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

摘要：在汉王朝政治文化影响进入西域之前，匈奴曾经施行对“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的控制。《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记载，“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赋税诸国，取富给焉”。通过对西域商贸的控制取得收益，是匈奴的经济政策。在匈奴控制西域的背景下，当地商贸活动因匈奴的高压盘剥遭遇损害，却依然发挥着活跃经济和沟通文化的作用。西域商贸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匈奴的支持和鼓励。西域“贾胡”的活跃，是上古丝绸之路贸易史进程中值得注意的景象。

关键词：匈奴；西域；汉王朝；经济；商贸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2-0124-09

在匈奴控制西域的形势下，当地商贸活动依然发生着活跃经济和沟通文化的作用。西域商贸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匈奴的支持和鼓励。这是因为匈奴久有重视商业联系以丰富自身经济生活的传统，也因为匈奴由此可以得到实际的经济利益。

一、匈奴“乐关市”传统

匈奴的基本营生手段是畜牧和射猎。但流动性和机动性生活，使得他们不仅重视交换，同时在这种经济行为中居于优势地位。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记载，汉景帝时代曾经以“关市”的形式与匈奴通商。汉文帝时代，汉与匈奴曾经历紧张的军事对峙时期。随后，在汉景帝时形势发生变化：“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赵王遂乃阴使人于匈奴。吴楚反，欲与赵合谋入边。汉围破赵，匈奴亦止。自是之后，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这是《史记》中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有关汉与匈奴“通关市”的记录。然而，我们通过“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句式，由所谓“复与”，由所谓“故约”，可以知道此前“与匈奴和亲”、“遣公主”的时期，是曾经“通关市”的。

林斡在匈奴史论著中曾经指出，“从高帝九年(前198)使刘敬往匈奴结和亲之约开始，至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发动对匈奴战争为止，和亲的条款大致可分为三项”。第一，汉王朝出嫁公主，输送财物；第二，“汉朝开放‘关市’，准许两族人民交易”；第三，“汉与匈奴结为兄弟，相约以长城为界，北面‘引弓’之区是匈奴的游牧地带，归单于管领；南面‘冠盖之室’是汉族耕织的领域，由汉帝统治”。关于第二条，林斡写道：“汉朝开放‘关市’，准许两族人民交易。这在刘敬往结和亲之约后便实行了。当时通过关市，匈奴从汉族地区换得了不少物品和金属器具，特别是铜。故文帝六年贾谊上疏，有控制铜器和铜矿出塞以挟制匈奴的对策。后来关市在后元六年因匈奴大举侵扰而一度中断，至景帝元年恢复和亲又重行开放。开放关市，有利于汉匈两族人民的联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汉朝这样做是对的。”[1]宋超也采用了和亲政策包括三项内容的说法，其二即“汉朝开放关市，准许汉匈双方物资交流”，又分析说：“和亲的作用并不完全都是消极的，对于汉匈双方也有积极的一面。特别是关市的开通，匈奴用畜产品与汉民族地区交换农产品与手工制品，特别是金属器具，对于改变匈奴单一的畜牧业经济结构以及对汉匈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民族间的往来都有一定的益处。”[2]

对于汉景帝以前“关市”的开通，《史记》中未能发现确证。但是，“关市”与“和亲”同时实现汉王朝与匈奴的交流的推断，是可以成立的。林斡说，“开放关市”“在刘敬往结和亲之约后便实行了。当时通过关市，匈奴从汉族地区换得了不少物品和金属器具，特别是铜。故文帝六年贾谊上疏，有控制铜器和铜矿出塞以挟制匈奴的对策”。作者原注：“参阅《新书》卷三《铜布》篇。”[3]今按《新书·铜布》中，贾谊强调对“铜”的控制可致“七福”，即获得七种好处，其中第七种，字句涉及“匈奴”：“挟铜之积，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坏矣。”这里其实只是说通过对货币的控制取得经济优势，可以“与匈奴逐争其民”，似乎并没有“控制铜器和铜矿出塞以挟制匈奴”的意思。然而如果以为所谓“弃财”云云，间接反映了与匈奴之间存在的贸易关系，也许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我们应当注意到，《新书》中其实有直接论及“关市”的内容。即《匈奴》篇提出分化离间策略之后，又有借“关市”以为胜敌之资的建议：“夫关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愿上遣使厚与之和，以不得已，许之大市。使者反，因于要险之所多为凿开，众而延之，关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关，屠沽者、卖饭食者、羹腥炙膪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则胡人著于长城下矣。是王将疆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饥，饭羹略脯炙，啤口多饮酒，此则亡竭可立待也。赐大而愈饥，多财而愈困，汉者所希心而慕也，则匈奴贵人以其千人至者，显其二三，以其万人至者，显其十余人。夫显荣者，招民之机也。故远期五岁，近期三年之内，匈奴亡矣。此谓德胜。”所谓“愿上遣使厚与之和”，有的学者解释为：“和，参上关市，此当为和市。《新唐书·食货志》：‘率配曰和市。’谓调配有无之关市。”[4]今按，“和”在这里，也许只是和好的意思，而与“市”似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5]。“因于要险之所多为凿开”，孙诒让以为“‘开’，当为‘关”’。锺夏说：“下文两言关，此当作关。是则凿当训开，即开建、设置。”[6]

贾谊设计的通过“关市”以先进的农耕经济物质文明征服匈奴人心的策略，因为使用非战争的手段，所以说“此谓德胜”。陶鸿庆《读诸子札记》则以为这是一种经济战或者商业战、贸易战。他对“赐大而愈饥，多财而愈困”的理解是：“言汉许匈奴大市，阴以汉物耗匈奴之财。”有人则对“赐大而愈饥，多财而愈困，汉者所希心而慕也”作了这样的解说：“给的赏赐愈多，他们愈加感到饥饿，给的钱财愈多，他们愈加感到穷困，汉朝便成了他们倾心向往的地方了。”[7]

其实，《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明确说到汉文帝时代同匈奴“与通关市”的情形：“昔和亲之论，发于刘敬，是时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难，故从其言，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孝惠、高后时遵而不违，匈奴寇盗不为衰止，而单于反以加骄倨。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

班固曾经分析事匈奴之策的不同：“绥御之方，其鳖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以致之。”“或卑下以就之”句下李贤注：“文帝与匈奴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也。”这虽然是后代人的追述，然而与《新书·匈奴》的内容对照理解，大体可以明确，与匈奴“通关市”是汉文帝时代边政的创举。

自汉武帝时代起，北边“关市”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新的发展。而匈奴对“关市”持积极态度。《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写道：“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的记载是：“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史记》“厚遇，通关市”，《汉书》作“厚遇关市”。所谓“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似乎可以说明贾谊“则胡人著于长城下矣”的预言确实实现了。

马邑之谋失败后，汉武帝又有派遣王恢出击匈奴辎重的命令，随后汉王朝与匈奴进入实际上的战争状态。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关市”依然发挥着经济联系的作用。《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对于“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张守节《正义》引如淳云：“得具以利中伤之。”而《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同样内容颜师古注的说法可能更为准确：“以关市中其意。”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还记载：“自马邑军后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可见当时“关市”对匈奴人的吸引，确实有使得“胡人著于长城下”的效力。

应当看到，匈奴“攻当路塞”和汉军“击胡关市下”，其实都意味着对“关市”的直接破坏，也都是利用了“关市”吸引多民族群众的经济作用。

据《汉书》卷七《昭帝纪》记载，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曾经宣布宽弛限制重要军事物资马和弩出关的禁令：“夏，罢天下亭母马及马弩关。”颜师古注：“应劭曰：‘武帝数伐匈奴，再击大宛，马死略尽，乃令天下诸亭养母马，欲令其繁孳，又作马上弩机关，今悉罢之。’孟康曰：‘旧马高五尺六寸齿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关，今不禁也。’师古曰：‘亭母马，应说也；马弩关，孟说是也。”’“罢……马弩关”的措施，事实上解除了“关市”对于当时作为战争中主要交通动力的马以及作为战争中主要进攻武器弩的禁令。

在两汉之际的社会大动乱中，内地兵战频繁，而河西地区独得相对的安定。据《后汉书》卷三一《孔奋传》记载：“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当时称为“脂膏”之地的姑臧，是武威郡治所在，作为河西长城东段的“富邑”，其经济地位的确定，是以“通货羌、胡，市日四合”的贸易条件的便利为基点的。也就是说，“关市”的作用，是边地形成“富邑”的重要条件之一。所谓“市日四合”，李贤解释说：“古者为市，一日三合。《周礼》曰：‘大市日侧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今既人货殷繁，故一日四合也。”《孔奋传》还写道：“陇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征召，财货连毂，弥竞川泽。唯奋无资，单车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谓曰：‘孔君清廉仁贤，举县蒙恩，如何今去，不共报德!’遂相赋敛牛马器物千万以上，追送数百里。奋谢之而已，一无所受。”河西因贸易之发达实现地方之富足，以至于地方官可以“财货连毂，弥竟川泽”。孔奋虽然廉洁，然而“姑臧吏民及羌胡”能够迅速“相赋敛牛马器物千万以上”，也说明姑臧“脂膏”“富邑”名不虚传。而这一经济形势的形成，是与“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有直接关系的[8]。

二、匈奴在西域商路的经济表现

匈奴通过“关市”丰富自身经济构成，激发生产和流通的活力，与其他民族的联系也因此更为密切。

在控制西域地方的时候，匈奴应当继承这一传统，甚至可能推行更为积极的政策，支持和鼓励商贸的活跃。

正如林斡所指出的，“匈奴族十分重视与汉族互通关市。除汉族外，匈奴与羌族经常发生商业交换；对乌桓族和西域各族也发生过交换”。此说匈奴“和西域各族也发生过交换”，在另一处则说，“匈奴还可能和西域各族发生交换”。一说“发生过交换”，一说“可能”“发生交换”，似乎存在矛盾。然而论者可以给我们有益启示的如下判断则是确定的：“(匈奴)并通过西域，间接和希腊人及其他西方各族人民发生交换。”[9]

这一时期丝路商道的形势，有的学者作过这样的分析，“匈奴人……企图控制西域商道，独占贸易权益”，“越来越强的贪欲，使他们亟欲控制商道，垄断东西贸易，以取得暴利”[10]。

有学者以为，“匈奴贵族”“做着丝绸贸易”，“匈奴人”“进行丝绸贸易”，或说“丝绢贸易”。亦有关于“当时匈奴贵族向西方贩运的丝绸的道路”的分析[11]。然而这些论说，现在看来，似乎缺乏确切的史料的支持。“匈奴人”在西域及邻近地方“进行丝绸贸易”、“丝绢贸易”的经济行为如果得到证实，当然可以推进对匈奴史和西域史的认识。

亦有学者说，匈奴面对西域繁盛的商业，有“抢劫商旅”的行为[12]。这样的情形，当然是十分可能的。

三、匈奴获得西域商业利润

殷墟5号墓出土玉器750余件，“绝大部分属‘新疆玉’即和田玉都”。鄯善洋海古墓、和静察吾乎沟4号墓地以及温宿包孜东41号墓地，均出土海贝。出土海贝的遗址，还有哈密、吐鲁番、昌吉、库尔勒等地的先秦遗址或墓葬。和田玉出土于中原墓葬，海贝则见于新疆考古发掘现场。这些事实“表明先秦时期的新疆，商品交换已远远超越地区内部”[13]。先秦时期的经济传统应当为汉代西域人所沿袭。前引《后汉书》卷三一《孔奋传》“通货羌、胡，市日四合”，其中“胡”，不排除包括西域商人的可能。

余太山写道：“《史记·大宛列传》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人皆‘善市贾，争分铢’。《汉书·西域传》所载同。这是说早在张骞首次西使之时，葱岭以西诸国均已是重商之国。”“《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对天山以北、帕米尔以西、兴都库什山以南诸国的商业续有记载。”又引《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至成帝峙，康居遣子侍汉，贡献，然自以绝远，独骄嫂，不肯与诸国相望。都护郭舜数上言：‘本匈奴盛时，非以兼有乌孙、康居故也；及其称臣妾，非以失二国也。汉虽皆受其质子，然三国内相输遗，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见便则发；合不能相亲信，离不能相臣役……而康居骄黠，讫不肯拜使者。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王及贵人先饮食已，乃饮啖都护吏，故为无所省以夸旁国。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余太山说：“康居，在《汉书·西域传》描述的年代依旧是一个行国。这则记载的意义在于有助于了解行国之间存在经商的情况。特别是康居与匈奴、乌孙三国‘内相输遣’。也说明，就康居而言，贡献和遣子人侍，不过是贾市的一种手段。”而“大月氏国‘钱货，与安息同”’。“厨宾有‘市列，以金银为钱……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云云，说明不仅康居，厨宾奉献的目的也是‘通货市买’。”又乌弋山离国“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与厨宾同”。此外，“《后汉书·西域传》载高附国‘善贾贩，内富于财”’。论者于是写道，“以上表明，白西汉以降，天山以北、帕米尔以西、兴都库什山以南诸国大多从事经商活动”，“与此相对，有关塔里木盆地诸国商贸活动的报导特别稀少”，“似乎当时商品经济尚未发达”[14]。也许这样的判断略微失之于保守。

根据余太山已经注意到的史料，即以为“仅见几则报导”者，《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疏勒国“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元嘉元年，长史赵评在于箕病痈死，评子迎丧，道经拘弥。拘弥王成国与于寞王建素有隙，乃语评子云：‘于宾王令胡医持毒药著创中，故致死耳。’评子信之，还人塞，以告敦煌太守马达。明年，以王敬代为长史，达令敬隐核其事。敬先过拘弥，成国复说云：‘于寞国人欲以我为王，今可因此罪诛建，于寞必服矣。’敬贪立功名，且受成国之说，前到于寞，设供具请建，而阴图之。或以敬谋告建，建不信，曰：‘我无罪，王长史何为欲杀我?’旦曰，建从官属数十人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执之，吏士并无杀建意，官属悉得突走。时成国主簿秦牧随敬在会，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为复疑?’即前斩建。于寞侯将输焚等遂会兵攻敬，敬持建头上楼宣告曰：‘天子使我诛建耳。’于寞侯将遂焚营舍，烧杀吏士，上楼斩敬，悬首于市。”就“斩敬，悬首于市”，余太山说，“似乎于阗也有市列。《梁书·西北诸戎传》称该国王治‘有屋室市井’，亦可为证”。《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三次出现“市列”字样：

崩宾……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15]

乌弋……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崩宾同。

疏勒国……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市列”见于汉代史籍，有《史记》卷三〇《平准书》：“是岁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司马贞《索隐》：“坐市列，谓吏坐市肆行列之中。”《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同样的记述，颜师古注：“市列，谓列肆。”汉代语言习惯言“市列”，应是指具有一定规模的市场。《盐铁论·救匮》贤良曰：“方今公卿大夫子孙，诚能节车舆，适衣服，躬亲节俭，率以敦朴，罢园池，损田宅，内无事乎市列，外无事乎山泽，农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业；如是，则气脉和平，无聚不足之病矣。”《潜夫论·劝将》：“苟有土地，百姓可富也；苟有市列，商贾可来也；苟有士民，国家可强也；苟有法令，奸邪可禁也。”“市列”是和“土地”对应的概念。

即使事实如余太山所说，“在一般情况下，这些绿洲只能作为东西贸易的中转站，进行一种所谓的过境贸易。当然，这样的货物集散市场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地处交通枢纽”[16]，控制这样的交通枢纽对于匈奴也是既具有军事意义又具有经济意义的。匈奴在交通机动性方面具有优势，对于交通的重要性也予以突出的重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些被我们称作早期匈奴的‘中心’的考古遗址是以运输和战争方面明显的技术进步为特征的”[17]。

匈奴在西域“赋税诸国，取富给焉”，此所谓“赋税”是不是也包括商业税呢?从许多迹象考虑，匈奴对西域诸国的经济控制，应当包括对当地商业经营利润的超经济强制方式的盘剥。马长寿曾经写道：“天山南北麓和昆仑山北麓，自古是中亚、南亚和东亚问商业交通要道，匈奴在其间设关卡，收商税，护送旅客，担保过山，都可以收到不少的报酬。”[18]

对于西域诸国在匈奴控制背景下的生存方式，以及匈奴对西域经济收益的依赖程度，有学者作如下分析：“事实上，新疆沃洲对于匈奴，几乎已是他们最主要的物资综合补给站。”这种“补给”，包括可观的“商业利润”。论者指出：“僮仆都尉驻准噶尔盆地直通塔里木盆地的天山南麓焉耆、危须、尉犁三个小国之间，征发三十六国亘于农、牧、工、矿各方面的产品，以及草原大道之外的沃洲大道上商业利润，构成匈奴经济面不可缺的一环节。惟其如此而当以后新疆统治权自匈奴转移到汉朝，匈奴立即会陷入经济困境，步上衰运。”[19]

匈奴“征发”西域的物资，包括“亘于农、牧、工、矿各方面的产品”以及“三十六国”的“商业利润”，是可信的。不过，是否来自西域的经济收益会影响匈奴经济的主流，以致一旦丧失，“匈奴立即会陷入经济困境，步上衰运”，还需要确切的考察才能说明。匈奴在西域所获利益中“商业利润”占有怎样的比重，也需要论证。但在物产丰足、商业繁盛的西域，匈奴以军事强权剥夺其“商业利润”的可能性，应是没有疑义的。

对于“商业利润”的利益追求，可能会促使匈奴在西域的军事行政势力对商贸取支持和鼓励的政策。

四、西域“贾胡”

西域商人曾经有非常活跃的历史表演。如《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复遣使诣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20]极端的例证，又有《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超遂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人，及吏士贾客千四百人讨焉耆。”可知西域“贾客”亦参与战争。有学者以“游牧民族商业化的倾向，也就愈益显著”的说法概括匈奴对“贸易权益”的追求[10]。其实西域诸国可能更突出地体现出“商业化的倾向”。

《后汉书》卷五一《李恂传》：“复征拜谒者，使持节领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厨之属，一无所受。”所谓“贾胡数遗”“奴婢、宛马、金银、香厨之属”，应是一种贿赂行为。也许这种行为曲折体现了匈奴占领时期特殊经济形式的历史惯性。“贾胡”身份，应是西域商人。李贤注：“贾胡，胡之商贾也。”又引《袁山松书》曰：“西域出诸香、石蜜。”李贤自己又解释说：“厨，织毛为布者。”所谓“奴婢、宛马、金银、香厨之属”，都是西域以外人们所珍视的西域特产。

西汉中期，即有西域商人活跃于北边的史实记录。如陈连庆所说，“在中西交通开通之后，西域贾胡迅即登场”[21]。以敦煌汉简为例，所见乌孙人(88，90，1906)，车师人(88)，“知何国胡”(698)[22]，等等，未可排除来自西域的商人的可能。居延汉简可见记录“贾车”出入的简文：

日食时贾车出

日东中时归过(甲附14B)[23]

所谓“贾车”，似是商贾用车。只是车主的族属并不清楚[24]。又据《后汉书》卷九六《乌桓传》记载：“顺帝阳嘉四年冬，乌桓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北边地区“商贾车牛”的活跃，不排除有“商胡”参与创造商贸繁盛的情形。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篇末有以“论曰”形式发表的对于西域问题的总结性文字：“论曰：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簸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其后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若其境俗性智之优薄，产载物类之区品，川河领障之基源，气节凉暑之通隔，梯山栈谷绳行沙度之道，身热首痛风灾鬼难之域，莫不备写情形，审求根实。”其中关于中土与西域相互往来的说法引人注目：

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中原王朝面向西北，“驰命走驿”传达着王命。而西域地方东来中土，则“商胡贩客”有积极的表现。前者“不绝于时月”，后者“日款于塞下”，似乎有更为密集的活动频度。

马援南征“武陵五溪蛮夷”，进军艰难，时有指挥不力的批评。《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有这样的记载：“初，军次下隽，有两道可人，从壶头则路近而水峻，从充则涂夷而运远，帝初以为疑。及军至，耿舒欲从充道，援以为弃日费粮，不如进壶头，描其喉咽，充贼自破。以事上之，帝从援策。三月，进营壶头。贼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为室，以避炎气。贼每升险鼓噪，援辄曳足以观之，左右哀其壮意，莫不为之流涕。耿舒与兄好畴侯弁书曰：‘前舒上书当先击充，粮虽难运而兵马得用，军人数万争欲先奋。今壶头竞不得进，众大?怫郁行死，诚可痛惜。前到临乡，贼无故自致，若夜击之，即可殄灭。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弁得书，奏之。帝乃使虎贲中郎将梁松乘驿责问援，因代监军。会援病卒，松宿怀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绶。”对于马援进击迟缓以致“失利”的指责，有“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的说法。李贤注：“言似商胡，所至之处辄停留。”

《马援传》说“西域贾胡”，李贤注称“言似商胡”，可知“商胡”和“贾胡”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区别。东汉初期都城洛阳“贾胡”的表现，《东观汉记》卷一六《杨正传》有所反映：

杨正为京兆功曹，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贾胡共起帷帐设祭，尹车过帐，贾牵车令拜。尹疑止车，正在前导曰：“礼，天子不食支庶，况夷狄乎!”敕坏祭，遂去。[25]

看来“西域贾胡”在洛阳有一定的组织方式，有群体性的活动，甚至不畏惧地方行政长官。稍晚又可看到“贾胡”在内地结成武装暴力集团的情景，如《晋书》卷六九《刘隗传》：“(刘)畴，字王乔，少有美誉，善谈名理。曾避乱坞壁，贾胡百数欲害之，畴无惧色，援笳而吹之，为《出塞》、《入塞》之声，以动其游客之思。于是群胡皆垂泣而去之。”[26]这样在乱世既自卫亦害人的集团，其规模至于“百数”人。而闻“《出塞》、《入塞》之声”乃动“游客之思”，以致“皆垂泣而去之”的情形，也体现出其情感倾向的一致。

关于汉代活动于内地的“西域贾胡”，《后汉书》卷三四《梁冀传》又有一则具体的史例：“冀乃大起第舍，而寿亦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竞。堂寝皆有阴阳奥室，连房洞户。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琐，图以云气仙灵。台阁周通，更相临望；飞梁石蹬，陵跨水道。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充积臧室。远致汗血名马。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像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冀、寿共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鸣锺吹管，酣讴竞路。或连继日夜，以骋娱恣。客到门不得通，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林苑之禁，又有极其严厉的处置方式：

移檄所在，调发生菟，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

所谓“西域贾胡”，生活方式如田猎等，一同当地汉人。只是“不知”豪家“禁忌”，致使多人“坐死”。

东汉晚期京师地方“贾胡”聚居的情形，还可以通过《三国志》卷二一《魏书·傅嘏传》裴松之注引《傅子》的记述得以说明：

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京畿，兼古六乡六遂之士。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27]

所谓“商贾胡貊，天下四会”，体现了当时洛阳作为世界都市的文化气象。

《三国志》卷二四《崔林传》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迁大鸿胪。龟兹王遣侍子来朝，朝廷嘉其远至，褒赏其王甚厚。余国各遣子来朝，间使连属，林恐所遣或非真的，权取疏属贾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绶，而道路护送，所损滋多。劳所养之民，资无益之事，为夷狄所笑，此曩时之所患也。乃移书墩煌喻指，并录前世待遇诸国丰约故事，使有恒常”[28]所说“曩时”旧例“权取疏属贾胡，因通使命”者，也反映“贾胡”往来中土的方便。

《崔林传》所说，虽然已经是曹魏故事。然而以“贾胡”杂入使团的情形，在西汉时已经出现。

例如，《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关于厨宾国外交，写道：“成帝时，复遣使献谢罪，汉欲遣使者报送其使，杜钦说大将军王凤曰：‘前厨宾王阴末赴本汉所立，后卒畔逆。夫德莫大于有国子民，罪莫大于执杀使者，所以不报恩，不惧诛者，自知绝远，兵不至也。有求则卑辞，无欲则娇嫂，终不可怀服。凡中国所以为通厚蛮夷，惬快其求者，为壤比而为寇也。今县度之阢，非厨宾所能越也。其乡慕，不足以安西域；虽不附，不能危城郭。前亲逆节，恶暴西域，故绝而不通；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县度，恐失实见欺。凡遣使送客者，欲为防护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属汉之国四五，斥候士百余人，五分夜击刀斗自守，尚时为所侵盗。驴畜负粮，须诸国禀食，得以自赡。国或贫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给，拥强汉之节，馁山谷之间，乞匀无所得，离一二旬则人畜弃捐旷野而不反。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池、盘石阪，道陋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畜队，未半坑谷尽靡碎；人堕，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圣王分九州岛，制五服，务盛内，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蛮夷之贾，劳吏士之众，涉危难之路，罢弊所恃以事无用，非久长计也。使者业已受节，可至皮山而还。’于是凤白从钦言。”杜钦的说法，为王凤所认同。其中关于厨宾使团构成，杜钦指出的两点值得注意：

(1)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

(2)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蛮夷之贾，劳吏士之众，涉危难之路，罢弊所恃以事无用，非久长计也。

杜钦指出其“奉献者皆行贾贱人”，远行的直接目的是“欲通货市买”。这样的外交使者，实际上是“蛮夷之贾”。

这样以商人杂人外交使团的情形，是外交史上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情形。

其实，汉王朝也曾经出现使团成员以谋求私利为“求使”目的的现象。如《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写道：“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毋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所谓“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严格说来，当然也是一种特殊的商业行为[29]。

通过汉文史籍中“西域贾胡”的表现，可以说明西域商业传统的特征，而对于匈奴控制时期西域的商业政策，也可以因此得到深人理解的条件。讨论“西域贾胡”在经济生活中长期活跃的诸多原因，不能排除匈奴控制时期曾经予以激活和扶持的因素。

参考文献

[1]林斡：《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51页。

[2]宋超：《汉匈战争三百年》，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8页。

[3]林斡：《匈奴通史》，第51页。

[4]阎振益、锺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1页。

[5]“厚与之和”，有学者解释为：“用优厚的条件和他们讲和。”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7页。

[6]阎振益、锺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0页。

[7]王洲明、徐超校注：《贾谊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8]王子今、李禹阶：《汉代北边的“关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

[9]林斡：《匈奴通史》，第3、146-147页。

[10]殷晴：《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十二世纪前新疆开发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1页。

[11]苏北海：《汉、唐时期我国北方的草原丝路》，载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28页。

[12]齐涛：《丝绸之路探源》，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52页。

[13]殷晴：《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十二世纪前新疆开发史稿》，第52-54页。

[14]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54-157页。

[15]颜师古注：“市有列肆，亦如中国也。”

[16]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第357-358、360页。

[17](美)狄宇宙(NieolaDiCosmo)：《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5页。

[18]马长寿还说，“(匈奴)有时还掠夺行商和马队的货物”，并指出“这些事实都说明西域的物产和交通在匈奴经济中占相当重要的位置”。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19]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国》，(台北)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76页。

[20]《太平广记》卷四〇二《鬻饼胡》：“……但知市肆之间，有西国胡客至者，即以问之，当大得价。生许之。……将出市，无人问者。已经三岁，忽闻新有胡客到城，因以珠市之。”可知“胡客”多是“贾胡”。

[21]陈连庆：《汉唐之际的西域贾胡》，载《中国古代史研究：陈连庆教授学术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22]吴初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02、71页。简文或可读作“……不知何国胡”。

[23]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熠：《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671页。

[24]这枚简的A面文字为：“肩水金关印曰氐池右尉，平利里吕充等五人。”所谓“吕充等五人”与B面简文“贾车”的关系尚不明朗。

[25]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标点作：“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贾胡共起帷帐设祭……”将“西域贾胡”断开，似有不妥。

[26]《艺文类聚》卷四四引曹嘉之《晋书》作“援笳而吹之，为《出塞》之声”，不言《入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太平御览》卷五八一引文同。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太平御览》卷五八一引曹嘉之《晋书》则作“援笳而吹之，为《出塞》、《入塞》之声”。

[27]《太平御览》卷二五二引《魏志》曰：“傅嘏，字兰石，为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宗畿，兼主六乡六遂之士。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也。”

[28]《太平御览》卷二三二引《魏志》无“恒常”之“常”字，又“问使连属”作“问使连属”。

[29]参见王子今《汉代的“商胡…‘贾胡…‘酒家胡”》，《晋阳学刊》2011年第1期。

编 者 按：原文引自《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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