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斯林格，内蒙古社科院俄罗斯与蒙古国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原刊于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 编《朔方论丛》（第三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3年。

蒙古高原是内陆亚洲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里地域辽阔，历史悠久，不同时代考古遗迹特别丰富。由于蒙古高原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缺少文字记载，因此考古遗迹的发掘和研究，对于揭示内陆亚洲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和独具特色的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蒙古国独立后特别重视考古学的研究。1921年11月9日，蒙古科学院的前身典籍院成立，内设有历史研究室，开始独自或与前苏联学者合作，着手蒙古地区考古遗迹的调查、登记和考古研究工作。

1924~1925年，苏联学者科兹洛夫领导的蒙藏考察队对蒙古诺彦乌拉匈奴贵族墓葬的发掘工作，以及1923~1930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安德鲁斯等在蒙古南部进行的4次田野考察，对初创时期的蒙古考古学产生积极的促进和示范作用，并为其奠定良好的基础。1935年，策温·扎木查拉诺在《新鉴》刊物上发表《蒙古考古学研究》一文，成为蒙古学者在考古学领域的开山之作。1935~1939年期间，蒙古科学院设立了地方研究局，并向各地派驻自己的代表和通讯员，专门收集各地的历史考古信息和资料。

1941年，蒙古学者赫·普日赖（1911~1982）根据本人调查和收集的考古信息，以及自18世纪以来俄罗斯学者记录整理的蒙古地区考古资料，开始编撰《蒙古人民共和国考古录》，并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完成，成为蒙古考古学方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工具书。期间，他于1942年在蒙古中央省发掘了几处古代遗址，并发表了研究报告。这是蒙古本国学者首次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从而，赫·普日赖成为蒙古的考古学之父。1947年，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ѕ•吉谢列夫撰写“远古时期的蒙古地区”一文，对1922~1946年期间蒙古的考古情况进行概述。1948~1949年，他和蒙古学者Х•普日来领导的蒙苏历史民族学考察队，对哈剌和林、哈日巴拉嘎斯遗址进行发掘，使蒙古的考古学研究得到迅速提升，培养和锻炼了本国考古队伍，涌现出一批后来成为蒙古国考古学中坚的年轻学者。

1950年代后，在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接受考古学教育的蒙古学者或独自，或与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合作，开展多项专题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为揭示远古和古代、中世纪的蒙古地区历史面貌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蒙古国考古学和民族学分别拥有了自己独立学科地位。此前，它们一直属于历史学的分支学科。1967~1989年，蒙古与苏联历史文化联合考察队在蒙古展开长达20年的有关古代和中世纪考古、历史、民族方面的考察、研究工作，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蒙古考古事业的发展。通过这一时期的田野考察和发掘工作，发现大量属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早期，以及与匈奴、突厥、回鹘、契丹、蒙古人有关的聚落、墓葬、鹿石、石像、石碑、岩画、铭文等，基本搞清蒙古地区何时出现人类活动，蒙古石器时代的经济、物质精神文化的特点及其与其它地区同一时期文化之间的关系，蒙古地区农业和畜牧业产生的具体年代等问题，并以考古资料证实，中石器时代这里的原始居民通过“人类大迁徙”深入北美大陆，为中亚和北亚广阔地域内的民族分布作出了贡献。

1990年以后，随着蒙古国的对外开放，蒙古考古学界与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法国、德国、匈牙利、土耳其、比利时、意大利、摩纳哥、哈萨克斯坦等国相关研究机构和高校展开合作，开展多项考古发掘和考察活动。如：

1990~1994年期间，为寻找成吉思汗陵寝蒙古与日本联合实施的“三河”田野考察项目，在鄂嫩、图拉、克鲁伦河三河流域发现属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近4000处遗址和墓葬；在中央省和肯特省发现近2300处古代遗迹，出版了两卷研究成果；

1992~1996年，蒙古与韩国学者合作实施“东蒙古”项目，就蒙古人与朝鲜人的渊源，语言、文化的共同性等进行考察和研究，并以朝鲜文、蒙古文、英文出版五卷研究成果和报告。

1998年，随着蒙古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将隶属于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考古研究室提升为考古研究中心。2002年又将该中心扩建为考古研究所。所内设有石器研究部、青铜和铁器早期研究部、匈奴研究部、中世纪考古部、人类学部、民族考古学实验室，以及博物馆、图书馆、手稿库等机构，拥有员工33人[①]。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蒙古考古学界与国外合作，共组织了70多项考古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新发现了大量古代文物古迹，为蒙古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考古依据和实证。近年来，蒙古学者先后编辑出版《蒙古境内历史文化遗迹》（1999）、《蒙古考古学》（2002）、《蒙古科学· 考古学卷》（2007）等专著，对上个世纪蒙古考古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考古考察和研究，蒙古学界得出如下的结论和观点：

·蒙古地区75~80万年前即有人类活动，是人类发源地之一；

·公元前15000—公元前7000年间蒙古地区完成了家畜驯养，蒙古地区是世界三大畜牧业发源地之一；

·匈奴人是蒙古人的祖先，蒙古是以蒙古人为主体包括相关民族组成的国家[②]。

在蒙古考古事业的发展进程中，涌现出诸如：赫·普日赖、策·道尔吉苏伦（1923~1994）、讷·色日-奥德扎布（1923~990）、德·纳旺、德·策温道尔吉、德·道尔吉（1936~1991）、德·巴雅尔等著名考古学家和一系列有分量的成果。现分专题简述如下。

一、石器时代考古

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随着蒙古本民族考古队伍的形成，开始对石器时代遗址和废墟进行考察和发掘。1952~1955年，赫·普日赖、О•那木囊道尔吉、策·道尔吉苏伦等学者分别在肯特省巴彦蒙赫县、巴特希雷特县，科布多省乌音其县、色楞格省英格特陶勒盖、戈壁阿尔泰省拜塔格博格达，巴彦洪戈尔省巴查干县、包格德县、呼和毛里特县，以及后杭盖省惠特塔米尔河发现大量石器和一些人类活动遗迹。策·道尔吉苏伦将它们予以刊布，并认为大多属于旧石器时代。

1960~1966年，蒙古与苏联石器考察队在蒙古全境进行考察，在阿尔泰山脉、塔米尔河流域、巴彦洪戈尔省、乌兰巴托市附近、后杭盖省、南戈壁省等多处发现属于旧时期时代中期、晚期，以及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遗迹。其中，在南戈壁省敖仓玛尼特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石器，与欧洲、亚洲、非洲同一时期的石器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后杭盖省鄂尔浑河流域毛莱特阿木石器遗址的发掘显示，该遗址在中亚、北亚、东亚都是少见和珍贵的。

1967~1969年，以А•Р•奥克拉德尼科夫、Д•道尔吉为首的蒙古石器考古队在蒙古东部的东方省、东戈壁省、苏赫巴托省发现属于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时代的数十个遗址和聚落。其中，在中戈壁省古尔班赛汗县雅尔哈山附近发现在中央亚石器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制造场。从1969年开始，蒙古与前苏联专家组成历史文化联合考察队，在石器时代考古、青铜和铁器早期考古、古代城镇考古、匈奴考古等几个领域进行了合作研究和考察。

1983~1989年，蒙苏考古队在巴彦乌列盖省、科布多省、戈壁阿尔泰省、前杭盖省、巴彦洪戈尔等省300多处地方发现大量石器，并对他们的形状、制作方法及年代进行研究，刊布一系列成果。1987年，蒙苏石器田野考察队在巴彦洪格尔省巴彦立克县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查干阿贵，出土大量各种类型的石器工具。根据1995~1998年蒙古、俄罗斯、美国联合石器考察队的再次发掘，并采用考古学、地质学和古植物学的方法鉴定，这里被确定为迄今发现的蒙古境内人类活动的最早遗迹，距今约75万年。

1990~1993年，蒙古与日本“三河项目”田野考察队在肯特山支脉、克尔伦河、鄂嫩河流域新发现几处石器时代遗址，采集到大量石器，其中有相当部分属于旧石器时代。1993~1995年，蒙古与韩国“东蒙古项目”联合田野考察队在肯特省臣赫尔曼德勒县、苏赫巴托省达里干噶县进行考察和试掘，发现大量石器。1995~2000年，蒙古与俄罗斯、美国学者合作开展了“蒙古石器”项目的考察和研究，在蒙古国巴彦洪格尔、戈壁阿尔泰、阿尔泰南麓和北麓进行了考察和发掘工作，发现大量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以及石器制造场，于1995~1997年期间，用俄、蒙、英三种文字出版三卷《俄蒙美三国考古研究报告》，刊布蒙古石器时代重要考古发现——查干阿贵、査希尔特谷地、查干哈勒嘎阿贵、齐恒阿贵、萨利腾阿贵等遗址的相关研究成果。其中，位于前杭盖和南戈壁省交界的査希尔特谷地占地近1万平米，地表上密集散落着属于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时代的遗存，被视为亚洲乃至世界石器研究的重要宝库。

通过上述项目的实施，蒙苏学者在蒙古国境内发现阿日兹博格达、阿日善哈达、毛依勒特阿木、查干阿贵等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东、西海日汗乌拉等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以及诺日布林、塔木斯克布拉格等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确定了蒙古石器时代的演化序列和历史年代，并将它们与邻国及其它国家同一时期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出版和发表一些重要成果。

Д·道尔吉所著《东蒙古的新石器时代》（1971）一书，对蒙古东部肯特、东方、苏赫巴托、东戈壁等省发现的新石器文物进行研究，分析它们的制作方法、发展阶段，总结了新石器时代中亚各民族在发展方面的共同性，并探讨了当时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精神生活，以及东蒙古和“塔木斯克宝勒格”文化的地域性特点。他与Д•策温道尔吉合著的另一专著《蒙古的石器时代》（乌兰巴托，1978；新西伯利亚，1990），对蒙古石器时代的基本分期、发展规律等进行探讨，提出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蒙古地区既有人类活动，并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石器文化的观点。此外，他还撰写《东蒙古的新石器时代墓葬》（《科学院通讯》，1969年第3期）、《东蒙古的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和聚落》（《科学院通讯》，1989年第3期）等学术论文，对先前蒙古地区尚未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墓葬进行研究和探讨。Д·道尔吉、Д·策温道尔吉合著《蒙古的新石器时代》（1978）一书，根据蒙古10处地方发现的考古资料，探讨了蒙古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Д·策温道尔吉根据考古资料还编撰《蒙古原始社会的艺术》（1983）和《蒙古古代艺术史》（1998）等专著。1990年，蒙古与苏联学者合作编辑出版《蒙古阿尔泰的旧石器和新石器》一书。该书对蒙古国阿尔泰山脉，以及巴彦乌列盖省、科布多省、戈壁阿尔泰省200多处地方发现的石器进行了研究，探讨它们的制作方法及所属年代，反映蒙古西部地区石器考古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是一部有分量的著作。

二、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考古

蒙古境内属于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遗迹主要有鹿石、方型墓、乞尔吉斯墓、岩画等。作为蒙古高原古代先民遗留的这些文化遗迹，在蒙古境内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对于它们的考察和研究，是蒙古考古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自19世纪末外国学者和旅行家在蒙古发现鹿石以来，经过上个世纪蒙古和国外学者的考察，迄今这里已发现550多块鹿石（全世界共发现近700个），成为名副其实的鹿石的故乡和发源地。蒙古学者认为，鹿石最初在青铜时代中期产生于蒙古中部，铁器时代早期广泛分布在蒙古地区，之后扩散到现今图瓦、外贝加尔，以及哈萨克斯坦、中亚、奥伦堡省、北高加索、易北河流域。蒙古境内主要分布在前杭盖、后杭盖、扎布汗、巴彦洪戈尔、布勒干、戈壁阿尔泰、中央、色楞格、库苏古尔、科布多、乌布斯、巴彦乌列盖，特别在杭盖、肯特山地区较为多见。虽然一些学者认为鹿石与方形墓属于同一历史时期，但根据方形墓构造中多有利用鹿石的现象，蒙古学者认为两者在年代、文化族属及渊源方面有所区别。[③]Н·色日-奥德扎布、Д·策温道尔吉等对蒙古境内发现的鹿石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不少成果。如：Д·纳旺撰《鹿石及其形制》（1969）、Д·策温道尔吉撰《蒙古境内发现的一些鹿石》（《考古研究》T7F13， 1978）、С•巴特额尔德尼撰《鹿石及其类型》（1997）等，为蒙古的鹿石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Д·策温道尔吉撰写的《蒙古古代艺术史》（1999），刊布了作者本人在蒙古十几个省60多处地方发现的数千幅岩画和近百个鹿石，以及近70件装饰艺术品，推断了它们所属的时期和年代。B·B·沃尔科夫在对蒙古地区的鹿石进行多年研究的基础上，编著《蒙古鹿石》一书（乌兰巴托，1981）。

20世纪蒙古境内共发现近500座方型墓，被蒙古考古学界视为是青铜时期典型的考古遗迹，主要分布在中央省、前杭盖省、中戈壁省、肯特省、布勒干省、苏赫巴托省、东方省。1950~1960年，蒙古学者在国内进行大规模考古调查期间，发掘不少方型墓。经过研究认为它们属于公元前7~公元前5世纪[④]。1966~1975年，Х•普日来在原蒙古人故乡三河流域考察期间，从此处的一些方形墓中发现制作粗糙的石人碑，就此撰写有关石人的起源及发展方面的论文。1971年，蒙苏历史文化联合考察队在前杭盖省巴特额勒吉县发掘几座方形墓，1976年，在后杭盖省又发掘4座方形墓。1976~1983年，在肯特省木伦县、巴彦特县，东戈壁省阿勒坦希雷县、南戈壁省巴彦敖包县、后杭盖省巴特臣格勒县、前杭盖省呼吉尔特县、朱伊勒县，布勒干省布雷杭盖县，中央省阿拉坦布拉格县发掘50余座方形墓，采集到不少诸如金耳环等首饰、陶器残片、骨器、牲畜骨头等物品。Д·纳旺著《东蒙古的青铜时代》（乌兰巴托，1975）一书，依据诸如方型墓、鹿石、岩画和青铜器等，对生活在当今蒙古国境内的古代先民的历史、文化、经济、风俗等进行研究，是蒙古学者在该领域研究的一部开创性成果。D·纳旺撰写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方型墓》（1982）一文，提出蒙古东部地区的方型墓属于公元前15~8世纪，早于贝加尔地区方型墓的观点。Н·色日-奥德扎布根据对方型墓的分布地区、形制、丧葬习俗、劳动工具、装饰品的研究，得出这是有别于该时期其它文化的独特文化的结论，并将其命名为“方型墓文化”。此外，他还编著有《蒙古青铜时代》（1966）、《蒙古古代史（考古）》（1970）等相关成果。

鹿石

蒙古地区还广泛分布着属于这一时期的典型遗迹——乞日吉苏尔墓。这是一种具有复杂结构和独具特色的大型石制墓葬。过去，学界对于它的所属时代存在意见分歧，近年开始基本认同属于青铜时代晚期的观点，几乎与方形墓同期并存。根据蒙古学者们的研究，它们属于公元前2000年末到公元前1000年的遗迹，共有30多种类型，主要分布在俄罗斯阿尔泰、图瓦共和国，以及从蒙古国西北、布里亚特南部和蒙古国东部的广大地区。此类墓葬少有文物出土，只有少量青铜时期的青铜器和陶器发现。蒙古国考古界对此类墓葬的发掘研究较少，成果不多。2003年，蒙古学者Д·额日登巴特的专著《蒙古的方型墓与乞日吉苏尔文化》出版，这是该领域较为全面、系统的最新成果。

在铁器时代考古方面，1972~1974年，1981~1982年，蒙古与苏联历史文化田野考察队先后在乌布斯省省会乌兰高木附近钱德门山发掘先前在蒙古境内尚未发现的分属四种类型的50余座墓葬，出土数百件生产工具、兵器和装饰品，将这里的文化命名为“钱德门文化”，不仅确定公元前7~前3世纪蒙古地区已进入铁器时代[⑤]，而且对研究当时的经济生活、社会制度、精神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从对墓葬出土的141颗人头颅的古人类学研究来看，虽然纯蒙古或纯欧罗巴人种较少，但大多属于这两者的过渡型。Д·策温道尔吉等学者撰写诸如《钱德门文化》（《考古研究》，1980）等系列论文，对该文化专门论述和阐释，探讨了当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认为当时位于蒙古西北的该地区，虽然总体上与中亚草原部落有着相似之处，但有着独立的地方文化特色。但是，该文化的分布迄今尚无定论。蒙古学者根据考古资料认为，从铁器时代早期起，蒙古地区不仅与中国北方和南西伯利亚地区发生了密切的物质文化联系，而且已具备自身独特的铁器文化[⑥]。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青铜时代考古方面，蒙古学者着力对布勒干省艾金河谷地遗迹进行发掘和研究，刊发和出版Д·额日登巴特著《青铜时代的武器》（1996）、З•巴特赛罕撰《蒙古青铜时代遗存的年代即民族学过程》（1996），以及《艾金河谷地考古遗迹》（2003）等成果。

三、古代民族考古

蒙古国古代民族的概念基本与我国学界所称的北方民族相同。主要包括历史上活动在蒙古高原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黠嘎斯、契丹等民族或部族。

匈奴时代的考古遗存在蒙古境内特别丰富，特别是其墓葬除巴彦乌列盖和东戈壁省之外，在蒙古其余各省70多处地方均有发现，数量达近4000座，故在蒙古考古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取得重要成果的领域。1924~1927年，苏联著名学者P·科兹洛夫对蒙古诺彦乌拉山匈奴贵族墓地的发掘，为蒙古匈奴考古的发轫奠定了基础。此次发掘被称之为20世纪重大考古发现之一。此后，自上个世纪50年代起，蒙古学者Х•普日来、Ц·道尔吉苏伦、Д·纳旺、Д·策温道尔吉等学者多年致力于匈奴考古事业，在蒙古发掘数十个匈奴墓地和数百座墓葬，确定了它们的年代、族属和文化属性,为该领域的学术研究作出突出贡献。其中，1952~1957年，Х•普日来在中央省巴彦吉日嘎郎县、蒙根毛里特县、额尔德尼县、肯特省扎尔嘎郎图县、德勒格尔汗县，乔巴山省查干敖包县、布勒干省布雷格杭爱县、南戈壁省瑙木贡县发掘一些匈奴墓葬，并陆续发表相关成果，否定“纯游牧人”这一观点。1954~1955年，Ц·道尔吉苏伦在中央省诺彦乌拉发掘近20座匈奴墓葬以及2座方型墓，在呼尼河谷地发现300多座匈奴坟冢，并发掘其中26座。他根据发掘资料撰写了《北匈奴的墓葬》（1956）、《北匈奴（考古研究）》（1961）、《诺彦乌拉山和呼尼河匈奴墓葬发掘报告（1954~1957）》（莫斯科，1962）等论著和研究报告。

1961~1988年，蒙古与匈牙利联合考古队乌兰巴托附近、中央省、后杭盖省、库苏古尔省、肯特省、中戈壁省、东戈壁省发现和发掘众多匈奴时期墓葬。此外，Ц·道尔吉苏伦、B·B·沃尔科夫等在科布多省莽汗县发现近60座匈奴坟冢，发掘其中两座。根据上述发掘资料，Д·策温道尔吉发表《关于匈奴考古的新发现》（新西伯利亚，1985）、《匈奴考古》（1987）、《莫林套勒盖墓发现的匈奴舌琴》（1990）、《匈奴的陶器》、《蒙古考古研究》（1994）等论文，在匈奴考古研究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1994~1999年，蒙古与法国联合考古队在布勒干省霍塔克温都尔县发掘78座匈奴墓葬，获得不少有价值的考古资料[⑦]。这是蒙古国对匈奴墓地的首次全面考古发掘。此次发掘不仅收集到匈奴殡葬礼仪的许多新信息，而且出土数百件诸如石质砚台、镶宝石金头饰、铁锅和青铜锅、陶器、牲畜用具、骨筷、铁质和骨质箭矢等珍贵文物，并收集到许多以人祭祀的证据。此外，首次从人骨提取基因资料，经分析该墓地属于几个家族墓地，且不仅与当今该地蒙古人的基因非常相近，而且与某些突厥部族的基因亦相近，证明匈奴是由多民族构成的帝国。[⑧]同年，Д·额尔登巴特等发表《新发现的匈奴时期的文物》（《考古学研究》，第19卷），2000年刊发《匈奴考古研究》（2000）,2001年与人合作发表《北匈奴贵族墓葬研究》等文章，介绍了匈奴考古方面的新进展和新发现。2000年，Д·纳旺编著《匈奴文化遗产》得以出版。2004年，Ц•图日巴特等发表《蒙古境内发现的匈奴墓葬研究状况和现状》一文，对相关情况进行较为详尽的介绍。蒙古考古界根据匈奴时代的考古发掘认为，匈奴是具有严密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并由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但是，其主体民族究竟是哪个，其文化在先前哪种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之后又怎样传承后世等问题迄今尚未得到解决。[⑨]

突厥时期的考古在蒙古国考古学中占有重要分量。自1950年代以来，Н·色日-奥德扎布、М·新讷呼等学者对鄂尔浑河谷地、翁金河流域和塔日雅特等地的数十处突厥古迹进行发掘和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在突厥、回鹘等民族的考古研究方面，蒙古境内碑铭是具有代表性和分布较广的考古遗存。1955年，Ц·道尔吉苏伦在乌布斯省发现鄂尔浑-叶尼塞文碑铭及回鹘文碑铭；1956年，在后杭盖省伊赫塔米尔县发现与公元6世纪早期突厥汗国历史相关的粟特文和梵文碑铭；1957年，在后杭盖省塔里亚特县发现鄂尔浑-叶尼塞文碑铭残部并予以刊布。1958年，蒙古与捷克联合考古队对位于后杭盖省和硕柴达木的阙特勤碑、祭祀庙等进行发掘和研究，除发现阙特勤石雕头颅外，还出土大量建筑材料、生活器皿、铁制品和石雕物件。1973~1978年，蒙古与苏联历史文化联合考察队对鄂尔浑碑文进行广泛考察，并撰写考察报告。此外，Б·仁钦撰《蒙古境内的石刻及碑铭》（1968），Х•普日来撰《蒙古东部的古代文字遗存》（1974），С•哈日卓拜撰《蒙古境内发现的突厥文碑铭》（1987），Л·宝勒德编著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突厥铭文》（1980）、《蒙古境内的石刻铭文》（1990）、Д•巴雅尔撰《蒙古西部新发现的古代文字遗存》（1990）等，均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此外，1996~1998年，蒙古和日本的学者合作开展“笔帖式”项目，对蒙古境内的蒙古文、卢尼文、粟特文、回鹘文、汉文碑刻进行了研究，并新发现12通碑铭，于1999年在东京出版了研究成果。近年，Ц·巴特图勒格等撰写了《蒙古卢尼文遗存》（2005）一书，是该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

蒙古地区发现的大量石人与突厥及蒙古人的历史文化关系密切。在这方面的主要发现和研究成果有：1967年，蒙古科学院历史所考古队在乌布斯、扎布汗省各县考察期间，新发现近60座突厥汗国时期的石人和碑铭，并予以刊布。1968年，蒙古科学院历史所考古队在巴彦乌列盖省阿尔泰山脉发现许多先前不为所知的考古遗迹，其中包括14座石人碑。Н·色日-奥德扎布撰写“古代突厥人”一文，就它们的年代和文化内涵进行阐释。1981~1983年，蒙古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专门组织了东蒙古石人考察队，并在先前已知的40多个石人的基础上，新发现近30座石人。Н·色日-奥德扎布根据对这些石人的研究发表《新发现的石人》（《科学院通讯》，1984年第4期）等文章。1989~1990年，Д·巴雅尔、Д·额尔敦巴特等在巴彦乌列盖省发现90座突厥时期的石人。两人通过对上述石人的研究，编著《蒙古阿尔泰的石人》（1999）一书。同年，Д·策温道尔吉、Б•恩和巴特等在乌布斯省考察期间，现地考察86座石人并进行相关记录。

1990年以来，蒙古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更是成果倍出。1990~1994年，蒙日联合“三河项目”考察队利用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卫星探测、地质物理学的方法进行综合考察 ，记录了蒙古地区石器时代至中世纪后期众多考古遗迹。其中包括涉及突厥早期时代的71座祭坛及一些石人。1994年起，蒙古、俄罗斯、美国联合考察队在实施《阿尔泰考古项目》期间，在蒙古阿尔泰山脉支脉希伯特海日汗山北坡，发现分属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古遗迹，包括突厥早期200余座祭坛（内含49个石人）。1997年，Д·巴雅尔对分布在蒙古后杭盖、前杭盖、巴彦红格尔、中央、布勒干省的近130座石人进行分析、研究，出版专著《蒙古族石人》（1995）、《蒙古中部的突厥石人》（1997）。上述成果介绍了蒙古的石人研究概况、蒙古境内石人的分布、石人的制作工艺和文化内涵等问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通过上述考古发掘和研究，蒙古学者认为蒙古高原是古代突厥文化的发源地，从而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截止20世纪末，蒙古国全境共发现不同类型的近500个石人，大多属于公元6~9世纪突厥时期，其余属于13~14世纪蒙古汗国时期。

契丹考古研究方面，因其遗存相对其它时期较少，所以这方面的成果也不多。在蒙古发现的契丹时期遗存主要是城镇遗址，据统计达10多处。Х·普日莱所著的《契丹人与蒙古人的关系》（1959）一书，论证了蒙古和契丹属于同源，并考证了契丹人在蒙古境内建造的城镇，是蒙古国契丹史研究方面的重要成就。此外，他还编撰《契丹国的两处城堡遗址》（1957）、《蒙古的契丹城镇与居址》（莫斯科，1962）等论著。1967~1968年，他在中戈壁省赛音察干县、肯特省巴特希雷特县发掘20余座墓葬，并得出它们均属于契丹墓葬的结论，继而撰写《契丹墓葬（发掘资料）》（《蒙古学研究》第9卷，1982年，英文版）等论文和报告，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近年来，А·奥其尔等学者发表了《哈剌布哈巴拉噶斯与图拉河谷地的契丹城镇》等成果，进一步推进了该领域的研究。

石人

四、蒙古帝国考古

1933~1934年，蒙古学者在杭盖山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并对哈剌和林古城进行初次发掘。此外，在和硕柴达木、查干苏木、巴伦库仑、哈剌巴拉噶斯、特莫胡珠、查干拜盛等地进行考察，绘制了考古发掘图。1948~1949年，蒙俄考古与民族学考察队在蒙古中部和东部地区开展工作，对蒙古帝国都城哈剌和林、古代回鹘城市奥日都巴黎克（哈剌巴拉噶斯），以及契丹古城哈腾高勒（青套勒盖巴拉噶斯）进行发掘。通过发掘，从哈剌和林城中心的商业、手工业区发现大量铁制品、陶器，以及反映商贸繁荣的实物，不仅以考古资料首次证实哈剌和林是大蒙古国的都城遗址和政治中心，并且也是当时的工商业中心。此外，在鄂尔浑河谷地发掘了多处古代坟冢，获得了许多珍贵的考古资料和遗物。1976~1980年，蒙古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对哈剌和林城内穆斯林墓地及蒙古人墓葬进行发掘和研究。证明当时这里有多宗教和多民族并存共生。当时在这里还出土一些刻有纹章的砖瓦，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1978~1985年，Н·色日-奥德扎布、Д·策温道尔吉、Д·巴雅尔、Б·恩和巴图等对哈剌和林再次进行小规模发掘，共发现52座穆斯林的墓葬，以及先前未曾发现的埃及法老面具、阿拉伯钱币、陶瓷器皿、建筑装饰材料和带铭文的石碑等。这些文物对于揭示当时该城的人口结构、宗教信仰，以及经济、文化和对外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995~1996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持下，蒙古与日本在保护和研究古代蒙古都城项目上进行合作，开展生态地质和考古学方面的研究，绘制哈剌和林城址详图，圈定了保护范围。1999年起，蒙古与德国合作实施《哈拉和林项目》，采用当今先进的科技手段，在保护和发掘这一古代都城方面迈出新步伐。迄今蒙古发现的最早蒙古人古代城镇为位于克尔伦河右岸的阿布日古巴拉嘎斯，建于12世纪，占地4.5平方公里。该城原由Х•普日来发现并研究。1990~1993年，蒙古与日本合作启动《三河项目》对该城进行后续研究。

自1950年代起，Х·普日莱开始致力于蒙古帝国时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特别注重与蒙古族族源相关的考古文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他与Ц·道尔吉苏伦等学者对分布蒙古境内各地的蒙古帝国时期的考古遗迹和坟冢进行研究，撰写和发表了众多学术论著。1953年，奥•那木囊道尔吉在库苏古尔省阿尔布拉格县发现蒙哥汗行宫及蒙哥汗碑。

关于中世纪蒙古人的墓冢考古，相对于其它考古领域开展较晚，且不够系统和深入。在这方面Х·普日来曾撰写《关于古代蒙古人的丧葬礼仪》（1956）；Х·拉哈瓦苏伦根据本国蒙古墓葬的发掘和研究撰《关于蒙古墓葬研究》（1987）、《11~13世纪的蒙古墓葬》（1989）；Д•纳旺撰《关于中世纪蒙古人丧葬礼仪研究》（1986）；Д•额日登巴特撰《蒙古阿尔泰的崖葬》（1996）等论文，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С•巴达木哈坦编著《成吉思汗：我长眠在此》（1997）, 就蒙日联合“三河项目”对成吉思汗陵的考察情况进行介绍。截止2005年，蒙古及国外考古学者在蒙古境内共发现中世纪蒙古石堆墓葬247座，山崖葬41座，[⑩]且大多属于平民墓葬，贵族墓葬甚少发现。从研究情况来看，多数仅限于前期考古报告或报道，少有遗址发掘图或附有出土文物。

此外，Д·巴雅尔对从蒙古中部和东部地区发现的数十个石人进行了认真分析和研究，根据它们的制作工艺和特点，确定它们是不同于突厥石人的蒙古石人，撰写《新发现的蒙古帝国时期的石人》（《科学院通讯》，1989年第1期）、《关于蒙古地区石人的年代问题》等大批成果，并出版《蒙古境内的石人》（1999）一书，将蒙古地区发现的石人装束与元代服饰进行比较，得出这些石人大多属13~14世纪的观点。1999年6月，А·奥其尔等在蒙古乌布斯省塔巴格沁乌兰发现回鹘体蒙古文桦树皮文书，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1999年以后，蒙古与德国合作开展了“哈剌和林”考古项目，对蒙古帝国都城哈剌和林遗址进一步进行发掘和考察工作，发现了大汗宫廷墙垣、地板的残迹以及烧制建材的窑炉。

五、岩画考古

上个世纪考古学者在蒙古境内发现分属于旧石器、新石器、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早期、匈奴、突厥、黠戛斯、古代蒙古时期的数百处岩画群。其中，大多属于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早期作品。它们对于研究蒙古远古直到中世纪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者们将蒙古青铜时代岩画主要分为赭石岩画和石刻岩画。其中，“色楞格”型赭石岩画是这一时期代表性岩画。

蒙古岩画考古起始于1948~1949年蒙苏联合历史文化考察项目。Х·普日赖、Д·道尔吉、Н·色日-奥德扎布、Д·策温道尔吉等学者对这些亚洲古代游牧民的文化遗产进行研究，认为蒙古地区与人类艺术最早产生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少数几个国家同样，在旧石器时代早期（20000~15000年）便产生艺术的地区之一[11]。1963年，Д·道尔吉撰写《蒙古青铜时代的岩画》一文，对蒙古地区的岩画进行初步分类。之后他与Э·А·诺夫戈罗多娃合著《蒙古岩画》（乌兰巴托，1975）一书，介绍在蒙古13省30处地方发现的岩画，并确定它们的年代和族属。Х·普日赖将蒙古阿尔善哈达发现的400多枚印符与蒙古其它19处地方发现的上千枚印符，以及亚欧草原游牧民族使用的数百枚印符进行比较研究，对蒙古民族的族源进行探讨，出版专著《印符与蒙古人的起源》（1976）一书。1979年，蒙苏历史文化联合考察队在科布多省曼汗县、额尔德尼布伦县，巴彦洪戈尔省扎尔嘎郎图县，戈壁阿尔泰省吞黑勒县等处发现岩画。其中，有据考证为旧石器时代的山羊头和两头牛拉犁耕地的珍贵图案。1981~1983年和1989年，Д·策温道尔吉分别在乌布斯省、库苏古尔省、扎布汗省、布勒干省等地发现大批岩画。他编撰的《蒙古原始社会的艺术》（1983）一书，对蒙古发现的石器、青铜器、铁器时代早期包括岩画在内的艺术类文物进行分类整理，分析了它们的特点。之后，他又先后编撰《蒙古岩画》（首尔，1998）、《蒙古古代艺术史》（1999）等重要成果，对自己发现和收集的属于旧石器晚期到公元前3世纪的数千幅岩画、近百座石人、70多件饰件进行研究，阐释了古代先民的审美观念和特点。

此外，Н·色日-奥德扎布著《巴彦立克岩画》（1987），Т·桑吉米特布著《蒙古岩画》（1995）等，均是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成果。1994~2001年，蒙古、美国、俄罗斯三国合作开展了“阿勒泰”研究项目。期间在蒙古阿勒泰地区发现大量岩画，并对它们进行研究，认为这些岩画无论在数量还是内容上，在亚洲发现的岩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进入新世纪后，蒙古国在岩画考古方面成果辈出，先后出版《扎布赫朗特海日汗岩画》（2004）、《毛勒尔陶勒盖岩画》（2004）、《中戈壁省德勒乌拉比鲁岩画》（2005）、《阿拉尔陶勒盖岩画》（2005）、《查干萨拉和巴嘎奥伊古勒岩画》（2005）等学术著作。

内蒙古·岩画

六、古代城镇考古

20世纪，蒙古考古学者独立或与国外学者合作，对境内属于古代高丽、突厥、回鹘、契丹以及蒙古帝国时期的古代城镇遗址进行考察和发掘，共计在蒙古境内发现涉及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7世纪的近300处城镇遗址或遗迹，并撰写和发表了一些成果。

1948~1949年，以С·Б·吉谢列夫和Х·普日赖为首的蒙古与苏联联合考察队对蒙古帝国都城哈剌和林首次进行考古发掘，搞清了该时期蒙古城市建筑的格局、结构和建筑材料，以及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东西方交流的情况。与此同时，他们还对回纥都城哈剌巴拉噶斯进行试掘，并发表相关成果[12]。1950年代以后，Х·普日赖对布勒干省达辛其楞县青陶勒盖巴拉噶斯、塔林乌兰巴拉噶斯、哈剌布哈巴拉噶斯，以及肯特省木伦县的宗赫日木、巴伦赫日木、东方省的克鲁伦巴尔斯、肯特省巴特希热特县沃格勒克沁赫日木等近10处古代城镇遗址进行发掘，并结合文献进行研究，发表相关成果。他所编著的《关于蒙古消失的古代城镇》（1956）、《城镇考古论集》（1959）、《蒙古古代和中世纪城镇史》（1961）、《蒙古建筑史遗迹》（1965）等成果，以丰富的考古资料证明，蒙古地区不仅是游牧经济的发源地，而且从两千多年前的匈奴时代起，这里就产生了城市，认为以游牧生活为主的蒙古地区城镇，与农业定居地区的城镇有着很大的不同和区别。1970年，由他领导的蒙苏历史文化联合考察队，在布勒干省达辛其楞县青陶勒盖巴拉噶斯发现数十份珍贵的桦树皮文书。其中包括16~17世纪喀尔喀四旗、六旗、七旗18次会盟制定的法律文书，并予以刊布。

自1990年代以来，Д•巴雅尔在蒙古地区古代城镇考古方面着力较勤，成果颇丰，先后撰写《关于高丽国的城镇》（1993）、《东蒙古的古代城镇》（1995）、《阿巴日古巴拉嘎斯》（1999）、《拜巴雷克城》（1999）、《巴伦合日木》（1999）、《宗合日木》（1999）、《蒙哥汗额尔楚城遗址》（1999）、《哈喇布哈巴拉嘎斯》（1999）、《妥欢特帖尔汗的巴尔斯城3》（1999）、《青陶勒盖巴拉嘎斯（1999）》，以及《大蒙古国都城哈拉和林考古研究》（2003）等重要论著，大部刊发在《蒙古国历史文化遗迹》（乌兰巴托，1999）一书。

此外，Д·麦达尔编撰的《蒙古考古与城镇建设》（1972）、《蒙古建筑》（1972）、《蒙古历史文化遗迹》（1981）、《蒙古建筑材料的生产和使用传统》（1989），Ж•沃勒吉著有《蒙古建筑艺术史》（1992）等，均是该领域较有分量的学术成果。

 克尔伦巴尔斯古城遗址 

陈晓雷 摄

注释：

[①]《蒙古国科学—考古学》，乌兰巴托，2007，第14页。

[②]吉·宝勒德巴特尔：《蒙古国历史编篡学：革新与方向（90年代以来）》，乌兰巴托，2008年。

[③]Д·策温道尔吉、У•额日登巴特：《蒙古国科学•考古学》，乌兰巴托，2007年，第46页。

[④]《蒙古国通史（第一卷）》，乌兰巴托，2003年，第21页。

[⑤]德·策温道尔吉：《公元前7~前3世纪的墓葬》，载《科学院通讯》，1973年第4期；《钱德门文化》，新西伯利亚，1978。

[⑥]《蒙古国科学（上）》，乌兰巴托，2000年，第74页。

[⑦]第74页；

[⑧]Д·策温道尔吉、У•额日登巴特：《蒙古国科学•考古学》，乌兰巴托，2007年，第68页。

[⑨]Д·策温道尔吉、У•额日登巴特：《蒙古国科学•考古学》，乌兰巴托，2007年，第72页；

[⑩]同上，第235页。

[11]德·额日敦巴特：《蒙法联合艾艮河考古队报告》，1997、1998、1999；《蒙古国科学（上）》，乌兰巴托，2000年，第75页。

[12]赫·普日赖：《关于古代蒙古消失的城镇》，乌兰巴托，1956年。

编 者 按：原文载于《东北利亚》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