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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的动物造型艺术与图腾文化

日期:2021-04-12 来源:大连大学学报 浏览次数:3131次 字体大小 关闭


[摘  要]  匈奴的动物造型艺术,受独特的生态环境影响成为其文化内涵的主要特征。匈奴民族不仅把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在器物上予以艺术化,还代表了经济类型、生活情景和民族性格,更 具有深刻的图腾文化含义,这是匈奴物质文化和观念文化有机结合的象征。


[关 键 词]  匈奴民族;造型艺术;图腾文化    [中图分类号]  J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395(2005)03-0051-04


匈奴文化的主要内涵为各种质地上的动物造型 , 这不仅体现了战国至汉朝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生活情景 , 更能反映当时与日常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原始宗教 ——图腾崇拜的状况。匈奴曾经历了很长时期的原始部落阶段 , 从事畜牧业和狩猎经济 , 动植物成为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在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极为低下的条件下 , 要驯养和获取自然的产物 , 往往要历尽艰辛 , 并且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 , 以此作为生活资料 , 加之游而不定的生活方式 , 长期以来依靠牧畜和野生动物而生存 , 逐渐形成了对动物的依赖性 , 进而开始对动物的崇拜 , 以便更好地解决日常生活来源。费尔巴哈曾说 : “对自然的依赖感 ,再加上那种把自然看成一个任意作为的 , 有人格的实体的想法 , 就是献祭这一自然宗教的基本行为的基础。”[1] 20世纪 50 年代以后 , 在中国的内蒙古、宁夏、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及蒙古国、俄罗斯等地区 , 发现了很多匈奴的遗址和墓葬 , 出土了大量带有动物装饰的器物 , 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至汉代 , 可以说明匈奴的动物造型艺术和文化特征。


一、匈奴的动物造型艺术


匈奴的动物造型艺术是从观察当时真实生活的实践中产生 , 是以形象的表现手法 , 对他们生活环境的描绘。战国晚期 , 正是匈奴势力开始强大的时期 ,出土器物的数量及动物造型种类非常丰富 , 时代特征比较明显。所表现的动物种类分食草动物、食肉动物、想象中的动物和杂类动物 , 其中 , 马、羊、牛、鹿、虎、狼、豹、鸟是动物造型的主体。以单体动物、动物间咬斗和争斗为造型。这个时期以动物作装饰风格 , 写实性很强 , 用立雕、圆雕、浮雕来表现具体动物形象。


禽类的艺术造型是战国时期匈奴金银器动物纹饰中表现手法较多的一种。写实性的飞禽 , 以立雕的手法表现整体效果。如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 [2] 出土的鹰顶金冠饰 , 鹰立于半球状冠顶上 ,展翅俯视 , 各部位都展示清晰 , 具有立体感。浮雕的手法表现飞禽的侧面 , 如阿鲁柴登出土的鹰形金缀饰 , 从侧面表现雄鹰的英姿。图案化的鸟纹以表现鸟的头部为主 , 分单头、三头、四头组成图案。如阿鲁柴登出土的鸟纹圆形扣饰、三鸟纹圆形扣饰、四鸟纹方形扣饰 , 用浮雕的手法表现 , 鸟首居中 , 鸟身抽象化 , 突出鸟首 , 美化图案。


马纹多为写实性 , 以浮雕的手法 , 表现马的侧面 , 马均呈卧式。如阿鲁柴登出土的金冠饰 , 马四肢内屈 , 腹着地 , 头下垂 , 作温驯之态 , 具有真实感。


羊纹是草食动物中使用最多的一种装饰 , 造型变化多端。写实性的羊纹 , 以浮雕的手法表现羊的侧面 , 羊呈卧式 , 主要用于冠带及服饰上。如阿鲁柴登出土的金冠带和盘角羊纹金缀饰。图案化羊纹 ,用浮雕的手法 , 表现羊的首部 , 分单首、三首、五首和多首组成的图案。如阿鲁柴登出土的羊纹金缀饰 ,羊首居中 , 身体反转组成圆形图案。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墓葬 [3] 出土的羊纹银扣饰 , 六羊聚首 ,吻部聚点为圆心 , 盘角为圆边 , 散作莲花状。


鹿纹为写实性 , 用圆雕和浮雕的手法表现鹿的整体及侧面。如陕西省神木县纳林高兔墓葬 [4]出土的银鹿 , 呈卧式 , 分雌雄 , 制作工艺采用合范浇铸。这种造型的鹿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及阿尔泰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中均有发现 , 说明为北方草原地区动物纹装饰的重要题材之一。


虎纹的造型分五种。其一 , 只表现虎首 , 如阿鲁柴登出土的银虎头、金虎头 , 以圆雕的手法 , 铸造而成 ; 其二 , 个体造型 , 静态中的虎均呈卧式 , 如阿鲁柴登出土的金冠带饰上的虎纹和卧虎形金缀饰 , 为模铸或模压而成。动态中的虎 , 如纳林高兔出土的金虎 , 以圆雕的手法呈现行走中虎的神态 ; 其三 , 群兽斗虎形 , 如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碾房渠窖藏 [5]出土的群狼斗虎纹金带扣 , 以写实的虎为主体 , 采用浅浮雕手法将附在虎身上的狼头刻画出来; 其四 , 虎食弱小动物形 , 如石灰沟出土的虎吞鹿纹银带扣, 凶猛的虎张口吞食瘦小的鹿。其五 , 写实性与图案化结合形 , 如阿鲁柴登出土的嵌宝石虎鸟纹金带饰 , 写实性的虎占主体 , 被捕食的鹰图案化的排列于虎身周围 , 以浮雕和镶嵌的手法将写实与图案化有机的结合起来。


怪兽纹集多种动物的特征为一体 , 如纳林高兔出土的鹿形怪兽纹金饰 , 为鹰喙兽身 , 头长鹿角 , 偶蹄。此类怪兽虽为想像之物 , 但组合体中的动物与现实生活有关 , 在斯基泰文化中普遍流行 , 应为外来的一种动物造型。


战国时期匈奴的动物造型不仅以个体形象为主 , 而且出现了多种动物组合构图 , 如虎牛、虎狼、虎鹿等图案。表现出每个动物的特征 , 尤其要表现出动物的精神状态 , 如虎的造型为体形厚重 , 四肢有力 , 把虎刻画成凶猛的神态 , 突出兽中之王的威风形象。图案化形象的动物纹相当普遍 , 在写实的基础上予以夸张 , 具有抽象性的艺术。如各种鸟纹扣饰和饰牌 , 以最具特征的鸟首居于突出的位置。对于猛禽的表现 , 以夸张的手法 , 极力突出猛禽的嘴 , 并将猛禽的头部排列于野兽的头、背、尾部 , 将野兽凶猛的性格更加形象化。在制作上多采用浮雕的手法 , 使器物装饰具有较强的立体感。制作工艺还有铸、模压、锤揲、抽丝、炸珠、编结、焊接、镂空等。其中 , 浮雕、圆雕、圆浮雕已大量使用 , 工艺非常精湛。阿鲁柴登、纳林高兔、碾房渠出土的金银饰品的动物反转式造型和怪兽纹 , 与分布于黑海北岸、北高加索地区斯基泰人的金饰品相近 , 这又是受西方文化影响 , 说明匈奴对外文化交流已很频繁。汉代匈奴的动物造型中所表现的动物种类有虎、怪兽、马、羊、鹿等 , 动物讲究对称图案 , 构图规范是这一时期的特色 , 动物造型由写实开始向图案化过渡。表现形式有单体动物、对称式复合动物和动物咬斗三种。


虎的艺术造型分个体和动物咬斗两种形式。如西沟畔 2 号墓 [6] 出土的虎形银节约 , 以浮雕手法铸造而成 , 虎头与身体组成椭圆形图案。虎豕咬斗纹金带饰 , 以浅浮雕的手法 , 写实性的刻画虎豕间的咬斗 , 并被局限于长方形框内 , 这是继承战国时期的遗风。以上两种饰件的背面錾刻汉文 , 应为汉文化影响的结果。


怪兽纹延续了战国时期的特征 , 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西沟畔 2 号墓出土的怪兽纹金饰片 , 怪兽为鸟喙、狼身 , 图案化的角长而卷曲 , 有单体造型 ,也有多兽排列形象 , 均采用模压的工艺制成浮雕式图案。


马纹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较多 , 如西沟畔 2 号墓出土的马纹金饰片 , 马的姿态有卧式和身体反转式 ,表现形式有单马、双马、四马 , 双马均以对称排列 , 并被局限在规范的框架内 , 以浮雕的手法模压而成。


鹿纹在西沟畔 4 号墓 [7] 出土的金耳坠上装饰 ,采用掐丝的工艺勾画出图案化的鹿纹 , 并加以镶嵌 ,使整个画面具有立体感。双鹿纹在甘肃省华池县 [8] 发现的一件金带饰上装饰 , 采用透雕手法铸造 , 这种讲究对称的图案布局 , 对后来鲜卑族金银器的影响很大。


羊纹开始出现写实与写意结合的构图 , 如西沟畔 4 号墓出土的盘角羊纹包金铁带饰 , 长方形托板上高浮雕一只盘角羊漫步于花草之中 , 打破了前期单纯动物构图的形式 , 衬以花草烘托动物周围的自然环境 , 抒发草原上烂漫的情怀。


西汉时期,由于匈奴与汉和亲,汉文化渗入较多,装饰品上的动物构图,也讲求和祥气氛,反映了匈奴器物装饰的时代特征。在工艺上,已由浅浮雕发展为高浮雕,透雕技法已开始使用,新出现包金、掐丝等工艺。


二、匈奴动物造型的文化含义和图腾崇拜


自早商以来,北方地区由于气候条件发生了变化,从温暖、湿润变得寒冷、干旱,这种气候已不适宜农业经济的发展,而宜于草原生长,发展牧业。在气候、生态发生转变的时期,经济类型以半农半牧为主,又发展到主体的畜牧业经济。当时的牧业经济相对稳定,在一定范围内从事牧业生产,直至马的驯服才为游牧经济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条件。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墓葬[9]出土了带倒刺的马衔,马头偏离方向时就会刺入,以便控制马,说明春秋时期就已驯服了马,北方民族从此进入游牧生活时期。


战国晚期 , 匈奴的游牧经济已非常发达 , 畜牧业和狩猎业成为社会经济的命脉。《史记》卷 110 《匈奴列传》记载 : “逐水草迁徙 , 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 ,然各有分地。” “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 , ⋯⋯” “儿能骑羊 , 引弓射鸟鼠 ; 少长则射狐兔 ; 用为食。⋯⋯其俗 , 宽则随畜 , 因射猎禽兽为生业。”匈奴的动物造型则以马、牛、羊、鹿、虎、鸟为最多 , 反映了当时的游牧式经济类型和生活方式。


匈奴自战国晚期强大以后 , 不断地征服草原地区的其他部族 , 东击东胡 , 西灭月氏 , 南并楼烦、白羊 , 北吞丁零 , 统一了北方草原地区。由于独特的草原生态环境和自身的发展 , 炼就了匈奴勇猛的民族性格 , 如同草原上生存的野兽猛禽一样而桀骜不驯 ,以至对西汉王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 经常南下入侵中原地区。所以 , 匈奴的动物造型不仅是游牧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 , 还代表了一种本身所具有的民族性格。


匈奴的动物造型不仅是游牧游猎经济的象征 ,还有其深刻的文化含义 , 这正是民族学所要挖掘和研究的主要内容。匈奴的动物造型是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下产生的一种具有自身发展体系的草原艺术 ,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成为匈奴文化的主要特征 ,并为匈奴图腾文化的产生和存在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动物本身来源于自然生态环境 , 与匈奴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 , 这就使匈奴对动物有着某种亲近感 , 最终产生对它们的崇拜 , 出现了最初的原始宗教。恩格斯曾指出 : “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10] 图腾崇拜是最原始的宗教形式 , 与原始时代出现虚幻的、超自然力观念密切相关 , 也与氏族外婚制和氏族组织密切相关。她负有维系血缘亲族关系和实行族外婚制的职能。同一图腾崇拜的人们被认为来自同一祖先的后代 , 属于同一社会组织 , 他们中的男女间严禁发生性关系。每一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信仰 , 他们一般选择与他们物质生产活动关系最为密切的某种动物、植物作为图腾崇拜的对象。


从匈奴的族源看经历了原始时代 , 有其最初的氏族组织形式。匈奴的氏族外婚制 , 在《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中多次提及。史书提到的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丘林氏常与单于的氏族挛 革是氏通婚 , 他们都属于不同的氏族 , 实行族外婚。如公元前 1 世纪后期出塞的汉宫女王昭君 , 她与复累株单于所生的两个女儿 , 原属于呼韩邪单于稽侯珊的氏族 , 后来长女云嫁于须卜氏族 , 故称为须卜居次云( 须卜系公主之意 ) 。可见 , 呼韩邪单于的氏族与须卜氏族实行外婚制。虽然汉代匈奴已经进入奴隶制时期 , 这一原始婚姻制度却一直保留下来。因此 , 图腾制在匈奴社会中是存在的 , 从众多的动物造型看还比较发达。


 “图腾”一名 , 为北美印第安阿尔衮琴部落奥吉布瓦方言 , 其实体是某种动物、植物、无生物或自然现象 , 涵义为血缘亲属、祖先和保护神。原始人把与自己日常生活中密切相关的动物、植物等作为血缘亲属或祖先或神加以崇拜 , 而产生图腾文化。由于特定的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 , 马、牛、羊、鹿、虎、鸟等动物便成为匈奴的崇拜物 , 即氏族或部落的标志物。


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匈奴的图腾崇拜 , 大量出土物上的动物造型虽然反映了匈奴文化内涵和艺术风格 , 也代表了一种原始信仰的深层含义。在动物造型的表现方式中 , 分单体动物、动物复合式和动物咬斗式 , 表现在图腾文化中又具有不同的含义。


单体动物表现形式的种类有马、牛、羊、驼、鹿、虎、豹、狼、野猪、狻猊、怪兽、龙、龟、刺猬、蛇、鸟、天鹅、鹤等 , 在造型中出现几率较多的有马、牛、羊、鹿、虎、豹、狼、鸟 , 这些动物与匈奴的日常生活最为密切 , 成为各个氏族或部落的图腾。如马、羊、鹿、虎的造型 , 在内蒙古等地匈奴墓葬和窖藏中出土的器物上都有装饰 , 风格和造型呈一致性 , 应作为匈奴民族共同体的图腾。最初 , 这些动物应为氏族或部落图腾 , 随着匈奴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 逐渐演变为民族图腾 , 故出现了多个动物图腾的崇拜。


复合动物组合式是由多种动物图案组成,展示草原生活的画面,也表现匈奴部落联盟的状况。如阿鲁柴登出土的鹰顶金冠饰,立雕的展翅雄鹰,伫立于狼、羊图案组成的半球状冠顶上,冠带上分别浮雕卧虎、卧马、卧羊图案。在一件冠饰上分别装饰有鹰、马、羊、虎、狼图案,而且突出雄鹰的造型,这不仅描绘了当时的草原生活情景,还有另一层寓意,即在战国晚期,匈奴以鹰部落为主体,一统虎、狼、马、羊部落而组成的部落联盟,这与当时匈奴的社会状况相符合。纳林高兔、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怪兽纹金饰件、怪兽纹金饰片,怪兽由鹰喙、兽身组成,头生鹿角,偶蹄,集多种动物为一体。这种怪兽绝非凭空虚构之物,把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几种动物组合在一起,寓意鹰、鹿等部落组成部落联盟的情景。


动物咬斗式造型 , 多表现凶猛动物吞食弱小动物 , 或者凶猛动物间的争斗。如阿鲁柴登出土的四虎咬牛纹金带扣 , 四只猛虎两两成对咬住牛的颈腹部 , 牛虽然被猛虎捕杀 , 但仍表现了顽强的反抗精神 , 利用锐利的牛角刺穿虎的耳部。石灰沟出土的虎咬鹿纹银带扣 , 主体图案突出猛虎的形态 , 张口咬食小鹿 , 鹿只占整个图案的一角 , 作挣扎之状。匈奴征服草原之时 , 正值战国晚期 , 与出土物的年代相一致 , 寓意匈奴强大部落对弱小部落的征战。可见 , 匈奴的动物造型在某种文化的含义上为图腾的象征。


匈奴每年有三次集会,分别为春、夏、秋祭。《史记》卷 110 《匈奴列传》记载 :“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飞,大会足带林,课校人畜计。”即祭祀的对象有祖先、天地和鬼神。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图腾的信仰,但祭祀的对象与图腾有关。图腾之意为血缘亲族、祖先和神,从民族学资料看,最初的原始人把图腾认作血缘亲属,用“父母”、“祖父母”或“兄弟姐妹”等亲属称谓称呼。后来,原始人开始寻找自己的来源,很自然地误把图腾视为群体的祖先,以为群体成员都是由图腾繁衍而来的。随着人类思维的进一步发展,原始人认识到人和兽之间有很大差别,不再认为图腾能生人,但图腾祖先观念在原始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神的观念。


匈奴祭祀的天地 , 也即自然崇拜 , 当然离不开大自然赋予的动物 , 马、牛、羊、虎、鹰等都是草原上常见的动物 , 与匈奴的生活密切相关 , 很容易成为他们的图腾。祭祀的祖先也与动物图腾有关 , 匈奴各部落把草原上生存的动物认为与自己的来源有关 , 把之作为祖先崇拜。虽然在汉代匈奴已建立了奴隶制政权 , 祭祀祖先的对象不一定完全是动物图腾 , 但这一现象成为既定的习惯法流传下来。祭祀的鬼神 ,是比较高一级的崇拜对象 , 在图腾祖先观念的基础上演变而产生。匈奴有把偶像作为祖先、天地、鬼神的化身而予以崇拜。《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金日 石单 传》记载在汉武帝时 , 霍去病过燕支山北击匈奴 , 获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阿鲁柴登出土的羚羊形金饰件 , 突出朝天的羊角 , 可能与祭天有关 , 把图腾作为祭天的偶像。


在匈奴动物造型中 , 还有一种龙纹装饰 , 用单体龙、龙虎、龙龟表现。龙是中华民族的标志和象征 ,是民族精神的象征 , 在历史上起着凝聚中华民族的作用。从出土物看 , 匈奴的龙纹造型在汉代出现 , 这与匈奴和汉朝的交往有关。龙的观念最初产生于原始时代 , 主要用于农业氏族或部落 , 到封建社会时期曾作为帝王权力的象征。匈奴统一北方草原地区以后 , 直接威胁着汉朝北境的安定 , 汉朝先后对匈奴采取和亲与战争的手段 , 来解决民族矛盾 , 进而推动了二者之间的文化交流。匈奴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取自于草原 , 在遇到干旱灾害时 , 牧畜就会大量死亡 ,社会经济陷于萎缩 , 人民饥饿困死 , 濒于绝境。为了祈求风调雨顺 , 保证人民生活的安稳 , 自然把象征着雨神的龙传播进来 , 作为图腾加以崇拜 , 使一些器物上出现了龙的造型装饰。


三、结语


在所有匈奴的遗址和墓葬中 , 都有大量以动物为装饰的器物 , 这种动物造型是匈奴文化的主要特征。动物造型是欧亚草原古代民族通用的装饰题材 , 分布地域相当广泛 , 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蒙古国、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哈萨克斯坦到黑海沿岸都很盛行 , 国外学者将此命名为“野兽纹”。甚至认为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动物纹是受斯基泰 —西伯利亚“野兽纹”的影响下形成的。根据北方草原地区商、周时期出土的器物纹饰看 , 匈奴的动物造型有其发展的历史渊源 , 但与其它地区的动物纹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战国时期 , 匈奴的动物造型艺术达到一个兴盛阶段 , 对两汉到北朝时期匈奴和鲜卑的动物造型艺术有深远的影响 , 远及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的造型艺术。从地理位置看 , 北方草原地区处于中西文化、南北文化交流的汇集地 , 匈奴的动物造型艺术和工艺充分证实了这一文化交融的史实。


匈奴人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 , 对牧畜和野兽有着特殊的感情 , 表现在艺术上便塑造了各种形态的动物图案 , 并赋予深刻的文化含义 , 即图腾文化。动物造型不仅体现了匈奴的经济类型、生活情景和剽悍勇敢的民族性格 , 还上升到观念形态 , 作为图腾去崇拜 , 这种深层次的文化现象是匈奴民族社会组织形式和族外婚制度的反映 , 也是匈奴经济类型与意识形态相结合的产物。匈奴的图腾文化对后世北方民族的图腾崇拜有很大影响 , 动物造型在历代北方民族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 说明图腾文化为北方草原地区诸民族的文化共性。


参考文献 :


[1]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读下卷[M]. 上海:三联书书店,1976. 460.

[2]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J].考古,1980,(4) .

[3]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发现的鄂尔多斯式文物[J]. 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1).(2).

[4]戴应新,孙嘉祥.陕西神木县出土匈奴文物[J].文物,1983,(12) .

[5]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东胜市碾房渠发现金银器窖藏[J].考古,1991,(5) .

[6]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匈奴墓[J].文物,1980,(7) .

[7]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汉代匈奴墓地调查记[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 创刊号.

[8]黄晓芬,梁晓青.甘肃省华池县发现透雕金带饰[J]. 文物,1985,(8).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的石椁墓[J].考古学报,1973,(2) .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50.




编 者 按:原文载于《大连大学学报》2005年6月第26卷第3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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