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汉时期，河西因地处关中、西域、内蒙、河湟四大区域之间，道路汇集、地形险要、农牧业发达，战略区位价值较高，是汉朝与匈奴激烈争夺的军事要地。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河西归汉后，汉朝采取诸多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经过初建、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逐步提高和完善其防御能力，继而以河西为基地不断地北伐和西征，始终掌握着对匈奴交战的主动权，为汉朝最终战胜匈奴起了重要作用。但河西的重要性不是一成不变的，明显呈现由低到高、由高到低循环往复的变化特点，除地缘因素外，还受王朝综合国力、对外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两汉时期；河西；汉匈战争；历史军事地理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18）05-0027-09

终两汉之世，河西是汉匈双方激烈争夺的军事要地。从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两进河西，击败占据此地的匈奴休屠、浑邪二王夺取河西，到汉桓帝元嘉元年（151），仅文献记载发生的与该地有关的战事就达23次之多。汉朝出动的兵力动辄十几万，多至二十几万。与此同时，匈奴也多次试图夺回河西，甚至一度侵入到河西腹地。河西之得失关乎汉匈战争之成败。是何原因使得该地区的军事战略价值如此之高？这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

一、河西的地理条件及其军事战略

两汉时期的河西是以今甘肃省境内的河西走廊为主体，其南面为巍峨耸立的祁连山，北面由东到西依次排列着龙首山、合黎山和马鬃山，东部以黄河为界，西部以库木塔格沙漠为缘，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武帝元封三、四年（前108-前107）至宣帝地节元年、二年（前69-前68）间，汉朝在此设立河西四郡（酒泉郡、张掖郡、敦煌郡、武威郡），建立健全军政管理机构。[1]河西在汉朝对匈奴作战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究其原因与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密切相关，试分析如下。

（一）多条道路的交会中心

河西东连关陇，西通西域，南接河湟，北达蒙古，有多条道路交会于此，汉时被称为“天下要冲，国家藩卫”，下面结合相关战事分述如下：

1、关中道

指河西东至汉都长安的道路，根据时间先后，主要有南、北两条主干道，始发地均为武威郡的姑藏。长安南道，由姑藏越乌鞘岭，过黄河东南至金城，经狄道、襄武、上邽沿渭河东行，越陇关转沿汧水东南行至虢县，而后东行至长安。该道于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率兵夺取河西后正式开通。此道沿途人烟较为稠密，但山高路远，通达性较差，[2]且由于南道起始段临近羌人所在的河湟，安全性堪忧。昭帝始元六年（前81），据《后汉书志•郡国五》，汉朝将原属陇西郡的枹罕、白石，天水郡的榆中、金城，张掖郡的令居、枝阳六县分出设置金城郡，以加强对该地区的交通控制。东汉时期，连绵不断的羌民起义使“金城属县多为虏有”，南道曾一度被阻断。长安北道，由姑藏经小张掖、揟次县、鲽里、居延置、媪围县，过黄河，东南经高平沿泾河河谷而上，向东直趋长安。东汉建武八年（32），武威太守梁统率兵疏通河西至高平的交通路线，为窦融与刘秀会师高平共讨隗嚣做准备。建武十二年（26），“及陇、蜀平，诏融与五郡太守奏事京师，官属宾客相随，驾乘千余辆，马牛羊被野。”[3]此道成为一条通行条件较好的官修大道，与南道相比更为近捷、顺达。

2、西域道

是指由河西西去西域的道路，据文献记载，有南、中、北三条主干道。

南道、北道（后称中道）。《汉书•西域传》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南、北两道均位于天山以南，分别沿塔里木盆地南、北缘西行。北道过车师、南路至于寘后，生态环境才有所好转。李广利率军二伐大宛分兵从南、北两道并进，就是基于大军粮草补给的考虑。[4]

北道。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汉朝对北匈奴发动“天山之战”，开通了一条经由天山以北至西域的道路即西域北道，西汉时的北道相应变为中道。北道是从敦煌郡广至县的昆仑障北行，经伊吾、蒲类海、车师后国、车师前国、危须、焉耆、疏勒西越葱岭而去。北道上的伊吾、车师是交通要冲，历史上曾出现汉匈五争车师之战，伊吾也是反复易手。

3、青海道

是指河西经祁连山南通青海的道路，主要有大斗拔谷道、呼蚕水谷口道和当金山口道三条道路。

大斗拔谷道。据《大通县志》载：“扁都口（大斗拔谷）……群峰若帐，一口如瓶，为北出甘州之要道。”汉朝的张掖属国治所就设在谷口附近扼守该道，[4]阻止羌人北入。东汉延熹三年（160）春，“余羌复与烧何大豪寇张掖，攻没钜鹿坞，杀属国吏民，又招同种千余落，并兵晨奔熲军。熲下马大战，至日中，刀折矢尽，虏亦引退。熲追之，且斗且行，昼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余日，遂至河首积石山，出塞二千余里，斩烧何大帅，首虏五十余人”。[3]战斗发生的地点主要在该道沿线。

呼蚕水谷口道。从酒泉郡郡治禄福出发，向南沿呼蚕水河谷逆流而上，行数百里山路，越过分水岭可达青海湖西北，这条道路将河西与青海两地的腹心地带连接起来。[1]汉初时一部分滞留在此的月氏人（匈奴在河西大败月氏，月氏西迁至遥远的大夏河流域）就活动在该谷口附近。宣帝时，罕开羌又驻牧于此，与汉军为敌，“羌人当获麦，已远其妻子，精兵万人欲为酒泉、敦煌寇，边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5]故酒泉太守辛武贤曾上奏从张掖、酒泉两地发兵万余骑、备三十日粮草经由此道击羌，可见该道交通状况明显优于大斗拔谷道。

当金山口道。当金山口位于祁连山与阿尔金山连接处，是河西西部与青海海西地区沟通的重要途径。此道由于偏离匈奴南下的主干道，使用率不高，有关军事历史的记载较少。

4、蒙古道

是指河西与蒙古高原交通的道路，有居延道和谷水道两条主干道。

居延道。指沿弱水北去经古居延海直通蒙古高原的道路，具体的行程，《新唐书•地理志四》“删丹县”条载：北渡张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峡口，傍河东壖屈曲东北行千里，有宁寇军，故同城守捉也……军东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花门山堡，又东北千里至回鹘牙帐。[6]

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匈奴由此道南下攻入酒泉，袭杀酒泉都尉。1974年位于今瓜州县的破城子遗址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约》详细记录了匈奴频繁入侵居延甲渠、卅井和殄北三侯官所属各塞，以及各塞防及时发出不同警报以联络应敌的情况。相反，汉朝若实施北伐，可沿此道迅速将兵力投入到匈奴主力所在的蒙古高原，造成强敌压境之势，史书中此类战事记述甚多，如汉和帝永元三年（91）的汉匈金微山之战，右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率精骑八百出居延塞，大败北单于即是一典型战例。

谷水道。谷水发源于祁连山，经姑藏西北流，下游汇集成休屠泽，沿线也是匈奴南下河西的重要通道《后汉书•循吏列传》载：“郡北当匈奴，南接种羌，民多寇抄，多废田业。延到，选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赏罚，令将杂种胡骑休屠黄石屯据要害，其有警急，逆击追讨。虏恒多残伤，遂绝不敢出。”[3]东汉时期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该道又演变成汉匈双方相互交往的重要窗口，姑臧还成为商业贸易的中心。

另外走廊北山与阿拉善高原间亦有多处沟谷相连，匈奴由此穿越可直接兵临河西腹地，阻断河西路。正如赵充国所言“武威县、张掖、日勒皆当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与羌有谋，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张掖、酒泉以绝西域”。[5]昭帝元凤三年（前78），匈奴右贤王、犁汙王部寻隙经此间道侵袭屋兰、日勒、番和等县，被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败，阻遏了匈奴自此入侵的势头，解除了安全隐患。

（二）利于防守的地形条件

河西地处高山大河、荒漠高原之间，形胜之区，四塞之地，易守难攻。

1.山脉阻隔

走廊南部的祁连山脉海拔高，跨度大，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仅有有限的几条河谷沟通南北，但也大多狭窄崎岖，气候多变，通达性极差。因而汉朝充分利用其阻碍作用，仅在山脉北麓的河谷地带修筑塞桓，并派兵把守山口要径，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从而有效遏制羌人北进。即使羌人趁隙而入，因退路不畅，后援、粮草难以为继，战果也难以维持。前述的东汉延熹三年（160）春，段熲率兵追杀入侵张掖的烧何大豪，羌人先胜后败的主要原因当基于此。

走廊北部的北山山脉虽较平缓，但山北是戈壁和荒漠，天然防御条件良好。薄弱地带主要集中在居延道、谷水道和几条山间沟谷上。汉朝占据河西后，在这些地带构建人防、物防、技防并重的防御体系。尤其是汉武帝太初二年（前103），“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7]集中力量重点加强这些薄弱地带的防御，成效显著。

2、黄河纵横

河西东部的黄河也是一道天然屏障。《甘肃省乡土志稿》曰：“黄河虽为大河，须至宁夏中卫以下始能通舟。”[8]河在中卫以上，峡谷众多，水流湍急，对于防御作战非常有利。守方只须派兵把守沿岸的几个重要渡口，不需分散兵力全程防卫。

《后汉书•窦融传》载：“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3]由此，利用冬季黄河结冰阻碍作用降低，集中大批人马强渡是战时的一种策略。和帝永元元年（89），“护羌校尉张纡诱诛烧当种羌迷吾等，……诸羌激忿，遂相与解仇结婚，……期冰合渡河攻训”。[3]当然，守方也会增加兵力加强防守，使攻方的冰面作战难以取得预期的战果。

3、沙漠隔离

由河西西去西域，要途经三陇沙、白龙堆和罗布泊三大无人区，沿途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形成极难跨越的隔离带。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汉廷 “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但由于路途艰辛、粮草匮乏，损失惨重“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7]被迫撤兵。情形正如大宛贵族战前所言：

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无奈我何。[7]  

太初三年（前102）汉朝倾全国之力，才保证了李广利二伐大宛的成功。后汉朝修筑自敦煌以西至轮台的鄣塞亭隧，“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 护田积粟”，[7]才基本打通该路。

（三）优越的农牧业经济条件

河西地域辽阔，气候温和，水源充足，土质肥沃，发展农牧业条件良好，相邻的青海、蒙古、西域、陇右无出其右。

河西归汉后，汉政府通过不间断的移民，很快增加并形成一定常驻人口，又从内地征发吏卒进行军事屯田，汉武帝太初二年（前103），为配合李广利西伐大宛，更是一次性“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7]形成军民大规模共同开发河西的极盛局面。同时，充分利用河西丰富的水资源修筑沟渠，兴修水利，提高河西的农业生产力，其中，张掖-酒泉盆地、居延盆地是河西耕地最为密集、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有力地保证了河西对外征伐的粮秣所需。东汉时期随着汉匈军事斗争形势的发展，汉政府又进一步加大弛刑、免刑罪人及其妻子充边屯田力度，补充该地的农业生产劳动力，基本实现了以耕养战的目的。

“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之说自古有之。汉朝在支持河西民众养马的同时，也广设牧师苑，派专人养殖马匹，兼养牛、骡、骆驼等。武帝天汉四年（前97）汉朝发动的余吾水之战，从河西一次出动8万骑兵，本始二年（前72）又出动6万骑兵支援乌孙。而且对外远程作战还要征调数量较大的其他牲畜，或承担运输或充作军粮。如太初三年（前102）李广利率兵远征大宛，携带“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驼以万数”，[7]足以说明河西强大的牧业承载力。

另外，河西还蕴含丰富的盐、碱、硝、石油、金等矿产资源，以及制作弓矢、车辆的上好木材，既能满足当地军民日常的生产、生活所需，也是重要的军事物资。

综上所述，河西具备道路汇集、地形险要、农牧业发达等多种地理条件优势。谁占有了它，谁就有了对外征伐的物质基础，因而是汉匈双方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

二、汉朝在河西军事防御体系的发展演变

河西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具有先天的防御优势，但其狭长的地形和匈羌两强邻南北夹峙的特点，又是个易于争雄的竞技场。河西归汉后，汉朝充分利用河西的地理特点，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经过初建、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9]极大地增强了河西的军事防御能力，终两汉之世，河西未能易手。

（一）初建阶段

此阶段大约经过20年的时间（前121—前102），从占据金城津、修筑塞防、安置将屯兵、移民屯田到新设酒泉郡、设置玉门关和阳关等，逐步构建起河西军事防御体系的基本框架。

占据金城津。元狩二年（前121）春霍去病进军河西，击败驻牧于焉支山以东的匈奴休屠王部回师后，汉武帝即派大行李息率兵到黄河南岸修筑金城要津，建立起进一步夺取河西的桥头堡。同年夏，霍去病率军再征河西，降服焉支山以西的浑邪王部及休屠王残部，并从金城津引渡他们转入内郡，《史记•骠骑列传》载：“（去病）与浑邪王众相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数万。”[7]说明汉朝此时已经完全掌控了这一进出河西的交通要冲。

修筑塞防。针对匈奴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汉朝依托河西的地形、地物分段修筑塞防。元鼎六年（前111）始筑令居塞，其后至元封四年（前105）[1]修建令居以西至酒泉、酒泉以西至玉门的塞防，从而自东而西形成“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里一堡、百里一城”的军事防御设施。[10]不但有效隔绝了匈羌之间的联系，而且成为汉朝向河西输送兵力和物资的交通快线。

安置将屯兵。元鼎六年（前111）令居塞建设伊始，汉朝派从票侯赵破奴率万余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河水”，[5]武装巡逻，加强护卫。同时随着塞防的逐步西延，还在前方承担军事清扫任务“明年，击破姑师，虏楼兰王，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5]元封二年（前107），汉廷又以李陵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5]进一步加强河西腹地的军事力量。将屯兵的特点是面对紧急情况反应迅速，作战能力强，是河西路安全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卫戍力量。

移民屯田。为改变河西地广人稀的局面，汉朝将移民实边作为迅速增强该地人口力量、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并从内地征发大批戍卒，集中到令居、番和、酒泉和敦煌等地开展军事屯田。由于河西地处汉匈军事斗争的前沿，他们身兼农、兵两种身份和职责，均是自带粮秣的战士，从兵力、经济上保证了汉朝对匈奴长期军事斗争的需要。

新设酒泉郡。随着河西路建设步伐的推进，处于交通枢纽的酒泉逐渐成为河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汉政府及时在河西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遣官治民、部署防务，史载元封三、四年（前108、前107）间，[1]“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7]郡治禄福，管辖范围为整个河西。自此，河西正式纳入国家军事安全管理体系。

设置玉门关、阳关。元封四年（前107），“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5]汉朝势力前推到玉门，遂在玉门设关，并在其东南分设阳关，作为西域中道、南道的两个关口，派兵守备。两关之间，烽燧连绵，将河西西部门户即汉势力之末端纳入掌控范围。

至此，河西路的建设初见成效，但防务力量还非常薄弱，有得而复失的危险。

（二）发展阶段

武帝太初三年（前102），李广利兵出敦煌再伐大宛，匈奴为声援大宛，疯狂争夺河西路。“匈奴大入……行破坏光禄所筑城列亭障。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会任文击救，尽复失所得而去。”[5]匈奴南下所循的居延道、谷水道，即北部门户，此时还是汉势力尚未企及之地。汉朝遂以此为契机，在重兵投入的同时，增建北部塞防、开辟屯田新区、建立敦煌军事基地、在玉门关安置将屯兵、修建河西沟通西域的交通设施等， 在进一步提升河西防御能力的同时，进攻能力也得到相应的提高。

重兵投入。兵力的多寡在冷兵器时代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为保证再伐大宛的成功，汉朝“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至居延、休屠以卫酒泉”。[7]十八万戍甲卒以绝对的人员优势，一次性投放在河西，从千里之外的居延、休屠到河西腹地形成两道人防，极大地增强了河西军的战斗力。

修筑居延塞、休屠塞。居延道、谷水道沿线开阔，一马平川，防守不易。因而汉朝修建南起酒泉、沿弱水东北行与“光禄塞”连接于蒙古南境，向西南沿弱水、疏勒河抵敦煌境内玉门关，以及沿谷水从休屠城至休屠泽的塞防，将防御前沿推进到匈奴所在的蒙古高原，并以弱水沿线为中心，东西联动，阻挡匈奴的铁骑于千里之外，有力地加强了河西的战略防御纵深。

开辟居延、休屠屯田区。居延、休屠水草肥美，农业条件良好。汉朝在居延建成南北两个田官区“北部是甲渠塞、卅井塞和居延泽包围的居延屯田区，南部是肩水东西两部塞包围的骍马屯田区”。[11]“休屠戍田之卒不会少于全体戍田卒的三分之一”，[12]也是重要的经济重镇。农业经济的发展，为汉朝有力地控制两区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建立敦煌军事基地。敦煌作为汉朝西伐大宛的门户，也是匈奴极力争夺的要地，史书虽然对该地的建设情况语焉不详，但从太初三年（前102）李广利二伐大宛，在此集结6万兵力、14多万力畜的能力来看，敦煌已建成河西首个军事基地。从而一改初伐大宛时在西域孤立无援的被动局面，所至国家莫不迎军给食，屠轮台，灭郁成，围攻二师城，顺利拿下大宛，敦煌的作用功不可没。

在玉门关安置将屯兵。元封四年（前107）玉门关建成后，汉朝还在此安置将屯兵，《汉书•西域传》载：“汉军正任文将兵屯玉门关，为贰师后距。”[5]能够保护如此规模的粮草辎重，将屯兵数量无疑也是相当可观的。此处的将屯兵，与前述河西路初建阶段将屯兵保护河西路防务设施建设性质不同，他们是西征部队的护卫军，应是配合敦煌军事价值的提升而专设的。

修建河西通西域的交通设施。汉朝西伐大宛后，“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7]在敦煌设置酒泉都尉，重点负责敦煌以西至盐水的交通设施的修建，并在轮台安置屯田人员，加强对西域交通枢纽的控制，由此汉朝以敦煌为后盾，沿交通线将势力深入到西域腹地，基本上控制了西域南道和中道。

（三）成熟阶段

汉朝攻取大宛后，西域各国纷纷向汉，匈奴为避锋芒，遂将战线收缩至天山以北至蒙古高原区，欲集中兵力与汉朝争夺河西，以图东山再起。为此，汉朝在河西又采取建四郡、设属国、增关隘等措施，至东汉安帝永初年间，最终形成攻防并重的基本格局。

建立河西四郡。随着河西军事形势的变化，酒泉郡统辖整个河西已力不从心，迫切需要分郡设县。根据王宗维先生考证，太初三、四年间从酒泉郡分设张掖郡，太初四年至天汉元年间设敦煌郡，地节元年、二年间设武威郡，[1]至此河西四郡全部建起。四郡在河西的设置，在空间上遵循了从中间到两端分置的过程，四郡职能的细化表明汉朝对河西控制力的逐步增强。而且四郡之间首尾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3]而所辖县城大都是屯田区，粮食充足，兵卒善斗。史书中的“出酒泉”“出张掖”“出居延”“出敦煌”，就是以出发地所在的郡县为经济和军事依托，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较好地满足了汉朝对河西的军事战略要求。

设立张掖属国、张掖居延属国和酒泉属国。在汉匈长期的军事斗争中，诸“夷”在驾驭、牵制、抗衡和打击匈奴中的优势备受关注。[13]武帝天汉至太始年间（前100-前93）汉朝在河西首设张掖属国，安帝永初年间增设张掖居延属国、酒泉属国，[1]专门安置“蛮夷降者”。属国的吏民主要为匈奴或羌人，体健的成年男子被编为属国兵，在郡太守和属国都尉的率领下参与汉朝的对外争战。如宣帝元凤三年（前78），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败进犯张掖的匈奴右贤王、犁汙王部。

安帝延光二年（123），敦煌太守张珰上书，建议派遣酒泉属国吏士出击蒲类海一带的匈奴呼衍王部。[3]属国兵是河西边防力量的重要补充。

增置金关、悬索关。宣帝地节三年（前67 ），汉匈车师之争，为防止匈奴攻打河西乱我后方，汉朝在弱水南端，肩水东、西部两塞的北部交汇处增置金关；安帝永初元年（107），西域反叛，河西告急，汉朝又在弱水北端、居延县南端再置悬索关。[14]至此，从太初三年（前102）始的长达200余年的经营，使弱水两岸关隘重重，烽燧延绵，固若金汤。

三、汉朝以河西为基地的北伐和西征

汉朝在河西的军事部署呈现显著的特点：汉军主力屯于敦煌、酒泉、居延等地以逸待劳，敌人来攻时，伺机而动；主动出击时，采取与其他方向主力配合或单独作战的方式，牵制匈奴援兵或寻歼匈奴主力。两汉时期，鉴于汉朝主攻方向和战略目标的不同，采取的战略战术也有差异。

（一）在河西驻兵设防

汉朝驻扎在河西的边防军，主要由边郡兵、将屯兵、屯田兵、属国兵、募兵、谪卒及弛刑徒组成，[15]形成一种多层次的武装力量防御体系。

当匈奴来攻时，即使突破防线或趁隙而入，如武帝太初三年（前102）、武帝征和三年（前90）和宣帝元凤三年（前78）的匈奴入侵，边防军利用河西有利的地形、水文条件和防御措施，就能打退敌人的进攻，使对方难有所获。

两汉之际中原纷乱，羌人各部争相“寇金城、陇西”，[3]阻断河西路的交通，导致河西孤悬于外，成为匈奴和羌人频繁侵掠之地。在中原力量势不及此的情况下，保据河西的窦融率众“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遇有“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3]

东汉永平年间“北虏乃协诸国共寇河西郡县，城门尽闭”，位于河西最西端的敦煌尤甚。元初六年（119），迫于北匈奴与车师对河西频繁寇掠，邓太后“令置护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复部营兵三百人”，[3]将河西、西域的军政中心统一设在敦煌，并以出屯楼兰、柳中的力量互为犄角，最终消除了北匈奴对河西的威胁。

（二）以河西为基地主动出击

元狩四年（前119 ）汉匈漠北之战后，匈奴主力远退至浚稽山、涿邪山地区，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如果派一支大军，远涉大漠寻找战机，无异于羊入虎口，易受到匈奴的围攻。河西与关中北部军事重镇朔方、五原、定襄等郡，对匈奴所在区域形成东西夹击之势，而且多路出击能够最大限度地分散匈奴兵力，便于各个击破。

所以西汉时期凡大规模远程作战，至少有一路大军出自河西。但河西为新辟之地，相较关中北部边郡，其军事征伐能力明显不足，因而河西军主要作为侧师牵制匈奴援军，保护主攻方向的顺利推进，对稳定整个战局起重要的支撑作用。如天汉四年（前97）汉朝发动的余吾水之战，分别从朔方、五原、雁门、居延出兵，征和四年（前89）的燕然山之战，分别从五原、西河、酒泉三地出兵，均是采取此种战略战术。值得注意的是，汉匈余吾水之战中，兵出居延的陆博德军还承担主力李广利军的给养供应、兵力补充和及时掩护主力撤出等重任。另外，由于匈奴右贤王部占据车师、蒲类海一带，汉朝兵出河西牵制他们，等于斩断匈奴单于的右臂，使其单臂（左臂）作战，战斗力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如武帝天汉二年（前99）李广利兵出酒泉击右贤王的天山之战、宣帝本始二年（前72）河西军联合乌孙共击匈奴的蒲类海之战，均是如此。

从史实来看，虽然实战中存在各路大军协调作战能力不足，作战方式僵化，作战线路少变等问题，离预期的战略目标有一定的差距，但汉朝的频繁出击使匈奴疲于战备，打乱了其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状态，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其与汉朝对抗的能力。

东汉前中期汉匈争战的地点主要集中在车师、伊吾、蒲类海一带，敦煌、酒泉、居延三地呈扇形正对该区域。河西的地缘优势及日趋完善的攻防能力，使得东汉政府改变西汉时多以河西军为偏师，协助关中北部诸郡联合作战的模式，代之以河西军单边重兵作战，或由关中北部诸郡起配合和协助的模式。如明帝永平十六年（73），窦固与耿忠率一万二千骑担任主攻兵出酒泉塞，攻打天山以北的北匈奴呼衍王部，另三路大军分别兵出高阙塞、平城塞和居延塞，作为偏师阻击匈奴主力援助，[3]协助窦固收复伊吾。章帝“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车师于交河城”，[3]首开河西军独立承担对匈奴作战的先例且获得成功，此后该战术被汉朝反复运用。和帝永元三年（91），左校尉耿秉率精骑八百出居延塞，大败北匈奴于金微山。值得注意的是，永元元年（89），“宪与秉各将四千骑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万骑出朔方鸡鹿塞，南单于屯屠河，将万余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稒）阳塞，皆会涿邪山。”[3]表面上看，此次河西军并未参战，但由于匈奴习惯于汉军的作战常规，对这次大战缺乏应变措施，盲目将可能来自河西的进攻作为防御重点，导致北单于孤立无援，难敌汉朝三路大军而溃败，可以看做是汉朝河西战略的灵活运用。

自安帝始王朝式微，西域一度反叛。元初六年（119），为复取西域，汉朝以敦煌作为与匈奴争战的桥头堡。延光二年（123），又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出屯柳中，依托敦煌在西域左突右冲。顺帝永建二年（127），“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皆来服从”。[3]阳嘉元年（132），敦煌太守徐由“遣疏勒王臣盘发二万人击于阗，破之，……更立兴宗人成国为拘弥王而还。”[3]逐步扭转了汉朝在西域的困境。桓帝元嘉元年（151），“敦煌太守司马达将敦煌、酒泉、张掖属国吏士……出塞至蒲类海，呼衍王闻而引去。”[3]在汉政府力不所及的情况下，河西依然引导和掌握着汉朝对匈奴作战的走向。

四、河西军事价值的演变规律及成因

河西在汉匈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其重要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之中，呈现出由低到高、由高到低循环往复的阶段性特点，分析如下：

（一）汉初至武帝元狩二年（前206—前121）——低价值阶段

楚汉战争之际，匈奴趁机南下夺回秦时蒙恬所取的河南地，势力到达朝那、肤施一带。文帝时期，匈奴东征东胡，西击月氏，势力进一步西延至河西。由于直到武帝前期，汉匈推行“和亲”政策，边境稍安，虽然匈奴时有背约肆意南侵，但地点主要集中在关中西部的狄道、阿阳、萧关一带以及北部、东北部沿边诸郡。河西是匈奴军事战略格局中的一枚重要棋子，但对汉朝来说还是难以企及之地，其军事价值无从谈起。

（二）武帝元狩二年至宣帝末年（前121—前49）——高价值阶段

此阶段是汉匈战争全面爆发时段，也是河西军事战略价值首次达到高峰时期，共有13次较大规模的战事直接与河西有关，约占此阶段汉匈战事的81%。

西汉经过建国后60余年的发展，至武帝时期，国库充足，武力强盛，汉朝遂发动对匈奴的大规模打击，经过漠南、河南、漠北几次战役，匈奴大败，远退至浚稽山一带，欲依靠西域的力量与汉抗衡。元狩二年（前121）汉朝夺取战略要地河西，取得了进军西域、北伐匈奴的前沿阵地，经过一系列的经营，在有效提高其防御能力的基础上，多次从河西出兵塞外深入寻歼匈奴主力，或与其他方向主力配合夹击匈奴，战争的规模和频率都是比较大的。

宣帝时期，汉朝的战略目标主要集中在与匈奴争夺西域，本始二年（前72）、地节三年（前67）两次兵出河西进军西域，直接导致了神爵二年（前60）的匈奴日逐王降汉及日后的匈奴分裂。

（三）元帝至王莽始建国二年（前49—10）——低价值阶段

自汉元帝以来，特别是与呼韩邪单于和亲后，汉匈战争基本结束，汉匈关系进入友好发展时期，河西基本无战事。

（四）王莽始建国二年至明帝永平十五年（10—72）——低价值阶段

王莽贬斥匈奴的政策打破了宣元以来汉匈相对和平的局面，招致匈奴时有报复，但战事主要集中在雁门、朔方等距离汉都较近的北部边郡。两汉之际，中原内乱，河西孤悬，保据此地的大将军窦融“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3]率众加强防守，多次打退匈奴的入侵，但文献中并无汉军主动出击的战例。东汉建立之初，由于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内附，北匈奴“却地千里”，河西尚安。

（五）明帝中至安帝末年（73—125）——高价值阶段

东汉经过汉光武帝和明帝两代帝王的经营，百姓殷富，府库充实；南匈奴、乌桓、鲜卑等周边民族一心向汉，汉王朝已经具备了开疆拓土的内外部条件。面对北匈奴对河西“寇钞不息，边城昼闭”的情况，汉明帝决意效武帝故事兴兵讨伐，河西狼烟再起。战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五大战役，分别发生在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至十八年（75）间、汉和帝永元元年（89）至永元三年（91）间。汉朝联合羌胡骑兵，以河西为基地不断地北 伐和西征，河西的军事价值再次达到高峰，其中汉匈燕然山之战、金微山之战即发生于此时段。

（六）安帝末年至汉末（125—220）——低价值阶段

由于汉王朝后期国势不振，凉州残破，统治者经营西北的力度大减，虽在公元127年、129年、151年和170年以敦煌为基地，平复西域叛乱和击退北匈奴的进攻，但这一阶段主要以羌乱为主，兼有鲜卑、高句丽的侵扰以及频繁的农民起义贯穿始终。汉羌战事时常波及到河西及临近地区，汉匈战事则主要集中在关中北部的美稷、常山等地，汉朝基本上是采取收缩战线被动防御策略。

综上，两汉时期河西的军事价值呈现规律性变化的特点，究其原因，除地理因素外，还受王朝综合国力、对外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国力强盛时，统治者有着对外征伐的物质基础，河西作为汉匈对峙的军事前沿，战事频繁，军事价值自然就高；反之国力衰退之时，国内矛盾激化，统治者无暇西顾，河西的军事价值则相应地降低。另外，在一些特殊的历史阶段，统治者如果能审时度势推行正确的外交政策，将汉匈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双方发展相对宽松友好的关系，发生在河西的战事就少，反之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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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原文载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43卷，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