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冒顿单于曾利用有利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 ,并借助其强大的武力 ,对汉军施加过巨大的心理压力 ,这不仅在当时的汉军中形成了强烈震撼 ,对后世也造成了深远影响 ,他之所以把四种颜色互不相同的40万匹战马分别列置于四个方面,是在对比“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其间的鲜明反差 ,证明了他政治眼光的高远 ;他于前177年借其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事件 ,致西汉文帝书信所言 ,也是在隐喻汉廷 :匈奴比以前更强盛, 表明他已在进行心理战 ,注重“攻心”。 

[关键词]匈奴 ;冒顿单于 ;军事活动 ;政治影响 

[中图分类号]  K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5281(2002) 0420061203

笔者在拙文《匈奴冒顿单于的用兵谋略》[1]中,曾经提出冒顿单于创建了辉煌的业绩 ,并给后世留下了深远影响的观点 ,还认为匈奴政治军事局面向好的方向的彻底扭转 ,匈汉势力对比的完全改变 ,主要源于冒顿单于对历史时机的看准和把握,源于他的政治眼光和军事韬略,源于他战胜敌人的坚定信心和在战术上的精心准备 ,源于他的“诱”兵之策。本文即承接该文未尽余论展开研讨。首先想告诉世人:冒顿单于借助其强盛的武装力量 ,曾对西汉施加过巨大的心理压力并给后世留下过政治影响 ;其次将论证冒顿之前及其身后的匈奴单于都不曾使用这种“骄兵”、“诱敌”之策。

关于冒顿单于借助其强盛的武力对西汉施加的政治影响 ,最明显的例证首先还是“白登之围”。在发生于公元前200年的“白登之围”中 ,40万威武的匈奴精骑“围高帝于白登 ,七日 ,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表面看来 ,是匈奴在东、南、西、北四个方面 ,分别用青鬃、赤黄、白龙、乌骊这四组颜色互不相同的战马组成的骑兵队伍围困着刘邦[2]《(匈奴列传)》,而其实质却是冒顿单于正在以40万骑兵 ,对比不足32万的步卒“(高帝先至平城 ,步兵未尽到）” [3](卷110《匈奴列传》《匈奴传》);以4组各10万匹颜色相同的战马, 对比“自天子不能具钧驷”[3] (卷30《平淮书》;卷24《食货志》);以威武雄壮的骑兵队伍 ,去对比连续蜷曲于重围之中达7天之久的西汉皇帝刘邦;用经过长时间休整以逸待劳的“奇兵”,去对比经过长途跋涉疲于奔命的倦卒。

冒顿单于不仅在军事上战胜了汉军,更从心理上压倒了汉军 ,从政治上压服了汉军 ,初步编织起匈奴不可战胜的神话。

及至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依恃冒顿单于之强 ,离开他原先的驻牧地,率其属众“入居河南地 ,为寇”。他们往来出入边塞,每每“捕杀吏卒”、“凌轹边吏”,或“驱侵”“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地[3]。西汉文帝发兵“遣丞相灌婴将 ,击右贤王”“右贤王走,出塞”,汉军亦“罢丞相击胡之兵”,而不能有所作为。如众周知 ,这在当时应该算不上大事或奇事 ,但亦被冒顿所乘势利用。次年 ,冒顿单于在致西汉文帝的书信中, 巧妙地利用了这一事件 ,又一次给西汉朝廷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让西汉君臣们再度背负起沉重的心理负荷。首先 ,冒顿单于承认右贤王此举是“绝二主之约 ,离昆弟之亲”,但把责任推诿于西汉方面 ,说这是因为西汉“边吏”“侵侮”了右贤王引起的 ;并说右贤王南下之前并没有请示他 ,言外之意是说他事先不知此事 ; 还借题发挥说 ,知道这件事后 ,他已经惩罚了右贤王: 令右贤王率兵西进 ,寻找月氏并对月氏发起第二轮攻击。承蒙上天赐福 ,依靠匈奴强盛的“马力”,不但“灭夷”了“月氏”“尽斩杀降下 ,定之”,而且“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也已全都被匈奴所统一，“诸引弓之民”已经“合并”为“一家”“北州以定”“皆以为匈奴”。隐言继破灭东胡王“西击走月氏”,北服丁零等 “国”后 ,匈奴又完全征服了西域 ,力量比以前更加强盛。冒顿单于并且因此而“自将并国有功”,说他已经“甚苦兵事”,最后 ,还警告西汉说“: 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 ,则且诏吏民远舍”[3] 。此次施加压力 ,冒顿单于又获巨大成功。公元前176年六月 ,这封信经过“新望之 地”,最终被送到了汉廷。“汉议击与和亲孰便”,公卿大臣文官武将们“皆曰‘: 单于新破月氏 ,乘胜 ,不可击也’”,而且这些文武大臣们还又寻找理由说“:「且得匈奴地 ,泽卤非可居也 ,和亲甚便」汉许之。”[3]冒顿进一步加强了此前编织的“匈奴不可战胜”的神话。汉文帝本人在不久后的回信中也委曲求全地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反过来劝请冒顿单于不要过多地怪罪右贤王 ,并根据匈奴送信使者的话，“言单于自将并国有功 , 甚苦兵事”,送给冒顿单于“绣袷绮衣”、“长襦”、“锦袍”,黄金质的“比疏”、“饬具带”、“犀毗”,以及绣、锦、 赤绨、绿缯等一批非常贵重的礼物[3]。

冒顿单于的这种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策略,不但在当时给西汉朝廷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对后世留下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刘邦死后不久,冒顿单于致信吕后说“: 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3]。高后认为这是遭受了辱“谩”,因而“大怒”,召集文臣武将“议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上将军”樊哙表示“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但季布则说樊哙这“是面谩也”(师古曰:「谩,欺诳也」);因为当年“以高帝兵三十余万”,然亦“困于平城”,而平城之役,樊哙“时亦在其中”却“不能解围”,隐喻时以10万之众,更无法战胜匈奴;甚至认为樊哙若率兵出击匈奴,便可能引发战端 ,就是“欲摇动天下”!当季布指出若与匈奴开战,就可能“摇动天下”时,殿堂上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局面顿时由“诸将皆阿吕太后”,变成“是时殿上皆恐”。因为季布的话触及当时的要害问题、关键问题、敏感问题,这就是:如果西汉与匈奴爆发战争,则是否能继续维持其对中原的统治,汉廷是否会像秦朝那样被推翻,就将成为具有现实可能性的问题。作为最高统治集团成员 ,西汉君臣们对于匈汉双方的各种情况自然都有比较清楚详细的了解,所以他们才会因为有人提出要与当时的匈奴开战而“皆恐”惧。于是,掌握当时全国统治实权的吕太后“罢朝”,从那以后 , 更是“不复议击匈奴事”[3](卷100《季布传》;卷37《季布传》)。又如,公元前174年,西汉“有司言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毋度,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尤其是他还“遣人使闽越及匈奴 ,发其兵”,也认为他们“发”匈奴“兵”,就是“欲以危宗庙社稷”[2](卷10《孝文本纪》)。进入文、景时期,西汉对匈奴都始终采取尽可能避免战争的策略,不但对小规模的 ,即便是匈奴大规模的南下 ,也都是“汉逐出塞即还 ,不能有所杀”[3]。如 ,文帝时期“匈奴日以骄 ,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郡万余人”,尽管“汉患之”,也只能“使使遗匈奴书”[3],而不敢与之争战。那时的西汉皇帝虽然都“忧边境”,但却都只能“遣将吏、发卒,以治塞”[4](卷49《晁错传》),而“不能罢边屯戍”,只好“饬兵厚卫”,“令边备守”,而“不发兵深入”[4](卷4《文帝纪》)。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34年,马邑豪绅聂翁壹以西汉间谍的身份,遵从汉廷之计,想把匈奴单于诱骗入汉军伏击圈为止。所以说,冒顿单于不但用其“诱兵”“骄”敌之策,创建了辉煌的业绩 ,他借助其强盛的武装力量对西汉施加的政治影响,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综观之 ,冒顿单于“破灭东胡王”、“西击走月氏”,南成“白登之围”,都非常有效地使用了“骄”敌、“诱”兵之策。所以《匈奴传》说匈奴人“善为诱兵以冒(包)敌”。据此 ,所有的匈奴人 (至少是匈奴单于) 都应该 “善为诱兵”,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战国末年“赵国北边良将”李牧曾复职再度成为“代、雁门”之“将”以“备匈奴”。他率领赵军与匈奴相拒 ,虽然“匈奴数岁无所得”,但“终以(李牧) 为怯”。赵国的“边士”们也是“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李牧“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 ;选骑 ,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 ;悉勒习战”。做好准备后 , 李牧又“大纵畜牧 ,人民满野”,引诱匈奴。“匈奴小入”,李牧“详败(北)不胜”,并且“以数千人委之”。匈奴单于素以李牧畏怯,又闻当时赵军败退,乃“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陈 ,张左右翼击之 ,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破东胡 ,灭衤詹褴、降林胡 ,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 ,匈奴不敢近赵边城”[2](卷81《李牧列传》)。林干先生的《匈奴史料汇编》把这次李牧诱败单于之事放在公元前265年[5],而《资治通鉴》系此事于公元前244年[6]。我认为李牧“诱”败匈奴是一个过程 ,应在赵孝成王(公元前265年至前245年在位) 时期至悼襄王(公元前244至前236年在位)初年[7]。冒顿单于即位于公元前209年,卒于前174年。所以说 ,在冒顿单于即位之前,匈奴的单于不但不会“诱”“敌”,反而曾被“敌人”所62“委”,一次就损失“十余万骑”,直到那以后的“十余岁”,匈奴仍“不敢近赵边城”。

再来看冒顿单于以后的情况。公元前134年, 雁门马邑豪聂翁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阴使聂翁壹为间,亡入匈奴 ,谓单于曰 :「吾能斩马邑令丞吏,以城降 ,财物可尽得。」单于爱信之,以为然 ,许聂翁壹。聂翁壹乃还 ,诈斩死罪囚,悬其头马邑城 ,示单于使者为信 ,曰 :「马邑长吏已死,可急来。」于是单于穿塞 ,将十余万骑 ,入武卅塞。当是时 ,汉伏兵车骑材官三十余万,匿马邑旁谷中。…… 约 :单于入马邑而汉兵纵发 ……于是单于入汉长城武卅塞。未至马邑百余里 ,行掠卤,徒见畜牧于野,不见一人。单于怪之,攻烽燧 ,得武卅尉史。欲刺 ,问尉史 , 尉史曰 :「汉兵数十万 ,伏马邑下。」单于顾谓左右曰 :「几为汉所卖 !」乃引兵还。出塞 ,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为「天王」。塞下传言单于已引去。汉兵追至塞 ,度弗及 ,即罢”[2](卷180《韩长儒列传》) 。当年赵将李牧诱败单于时是“大纵畜牧 ,人民满野”,因而能“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但此时的西汉却是“畜牧于野,不见一人”,情况反常,自然会引起单于的怀疑 ,所以“单于怪之”。但这时的单于已率10余万骑“穿”越边“塞”,进入“武州塞”,甚至南下到距马邑(今山西朔县)[8]仅百余里的地区,足见这次也是匈奴单于受骗上了汉军的当。那时 ,一介马邑豪绅 ,以一席谎言利诱 ,几多空头“财物”、“诈斩死罪囚”“头”,就能骗得单于率领“十余万骑”“穿塞”南下 ,长驱直入 ,则这位单于也谈不上“善为诱兵”,他之得以脱出 ,实属偶然原因 ,他自己也认为是天意“, 乃天也”,否则“几为汉所卖 !”,故封武州尉史为“天王”。因而笔者认为《史记》《汉书》的《匈奴传》中所说的: “善为诱兵以冒敌者” ,指的就是冒顿单于一个人 ,就目前的资料来看 ,其他的几位单于还够不上这个标准。历史上匈奴人“善为诱兵”的情况确实存在过 ,但都发生于冒顿单于在位时期 ,冒顿以前没有 ,他以后也没再出现。

冒顿单于所擅长的“诱兵”“骄”敌战术,应该学之于汉人 ,或者是接受了类似赵国“北边良将”李牧“详北不胜 ,以XXX委之”等战术的影响。公元前260年 ,秦军坑杀赵国降卒40余万于长平(故址在今山西高平西北) [8],白起对赵括使用的就是“纵奇兵 ,佯败走 ,绝粮道”[2] (卷81《廉颇蔺相如列传》)战术“断其军为二”的。汉楚相争时期 ,项羽、范增与刘邦、张良、韩信等 ,更是大量地使用了“诈谋奇计”[6] ,可谓不胜枚举。此外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出冒顿之前的匈奴人有采用“诱兵”战术的记录。当时生活在匈奴地区的各类汉族人口不在少数 ,比如韩王信、王黄、赵利、曼丘臣以及陈豕希等都是拖儿带女“率众往降”,燕王卢绾叛汉后甚至“率其党且万人降匈奴”,其中有不少都是带兵将领 ,并屡经沙场。而且中原汉地较为先进的经济文化技术及管理方法得以在北方行用的也很多。与前述于公元前134年被聂翁壹诱骗而进入西汉武州塞的匈奴单于相比 ,冒顿很善于学习他人之所长 ,以提高他自己。美国学者麦高文也认为 ,冒顿进行的另外一次“重大的战术变革”,亦是“从伊阑族的月氏人处学得”的：“当冒顿之世(公元前209-前147年) ,匈奴势力 ,如日方中。以前的匈奴人 ,人自为战 ,冒顿乃作为鸣镝 ,训练他的部下统一行动。「他曾下令‘: 鸣镝所射 ,而不悉射者 ,斩之’。要训练这些野性的部落人民 ,打破他们人自为战的、根深蒂固的旧习 ,而使之服从一个统帅的命令 ,实在需要有领袖的才能和铁的意志」。这样重大的战术变革 ,冒顿也许是从伊阑族的月氏人处学得” [9] (第二卷第四章) 。于此需要说明的是 ,虽然麦高文先生在这里说月氏人属伊阑系 ,但王治来先生则主张月氏人属吐火罗系：“而吐火罗即月氏的族名”[10](第三章第三节) ,麦高文对他自己的这一主张也不能完全断定：“但(月氏)究属伊阑系 ,抑属吐火罗系 ,则尚有争执。从一切已知的证据看来 ,似乎伊阑语系为近”[9]。

[参考文献] 

[1]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2 ,(3) .

[2]史记[M]. 

[3]史记[M]. 汉书[M]. 

[4]汉书[M]. 

[5]林干. 匈奴史料汇编(上编)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6]资治通鉴[M]. 中华书局校点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7]史记·廉颇列传[M]. 资治通鉴[M]. 汉书·廉颇传[M]. 

[8]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Z]. 上海 :辞书出版社 ,1984. 

[9]麦高文. 中亚古国史·蒙古利亚之古居民[M]. 章巽节译本 ,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10]王治来. 中亚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编 者 按：原文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6月第23卷第4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