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晟广

根据中国《史记》《汉书》等古代史籍记载，月氏人原本居住于敦煌和祁连山之间，被匈奴人打败后，便一路向西迁移，经过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征服了大夏，在妫水（阿姆河）的北岸设立王庭。通常认为，月氏人征服的“大夏”，就是希腊人后裔建立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然而，“大夏”（Tokhgra，Tochari）一词，得名于说吐火罗语（Tocharian）的游牧族群，他们其中的一支，当是塞克（塞种，Saka）人，因受到月氏人的逼迫向南迁移，约在公元前145年灭掉希腊人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并建立所谓的“大夏”。

中国新疆境内出土的塞种人形象

几年后，约公元前139年-前130年间，同样说吐火罗语的月氏人来到阿富汗北部，灭塞克人的旧“大夏”，建立了新“大夏”——公元前129年，张骞到访。月氏人又分其国为五部翕侯统治，公元 1世纪中期，五翕侯中的贵霜翕侯丘就却（？-约75年）“攻灭四翕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这就是后来鼎盛一时的贵霜王朝。蒂拉丘地的黄金宝藏，其时代正是公元1世纪前期，也就是希腊人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灭亡至丘就却统一五部之前——这百年间的早期阿富汗历史目前尚不清晰。

敦煌323窟壁画《张骞出使西域》  初唐

位于阿富汗北部朱兹詹省席巴尔甘地区的蒂拉丘地遗址，其字面意思是金色的丘地或土墩，因此又被称为“黄金之丘”，它直径约100米、标高约3米，原本是一座青铜时代的拜火教神坛，后被利用为墓地。1978年，由苏联和阿富汗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此地发掘了6座竖穴土坑墓（1男5女），出土了约21,618件金、银、铜、宝石、象牙等各种材质制作精美的文物。这批数量惊人的宝藏，将多种文化传统和艺术风格融合在一起，表现出了独特的跨文化特征，是丝绸之路上迄今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丝绸之路示意图

蒂拉丘地所在位置

墓中出土的安息银币、罗马金币、希腊神灵、中国西汉铜镜与丝绸、叙利亚或埃及的玻璃器、印度象牙雕件以及草原风格的黄金饰品等，也无疑证明了公元前后的阿富汗作为文明十字路口的国际性、创造性和多样性。蒂拉丘地墓葬年代的上限，由3号墓出土的一枚印有罗马皇帝提比略（公元14年-37年在位）像的金币所确定，这种类型的硬币是公元16-21年之间在罗马帝国的吕格杜努姆（今法国里昂）铸造。

蒂拉丘地墓葬分布图

6座已发掘的墓中，4号墓墓主是唯一的男性，约40-50岁，头朝北，被埋葬在土丘的最高处。该墓有殉马的迹象。墓主的头下部位放置了一个用丝绸包裹的刻有希腊铭文的金篚簾（Phiale）。

4号墓发掘平面图（左）、4号墓墓主推想复原图（右）

篚簾，又被称作帕特拉（Patera），一种圆盘状的容器，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用于祭祀的器物，往往意味着虔诚的品质、宗教责任或表达崇敬。此器出于墓主头下——这表明了它的宗教意味，当与某种特定的信仰有关，或是身份与权力的象征。

篚簾   蒂拉丘地4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   直径23.0cm   高4.0cm

墓主头顶部位，则出土了金盘羊和树形步摇。大角盘羊是欧亚草原地带比较常见的被崇拜对象；步摇，上有垂珠，取其行步则动摇，故名，此种树形步摇，只在欧亚草原的高等级墓葬中有所发现，毫无疑问是墓主特殊身份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步摇的树干是中空的，与金盘羊头顶两角间的插管当是可以通过小圆竿插连的。

树形步摇   蒂拉丘地4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珍珠   高9cm

公羊   蒂拉丘地4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   5.2 × 4.0cm

金树与金羊的配置关系

此外，4号墓还出土有金腰带、金短剑、金剑鞘、金靴扣等，精美绝伦，无一不在宣示墓主极高的地位与身份。许多学者认为，6座墓的墓主，是月氏人的某个首领（也许是翕侯）及其眷属，甚或认为，男性墓主是建立贵霜王朝的丘就却的父亲赫拉欧斯（约公元1-30年在位），而5座墓女性墓的墓主，很可能是被安排陪伴这位草原首领到另一个世界去的（也就是陪葬）。

腰带蒂拉丘地4号墓

公元25年-50年金97.5 × 2.0cm

短剑鞘饰   蒂拉丘地4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绿松石   23.5 × 9cm

短剑   蒂拉丘地4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铁、绿松石   长37.5cm

短剑鞘饰   蒂拉丘地4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绿松石   26 × 9.4cm

蒂拉丘地出土的两万余件黄金饰品，虽然带有强烈的草原游牧民族的艺术特征，但也表现出了明显的所受希腊艺术的影响，如6号墓和2号墓出土饰有酒神狄奥尼索斯、爱与美的女神阿芙洛狄忒（维纳斯）和小爱神厄洛斯（丘比特）等希腊神灵的黄金制品。

狄奥尼索斯与阿里阿德涅扣饰   蒂拉丘地6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绿松石   6.5 × 7.0cm

巴克特里亚式阿芙洛狄忒像   蒂拉丘地6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绿松石   5.0 × 2.6cm

骑海豚的丘比特扣饰   蒂拉丘地2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   4.5 × 3.0cm

同时，这些黄金宝藏中，也具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图像元素。如4号墓出土当用于栓系短剑的一对带扣，扣身均饰有豹纹，豹首和前爪清晰可见，腹部以下不见，变化成了抽象的卷曲纹饰——这与西汉漆器、铜镜等器物上常见的纹饰如出一辙，即动物的上半身清晰可见，而下半身均幻化为翻卷的云气纹。为什么中亚地区的动物纹饰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所产的漆器纹饰有关联性？一个较大的可能是，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年），为抗击匈奴，派使者出使乌孙国（位于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乌孙王猎骄靡愿与大汉通婚，于是汉武帝钦命因试图谋反而自杀的罪臣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为公主，和亲乌孙。作为嫁妆，原江都国（国都今江苏扬州）的漆器以及其上的纹饰可能也带到了中亚。

豹纹扣饰   蒂拉丘地4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   4.0 × 1.2cm

西汉漆器上的纹饰

此外，出土于脚踝部位的靴扣，圆框造型内，表现的是神兽拉车的场景。车上一人，侧身，穿着宽袖式衣服，抬头上望，手扶围栏，从发式看，很像是中国古人的样貌。而扣饰背面，还可以看到清晰的织物印痕，有学者认为这是采用中国的“失蜡-失织”的工艺制作的。这种工艺，最初可能始于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前221年）的燕国，一直延续到西汉，曾被广泛运用。

靴扣蒂拉丘地4号墓

公元25年-50年金、绿松石、玛瑙直径5.5cm   高1.1cm

 靴扣背面的织纹痕迹

靴扣上的人物形象身后角度线描图

而蒂拉丘地出土文物中显示所受中国影响最明确的例证，则是2号、3号和6号三座女性墓中，墓主的胸部位置均出土了一枚镜面朝下的西汉晚期铜镜。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铜镜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制镜的原则主要是法天象地，用在墓葬中，则被赋予映照宇宙、沟通天地的功能。而三枚铜镜均放置在胸口位置，当不能仅仅以简单的照容功能来解释，说明某些中国与铜镜相关的信仰，可能已传播至此，抑或可能被赋予新的意义。

2号墓发掘平面图

以及墓主胸部位置出土的西汉铜镜

3号墓发掘平面图

以及墓主胸部位置出土的西汉铜镜

6号墓发掘平面图

以及胸部位置出土的西汉铜镜

蒂拉丘地出土的西汉铜镜之一

6号墓女性墓主，去世时约25-30岁，头朝西，位于土丘西南地势较高处、4号男性墓主的南侧。该墓是5座女性墓葬中等级最高的：与男性墓主一样，该女性墓主头下放有银盘一只，头上戴有金王冠，胸部放有一枚直径16.6厘米的西汉铜镜，左手持有一枚安息国王哥达尔斯一世（Gotarzes I，公元前91-前87年在位）的仿金币，右手持有金权杖一根，脚下放置银钵和带柄铜镜各一件。墓中多件金饰上出现希腊神灵，如带翼的阿芙洛狄忒、狄奥尼索斯与阿里阿德涅二神扣饰、丘比特饰耳环等。综合判断，该女性生前可能是男性墓主的正室配偶。

6号墓墓主推想复原图

作为等级最高的女性墓主，在其生前使用的黄金饰品中，隐藏了更多与中国有关的文化因素。例如该墓出土的女神动物纹坠饰，大体上呈方框形，可按照3层画面内容来解读：1）方框底部两端各有一个鱼形动物的头部。2）方框中间一层，是主体画面：两边竖着的边框，如同立柱；柱旁是两条倒垂的狮首形动物，其身体就像向外弯曲的弧状圆柱，尾部则是3片茛苕叶形的装饰，如同科林斯柱头一样，这也许表现的是龙；正中间位置，则是一位女性特征非常明显的女神形象，她头戴王冠，面带微笑，肩部有两个镶嵌的心形绿松石，左手握着一个水果，右手扶在狮首形动物的身上。3）方框的上部，就像是一个花形拱门，中央是一个微高的花形镶嵌装饰，由4个心形和一个梯形绿松石构成的，两端的柱头，分别站立着两只鸟（鹰？枭？）。

女神动物纹坠饰   蒂拉丘地6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绿松石   5.8 × 4.6 × 0.5 cm

饰牌的画面结构，可能表现了世界的基本模式：上方是鸟，象征天上；中间是神或人；下方是鱼，象征地下。有意思的是，闻名于世的中国长沙公元前2世纪西汉马王堆墓中出土的T字帛画上，有着与之惊人一致的画面结构——最下面是两条相交的鱼，中间是人物和龙，天上则是鸟。这种相似性，当不能仅仅用巧合来解释。

女神动物纹坠饰线描图

 中国长沙马王堆西汉墓1号墓和3号墓出土的帛画

最神奇的，是6号墓出土的华丽王冠。总体是由6个组件组成的，即一条用以围合成王冠底沿的细长带状饰和5个片状的镂空花形树，可以拆卸，也便于安装（背后各粘焊有多个小圆柱，插入长金针以固定）——这可能是为了适应草原民族的移动性生活特征。而步摇作为一种王侯、贵族的头部装饰，在整个欧亚大陆广为传播。

王冠   蒂拉丘地6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仿制绿松石   45.0 × 13.0cm

王冠展开图

 王冠反面的安装细节

步摇在欧亚大陆的传播

王冠每个组件上面，有规律地缀满了圆形薄金片和6叶形花饰。5个片状的花形树，中央的那片较宽，造型上呈现出一种对称的拱极形，尖部是心形，两侧如同两条头向下龙的剪影，底部中央的圆形内，是一个反旋的涡纹（这是一种常见的中国纹饰）。两侧的4片较窄，整体呈对称的宝瓶形造型，尖部是心形，两侧分别是一只鸟相向站在翻卷的纹饰上，最下面是龙尾的形状，中央是镂空的两个相背的心形中间夹着一个新月形。

这种对称的拱极形，是早期中国十分常见的造型纹饰（象征上古以来中国人最崇尚的“北天极”，最典型如玉璧、玉璜等礼用玉器上对称的拱极形纹饰），加上反旋的涡形纹，表明这个王冠的设计结构可能受到了中国的影响。

 王冠两侧花树线描图

王冠中心花树显示的对称拱极形装饰

以及上面出现的反旋的涡纹

 西汉玉璧和玉璜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包括该王冠在内，蒂拉丘地的金饰上出现无数个心形纹饰（比较重要的，如前面提到的女神动物纹坠饰的顶部位置，以及2号墓出土的第56号展件“神人驭龙坠饰”神人头顶冠饰上的两个心形。

女神动物纹坠饰顶部的心形纹饰

神人驭龙吊坠   蒂拉丘地2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绿松石、石榴石、青金石、玛瑙、珍珠   

长12.5cm   宽6.5cm

有学者认为，古希腊的心形纹饰可能起源于一种类似大茴香的植物Silphium的心形种子，而这种植物拥有神秘的超能量，其竿中空有节，就像竹子一样，常常被用作希腊神灵的权杖。这种植物和它的心形种子还被希腊人印在钱币的正反面。

古希腊心形纹饰的起源

事实上蒂拉丘地6号墓，以及欧亚草原、乃至古希腊，均发现了中空、有“节”的神杖或权杖。在早期中国，竹子亦具有隐秘的象征意义，可作为神杖，甚至汉武帝在甘泉宫祭天的主要场所，也是在竹子建造的“竹宫”里——故而有“以竹为宫，天子居中”之说。而张骞完成首次出访西域的任务回到长安后，声称在大夏见到了经今中国云南、缅甸和印度运来的产自四川的筇竹杖和蜀布。筇竹之所以成为国际贸易的货物，当不是简单的经济行为，而是可能和信仰有关。

欧亚草原和古希腊的带“节”权杖

公元前113年，塔克西拉（Taxila）的印度-希腊国王安蒂尔西达斯（Antialcidas）派里奥多罗斯（Heliodorus）出使印度的巽加王朝（Shaka，公元前185年-公元前73年），为表纪念，立了一根柱子，柱头即有一圈颇具象征意味的心形。

赫利奥多罗斯（Heliodorus）立柱

公元前113年印度-希腊国王Antialcidas的大使Heliodorus立于巽加王朝

大约从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前221年）开始，中国的器物上也开始出现用4个外向的心形构成的象征“四方”的纹饰（今人称作“柿蒂纹”，而近年又有学者根据铜镜的铭文，将其解读为“方花”），这种东西方对于“心形”纹饰和象征性的运用，背后隐藏的可能存在的彼此文化互动，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中国战汉时期的柿蒂（方花）纹

【本文中的阿富汗文物图片版权归阿富汗国家博物馆所有，文字和部分图片版权归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与作者所有，参考文献与部分图片出处，参见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编《器服物佩好无疆：东西文明交汇的阿富汗国家宝藏》展览图录，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5月即将出版】

编 者 按：原文载于《丝路遗产》，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