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聪

摘要：汉匈关系是秦汉史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近四十年来汉匈关系研究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学界主要就汉匈和亲、战争、经济文化交流三个方面的议题进行探讨，对传世文献的解读细致入微，对相关史事考辨精详，但对简牍材料的运用尚不充分，侧重西汉中前期的汉匈关系研究，疏略西汉中后期、新莽、东汉的汉匈关系研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应注意思维方式和研究视角的转化，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拓宽研究视野，这也是学界今后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汉匈关系；学术史；综述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785(2021)7-0069-06

有关汉匈关系，史籍记载颇多。改革开放以来，汉匈关系的研究，在研究内容和研究视野上多有扩展；近四十年来，国内外学界已有百余篇论著发表。令人遗憾的是，至今尚无较为完整的学术史梳理。有鉴于此，笔者不揣谫陋，撰此综述，还望方家指正。

一、汉匈和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汉匈和亲研究再度兴起，学界对汉匈和亲的研究主要涉及和亲性质、作用及影响等方面。

（一）和亲的性质

有关和亲性质，林榦《匈奴史》认为汉初的和亲是一种消极的政策，与昭君以后的和亲有所不同［1］。敬东《西汉时期三种不同性质的和亲》认为汉初的和亲是汉朝处理同敌对国家关系的政策，而西汉后期的和亲则是处理国内兄弟部族间关系的政策［2］。任崇岳《汉代和亲政策的几个问题》认为和亲是汉匈双方统治者互相利用的外交工具［3］。张长明《试论西汉的汉匈关系及和亲政策》与林榦持相同的观点［4］。莫任南《匈奴对汉王朝的政策》指出武帝之前的和亲带有民族压迫性质，呼韩邪单于的和亲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和亲［5］。王红《论西汉初期的汉匈关系》将汉初和亲视为汉朝基于当时双方实力对比下的缓兵之计［6］。李大龙《“用夷变夏”与西汉初期刘敬的“和亲”建议》则与上述几种观点不同，他认为汉初和亲并不具有屈辱或妥协性的因素［7］。汪高鑫《汉代的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认为和亲对汉朝而言是迫不得已之举［8］。江俊伟《西汉前期汉匈和亲之性质及汉匈关系》指出汉初的和亲是主动权掌握于匈奴的不对等关系［9］。由此可见，学界多将汉初和亲的性质视为汉匈间的不对等关系，汉朝是弱势的一方，但也有学者认为和亲是双方相互利用的外交工具。而对于西汉中后期和亲性质的讨论较少，意见也相对一致，即和亲的主动权掌握在汉朝一方。

（二）和亲作用及影响等

学界在探讨这两方面的问题时，多偏重于汉初和亲。林榦《匈奴史》认为汉初的和亲滋长了匈奴奴隶主的贪欲，无补于汉匈友好，同时，他指出和亲政策可能对匈奴的婚俗产生影响［1］。敬东认为汉初的和亲为日后汉朝的反击奠定了基础，昭君和亲则巩固了汉匈友好关系［2］。张长明在和亲的作用上持与林榦类似的观点［4］。托马斯·巴菲尔德的《匈奴帝国联盟：其社会组织与对外交往》认为汉朝的和亲政策并不能摧毁匈奴帝国［10］。刘光胜《试说刘邦“白登之围”与汉匈和亲的开始》认为和亲促进了汉匈政权、民族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1］。白音查干《匈奴“背约南侵”考》指出汉初的和亲政策基本遏制了汉匈间的大规模冲突［12］。葛亮《西汉前期北方边防对策举要》肯定汉初和亲的作用，指出和亲是不费一兵一卒的边防政策［13］。高旗《从政治效益观看西汉时期的汉匈关系》也表达了与白音查干等人类似的观点［14］。王红《论西汉初期的汉匈关系》认为汉匈均从和亲中得到了便利［6］。熊贵平《汉朝对匈奴的分化与瓦解方略述论》注意到和亲与互市对匈奴的上层贵族和民众造成的心理意识上的转变，对分化、瓦解匈奴起了重要作用［15］。刘宇辰《西汉前期汉匈间和亲政治的衰落——对文帝十四年前后汉匈关系阶段性变化的分析》认为和亲政治并不完善，无法在根本上解决双方在生产方式上的差异［16］。可见，学界多从消极和积极两方面探讨和亲对双方的作用及影响。

此外，尚有部分学者就一些和亲的细节性问题进行考证。如葛亮《汉与匈奴第一个和亲约考述》指出《通典》《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略去《史记》中第一个和亲约的记载不妥，认为汉匈第一次和亲时间在高祖七年十月下半月至十一月上半月间［17］。叶永新《汉与匈奴第一次、第二次和亲考略——兼与葛亮先生商榷》提出不同意见，指出高帝九年冬十月是第一次和亲的时间，并结合史料辨析了第二次和亲的时间［18］。篇幅所限，不逐一列举。

二、汉匈战争研究

学界有关汉匈战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战争爆发原因、双方战略战术两方面。其中，战略战术方面有狭义上的战略战术，也有广义上的战略战术。前者主要就双方在交战过程中军事战略的运用而言，后者则包含了与前者相配合的马政、边政建设。

（一）战争爆发原因

学界主要就西汉前期与武帝时期战争爆发的原因进行探讨。汉初至元光二年马邑之谋间，汉匈虽大体上保持和平关系，却也不乏匈奴南下掠夺引发局部战争的记载，有关这些局部战争爆发的原因，学界众说纷纭。林榦《匈奴史》认为其原因在于和亲与关市并不能满足匈奴奴隶主的贪欲，但未作出具体解释［1］。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指出匈奴南侵受气候影响较大，主要集中在秋冬季节［19］。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与王子今观点相左，他对匈奴南侵之季节进行统计，指出匈奴的南侵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并不受气候规律的影响［20］。熊贵平、王扩建《孝文十四年匈奴南“侵”原因及影响新探》专门就文帝十四年匈奴南侵原因进行分析，认为汉朝的招降纳叛方略导致匈奴人口外流是匈奴南侵的重要原因［21］。元光二年以后，汉匈爆发大规模战争，关于战争爆发的原因，王绍东《汉武帝转变对匈奴政策的原因新论》认为汉匈战争的爆发是汉朝内部的一种主动选择，而非来自匈奴对汉朝的威胁［22］。邢晋源《汉武昭宣时期对匈奴政策研究》认为和亲政策的消极影响以及武帝自身性格决定了武帝时期对匈战争的必然性。可见，学界在探讨汉初战争爆发原因时，虽有不同意见，但多将其归因于匈奴，而分析武帝时期的战争时则多归结于汉朝的主动选择［23］。此外，陈序经《匈奴史稿》还指出东汉时与北匈奴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双方对西域的争夺［24］，这是为数不多的讨论西汉中期以后汉匈战争爆发原因的论著。

（二）战略战术

阎盛国《汉朝招降匈奴策略述论》指出汉朝在经历了平城战役的失败后开始对匈奴实施招降策略，并根据现实情况不断予以调整，两汉的招降策略在抗击匈奴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25］。武沐《匈奴史研究》的论述尤为精到，他在对高祖和亲之事考证后指出白登之围导致了汉初统治集团对匈奴的畏惧心理，也为汉匈关系投下了巨大阴影，未能找到有效抗击匈奴的战略战术是汉初统治者采取消极防御战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26］。汪桂海《汉简所见匈奴对边塞的寇掠》分析匈奴侵扰汉边境的方式特点，一种是小规模的袭击、抢掠，有时为提高袭击的成功率常先行埋伏，另一种则为大规模的进攻，汉军因此上自太守下至鄣燧严格执行战斗准备［27］。熊贵平《汉朝对匈奴的分化与瓦解方略述论》认为汉对匈奴的招降纳叛体现着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15］。同利军《汉朝与匈奴战争述评》指出汉初白登之围后，汉朝输掉的是勇气和士气，汉军对匈奴的胜利也并不全是因为骑兵上的优势［28］。陈胜武《汉武帝时期汉匈战争双方战略运用比较》将武帝时期的汉匈关系分为三个阶段，并分别辨析了双方在这三个阶段的战略战术及其对战争成败的影响［29］。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认为武帝的多疑偏执违背了作战规律，是导致李陵悲剧的重要原因［19］。特日格乐《简牍所见汉匈关系史料整理与研究》分析了汉匈骑兵对峙中的战术战法，指出匈奴人进攻的明显特点有突奔和夜袭［30］。马智全《居延汉简反映的汉匈边塞战事》运用出土简牍考察匈奴入侵的具体月份，其一是春末夏初，其二是秋冬季节；匈奴进攻汉塞的时辰则主要在早晨和日暮［31］。

与此同时，部分学者就一些具体战役和盐铁会议中的匈奴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白音查干《匈奴“背约南侵”考》对《史记》《汉书》中文帝十四年以来匈奴“岁入边”记载的相异之处进行了考证，指出《史记》的记载更接近事实，并进一步指出匈奴南侵所造成的伤亡并不大，匈奴背约入侵之事不应不加分析而随意扩大。刘光华《关于西汉郅支城之战》分析了郅支城之战的过程、意义，考证该战役中郅支单于的兵力为2600余人，战俘中并无所谓罗马士兵，应从正面积极的方面评价陈汤［32］。特日格乐《简牍所见汉匈关系史料整理与研究》根据大庭脩所复原的汉简诏书指出呼韩邪所部在平定郅支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汉军则由屯田吏士负责在南路进行钳制［30］。孙占鳌《河西汉简所见汉代西北民族关系研究》不赞同特氏观点，他认为此简只能证明三方之间的关系波谲云诡，而不能说明呼韩邪与乌孙都组织了对郅支的大规模军事进攻［33］。有关盐铁会议中匈奴议题的探讨，学界在“文革”后逐渐摆脱“儒法斗争”的桎梏，张烈《评盐铁会议》指出贤良文学提出的和亲在当时有一定客观依据和现实意义，但其论述本身并不全面，且存在不少谬误；桑弘羊驳斥贤良文学否定对匈奴战争的论证非常有力，但也走向了极端［34］。周乾溁《对盐铁会议的重新评估》也批评了贤良文学的迂腐，并指出没有武帝时期的军事打击，就不会有后来汉匈友好的局面［35］。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在此后一段时间内趋于沉寂，近十余年来，又陆续有学者撰文论述该问题，任宝磊《从“轮台诏”到“盐铁会议”——以〈盐铁论〉观西汉中后期对匈奴政策的重大转变》指出盐铁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武昭年间对匈政策开始转变，由“武折”为主逐渐转向“武折”与“德怀”相结合，这一转变自轮台诏肇始，至盐铁会议及桑弘羊被诛结束［36］。晋文《西汉盐铁会议若干问题再评议》在指出贤良文学迂腐的同时，也认为桑弘羊存在意气用事的成分［37］。此后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亦多循前人路径，于此不再赘述。

（三）马政、边政建设

汉匈双方交战主要依仗各自的骑兵，相比于匈奴，汉朝的骑兵仰仗于马政建设，学界对两汉马政多有关注。龚留柱《秦汉时期军马的牧养和征集》概说了秦及两汉的马政，重点分析了武帝时代的马政，指出秦汉将中国古代马政推向一个新的高度［38］。赵梦涵《西汉的养马业》重点论述了西汉的马政，指出西汉养马业的发展壮大了西汉骑兵，解除了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并保证了进击匈奴的连续性［39］。黄今言《简论秦汉军制的特点及其影响》指出秦汉时期的军屯和马政建设在反击匈奴过程中起到重大作用［40］。何平立《略论西汉马政与骑兵》与前人观点基本一致［41］。黄敬愚《简牍所见西汉马政》利用简牍材料论述了西汉马政，并指出武帝时期马政的发展是建立在前期的积累之上，西汉中后期的马政逐渐收缩，马政的管理体现西汉政府管理的有序［42］。王子今《两汉军队中的“胡骑”》论述了两汉军队中的胡骑建制及胡骑在武帝征伐匈奴中发挥的作用［43］。陈宁《秦汉马政研究》是为数不多的马政方面专著，陈氏于该书集中对西汉的马政进行论述，并结合居延汉简与敦煌汉简对西汉中后期马政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介绍，如马匹饲料、登记、疾病治疗、使用等［44］。

边政建设方面，主要有长城的修建、屯田及属国的设置等。汉匈战争中，长城对汉匈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蒋至静《汉武帝修长城平议》指出武帝时期所筑长城是在秦长城基础上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战线的延长，为配合战争需要逐渐扩展而成的［45］。白音查干《长城与汉匈关系》认为长城的修建造成了人民生活的困苦和民族隔阂，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史上无法多过肯定长城［46］。王新文《试论地缘条件对汉匈关系发展的影响》指出长城防御体系的修建使汉政权获得了战略优势［47］。屯田方面，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利用传世文献和简牍材料论述了两汉在西域屯田的情况，考证了戊己校尉、伊循都尉等官职的具体设置情况，并指出汉廷屯田西域有扶持亲汉政权避免内部动乱和免遭匈奴压迫以及与匈奴争夺西域的作用，比单纯的政治军事措施更具长远意义［48］。王劲、段金生《秦汉开发西部的政策及其得失》分析了汉朝在西北的屯田开发和马政建设对抗击匈奴、开发边疆的意义［49］。张安福、英宝军《西汉屯田西域的战略考量分析》指出解除匈奴对西域的威胁的是西汉屯垦的直接动力，而攻占匈奴侧翼则是屯垦的内在动力［50］。杜倩萍《屯田与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指出两汉在西域的屯田有助于驻军的供应，战胜匈奴，巩固国防和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51］。王聪延《汉代西域屯垦与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论述了两汉在西域的屯田情况，认为西域屯田起初是为了抗击匈奴，解决驻军、往来商人和使节的粮食供应问题，但随着汉军对匈奴的胜利以及屯垦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央王朝已将其上升到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高度［52］。有关属国方面的研究，学界对其性质、作用、设置时间等讨论颇多，但与汉匈关系结合讨论的并不多，王宗维《汉代的属国》认为设置属国并非为了拒胡，而是为了安定边疆秩序、促进生产发展等［53］。他的《汉代的属国制度与民族关系》一文表达了类似观点［54］。孙言诚《秦汉的属邦和属国》认为属国的设置起到了招徕降者，瓦解匈奴的作用［55］。杨芳《从西汉属国的设置看汉对匈奴的外交政策》指出西汉属国的治理方式适应了游牧经济为主的民族自身特点和发展，因其俗而治更多是针对匈奴下层，而非上层，属国制度有利于边疆稳定和民族融合［56］。龚荫《汉王朝对边疆民族治理述略》论述了两汉管理边疆少数民族的机构，并指出汉之属国由秦之道发展而来，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为“左郡”“羁縻府”“土司”等［57］。黎明钊、唐俊峰《秦至西汉属国的职官制度与安置模式》结合传世文献与简牍材料，指出属国的内部空间不足以支持内附游牧部族原有的生活模式，内附族群尤其是匈奴往往在社会、军事上等与汉朝有密切的接触［58］。孙占鳌《河西汉简所见汉代西北民族关系研究》在论及属国制度时指出属国都尉从性质上说，兼具地方、军事、民族的三重性质，其所组织的少数民族军事力量，在对匈奴、西域等军事行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汉廷始终无法给予其绝对信任［33］。

由上可知，在马政、边政等问题上，学界虽成果颇丰，但较少结合民族关系尤其是汉匈关系讨论。朱绍侯《两汉对匈奴西域西羌战争战略研究》就曾创见性地提出将屯田列入军事战略研究中可能更为贴切，不应简单将屯田视为一项土地制度进行研究［59］。这一研究视角上的转换也应当是学界今后努力的方向。

三、汉匈经济文化交流研究

汉匈的经济文化交流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逐渐成为汉匈关系研究的重点。主要包括经贸往来、思想文化及伦理的冲突与融合。

（一）经贸往来

汉匈交往的大多数时间内，双方都保持相对密切的经贸往来，即便是在武帝时期爆发大规模战争后，汉匈关市亦不绝，学界对双方的经贸往来也投入较多关注。林榦《匈奴史》指出直到东汉，汉匈两族在河西走廊一带仍保持着较密切的经济关系［1］。朱宏斌《秦汉时期汉匈农牧业交流的途径及影响》指出中原农业科技文化促进了匈奴农业、手工业乃至丝织业的发展，匈奴牧业科技文化则导致了中原地区农业生产、饮食等诸多方面的结构性变化，双方交流所产生的影响是相互的［60］。王庆宪《从两汉简牍看匈奴与中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以西北汉简为中心，探讨了汉匈边境的经济活动以及汉朝对民间商贸的管控，并指出汉匈在经济物资上的关系是互为补充互为依赖［61］。晋文《桑弘羊评传》分析了桑弘羊通过对外贸易来控制匈奴的经济思想，并认为桑弘羊应被视为国际商战理论的鼻祖［62］。宋超《略说汉匈交往中的“蘖酒”》认为汉朝通过和亲与“通关市”等方式，向匈奴输入了大量的“蘖酒”以及相关制酒技术与原料，对匈奴物质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匈物质文化的交流［63］。衣保中、王世红《汉代匈奴粮食生产及其与中原的经济关系》估算了赵信城的粮食产量，指出农业在匈奴经济结构中已经具有相当地位，同时，匈奴对汉朝生产的蘖的大量需求反映其粮食产量的增加和对酿酒技术的掌握，而这两者又对匈奴的社会经济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4］。吴方浪《汉、匈关系再探讨——以丝织品“给遗”为考察中心》从丝织品“给遗”的视角审视汉匈关系，并据此将汉匈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指出东汉王朝为保持与匈奴的友好关系付出的代价远高于西汉。但两汉王朝中，匈奴始终未曾臣服汉朝［65］。江俊伟《西汉前期汉匈和亲之性质及汉匈关系》认为武帝以前汉匈和亲的基础为汉朝对匈奴的“岁遗”［9］。孙占鳌《河西汉简所见汉代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认为即使是在汉匈双方互通关市时期，汉王朝对诸如牛马羊等军事战略物资的贸易也是有限制的，匈奴地区汉地文物和汉式建筑的出现是汉匈经济文化交流的直接体现［33］。此外，还有匈奴物资向汉地的流动，如肩水金关简中的“胡马”“胡狗”等。

在经贸往来的过程中，亡人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一特殊群体在产生恶劣影响的同时，或多或少也促进了双方的经贸交流和融合。汪贵海《从汉简看汉人逃亡匈奴之现象》根据出土简牍对汉逃亡匈奴之人的身份进行分类，并探讨了汉朝为应对逃亡采取的诸多措施，指出逃亡匈奴之汉人客观上促进了汉匈间的融合［66］。王子今《论西汉北边“亡人越塞”现象》探讨了北边亡人在汉匈关系中扮演的文化角色，并指出从匈奴文化遗址的考古学观察来看，外贝加尔地区多见定居的农业、手工业基地，与“亡人”可能有密切关系［67］。侯宗辉《汉简所见西北边塞的流动人口及社会管理》认为包括亡人在内的流动人口促进了边塞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汉朝对此采取了严格的检查审查、缜密的登记汇报、分类管理、安抚等措施，有效缓解了民族矛盾和军事冲突［68］。王子今《丝绸贸易史上的汉匈关系》认为汉王朝后期所赐匈奴丝织品已经大大超过其实际需求，匈奴可以通过转输贸易获取更大的利益，同时，亡人越塞常与丝织品结合，这或许可以看做汉匈间以丝绸交易体现的经济联系的特殊方式［69］。裴永亮《汉简“亡人越塞”与西汉河西地区边塞防御》指出防止汉匈民众和士兵“越塞”是汉代边塞防御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汉王朝为防止“亡人越塞”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措施［70］。

由上可知，随着西北汉简相继整理出版，学界多利用简牍材料分析论述双方朝贡贸易往来之外的经济交流，但相关问题的论述仍不够深入。

（二）思想文化及伦理的冲突与融合

汉匈在此方面曾有过激烈的冲突，但总体趋势是走向融合。林榦《匈奴史》强调汉匈文化的双向影响，指出汉族文化受到匈奴文化的影响，其经济文化生活愈发充实和丰富，在汉代的石刻艺术上也可以看到匈奴游牧生活体裁和风格的影响，如茂陵附近霍去病墓前有关匈奴的巨型石刻；而匈奴的铁器文化也可能受到汉族的影响［1］。王子今《西汉长安的“胡巫”》指出“胡巫”曾对高层政治和民间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亦是汉文化复杂构成的一部分［71］。张元城《西汉时期汉人流落匈奴及影响》指出流落匈奴的汉人对匈奴的文字、计数、地图等均产生较大影响，促进了民族融合［72］。王庆宪《匈奴风俗文化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和影响》分析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全国各地的出土情况，并认为匈奴风俗文化强烈地影响了中原地区文化［73］。王庆宪《匈奴地区的中原人口及汉匈关系》认为匈奴地区的中原人口在匈奴生活行动较为自由，诺颜山上出土的发辫并不能证明匈奴中存在殉葬汉人一说，将匈奴社会说成奴隶社会有失偏颇［74］。石少颍《西汉王朝对外思想述论》指出先秦“五服制”构建的以中原为核心的天下秩序，对于西汉“大一统”天下观的形成亦有重要影响，汉匈战争背景下的“修攘制御”和外交经营，不仅反映西汉人的地理观念，还体现了西汉全方位经营的外交理念和对外关系制度化的追求［75］。蔡明玲《从汉匈关系的视域讨论胡笳在汉文化中的意义展演》指出张骞凿空和丝绸之路的开辟为胡笳等乐器传入中原奠定了基础，并对汉地文化产生深远影响［76］。李静、李丽《从汉匈关系的角度探讨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认为秦汉是汉匈两族的民族意识形成的时期，南匈奴内附后两族间发生了深刻的文化涵化，汉民族意识在受到内外部环境影响变迁的同时，匈奴民族意识也随之消亡［77］。王子今《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举出肩水金关汉简中有关“乳”的记载及陕西横山孙家园子出土汉画像资料，认为游牧族以“饮酪”为典型特征的生活方式对汉地的影响已经相当广阔［78］。崔建华《西汉与匈奴交往中的伦理碰撞及融合——以忠孝观念为中心》认为汉匈伦理的碰撞与融合突出表现在忠孝观上的冲突与融合，汉朝对匈奴的认识经历了因孝道伦理观念的缺失而歧视到因政治上的对抗而歧视，再到视匈奴投降为忠孝的变化，这背后则体现汉朝由和亲到武力再到招降的政策变化，而匈奴对汉人忠孝观念的认可度也有了提升，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政治制度［79］。陆刚《农牧文明对抗下的艺术演变——战国晚期至两汉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饰牌造型演变研究》指出汉匈的对抗与融合，与鄂尔多斯青铜饰牌造型的演变存在紧密的对应关系［80］。

此外，学界还就冒顿请婚等富有争议性的伦理问题展开过讨论。彭年《冒顿请婚新议》认为冒顿请婚只是遵循匈奴习俗的一种表现，并非对吕后的侮辱［81］。蔡慧敏《冒顿请婚再议》赞同唐彭年的观点，并指出冒顿单于深知请婚之事不易成形，只是想借此机会与汉通市，获得汉地的财产和劳动力，他的行为在客观上推动汉匈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82］。景凯旋《冒顿请婚新说》将《史记》《汉书》中有关此事的记载进行对比，分析了两者的史料来源，对清儒及钱穆、陈序经、林剑鸣等人的解释澄清，指出《汉书》有关冒顿请婚的记载多来自当时社会上的传闻，虽不全然符合真实，却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匈奴的普遍情绪［83］。

四、总结与反思

回顾四十余年来汉匈关系的研究，学界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首先，学者们对传世文献的解读细致入微，考辨精详，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史料不足的问题。在对汉匈和亲、战争等问题的研究上，可供选取的史料有限，学者们在对传世文献“竭泽而渔”后依然无法有效解决一系列富有争议性的问题，甚至出现重复研究的现象。在此情况下，就要求我们多利用新出简牍材料进行研究，但学界对简牍材料的运用较其他领域并不充分。特日格乐《简牍所见汉匈关系史料概述》对涉及汉匈关系的简牍史料做了初步的整理，并将这些简牍史料分为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宏观方面主要涉及不同年代汉匈间的战争、汉朝和新莽时期的诏令，微观方面主要涉及汉匈军队间的军事冲突、汉军武器装备配备情况、烽火制度以及赏罚条例。对这些资料进行筛选、整理、分析、考证将对匈奴史的研究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84］。随着悬泉汉简等一批西北汉简的进一步整理和出版，可供选择的史料将会更多，学界也有必要对此方面予以更多重视。

其次，学界对汉匈关系研究着眼点有所区分。横向看，多集中于西汉而较少新莽、东汉，西汉又多偏重中前期，这一现状随着西北汉简的相继整理出版有所转变，今后的趋势应当是多关注西汉中后期、新莽及东汉时期的汉匈关系。纵向看，学界在四十余年的前半段多关注汉匈和亲方面的问题，进入21世纪后对汉匈战争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多有论述，经济文化交流的问题也是学界研究热点，这也与我国的民族团结、融合的趋势吻合。可以想见，汉匈关系研究今后的着眼点也应当是这两方面，新出简牍等考古材料也将有力促进研究向前发展。

最后，在理论层面，缺乏思维方式和研究视角的转化，虽有部分学者运用人类学、农学、社会学多学科交叉的方法研究汉匈关系，但大多数学者对汉匈关系的研究仍停留在对史事的考证上，相关议题的探讨往往陷入僵化，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拓宽研究视角也是学界今后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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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原文引自《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7月第36卷第7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