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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历史军事地理视角的河西与汉匈战争

日期:2021-10-03 来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浏览次数:162次 字体大小 关闭


[摘要]两汉时期,河西因地处关中、西域、内蒙、河湟四大区域之间,道路汇集、地形险要、农牧业发达,战略区位价值较高,是汉朝与匈奴激烈争夺的军事要地。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河西归汉后,汉朝采取诸多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经过初建、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逐步提高和完善其防御能力,继而以河西为基地不断地北伐和西征,始终掌握着对匈奴交战的主动权,为汉朝最终战胜匈奴起了重要作用。但河西的重要性不是一成不变的,明显呈现由低到高、由高到低循环往复的变化特点,除地缘因素外,还受王朝综合国力、对外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两汉时期;河西;汉匈战争;历史军事地理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1-5035(2018)05-0027-09


终两汉之世,河西是汉匈双方激烈争夺的军事要地。从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两进河西,击败占据此地的匈奴休屠、浑邪二王夺取河西,到汉桓帝元嘉元年(151),仅文献记载发生的与该地有关的战事就达23次之多。汉朝出动的兵力动辄十几万,多至二十几万。与此同时,匈奴也多次试图夺回河西,甚至一度侵入到河西腹地。河西之得失关乎汉匈战争之成败。是何原因使得该地区的军事战略价值如此之高?这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


一、河西的地理条件及其军事战略


两汉时期的河西是以今甘肃省境内的河西走廊为主体,其南面为巍峨耸立的祁连山,北面由东到西依次排列着龙首山、合黎山和马鬃山,东部以黄河为界,西部以库木塔格沙漠为缘,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武帝元封三、四年(前108-前107)至宣帝地节元年、二年(前69-前68)间,汉朝在此设立河西四郡(酒泉郡、张掖郡、敦煌郡、武威郡),建立健全军政管理机构。[1]河西在汉朝对匈奴作战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究其原因与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密切相关,试分析如下。


(一)多条道路的交会中心


河西东连关陇,西通西域,南接河湟,北达蒙古,有多条道路交会于此,汉时被称为“天下要冲,国家藩卫”,下面结合相关战事分述如下:


1、关中道


指河西东至汉都长安的道路,根据时间先后,主要有南、北两条主干道,始发地均为武威郡的姑藏。长安南道,由姑藏越乌鞘岭,过黄河东南至金城,经狄道、襄武、上邽沿渭河东行,越陇关转沿汧水东南行至虢县,而后东行至长安。该道于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率兵夺取河西后正式开通。此道沿途人烟较为稠密,但山高路远,通达性较差,[2]且由于南道起始段临近羌人所在的河湟,安全性堪忧。昭帝始元六年(前81),据《后汉书志•郡国五》,汉朝将原属陇西郡的枹罕、白石,天水郡的榆中、金城,张掖郡的令居、枝阳六县分出设置金城郡,以加强对该地区的交通控制。东汉时期,连绵不断的羌民起义使“金城属县多为虏有”,南道曾一度被阻断。长安北道,由姑藏经小张掖、揟次县、鲽里、居延置、媪围县,过黄河,东南经高平沿泾河河谷而上,向东直趋长安。东汉建武八年(32),武威太守梁统率兵疏通河西至高平的交通路线,为窦融与刘秀会师高平共讨隗嚣做准备。建武十二年(26),“及陇、蜀平,诏融与五郡太守奏事京师,官属宾客相随,驾乘千余辆,马牛羊被野。”[3]此道成为一条通行条件较好的官修大道,与南道相比更为近捷、顺达。


2、西域道


是指由河西西去西域的道路,据文献记载,有南、中、北三条主干道。


南道、北道(后称中道)。《汉书•西域传》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南、北两道均位于天山以南,分别沿塔里木盆地南、北缘西行。北道过车师、南路至于寘后,生态环境才有所好转。李广利率军二伐大宛分兵从南、北两道并进,就是基于大军粮草补给的考虑。[4]


北道。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汉朝对北匈奴发动“天山之战”,开通了一条经由天山以北至西域的道路即西域北道,西汉时的北道相应变为中道。北道是从敦煌郡广至县的昆仑障北行,经伊吾、蒲类海、车师后国、车师前国、危须、焉耆、疏勒西越葱岭而去。北道上的伊吾、车师是交通要冲,历史上曾出现汉匈五争车师之战,伊吾也是反复易手。


3、青海道


是指河西经祁连山南通青海的道路,主要有大斗拔谷道、呼蚕水谷口道和当金山口道三条道路。


大斗拔谷道。据《大通县志》载:“扁都口(大斗拔谷)……群峰若帐,一口如瓶,为北出甘州之要道。”汉朝的张掖属国治所就设在谷口附近扼守该道,[4]阻止羌人北入。东汉延熹三年(160)春,“余羌复与烧何大豪寇张掖,攻没钜鹿坞,杀属国吏民,又招同种千余落,并兵晨奔熲军。熲下马大战,至日中,刀折矢尽,虏亦引退。熲追之,且斗且行,昼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余日,遂至河首积石山,出塞二千余里,斩烧何大帅,首虏五十余人”。[3]战斗发生的地点主要在该道沿线。


呼蚕水谷口道。从酒泉郡郡治禄福出发,向南沿呼蚕水河谷逆流而上,行数百里山路,越过分水岭可达青海湖西北,这条道路将河西与青海两地的腹心地带连接起来。[1]汉初时一部分滞留在此的月氏人(匈奴在河西大败月氏,月氏西迁至遥远的大夏河流域)就活动在该谷口附近。宣帝时,罕开羌又驻牧于此,与汉军为敌,“羌人当获麦,已远其妻子,精兵万人欲为酒泉、敦煌寇,边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5]故酒泉太守辛武贤曾上奏从张掖、酒泉两地发兵万余骑、备三十日粮草经由此道击羌,可见该道交通状况明显优于大斗拔谷道。


当金山口道。当金山口位于祁连山与阿尔金山连接处,是河西西部与青海海西地区沟通的重要途径。此道由于偏离匈奴南下的主干道,使用率不高,有关军事历史的记载较少。


4、蒙古道


是指河西与蒙古高原交通的道路,有居延道和谷水道两条主干道。


居延道。指沿弱水北去经古居延海直通蒙古高原的道路,具体的行程,《新唐书•地理志四》“删丹县”条载:北渡张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峡口,傍河东壖屈曲东北行千里,有宁寇军,故同城守捉也……军东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花门山堡,又东北千里至回鹘牙帐。[6]


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匈奴由此道南下攻入酒泉,袭杀酒泉都尉。1974年位于今瓜州县的破城子遗址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约》详细记录了匈奴频繁入侵居延甲渠、卅井和殄北三侯官所属各塞,以及各塞防及时发出不同警报以联络应敌的情况。相反,汉朝若实施北伐,可沿此道迅速将兵力投入到匈奴主力所在的蒙古高原,造成强敌压境之势,史书中此类战事记述甚多,如汉和帝永元三年(91)的汉匈金微山之战,右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率精骑八百出居延塞,大败北单于即是一典型战例。


谷水道。谷水发源于祁连山,经姑藏西北流,下游汇集成休屠泽,沿线也是匈奴南下河西的重要通道《后汉书•循吏列传》载:“郡北当匈奴,南接种羌,民多寇抄,多废田业。延到,选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赏罚,令将杂种胡骑休屠黄石屯据要害,其有警急,逆击追讨。虏恒多残伤,遂绝不敢出。”[3]东汉时期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该道又演变成汉匈双方相互交往的重要窗口,姑臧还成为商业贸易的中心。


另外走廊北山与阿拉善高原间亦有多处沟谷相连,匈奴由此穿越可直接兵临河西腹地,阻断河西路。正如赵充国所言“武威县、张掖、日勒皆当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与羌有谋,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张掖、酒泉以绝西域”。[5]昭帝元凤三年(前78),匈奴右贤王、犁汙王部寻隙经此间道侵袭屋兰、日勒、番和等县,被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败,阻遏了匈奴自此入侵的势头,解除了安全隐患。


(二)利于防守的地形条件


河西地处高山大河、荒漠高原之间,形胜之区,四塞之地,易守难攻。


1.山脉阻隔


走廊南部的祁连山脉海拔高,跨度大,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仅有有限的几条河谷沟通南北,但也大多狭窄崎岖,气候多变,通达性极差。因而汉朝充分利用其阻碍作用,仅在山脉北麓的河谷地带修筑塞桓,并派兵把守山口要径,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从而有效遏制羌人北进。即使羌人趁隙而入,因退路不畅,后援、粮草难以为继,战果也难以维持。前述的东汉延熹三年(160)春,段熲率兵追杀入侵张掖的烧何大豪,羌人先胜后败的主要原因当基于此。


走廊北部的北山山脉虽较平缓,但山北是戈壁和荒漠,天然防御条件良好。薄弱地带主要集中在居延道、谷水道和几条山间沟谷上。汉朝占据河西后,在这些地带构建人防、物防、技防并重的防御体系。尤其是汉武帝太初二年(前103),“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7]集中力量重点加强这些薄弱地带的防御,成效显著。


2、黄河纵横


河西东部的黄河也是一道天然屏障。《甘肃省乡土志稿》曰:“黄河虽为大河,须至宁夏中卫以下始能通舟。”[8]河在中卫以上,峡谷众多,水流湍急,对于防御作战非常有利。守方只须派兵把守沿岸的几个重要渡口,不需分散兵力全程防卫。


《后汉书•窦融传》载:“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3]由此,利用冬季黄河结冰阻碍作用降低,集中大批人马强渡是战时的一种策略。和帝永元元年(89),“护羌校尉张纡诱诛烧当种羌迷吾等,……诸羌激忿,遂相与解仇结婚,……期冰合渡河攻训”。[3]当然,守方也会增加兵力加强防守,使攻方的冰面作战难以取得预期的战果。


3、沙漠隔离


由河西西去西域,要途经三陇沙、白龙堆和罗布泊三大无人区,沿途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形成极难跨越的隔离带。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汉廷 “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但由于路途艰辛、粮草匮乏,损失惨重“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7]被迫撤兵。情形正如大宛贵族战前所言:


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无奈我何。[7]  


太初三年(前102)汉朝倾全国之力,才保证了李广利二伐大宛的成功。后汉朝修筑自敦煌以西至轮台的鄣塞亭隧,“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 护田积粟”,[7]才基本打通该路。


(三)优越的农牧业经济条件


河西地域辽阔,气候温和,水源充足,土质肥沃,发展农牧业条件良好,相邻的青海、蒙古、西域、陇右无出其右。


河西归汉后,汉政府通过不间断的移民,很快增加并形成一定常驻人口,又从内地征发吏卒进行军事屯田,汉武帝太初二年(前103),为配合李广利西伐大宛,更是一次性“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7]形成军民大规模共同开发河西的极盛局面。同时,充分利用河西丰富的水资源修筑沟渠,兴修水利,提高河西的农业生产力,其中,张掖-酒泉盆地、居延盆地是河西耕地最为密集、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有力地保证了河西对外征伐的粮秣所需。东汉时期随着汉匈军事斗争形势的发展,汉政府又进一步加大弛刑、免刑罪人及其妻子充边屯田力度,补充该地的农业生产劳动力,基本实现了以耕养战的目的。


“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之说自古有之。汉朝在支持河西民众养马的同时,也广设牧师苑,派专人养殖马匹,兼养牛、骡、骆驼等。武帝天汉四年(前97)汉朝发动的余吾水之战,从河西一次出动8万骑兵,本始二年(前72)又出动6万骑兵支援乌孙。而且对外远程作战还要征调数量较大的其他牲畜,或承担运输或充作军粮。如太初三年(前102)李广利率兵远征大宛,携带“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驼以万数”,[7]足以说明河西强大的牧业承载力。


另外,河西还蕴含丰富的盐、碱、硝、石油、金等矿产资源,以及制作弓矢、车辆的上好木材,既能满足当地军民日常的生产、生活所需,也是重要的军事物资。


综上所述,河西具备道路汇集、地形险要、农牧业发达等多种地理条件优势。谁占有了它,谁就有了对外征伐的物质基础,因而是汉匈双方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


二、汉朝在河西军事防御体系的发展演变


河西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具有先天的防御优势,但其狭长的地形和匈羌两强邻南北夹峙的特点,又是个易于争雄的竞技场。河西归汉后,汉朝充分利用河西的地理特点,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经过初建、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9]极大地增强了河西的军事防御能力,终两汉之世,河西未能易手。


(一)初建阶段


此阶段大约经过20年的时间(前121—前102),从占据金城津、修筑塞防、安置将屯兵、移民屯田到新设酒泉郡、设置玉门关和阳关等,逐步构建起河西军事防御体系的基本框架。


占据金城津。元狩二年(前121)春霍去病进军河西,击败驻牧于焉支山以东的匈奴休屠王部回师后,汉武帝即派大行李息率兵到黄河南岸修筑金城要津,建立起进一步夺取河西的桥头堡。同年夏,霍去病率军再征河西,降服焉支山以西的浑邪王部及休屠王残部,并从金城津引渡他们转入内郡,《史记•骠骑列传》载:“(去病)与浑邪王众相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数万。”[7]说明汉朝此时已经完全掌控了这一进出河西的交通要冲。


修筑塞防。针对匈奴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汉朝依托河西的地形、地物分段修筑塞防。元鼎六年(前111)始筑令居塞,其后至元封四年(前105)[1]修建令居以西至酒泉、酒泉以西至玉门的塞防,从而自东而西形成“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里一堡、百里一城”的军事防御设施。[10]不但有效隔绝了匈羌之间的联系,而且成为汉朝向河西输送兵力和物资的交通快线。


安置将屯兵。元鼎六年(前111)令居塞建设伊始,汉朝派从票侯赵破奴率万余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河水”,[5]武装巡逻,加强护卫。同时随着塞防的逐步西延,还在前方承担军事清扫任务“明年,击破姑师,虏楼兰王,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5]元封二年(前107),汉廷又以李陵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5]进一步加强河西腹地的军事力量。将屯兵的特点是面对紧急情况反应迅速,作战能力强,是河西路安全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卫戍力量。


移民屯田。为改变河西地广人稀的局面,汉朝将移民实边作为迅速增强该地人口力量、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并从内地征发大批戍卒,集中到令居、番和、酒泉和敦煌等地开展军事屯田。由于河西地处汉匈军事斗争的前沿,他们身兼农、兵两种身份和职责,均是自带粮秣的战士,从兵力、经济上保证了汉朝对匈奴长期军事斗争的需要。


新设酒泉郡。随着河西路建设步伐的推进,处于交通枢纽的酒泉逐渐成为河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汉政府及时在河西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遣官治民、部署防务,史载元封三、四年(前108、前107)间,[1]“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7]郡治禄福,管辖范围为整个河西。自此,河西正式纳入国家军事安全管理体系。


设置玉门关、阳关。元封四年(前107),“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5]汉朝势力前推到玉门,遂在玉门设关,并在其东南分设阳关,作为西域中道、南道的两个关口,派兵守备。两关之间,烽燧连绵,将河西西部门户即汉势力之末端纳入掌控范围。


至此,河西路的建设初见成效,但防务力量还非常薄弱,有得而复失的危险。


(二)发展阶段


武帝太初三年(前102),李广利兵出敦煌再伐大宛,匈奴为声援大宛,疯狂争夺河西路。“匈奴大入……行破坏光禄所筑城列亭障。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会任文击救,尽复失所得而去。”[5]匈奴南下所循的居延道、谷水道,即北部门户,此时还是汉势力尚未企及之地。汉朝遂以此为契机,在重兵投入的同时,增建北部塞防、开辟屯田新区、建立敦煌军事基地、在玉门关安置将屯兵、修建河西沟通西域的交通设施等, 在进一步提升河西防御能力的同时,进攻能力也得到相应的提高。


重兵投入。兵力的多寡在冷兵器时代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为保证再伐大宛的成功,汉朝“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至居延、休屠以卫酒泉”。[7]十八万戍甲卒以绝对的人员优势,一次性投放在河西,从千里之外的居延、休屠到河西腹地形成两道人防,极大地增强了河西军的战斗力。


修筑居延塞、休屠塞。居延道、谷水道沿线开阔,一马平川,防守不易。因而汉朝修建南起酒泉、沿弱水东北行与“光禄塞”连接于蒙古南境,向西南沿弱水、疏勒河抵敦煌境内玉门关,以及沿谷水从休屠城至休屠泽的塞防,将防御前沿推进到匈奴所在的蒙古高原,并以弱水沿线为中心,东西联动,阻挡匈奴的铁骑于千里之外,有力地加强了河西的战略防御纵深。


开辟居延、休屠屯田区。居延、休屠水草肥美,农业条件良好。汉朝在居延建成南北两个田官区“北部是甲渠塞、卅井塞和居延泽包围的居延屯田区,南部是肩水东西两部塞包围的骍马屯田区”。[11]“休屠戍田之卒不会少于全体戍田卒的三分之一”,[12]也是重要的经济重镇。农业经济的发展,为汉朝有力地控制两区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建立敦煌军事基地。敦煌作为汉朝西伐大宛的门户,也是匈奴极力争夺的要地,史书虽然对该地的建设情况语焉不详,但从太初三年(前102)李广利二伐大宛,在此集结6万兵力、14多万力畜的能力来看,敦煌已建成河西首个军事基地。从而一改初伐大宛时在西域孤立无援的被动局面,所至国家莫不迎军给食,屠轮台,灭郁成,围攻二师城,顺利拿下大宛,敦煌的作用功不可没。


在玉门关安置将屯兵。元封四年(前107)玉门关建成后,汉朝还在此安置将屯兵,《汉书•西域传》载:“汉军正任文将兵屯玉门关,为贰师后距。”[5]能够保护如此规模的粮草辎重,将屯兵数量无疑也是相当可观的。此处的将屯兵,与前述河西路初建阶段将屯兵保护河西路防务设施建设性质不同,他们是西征部队的护卫军,应是配合敦煌军事价值的提升而专设的。


修建河西通西域的交通设施。汉朝西伐大宛后,“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7]在敦煌设置酒泉都尉,重点负责敦煌以西至盐水的交通设施的修建,并在轮台安置屯田人员,加强对西域交通枢纽的控制,由此汉朝以敦煌为后盾,沿交通线将势力深入到西域腹地,基本上控制了西域南道和中道。


(三)成熟阶段


汉朝攻取大宛后,西域各国纷纷向汉,匈奴为避锋芒,遂将战线收缩至天山以北至蒙古高原区,欲集中兵力与汉朝争夺河西,以图东山再起。为此,汉朝在河西又采取建四郡、设属国、增关隘等措施,至东汉安帝永初年间,最终形成攻防并重的基本格局。


建立河西四郡。随着河西军事形势的变化,酒泉郡统辖整个河西已力不从心,迫切需要分郡设县。根据王宗维先生考证,太初三、四年间从酒泉郡分设张掖郡,太初四年至天汉元年间设敦煌郡,地节元年、二年间设武威郡,[1]至此河西四郡全部建起。四郡在河西的设置,在空间上遵循了从中间到两端分置的过程,四郡职能的细化表明汉朝对河西控制力的逐步增强。而且四郡之间首尾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3]而所辖县城大都是屯田区,粮食充足,兵卒善斗。史书中的“出酒泉”“出张掖”“出居延”“出敦煌”,就是以出发地所在的郡县为经济和军事依托,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较好地满足了汉朝对河西的军事战略要求。


设立张掖属国、张掖居延属国和酒泉属国。在汉匈长期的军事斗争中,诸“夷”在驾驭、牵制、抗衡和打击匈奴中的优势备受关注。[13]武帝天汉至太始年间(前100-前93)汉朝在河西首设张掖属国,安帝永初年间增设张掖居延属国、酒泉属国,[1]专门安置“蛮夷降者”。属国的吏民主要为匈奴或羌人,体健的成年男子被编为属国兵,在郡太守和属国都尉的率领下参与汉朝的对外争战。如宣帝元凤三年(前78),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败进犯张掖的匈奴右贤王、犁汙王部。


安帝延光二年(123),敦煌太守张珰上书,建议派遣酒泉属国吏士出击蒲类海一带的匈奴呼衍王部。[3]属国兵是河西边防力量的重要补充。


增置金关、悬索关。宣帝地节三年(前67 ),汉匈车师之争,为防止匈奴攻打河西乱我后方,汉朝在弱水南端,肩水东、西部两塞的北部交汇处增置金关;安帝永初元年(107),西域反叛,河西告急,汉朝又在弱水北端、居延县南端再置悬索关。[14]至此,从太初三年(前102)始的长达200余年的经营,使弱水两岸关隘重重,烽燧延绵,固若金汤。


三、汉朝以河西为基地的北伐和西征


汉朝在河西的军事部署呈现显著的特点:汉军主力屯于敦煌、酒泉、居延等地以逸待劳,敌人来攻时,伺机而动;主动出击时,采取与其他方向主力配合或单独作战的方式,牵制匈奴援兵或寻歼匈奴主力。两汉时期,鉴于汉朝主攻方向和战略目标的不同,采取的战略战术也有差异。


(一)在河西驻兵设防


汉朝驻扎在河西的边防军,主要由边郡兵、将屯兵、屯田兵、属国兵、募兵、谪卒及弛刑徒组成,[15]形成一种多层次的武装力量防御体系。


当匈奴来攻时,即使突破防线或趁隙而入,如武帝太初三年(前102)、武帝征和三年(前90)和宣帝元凤三年(前78)的匈奴入侵,边防军利用河西有利的地形、水文条件和防御措施,就能打退敌人的进攻,使对方难有所获。


两汉之际中原纷乱,羌人各部争相“寇金城、陇西”,[3]阻断河西路的交通,导致河西孤悬于外,成为匈奴和羌人频繁侵掠之地。在中原力量势不及此的情况下,保据河西的窦融率众“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遇有“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3]


东汉永平年间“北虏乃协诸国共寇河西郡县,城门尽闭”,位于河西最西端的敦煌尤甚。元初六年(119),迫于北匈奴与车师对河西频繁寇掠,邓太后“令置护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复部营兵三百人”,[3]将河西、西域的军政中心统一设在敦煌,并以出屯楼兰、柳中的力量互为犄角,最终消除了北匈奴对河西的威胁。


(二)以河西为基地主动出击


元狩四年(前119 )汉匈漠北之战后,匈奴主力远退至浚稽山、涿邪山地区,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如果派一支大军,远涉大漠寻找战机,无异于羊入虎口,易受到匈奴的围攻。河西与关中北部军事重镇朔方、五原、定襄等郡,对匈奴所在区域形成东西夹击之势,而且多路出击能够最大限度地分散匈奴兵力,便于各个击破。


所以西汉时期凡大规模远程作战,至少有一路大军出自河西。但河西为新辟之地,相较关中北部边郡,其军事征伐能力明显不足,因而河西军主要作为侧师牵制匈奴援军,保护主攻方向的顺利推进,对稳定整个战局起重要的支撑作用。如天汉四年(前97)汉朝发动的余吾水之战,分别从朔方、五原、雁门、居延出兵,征和四年(前89)的燕然山之战,分别从五原、西河、酒泉三地出兵,均是采取此种战略战术。值得注意的是,汉匈余吾水之战中,兵出居延的陆博德军还承担主力李广利军的给养供应、兵力补充和及时掩护主力撤出等重任。另外,由于匈奴右贤王部占据车师、蒲类海一带,汉朝兵出河西牵制他们,等于斩断匈奴单于的右臂,使其单臂(左臂)作战,战斗力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如武帝天汉二年(前99)李广利兵出酒泉击右贤王的天山之战、宣帝本始二年(前72)河西军联合乌孙共击匈奴的蒲类海之战,均是如此。


从史实来看,虽然实战中存在各路大军协调作战能力不足,作战方式僵化,作战线路少变等问题,离预期的战略目标有一定的差距,但汉朝的频繁出击使匈奴疲于战备,打乱了其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状态,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其与汉朝对抗的能力。


东汉前中期汉匈争战的地点主要集中在车师、伊吾、蒲类海一带,敦煌、酒泉、居延三地呈扇形正对该区域。河西的地缘优势及日趋完善的攻防能力,使得东汉政府改变西汉时多以河西军为偏师,协助关中北部诸郡联合作战的模式,代之以河西军单边重兵作战,或由关中北部诸郡起配合和协助的模式。如明帝永平十六年(73),窦固与耿忠率一万二千骑担任主攻兵出酒泉塞,攻打天山以北的北匈奴呼衍王部,另三路大军分别兵出高阙塞、平城塞和居延塞,作为偏师阻击匈奴主力援助,[3]协助窦固收复伊吾。章帝“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车师于交河城”,[3]首开河西军独立承担对匈奴作战的先例且获得成功,此后该战术被汉朝反复运用。和帝永元三年(91),左校尉耿秉率精骑八百出居延塞,大败北匈奴于金微山。值得注意的是,永元元年(89),“宪与秉各将四千骑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万骑出朔方鸡鹿塞,南单于屯屠河,将万余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稒)阳塞,皆会涿邪山。”[3]表面上看,此次河西军并未参战,但由于匈奴习惯于汉军的作战常规,对这次大战缺乏应变措施,盲目将可能来自河西的进攻作为防御重点,导致北单于孤立无援,难敌汉朝三路大军而溃败,可以看做是汉朝河西战略的灵活运用。


自安帝始王朝式微,西域一度反叛。元初六年(119),为复取西域,汉朝以敦煌作为与匈奴争战的桥头堡。延光二年(123),又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出屯柳中,依托敦煌在西域左突右冲。顺帝永建二年(127),“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皆来服从”。[3]阳嘉元年(132),敦煌太守徐由“遣疏勒王臣盘发二万人击于阗,破之,……更立兴宗人成国为拘弥王而还。”[3]逐步扭转了汉朝在西域的困境。桓帝元嘉元年(151),“敦煌太守司马达将敦煌、酒泉、张掖属国吏士……出塞至蒲类海,呼衍王闻而引去。”[3]在汉政府力不所及的情况下,河西依然引导和掌握着汉朝对匈奴作战的走向。


四、河西军事价值的演变规律及成因


河西在汉匈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其重要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之中,呈现出由低到高、由高到低循环往复的阶段性特点,分析如下:


(一)汉初至武帝元狩二年(前206—前121)——低价值阶段


楚汉战争之际,匈奴趁机南下夺回秦时蒙恬所取的河南地,势力到达朝那、肤施一带。文帝时期,匈奴东征东胡,西击月氏,势力进一步西延至河西。由于直到武帝前期,汉匈推行“和亲”政策,边境稍安,虽然匈奴时有背约肆意南侵,但地点主要集中在关中西部的狄道、阿阳、萧关一带以及北部、东北部沿边诸郡。河西是匈奴军事战略格局中的一枚重要棋子,但对汉朝来说还是难以企及之地,其军事价值无从谈起。


(二)武帝元狩二年至宣帝末年(前121—前49)——高价值阶段


此阶段是汉匈战争全面爆发时段,也是河西军事战略价值首次达到高峰时期,共有13次较大规模的战事直接与河西有关,约占此阶段汉匈战事的81%。


西汉经过建国后60余年的发展,至武帝时期,国库充足,武力强盛,汉朝遂发动对匈奴的大规模打击,经过漠南、河南、漠北几次战役,匈奴大败,远退至浚稽山一带,欲依靠西域的力量与汉抗衡。元狩二年(前121)汉朝夺取战略要地河西,取得了进军西域、北伐匈奴的前沿阵地,经过一系列的经营,在有效提高其防御能力的基础上,多次从河西出兵塞外深入寻歼匈奴主力,或与其他方向主力配合夹击匈奴,战争的规模和频率都是比较大的。


宣帝时期,汉朝的战略目标主要集中在与匈奴争夺西域,本始二年(前72)、地节三年(前67)两次兵出河西进军西域,直接导致了神爵二年(前60)的匈奴日逐王降汉及日后的匈奴分裂。


(三)元帝至王莽始建国二年(前49—10)——低价值阶段


自汉元帝以来,特别是与呼韩邪单于和亲后,汉匈战争基本结束,汉匈关系进入友好发展时期,河西基本无战事。


(四)王莽始建国二年至明帝永平十五年(10—72)——低价值阶段


王莽贬斥匈奴的政策打破了宣元以来汉匈相对和平的局面,招致匈奴时有报复,但战事主要集中在雁门、朔方等距离汉都较近的北部边郡。两汉之际,中原内乱,河西孤悬,保据此地的大将军窦融“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3]率众加强防守,多次打退匈奴的入侵,但文献中并无汉军主动出击的战例。东汉建立之初,由于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内附,北匈奴“却地千里”,河西尚安。


(五)明帝中至安帝末年(73—125)——高价值阶段


东汉经过汉光武帝和明帝两代帝王的经营,百姓殷富,府库充实;南匈奴、乌桓、鲜卑等周边民族一心向汉,汉王朝已经具备了开疆拓土的内外部条件。面对北匈奴对河西“寇钞不息,边城昼闭”的情况,汉明帝决意效武帝故事兴兵讨伐,河西狼烟再起。战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五大战役,分别发生在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至十八年(75)间、汉和帝永元元年(89)至永元三年(91)间。汉朝联合羌胡骑兵,以河西为基地不断地北 伐和西征,河西的军事价值再次达到高峰,其中汉匈燕然山之战、金微山之战即发生于此时段。


(六)安帝末年至汉末(125—220)——低价值阶段


由于汉王朝后期国势不振,凉州残破,统治者经营西北的力度大减,虽在公元127年、129年、151年和170年以敦煌为基地,平复西域叛乱和击退北匈奴的进攻,但这一阶段主要以羌乱为主,兼有鲜卑、高句丽的侵扰以及频繁的农民起义贯穿始终。汉羌战事时常波及到河西及临近地区,汉匈战事则主要集中在关中北部的美稷、常山等地,汉朝基本上是采取收缩战线被动防御策略。


综上,两汉时期河西的军事价值呈现规律性变化的特点,究其原因,除地理因素外,还受王朝综合国力、对外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国力强盛时,统治者有着对外征伐的物质基础,河西作为汉匈对峙的军事前沿,战事频繁,军事价值自然就高;反之国力衰退之时,国内矛盾激化,统治者无暇西顾,河西的军事价值则相应地降低。另外,在一些特殊的历史阶段,统治者如果能审时度势推行正确的外交政策,将汉匈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双方发展相对宽松友好的关系,发生在河西的战事就少,反之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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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原文载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43卷,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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