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年7月        作者：蒋方

昭君生养的小山村

（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会分会副会长）

昭君村一名，直到唐代中期以后才开始见于文人的记载。追源溯起，则与杜甫关系密切。公元766年，在战乱中漂泊流离的杜甫到了夔州，想回中原却无钱买舟，在夔州住了三年，写下一些感怀古人而寄寓自己情怀的诗篇，深受人们的推赞，其中就有歌咏王昭君者：“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咏怀古迹》之三）；“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负薪行》）。宋代以后，生前潦倒的杜甫以其诗歌成就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名气，这也带动了昭君村的传播。此后，凡经过三峡的文人大都会联想到王昭君，昭君村的说法越来越受到关注，最终成为名人遗迹。试想昭君当年住在村里时，人尚未出名，村自然是不会以人而命名的。不过，虽然当年没有昭君村，却一定有昭君住过的村庄。那么，这个生养昭君的小村庄在哪里呢？

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

一、王昭君的名与字以及官称

班固《汉书》中有两处提到昭君，一处是卷九《元帝纪》：“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另一处是卷九十四《匈奴列传》：“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唐代学者颜师古为《汉书》作注释，在《元帝纪》一句下，先引“应劭曰：王樯，王氏女，名樯，字昭君”，后引“文颖曰：本南郡秭归人也”。这就是史籍中关于王昭君最原始的个人资料。

但是，在晚于班固近三百年的刘宋人范晔所作的《后汉书》中，关于昭君的个人资料却写作“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恰是将其名与字颠倒了过来，并将《汉书》所载之“樯”、“墙”写作了“嫱”。两书相互映证，昭君是南郡秭归人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昭君究竟是她的名还是她的字？是“樯”、“墙”还是“嫱”？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是不能不弄清楚的。一个人行于世上，如果连最基本的名字称谓都不能被世人确认无误，那么她（他）就没有获得最基本的尊重。

我们今天说一个人的名字，指的就是名字，姓后面的一个字或两个字，只是与姓相区别而已。但在古代，名与字是两回事。汉家重儒学，儒学重礼仪。在儒家学者传授的古礼中，孩子出生三个月时，由父亲抱在怀中命名，到成年时，再由家族中的长辈赐字以示祝贺。三月命名，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但行成年礼就不同了。古人认为，女孩成熟早，男孩成熟晚，故“女子十五而笄，男子二十而冠”。女孩子十五岁时要行笄礼，即将头发挽起，插上笄——用来固定发束的竹制长簪，表示已经成年可以嫁人了，这时就会拥有姓和名之外的字，以便夫家人用来称呼。男孩子则到20岁束发戴冠，在冠礼上获得姓和名之外的字，以便在社会交往时通过不同的称呼来体现尊卑亲疏的礼节。

班固不仅是史学家，也是东汉著名的儒家学者，精通古礼。在他所撰著的《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德论》）中就有“姓名”一节专门来讲述姓、名、字三者所分别代表的礼节。无论男女，姓是用来分别血缘、讨论婚姻的：“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古人很早就发现血缘相同或相近的男女结婚后生下的孩子往往出现生理不够健康的问题，因此男女议婚的第一步就是辨姓，以避免血缘相近而造成后代的生理状况不佳。而名与字则主要用于称呼。就女孩子来说，出生三月获得的名代表幼年的娘家生活，笄礼之后获得的字则表示成年可以出嫁了。而当两家商议婚娶所行六礼之中，“纳采”之后，就要“问名”。纳采是男方向女方下聘礼，聘定之后就要行问名之礼，问的就是这女子的名和字。男方在获知女子的名和字后，要在家庙中用这女子的名和字作占卜来请问祖宗是否接纳，得到的卜兆是吉，两家的联姻就成功，得到的卜兆是凶，则婚姻不成，议婚中止，不再进行此后的仪式。得到祖宗认可的女子嫁入夫家后，夫家人也就以字来称呼她，因为字是她成年婚嫁的标志。而在此之前，“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礼记·曲礼上》）。所以，一个女子的名和字关乎她的家世，也关乎她的贞节。

知道汉代礼仪的意义后，我们就能明白，班固为什么在《元帝纪》中只写“王樯”而在《匈奴传》中要写“王墙字昭君”了。首先自然是因为《元帝纪》是帝纪，所记为一朝政治之事，称名是正式的文件式表达。其次，当昭君被赐之时，她尚未行婚礼，在汉即在娘家，故称名；到达匈奴之后，她已是单于之妻，结过婚的女人，故既称名又称字。并且《匈奴传》此后的记载不再称“王嫱”，而是一直以“昭君”为称，总计出现了九次。这种名与字在性质不同的场合的分别正表现了班固作为史学家在笔法上的严谨。

王樯字昭君”，不仅是《汉书》的明文，而且还得到了稍晚于班固而同样是东汉著名学者的应劭的再度证明。况且汉人的名多是单字，字则多是双字，比如司马迁，字子长；汲黯，字长孺；班固，字孟坚；蔡琰，字文姬；从习俗上也可以证明班固和应劭的说法不错。错的是撰写《后汉书》的范晔。

那么，昭君的名究竟是“樯”、“墙”，还是“嫱”呢？眼下我们没有更多的史料来作判别，只能存疑。不过清人认为，《汉书》中的两字在读音上并无分别，汉代的“字典”——《说文解字》中没有“樯”，只有“墙”，而“樯”、“墙”与“嫱”三字读音相同，当时是可以通用的（见钱大昕《十驾斋养心录》）。而自《后汉书》出现后，大家都更愿意以代表女性美丽的“嫱”字来称呼昭君，习惯成自然，用的人多了，《汉书》中最原始的“王樯”与“王墙”不再出现在文献中，《后汉书》中的“王嫱”则后来居上，成为昭君之名，以至于人们不知道曾经有过的“王樯”和“王墙”。

根据班固和应劭的记载，昭君在汉朝的身份是待诏掖庭和后宫良家子。掖庭是汉代对宫廷女子的居所的总称，设有官员掖庭令专职管理。掖庭中那些被皇帝召幸过的女子，大都赐有职号，而还没有被皇帝召幸过的女子就叫待诏。诏是皇帝的命令，待诏就是等待皇帝召见的命令。这是一种官称，也是一种地位。因为待诏的她们是在掖庭等候皇帝的召见，所以掖庭也称为后宫——皇帝的妻子和准妻子们居住生活的地方。

西汉宫廷中的女官是有等级有俸禄的。根据《汉书·后戚传》的记载，这些女官分为两类，一类是得到皇帝召见而有爵位职号的，在元帝增加昭仪一职之前，皇后以下有美人、良人、婕妤、充依等，共计十四等；另一类是没有得到皇帝召见的，有五官、顺常等，约有九种四等，其中最末一等称为家人子，其等级“视有秩斗食云”。即年收入不满百石，日收入为一斗二升，与政府中的佐史之职等同。颜师古注称：“家人子者，言采择良家子以入宫，未有职号，但称家人子也。”“良家子”即家世清白人家的女儿。因此，王昭君在宫廷中既然属于等待皇帝召幸的女子，自然没有职号，故称之为“待诏掖庭”；她的官位属于尚未召幸的家人子，所以又称她为“后宫良家子”。
那么，地处偏远的南郡秭归人昭君是如何来到汉朝皇帝后宫的呢？

二、王昭君怎样进入汉朝宫廷

颜师古《汉书注》引应劭曰：“郡国献女未御见，须命于掖庭，故曰待诏。”这就是说，王昭君是因为郡国献女而成为待诏掖庭的。

郡是汉代低于中央一级的地方行政区划，长官称太守。郡下设县，大县长官称县令，小县长官称县长，治理一地之民，并负责赋税的征收，徭役的调集。国是同姓诸侯的封地，行政级别与郡相当，接受中央的行政领导，财赋收入则由诸侯享用，不用上交中央。

依照汉代制度，地方长官的日常工作除处理赋税交纳和维护地方治安之外，还包括考察风俗以了解民情，考察贤良孝悌杰出之人以向朝廷举荐，而在春天则必须出行巡视所管辖的地区，督促耕播，勉励农事。到了岁末，郡守要派出专门的官吏去长安向朝廷上计——总报一年的工作成绩并向中央交纳赋税等，同时将举荐的人员一并送到长安。上计之事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十分重要，因为这是中央考核地方官员功过大小以决定职位升降的重要依据。所以，地方官员在派出官吏去上计的同时往往还会带上地方特产以赠送中央的各级首长，包括皇帝。应劭所说的“郡国献女”，就是这种地方官员送给皇帝的美女。

西汉南郡太守的驻地在今天湖北省的江陵县，下辖的秭归县的县治在今天长江三峡大坝修建之前的老秭归城附近。县的令长是最低一级的地方官员，处理一地的日常事务，而要将发现的人才情况随时报告给郡守。一郡太守每到春季要巡行管辖之地，考察工作还是比较辛苦的，尤其是在交通不是很便利的条件下要到偏僻荒远的地区。不过，正是这种制度让郡守能有实地考察和亲自发现人才的机会，减少被下属蒙哄的可能，的确有利于地方的治理。
我们没有确凿的材料来证实昭君被发现而由地方官员献给皇帝的过程，但由汉代制度可以大致猜想，身处偏远之地的昭君可能就是在被县、郡两级地方官员发现之后而作为礼物献给皇帝的。而她既有“昭君”之字，则已行过笄礼，这时的年龄应当已过15岁。所以宋人郭祥正诗：“昭君十五入汉宫，自倚花艳如芙蓉。”（《青山续集》卷四）所谓“十五入汉宫”，这说法就是根据古礼而作出的推测。

三、“昭君”村名的由来

如果王昭君没有进京，没有出塞，就不会出名。那么，她自小生长的山村也会默默无闻地保留自己原来的村名，而不会以她的名字来重新命名。因此，昭君村之所以出现，完全是由于王昭君的名声。

按照汉代制度，凡在皇帝身边侍奉的人必须是家世清白的“良家子”。所谓良家子，即家庭中世世代代都没有人从事过巫、医、乐师、技工、商贾等职业，当然，也不曾有人犯罪受罚。昭君作为献给皇帝的礼物，虽然不能断定她那居住山村的父亲赖以为生的职业究竟是种地还是砍柴还是打渔，但至少三代以来都是自给自足的清白平民则是毫无疑问的。此外，她家有哪些人口，境况如何，也都无从考察。

不过，《汉书》记载昭君出塞之后，她的两个侄儿王歙和王飒都因为她而封侯任官，并且明言“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那么，昭君是有哥哥的。虽然《汉书》也明言王飒是王歙的弟弟，但从古人同房兄弟依年龄排序的习惯，今天很难判断这二人是同父母的亲兄弟还是同祖异父的堂兄弟。所以，昭君有几个哥哥并不能据此确定。但是，对于考察昭君村村名的由来来说，这却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材料。

当昭君从三峡中的山村走向京城长安而成为皇帝的准妃嫔，这在当地，无疑是一条重大的新闻而让朴实的山民们兴奋不已。接下来，这女子又出塞和亲而成为了匈奴单于的妻子，消息传来，在前一新闻彻底变成旧闻之前，山村里又一次地热闹起来，人们奔走相告：“昭君和番去了！”以至于这传说在当地至今都还有人传讲。再加上她的侄儿们因为她而进京，封侯，任官，出使，光宗耀祖，这更是让周围的人啧啧称赞并羡慕不已。试想，这样接二连三的新闻在当时地处偏远又民俗简朴的山村中会产生何等轰动的效应，会带动多少添油加醋的传讲，会让多少外人对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村庄刮目相看，从而让本村人突然找到了自豪感，即使以今天的世情来推断，应当都是不难想象、不难描绘的情形。于是，昭君的同村人放弃原来的村名而自称为昭君村，并为周边远近的乡亲们所接受，就是一件水到渠成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昭君村的名字就这样经由昭君的村人而传讲开来，再由杜甫等来到三峡的文人而写入诗中，这一村名也就走出了三峡而进入了史册，流传千古，直到今天。

四、今天的昭君村

汉代出塞的王昭君只有一个，昭君村自然也只有一个。可是在今天的兴山，有三处昭君村遗址的说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今天的湖北省兴山县是昭君故里所在，而自称是生养昭君的村子则有宝坪、七连坪和陈家湾三处，而且这三个村子中的王姓居民都有人自称是昭君的后裔。然而在经过实地调查之后，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这三个村子中的王姓居民其实都是在明代由江西迁入兴山的移民，与上溯一千多年以前就居住在这里的昭君之王姓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我们不难推想，当这些外来的移民进入兴山居住，首先就面临着如何与当地的原住民和谐相处从而立足生根的大问题，而一个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文化嫁接”——将当地历史文化中的著名人物奉为自己的血脉所在，为移民的落地生根寻找既合理合法又通达人情的依据。这些从江西移民到兴山的王姓居民本来有着自己的宗族标志，说是八个兄弟离开江西时，将一口锅砸成八块，每人持一块而踏上移民之路，自号“锅八块”。有此名号，便是浪迹天涯海角也不忘本；有此名号，便是千秋万代也可以相认；“锅八块”的名号是一种不忘血亲的誓约，饱含着去乡远行的悲情。而为了“落地生根”，他们在来到兴山重新建立家园之时，一方面世世代代保留着自己“锅八块”的宗族名号，另一方面则不断地向世人宣称自己与兴山的王昭君有着血缘之亲，说明在众多的来自外地的各姓之中，自己这一支的王姓与这块土地有着天然的血亲联系。这种传讲，既为江西“锅八王”的徙居兴山寻得了历史的依据，又能求得原住民的理解和接纳。久而久之，随着历史长河的流淌，原住民中的王姓或是融入了外地迁徙而来的王姓，或是远行迁移去了他乡，或是自身消失断流而不知所往，总之在今天的兴山已经很难找到他们的踪迹了。而移入兴山的王姓虽然来自江西、河南等不同地方，移入时间也不尽相同，也不是一个宗族，但是“锅八块”的王姓因为与王昭君这位兴山的历史名人建立起了血亲联系，在兴山的诸个王姓之中自然是“锅八块”的影响最大。我们今天搜集到的有关昭君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大部分就是来自这三个村子中的王姓居民。

虽然今天这三个村子中的王姓居民不是昭君的血脉后裔，但是昭君村这个地名却是自唐宋以来就一直有的历史记载，时间远在“锅八王”迁入兴山之前。那么，这个史书上记载的昭君村今天在何处呢？这三个今天自称为昭君生养处的村子与史书上的

昭君村有没有联系呢？

从现有的历史文献来看，昭君村这个名字最早见于唐诗，一是蒋冽的《巫山之阳香溪之阴明妃神女旧迹存焉》，二是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二和《负薪行》，三是白居易《过昭君村》和《题峡中石上》。蒋冽的诗远不及杜甫和白居易的影响大，但就地理考察而言，最值得关注，因为他在诗题中宣称“旧迹存焉”，显然是人到此地有感而作，同时又清楚地表明，在巫山之南的是神女庙，在香溪之南的是昭君村。因此，香溪南岸应当是昭君村之所在的一个明确的指示。
查《宋史·地理志》，归州下属三县之一的兴山是人口稀少的下等县，记载说兴山县治在“开宝元年移治昭君院，端拱二年又徙香溪北”（《宋史》卷八十八）。这条文献记载表明，北宋开宝元年（公元968年）曾将唐代的兴山县治搬到了昭君院，到了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又搬到了香溪的北岸。那么，这宋代的昭君院是不是就是唐代的昭君村，不能确知，但是，它与唐代的昭君村同在香溪南岸，又都是因为昭君而建，可以无疑。而要考知昭君村的位置，则除在香溪南岸以外，据此记载，我们又知道了村子与在香溪北岸的县治相距不远。

兴山县治所在，唐代曾有数次搬迁，宋代以后就基本上稳定在罗镜山下，香溪北岸。我们所能见到的宋代以后的地志之书，不仅用罗镜山和香溪来说明县治所在，还往往用昭君村或昭君台等相关遗迹来说明彼此的位置。如：明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所修《归州志》记兴山有昭君村，注曰：“治南一里。”有昭君台，注曰：“治南一里，详见邑人陈丕善记。”陈丕善的《重修昭君台记》写在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449年），文章说：“兴山治南半里许，有山秀出，屹然奇异，即昭君村之后峰也，世遂以昭君台名之。”（《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

清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修撰的《湖广通志》卷七七：“兴山县，昭君台在县前南山之阳。《图经》：在兴州山南。汉掖庭待诏王嫱，字昭君，南郡秭归人。邑人悯昭君不回，立台以祭，今有昭君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修撰的《大清一统志》卷二七三：“宋史地理志，归州兴山，开宝元年移治昭君院。端拱二年又徙香溪北。县志：宋末县令郭永忠迁今治。”又记：“郭永忠，福建人，知兴山县。甫下车，睹山川险要及士民疾苦，请迁县治于罗镜山下。”（见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修《兴山县志》卷十五记县治所在：“昭君院，故城。《宋史地理志》：‘开宝元年移治昭君院。’《一统志》：‘昭君村在兴山县南，有昭君院，又有昭君台。’今县南一里妃台山即其地也。”（台湾成文出版社1977年《中国方志丛书》）
依据这些历史记载，可以清楚地知道，一直到明清时代，兴山还保留着昭君村的地名，位置就在香溪的南岸。此地有妃台山，山上有昭君台，山下有昭君村，以及昭君院及昭君祠等，与香溪北岸、罗镜山下的县治相距一里左右。以今天的地理考察，

这个古村确实与陈家湾的位置相近，而宝坪与七连坪则可以排除在外。
陈家湾在香溪南岸，妃台山下，隔溪便是老高阳镇，兴山老县城的所在，镇后即为罗镜山，完全符合古籍记载的条件。但是，毕竟史地有变迁，妃台山又有四方八向，“县南一里”的范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并不能确凿地肯定陈家湾就是古代的昭君村。但是，古代的昭君村与现在的陈家湾相近，就在这一区域是可以断言的。流年似水，时世变迁，现在的陈家湾已是以陈姓为主。而兴山县城则因为长江三峡筑坝，江水上涨，已经在2002年搬迁到了香溪上游的古夫镇。兴山人对旧地有眷恋之情，就在原来的地方回填重建了高阳镇。地基提高了二十余米所建的新镇，现在已经改名为昭君镇了。

而宝坪村在香溪上游的支流白沙河边，村后山岭原名烟墩坪（一说烟袋坪）。这村子在古县治的西北，相距三十余里，而且是在白沙河的北岸，完全不符合上面所引这些古籍所记载的条件。村中的王姓居民都是明代江西移来的“锅八王”，与昭君所出的王姓原住民本无血亲联系。但是在数百年的历史讲述中，他们都自称是昭君的后裔，村中又有老人特别长于讲说昭君的传说。1980年兴山县政府开发旅游产业，将昭君纪念馆建在了宝坪，于是村中的楠木井等历史遗迹便与昭君的传说糅合到一起，更增强了此地“锅八王”与昭君的亲缘关系。来这里的参观者既多，传说讲述也更加丰富，渐渐地人们就直接将这里叫作了“昭君村”。习惯成自然，今天宝坪的行政村名已正式改称昭君村，除当地的年长者还依然称这里为“宝坪”之外，一般人都称这里为“昭君村”了。尤其是外地来的游客完全不知其中原委，径直以为这里就是自古相传的“昭君村”，在旅游经历中不断地称道。传播广，影响大，三十余年来，昭君村的名声越来越响亮，原来的村名“宝坪”正在慢慢地被人们遗忘。也许参观昭君纪念馆的人们更愿意相信这里就是历史上的昭君村，但就尊重历史和保存历史的真实而言，我们有必要对宝坪村变身为昭君村一事加以辨别和说明。
至于七连坪，它远在距宝坪尚有数十里的高山上，除了上面谈到的多为王姓居民之外，别无其他条件与古籍所载的昭君村相关，应当完全排除。

五、昭君进京的杜撰之说

      需要补充的是，关于昭君的乡里和进宫，还有另一种说法，这就是《琴操》的记载：“昭君，齐国王穰女。端正闲丽，未尝窥门户。穰以其有异于人，求之者皆不与。年十七，献之元帝。”（《乐府诗集》卷五十九引《乐府解题》）这段记载言之凿凿，把昭君的家庭情况和入宫缘由都交代得既详细又清楚，但是并不可信。

首先，《琴操》一书署名为东汉蔡邕，却是一部伪书。编撰《四库全书》的纪昀等学者推测，该书应是东晋人孔衍所作。而东晋正是昭君传说兴盛的时期，当时流传的这种类似小说的讲法不止一种。故，书既是伪托之书，事自然也难为实事。
其次，《琴操》记载的都是与琴曲相关的故事，因为有琴曲《昭君怨》，所以就收录这一故事来说明琴曲《昭君怨》的产生。琴曲《昭君怨》与通过汉代乐府机关采录保存下来的乐府《王昭君》分属于两种音乐，曲调不同，故事也有明显的区别。
早在西晋，石崇根据汉曲《王昭君》所填写的《王明君》，是一首五言体，而不是《琴曲》所载的四言体。从中国诗歌发展史来看，汉晋时期，四言是文人熟悉的传统诗歌形式，五言则是汉代从民间兴起的新的诗歌体裁。那么，就其时间而言就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两曲同时诞生，都产生于西汉末东汉初，不过，五言《王昭君》是民间音乐，而琴曲《昭君怨》是文人音乐。

二是五言《王昭君》的时间要早于四言琴曲《昭君怨》。西汉末年，民间就已经出现了与昭君出塞有关的歌谣，焦延寿曾采录而载入《易林》。虽然《易林》所载昭君歌谣是四言，却不等于说民间就没有其他形式的歌谣，而五言正是这时流行于民间的歌谣形式。文人写昭君，就目前材料来看，以石崇之作为最早。石崇所作《王明君》是五言而不是四言，不仅证明通过乐府而进入文人阶层的民间音乐《王昭君》原为五言，而且在当时的影响还比较大，所以引起了石崇的拟作兴趣。再说，《琴曲》故事以昭君不肯再嫁而自杀为结局，与石崇《王明君》的依据史实而作抒写的基调完全不同。如果西晋时琴曲《昭君怨》就已经有了相当范围的传播和影响，石崇拟作为什么不取代表文人文化而品味高雅的琴曲《昭君怨》呢？尤其是对于昭君在呼韩邪死后不得不嫁给新任单于的命运，石崇即使在诗歌形式上取了新体五言，恐怕在内容上更容易被《琴曲》故事的新奇所吸引，在评价上更容易与透着文人情调的《琴曲》保持一致，他会跟着《琴曲》所定的调子来赞扬昭君的守贞自杀，而不是坚持史书记载，承认她的再嫁事实：“父子见凌辱，对之惭且惊。”其实石崇不但不取自杀之说，还对于昭君的再嫁满怀同情，在诗末替她表白说：“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石崇的《王明君》表明：《琴操》所载昭君故事，西晋时不说尚未出现，也至少并无影响，鲜被文人相信与接受。因此，在当时文人的心目中，历史所记载的昭君出塞还不曾受到传说的影响。

据此可以断言，《琴曲》所记昭君故事，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言，确实属于杜撰一类。

排版编辑：包苏那嘎

出品单位：昭君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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