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全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敦煌学、中西交通史研究。发表各类论文数十篇，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及部委级科研课题。

摘　要:《史记》《汉书》的编纂者，对于《大宛列传》《西域传》还是有期待的，他们想了解更多的关于西方的事情，但是由于资料的限制，他们只能通过有限的材料，去构建一个适合当时人认知的模式或者框架，而谁与谁“同俗”就是一个模式与框架；对于《汉书·西域传》九个国家户、口比例恰恰是七的现象，反映了《汉书·西域传》资料来源的不准确性，即这些数据很显然是经过人为改动的，不然不会如此的巧合，而改动的原因肯定也是基于当时的认知西域的需要。

关键词:《史记》 《汉书》 西域 同俗

《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中对西汉时期西域诸国的地理位置、户口胜兵和民俗风貌等皆有详细记录，是我们了解西汉时代西域诸国历史文化的主要材料，而诸国在排列顺序、记叙方法上亦有诸多相同之处，而某国与某国“同俗”亦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问题，这或许可以反映了诸国之间或许有某种隐藏着的联系，亦或许可以反映汉王朝对西域诸国的认知情况、接受情况。

一《史记·大宛列传》所载西域诸国“同俗”问题探析

《史记》中是没有《西域传》的，因为司马迁时代，对西域的了解尚不多，故《史记》中没有《西域传》，只有《大宛列传》，《大宛列传》中记载了较多的西域诸国的情况，应该是司马迁根据张骞西行所得情报资料的汇总。《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即载:“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再加上后来的李广利伐大宛，司马迁等汉代史学家，对西域尤其是大宛，才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这个时期，绝对还没有形成西域的概念，故《史记》中有《大宛列传》，而无《西域传》。后来，随着汉王朝对西域了解的增多，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汉王朝才逐渐有了西域的概念。但是在司马迁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其他人，暂时或一段时间内，对西域是没有整体性的概念的，故《大宛列传》虽然已经记载了不少西域诸国的情况，但仍然以《大宛列传》名篇。岑仲勉先生《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言:“《史记·大宛列传》曾记载张骞入西域之片段，但对于西域作系统之论述，还以《汉书·西域传》为创始。此《传》可说是后来各史《西域传》之蓝本。人们如能将此《传》弄清楚，其余各史的《西域传》，问题就容易解决。”余太山先生《〈史记·大宛列传〉要注》亦言:“一般认为，本传是正史‘西域传’之滥觞。这虽是事实，但就传文的性质来看，视之为张骞、李广利两人的合传更为合适。张、李二人生平主要事迹均与大宛有关，故同入一传。”

马小娟《“因事命篇，不为常例”——〈史记·大宛列传〉探微》言:“本传主要通过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通西域之道，及后来李广利伐大宛这两个核心事件的撰写，叙述了当时西汉、西域及匈奴三者，特别是前两者关系的发展演进历程;同时，藉张骞在西域的所见所闻，也略述了当时汉视野中西域诸国的风土人情、政治、经济、人文掌故等情况。”王文光、尤伟琼《从〈史记·大宛列传〉看汉王朝对西北民族的治理及对中亚、南亚民族的认识》言:“《史记·大宛列传》是中国人关于古代中亚乃至涉及欧洲古代人文、地理和政治的重要文献，同时也是中国西北最重要的民族史志。”宋晓蓉《汉唐西域史地文献文学性及科学性嬗变考察》言:“《史记·大宛列传》说明内容有十项左右，基本上是按照地理位置—风俗—农耕—物产—城邑—居民人数—交通—兵力—货币—邻国的顺序进行，虽上述内容的说明繁简不一，但各项内容之间为并列关系。”诚如以上诸位先生所言，《大宛列传》之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大宛列传》的写作亦是有模式可寻的，诸如写作顺序等，已有学者进行了探究，我们所关注的问题点亦是《大宛列传》的书写方式，尤其是其中对于某国与某国“同俗”的书写方式。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载:“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鰛、于窴。”这是对大宛国基本情况的描述，信息很丰富，因为是大宛国为主的诸国传，所以我们有必要先对此大宛国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然后才可以总览西域诸国。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载:“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又载:“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大同俗。”又载:“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又载:“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又载:“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又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又载:“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当我们总览《大宛列传》之后，我们会发现，此《大宛列传》在介绍诸国关系时，竟然六次使用了“同俗”一词，还有一次则是安息“城邑如大宛”。细细对比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乌孙与匈奴同俗，大月氏与匈奴同俗，这是以匈奴为中心讨论诸国之风俗;康居与月氏大同俗，奄蔡与康居同俗，这很显然是以月氏为中心考察诸国之风俗;安息与大宛城邑相同，大夏与大宛同俗，这是以大宛为中心的关系网。

通过以上记载，我们很显然可以见到一个基本的关系网，但是这个关系网其实是杂糅的关系网，就是司马迁时代认知西域诸国的先后顺序是有历史惯性的。第一，由于汉朝与匈奴的交往在增多，或者说最多，故汉朝对匈奴的认知最熟悉，所以汉朝认知月氏与乌孙的桥梁就是匈奴，其实月氏、乌孙与匈奴之间的同俗情况到底有多么的深?是值得怀疑的。第二，由于康居与奄蔡是汉朝所更不熟悉的地方，所以在对二者进行认知的时候，借用了月氏这个桥梁，但是这个时期的汉朝对月氏就是熟悉的吗，前面还在说月氏与匈奴同俗，以此类推，康居与奄蔡岂不是亦与匈奴同俗了。而实际上，是不能进行这样的类推的，这只是司马迁时代的汉帝国的人们对西域诸国的认知情况的反映，只是暂时的反映了汉帝国对诸国之间关系的认知情况，而不能直接去做类推。第三，对于安息与大夏皆是与大宛同俗的现象，只是汉武帝时代，汉帝国与大宛交往密切的一个证据，而不能由此推断安息、大夏必然是与大宛风俗相同的，只能说明，汉朝在使用大宛做桥梁去认知安息与大夏。但是，我们通过诸国风俗相同之事，亦可见到他们之间风俗之部分相同，康居与奄蔡必然是关系密切的国家，大夏与大宛亦是关系密切的国家，而这种类推、类比的方式，其实是汉人认知西域世界的桥梁，在对陌生世界进行认知的时候，必须拿较为熟悉的情况做比类。

其实，通过相关的史料来看，司马迁时代，汉帝国的士大夫对西域诸国是不熟悉的，所以对他们之间关系的记载其实亦是不清晰的，因为这个时期，汉王朝对西域诸国的管控能力还是比较弱的，而熟悉度亦是差的。《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载:“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鰛及诸旁国。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但是，通过诸文献的记载，我们又毫无置疑的可以发现另一个倾向，就是这是一个中西大交流的时代，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随着彼此之间的接触，彼此之间开始加强了往来，汉王朝的使者逐渐到达了西域诸国，西域诸国的使者亦来到汉王朝，而随着了解的加深，认知必然是日新月异的变化，故我们又是不能小觑这个时代的人们对异域的认知，但是，毫无置疑的是，这个认知加深是一个过程。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载:“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汉使焉。”其实，安息距离汉朝的距离与距离匈奴的距离是一样的遥远，但是司马迁仍然在说安息距离匈奴近，是匈奴的势力范围，其实这只是说明了匈奴在西域的影响力。由西域诸国困扰汉使之事可见，第一，汉武帝时代的汉王朝在不断的加强与西域诸国的交往，第二，这个时代仍然是匈奴经营主宰西域的时代，匈奴仍然是汉王朝与西域诸国之间的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王子今先生《匈奴经营西域研究》言:“汉与西域的‘交通’为匈奴‘阻隔’了，但是匈奴与西域的‘交通’则得以空前畅通，东西交通于是出现了新的局面”“在分析这一时期西域文化的发展进程时，将‘匈奴文化’影响置于‘汉文化影响’之前，是比较合适的处理方式。”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珣，善市贾，争分铢。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大同俗”的记载，是司马迁对西域诸国的总结评判，他所认知的西域诸国是大同俗的。我们粗浅的窥测一下，司马迁为何要用“同俗”这个词语或者概念，将西域诸国串联起来，并且司马迁的这个“同俗”也被后来的《汉书》所继承，仅仅是为了认知朋友的朋友，敌人的敌人吗?或许司马迁还有更深刻的意味在里面，那就是司马迁要构建一个天下一家的体系，这些远方的人，这些异域的人，亦是司马迁天下体系中的一员。《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载:“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太史公自序》中简单的交代了为何做《大宛列传》的缘由，西方的蛮人，想要来中国，故我们做了《大宛列传》，其实，应该是倒过来，身在中原的汉人想要了解西方，所以做了《大宛列传》，可见，司马迁在渐渐的潜移默化的将西极之人纳入他的天下体系中，他对于那片他未曾去过，但却让他不断得到新知识、新认知的“西极远蛮”是充满幻想的，神秘感促使他将这片新土地上的辗转传来的故事记载到《史记》之中，而出于认知的需要，也需要暂时将他们之间的关系梳理清楚，而某国与某国“同俗”的记载也就出现了。

二《汉书·西域传》所载西域诸国“同俗”问题探析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载:“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汉书·西域传》对西域的记载总体上是很详细的，资料也是有来源的，这对于我们认知汉武帝之后的西域提供了诸多帮助。再一个，《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诸国的顺序亦是有特点，是按照丝绸之路行进的方向进行记载的，首先是丝绸之路南道，至葱岭后西出，介绍安息、大月氏、康居、奄蔡诸国之后，再从乌孙所在的丝绸之路北道归来。对于《汉书·西域传》材料的来源以及大致时间，前辈学者亦有论断。袁延胜《〈汉书·西域传〉户口资料系年蠡测》言:“《汉书·西域传》所载西域各国户口资料的系年史无明文，但有线索可循。从西域一些国家状况分析，可知《汉书·西域传》中所载西域各国的户口资料应是汉成帝时期的数据，确切的系年应为成帝永始二年（前15）或永始三年（前14）。”“《汉书·西域传》各国情况的记载，是哀平之前的情况，很可能就是汉成帝时西域的情况记录。”按照这个观点来看，《汉书·西域传》的主要时间段在汉成帝时代，此时西汉帝国虽然进入后期，但是随着几十上百年的交往，汉王朝对西域的熟悉程度已经很高了，此时匈奴对西域的影响也已式微，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所得到的西域诸国的信息必然是相对可信的，而《汉书·西域传》的书写模式，依然吸取和采纳了《史记·大宛列传》的书写模式，尤其表现在其对于《史记·大宛列传》所记载的内容的因袭上，这里面或许有不同寻常的意味。

（一）丝绸之路南道东段诸国（10国）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载:“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有异乃记云。”由此可知，西域诸国多是种植五谷的，是绿洲城邦国家，并非全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当然，部分国家尤其是丝绸之路南道的国家基本是不具备游牧条件的，而丝路北道的部分国家则需另当别论，但是，丝绸之路南道上，昆仑山北麓，亦是有羌人活动的，他们的活动范围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要广，因为史书中即言婼羌即是“随畜逐水草”。总之，对于诸国之生业方式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不能一概而论，而对于诸国具体情况的分析亦是如此。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载:“婼羌……西与且末接。随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谷。山有铁，自作兵，后有弓、矛、服刀、剑、甲。西北至鄯善，乃当道云。”又载:“鄯善国，本名楼兰……民随率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他。能作兵，与婼羌同。鄯善当汉道冲，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又载:“且末国……北接尉犁，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蒲陶诸果。西通精绝二千里。”又载:“小宛国……东与婼羌接，辟南不当道。”又载:“精绝国……地厄狭，西通扜弥四百六十里。”又载:“戎卢国……东与小宛、南与婼羌、西与渠勒接，辟南不当道。”又载:“扜弥国……南与渠勒、东北与龟兹、西北与姑墨接，西通于阗三百九十里。今名宁弥。”又载:“渠勒国……东与戎卢、西与婼羌、北与扜弥接。”又载:“于阗国……南与婼羌接，北与姑墨接。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河原出焉。多玉石。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又载:“皮山国……东北至都护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乌秅国千三百四十里，南与天笃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当罽宾、乌弋山离道，西北通莎车三百八十里。”

以上诸国，即婼羌、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扜弥、渠勒、于阗、皮山十国，位于丝绸之路南道的东段，是汉朝最早接触的诸国，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诸国多是绿洲城邦国家，人口与胜兵皆少，鄯善、扜弥、于阗相对是大国，是主宰地区事务的主要力量。汉王朝对诸国的了解较多，因而在书写诸国历史的时候，《汉书·西域传》没有使用“同俗”模式来书写诸国之间的关系，虽然有“能作兵，与婼羌同”之类的记载，但是，很显然，不是说二者之间有同俗现象。以上诸国之户口亦有一致性，即户数与胜兵数基本处于1∶1的状态之下，属于同类型国家。其中鄯善的胜兵比最高，这是导致最终胜兵平均数有变化的原因，鄯善是汉与匈奴争夺的重要阵地之一，处在军事斗争的前沿，故胜兵比例最高。再一个，需要补充的是，婼羌是此十个国家中的特例，即婼羌没有汉王朝任命的侯、将、君、长等职官，可见婼羌的独特之处，此婼羌更可能是游牧于昆仑山北麓的羌人部落。

（二）悬度附近的西域诸国（5国）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载:“乌秅国……北与子合、蒲犁，西与难兜接。山居，田石间。有白草。累石为室。民接手饮。出小步马，有驴无牛。其西则有悬度，去阳关五千八百八十八里，去都护治所五千二十里。悬度者，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绳索相引而度云。”乌秅国亦是一个特例，其没有汉王朝任命的侯、将、君、长等职官，可见其与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扜弥、渠勒、于阗、皮山九国是不同的，但是其与西夜、蒲犁、依耐和无雷亦不相同，“有驴无牛”亦是特色，牛是游牧、畜牧诸国的必备，而此乌秅国却是无牛，可见其特殊之处。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载:“西夜国，王号子合王……东与皮山、西南与乌秅、北与莎车、西与蒲犁接。蒲犁及依耐、无雷国皆西夜类也。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而子合土地出玉石。”又载:“蒲犁国……东至莎车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与西夜子合接，西至无雷五百四十里。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车。种俗与子合同。”又载:“依耐国……至莎车五百四十里，至无雷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与子合接，俗相与同。少谷，寄田疏勒、莎车。”又载:“无雷国……南至蒲犁五百四十里，南与乌秅，北与捐毒，西与大月氏接。衣服类乌孙，俗与子合同。”

蒲犁、依耐和无雷都与西夜即子合同俗，虽然没有使用“同俗”二字，但是基本意思是一样的，如“种俗与子合同”“俗相与同”“俗与子合同”之类，可推断出丝绸之路南道尽头，西域诸国之间的关系是较为密切的。王文利、周伟洲先生《西夜、子合国考》言:“西夜、子合，包括帕米尔高原的蒲犁、依耐、无雷等国，其原土著居民应为羌氐的游牧部落，大约在公元前177至前176年左右，原在敦煌、祁连间的大月氏为匈奴所破，大月氏击走在伊犁河流域的塞王，塞王西南迁至帕米尔一带，征服该地原土著的羌氐部落，而建立西夜、子合等国。”根据以上观点，可知西夜、子合、蒲犁、依耐和无雷都属羌氐部落，同族部落在民俗上同俗，从逻辑上讲是说得通的。但是《汉书》对他们的记载，多采用“同俗”模式记载，又可见当时的汉王朝对诸国之熟悉度不甚高。与此同时，无雷“衣服类乌孙”，又可见无雷是受到两个文化影响的。概而言之，蒲犁、依耐、无雷、西夜、子合诸国应是羌氐部落，受塞人统治或羁縻，又与乌孙有些许关系。再者，此部分国家与鄯善诸国迥然不同，尤其是户口与胜兵之比较，此部分国家多是户少口多，尤其以西夜为典型，且胜兵数多于户数几倍，如果把乌秅国从表格中去掉，这个户数与胜兵数比例更是悬殊。最后，丝绸之路南道东段诸国（10国）与此悬度附近的西域诸国（5国）有着另外一个明显的不同，前十国之九国皆有汉王朝任命的“侯、将、骑君、城长、译长”等诸官，而此五国皆没有，故此五国是与前十国完全不同的存在状况。

（三）与罽宾关系密切的西域诸国（4国）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载:“难兜国……南至无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宾三百三十里，南与婼羌、北与休循、西与大月氏接。种五谷、蒲陶诸果。有金、银、铜、铁，作兵与诸国同，属罽宾。”难兜亦是大国，虽然其是属于罽宾之附属国，但其人口达三万一千，胜兵八千人，这与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上述十五国相比，户口胜兵都是最多的，但是由于所处位置不同，故有着不同的命运。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载:“罽宾国，王治循鲜城，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多，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东至乌秅国二千二百五十里，东北至难兜国九日行，西北与大月氏、西南与乌弋山离接。”“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罽宾与汉王朝数有交往，亦多次斩杀汉使，可见罽宾与汉王朝之关系若即若离。结合《汉书》中对罽宾的其他记载来看，罽宾在武帝时与汉通使，昭、宣帝时，其王乌头劳自以为去汉绝远，数剽杀汉使，其子代立后，始遣使奉献。元帝使关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复欲害忠，忠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合谋杀王，立阴末赴为罽宾王，授予印绶。后军侯赵德使罽宾，阴末赴囚禁德，杀其副以下七十余人，遂绝而不通。至成帝时，复遣使献。自此“罽宾实利赏赐贾市，其使数年而壹至云”。余太山先生《〈汉书·西域传上〉要注》言:“成帝时，罽宾与西汉绝而复通似乎是单方面的:西汉不复遣使罽宾，仅罽宾使‘数年而壹至’。从杜钦之言，可以清楚地看出，元帝后期以降，西汉的西域经营只满足于保全城郭诸国，无复远图了。”张安福《大宛之战对中原治理西域的影响》则言:“以李广利为代表的中原军队，对西域多样化的地理环境和长距离作战时后勤补给的重要性有了感性认识，零距离地接触到了西域绿洲城邦社会的‘两属’心态。”“鉴于西域地理地貌的复杂性，中原王朝将实际治理的范围底定在塔里木盆地周缘和天山南北，甚或沿天山向西延伸至七河地区，但并未逾越葱岭和南天山进入费尔干纳盆地，从而避免了由此带来的高昂的军事费用和管理成本。”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载:“乌弋山离国，王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东与罽宾、北与扑挑、西与犁靬、条支接。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支……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东得安息。”乌弋山离国在《汉书》中亦是具有标志性的西域国家，是西域南道的极点，汉代使者必然是到达过这个地方，故《汉书》中才会有如此丰富的记载，但是由于罽宾与汉的若即若离，乌弋山离必然难与汉王朝直接交往，甚至是深度交往。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载:“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支接。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与乌弋、罽宾同。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有大马爵。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临妫水，商贾车船行旁国。书草，旁行为书记。”安息国“民俗与乌弋、罽宾同”，可见在此部分的书写模式里面，《汉书》还是在使用“同俗”模式进行书写，但是这个书写模式，很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安息的民俗其实是与乌弋、罽宾有着更多的不同，而《汉书》只言其同，不言其不同，是没有发现他们之间的不同，是对安息不熟悉、不了解的表现。

（四）与大月氏关系密切的西域诸国（5国）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载:“大月氏国，治监氏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户十万，口四十万，胜兵十万人。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与罽宾接。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出一封橐驼。”又载:“大夏本无大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徙来，皆臣畜之，共禀汉使者……凡五翕侯，皆属大月氏。”又载:“康居国，王冬治乐越匿地。到卑阗城。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不属都护。至越匿地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东至都护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与大月氏同俗。东羁事匈奴。”又载:“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国。控弦者十余万人。与康居同俗。临大泽，无崖，盖北海云。”又载:“大宛国，王治贵山城，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户六万，口三十万，胜兵六万人。副王、辅国王各一人。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阗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与康居、南与大月氏接，土地风气物类民俗与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至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

虽然《汉书》之记载部分承袭自《史记》，但是《汉书》之记载明显比《史记》有了诸多进步，就是此时期，汉王朝对于大月氏诸国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知道了此时期大月氏是此中诸国之核心，大月氏全面或者间接的控制了大夏之地，大夏之风俗必然与大月氏交互影响，再就是康居、奄蔡、大宛诸国，按照余太山先生的研究，诸部皆是塞人建立之国家，他们之间必有诸多相同之俗，而此时汉人已经发现诸国与大月氏之密切关系，相比较《史记》之记载深入透彻。

余太山先生《塞种史研究》言:“公元前140年左右，大批塞人渡锡尔河南下，一支进入费尔干纳，一支进入巴克特里亚。后者灭亡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他们各自建立的政权（可能均以Tochari人为主），《史记·大宛列传》分别称之为大宛国和大夏国。”“大概在此同时，另一只塞人（可能以Asii人为主）顺锡尔河而下，迁往咸海乃至里海沿岸。《史记·大宛列传》将这一支塞人称为奄蔡，而将留在锡尔河北岸的塞人（可能以Sacarauli人为主）称为康居。”“Asii，Gasiani，Tochari和Sacarauli似即先秦典籍所见允姓之戎、禺知（禺氏）、大夏和莎车。其活动地域大致在黄河以西，阿尔泰山之东。公元前623年，秦穆公称霸西戎，拓地千里，或者因此引起了塞种诸部的西迁。其中，禺知（禺氏）西迁者可能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留在东方者终于发展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即大月氏的前身———月氏。而允姓之戎的余种便是乌孙之祖。因此，乌孙、大月氏与同属塞种的Asii，Gasiani是同源异流的关系。”如此来看，大月氏与大夏、康居、奄蔡、大宛之间的关系，不是非同寻常，而是渊源已久。最后，对于诸国之户口与胜兵比例，尤其是有明确数据记载的大月氏、康居、大宛，竟然皆是整数比，可见数据的来源并不是真实的统计数字，而是大致估算出来的数字。

（五）与塞种关系密切的西域诸国（3国）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载:“桃槐国，王去长安万一千八十里。户七百，口五千，胜兵千人。”按照《汉书》之记载模式、书写模式，此处必有问题，文字必有遗漏，按照户口胜兵数来看，此桃槐国其实不算小国，而是大国，而对此国家的记载却是不完整的，故可知此处文字必有遗漏，并且此桃槐有可能是和塞种关系密切的国家。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载:“休循国，王治鸟飞谷，在葱岭西，去长安万二百一十里……民俗衣服类乌孙，因畜随水草，本故塞种也。”又载:“捐毒国，王治衍敦谷，去长安九千八百六十里……衣服类乌孙，随水草，依葱领，本塞种也。”休循国与捐毒国亦是受到关注较多的西域国家，其本为塞种，这是《汉书》明确记载为塞种的几个国家之二，其民俗衣服类乌孙，可见，后来乌孙对西域诸国的影响之大。

（六）丝绸之路北道西段上的西域诸国（12国）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载:“莎车国……东北至都护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有铁山，出青玉。”又载:“疏勒国……东至都护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车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又载:“尉头国……东至都护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与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径道马行二日。田畜随水草，衣服类乌孙。”又载:“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东至都护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内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悬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又载:“姑墨国……东至都护治所二千二十一里，南至于阗马行十五日，北与乌孙接。出铜、铁、雌黄。东通龟兹六百七十里。王莽时，姑墨王丞杀温宿王，并其国。”又载:“温宿国……东至都护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西至尉头三百里，北至乌孙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类所有与鄯善诸国同。东通姑墨二百七十里。”又载:“龟兹国，王治延城……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杅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能铸冶，有铅。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又载:“乌垒……与都护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犁。”又载:“渠梨……东北与尉犁、东南与且末、南与精绝接。西有河，至龟兹五百八十里。”又载:“尉犁国……西至都护治所三百里，南与鄯善、且未接。”又载:“危须国……西至都护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又载:“焉耆国……西南至都护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与乌孙接。近海水多鱼。”

丝绸之路北道上的诸国，亦是汉王朝关系极其密切的诸国，西汉王朝与乌孙的交往是极其多的，而此中诸国皆弱于乌孙，故乌孙毫无置疑是此中诸国之霸主，但是，龟兹亦是地方大国，亦是极有发言权之国家，其余诸国虽然明显弱于二国，但是与丝路南道之城邦诸国相比，诸国之势力明显较强。再者，诸国多有击胡侯、击胡都尉、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击胡君、备西夜君之设置，可见诸国是一个类型的国家，对于诸国之风俗的描写，基本没有同俗之书写模式。

（七）与车师关系密切的西域诸国（16国）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下》载:“乌贪訾离国……东与单桓、南与且弥、西与乌孙接。”又载:“卑陆国……西南至都护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又载:“卑陆后国……东与郁立师、北与匈奴、西与劫国、南与车师接。”又载:“郁立师国……东与车师后城长、西与卑陆、北与匈奴接。”又载:“单桓国……辅国侯、将、左右都尉、译长各一人。”又载:“蒲类国……西南至都护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又载:“蒲类后国……辅国侯、将、左右都尉、译长各一人。”又载:“西且弥国……西且弥侯、左右将、左右骑君各一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又载:“东且弥国……东且弥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又载:“劫国……辅国侯、都尉、译长各一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又载:“狐胡国……辅国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护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百七十里。”又载:“山国……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译长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须二百六十里，东南与鄯善、且末接。山出铁，民出居，寄田籴谷于焉耆、危须。”又载:“车师前国……户七百，口六千五十，胜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辅国侯、安国侯、左右将、都尉、归汉都尉、车师君、通善君、乡善君各一人，译长二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千八百七里，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又载:“车师后国……击胡侯、左右将、左右都尉、道民君、译长各一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又载:“车师都尉国，户四十，口三百三十三，胜兵八十四人。”又载:“车师后城长国，户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胜兵二百六十人。”与车师关系密切的西域诸国亦是距离汉朝比较近的，这应该是汉与匈奴争夺的焦点地区，在这一系列的争斗之下，汉王朝对诸国的了解亦是比较深厚的，而诸国之户口胜兵数量之记载亦是详细的，可见汉王朝与他们之间的关系。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载:“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工、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总之，汉王朝对西域的认知是逐渐深入的，而在深入的过程中，部分文献被记载了下来，后来又被史官编纂入正史之内，而“同俗”一词的不断使用，就是展现汉王朝对西域认知情况的一把钥匙，这反映了某个时段内，汉王朝对不熟悉国家的认知情况，当然同俗诸国之间是有共同属性的。

三《汉书·西域传》诸国户均七人献疑

对于《汉书·西域传》所记载的西域诸国的户口胜兵数量，前辈学者多有关注，亦有较多的研究。王子今、乔松林《“译人”与汉代西域民族关系》言:“‘户’‘口’‘胜兵’数字可以说明部族、部族联盟和国家的规模。”丁杰《两汉西域诸国户数、人口、胜兵情况的统计及蠡测》言:“按照计量史学的方法，对两汉正史《西域传》所记的人口资料做了一项基础的统计工作，通过测算和统计，有三点引人注目。其一，较之西汉，东汉西域诸国人口剧增，这应该和汉廷对西域的屯田经营有因果关系。其二，根据不完全统计，与西汉相比，东汉西域诸国的家庭有变小的趋势。其三，综观两汉西域诸国“户均胜兵”“胜兵人口比”和“户均胜兵率”三项指标的数据，可以发现两汉西域诸国都对军事较为重视，军队比例都保持在了一个不低的水平。”而我们在对《汉书·西域传》诸国户口胜兵数量的统计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即这些数据之间好像隐藏着问题，即有被人为修改的痕迹。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载:“且末国，王治且末城，去长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户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胜兵三百二十人。”又载:“小宛国，王治扜零城，去长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户百五十，口千五十，胜兵二百人。”又载：“精绝国，王治精绝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兵五百人。”又载:“渠勒国，王治鞬都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户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胜兵三百人。”又载:“皮山国，王治皮山城，去长安万五十里。户五百，口三千五百，胜兵五百人。”又载:“无雷国，王治无雷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户千，口七千，胜兵三千人。”又载:“莎车国，王治莎车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户二千三百三十九，口万六千三百七十三，胜兵三千四十九人。”《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载:“姑墨国，王治南城，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户三千五百，口二万四千五百，胜兵四千五百人。”又载:“危须国，王治危须城，去长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户七百，口四千九百，胜兵二千人。”

通过《汉书·西域传》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且末、小宛、精绝、渠勒、皮山、无雷、莎车、姑墨、危须9国的户数与人口数之比，竟然极其神奇的同样是1∶7，即每户有七人，这个记载我们认为是有问题的，这其实不能告诉我们，西汉时期西域诸国的户均人数是七人，只能说这个数据是假的，即户数与人口数二者之间必然有一个是假的，更有可能的是户数是真，人口数是假。或许汉王朝对于西域诸国的户口数据是从基层上报而来，而西域诸国其实没有完善的人口统计，而其仅仅是将户数做了统计，然后按照户数乘以七人的模式，报告了汉王朝。再或者就是史官在撰写《汉书·西域传》之时，没有人口数据，只有户口数据，他们又必须记载人口数，根据他们所知的西域诸国户均七人的惯例，将户数做了简单的乘法之后，撰写到了史书中去。总之这个户均七人的数据是只能相信一半的，这个问题与我们上文所说的，《史记》《汉书》之记载下西域诸国时的书写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为了记载而记载。

下面的最大问题就是，为何会是“七”?何人在制造这个数据“七”?又是依据什么制造了这个数据“七”?通过对《汉书》《后汉书》所载凉州诸郡的户与口之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西汉东汉时期户均四人左右是常态，而西域诸国为何会出现户均七人的记载，且是整数比，即标准的一比七，没有任何的余数，这就需要解释?为什么是户均七人，为什么是整数比?而通过对西域诸国户均人口数的大统计，即上文所有数据的西域诸国的平均户口比是1∶6.4，可见西域的人口结构与凉州、河西诸地确是有差距，而史学家在数据不足的情况下，必然是做了一个简单的乘法或除法，故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这样的记载。当然，我们只是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或者问题，这个现象或者问题与《汉书·西域传》的书写模式或许亦有关系，但是，我们其实没有找到好的答案以解释这个问题，只能留待将来了。

四 结　语

林英《公元1到5世纪中国文献中关于罗马帝国的传闻———以〈后汉书·大秦传〉为中心的考察》言:“《后汉书》以及关于魏晋南北朝诸史西域传中多包括大秦传，这些记载反映了公元1到5世纪中国社会对于罗马帝国的了解和想象。”王伟《试析两汉时期〈西域传〉书写模式的形成》言:“两汉以来官方关于西域的历史文献有其特殊的书写模式，在这种书写模式下所记录的西域，是中央朝廷对西域的一种官方历史记忆，他们是在某个特殊群体的主观‘意图’下被创造并保存下来的。”诚然，司马迁时代对西方的了解，就有诸多的传闻与想象，而到了班固时代，虽然对于西域的了解在增多，虽然道路户数翔实矣，但是此时代汉王朝对西方的了解亦是有限的，此时丝路南道、北道的东段，就是帕米尔高原以东诸国，汉王朝的了解在增多，故在史书的撰写过程中，较少使用“同俗”类比的模式介绍诸国之风俗，而悬度之外的诸国，汉人对他们仍然是不熟悉的，所以仍然需要依靠类比的方法，去认知朋友的朋友。但是毫无置疑的是，班固时代，对西域诸国的类聚群分是清晰的，诸国之间的确是有区别的，并且是集团性差别，加深对这些异同的考察，对于我们认知司马迁时代或者班固时代的西域极其重要！

编 者 按：原文载于《敦煌学辑刊》2019年第2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