侯有道，守在四方”的古老思想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前者已详于前文，后者的现实例证则是西汉于建国之初分封诸王，摧毁了秦时“海内为郡县”的行政区划体系，转而构建郡国并行的二元行政体制。

汉高帝登基为帝之后，大封诸王，除刘氏宗族外，共封异姓王八人：楚王韩信、梁王彭越、韩王信、长沙王吴芮、燕王卢绾、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赵王张敖。异姓八王中因汉而王者仅楚、韩、梁、燕四王，其余四王则在项羽之时已受封为王。考虑到楚汉相争时复杂多变的军事形势，以及汉初布衣卿相的千古未有局面，有观点认为刘邦恢复封建制的动机，是作为获取诸王支持的交易筹码，属无奈之举。[8]笔者以为，此说固有道理，但考察汉初封建诸侯这一事件的时代背景及背后动因，不应忽略当时治国理念和疆土意识过秦效周、慕旧复古风气对此造成的重要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汉初分封可视为南部边疆整体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践方式。

周代封建之义，为众所周知之事“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惟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9]《春秋左传》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7]意为天子本应使四夷为守，一旦天子微弱，无力制御百蛮，便只能以诸侯为其守土。从汉初诸侯国的地理分布形势来看，诸侯王对中央形成环抱之势，其实即是周代古义在现实世界中的重现，这也与西周以降传统的行政区域观念相一致。

事实上，秦代统一之后，以天下为郡县，在施行之初非无争议。秦相王绾以为：“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1]群臣多以此议为便，不过秦始皇卒从李斯之议，废封建而立郡县。秦始皇三十四年，淳于越再度上书，请封子弟以为枝辅。[1]由此可见，建立于列国争雄基础之上的秦帝国，在其统一宇内之后，裂土分封的诉求仍是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历久未灭。

秦急政而亡，其所施行的治国理念和革故鼎新之举均被视为亡国之由，被纳入汉初“过秦”的范畴之内，周制重新为时人所怀念和向往。陆贾以为“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10]贾谊以为如秦能“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止矣”。[10]班固称秦亡之由：“因矜其所习，自任私知，姗笑三代，荡灭古法，窃自号为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陈、吴奋其白挺，刘、项随而毙之。故曰，周过其历，秦不及期，国势然也。”[2]

汉初过秦，自有其夸张之处，不过亦可反映出，秦统一之后以政治强权一举废封建而立郡县，全面推进郡县制的施行，确有操之过急之嫌。事实上，从分封制向单一的郡县制转变，必然无法一蹴而就，而是一定的历史时期完成逐渐转化。汉初的郡国并行，在客观上为从封建制全面过渡到郡县制的一种缓冲制度；从汉初统治者的主观层面来看，则有明显的过秦复古之意。

关于汉初分封，唐人柳宗元曾在《封建论》中称：“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1]此处明言汉初分封，矫秦之枉，徇周之旧制。对此，吕思勉先生认为：“封建之制，至秦灭六国，也已不可复行。然当时之人，不知其不可行也。乃以秦灭六国，为反常之事。”[12]秦亡以后，非独汉人有复古之志，项羽亦曾于亡秦后大封诸王。一般认为项氏的分封制并非直接承自周制，而为一种以楚旧封制的扩大化为基础的新楚制，不过这种分封思想于楚汉之际颇有声势，亦对早期汉制之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13]事实上，周汉相隔久远，在汉初封建的理念与原则上，相较于遥远而模糊的周代而言，秦楚汉间的现实影响无疑更为深刻实在。[14]也就是说,刘邦于汉初大封诸侯，远循周之精神，近效楚之制度，但是无论汉初封建制度是否直接传承自周代，这都是对秦代全面郡县制的根本否定，是在行政管理体制上的一种理念复古，汉初欲以诸侯为天子之守，作为其边疆思想的现实贯彻方式，当无疑义。

如前所述，汉初之所以采取南北迥异的边疆策略，与各方形势缓急相异有直接关系，正是因为南方诸夷不足以对中原形成与匈奴类似的实质性威胁，汉帝始以此种方式来经略南疆。然而，亦是因此之故，异姓诸侯对中央的守护作用流于形式，对中央的威胁反而显露出来，成为中央政府的腹心之疾。自汉六年（前202年）灭燕王臧荼起,至高帝十二年（前195年）继臧荼受封燕王的卢绾逃入匈奴，七年之间，异姓诸王中除长沙王吴芮之外，均被剪除。

同姓王的封建几乎与着手剪除异姓王同时开始，在除掉楚王韩信后，谋士田肯请刘邦分封子弟“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二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故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1]这番言论与当年王绾劝秦始皇之语颇为类似，而前文已述，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分封诸王确有其现实需求和舆论呼声。刘邦随即立文信君刘交为楚王，此后随着异姓王被逐渐剪除，同姓封王者数量渐众，逐渐取代了原有的异姓诸侯王。司马迁如是描述刘邦设置同姓诸侯王的动机“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1]以及“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盘石之宗也。”[1]班固称汉初封建：“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 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 诸侯比境，周币三垂，外接胡越。……而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可谓挢枉过其正矣。虽然，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又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内晏加，亡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2]班固所说“诸侯比境，周币三垂，外接胡、越”，其实旨在说明汉初之设诸侯国的本意，是欲使其如周代一般起到拱卫中央的屏翰作用。

简单地说，主要是由于汉初统治者对异姓王者的怀疑态度，故以同姓王代之。从平定诸吕事件来看，汉祚不绝，正是因为诸侯的拱卫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从诸侯国地理分布来看，各国诸侯作为隔绝中央与周边四夷的屏障，也确实成为夷夏之间的缓冲地带，充分发挥了“守在四方”的作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以同姓王替代异姓王并未改变汉初分封诸侯的战略意义，也自然无法解决诸侯与中央集权帝国的天然矛盾，此后爆发的“七王之乱”即于此处埋下伏笔。

汉承秦制，不仅限于政治制度和治国思想层面，在夷夏观念、边疆理念等方面亦有鲜明的体现。汉匈双方于平城之战后，在对彼此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缔结和约，并通过政治联姻，开创了西汉北部边疆的安定局面。不过，秦汉之际适值华夏族群经数百年交汇互融而愈发表现出文化一元性趋势的历史阶段，在匈奴毁约侵边的情况下，族际矛盾的不断激化成为必然。在北部边疆之外的其他方向，西汉王朝借助古义，通过封建诸侯王的方式来构建另外一套夷夏边防体系。不过，事实证明这种形式上的复古并不具备现实意义，反而成为大一统集权帝国体系中的隐患。总的来说，汉初的边疆思想首先表现出对秦帝国旧有传统的全面继承，不过这种效仿在平城战后戛然而止，汉初统治者以维持和平现状的“无为”理念为主旨，努力通过军事征伐以外的手段来构建更复杂、更富针对性的差异化边疆经略体系，致力于打造各方边疆夷夏相安格局。但是，随着夷夏观念的转化以及双方的实力消长，至迟到汉文帝之朝，汉代边疆思想已经表现出强烈的“有为”化倾向，这种理论呼声和现实需求为汉武帝开启边疆“大有为”时代提供了强大动因和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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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原文载于《学术探索》，2018年4月。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